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介堪在十年浩劫《文革时期》

前言
反动篆刻家方介堪，是一个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旧上海艺术界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
是腐朽封建篆刻艺术的臭“权威”。
早在“四．一二”政变后，他就得到中国反动美术界大霸头张大千的捧场，成为上海大
地主，大买办的御用文人。蒋介石发起全国规模的反共内战时，他积极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效劳，肉麻吹捧人民公敌蔣该死，从而被国民党C.C系特务大头目张道藩所赏识，被任为上海反动“美术协会”候补理事，于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
解放后，在温州地区一小摄走资派的庇护下，方介堪以“左派人士”自封，当上了温州文物管理委员会付主任、温州工艺美术研究所付主任、市人代会列席代表，为复畔资本主义，兜售刘邓周扬文艺黑货，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波澜壮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终手把他推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这个展览，以大量铁的事实，剥掉了方介堪的画皮，暴露了这个反动“艺木权威”的庐
山真面目。让我们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反动“艺术权威”方介堪批倒，批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方介堪罪行展览”图片说明
1.方介堪出身于一个富裕商人家庭，家里开赌场，雇佣婢女。方从小就学会了一套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的作风。
2.方介堪的父亲与温州大豪绅吕文起有交往。年轻的方介堪通过吕文起的关系拜地主资产阶级分子谢磊明为师，学习刻印、作画。
3.1916年，方介堪跑到了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在吴兴大地主张石铭、杭州大地主丁辅之和反动文人张大千，郑岳的捧场下，挂出了“金石篆刻家”的招牌，从此充当了上海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的帮间角色。
4.1927年，人民公敌蒋介石与臭婆娘宋美龄结婚，方介堪替大资产阶级包达三刻了“永结同心”、“英雄伉俪”这两颗与黄金同价的鸡血冻石印，送给蒋介石作贺礼，从而身价百倍，青云直上。
5.1929年，方介堪参加了大汉奸王一亭组织的“中日艺术同志会”，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走狗。
6. 方介堪与温州官僚资本家翁来科原是同学。抗战期间，他勾结翁来科，大做古董、黄金投机生意，获取几十两黄金的暴利。
7. 1949年，人民公敌六十寿，方介堪与上海一班反动文人集体写了一幅丈余大的“百寿图”寿屏，送至南京为蒋贼祈祷长寿，真是反动透顶。
8. 1947年，方介堪为了进一步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便刻了“中华民国胜利之宝”，“中兴元首”等黑印，参加了该年举办的中正文化评奖展览。该黑印被国民党头目，文化特务潘公展、张道藩所赏识，评为一等奖。
