他延聘了27位专家学者为筹备委员，草拟了大学区的组织大纲和各项章程，同时抓紧完成对各校的接收工作（参加接收江苏医科大学的4个人中的乐文照，后来成了张乃燕的妹夫），将原东南大学校址作为第四中大的校址暨大学本部所在地。张乃燕在学校的建制、办学方针、大学规程的制定、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著名教授的选聘、课程的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做了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在那个百废待举的时代，为中国的高等教育，谋划了新格局。当时办学经费不足，该校新建的漂亮的大礼堂，还是张乃燕向公私各方募捐30余万元才得以建成的。

 

    谁知这个新生的大学并不是个省油的灯，而好像是个“事件多发地段”，动不动就要出点事情的。首先是招生问题，因为这个大学是九所大学合并起来的，有本科也有专科，要统统作为中大的学生，就有一个在统一标准下的甄别问题，最初的招生工作就只好围绕甄别九校的学生为中心展开。对东南大学、上海商大、河海工大等七所院校的学生，经审查合格者，一律入学试读一学期，再行甄别，合格者即为中大学生。而对江苏医大、南京农校的学生则另区别对待。至于各校原有的特别生和附读生，则要补行入学考试。这样一来，一部分学生就不能升入中大了，思想情绪低落，致使不少学生失学在外，社会上对此自然有些不满的反应。这就需要制定出相对机动灵活的政策，随时调整工作方针，既要保证学校的生源质量，又要能息事宁人。这年9月1日由于战事，交通中断，该月没能上课，到10月7日才补行了开学典礼。9

    接着又发生了部队强占学校房子的事情，张乃燕亲自写信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状，要求立即将校舍发还学校。

    后来围绕学校的校名问题，又有好几个月不得安宁，学生们一会儿游行，一会儿罢课，竟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也令张乃燕非常头痛。实事求是地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这个校名是有些先天不足的，因为中山大学不止一处，不是教育圈内的人就很容易弄混，况且还有建设更多的中山大学的动议，如果增至二三十所中山大学，那就不知会出现何种混乱状况。于是在1928年2月29日，大学院（即###）大学委员会通过了更改校名的决定，并发布了165号训令，要求把第四中山大学依令更名为“江苏大学”。

    这项决定显然缺乏群众基础，即刻引起了师生们的不满，学生们尤其激动，立即成立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定校名请愿代表团”，代表们慷慨陈辞，上书大学院，认为江苏大学这个校名，“既不足以冠全国中心之学府，又不足以树首都声教之规模”，并详细陈述了改名江苏大学的四点失当之处，如：会使全国学术失其中心，不利于学校的发展等等。学生们还自说自话，恳请大学院收回成命，改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接着又历数了改名南京大学的几条好处……

    可是大学院怎么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呢？何况还有一个政府机构的面子问题，一时是放不下这个架子的，于是再次发令，依旧是改成江苏大学。学生们得悉后，群情哗然，尤其令学生们不能接受的是，大学院又作出决定：大学区大学均不必加“国立”二字，原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只称“江苏大学”就行了。这样更是火上浇油，学生们在体育馆召开大会，一致反对改名“江苏大学”。这回君子们要动手了，他们一起涌向学校大门口，居然把“江苏大学”的牌子拿了下来，一路游行，抬到大学院去“奉还”，以示抗议，宣称在达到目的之前，仍用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的校名。这就非常较真地跟大学院唱起了对台戏。

    问题是，张乃燕这位校长大人是位学者，他没想到情况会弄到如此麻烦的程度，简直无法收拾，学生们动辄汹涌如潮水。面对学生们的组团、摘牌、游行、抗议，他束手无策，不知该如何应对才好。或许他受西方民主的思想影响较多，根本不情愿前去制止学生。这样一来，###就必然一天天升级，竟至导致了罢课三天的严重局面。学生还把“江苏大学”的招牌抬到学生会，表示永不悬挂……张乃燕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上级领导自然对他就有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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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教育家、外交家、书画家张乃燕(3)

    最后，这场“校名风潮”一直闹到了国民政府，最终迫使大学院改变了原先的决定。经临时会议议决，最后作出了让步：“江苏大学改称中央大学，得加‘国立’二字。”1928年5月4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亲自到校宣布了这一决定，这场“校名风波”才告平息。5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对此案进行了复议，也作出了“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的决议。同时国民政府又任命吴稚晖为校长，无形中把张乃燕给晾在了一边。可是吴稚晖知道中大是个是非窝，根本不愿去，坚辞不就，张乃燕这个倒霉的校长就只好再当下去。

    在后来的几年中，办学仍是困难重重，有时候学校的办学经费莫名其妙地被削减。张乃燕不得不于1929年6月提出辞呈，但是国民政府不批准，还在指令中说：“该校长学识宏通，著有成绩，正宜继续努力，勉任其难，所请辞去本兼各职之处，应毋庸议。”直到1930年年底，###派朱家骅来接任，张乃燕才终于从火炉上下来了。10

    从化学专家到历史学家

    1935年5月，张乃燕从比利时大使任上辞职后，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丰富多彩的退休生活。他曾游历了36个国家500多座城市，11每到一处，总是把印有当地风貌的明信片寄回国内。据他的孙子张文嘉说，原先家中保存了数百张祖父寄自国外的明信片，非常好看，孩子们常拿出来玩，可惜“文革”中都被毁掉了。

    抗战爆发后他开始过隐居生活，在上海延安中路399号自建的一幢花园洋房里，以字画、文物、著述自娱。那是一处有着温室和小桥流水的花园，靠北是一栋三层洋房，张乃燕在其中有一间很阔气的书房，书橱中有一套私人藏书中很少见的全套大英百科全书，烫金精装，煌煌一排，非常气派。但是日本人进入租界后硬要租借他的房子，他们一家只好搬到上海新村住了好几年，抗战胜利后费了不少周折才得搬回。

    他的研究和著述从留学回国后不久就开始了，而且研究的面很广，所以在他的著作中，除了有《药用有机砒化学》（1921年）、《有机染料学》、《欧战中之军用化学》（1921年）外，还有《欧洲大战史》（1929年）、《世界大战全史》（1923年）、《罗马史》（1929年）、《希腊史》、《芸庐历史丛书》、《国际条约大全》等，似乎是化学专家兼军事家和历史学家了。

    他在《世界大战全史》的序言中说：“世界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年，乃予赴欧之后一年；世界大战结束之年，乃予回国之前一年；故大战始末予得窥其全貌焉。予先后留学英国三年，法一年，瑞士三年；予所研究者为化学，暇则涉猎彼国史乘，以偿予夙好。”说明对历史的关注是他一向的业余爱好。有意思的是，他写世界大战史所使用的资料，有很多是他在这场战争期间刻意收集来的各地战报，经他按时间编纂，蔚成巨编。在瑞士的时候，他还收集到“同盟国”和“协约国”及中立各国的各种书报，以求能全面地分析问题。然而他还担心自己所见不广，判断不真，在大战停战并签定和约之后，他立马奔赴西部战场，到现场考察当时的情况（可惜当时所拍摄的现场照片未能保存下来，均毁于十年浩劫）。这种不辞劳苦地到实地去查访、考证的治学态度，尤为难得，的确是张家人勇敢和执著精神的延续。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打响时，很多留学生都打点行装回国了，张家也有人来信劝他回家。但是其父张弁群不允许，他力排众议，主张只要还有地方可以读书，就应当在当地把书读好，并且一再写信给他，谆谆告诫，一定要毕业才能返回。知其子莫如其父，果真，张乃燕辗转各方，不仅完成了学业，还收集了大量战争史料，使得他的《世界大战全史》这部巨著，除了文字，还以翔实的资料和众多的战争形势图著称。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1)

    “肥皂箱上的演说家”

    1924年春天，原先一向是爷儿们撑世面的西藏路大庆里张家，一下子变得像个女性世界，一群天仙般的青春少女突然“从天而降”。她们整天叽叽喳喳，情绪非常激动，常常在一起严肃而紧张地讨论国家大事，诸如街头流浪儿的收留问题、公共场所的卫生问题、吸毒问题、黄包车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安全保障问题等等。在别人看来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情，她们却在大惊小怪，不能容忍，像是发现了中国非常了不得的社会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需要呼吁国家立即拿出办法来。她们时而唇枪舌剑，时而引经据典，有时一起涌向他们的父辈，一本正经地向大人们讨说法，甚至还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一样发动民众……

    原来这是张静江的五朵金花回来了。

    这五朵金花是张静江的前妻姚蕙生的五个小姐：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菁英。她们从小生活在法国和美国，初回上海，对中国的一切都是用西方的眼光来衡量，于是有许多地方弄不懂。他们又继承了父亲政治情绪热烈的感情细胞，于是遇到社会问题就不肯轻易罢休。

    但这还仅仅是张家的半个花的世界。后来张静江的继配夫人朱逸民又为他生了五朵金花，即乃琪、乃恒、乃理、乃琛、乃珣，组成了十朵金花的可观阵容。另外，据张静江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先生撰写的回忆录说，老张在元配夫人姚蕙去世，继配夫人朱逸民尚未“来归”的“真空时期”，还曾与一女子生下一个女儿，只是这个女儿后来随其母离开了张家，一般人就不记得她了。然而后来的朱逸民夫人还是念记她的。若干年后老太爷逝世，大家庭分遗产的时候，这位不知名的小姐也分到一份，是后五朵金花中的老大张乃琪送去的。可见，她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保持着联系。当然，张静江家不全是小姐，还有两个公子，即张乃昌和张乃荣，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生的。

    姚蕙夫人生的几位小姐从小跟父母来到了法国巴黎（菁英是出生在巴黎的），因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最初就设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安全计，他们全家移居美国。小姐们从小学弹钢琴，进当地最好的学校念书，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社区文化活动，接受了西方的人文观念，对西方的音乐、舞蹈、美术都有很好的感悟，对美丽的服装尤其感兴趣。她们常常会弄来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布，几个人你拉我扯地在身上左缠右缠，或者左边抓一把，右边打个结，稍微一摆弄，就做出了时装模特儿的效果。弹钢琴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她们坐在钢琴旁边随便切磋一会儿，手下就会流出属于自己的欢快乐曲。

    父母对她们非常关爱，一旦哪个生了病，当父母的总是焦虑不安，不仅仅是像一般的父母那样，设法找来有经验的医生为之诊疗，还想方设法派人带孩子去海边城市疗养（现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百多张张静江夫妇及他们的随员在巴黎时期的明信片，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为孩子治病和疗养的）。他们总是设法给小姐们最大的温暖和最好的教育。1如果不是她们的母亲不幸去世（姚蕙与孩子们在纽约一个公园里散步时，不幸被树上掉下来的枯枝砸中，脑溢血而去世），或许她们就一直在美国生活下去了。但是张静江那时已从单纯地为革命提供经费、间接地参加革命，发展为直接投身革命活动了，因而多数时间在国内活动，于是五个小姐就由她们的舅舅姚叔莱夫妇带领，回到上海。

    令她们的父亲感到意外的是，整天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似乎弱不禁风的女儿们，一旦回到国内，突然一个个都成了女革命家。她们中最小的菁英才12岁，最大的蕊英也才20岁出头，与她们的后母年龄差不多。芸英和荔英刚高中毕业，不到20岁，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龄。

    她们凭着在西方的见识，对国内诸多落后情况，诸如男女不平等、劳动者太贫困、鸦片铺到处都是、街上乞儿成群……非常惊讶，非常不满，没想到自己的国家竟是这样，总之样样看不惯，样样都不好。她们没有采取冷眼旁观和鄙视的态度，而是像她们的父亲年轻时一样，怀有一颗耿直而率真的心，看不惯就要喷发出来，宁可献身其中。于是她们就像在美国看到的街头演说家一样，也尝试着走上街头，呼吁男女平等，呼吁耕者有其田，抨击时弊，号召革命。她们一激动起来，就会拖出个肥皂箱子（那时的洗衣肥皂是用木条制成的箱子包装的），手持一个纸卷做成的喇叭筒，踩上箱子登高一呼，就宣布革命了。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2)

    那时只要不涉及政权和具体人物，泛泛地宣传社会革命是非常光彩照人的，与西风东渐带来的新思想、新科技、新方法几乎同义，号召性很强，所以她们的演说竟也获得了些许支持者。自然，这种呼吁的作用是很微弱的，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时间长了，她们竟获得了一个“肥皂箱上的演说家”的雅号。

    可惜小姐们只知道批评社会的阴暗面，至于这些阴暗面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如何才能使国家光明起来、强大起来，却不清楚，也拿不出救世良方，这种宣传也就不会持久。其实不要说她们，就是她们的父辈，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不也是被这难求的“救世良方”难为了一辈子吗？但是显而易见，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以及其父早期的社会改革的思想倾向，在她们的脑海里早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尤其是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不违心地屈从别人，这种个性想必也是令她们的父亲大为惊讶的。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上，政治上亦是如此。若干年之后，当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内部出现宁汉分裂的严重局面时，张静江是蒋介石的铁哥儿们，支持南京，力主“清党”，与武汉政府的宋庆龄、胡汉民、居正、陈友仁等绝然对立；而他的五朵金花，这时候却无一例外地站在了武汉方面，支持了宋庆龄！她们中凡是后来留在大陆的，都与宋庆龄保持了联系。张荔英还嫁给了陈友仁先生。这大概都是张老太爷所没有想到的。但是张家老太爷讲民主，从不压制孩子们的意见，从不强加于人，而是尊重她们的意见和选择，所以父女间的关系永远是亲切美好的。在女儿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老爸总是设法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尽管小姐们思想“冒进”，然而毕竟一个个长得亭亭玉立，热情大方，讨人喜欢，一身好看的西式服装总会牵动众多羡慕的眼光。

    1924年的蒋介石夫人陈洁如是张家的常客，她也为小姐们的美丽和活力而感到震惊。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里曾这样描述初到上海的张家小姐：“五位可爱的女儿，每位都穿着齐整，显得聪明、帅气而迷人。她们一起回家来与她们的父亲与后母同住。她们不像普通小姐，而都曾先在法国，然后在美国接受教育。在我看来，她们简直就是摩登的极致。我对她们那种自然爽朗的神气、潇洒大方的仪态及雅致的服装，尤其印象深刻。她们真的不同于上海一般姑娘，我认为她们棒极了！”2

    陈洁如与张家大小姐张蕊英尤其合得来，认为她“最温婉可人”。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张蕊英给了她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在后来世事多变的几十年中，她们始终保持了纯真的友谊，堪称最知心的朋友。陈洁如与其他几个小姐关系也不错，在她1960年代初去香港定居之前，在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款待时，周恩来问她还想见什么人，她说想见见张静江的三小姐张芸英。3

    大女儿张蕊英嫁得最风光

    由于张家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张家小姐特有的气质和秉性，她们的婚恋就格外地与众不同，一时成了时人关注的热点。她们各有各的感情经历，各有各的传奇故事，有的简直就是拍电视剧的好素材。

