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説謝稚柳和《煙江疊嶂圖》，以及他爲此圖蒙冤的一段公案，還得由這個手卷說起。

謝稚柳先生令愛謝小珮女士編輯的《謝稚柳紀念集》中，有鍾銀蘭《長歌醉墨煙江本轉眼浮雲事已陳——緬懷謝稚柳先生》一文，敘述頗詳。鍾老師自一九五二年進上海博物館工作，跟隨謝老三十餘年，她的迴憶當屬可信。

以下是她的原文：……五十年代的一天，靳伯聲帶著北宋王詵《煙圖》，（《煙江疊嶂圖》簡稱，下同）來見謝先生，一進門就高興地說：“謝公，我給你帶來了一件好東西。”先生嘿嘿一笑，“又有什麼好東西？”邊說邊打開畫卷，細細品賞，先生愣住了，這是一件北宋大家王詵的水墨《煙圖》，卷後有蘇軾、王詵的唱和詩長題，是難得的寶貝。先生很是高興。第二天把這事報告了文管會，建議召開文物收購鑒定會議，對這件畫進行鑒定。

那天出席會議的有五六位專家，當專家們把畫卷打開一看，頓時像洩了氣的皮球，感到失望，“這件東西假得沒有程度”，“這件東西不來事，假貨，沒看頭”，“這件東西是上海出名的假貨”。大家的議論不是沒有根據，據說早在三十年代，這件畫卷就在文物市場流轉，因一些鑒定家認定是假貨，所以誰也不願買它。在大家說假的情況下，先生再仔細鑒看，覺得此圖與傳世王詵的《漁村小雪圖》的筆墨風格實出同軌，具有內在的共同氣息，不會假的，他堅持自己的看法。由於專家的意見不一致，決定將畫退回，不與收購。靳伯聲把畫帶回北京，北京一些專家亦認為是假貨。但先生卻一直惦記著這個畫卷，擔心在眾人認假的情況下，流失或遭受損毀。

一九五七年秋天，靳伯聲又來到上海，先生要他把這件畫卷再拿來看看。靳伯聲又去蘇州，把畫卷帶到上海，對先生説：“藏家要兩千元”。先生看了後說：“我把它買下了”。靳伯聲感到困惑，藏家的開價是氣話，過去八百元也沒有人要，“謝公，這是公認的假貨啊！”靳伯聲似在提醒先生。“我看是真的，即使是假的，我也覺得不錯，作為參考也是值得的”。最后先生以壹仟八佰元（分三期付款）買下了《煙圖》。

六十年代初期，張珩（字蔥玉，著名書畫鑒定家，尤精於鑒定宋元書畫）任北京文物局文物處處長時，爲各博物館征集書畫來到上海，在先生家再次看了《煙圖》後說：“看來我們對此圖看走了眼。先生欽佩張珩的風度，他說：“誰能沒有看走眼的時候，我有時對某些畫常有吃不準，‘看走眼’的時候。短短的幾句話，道出了前輩鑒定家的風範。當時張珩還希望先生能夠割愛。先生説：“這會給我帶來麻煩，張珩表示能夠理解。想不到後來還是受到批判。一九六四年“四清”運動開始，先生因為收購《煙圖》而受到批判：“謝稚柳與公家搶購文物”，“明知是珍品，在收購會上不吭聲”，“以文管會鑒定爲假畫為名，退回物主，然後再以低價買進”等等，等等，莫須有的罪名都扣在先生頭上。他不服氣，“文物收購鑒定會的記錄薄上白紙黑字，有案可查”，先生如實回答。那時候有誰去查記錄呢？欲加罪名，何須證據，最后結論是“謝稚柳身為國家文物收購鑒定委員會負責人，利用職權與國家搶購文物”，遂下令：謝稚柳必須將家藏書畫全部上繳。接著“文化大革命“開始，謝稚柳又是重點批判對象，對他進行了三次抄家，掃地“出門“，關進牛棚，受盡折磨。一九七三年先生獲得”解放“，但在落實政策發還抄家書畫過程中，對《煙圖》不予發還，並作出付給謝稚柳壹仟八佰元，作為上海博物館收購的決定。這種人的捉弄，你並不感到有甚麼悲哀，人情炎涼，對先生來說，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謝老自一九五七年得到《煙江疊嶂圖》後，四十餘年間，悉心研究，反複摩挲，用陳老蓮字體，工整地寫了一千二百餘言的考證，詳細詮釋了此圖的創作背景，筆墨風格，，以及王詵和蘇東坡書體的特徵及流傳經過。

據謝稚柳先生哲嗣謝定偉説，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五日，謝老病重住院期間，他和陳佩秋先生合修一書，將《煙江疊嶂圖》捐獻給上海博物館，信中說：“這樣的珍品應由國家保藏……”上海博物館接受了先生伉儷的捐贈，並贈予獎狀和三百餘萬元人民幣，還決定在重新裝裱時，將謝老精心書寫的題跋，作為拖尾，裱入此圖。

慶幸謝稚柳先生和《煙江疊嶂圖》四十餘年悲歡離合的緣分，終於有了了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