9. 方介堪获得“中正文化一等奖”后，被国民党反动头子加倍赏识。1948年，他被推为伪“上海美术会”候补理事，并参加了由上海反动文化团体发起的“戡乱大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
10. 当时，方介堪住在上海一所国民党高级匪官黄色俱乐部——“军之友社”里。为了进一步勾结国民党反动派，他在那里为国民党高级匪官大刻反动图章，计有陈果夫、陈立夫、顾祝同、孙科、胡宗南、黄绍雄和美帝国主义头子艾森豪威尔等的印章。
11. 在此期间，方介堪又千方百计巴结伪上海市长吴国桢，与郑岳、马公愚等反动文人经常到吴国桢家里为吴及其臭婆娘黄卓群刻印作画，颇得吴国祯的器重。
12. 蒋家王朝覆灭。方介堪潜回温州，以“纯文化人”，“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面目出现，打着金石家的招牌，在五马街摆起刻印铺以掩盖他的庐山真面目。
13. 不久，方介堪在地市委一小撮走资派的庇护下，挂上了“文物委员会”副主任、“工艺美术研究所”副主任、市人代会列席代表等职衔。工资两处领。
14. 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时，方介堪秉机攻击中国共产党，说党埋没一批“知识分子”，
使他们失业没有事做。方介堪所说的这批所谓失业“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地富及坏分子。
15.1961年前后，方介堪在刘邓及党黑风的吹动下，打着继承“祖国文化遗产”、“保护古代历史文物”、“古为今用”等幌子，大修封建官僚地主的坟墓，宗祠，为封建地主歌功颂德，树碑立传。
16.为了大肆宣扬封、资、修黑货，方介堪不惜劳动人民的血汗钱，以重价收买各种封建遗物，并接连举办了这类封、资、修的黑展览，以毒害劳动人民。
17.1963年，在浙江党内走资派江华等指使下，杭州的裴多菲俱乐部——西泠印社召开该社成立60周年大会，全国各地牛鬼蛇神腐聚一起，大搞封建修黑货。方介堪以西泠印社老社员身份参加大会，被奉为上宾，被推为执行理事。
18. 在这段时间里，方介堪大肆为黑帮分子和走资派刻印、作画。计有田家英、邓拓、魏文伯、李丰平、林乎加、玉芳、李铁锋、崔振华，英宜之、董锐等印章。
19. 方介堪又把黑帮邓拓和叛徒、特务、反动“权威”，如魏文伯、丰子恺、潘天寿、马公愚、唐云、夏承焘等写的字拿来在江心文管会内展览，毒害群众。
20. 温州市党内头号走资派崔振华到温，方介堪拼命与他勾结，替他四处搜罗古董字画。崔振华曾多次设宴请方，赠以高级香烟，酒汗，给予加薪提级，尊称他“方老”，还准备吸收他入党。
2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小将杀向社会，“大破”、“四旧”革命群众起来砸毁江心寺菩萨和石碑，方介堪妄图“螳臂挡车”阻止革命风暴。
22. 方见看见自己苦心经营的封资修东西被革命群众扫地出门，内心愤愤不平。他一面到旧市委宣传部告状，一面打电话到省里去呼救。
23.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方介堪这个反动的家伙终于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被革命群众揪出了。

附录2

彻底批判方介堪在金石篆刻上的罪行活动
一．蒋匪帮的帮凶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反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自诩为金石专家的方介堪，在解放前几十年间所搞出的金石篆刻艺术，正是毛主席指出的那样，不是超阶级的，而是完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及大大小小地主、资本家、官僚服务的。