    大女儿蕊英嫁与川沙富商瞿谷卿之子、美国留学生瞿濂甫（志洁）；二女儿芷英嫁与著名实业家、美国留学生周君梅（南浔丝商“八牛”之一的周家之后，曾任江南铁路公司总经理）；三女儿芸英嫁与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也是留美学生陈寿荫；四女儿荔英嫁与孙中山先生的外事顾问、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五女儿菁英嫁与著名的病理学家、1940年代后期的国民政府卫生部长林可胜。

    其中大女儿的婚事是老太爷为之操办的。现在南浔张静江故居的陈列室里，陈列着一组十分有含金量的贺喜礼单（礼单的原件收藏在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的张静江卷宗里），很能说明当时门庭若市的盛况。那礼单上分别写着：“仅具银花瓶成对敬贺令媛出阁之喜”、“仅具喜幛全幅恭贺”、“仅具锻幛奉申于归之喜”、“仅具文华葛喜幛壹悬奉申”等等，共有厚厚一大本，可知当年婚礼隆重的程度，时间是1930年。那时张静江身为浙江省省主席，又是国家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政府大员的大小姐出阁，各方面人员不会怠慢。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3)

    婚后一对新人先后住过赵主教路（今太原路）和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最后住进上海西区贝当路（今衡山路）上的毕卡第公寓（今衡山宾馆）。毕卡第公寓那时是外国洋行老板和大班住的地方，当时只有两家中国人住在里面，一家是广东富商谭家，另一家就是张蕊英家。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用金钱堆起来的风光是不会长久的。瞿濂甫虽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的留学生，但本性还是个公子哥儿，对家庭并不负责任，却很有花钱的本事。他在美国读书时，张蕊英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读美术学院。他见蕊英长得一副大家闺秀的派头，又得知蕊英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就拼命追求。对于这件婚事，张静江原本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有的是“情报人员”，知道这个公子哥儿原先在家里结过婚的，张家的大小姐怎么可以嫁给有过家室的人？但是这对年轻人已经双双坠入爱河，况且长期的西方生活，张蕊英原本就不像传统的中国人那样计较瞿氏原先的家室。如此而已，当老爸的也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自然不愿违背女儿自己的意愿，“恩准”即是。

    谁知婚后不几年瞿氏就露出真面目，尤其是张静江不再是蒋介石亲信圈子里的红人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在外面一旦碰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回家发脾气，甚至摔盆子打碗，动手打人。张静江曾经给他找了一个不错的工作，1935年安排他在浙江旅游局，任导游处的翻译，专门陪外国旅游者，发挥他外语好的特长，同时也用这个方法把他“拴”在杭州，省得他无法无天。可是这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恶习。张蕊英性格温和，思想单纯，一切总是乐于从好的方面着想。为了维持家庭的和平局面，她总是对丈夫婉言相劝，好话好说，因为张家毕竟是个有身份、有影响的大家庭，自己又是中西女中和世界小学的教师，而且孩子已经慢慢长大了。但是很遗憾，你越是谦让事态就越严重，他越发有恃无恐，目中无人。当张蕊英确信他已经无可救药，并且在外面拈花惹草时，就断然与之分手了。

    张蕊英作出这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她历来思想单纯，她无法想象一个男子汉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誓言，可以忘记自己的责任，可以无赖到这个程度！她是她父母的第一个孩子，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得到了最温暖的照顾，但是对社会上的坏人坏事了解得太少了，防人之心根本还没生出来。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聊天，不知怎么聊到了社会上的“野鸡”，她竟很认真地问道：“什么是‘野鸡’？”那时她已是好几个孩子的母亲了，惹得她家的保姆金妈都善意地对孩子说：“你看你们妈咪，连‘野鸡’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但是她很明白是非，在大事上有自己的主见。20世纪40年代末期，金圆券政策已经把老百姓手里仅有的金子和外汇搜刮殆尽，老百姓手里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但是买不到东西。她知道，这样的局面肯定是不道德的，于是毅然支持了她的女儿瞿明明和朱英（原名瞿英英，参加革命后改名）参加学校里的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瞿明明和朱英都是市三女中的学生，瞿明明在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是该校的第二个党员。女儿们的活动并不瞒着妈妈，要参加重要###时就不能正常读书了，学校规定必须有家长的请假条，当妈妈的有求必应，写一张就是了。有时两个女儿还会把同学带回家来，或是开会或是写标语，蕊英就留同学们在家里吃饭，把大听的火腿罐头打开，尽可能让大家吃得高兴。有时女儿和同学们到上海交大参加地下党召开的进步###，回来很晚了，蕊英就安排同学们在家里的地毯上睡觉。多少年后，当年的这帮同学们已经白发苍苍了，都还念记着张家大小姐温暖的关怀。

    可惜她寿数不长。张蕊英1950年因患急性脑炎在沪去世，年仅50岁。在这前一年，许多国民党老人的家眷和一些青年会的朋友都在盘算着离开上海，蕊英劝大家不要走。她很镇定地说：“有庆龄（宋庆龄）在，我们大家不要走。”她坚信宋庆龄的选择，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联系。可惜不久她突发脑炎，仅在医院住了三天就病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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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4)

    她是与她父亲在同一年辞世的。那年她的最大的孩子瞿明明19岁，最小的孩子才11岁，还在读小学。从此，还在读高中的大姐瞿明明就成了一家之主，开始了新的生活。

    母亲的去世对年幼的孩子的精神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到现在，他们中最小的男孩瞿慵慵还是坚持不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毕卡第公寓，另一个是公济医院（解放后叫第一人民医院），因为毕卡第公寓是母亲带他们生活过的地方，公济医院是母亲去世的地方。

    瞿濂甫在1947年去了香港，他是不管自己孩子的死活的。

    好在孩子们的外婆朱逸民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得知大小姐去世后，曾多次从美国寄钱来。大概她怕公开从海外给瞿氏姐妹寄钱，会给瞿明明的处境带来不便，毕竟那时的美国与中国大陆处于对立状态，就把钱寄给张家的好友、上海儿童医院的院长富文寿先生家，他的夫人是永安公司郭家的三小姐，叫郭宝珠（露茜的姐姐），与张家都是熟人。每次钱寄到了，他们就打电话叫瞿明明到他们家取钱。“三反”“五反”以后，国内政治空气渐趋紧张，瞿明明叫外婆不要再寄了，宁可艰苦一些，外婆也就不便再寄了。瞿氏姐妹兄弟一直念记着外婆在她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她们的关怀。

    张蕊英去世两年后（1952年），瞿濂甫在香港去世，当时他的父亲还在世。当有人问起要不要将他的灵柩运回上海时，他的亲生父亲立马表示：“不必！”可见，他的亲生父母也早就视其为多余了。4

    贤妻良母型的二小姐张芷英

    张静江的二小姐张芷英是个很有主见的、外柔内刚的贤妻良母，性格中还不乏幽默细胞。她也是从小在法国和美国读书，中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BARNARD学院就读的，所以法文和英文都很好。但是一旦回到上海，中国话反而不会说了，于是回过头去再进中西女中补习中文，把中学又读了一遍。

    在中西女中读了两年后，中文勉强能应付了，但是书写上还常常要闹笑话。比较值得“纪念”的是她结婚时候的登记。结婚登记嘛，新郎新娘自然必须亲自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的。新郎官签名后就轮到她了，她拿起笔来写得倒挺利索，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竟把张芷英的“张”字的最后两笔给忘掉了，写成了一个谁也不认得的字。事后她很懊恼，说“我把我的姓少写了一只脚”。自己的姓都会“少写一只脚”，可见中文关的确过得很艰难。

    芷英表面上跟她的大姐一样，窈窕淑女，文静而典雅，但是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她是很大胆泼辣，很有爆发力的。

    她们回到上海不久，有一次她走在街上，突然上来一个小偷，伸手把她的钱包给抢走了。张家小姐那时都穿高跟鞋，大概那个小偷断定这个千金小姐不会来追他的，说不定早吓晕了也说不定。谁知这位千金小姐跟人家不一样，她把高跟皮鞋一脱，赤脚就追，居然被她追上了，抓住了那小偷，夺回了自己的钱包，还狠狠地把那个小偷教训了一顿！可是那小偷也不是等闲之辈，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对小姐哭诉说自己的父亲正在生病，家里没有钱给老人治病，不得已才想出此招……这一招也真灵，张芷英一听就心软了，还觉得他孝心可嘉，于是把钱包里的钱拿出来分给他一些，对小偷说：“你孝顺大人需要钱，就应当跟我说，不要抢！”然后光着脚，雇了一辆黄包车自行回家。

    回到家里，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父亲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倒不是心疼女儿给小偷钱，而是担心这些天真烂漫的小姐，脑子里根本没有坏人的概念，遇到危险怎么办？于是赶紧把女儿教训一顿，立下规矩一大堆：女孩子不许离家太远，不许到那些治安差的地段去，不许一个人出去，不许……

    回沪两年之后（1925年），她与周君梅（名周延鼎）结为伉俪。周君梅是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在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也是南浔人，他们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周家也是南浔著名的富户，祖上跟张家的祖辈一样，也是以丝业和盐业发的家。两个人是同乡，都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又有同样的家族背景，他乡遇知音，遂一见钟情。张芷英是张家姐妹中第一个出阁的。婚后他们夫唱妇随，相亲相爱50年，养育了四个孩子（一男三女）。随着中国政局的动荡，他们也饱尝了颠沛流离和艰苦创业之苦。但是无论怎样艰苦的环境和生活，张芷英都能应付裕如。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5)

    他们婚后先在杭州开了一家丝厂，经营得很不错。张静江见这个女婿这么能干，就叫他来帮自己做事。那时张静江主持国家建设委员会，正在大搞基础建设，于是就叫周君梅去主持修筑铁路，出任了江南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张静江自己当董事长。

    可是这样翁唱婿随的太平日子并没有多少年，抗战爆发了。战争年代里，他们一家没有跟随张静江避往海外，而是辗转大后方，先后到了昆明、缅甸和印度等地，仍旧办实业，以实业的成绩支援前方抗战。他们响应云南实业家缪云台开发大西南的号召，毅然南下，率先在昆明办起了云南丝厂。云南这个地方靠近越南，而越南历史上是法国的殖民地，云南受其影响，因而法语较为通用。从沿海和北方去的人大多感到不很方便，但是芷英却如鱼得水，她的法文有用武之地了。

    有一次，他们的好友程太太突发急病，张芷英眼看情况危急，就冒雨跑到一家距离不近的昆明唯一的一家法国医院求救。那个医院的医生本是坐院门诊而不出诊的，但是医生硬是被芷英流利的法语说服了，破例乘自己的包车去程太太家诊治，化解了一桩人命关天的危机。

    1941年，周君梅受聘前往印度办丝厂，主要生产降落伞，供前方作战的联军空军使用。工厂设在Mysor省的一个小城Kollagal，那个地方过去一直是英属殖民地，生活很艰苦，气候条件和生活习俗也与中国大异，张芷英毅然带着四个孩子陪同丈夫前去，自然又要调整全家的生活，以适合新的环境。这时她的英语又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使全家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很快顺畅起来。

    抗战胜利之后，他们全家跟所有在战时迁往内地的家庭一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南京。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内战又席卷全国。随着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的节节败退，他们一家又一次面临逃难。张芷英先尽力把四个子女送到美国去读书，自己与丈夫把在国内的一切安排好之后，才去美国与孩子们团聚。她于1975年在美国去世。她一生相夫教子，辗转各地，是丈夫的贤内助，也是孩子们引以为豪的母亲。令她欣慰和自豪的是，儿子周世经成长为优秀的电脑工程师，在1975年发明了电脑中到现在还不能缺少的FloppyDiskputerMemory。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Smithsonian博物馆的橱窗里，现在还展览着他制作的模型。

    现在，周君梅、张芷英夫妇的四个儿女都已成了爷爷奶奶，他们名下的第三代、第四代也“转眼忽成行”了，其中有七个孙子、孙女，十四个曾孙、曾孙女，俨然一个大家庭了。5

    三小姐张芸英把宋子文晾在一边

    三小姐张芸英是位钢琴艺术家，还是国际广播电台的翻译和编辑工作者，她一生从未离开过钢琴，直到晚年仍旧每天弹钢琴，而且把儿子和孙子都培养成了钢琴艺术家。

    张芸英的父母原本都不乏艺术细胞。她的母亲姚蕙是苏州城里的大家闺秀，能诗会画，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美学根基。张静江在出版大型彩色画报《世界》杂志的时候，姚蕙任发行人，想必与她的美学基础是分不开的。张静江年青时受舅舅庞莱臣的影响，也很注重书房的功夫，而且收藏宏富。他绘画喜仿八大山人，现在他的南浔故居陈列馆里仍挂着他的山水绘画作品；他的书法则喜练行书，而且自成一格，人云与他那天马行空般的性格十分相符。

    姚蕙夫人生的五朵金花超水准地继承和发挥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她们从小就泡在钢琴和色彩里，加上长期的西方开放式的教育和生活，使她们一个个都才华横溢，具备了相当的艺术才干，尤其是老三张芸英、老四张荔英、老五张菁英，她们终生与艺术结缘，成为职业艺术家，分别是音乐家、画家、服装设计师。

    三小姐张芸英是职业钢琴艺术家，她从小就学弹钢琴，在法国毕业于LoraceJulesFerry小学，在美国就读HoraceMann中学，高中毕业时，已经能开钢琴演奏音乐会了。1924年回上海后在中西女中补习中文，同时跟一位叫Lazarev的白俄女教授继续学钢琴演奏，是上海滩有名的才女。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6)

    说到她的音乐才能，他的弟弟张乃昌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在暑期，我母亲和几个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会到山上（张静江在莫干山上的别墅）来跟我住在一起。母亲有一架手摇的留声机，我们在晚上播放舞曲。我的三姐苏姗（张芸英）教给我许多舞步。她教给我华尔兹的滑步、狐步舞，我也学会了探戈、查尔斯顿舞等。那时我只有七岁，在这个年龄学会跳舞可以发展出自然的节奏感。有了这样的基础，稍后在高中，我选修了跳舞课，学到了更多。有一次，我的指导老师对别人介绍我说：‘他拥有自然的、惬意的、放松的舞姿，舞蹈使他变得优雅高贵。’他希望我成为领舞，但是我太矮了，不能和同年龄的高个子的美国女孩搭档。这是我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我终究没能当上领舞。但是指导老师的鼓励使我更加喜爱舞蹈。在整个高中阶段，我的舞蹈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我在高中的岁月真是风光无限。”

    可惜，让张芸英爆得大名的首先不是她的钢琴，而是她的恋爱史。

    她是在1924年从美国回国的轮船上认识了留美成才的陈寿荫的。那时陈寿荫刚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科毕业，西装革履，风流倜傥，一口英语讲得非常高雅，中文基础也很好，会写中国诗词。他见到身材苗条、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张芸英，十分倾慕，就主动上前打招呼、聊天，还写诗相送。张芸英觉得他很有才气，谈吐不凡，也愿意与之交往。他们都是爱好艺术的青年，见识多广，风华正茂，在一起自是有很多的共同语言，两个月的富有诗意的海上生活，给了他们充足的交流时间，竟然培育出爱情的萌芽。陈寿荫到上海后没有干工程，而是选择了他最喜爱的电影艺术，当导演，这就更富有了浪漫色彩，也就更符合芸英的艺术理想。