1916年，方介堪跑到十里洋场的旧上海，在大地主张万路、反动文人丁辅之、张大千、郑岳等的捧场下，挂出了“金石篆刻”的招牌，从此他就积极地为大官僚、大地主、大买办服务，充当帮间帮凶的角色，厚厚数十册的《介堪印谱》就是见证。由于他帮间帮凶有功，以致被抬上了“金石篆刻家”的宝座。
在介堪印谱中，我们看到他刻的图章，大都是替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大小头目刻的，其中很多是蒋家王朝的总头目，大战犯、大特务，如国民党C·C系大头子，战犯陈立夫、陈果夫，战犯顾祝同、孙科、胡宗南，桂系军阀，伪浙江省主席黄绍雄，国民党中委萧铮，战犯伪上海市长吴国桢，浙江国民党头子罗霞天，匪集团军司令刘建绪，蒋该死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等许多反动头子；在温州，方介堪刻的图章中有杀人魔王，伪专员张宝琛，伪永嘉县长吕律、翁檉，反动军官肖冀勉、潘鉴宗等。此外，他还替上海流氓头子杜月笙、温州官僚资本家翁来科、恶霸陈历山等人刻过印。1947年前后，方介堪甚至替美帝国主义头子艾森豪威尔刻了图章。
方介堪竭力效劳这批反动派，并为了表现他们的“威严”，把他们的印章都刻得挺大的，有的竟达一寸见方。还有些反动头子方介堪为他们刻了许多不同式样的印章，如大战犯吴国桢及其臭婆娘黄卓群，方就为他们刻了60多颗不同式样印章，其中有二颗竟歌颂这个反动头子“更经千万寿，永不受尘埃”，而且把两个狗男女的印谱辑订成专册。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方介堪曾多次替人民公敌蒋该死刻印。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不久，这个沾满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鲜血的独夫民贼与大买办、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狗妹宋美龄结婚，方以每字一元的价格，替包达三（大资本家）刻了两颗积雪冻印送给蒋贼，一颗叫“英雄伉俪”，一颗叫“永结同心”。无耻地吹捧蒋贼狗夫妇为“英雄”。接着，方又刻了一颗特大号的蒋贼狗名和单一“蒋”字送给蒋贼，而且还把这两颗黑印拓在《介堪印谱》的首页上，表示自己为蒋贼效劳，并借此招摇撞骗，吓唬别人，拍高自己。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贼从峨眉山下来，抢夺人民胜利果实，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内战。广大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解放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尤其是上海等大城市里，革命工人与革命学生也纷纷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并且用各种文艺形式暴露批判蒋贼发动内战，压迫人民的滔天罪行。但是，这时正身居上海的方介堪不甘于刻字斋的寂寞，却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又用刻图章写篆字的艺术手段，费尽心机为蒋贼歌功颂德。1946年，蒋贼六十狗寿，方伙同一批反动文人，集体写了一幅寿屏送给蒋贼，表示对蒋贼爱戴与祝贺“诚意”。
1947年，国民党文化特务在上海搞了一个“中正文化奖金美术奖”，网罗一批御用文人，为蒋介石匪帮制造反革命舆论。这个“美术奖”以“春”字为题征集作品，一般反动文人唯恐离题，他们大画春牛春马，春花春月，有取题《春风得意》的，有取题《秀色长春》的，唯独方介堪挖空心思，刻了一颗“中兴元首”的黑印，把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的蒋介石美化为复兴国家的领袖，在印的边上还刻了大肆吹捧人民公敌蒋该死的一段序文，把从峨眉山下来的蒋家王朝说成为“春风至”，把灾难深重的国统区说成是“万物欣欣向荣”，甚至把祸国殃民的蒋贼比作尧，方介堪要像击壤翁歌颂尧那样“高歌”将贼。与此同时，他还刻了“与河鳅日星同不朽”黑印，大肆吹捧这个人民公敌。真是反动到极莫，无耻到极莫！
方介堪这颗"中兴元首”黑通的印章，即被国民党头目、文化特务潘公展、张道藩之流所赏识,得到“中正文化奖金美术奖”一等奖(一等奖只一名)。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各了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当时与方介堪的篆刻同时参加竞争美术奖的作品很多，形式上有国画、油画、书法、摄影、木刻等等;作者名声比方介堪大的也多的是，而且方这颗黑印在艺术上并无可取之处，如果和当时其他一些人的篆刻比较起来，就显得还要拙劣，尤其可笑的是这颗黑印短短的边款序文中，竟有好几个错别字，文理也欠通。这样的“佳作”为什么会被评为唯一的一等奖。很明显，这是因为方介堪这颗方方一寸许的黑印毒汁很浓，政治上极端反动，也直接为蒋家王朝的反动政治服务，它替垂死而又凶恶的蒋贼脸上涂上一层“中兴”的油彩，适应了即将崩溃蒋家王朝的需要。因此国民党头目潘公展之流便把黑印独评为一等奖，以重赏方这个奴才。这件事说明了反动阶级评价文学艺术作品也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当然他们的政治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由于方介堪卖力地为蒋介石匪帮効劳，不久便被他主子委任为“上海美术协会”候补理事。这个御用的反革命文化组织是张道藩一手控制的，1946年成立时，曾致电给蒋贼。1948年前后，又发拥护“戡乱”电，干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
总之，解放前的方介堪，就以他的金石篆刻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文人。
二，勾结走资派 大刻黑印章
解放后，方介堪摇身一变，钻进了革命队伍。十七年来，方介堪以“文物委员会副主任”，金石、考古、书画“专家”等面目出现，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各地的牛鬼蛇神紧密勾结，互相呼应，通过刻印作画，大肆贩卖反党黑话和封、资、修黑货，为刘少奇及其在浙江·温州代理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
温州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不但积极推行陆定一，周扬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而且他们本人又都是封、资、修文艺的提倡者与崇拜者。方介堪就投其他们之所好，竭力施展故技，为他们刻图章、写对联。1961年国底经济遭到暂时困难的时候，方四出奔走，大慷国家之慨。到上海、杭州等地搜罗字画，以供一小撮走资派茶余饭后的“欣赏”，再一次充当帮间的角色。方介堪起劲地为党内走资派卖力，李铁锋、崔振华之流也就另眼相看。先后把方介堪拉进了市政协和市人代会，又封为知识分子“左派”，并企图吸收他入党；在生活也百般照顾，1964年一下子把方的工资提到17级，平时爱国饭店大小宴会也少不了请方为座上客。
现在让我们看看方介堪为走资派、牛鬼蛇神搞些什么鬼名堂。
一、借刻印作画之名，勾结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反党活动。