    可是老太爷张静江不同意这门婚事。老太爷一向开明，主张自由、民主、开放，但对三女儿芸英的这门婚事却极力反对。也许是他的门户观念在作怪，也许他认为文艺圈的人士不甚可靠，或许他对芸英特别宝贝，无论谁来求婚，他都不答应。北伐之前张静江在广州（被蒋介石请去坐镇大本营），芸英从上海前去探望老爸，竟被宋子文一眼看中，追求甚为“紧张”。宋子文身为国舅，又出掌民国财政，张静江还看不中他呢，遑论他人！

    可能当时的张芸英实在是太出众了，在广州惹得国舅有些乱了方寸，竟然有一次在海边游泳的时候，当着其他朋友的面，向张芸英赠送一枚戒指，气得张芸英拿过来就扔到了海里，弄得国舅大大地失了面子，下不了台，一时传为大笑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在张芸英要乘船回上海时，竟下令不许开船。可是他不懂得，他越是这样就越是惹小姐讨厌了。

    宋子文哪里知道，张家小姐个个都是貌似柔弱，实乃刚强的新派女子，一心要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你那国舅的身份算什么？在她们眼里根本还排不上号呢！张老太爷那“无政府主义”的细胞，其实早已无形中“遗传”给了小姐们，于是芸英决意“造反”。本来张家小姐目标就大，人们对于名流的情事更着意关注，宋子文追慕芸英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陈寿荫这头又摆不平了，立马发来一封电报促其赶快返沪，不然的话他就要自杀……还是芸英有办法，她终于在父亲的帮助下摆脱了宋子文，回到上海与陈寿荫结婚了。张静江虽不喜欢这个中国的第一代导演，但女儿喜欢，他毫无办法，还“乖乖地”掏出了一万元大洋，算是给女儿的嫁妆。

    陈寿荫回国后曾随名导演从业，先后任职雷摩斯公司、大中华公司、新华公司、新人公司，以导演《人心》一片而赢得名声，成为中国第一代导演，也算过了把导演瘾。他胆大心细，勇于任事，对电影各个环节上的质量要求都很高，略有不合心意就作废重拍，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废片，拍片成本大大提高，6这样自然招来合伙者的非议。日子久了，他在伙伴们中就不很受欢迎，弄得他也不高兴，就撒手不干了。后来他和芸英到了杭州，到他老丈人当省长的地方任职，在杭州电厂当营业科科长。抗战中日本人打到杭州时，国民政府撤退，他当代理经理。日本人把电厂占领了，他们就只好回到上海，住在衡山路上著名的华盛顿公寓（现在叫西湖公寓）3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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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7)

    这对艺术夫妻有两个儿子，陈平和陈鹏，都继承了父母的艺术细胞，喜欢音乐和美术。其中陈平后来成了音乐家，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的副总编；陈鹏是工艺美术家和美术教师，长期在北京汽车制造厂担任工艺美术设计师。他是该厂主要的汽车外形和内部设施的设计人员，设计过上百种型号的汽车，大多都是特种型号和用途的汽车，有军用汽车、首长用车，也有各类工业和矿山用车。有的汽车既能在平地上行驶，也能在地铁的轨道上行驶。1960年代国内满街跑的212型吉普车的外形，就是出于他的设计。

    1940年代中期，他家小日子原本过得还挺安稳，谁知抗战胜利以后竟出现了裂痕，主要是陈寿荫与一位电影女明星过度交往引出了矛盾。张三小姐认为夫妻生活理应以爱情为基础，如果爱已转移，那么这场婚姻的意义也就走到头了，于是宣布离婚。这是1946年的事情，当时张三小姐的精神极度忧伤，她没有料到当初的山盟海誓，竟会如此脆弱！

    第二年，她的大儿子陈平考取了清华大学。陈平非常忧虑母亲的精神状况，担心如果母亲继续留在上海这个地方会得精神病，于是提议全家北上，到北京生活去。用陈平的话来说就是：“离开这个尽出坏事的大上海！”其实当时陈平同时也考取了上海交大，本可以在上海念书的，但为了离开上海这个伤心之地，他决定北上读清华。

    离开了丈夫，张芸英从此开始走向社会，找工作做，用自己的双手来养家糊口。在北京，他们最初租住的是齐如山先生家的房子，很多年后才在单位里分到房子。最初的几年里，她没有固定的收入，曾在北京女青年会、汇文中学、清华大学音乐室教授钢琴，后来她还在芭蕾舞团、芭蕾舞学校、民族歌舞团等单位担任钢琴伴奏。在家里还收了不少入门弟子，何鲁丽姐妹都曾是她的学生。何鲁丽的母亲是法国人，她与张芸英是好朋友，如果在街上碰到，她们可以站在街头用法语快乐地交谈一两个小时。后来到她家来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了，累计有数百人。现在北京钢琴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吴式锴、吴式铨兄弟，戴予吾等，都曾跟她学过钢琴。她的不少学生后来从事音乐工作，成了知名的作曲家或音乐教授。

    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姚依林的姐姐）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编辑工作的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退休后她还辅导了不少学生进修英语和法语，其中有准备出国交流的知名医生和工程师，也有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学生，还有邻里的小孩子们，她都热心给予指导。

    尽管平时工作很忙，但是下了班或是周末，她只要一逮住空闲，就一定要泡在音乐里。她的儿子说她只要往钢琴边一坐，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抛到脑后了，简直就是“宠辱皆忘”。她在弹琴的时候，就像欢快的小鸟，眼睛也格外明亮，所以弹出的乐符永远是流畅、动听的。

    但是张芸英毕竟是张家小姐，跟她的大姐一样，海外细胞要多于中国细胞，对许多社会上的事情经常是看不懂的。

    到北京之初，她家没有保姆，她就得自己拎起篮子上市场买菜。有一次她买了一块肉，发现是块带骨头的肉。她就问买肉的：“您这肉里怎么有骨头呢？”那买肉的听了很惊讶，回过神来后，像是对付一个小女孩似的对她说：“没骨头，这猪能走路吗？”引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

    张芸英没词了。她想，是呀，这肉里面是应当有骨头的，因为猪身上的确是长骨头的呀！但是她记得在上海时，阿姨买回来的肉是没有骨头的。其实她没弄明白，在国外和上海的市场上，如果你说是买“肉”，那的确买的就是“肉”，里面是没有骨头的，因为国外和上海的宰猪方法是按西方的方式宰杀的。如果要买带骨头的肉，那便是“排骨”或是“肋条”等。而北京那时还是按中式宰猪法，菜场的售货员动辄把一条或半条整猪拎上来，往案板上一放，剁到哪里是哪里的。所以张芸英想对卖肉的提意见，反倒让人家给堵回去了。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8)

    还有一次上裁缝铺做衣服，她看裁缝拿出一张纸样裁衣服，就说：“我人瘦，要裁得瘦一些，这个纸样可能不合适我。”那裁缝铺的人说：“我们这张纸样传了三代人了，人人合适，怎么到您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呀，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但自己的身材的确比一般人瘦些，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好不做了吧。

    ……

    诸如此类，张芸英都想不明白。

    但是，在别人看来，张芸英也有令人想不明白的地方。她对党组织的坚信和在住房问题上的固执都让人家感到奇怪。不要说一般人想不通，就连国家主席宋庆龄也大为迷惑！

    全国解放前夕，在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时候，她父亲预感到情况不妙，从美国打电报来，叫她带着孩子赶快到美国来，飞机票都为之买好了。她不去，她认为中国人这么多，人家可以过，我也可以过。如果去美国，肯定要靠父亲，但是她丝毫不想靠父亲，而一心要自立。其父在美国去世后，后母朱逸民几次寄钱来，她都向组织汇报了，在一次思想小结中，还表示要把这些钱上交给组织部门。7

    她跟她大姐一样，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私人交往，并且相信共产党的办法是正确的。她们不大见面，但是常常通信。1960年代初，宋庆龄住进了北京后海原先的醇亲王府，她们通信更频繁了。她们的信不是从邮局走的，而是由宋庆龄的保姆李玉娥来回传递。有一段时间她们每周一信。李玉娥手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信和一些好吃的食品，有时还有宋庆龄画的画。回去的时候就带去张芸英写给宋的信，或是她亲手做的小点心。

    按说，你有宋庆龄这么个大后台，又是统战对象，诸如工作问题、房子问题、儿子落实政策问题等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呀？在老百姓看来的难题，以她的身份，理应都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她就是有“路”而不走，这就令人看不懂。

    她在广播电台国际部的工作是同学姚锦新给介绍的。而房子，开始是借私人的，后来住在儿子家里。只有当儿子下放，她没地方住了的时候，才向组织提出了住房要求。这事被宋庆龄知道了，宋庆龄当然很着急，要求有关部门给予解决。宋一过问，事情就很快有了答复，决定分配给她一套三居室住房。

    这不是很好吗？要是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是张芸英不要三间，只要两间，坚持要把另一间分配给其他同事，她愿意跟人家合用灶间和卫生间。别人劝她不要犯傻，赶快拿下来。她不干，坚持只要两间。

    宋庆龄帮人是帮到底的。知道有“两间”之说，也来信劝她应当拿下三间。她回信说，两间足够了，不需要三间。宋庆龄又来信说，你只需付两间的房租，另外一间的房租我来付好了。那也不行，我只需要两间！多一间，不要！

    后来，她真的是与别人合住了一套居室，直到她去世。

    张三小姐，就是这么一个纯粹的人。

    1998年，她在北京寓所安详地离世，享年95岁。她的身边，是伴了她一辈子的宝贝钢琴。8

    张荔英嫁给大她30岁的陈友仁

    四小姐张荔英（1906~1993）也是个很有个性的反传统的“侠女”。她是个画家，很有才气，还会骑马打猎。1930年，她嫁给了比她大约30岁的陈友仁。

    陈友仁是民国有名的传奇人物，著名外交家，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和外事顾问，早年在英国读书，辛亥革命后回国。他在回国临上船时申明说：“我是中国人！”遂撕掉了英国身份证及护照，随手抛入大海。

    他参加过凡尔赛和会，代表中国政府向和会提出废除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还参加过孙中山与苏联特使越飞、孙中山与苏联顾问鲍罗廷、宋庆龄与斯大林等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曾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和1931年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他还有“铁腕外交家”、“革命外交家”的美誉，在武汉国民政府任外长期间，经过艰苦的斗争，一举收复了武汉和九江的英国租界，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个破天荒的大事情。中山先生临终时，他作为各派代表之一来到中山先生床前，笔录了总理遗嘱。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9)

    他的原配妻子阿加莎患癌症去世4年后，他与张荔英在巴黎结婚了。他们一个是外交英雄，一个是豪门才女，两人的年龄虽然相差很大，但他们相知相亲相爱，有共同的志向和品性，对生活有共同的理解和坚强的意志，这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动人故事。9

    关于他们的婚事，外界有许多传说，误传是宋庆龄为之介绍的，其实不然。陈友仁在给女儿的信中解释了这件事：“我刚从诺曼底度蜜月回到巴黎，看到你8月份的来信。是的，我结婚了。但是你从报纸上所引述的报道有许多地方不正确。孙夫人并未‘安排’我的婚姻，因为乔吉特（张荔英）和我都不是喜欢这种办事方式的人。1928年我第一次去巴黎时，孙夫人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她，自那以后，我们就着手自己的准备。我们的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因而自然没有政治上的考虑在内……乔吉特大约和你岁数一样大，比你稍许矮一点。她很可爱且富有个性并意志坚强。在这儿的艺术界，她被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画家。她生于巴黎（实际是出生在中国——作者注）。我非常非常地愉快。”10

    张荔英嫁给陈友仁时，陈的政治生涯的巅峰期已经过去，正过着非常艰难的流亡生活。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后，他是个非常强硬的反蒋斗士，曾期待斯大林出来干预中国的政局，把蒋介石赶下台，但斯大林保持了沉默，他就只能流亡海外，直到1931年才返回上海，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外长，可是他反蒋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甚至参加了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1933年11月，他与陈铭枢、李济深一起遭到蒋介石的通缉，不得已，只好再次流亡海外。这期间张荔英给了丈夫最大的安慰，始终跟丈夫站在一起。抗战爆发后陈友仁去香港从事抗日活动，香港沦陷后被日军逮捕，并被强迫移居上海，软禁于家中，于1944年病逝，享年66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万国殡仪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外交界老人颜惠庆致悼词，高度评价了他作为民主战士的一生。当年5月23日，张荔英遵其遗嘱，将其骨灰洒入大海。11

    当初对于荔英的这桩婚事，其老爸也是气不打一处来的。双方年龄相差甚远且不说，陈在政治上的观点与张静江也大相径庭。张静江是蒋介石的“二哥”（他们把兄弟中陈英士是“大哥”），在“清共”中是积极分子，而陈友仁则亲苏、亲共，是个反蒋的“死硬分子”。荔英嫁给他之后，他好多年都在流亡中，没有一个安定的地方，这如何能讨老丈人的欢心？然而张家注定是个出“奇人”的地方，张静江被孙中山誉为“民国奇人”，张荔英女承父志，亦是个敢为天下所不敢为的传奇女性，她不会嫁给一个平庸的人，性格中注定是要嫁给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她原本是抱独身主义的，但这个主义被陈友仁的出现给打破了。

    她当初还是尽可能地争取老爸的支持的，她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说：“此次上书，有关女终身大事，颇望大人阅后亦乐意，而且赐以允可为盼。女自前年阳历十月间，孙中山夫人来巴黎时，承彼介绍，得晤陈君友仁，于是因意见相合，结为朋友，时相过从，继而由友谊转为敬爱。彼即有与女结婚之意。初女以自幼所受教育与众不同，拟终身不嫁，专心于美术，或可造成一身之幸福。本无更改之意。及至再三熟思，似原意尚属不对。缘女虽万难有意于平常之男子，然意出众如陈君者，若有意敬爱一女子，其女子当以为荣也。陈君之性情、才学，作为男子中之特色，可无疑义。其于中国外交，对世界之工作，亦良可称述之。至于陈君别种长处，不胜枚举，女为美术学徒，而何为真美术，深知选择之故，决意将从前终身不嫁之意取消。陈君对于关心政治、学文学之外，彼亦系一爱美术者，所以彼甚爱女之工作，且赞成女必须继续学上。故女意将来对于美术上，亦定能大为发展也。陈君意，一接到大人允许之答复，无论函电，即拟与女在巴黎成婚，后拟在巴黎居一二年，使女得继续学习美术，而彼亦得完成其所著作之书。将来归国，拟取道美洲，并于美洲各处演讲‘中国之将来’。务祈大人见信后速赐复音，以成全女终身美事，不胜盼甚，祷甚……”12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10)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当老爸的还有什么办法呢？论口气，女儿哪里是在征求老爸的意见呢？分明是在下“最后通牒”嘛！