几年来，方介堪给党内走资派刻过印的有：黑帮分子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黑帮分子旧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前中央文化部部长走资派钱俊瑞、前华东局书记大叛徒魏文伯、旧浙江省委书记走资派李丰平、林乎加、前省委组织部长走资派于一川、旧省文化局长走资派张英田、旧安徽省委宣传部长走资派赖少其、旧温州地市委内黑带分子王芳、叛徒李铁锋、走资派张一樵、黄仲华、崔振华、英宜之、张济民、董锐、朱仁禺、曾澄清等。
他给黑帮分子邓拓刻的是“邓拓激赏”四字大印,要邓托“激赏”那些被罢了官的家伙如海瑞、于谦等所谓“刚直不阿”的骨气;激赏、清初“八大山人”“扬州八怪”如郑燮（板桥)、李鱓等人的书画作品。那些作品中，作者由于被罢了官，对现实极端不满，拿邓拓的话来说，就是作者通过作品的“满腹牢骚”去发泄“内心的愤怒”这却正好与邓拓的反党内心世界是互相共鸣的。由此可见，方介堪为邓拓刻的“邓柘激赏”完全是为邓拓的及党及社会主义服务的。
方介堪给黑帮分子田家英刻的印是“小莽苍苍斋”。他把这个刘少奇安在中央办公厅的反党分子看成是一丛苍苍茂盛的小莽（小莽:树名，能结果实，有剧毒)。其目的就是希望田有朝一日能发挥出它的反党反人民的重大作用。
方介堪给叛徒魏文伯刻的是“黄岗魏氏”，给李丰平刻的是:“巴岳山李”、“屏山裔孙”、
平山后裔”,给赖少其刻的是:“岑东老赖”，等等。这是鼓励他们继承祖先衣缽，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方介堪给叛徒李铁锋刻的有:“李铁锋印”，“铁锋”，给崔振华刻的有:“崔振华”，“崔应隆”，“崔振华珍藏书画”，给朱仁禺刻的有:“朱仁禺”，“朱仁禺珍藏”“朱仁禺鑑藏书画”、“墨池草堂”，等等。
二通过刻印，吹捧牛鬼蛇神，大肆贩卖封资、修黑货。
几年来、方介堪给全国各地黑画家、反动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刻过数百方印，计有：封建余孽、杭州大和尚马一浮、清末温州道台张宗样、反动学术“权威”夏承焘、大右派，黑画家刘海粟、反动“权威”黑画家唐云、马公愚。“三十年代”文艺黑干将赵丹，反动学术“权威”谢雅柳，黑画家童雪鸿、费新我、成都封建余孽易稆园等等。
这些印的内容都是极毒的。如给上海反动“权威”谢雅柳刻的“渔隐书阁”“烟江楼”“千叠山房”“雅柳真赏”、“定定舘”“苦篁斋”、“秋蕊书室”、“秋兰室”、“晚晴簃’；给成都易稆园刻的"旧居清河曲”"谷？”“情深调合”“人书俱老”“均室倚声”、“茶熟香温”“烟霞埋里吟屋”“画春秋”、“旭水但氏文物记”;给封建余孽马一浮、张宗祥刻的:“事事无疑”、“佚我以老”、“耄年戏墨”、“冷僧八十后作”“冷僧九十后作;给大右派刘海栗刻的:“美在斯”“美意延年”、“海翁”等等。这些“茶熟香温”“情深调合”“美意延年”“人书俱老”等印章，就是方介堪反对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不可灭迹的罪证。
方介堪不仅通过刻印大肆宣传封、资、修黑货、而且还捞取人家数百元钱的赠礼和大量高级香烟，酒汗等。
此外，方介堪几年来还借统战工作之名，为日本、荷兰、香港等地华侨刻印、画画、作书，并收取华侨赠礼、影响极坏。
民国时期《家庭情况与社会活动》1
一《家庭情况材料部份》