    陈友仁也有一信同时寄出，信中除了表白他与荔英之间的爱慕之情，还很识相地汇报了关于他去莫斯科的事情，以及对于“赤化”问题的大致看法，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回避矛盾的。不知张静江看信后如何作想，据张静江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说，他是很不以为然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对新人的婚事是轰动了巴黎的，当地很多报纸都作了报道。

    张荔英在1920年代初还为她的家族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即护送她母亲的灵柩回到南浔老家。姚蕙不幸去世后，张静江非常悲痛，花巨资买下一口水晶棺材，并亲自安排将其灵柩运回南浔张家祠堂。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张荔英，她一路上陪同母亲的灵柩飘洋过海，一直到在张家祠堂里安放停当为止。后来不知为什么，这口水晶棺材多年来并没有入土为安（据张家老人说，不仅姚蕙的棺材没有入土，张家许多棺材都没有入土，都在张家祠堂里层层叠叠地摞着，都快码到天花板了），因此南浔的老人都知道，张静江的姚夫人睡的是口水晶棺材。13

    可惜这口水晶棺材的命运也不好，在抗战中被伪军劫走，不知去向，姚氏夫人的尸骨从此也不知去向了。现在张家祠堂还在，在一条幽静的小河边，但是已成为一家饲料场的仓库了，里面堆满了杂物，但是三进厅堂的宅院基本结构还没有被破坏，两侧高耸的封火墙依旧非常神奇，栋梁上的雕花仍清晰可见，在南浔，还是一处值得修复的张家遗迹。

    张荔英在解放前夕离开中国大陆，1954年定居新加坡，后来一直在新加坡南洋美术学院（原先叫南洋美术专科学校）教授美术，在该校任职达27年，为新加坡培养了大量美术人才。这期间她本人始终没有停止美术创作，不断地开画展，被视为新加坡的先驱美术家。她的大量绘画作品晚年大都捐献给了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一部分被拍卖，所得资金设立了张荔英美术教育基金会，帮助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地美术界还认为，她是第一个把法国印象派绘画艺术引进亚洲的人，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尊敬。

    现在新加坡美术馆用一间不小的展厅来专门展示她的作品，其中有她本人和陈友仁的肖像画和静物、花卉写生，还陈列了一小部分她的遗物，如她生前用的图章、她与陈友仁的生活照片、她举办画展的请柬和宣传资料等。

    这个美术馆对她有这样的文字介绍：

    被誉为新加坡六大先驱画家之一的张荔英，是富有献身精神的画家、教师与指导者，在新加坡现代美术早期发展阶段发挥了巨大影响。她1954年定居新加坡，任教于南洋美术专科学校达27年之久，直至1981年退休。从不吝惜分享个人经验的她，凭着对生活和人的热爱，以无限激情描绘身边景物，并透过敏锐的观察力，生动逼真地捕捉景象的特征与人物的神韵。据说她曾表示，自己并不专攻某种题材，因为她认为不管是画‘一张脸、一颗豆子或是大海，（当中所涉及的原理）都是相同的，她无法抗拒画尽一切的强烈愿望。’

    张荔英1906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家庭背景富裕的她先后在巴黎、纽约市和上海留学，年幼时已立志要当画家，在完成高中教育后，进入艺术学生联盟接受启蒙美术教育，继而远赴巴黎的克拉洛西美术专科学校与比娄学院接受私人美术训练。自1930年，张荔英在各旅居之地都会举办画展，她尽管十分舍不得其中大量作品，但也只得忍痛割爱。她于1993年逝世后，新加坡美术馆获赠画家大量作品，得以拥有当今规模最大的张荔英作品收藏。同时，剩余作品经拍卖后所筹得的款项，用于成立张荔英美术奖学金，以资助在本地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尔－新航艺术学院上美术课程的学生。

    张荔英以油画为主要创作媒介，她的技法被称为法国式的，也被说成是中国式的。据说她一开始就想以西方人看得懂的方式描绘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生活。她的画作有强烈的塞尚式后印象派风格的影子（特别是她早期作品），又有梵高式的画家格调与色彩。在画法上，不管画的是人物、风景或静物摆设，她一律注重传神，通过色彩和线条的表现力强调传统手法。虽然她画过肖像、静物和风景画，这次展览只选择展出她的自画像、其夫婿陈友仁的肖像以及一些静物画，藉此反映其艺术风采。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认识到张荔英基本是位描绘本地题材的南洋派画家，她总在有意无意间通过这些题材的图像，表现、倡导对本区域的一种认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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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11)

    不仅如此，这个美术馆在组织关于西方美术思想对新加坡美术界的影响，以及“南洋风”逐渐形成的讨论时，有多篇论文都提到了张荔英的作用。专家们谈到：“林学大校长力邀前中国国民政府外交家夫人张荔英女士在美专任教。张荔英老师生长在法国，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在南洋美专期间，张老师教学认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师。赖凤美同学便是受张老师的影响赴法深造，并且进入巴黎美术学院就读。她学习态度勤奋认真，颇受夏普兰·米笛教授的赏识，回国后在母校执教至今。夏普兰·米笛教授是张荔英老师的旧同学，于1958年他作星马游，特地拜访和参观美专，并与久别重逢的张荔英老师叙旧，一时传为佳话。”15“张荔英曾在法国、中国和美国接受美术教育，早期的作品受到写实主义和巴比仲画派的影响，中期的作品具有后期印象派和野兽派的特性。她在西画中融入了中国绘画六法之首要的‘气韵生动’，并于五十年代，将这种中西合璧的绘画技巧和思想带入了新马，之后他又受到南洋热带气候和风土人情的影响。晚期作品除了具有中西绘画的精神外，还处处流露了南洋的气候、地理和文化等特色。张荔英的画面上曲动玲珑的笔触和线条，正是画家灵活逸趣之性格的表露。在其色调、形体、笔触和线条中带有某种的象征性和使命感，这应是动荡时代精神的呈现。张荔英是当时新加坡最具有影响力之一的女画家。”16

    张荔英任教数十年的南洋美术学院在纪念校庆65周年的时候（2003年），也没有忘记这位给新加坡美术界带来福音的先驱者。在该校编印的《腾飞南艺——南艺65年纪念特刊》中，记载了些许张荔英离开中国大陆后的生活足迹：“1948年……张荔英从法国到新加坡开油画陶瓷器工作展，林学大（校长）与张丹农相当欣赏她作画功夫的踏实，很有个人趣味风格。林学大欲请她在美专任教，但因她随后要北上吉隆坡、槟城而无果。直到1952年张荔英来新加坡第二次举办画展后，居留新加坡，才答应了林学大的邀请，到美专任职，专教素描与油画，至1981年退休。”

    从该校记录的资料里还可以知道，张荔英在该校不仅仅是教书，还参与了许多行政管理工作，如在1953年以后，当时的校长林学大先生病重期间，凡是英文文书均由她代笔；1963年，原校长林学大先生逝世后，学校董事会有意让张荔英出任校长，但她为了创作而没有接受，董事会才转而推荐林有权先生担任代校长；1970年林有权先生出任正校长，张荔英担任他的英文秘书。后来学校在发展的过程中几次遇到办学经费方面的困难，张荔英总是与校友一起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义卖，在关键的时候为学校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

    这样一位忠实于艺术、品格纯正、性格外柔内刚的传奇女子，受到人们的尊敬是必然的。如今人们走进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那栋漂亮的洋楼，迎面就可以看见馆方对她的介绍，而且在一楼的展览区中，第一间展室就是她的作品的展览专室。

    五小姐张菁英是位服装设计师

    五小姐张菁英，在抗战胜利后嫁给了国民政府的卫生部长林可胜。对于这桩婚事，大概她老爸也不会太情愿的，因为林可胜原先结过婚，只是夫人去世，才又续娶了张家小姐。

    菁英在姚氏所生的女儿中最小，当然也是父亲的心肝宝贝。抗战前她在上海时，喜欢一个人开了汽车到处跑，一个月所耗的汽油费常常在百元以上，均由账房付给。那时候一个普通银行经理的月薪也不过才300元，像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样的大银行的经理月薪也不过500元，一般的银行职员的月薪只有三四十元，还要养家糊口，五小姐的花费的确大了些。张静江知道后关照账房，不许她这样挥霍，每月用项要限制在200元之内，包括汽油费在内。账房先生请他直接告诉菁英，但张静江不肯，坚持一定要账房去当“难人”。菁英听了当然不高兴，但张静江见了女儿依旧谈笑风生，绝不提汽油和“限价”问题。他在女儿面前似乎有意要保持一个“好爸爸”的形象。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12)

    张菁英在1938年抗战时与父亲、后母朱逸民及弟弟妹妹一起辗转瑞士、美国，抗战胜利之后其父没能回沪，而她回来了。她大概还是小姐中胆子最大的一个，胜利后她常和汇集在上海的中外飞行员们在一起（她与中国的第一位女飞行员李霞卿很早就是好朋友），于是就跟他们学开飞机，居然真的把直升飞机开上天了，在朋友中刮起一阵小小的风暴。

    林可胜是著名的病理学专家，1897年生于新加坡，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留学生，还获得了哲学和科学的博士学位。他还是中国生理学会的创办人，兼任《生理学杂志》主编。1948年他任国防医院院长、卫生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赴美讲学，后来一直在美国一些大学里教书和做研究工作。

    张菁英没有去享部长太太的清福，而是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人生道路。她的正式职业是服装设计师，曾在现在的锦江饭店靠路边的“炮台楼”上开服装设计和裁缝店，店名叫锦霓服装社。她设计的衣服有明显的特点，是以红、黑、绿三种颜色为基色的，而且以职业女装为大宗，还曾经以“金枝绿叶”为主题，在锦江饭店举办过时装表演，也曾轰动一时。1949年后她和丈夫去了美国，于2005年去世，享年95岁。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1)

    张葱玉（名珩，字葱玉，又字希逸，1914~1963）是张石铭的孙子，张乃骅的儿子，张家第三代著名收藏家，以收藏和鉴定唐宋名画名扬天下，也是解放后我国第一代书画鉴定大师。他跟他的祖父、叔祖、父亲及叔父一样，一生跌宕起伏，色彩斑斓，充满传奇，在上海滩留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至今上海滩上了年纪的文化人和“老克拉”，谈起他当年在上海的“豪举”都不陌生。但是在政治倾向上还是有很大区别，他的叔公张静江是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高干，而他却成为共产党的国家干部，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的岗位上，做了大量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工作，为新中国的文物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在从上海滩无数大宅门中走出的无数公子哥儿中，实在是个非常特殊的例外。

    张葱玉十七岁一夜身价二百万

    张葱玉的父亲张乃骅（字仲平，1892~1918）是张石铭的第四个儿子。他不仅像他的大哥张乃熊（芹伯）和弟弟张乃骥（叔驯）那样，继承了老太爷嗜古如命的特性，工诗文书画，又精于版本目录之学1，还继承了老太爷反清、维新的革命细胞，积极投入当时的革命浪潮。

    张家的世交，常熟人曹大铁先生曾介绍张乃骅说：“张四仲平，石铭仲子，即葱玉之父。工诗文，以豪侠著，有小孟尝之誉。清末与南社诸君友契。于右任先生主办《民吁报》即由其出资。”又说，张乃骅由张秉三介绍认识了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与张秉三在日本留学时是同学，蒋介石的父亲就是掌管张家在奉化盐栈的经理），视其为大器，与之结为金兰之契，成为莫逆之交，并且“屡屡延誉于静江，静江复推荐于孙中山先生，先生依为劲旅，器重无比。秉三所作《辛癸日记》，尝属余赋句。该记洋装本，而以毛笔细楷逐日书之，其中多辛亥革命史实。民国后二年，几无一页不书涉蒋介石和仲平者……”2

    这段记录说明，曹氏从张秉三处得知，蒋介石认识张静江，还是张乃骅引荐的结果，并且在他的日记里，多次谈到辛亥前后张乃骅与蒋介石的交往故事，可见张乃骅是张家又一位很有作为的反清志士。可惜时隔半个多世纪，现在已经无法找到这本意义重大的日记了。据张秉三先生的儿子张毓奇先生讲，其父所有的日记和书画文稿，全部毁于十年浩劫。但是无论如何，曹大铁的这段话，与现存资料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而且，这段介绍是迄今以来所有资料中，对张乃骅的最为详细的介绍。

    张乃骅跟他的叔叔张静江一样，也是带着大笔的钞票走向革命。他没有走出过国门，未必像张静江那样有明确的西方无政府主义主张，但他跟张静江很投缘，欣赏西方民主制度，崇拜孙中山先生，主张以武力创建民主共和，并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性###和宣传，所以在民国初期南北对立的紧张空气中，他也跟张静江一样，“享受”了被张氏大家族驱逐出族的“待遇”。3

    后来张静江北伐胜利后衣锦还乡，当上了浙江省主席，张氏家族自然要迎其归宗了。可是张乃骅很不幸，1918年的一天，他和张秉三一起从上海乘船去杭州时，途中不慎失足，竟溺水而逝，年仅26岁，而他的独生子张葱玉才4岁。

    张乃骅不幸去世后，张石铭对同路的张秉三颇有不满，对张葱玉这个孙子就格外疼爱，整天把他带在身边跟进跟出，生怕再出意外。张石铭的晚年是在书房和古董中度过的，来往的朋友都是些很有国学根底的老夫子，他们不是到张家来欣赏新得手的字画和古籍版本，就是怀揣着什么珍籍秘宝，乐滋滋地前来共同鉴赏。张葱玉整天泡在古董堆里，从小过眼的文物不知其数，耳闻目睹，日夕熏陶，加上祖父在旁亲自指点，其练字、读书、品画的功夫自然非同一般。他原本聪颖过人，一点就通，日子长了，祖父的朋友就成了他的朋友，他父亲当年的朋友也成了他的朋友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朋友，一般年龄都要比他大许多的原因。于右任先生原来是他父亲的朋友，后来也成了他的朋友。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2)

    他的父母只有他这一个孩子，自然望子成龙。他的祖父为他请了海宁陈阁老的后代来教他读书。张葱玉5岁就开蒙读书了，而且在他们石路的大宅门里拥有一间40平方米的书房。他十几岁的时候，对中国古代绘画已经很有心得。他对古代书画艺术的热爱，使得他没有时间和兴趣跟小朋友玩，而喜欢跟大朋友玩。这些大朋友基本都是些画家、书法家和收藏家。

    张葱玉14岁的时候（1928年），他的祖父也去世了。

    大家族失去了掌门人，在那时可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大家族家产太大了，散布在南北各处，账房也有许多处，仅不动产就难以计算清楚，自家人一般都讲不清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所以通常是要请权威的会计事务所来清算。清算完毕后还要登报说明，以示公正。如晚清邮传部尚书，上海的大财主盛宣怀去世后，就组成了遗产清理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

    张家请来了经济界著名人士张文进进行资产评估。结果张文进调查后作了两句结论：其一，除去在常熟、苏州、湖州等地的田地、盐场、房产以及古籍、字画不算，仅在上海的房地产和其他产业，价值即达2000万元；其二，与此同时，负债900万元。所谓负债，据说是指做地皮生意被“套”住的部分。算下来，实际财产仍有1000多万两。由此可知，张家“大象”的地位保持了半个世纪，至1931年仍旧没有动摇。

    按照那时的规矩，老太爷刚去世是不便分家产的，那样有不孝之嫌。1931年，后代服孝满三年之后就可以分了。一千多万家产五房儿子分析（女儿虽然也能分得一些，但数量无法与儿子们相比。女儿主要是老六张智哉，也分得了一些遗产。其他两个女儿张湘英和张淑英是张石铭最小的两个孩子，那时年龄还小。其余几个女儿如老二、老三、老五均早夭），每房可得200万。

    这下可发了张葱玉。因其父亲早逝，他又是独养儿子，所以四房的财产就该归他“独吞”。分家那年他才17岁，小小年纪一夜之间有了200万身价，成了双份儿的百万富翁，这就不能不使他抖豁豁起来。张家人怜他小小年纪就没有了父亲，还特意把大世界那块地皮分给他，好让他坐收租金，旱涝保收，一辈子衣食不愁。但这一夜间的暴富，为他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不少麻烦，使他后来的生活格外跌宕起伏，富有戏剧性。

    迅速崛起的青年书画收藏家

    张葱玉20岁的时候，已是诗书棋画，无所不能了。他藏书固然不少，古钱古瓷也都玩过，而最有成就的还是古画。他的性情颇似其叔公张静江，财大气粗，日斥万金，来往交游的皆名流豪客，举手投足自有一番“震撼”作用，凡是遇到合意的作品，他动辄斥资买下，为此还付了不少“学费”。

    他最初的藏品是他祖父传给他的一批字画，祖父去世后就全靠自己给自己“掌眼”了。他开始买画时常上人家当，广东路上的古董鬼子见他年轻，手里又有的是钱，就拿假货欺骗他。他性格倔强，明白真相后从不认输，所谓“输了钱也不能输人”，于是发愤研究，刻苦磨炼，买进卖出，广交朋友，真货假货都拿来比较，全部的心思加上全部的钞票，终于练就了“目光如炬”的真功夫，1934年他20岁的时候，就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鉴定委员，后来在1946年再次被聘为故宫鉴定委员。4

    他的藏品最负盛名的有：唐代张萱的《唐后行从图》轴（绢本设色）和唐代周昉的《戏婴图》卷（绢本设色），以及大宗元人绘画。张萱是盛唐时代的宫廷画家，擅长人物画，尤工仕女题材，常以宫庭游宴为题作画。这幅《唐后行从图》即是皇后宫廷生活的写照，各式人物几十人，面目各一，栩栩如生，极为名贵。周昉是唐代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画家之一，他画人物“衣裳劲简，彩色柔丽”，所画仕女，多为禾农丽丰肥之态，题材亦多表现贵族阶层的生活。这幅《戏婴图》相传清末从皇宫中流出，张葱玉花重金从北京买来。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3)

    其他著名的古画还有：宋易元吉的《獐猿图》、金刘元的《司马槱梦苏小》卷、元钱选的《梨花鸠鸟图》卷、元李珩的《墨竹图》卷、元赵雍《清溪渔隐图》轴、元李遵道的《古木丛篁图》轴、元颜辉的《钟馗出猎图》卷（达14页，纸本水墨）、元倪瓒的《虞山林壑图》轴、元王蒙的《惠麓小隐图》卷、元赵原的《晴川送客图》轴、元方从义的《武夷放棹图》轴、元陈汝吉的《罗浮山樵图》轴等。这些图画展卷处处朱印累累，有的画卷有历代古人题识长达数尺，可知皆为流传有绪的珍品。至于明代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姚绶、文嘉惠、居节、董其昌、丁云鹏等，以及清代王时敏、王鑑、石涛、吴伟业、渐江、王原祁、龚贤、华喦、王翚等人的作品，就更多了。5

    这些画件，真不知花了他多少精力和钱财。

    他年纪轻轻手里一下子有了这么多钱，又喜欢买画，自然就成了北京和上海古玩商们追逐的对象。北京琉璃厂的古董鬼子常常带了成箱的货，南下专敲他家的门。另外他有一帮玩字画的朋友，除了收藏家，还有不少上海滩喜欢玩收藏的小开，他们三天两头在一起不是看字画就是吃饭、打牌，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有时一天中有好几个节目，上午喝茶，中午吃饭，下午看画，晚上打牌、跳舞或者打绿台……当然也常有文化节目，或者到谁家看字画，或者人家把字画拿到他家来鉴赏，或者看戏、看电影，忙得也算不可开交。小开中有盛宣怀的儿子盛恩颐、法租界的闻人魏廷荣、广东房地产巨商谭家后代谭敬、南浔富商蒋家后代蒋縠孙、乌镇首富的后代徐懋斋（张葱玉的婶婶徐懋倩的哥哥）、电影界著名人士张善琨（张家南浔老乡，也是丝商之后），还有著名画家吴湖帆、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等等，全是上海滩有脸面的人物。6

    翻开张葱玉1938~1941年间的日记（这是目前保存在他夫人顾湄女士手中的仅存的几本日记，其余均散失于十年浩劫），其中有不少是他买画的记录，从中可以知道他曾经拥有过的另外一些古画和古籍，也可窥见当年他支票漫天挥洒的豪迈情怀。他做事又很细心，凡是买下的画都录下了当时的价格，以及当时人物活动的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记日记，少有间断，虽然一般只有几行字，但在今日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伯渊来，以十画发售：杜墓梅花高士轴四千元；宋人羊生启瑞图轴五千元；诗龛图卷四千元；倪元璐竹石图轴五千元；张靖之山水轴四千元；周东村人物轴五千元；恽向山水册二千元；钱縠蕉石图轴一千元；罗两峰水仙册三千五百元；张羽钟馗轴五百元。同縠孙、姬传饭于起士林。（1941年7月10日）

    伯渊许购物甚众，列于下，计四万七千三百元：王烟客竹石图六千元；潘莲巢雪景山水二千元；又，仿倪落木寒泉图轴七千元；顾若周山水一千三百元；文征明山水七千元；宋刻于湖居士集六册一函一万四千元；诸摸兰亭卷一万元。贺乾康寿，并观陈暟演大登殿剧。夜博，负七千五百元。（1941年6月10日）

    芹伯父来谈，继同赴徐贯云夫人之丧。孙伯渊来，以宋贤卷等发售，列价如后：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跋六则卷一万元；宋吴浚自长诗卷五千元；赵子昂光福寺记卷又圣教序卷二万元；欧阳玄书西昌杨公墓志卷五千元；元文宗承怀字卷五千元；明周天球书画卷、王樨登诗卷、倪谦长卷、范允顺书卷共二千四百元。沧州（饭店）贺庞襄臣嫁女。偕湄观电影于大上海，片名《返魂香》，未见精彩。姬传兄来夜谈。（1941年4月10日）

    友庆持王心一玄珠山水一轴来，却是真迹，其画罕见，惜价昂耳，费氏物也。葆华、季翰继至。仲明见访，赠予松雪小楷洛神赋影本，盖其家藏旧物，为子京旧藏，有晚字号。又示予南宋马逵山水一轴，亦旧物，非截款戴文进辈也。（1939年3月）

    北平书估孙助廉来收俞和册款八百元，去，因作三书带京，一致王子霖，一致陈济川，一致徐石雪，并赠以丹丘竹谱印本。至甲子社与王伯元奕，未胜。赴寿丞花宴于秀华，又赴桐花凤宴。与宝熙遊百乐门、发伦。（1939年3月17日）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4)

    季铨偕德人孔达博士来，摄予斋中诸画，自晨迄晚始去，尤未尽也。孔达能中文，善鉴，曾收集明人、清名家印千方，为画人印谱。方付梓而中日战起，竟毁于火。今方撰中国名画一书，未脱稿云。夜赴周文瑞博局，大败而返。（1938年6月4日）

    ……由此可知他的收藏的品位。现在人们倒可以从德国人孔达博士著的《中国名画》一书中，窥见他1938年时的藏品规模。

    自然，这些画由于种种原因，抗战胜利以后已经不全在他手里了。

    1947年，张葱玉的好朋友郑振铎为他编印了他的藏画图录，名为《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宣纸精印，彩绫装潢二巨册，印制极为考究，共著录其藏画中的精品70幅。说明在1947年的时候，起码这一批书画还是张葱玉韫辉斋里的宝贝。

    郑振铎不愧为一代有民族责任心的文化巨匠，他有感于大批中国古画流落海外，但鱼龙混杂，真假莫辨，而有些海外人士就凭所见的一些赝品发表评论的现实，决定凭借自己的努力，要把真实的东西考证、印刷出来，以清世人耳目。他计划把所见的真正的名家藏画一部部地印出来，而张葱玉的韫辉斋，就是他选中的第一家。他在序言中说：“……选刊海内外所藏我国名画，抉别真伪，汰赝留良，汇为一有系统之结集，以发时人之盲聋，而阐古贤本来面目，唯此是扛鼎之作，予一人之力万万不足以举。此居，常与徐森玉、张葱玉二先生论及之，皆具同感，且力赞其成，遂议合力以从事斯举。二先生学邃见广，目光直透纸背，伪赝之作，无所遁形。斯集信必有成矣。全书卷轶浩瀚，未易一时毕功，乃先以葱玉韫辉斋所藏为第一集。葱玉为吴兴望族，袭适园旧藏，而十余季来，所自搜集者，尤为精绝，自唐张萱《唐后行从图》以下，历朝剧迹，无虑数十百轴，皆铭心绝品也。元人宝绘尤称大宗，至明清之作，亦抉择至慎，只眼别具。劫中常思墨版辄牵于他，故中止。今得印布于世，诚论述我国绘画史者之幸也！”这段话即介绍了张葱玉的收藏品味和史料价值，又对他的鉴赏眼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所以解放不久（1950年），郑振铎在国家文物局局长的任上，他是绝对不会浪费张葱玉这个超级人才的，火速调他进京，为国家服务，这是后话。

    可惜此张大公子的藏品与他名分下的房地产业差不多，均来去匆匆，临近解放时，手头已所剩无几，所以郑氏于该序的末尾不免深发感慨：“不幸葱玉之藏适有沧江虹散之叹，尤其楚人之弓，未为楚得，徒留此化身数百，流览仅资此。予所深有感于秦无人也。”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一场豪赌输掉了大世界地皮

    如果说南浔刘家后来主要以房地产生意著称的话，那么张家，除了外贸以外，则在工业、金融业方面下了更多的功夫，当然也做一些房地产生意，在20世纪上半期的社会动荡中，不知经历了多少商海沧桑。张家的房地产业，最出名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大世界所在的那块地皮，在张葱玉名下；另一个是南京西路上的静安别墅，当初在张澹如名下。

    上海大世界所在的那块地皮，当年是在张石铭的母亲（即张葱玉的曾祖母）手里就买下来的。如前所述，那时洋泾浜尚未填平，延安路还未形成，洋泾浜以南还是一片垃圾场。可是张家老太太极为精明，她看好这块地皮，又叫账房先生去看。账房先生看过又叫风水先生去看。大家都说好，于是斥资买了下来。不久，洋泾浜被工部局填平了，臭河浜成了大马路。随着马路两侧的店铺、洋房渐渐兴旺，张家的“垃圾山”也行情大涨，成了黄金地段。1917年，黄楚九租下这块地皮造了著名的大世界，张家从此从这块地皮上不知赚了多少钱。分家的时候长辈们念及四房乃骅早逝，身后只有一儿张葱玉，就把此“摇钱树”分给了他，认为此地皮可保他一生无虞。可是谁知他“少年不知愁滋味”，一切都来得太容易，结果必然是“去”得快。在他祖父去世十多年之后，就被他拿去付赌债了，一时成为上海滩哄传的大笑话。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5)

    张葱玉率真得可爱，常在日记里记下夜博大败而归的“战绩”。这怎不叫张家人心疼！

    张葱玉的收藏来去匆匆，屡聚屡散，主要原因是他太好说话，性情直率，太没有城府，认为只要是朋友就都是好的，太轻信朋友的话，同时又经不起一帮酒肉朋友的拉拢和赌台的诱惑，常常与人打牌，然牌技又不甚高明，结果他的日记中就常出现“吾大负”、“吾大败而返”、“吾负两千元”、“吾负五百元”等等记录。然而等酒肉朋友一上门，几句好话一说，他依旧跟着他们去。这么一来，他的钞票可就有地方去了。据说他曾经创下一夜之间输掉一条弄堂房产的“豪举”，大世界地皮的丧失自然也是打牌的结果。他的一位老朋友曾说：“张葱玉打牌性太急，坐不定立不定的，如何能赢？”更要命的是此老兄输掉以后还无所谓，只是把账房叫来吩咐一下，把哪一片房产划给别人了，办办手续而已。家大业大的时候还觉不出什么，一旦坐吃山空要殃及他的书画时，日子就难过了。

    他手中的珍品名迹，大多卖给了广东人谭敬。临近解放时，他手头仅剩下几件东西：颜真卿的《竹山联句》、欧阳修的《灼艾帖》、元初钱舜举的《八花图》、宋米芾的一件一尺见方的手书真迹，以及宋拓《兰亭序》碑帖，内有近百位名人题跋，洋洋大观。1950年代末，他提出售与东北博物馆，写一长信给该馆的杨仁凯馆长，声称这是生平藏品的最后一批，这次脱手，有“扫地出门”之语。可是事不凑巧，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又遇上个别上层领导对于在困难时期增加博物馆藏品并不重视，就以经济原因将其藏品退回了。后来由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分别买下。

    可是事情又有变化，张葱玉到真正穷了的时候又知发奋了。尤其是解放以后，郑振铎先生把他调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工作，脱离了上海的那帮酒肉朋友，他的真正的内在能量就爆发出来了。他解放后写出了数十万字的文物鉴定文章，还率领文物专家走遍大江南北，普查国家的文物“家底”，为我国文物事业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我国第一流的文物专家。张家那些当年辛辛苦苦办实业的人，名气反倒不如他响了。

    “命”中注定的好姻缘

    张葱玉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时，媒婆就找上门来了。说来也巧，这个媒婆是他们南浔老乡，人称金妈。更巧的是，这个金妈是张葱玉的父母结婚时的媒婆，还是张葱玉的老丈人和丈母娘结婚时的媒婆。她常在上海和南浔的大宅门间走动，说媒的成功率很高，看来是个“超级媒婆”了。

    可是她在为张家和顾家说合的时候，最初还是碰了壁的。那年顾湄小姐17岁，金妈觉得她跟张家公子挺般配，就在其中说合，叫顾湄小姐拍一张照片，金妈拿着去给张葱玉看。谁知张葱玉玩的是古画，思想倒很新派，根本不屑于媒婆介绍，他要自由恋爱。所以对金妈递过来的照片看也不看，一口回绝了。金妈只好很没趣地走开了。

    好像是上苍的安排，一晃5年过去了，张葱玉24岁了，顾湄小姐也22岁了，两个人一个未娶，一个未嫁。金妈知道后又来劲了，决定再作一次尝试。这次不知金妈施了什么新招，张葱玉居然答应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与女方见面了。还好，第一面感觉不错，接下来他们进入“自由恋爱”，两个星期以后，他那凡事速战速决的脾气又来了，就在静安寺一家德国餐馆请老丈人一家吃饭，算是把这件婚事初步“敲定”了。老丈人顾纯葆是苏州人，在沪主持一家保险事务所，思想很开放的。数月之后（1937年6月）他们正式订婚，准备择日办理终身大事。谁知两个月后“八.一三”沪战爆发。那天张葱玉开着汽车刚刚从大世界门口经过，身后就传来了大世界门口被炸的爆炸声。他备受惊吓，赶紧带着全家去香港避难了。第二年（1938年）1月12号回到上海，22日在大东饭店与顾湄小姐举行了婚礼。7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那次难忘的盛典：“就婚于顾氏。阴雨连朝，忽然开朗，似觉精神一爽也。余今日就婚于顾氏，假礼堂于大东（酒楼），清晨即赴，来贺者自邓伯庸以下，凡百余人。因国难，极力事节省，只于至亲及知交中发柬而已。三时许行礼，证婚人虞洽卿，介绍人李祖夔、周恺（即周叔莲），男宾相俞时中（后来成了张静江的女婿），女宾相新妇慧珍之妹德珍。赞礼者严燕孙，奏琴者张次梅。夜设席凡二十一桌。散后至新寓欢饮，款之茅台，即余去岁游黔时携归者，味甚辛，故客皆扶醉而去，余未沉醉……”婚礼的主持人原定是张静江，但当时张静江不在上海，就由张静江的四弟，人称四老爷的张墨耕代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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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6)

    第二天他继续记道：“新妇名慧珍，丙辰十一月初六日生，年二十又二，吴县人也，甚婉淑。”婚后他们住在张家大房的地丰路公寓（即今乌鲁木齐北路的懿锝公寓），小日子过得很热闹，因为家中不仅张葱玉好客，新媳妇顾湄（原名顾慧珍，张葱玉为之改名顾湄）好客，连老婆婆邢定也是个非常好客的人，所以家里每天宾客盈门，顿顿有客人留饭，来人大多数都是年纪大的长辈，新婚夫妇都要叫公公、伯伯的。

    俗话说“树大招风”，张葱玉的日子过得热火了，也曾招来了绑票，好在没被绑去。那天他们夫妇正在延平路老丈人家吃饭，家中的男佣人阿福匆匆赶来送信，说是家里来过不认识的人，还留下一封信。张葱玉边吃饭边拆信，想不到信中掉下一颗子弹，全家人吓了一跳，只见那信上写着：“……到府上请驾不遇，他日再访。”张葱玉知道大事不妙，那时上海市面上很乱，常有绑匪大白天闯入民宅。为防不测，老丈人当机立断，叫他们不要回家了，暂时避到旅馆里去，于是用自备车把他们夫妇送到了外滩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而葱玉的母亲和妹妹张微（邢定因没有女孩子，把妹妹的女孩过继过来）也不敢在家里住，住进了静安寺附近的钧园饭店。直到数周后，托人给万航渡路上的“76号”送了好几幅珍贵的名画，请他们出面干涉（其实明明知道，很可能就是“76号”的特务干的），才算把事情平息。

    郑振铎冒着政治风险保护张葱玉

    郑振铎的出现，是张葱玉一生中有关键意义的大事。据顾湄女士回忆说，张葱玉与郑振铎起码在1938年时就认识了。那时他们婚后不久，常见郑先生一大早就来到家里楼下的客厅，先独自翻看报纸，喝点茶，等待张葱玉下楼来。郑振铎那时是好几所大学里的教授，教中国文学史，但他学识广博，对中国古代艺术也充满了兴趣，有机会就来向张葱玉请教，有时带一些古书和字画请张葱玉过目。张的日记中几处提到：“郑振铎来，带来画卷、古董……”

    抗战初的几年中，为了抢救沦陷区的古籍善本，郑振铎受重庆国民政府和###的委托，与徐森玉、张寿镛等一起在上海组成“文献保护同志会”，以租界为屏障，与前来搜刮的美国人、日本人展开角逐。这时张葱玉帮了他大忙，介绍了一些藏家，他自己的一批珍本也在当时经郑振铎卖给了中央图书馆，同时动员他的大伯张芹伯，最终将上千部善本（即“芹圃善本藏书”）售给了中央图书馆。8

    他自己出让给中央图书馆的珍贵藏书有：宋版《春秋注疏》十行本30册、宋版《孟子注疏》十行本14册、宋版《毛诗正义》十行本24册、宋刊明补本《仪礼》16册、元刊本《礼书》32册、影钞唐卷子本《左传》30册、影钞唐卷子本《周易尚书》7册、元刊本《过于补音》3册、宋刊本《仪礼集说》10册、元刊本《左氏春秋》30册、元刊本《广韵》5册、宋茶磨司刊本、元明修《新五代史》20册等等，至于明刊清刻，更是洋洋大观，总共261种，计1611册。9除此之外，还有从明代到抗战为止的历代历书200多部。这个藏书目录即便拿到现在，也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在这前后，张葱玉的钱袋有时还能为郑振铎经济上活络活络。郑先生联系的社会面非常广，有时需要接济一下什么人，就请张葱玉帮忙，张葱玉总是“OK”，没有话说的。每逢这个时候，他只是淡淡地对妻子说：“他那头有人来，要用钱。”或者说：“他要接济一个人，这个人很重要。”至于接济什么人，并不详说，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是什么人，但他相信郑振铎。至于后来钱有没有还来，恐怕也是一笔糊涂账，张葱玉夫妇并不认真当回事。

    对于数额较大的款项，张葱玉还是记了一笔，如他在1941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就记着：“金华来替郑振铎借款三千元。”金华叫杨金华，是一家旧书店的员工，与郑振铎是很好的朋友。那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日本人进入了租界，郑振铎等在沦陷区抢救珍贵典籍的工作一下子陷入停顿，他们这些为重庆方面工作的人员即刻面临极大的危险，必须转入地下，这就是郑振铎在日记中讲的“蛰居”时代。这个时候他与重庆失去了联系，正在困难时期，急需用钱是很自然的，张葱玉二话没说，马上办理。但三千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因为那时一担米也只值10元钱。一个六口之家，再加上佣人，每天吃鱼吃肉，一天的菜金也只需两元钱。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7)

    后来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47年，郑振铎也为张葱玉做了一件大好事，即把张的70幅唐宋以来的名画影印成册，这使后人明白了，张葱玉起码收藏过这么多好东西，因为他自己除了藏书，没有留下任何藏品目录。

    到了解放初，张葱玉已经濒临经济破产了。因为种种因素，他任董事长的东南信托公司早就易主了，其他事业经营得也都不理想，手里的字画越来越少了，也不是他的至精之品，而他是一家之长，一家六口人（包括他的母亲邢定）总要吃饭呀！

    俗话说“旁观者清”。张葱玉身边那多如牛毛的朋友，在郑振铎看来，有的是朋友，有的根本不是朋友，只会带来麻烦。他在上海呆的时间越久就必定越没钱，因为找他吃酒打牌的朋友太多了，久之必然要毁了这个人才。郑振铎是真朋友、好朋友，他在关键时刻要帮朋友一把。恰好此时国家要筹备开放故宫博物院，还要建设国家历史博物馆，他就毅然把张葱玉调到了北京，当国家文物局的文物处副处长，兼文物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充分发挥他的特长，让他专心致志地为国家服务，跟那些酒肉朋友永远告别。

    自然，当时北京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这对于在上海的租界里生活惯了的小开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最初他先一个人去工作，一年后全家才搬去。尤其难能的是，他的老母亲邢定女士也跟他一起搬到了北京。全家从上海的花园洋房一下子住到了北京的胡同里，煤气灶变成了煤球炉子，抽水马桶变成了院子里的“蹲坑”，一切都很不方便，加上气候干燥，冬天寒冷，他那本来就单薄的身板就常生病。但是张葱玉的精神生活一下子充实了很多，他觉得把自己的经验和本领贡献给国家，这比什么都重要。何况那时的首要工作是要恢复、充实故宫绘画馆，意义重大，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故宫里原先的古代珍贵字画一部分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了东北，还有一大批被国民党政府带去了台湾，到解放时，故宫绘画馆已经是个空壳子了，眼前急需从民间充实藏品，以便对公众展出，这个征集工作中就有很重要的鉴定任务。张葱玉干这行真是得心应手，因为他一生都泡在字画中，20岁时就已经进出故宫参与鉴定工作了。过眼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中国最重要的书画藏品，很多他都亲眼看过。

    他的夫人顾湄女士至今还记得一件事。1940年代初有一次他们夫妇到了北京，当天晚上朋友请客看戏，他们坐定后就听见后排有两个老人在聊天。其中一个人说：“听说上海的张葱玉来北京了。”另一个则说：“这位张先生对古画如此精通，肯定五十岁出头了。”坐在前面的张氏夫妇心中不免好笑，他们哪里知道，张葱玉就在他们眼前，是个只有二十来岁的青年呀！当时张葱玉所达到的鉴定水平，连张大千和谭静都是防着他的，他们造的假画就怕张葱玉给看出来。谭静还雇佣了汤临泽为他临摹古画，一旦张葱玉找不到汤临泽的时候，谭静就推说回乡下去了，可是张葱玉知道这里的奥妙。

    20世纪50年代，是个政治运动不断兴起的年代。乡间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对那些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名下还有些土地的国家干部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坎”，弄不好就被揪回乡下批斗去了。张葱玉就面临了这样的危险，因为大家族分家的时候，肯定也分给他一部分土地的，尽管他自己并不去掌管，从来没有去收过租，都是他的账房先生许先生去操办的。他在金钱上向来马马虎虎，不认真过问，家里的漏洞就不会少了。他家的司机就曾偷盗他的图章拿到外面去卖，他也没有发现，后来被一个朋友在市场上发现了，张才去追回的。所以南浔乡下究竟有他多少地，对他来说始终是笔糊涂账。

    可是到了乡下搞土地改革的时候，老百姓就来跟你算清楚了，说是张葱玉名下有一千多亩地，是个大地主，应当揪回乡下，接受批斗！南浔真的有人跑到北京去要人！

    这件事引起郑振铎先生的高度重视，他明白，张葱玉只要一回到乡下就不要想回来了，各地的政治运动都是宁左勿右的，这个人才就要被毁掉了。为了保住张葱玉，他毅然动了脑筋，巧妙地把地主的“头衔”挪到张葱玉的母亲邢定老人的头上。那时邢定老人年纪已经大了，又是妇道人家，况且已经作为干部家属跟随张葱玉来到北京居住，地方政府是不会与之为难的。这样一来，张葱玉就被郑振铎“扣”在北京不放，仍旧是国家文物局的干部，可以安心工作，与家乡的土地改革无涉了。10不仅如此，郑振铎还安排张葱玉参加了一个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组，变成土改队的干部了。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8)

    这件事当时是被郑振铎先生打马虎眼糊弄过去了，谁知到了“文革”期间又被捅了出来。北京文物局的造反派胃口很好，不辞劳苦地南下调查，果真查出了张葱玉在解放前名下曾有一千多亩地的记录，可见当时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的。只是因为郑振铎和张葱玉都已经在“文革”前好几年就去世了，张葱玉的母亲邢定老太太更早于他们去世，造反派才无法迫害他们。但他们还是抓住了活人出气，于是顾湄女士就倒霉了，成了“地主婆”，抄家、挨斗，备受歧视。

    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在当初，郑振铎先生是冒了多大的政治风险啊！其苦心，不就是为了保住张葱玉这个人才吗？而这样的“罪行”在“文革”中，是足以置他于死地的。

    南锣鼓巷北屋轶事

    近几年，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写了不少关于其父亲的回忆文字，其中谈到他们在北京南锣鼓巷的生活，非常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北京国家文化干部的生活风貌。

    张葱玉1950年到北京国家文物局工作时，先住在郑振铎先生家里，吃饭也在郑先生家里。1951年全家都搬去之后，局里就把他们安顿在南锣鼓巷胡同的北屋，是一溜朝北的平房，生活条件比上海的花园洋房简直不能比。他非常热爱他的工作，热爱新中国的文物事业，每天早出晚归。除了文物工作，其他公益活动诸如兴修十三陵水库等体力劳动，他都乐意参加。国际乒乓球赛在北京开赛，他会买来全套的票，让大家轮流去看，说是只要看到中国人打败了外国人就心里高兴。

    那时张家突出的特点是朋友多，这是他们家的老传统了，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如此，只要是星期天，家中必定是宾客盈门，有时一拨还没走，另一拨又来了。平时晚饭后也是朋友们上门的时候，大家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围绕一两件字画，有时是交流情况，有时就是谈天说地，因为张葱玉见识多广，待人又随和，大家和他在一起觉得很有趣。常来的朋友有启功、王世襄、徐邦达、夏鼐（原北京考古所所长）、周贻白（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张伯驹、张学明（张学良的弟弟）、裴文中（考古专家，邻居）、杨仁凯（辽宁博物馆馆长）、许姬传（梅兰芳的秘书）、许源来（许姬传的弟弟）、唐兰（任职故宫博物院）、谢稚柳、黄永玉、黄胄等先生，还有一些较年轻的专家如故宫的刘九庵，文物局的章敏、罗哲文，考古所的王俊明等等。黄永玉和黄胄还曾画好画，题了词送给顾湄女士。

    后来还有一些喜欢文物收藏或和古代文化的首长，如党内理论家邓拓、海军司令肖劲光，也来光顾张家。肖劲光司令来的时候总是在晚上，车停在院子里。还有早期的交通部长章伯钧，也曾来讨论一些文物问题，还有几个警卫员跟着。院子里很黑，警卫员就在院子里打手电筒，照来照去，门口还有人把着，别人一律不让进去了，院里空气显得有些紧张。其实宾主们在屋子里天南海北，谈笑风生，放松得很呢。还有一位叫魏金非的广东省省长，也是文物爱好者，有便到京的时候，总要往张家走走的。11

    启功先生住在黑芝麻胡同，离张家的南锣鼓巷只有几分钟的路，所以三天两头晚饭后到张家来。尤其是大冬天的晚上，人家都一家人围着火炉不出门了，而他戴上棉帽、围巾和棉手套，还是全副武装地慢慢往张家走。他说话非常幽默，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而且声音很像少儿广播电台里讲故事的孙敬修，所以孩子们也很喜欢他。

    王世襄住在芳草园，离张家较远，总是骑自行车来。王先生除了精于文物收藏和考证，还很讲究美食，能烧一手上好的菜，用料极为讲究。他常会一个人骑上自行车去北京西山，到山上采摘一种叫“二月兰”的野菜，回家烧制成美味带到张家来。有时他又有了什么美味好菜了，就请张葱玉全家去他家品尝。每年过年他总是第一个来拜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大家都还没起床，他就在门外扯着嗓门叫“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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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9)

    自然，当这些老朋友一旦知道他们的葱玉突然离去的消息时，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启功和王世襄一进门就嚎啕大哭……

    那时虽然经济生活比较艰苦，但大家相处得很和谐，都以国家利益为重，社会风气也比较淳朴，心情也就比较坦然。政治上虽有“三反”“五反”和“反右运动”，但张葱玉是个不问政治的文化人，上面又有郑振铎先生这个保护伞，也就安全多了。先生们合作得愉快，太太们也相得益彰。郑振铎先生的夫人高君箴女士和顾湄，以及徐邦达先生的夫人，都成了好朋友，她们之间常相过往，在一起度过了几十个“牌桌上的春秋”。

    郑振铎先生的儿子郑尔康结婚时，因顾湄正患肋膜炎卧病在床，张葱玉就带了女儿前去王府饭店参加婚礼。若干年后到张葱玉的女儿结婚时（1972年），两家的男主人都早已去世了，郑夫人就带了老佣人唐妈和孙子孙女到南锣鼓巷来贺喜。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满屋的人除了新郎官就是女性世界了，徐邦达夫人是带着儿媳妇和孙女来的。一张紫檀木八仙桌子还是当年从上海带去的（是当时张家仅剩的两件值钱的家具之一，还有一件是张葱玉的书桌，也是上好的紫檀木的，台面上还嵌有一大块暗红色带花纹的玉石，抽屉的拉手都是精美的雕花玉石。后来在天下大乱的年头家中屡遭盗窃，不得已就卖掉了。当时卖了17万元人民币，如果放到现在，真不知价值几何），铺上台布，放上几盘糖果，几碗茶水，就算是婚礼了，大家身后没有任何家具，只有一个小小的天窗高悬在天花板下面。对比张葱玉夫妇上海大东酒楼的二十几桌酒席，回家后又有茅台酒招待，真如天壤之别，而时间上只是一代人之差。历史巨变中的豪门盛衰，有时真的无法预料。

    张葱玉的女儿张贻文与郑家也有一段温馨的交往，在她十岁左右读小学的时候，每星期都去郑家借小人书看。因为郑振铎先生是文化部部长，出版社出了书都要送他一本，所以他家的书房里堆满了书，其中有不少是小人书，堆在书橱的下格里。张贻文一到周末，就提上个小篮子到郑家去。她沿着皇城根到景山后街，再转到黄化门，走上约半个小时，就到文化部的宿舍大院了。她可以先坐在地板上翻看，挑出有趣好看的就放在篮子里带回去，下周来时再调换。那时就已经有《红楼梦》小人书了，给她很深的印象。她一进门，胖子哥哥（郑尔康）就会迎上来，告诉她哪些是新送来的，可以先看。

    张贻文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全家离开北京、移民美国时的一个插曲。当初他家从上海搬到北京时，厨房里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装进了一只巨大的缸里。到了北京后，要用什么餐具了就到那大缸里去找，总能找到合适的，所以张家的那只大缸好像聚宝盆似的，要什么有什么。其实那些餐具在张家人眼里，都是些平时家用的东西，根本不稀奇，而在别人看来，就是康熙、乾隆年间的好东西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葱玉的子女要出国的时候，上级领导还发话下来，说是“张家人走东西不能走”，要把有文物价值的东西留在国内。其实经过十年浩劫，他们觉得家中好东西已经没有了，只剩下一些不值钱的了。后来经过领导协商，仅仅放行了两只大些的盘子，说是给他们留作纪念的，其他“锅碗瓢勺”还是没让带走。12

    在文物鉴定的岗位上鞠躬尽瘁

    张葱玉原本就是一个精神贵族，对身外之物不是很上心的，只要工作得有意义，领导们信任，同事们配合默契，他就很高兴了。五六十年代的工作都是日以继夜的，白天忙完了晚上回到家里，不是埋头写东西，就是接待来访的同事和朋友。一旦发现一件有特殊价值的字画，他就会高兴得不断地摩娑，连连赞叹。

    据郑振铎先生的儿子郑尔康先生讲，解放初他被作为国家仅有的两位书画鉴定专家之一调到国家文物局工作，最初主要干部都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家属还没来。那时白天的工作已是非常繁忙，晚上张葱玉总是还要看书、写作到很晚。一个看院子的老职工曾说，整个院子就属张葱玉的屋里熄灯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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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10)

    他在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工作了13年间，为我国文物工作做了大量艰苦的开拓性工作。建国之初，文物处处长一职原先要徐森玉先生担任的，但徐先生执意留在上海，后来就没有再调处长，由张葱玉这个副处长主持工作。1952年，东北发现了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的《佚目》书画，他就立即组织调查，参与制定政策，设法征购，组织鉴定后，充实到已经空空如也的故宫博物院中。当1953年故宫绘画馆正式开放时，已经有了自隋朝展子虔到晚清吴昌硕的作品五百多件了，他为此激动地写下了《古代绘画的厄运和幸运》一文，回顾了历史上古画的历次劫难，指出目前在绘画馆里展出的这些展品的意义和价值，字字句句都充满了感情。

    1950年代初期，从大陆去香港、台湾的有钱人和文化人，带去了不少古代珍贵书画，几年后，他们中有些人有意出让，而国家正在筹备成立国家历史博物馆，也需要把这些文物买回来，就派了一位资深干部前往广州，鉴定字画，具体办理此事。香港的商人从中捣鬼，使出美人计和糖衣炮弹对这位干部进行拉拢，此人经不起袭击，明明知道是假画，还是花重金买了下来，使国家蒙受了很大损失。那个干部回到北京后，知道骗不过张葱玉的眼睛，就对张葱玉打招呼，叫他不要吭气。张葱玉一看果真是假的，他说：“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不说？”于是坚决予以揭露，挽回了国家的损失。

    1962年，国家文物局为了弄清现存国内的书画家底，决定由张葱玉负责带领一个工作组，对全国的文博机构所藏书画进行一次普查。他和谢稚柳、刘九庵一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走遍北京、河北、河南、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南、广东等地，鉴定分布在各大博物馆的书画近十万件，从中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书画珍品，及时地抢救了国家的文物财产。一路上这些单位多次邀请他作学术讲演，他在向大家传授鉴定书画经验的同时，重点强调了一个观点：鉴定的主要依据是“时代的风格和画家个人的风格”，给大家很大的启发。这些讲演后来经有关专家记录整理，编为《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于1964年出版，后来又多次再版，还被介绍到日本去，在日本出版了日文版。

    在北京工作期间，他的一手绝妙的瘦金体字还发挥了一次重要作用。

    解放初出版的介绍敦煌壁画的一部书中，有一篇郑振铎先生写的序言，毛笔字是请张葱玉代书的。书出版之后，毛泽东也获得了一本，看到郑振铎的序言的毛笔字写得这么好，就记住了，以为是郑振铎的字。后来在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公约时，毛泽东就提议让郑振铎来抄写正式文本。郑振铎得到通知后才知道是主席误会了，于是叫张葱玉进中南海执行任务。张葱玉为此还专门准备了笔墨，到中南海认真地完成了任务。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当初书写时用的毛笔和砚台没有让带出中南海，再后来就与书就的《和平公约》原件一起，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了。张葱玉有一次陪客人参观该馆，意外地发现自己的笔墨也被陈列在玻璃橱里，感到非常高兴。这时大家才知道这件事的原委。13

    他曾立志把自己的经验和心得进行科学总结，把传世的历代重要书画作一次全面的整理著录。从1960年开始，他数年中夜夜奋笔不辍，先列目录，再逐项介绍，每至深夜。那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连像样的稿纸都不易觅到，只能用像草纸一样粗糙的纸张，而他那蝇头小楷毫不马虎，计划要写二三百万字。可惜这个计划因为他的健康原因未能全部实现，他在48岁时即告别了人世。他患的是肺癌，因手术失败而逝世。

    好在他留下的文稿《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历经劫难还是被保存下来了。2000年，文物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煌煌13巨册，成为他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学术财富。14

    张葱玉先生逝世后，启功先生曾有一幅挽联，大概是对这位卓越的收藏家、鉴赏家公正的评价：.

    bao.

    13.从公子哥儿到书画鉴定大师(11)

    投分推诚，久弥敬笃，最痛心，一旦摧毁，百身何赎；

    高才博学，日益精勤，堪屈指，十秋赏会，四海无双！15

    他本人也有一首打油诗，诗云：“积习平生未扫除，十年浑自滥齐竽；眼昏睡少知何用？夜夜灯窗苦著书。”这的确是他数年勤奋著述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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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1)

    中国古钱币大王的坎坷生涯

    ◎往事仍在眼前◎

    张南琛（张叔驯之子）：

    纽约是个诞生传奇的地方。父亲张叔驯的最后传奇就是在纽约度过的。

    纽约比日内瓦拥有更多的中国人，但是初到纽约的时候，我们一家的生计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心。由于我们的财产都在国内，带出来的有限的现金无法应对长期的海外生活，父亲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就只得四处向他平时接触过的古董商、收藏家和博物馆打探，看看是否有人对他带出来的各种古董感兴趣。

    卖古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难迅速缓解他步步逼近的现金短缺。幸运的是，二叔公的一位老朋友，曾经在巴黎为二叔公工作过的卢芹斋（就是大名鼎鼎的古董商），在纽约有一家生意兴隆的古董店。他给了我父亲一份工作，月薪400美元。我觉得卢先生是在还父亲一个人情，因为父亲多年前在上海时曾经是卢先生的好主顾。400美元的收入，扣去每个月240美元的房租，剩下来不多的钱，还是让我们一家颇为拮据。重压之下，父亲病倒了，患上流血性的溃疡。

    好在慢慢地，纽约文物界渐渐认识了父亲的存在，以及他手上的古董的价值，父亲也能够卖掉一些东西了，渐渐改善了现金短缺的局面。耐人寻味的是，他作为中国的古钱大王，一生收藏了数万枚珍贵古钱，但是一旦到了紧急关头，真正解他燃眉之急的并不是他的古钱，而是他收藏的古玉。

    当家里经济状况稍一好转，父亲一高兴，他那在上海时的小开派头又抖出来了——他在家境并未根本好转的情况下，买了一款特别型号的凯迪拉克高级轿车。在我记忆中，那是辆非常帅的轿车，是他用一块珍贵玉石换来的。母亲因此非常恼火。父亲终生对轿车和收藏的喜爱，使得他常常在金钱用度上失去理智，鲁莽行事。

    后来，他的财政情况越来越好，好像财神又一次神奇地光临了我家。一位著名的美国收藏家，芝加哥的艾弗里·白伦德其（AveryBrundage）先生，从父亲那儿买去了许多珍贵的玉石。白伦德其先生是美国20世纪30~50年代最著名的收藏家，他在芝加哥做地产生意发了财，专门收藏中国古代艺术品，包括铜器、瓷器、玉器等等。他的藏品在晚年都捐献给了各大博物馆，玉器捐献给了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他从我父亲手里买去的珍玉，现今也收藏在旧金山的亚洲艺术博物馆里。为此，我们去参观过很多次。

    渐渐地，父亲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做古董生意。他利用自己的专长，在拍卖会上选价廉物美的东西，然后再转手卖掉，这样很快就能赚到利润。后来他觉得这和他在卢芹斋古玩公司里的工作发生了冲突，于是就辞职了。

    在1942和1943年间，父亲奇迹般地又成了大富翁，这使得长期盘踞我家的经济阴霾被一扫而光。我父亲的生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朋友——无锡籍的(薛寿萱又名薛学廉)先生明智的建议。

    那些年，在纽约的中国人有三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其中最大的就是唐人街上的广东人，他们的上一辈人是当年来美国掘金和建铁路的老华侨，他们传统、守旧但是极其爱国，由于美国人排华，他们只好聚集在唐人街。也许由于缺少良好的教育，他们的生意大多局限在餐饮业、洗衣店和手工业。我们刚到纽约的时候，整个纽约城中国人并不很多，知识分子很少，大多都是干体力活儿的。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也不好，有的理发店不对中国人服务，有的房主也不肯把房子租给中国人住。甚至也没有一家像样的中国餐馆，所谓的中国菜，只是一盘炒什锦（ChopSuey）或炒面（ChowMein）而已。纽约直到1946年，才有一家由山东人开的“上海饭店”，里面有北方的饺子和北方菜，也有南方的“狮子头”等，生意很好。第一次在海外吃到正宗中国江南菜的时候，我们真是开心极了。

    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2)

    第二个群体就是政府和半政府机构里的一些常驻的或者临时的官员。在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后代当中，渐渐出现了不少做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和他兄弟，3他们在抗战之前就到美国了，拥有一家华昌贸易公司。他们主要做钨、桐油和猪鬃的生意（那时最好的油漆是一定要中国的猪鬃刷子刷的），非常富有，湖南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另一个做进出口生意的大富商就是无锡的(薛寿萱)先生，他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官薛福成的孙子，他还是他的同乡、著名的实业大家荣氏家族的亲家。这类人在抗战之前并不很多。

    第三个群体就是抗战期间来到美国的官员、知识分子及其家属。我们一家就属于这一群体。这个时期来美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多起来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才渐渐发生转变。抗战胜利之后，来美国的人就更多了。不仅有大陆来的，还有从台湾和香港来的。现在旧金山就有五个中国人的社区。那时富人逃难，到香港的多，到美国的少，还有一部分人到了巴西，因为在巴西开工厂容易，而在美国开工厂被控制得极严，几乎没有什么人在美国开工厂，都是做些商贸生意。

    最初，薛先生只是做蚕丝和丝织品贸易，但他的聪明才智使他在股票和日用品市场上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有一年，美国农业部批准他为最大的大豆贸易商，这使得他在旅美华侨中更加出类拔萃。他住在纽约最好的住宅区，他那豪华的两层楼房可能有1000平方米。他经常邀请朋友们吃饭，并且招待那些来访的中国显贵。也就是在这样的场合,我父亲还认识了几位高层的民族主义者，如宋子文和顾维钧博士。

    对中国古董的共同兴趣把父亲和薛先生联系在了一起。虽然他们早在上海时就已相识，但直到我父亲到纽约的几年之后他们才成为密友。薛先生也是在生意发达之后才成为真正的收藏家的。那时，他相信父亲谨慎的鉴定和中肯的意见，还想建一座一流的中国古董收藏馆。在后来的交易中，古董总是那么令人愉快，即使不是为了据为己有。他们喜欢在小店铺、拍卖会和私人收藏馆里搜寻他们中意收藏品，查证它们的背景和历史，鉴定它们的年代和真伪，最后估算它们的价值。

    1942年的秋天，我去麻省理工的自然科学学院学习。由于战争的原因，当时工程师和科学家很急需。所有的技术学院都是四年制的。我一年到头地埋头读书，很少回家，只用了三年而不是四年就拿到了我的本科学位。那几年，由于我没有时间回家，取而代之的是我父母每年从纽约驾车到我的学校来看望我几次。在学校里，我曾经一度不再熟悉我父母的活动和他们的财政状况，不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已经好到了我无法想象的地步。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到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最好的饭店去与他们会面，可以邀请很多学校里的同学或朋友（10到15个）一起来吃豪华大餐——我父母热情好客的天性再次获得尽情的展现。

    后来我才知道，父母那时正在发达时期，他们采纳了薛先生的建议，投资股市。1944年的一个夜晚，父母突然打电话给我，通知我他们已经从“河谷”搬到“公园大道”（即ParkAvenue,纽约市内另一个高级住宅区）的一栋豪华公寓里去了。

    我推测那时候我父母已经相当富有。从1942年到1944年，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平均上升超过了60个百分点。任何人如果也像我父亲一样，在股市下跌的时候买进股票，那么他也能轻松地赚到6到8倍的利润。1940年代中期真是我父母一起在国外生活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很多在上海的老朋友因为退休或者是做生意，这时都陆续来到了美国，所以，他们的社交圈子变得更大了。

    那时候，薛家就是他们这个社会层次的活动中心，来客都是所谓的侨居美国的高等华人，主要有WalterKwok夫妇（是上海永安公司郭家的小儿子，跟我父亲当年就是打网球的朋友）、（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的侄子，当时任纽约中国银行行长）、VictorHoo（胡世泽，中国外交官，法国政治学院博士，1940~1945年间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即毛泽东的同乡李国钦，华昌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老华侨，是当时旅美华商中最有实力者）、（无锡望族唐家的人）、BangHsia（夏鹏，上海人，中国交通部的顾问，还是纽约环球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国钦的弟弟，我父亲在上海时一起跑马的朋友）、（荣鸿三，上海面粉业和纺织业大王荣宗敬的二儿子，与父亲是多年的麻将、扑克朋友）、AlfredSze（施田生，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儿子，当时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环球贸易公司的人）、VictorYung（无锡荣家的外甥）、（贝祖诒，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曾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开会）、（席德懋，我丈人席德柄的哥哥，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李叔明，曾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杭州电器公司总经理、大同化学公司总经理）、（姚叔莱，张静江元配夫人姚蕙的弟弟，为张静江管理生意）、（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文）、SoldmonLeung（席德懋的女婿，与宋子良是连襟），以及卢芹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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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3)

    他们经常去薛家的豪华住宅里打扑克、搓麻将、吃饭，每个星期都有好几次。在合适的季节，赛马也还是一个受欢迎的日间运动，但是我父母还是经常和WalterKowk一起去游览各地名胜，他们对旅游和社交的爱好，保持到生命的最后。尽管父亲忙于照看生意、寻觅值得收藏的古董、和朋友一起参与社区活动和比赛，但他从未忘记二叔公，他和母亲每个星期都要驾车15公里去看望他老人家。

    抗日胜利以后，一些从上海过来的中国人就急着要回去，而我父亲却一点儿也不着急，因为他在纽约的生意进展良好。父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六姑妈很负责地回家帮父亲料理各类事务，并在父亲不在上海的时候卖掉了他的房子来还债。这些债务包括了父亲用一部分最好的钱币藏品作的抵押贷款以及在国外初期的一些花费。其实，那时候如果我们立即回国，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

    那时候，父亲的生意还是不错的。多年之后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在市场鼎盛时期，他们的股票价值40万美金。按现在的价值来算，相当于350万美元，甚至更多！

    悲哀的是，这些财富只是一个好梦，而好梦总是不长久的。在1946年9月，美国劳动节后的那个星期二，当我们的财富经过四年半的累积几乎达到了1942年初的两倍的时候，股市开始暴跌。这成了我们家后来漫长、悲伤而痛苦经历的开始。

    母亲总是很果断也很实际。在经历了股市的暴跌之后，她变得很紧张。她敦促父亲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并且提醒他说，这样我们虽然损失了很多利润，但是剩下来的仍然使我们很富有。然而父亲迟疑不决，他希望看到股票可以再次上涨。后来的确上涨了一点，但没涨到他满意的程度。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就一直不景气。因为他的投资是举债经营的（股票以极小的毛利购进），利润很快化为乌有，这样一来，父亲就更不愿意卖了。

    我当时在外面读研究生，但是我知道父母亲为投资的事情吵得很厉害。1946年底的一天，我们开车去看望二叔公。母亲再次规劝父亲清算他的股票，父亲不同意。他们吵得很厉害。最后，父亲说：“别再强迫我了。否则，我就开车撞墙，杀了全家！”

    到最后，他的经纪人迫使他对资产进行清理，因为这时他连自己的原始资本都赔进去了，股票比他五年半之前开始买股票时的市值还要低。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密友，自信的薛寿萱先生这时都没有办法帮他，因为薛先生和他的处境相同。只是薛先生拥有更雄厚的资本，在这场金融巨变中还可以挺得住，不过好几个跟着他做股票的亲戚，老本都赔光了。

    父亲于1946年圣诞节，在灰心失望中回到上海。他希望从自己在中国的资产中清理出一部分，来开始在美国的新生活。但是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他进展甚微。因为他名下的财产在他出国期间，都是交由他的姐姐张智哉代为保管的。抗战胜利后，张智哉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她在战乱中，曾把不少固定资产过户在别人的名下以求得到保护，但是这些固定资产有不少在战后被政府没收了）。他分拣了他收藏的珍贵钱币，把其中最好的2000枚带到了美国。

    更可悲的是，从他1947年4月回美国之后，坏消息就一直不断。

    1942到1946年间，他做股票生意挣了很多钱，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外交官身份，是会免税的。但是一回到纽约，他发现这是个错误。美国税务局给了他一张四万美元的税单。他的心都碎了，整个家庭也为之惊恐不安，因为这笔税单将把我们仅存的宝贵家产抵消殆尽。我听说了他的经济灾难，当时我在学校，我立即决定从学校出来，去找一份工作。我同时也下定了决心，一辈子都老老实实地工作和投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过分贪婪。由于上述的原因，父亲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我和弟弟泽琏在大学毕业之后，全靠独立奋斗去完成自己的事业。也许我对于1946年经历的这场灾难矫枉过正了，以至于我一辈子都没有借过钱，甚至没有过房屋抵押贷款。只有一次例外，1954年结婚度蜜月时借过400美元。

    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4)

    当时有一位很有钱的中国商人，相信人们在战后一定会对中国的古董有很大的需求。他希望在纽约开一家古董店，请父亲收集一份详细目录，并且请父亲来经营这个店。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父亲是在上海与他会面的。无论如何，这是这个陷入金融绝境的家庭唯一的一点希望。也许父亲通过这次冒险可以重操旧业。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之后，“东方良艺”商店终于在1947年春天开业了。我不记得太多的细节，因为当时我在纽约城外的一家工厂当工程师，也不经常回家。就我所知，这家古董店差不多在开业后的一年左右就倒闭了。自1948年1月份起，父亲就开始生病，时好时坏，却不知道自己已得了肝癌。

    他于1948年5月29日逝世，当时我和我学校的一个朋友汪国瑞在他的身边。商店垮掉了。如果他身体好的话，这个店还能起死回生，因为他对古董生意非常熟悉，而且当时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

    据医生推测，父亲在最后一次去上海的途中吃了受污染的食物，感染了病毒，损坏了肝脏。我却强烈地感觉到真正的原因是生意上的失败，造成他头脑的极度紧张，这严重损害了他的免疫系统，给癌细胞以发展的有利时机。同时，他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念头，仍旧在为他在股市上的错误而伤心。

    母亲请薛寿萱先生的助理卢子深先生帮忙安排葬礼。

    我强烈建议葬礼简单一点儿。但是卢先生在妈妈的首肯下，无视我们的困境，在一个高贵的殡仪馆举行了葬礼。他们的理由是：在纽约中国人的上流社会里，我的父母是一对非常受尊敬和欢迎的夫妇，是有身份、有影响的人物，葬礼的场合必须符合我父亲的身份和地位。卢先生的眼光很准，服务很到位，大厅里放满了鲜花、花圈等，只剩下站的地方留给前来哀悼的中外朋友、亲戚、生意上的客户和熟人。来自联合国与华盛顿的一些中国官员和职员也来了，甚至连我的好多同学都来了。

    因为父母的作风诚挚、直率而谦逊，所以他们一起在纽约的这9年里，赢得了所有相识的人的尊重。他们合群、热情、慷慨，在玩扑克牌和打麻将的时候也从不小器，更别提那些严肃的事情了。简而言之，用一句美国俚语来说，他们的确是一对优秀的夫妇。

    “民国奇人”张静江的最后传奇

    ◎往事仍在眼前◎

    张南琛（张叔驯之子）：

    二叔公晚年信佛。1936年他与印光法师见面之前就已经开始信佛，当时正是他于国事心灰意懒，与蒋介石也闹得不可开交之时。那年8月，他前去拜访了印光法师。法师不知运用何种法力，仅仅在他耳边窃窃私语了几句，就使得他大彻大悟起来，以至于临走时放声大哭（见张久香《二兄行述》），从此潜心佛门，念经打坐，吃素修行，对于世间万事似乎都已经看透了。后来在上海成立佛教协会，在莫干山建立佛堂等善事，都是由此开始的。再后来到了美国纽约，多数时间也是靠念经、祷告来打发。在纽约时他的眼疾已经越发严重，怕光，就常常一个人在一间黑屋子里念经，为中国的未来和亲人的安宁而祷告。

    在纽约的朋友常去看他，给他带来外面各种各样的消息。李石曾先生是他的终生好友，他们在一起总是愉快的，因为李先生一生都在旅行中，见识多广而且富有幽默感，他们那率真而耿直的天性也有共同之处，所以直到晚年，他们还乐于一起坐在河边的绿树下（二叔公坐在轮椅上），共享回忆往事的快乐。那时常在他身边的除了家人，还有一个跟他多年的秘书皇甫先生，以及两个女佣，她们一个是与婶婆年龄相仿的赵妈，一个是年轻的陈小姐，都是跟张家一同来美国的。她们帮助婶婆照顾老人、孩子和打理家务。后来皇甫先生回国了，因为家属在国内；陈小姐后来在美国结婚成家，有了两个孩子；赵妈则始终跟张家生活在一起，在婶婆去世以后几年才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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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5)

    然而“空门”并非真空地带。日本人侵华的种种兽行时时噬咬着二叔公那尊贵的民族心。他虽眼睛不好，但看得清报纸上的大字，同时天天听广播，对时局的发展他脑子里很清楚。袖手旁观不是他的个性，他总在想如何发挥自己仅有的能量来为国效力。经过他与李石曾的周密筹备，1942年12月，他在纽约自己的寓所里，召开了一次“世界国际社团同盟”的会议，旨在向各国政府呼吁和平，声援中国的抗战。美国、法国以及南美各国都有代表出席。二叔公被推为大会主席，由李石曾代为主持会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主持了闭幕式。这是二叔公第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出现。

    3年后，他双目近乎失明，只能以收听广播和吃斋念佛苦度余生。其间只有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曾给他带来短暂的快乐。到了1948年，二叔公因白内障不仅近乎失明，且伴有耳聋，但思维仍旧清晰。日本战败投降，给了他短暂的能够重回中国为国服务的希望，但是他意识到自己身体状况太糟，大概是不可行的。父亲的拜访对他而言始终是精神上的鼓励，那时只要我一回家，我们三个就一起开车去河谷拜访叔公、婶婆和堂兄妹们。所以，在父亲逝世之后，二叔公极度地思念他。

    在纽约期间，尽管二叔公的身体日见衰弱，经济上也不宽裕，但他还是周到地安排了孩子们的读书和生活，对留在国内的孩子更为牵挂。他总是想办法给国内的他认为有困难的孩子寄钱。抗战胜利后，当他得知他最大的外孙女周孟慈（二小姐张芷英的大女儿）已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时，非常高兴，立马通知他的女儿女婿，火速把大外孙女送到美国来深造。周孟慈从小乖巧伶俐，很讨外公喜欢，他们住在上海思南路时，每次外公写毛笔字，周孟慈总是懂事地在旁边侍侯，要么为外公拉纸张，要么为他研墨，还时常为他快要干枯了的墨池添水，所以最得外公的喜欢。按照抗战胜利后官方规定，只有大学毕业后才可以出国留学，而周孟慈还没有毕业，正在金陵女大读二年级，但是当她的父亲把张静江的亲笔信拿出来时，有关部门很快就批准了。周孟慈到美国后读书和生活一直受到外公外婆的关照，直到1954年她的父母亲也来到纽约，全家团聚，可是那时她外公已经逝世了。

    1950年9月3日，二叔公死于心力衰竭，享年74岁。婶婆说，她按照纽约州的法律，等待一位医生来宣布二叔公的死讯。当时她坐在二叔公的旁边，看到一道金色的光芒从房间中穿过，不知这是不是上苍对他的灵魂的召唤。二叔公的陵墓安葬在纽约郊外的ARDSLEY’NYFERNCLIFF公墓,我父母的骨灰4也安葬在那里。跟他们一起在美国生活的许多著名的人士，诸如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顾维钧等等都安葬在那里。有意味的是，他们这帮人活着的时候就常在一起，死了以后他们又葬到一起去了。

    婶婆是个例外，她操劳一生，于1991年过世。她也信佛，但是她希望海葬。依照她的遗愿，她的儿子张乃昌将她的骨灰撒在了墨西哥湾。

    二叔公毕竟是民国###，他的逝世是必定要引起一番震动的。近年来台湾《传记文学》刊出一篇文章，谈到消息传到台湾后的情况：“1950年9月3日，张静江在美去世，年74岁。此前，张、蒋关系冷淡至极，张的生死，早被蒋抛到一旁多年。在台湾的张静江女儿张乃琪未敢直接找蒋，而是于4日深夜携丈夫俞时中趋访老世伯吴稚晖，吴于次日早6时，以‘刘姥姥闯大观园’的勇气，敲开蒋府的大门禀告，蒋极为震悼，当日唁电美国慰问，下令褒扬。16日举行追悼会，亲临主祭，并致祭文。”5

    到了这时，蒋介石似乎一下子又良心发现，忙不迭地发唁电，还汇来丧葬费，在唁电中大放悲声：“中正患难之交，情谊尤深，噩耗传来，曷胜悲痛……”台湾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之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亲为主持追悼会，亲书“痛失导师”的挽幛，又臂缠黑纱，重新上演了一出“哥儿们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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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6)

    据张静江的账房李力经先生回忆说，抗战胜利时张静江曾有电报来，嘱咐要修理杭州葛岭上的老房子，有返回祖国之意，可是不知为什么又未能如愿。6

    现在杭州葛岭上的张静江旧居，为杭州市两个文化单位（西泠印社和美术家协会）所使用，房子建在半山腰，山下挂着“张静江故居”的牌子。上山的路是一条“之”字形的漂亮而宽阔的石阶，山顶上耸立着著名的保俶塔。山下的北山路上，有张家的亲戚刘锦藻的坚匏别墅和邢鼎丞的抱青别墅，再往下就是美丽的西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