记得我出生于职工家庭，父亲方冠英酱酒业工友，我六岁时住南门东城下戴宅，内有家私塾。有次小学生把砚台掉在大水缸里，在那里哭，我给他火钳取出来，私塾林老师说：“碎娒儿可教”。八岁时移居东门外下岸，德和小酒店。九岁时二弟文炳，三弟文照先后病亡，十岁时幼弟夭折，大约在1911年始荐学，1912年起在各个私塾读，到1915年下半年在育英小学读了一个多月就休学（因母亲痛失三个儿子哭瞎双眼，伤心过度，得病不能自理），在学校因瘦弱身体欠佳，被取绰号称（短袖），被打怕了不敢上学，总共读不到三年书。1915年德和酒店也倒闭了。1916年正月经亲友介绍，到鼎源钱庄做学徒，经理戴介眉，至1918年学三年满，出师就失业了。其因为，五十元票面错付一百元，老板逼还款至想自杀，后经调解了事。是时已移居洞桥头叶怀古斋刻字店隔壁柴间内。父亲也失业，靠当卖借贷，写照牌字对联过活。至1919年我在五马街新街口摆地摊，刻印剪纸过生活。1920年移居五马街对岸（陈同源钟表店附近），才正式自学金石书画。在谢磊明先生家代他篆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名句藏印，至24年上半年离开了谢家。下半年到瓯海中学选科教篆刻，校长谷阳 。
1925年2月到上海求学，同年参加西冷印社为社员，任西泠印社上海木版部主任，是专业研究金石书画性质，负责人吴德光字幼潜，鲁迅集中有提到他的刻印。拜上海金石书画家赵叔孺为师，1925年下半年到上海美术专校教金石篆刻课，前后共三年，刻印也多起来。有空时间，编写“古玉印汇”，受之于经亭颐，结为忘年交。
以后又在新华艺专学校教篆刻有一年半，至此上海所有金石书画家都认识了，常带动学生如孙孟昭等到各收藏家摹观字画，自己也容易借到一些参考书研究。与王福庵、吴幼潜二人整理春秋战国与秦汉三个时期文字，又替同学张鲁庵编写“印谱过目考”四卷。喜游山，常与经亨颐、何香凝、陈树人夫妇等游会稽兰亭几个名胜地方，或与柳亚子诸好友联吟作画。
约在1929年冬与黄宾虹、马孟容、马公愚、郑曼青等创办中国文艺学院，历经一年多停办，原因是教育局未批准，经费没有，郑曼青作弊(已去台湾)而停办。在这几年中，参加“中日艺术同志会”，是王一亭主办。平时除了叙餐联画之外，绝无其他活动，不过认识几个日本画家，合请过一次叙餐。到九一八，一二八日寇事变发生就无形停办。现在有上海马公愚，张红薇可证明。是时香烟酒赌都没有嗜好，只搞艺术。
1930年9月与王舜英在上海结婚，住福熙路明德里55号，因战事影响刻印生意不好，1931年杭州厲蕰山老先生来要我到台州临海合买洪家字画，结果亏本很大，（有部份字画后来又日寇攻陷，在南京沦陷时候散失）。后经同学张鲁庵介绍到南京路四明储蓄会当文书，经理俞佐庭，环境的转变，嗜好也多起来了。
是时蒋演龙（现温州政协联系人士）有汉口普尔电灯公司股票英镑约五十磅，代向储蓄会做抵押，一直拖到解放后才处理清楚，由于股息很大，就抵债了。当时蒋演龙值一百英镑，又有该公司股票约十张，要我设法抵押三百元，我托储蓄会英文秘书杨吉莆（四川人）设法他向聚兴诚银行（以我妻王舜英名）押壹千元，他取走三百元，我取到四百元（我是要预备即著作用的）余三百元交蒋演龙。抗日战争一起，各人都分散了，这笔债务就没有解决，当时想开一次碰头会还这笔款，后来就无法实现，有欺骗行为，以待处理。
约在1923年秋季离开储蓄会，是时温州大家庭已由五马街移居双仙巷丁山屋内住，新家庭也送回温州，我自住上海沪西绿杨村经亨颐家，楼上是何香凝先生住的。不久到南京刻印，住大悲巷第二家（和经亨颐同住一宅），每况愈下。到1935年中秋，与经亨颐等同游华山，回到开封，由经先生介绍到开封申计处当文书试用，处长常云湄（有同事吴洛荀（湖州人）朱伯房（省民革）可证明。
约在1937年春到北京住画友张大千家，四月南京开第二次全国美展会，被聘为金石组审查委员，结束时与张大千、于非厂（北京中国画院教授）、黄君壁、谢稚柳等同游雁荡。重返北京，与大千非厂开过一次书画展览会。七月六日由经亨颐介绍，院长马衡通知我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工作，馆长徐森玉（现上海文管会主任），不料第二天就是“七七”卢沟桥日寇侵略战争发生，在院试用工作三个月，就批准停薪留职回来。九月底过天津，在车站被日寇扣留，得救后轮回到上海已十月十日，候一星期再乘神华轮船回到温州。
1937年上半年刻印没生意，爱人王舜英肺病，卖了些旧字画度日。六月时疫流行，由翁来科（翁镇压）介绍到防疫处当文书，经费是地方募捐。现在检到107师防疫处报告一册，是军医处处长胡建东主持，到十月就结束。仍回家刻印，已移居婵街74号三进东首徐正源屋居住（住九年），此后日机时来轰炸，经常逃到上乡、郭溪、马桥一带，当卖字画过日子。
1939年父亲弃养，向翁来科借五百元治丧，利息很重，1940年第五女夭折，爱人王氏病故。家庭叠遭受故，意志消沉，日日沉醉于酒杯中以打麻雀过日子。冬间由翁来科介绍到“贸易服务部”当文书，主任瞿荆洲。到1940年春，筹备半年，未成就撤销。秘书何树芬瑞安藉，有汪蕴君（汪醒时女儿）沈瑞友（将军桥农业社）可证明。
1941年刻印生意好转，内地如成都重庆等处都有印拿来刻。收留卢阿英为养女（又名采萍）十四岁，视同己女一样，绝未打骂过一次，但在离乱中没有给读书，是件憾事。到1948年，由她自愿配丁金郎为续妻，金郎死后在上海师大教授家里及机械工程师欧阳国家为保姆。温州小五金工厂学徒丁虎臣，即其前婚之子。1942年续娶瑞安林淑英为妻，当时议有十亩久田随嫁，我以自家一响粮米吃，前婚四个子女，将来讲是娘家带来，那是受不了，就不要，不久姑媳不和。
温州第一次沦陷，时间很短，我困在城里，未出户外一步。第二次沦陷，携眷避乱霞坊地主戴家祥家，时广德，广武二子大病，戴家让我迁庙里住，我幸不去，儿病始得救治，老母被日寇打骂，我自朝出晚归，历尽艰苦，寇退始回温州。到1944年夏季止，这几年中，仍以刻印为主要生活来源。
第三次沦陷，携眷初避霞坊，后迁至瑞安岱石，时疫流行，老母、广武、采萍三人大病，调治病人，七昼夜不得睡，跪请沙冀夫与黄问羮医师扶病来治愈。到瑞安林家丈母娘初次借钱，扑了空，还受了一肚子气，就大病，写信请陈树人先生救济帮忙，即汇五千元来，堂房弟方泽夫（已故）一万元，周立章米五百斤，张宝深米三百斤，度过几个月。第六子患慢性肺炎不治夭亡，丈母娘家不能再住下去，移住水心殿巷李一飞空屋内，有南货掮客姓柳的兄弟家属也住在里面。
是时瑞中校长虞执中（已镇压）要戴家祥去教书，不去，他代我介绍。到45年上学期，我到瑞中当图画教员，日寇渡过飞雲江，瑞安又沦陷，我困城里，全家险遭毒手。直到日寇投降，才回温州。检点家中什物，又损失大半。（有次日寇来柳家拣东西，突闻门外有呌子声就夺门而去，去后柳姓兄弟说：我有一只枪藏在柴间上面，幸未被日寇搜到，这个人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老柳解放前还在东门外永川码头做南货生意，现在不知道。）
以后在婵街收买古玩字画，但货色很少，只有两次买到出土古玉器及几件明朝字画，玉器问题已在去年交代过，画件有项圣谟山水册一本，李流芳画册一本，还有一本记不起，是向翁来科借本钱合伙买的。到1945年带上海，由同学俞德渊介绍，以十四两金卖给他的姐夫(若把实数告知翁来科，他就会把借款利息扣光，根本没有钱可拿，只好对他说卖了七两金子，因此我还有七多点金子拿到，把出门的钱及其他积欠款还清，还有二千元由陆丹林转赠亡友谢岑琴的儿子，约有一千元送叶恭绰印年谱。此处一些古玩字画，是我自己买的，在解放初期早已捐赠出来。
1937年在北京，托汪大铁以一百银元买到周代玉琥一件，琉璃厂古董商出一千元钱我不卖，在解放初期，也捐赠出来。
1944年间，民教馆（设鼓楼上）谢印心向我借字画展览，我把自己及王松贞存画借他陈列，不久就沦陷，胜利以后就没有拿回来，王松贞向我要画，我还不出画，经蔡静山调节，赔伪币四十万了事。
1946至1948年10月，住上海山阴路恒丰里19号学生黄达聪家（黄达聪上海中学教师）。
陈葆籓在上海五一中学任校长，家住胶州路928弄20号，陈的女儿陈奋华住安福路248号人民艺术剧院（可向他们调查作证）。
民国时期《家庭情况与社会活动》2
二《社会活动材料部份》
答：中日艺术同志会”活动情况
1926年间，有一次接到一个请帖，是王一亭请上海几个艺专单位书画教师到九亩地他家里叙餐，当年到的人数约有四五十人。我所认识的及其他画家有：张善子、熊松泉、王师子、郑午昌、俞寄凡、张韦光、汪亚尘、王济远、张晨伯、楼辛壶、郑曼青、马孟容、马公愚、孙雪泥、吴东迈、王个簃、贺天健、符铁年、萧厔泉、谢公展、许贞白、汪声远、钱瘦铁、朱屺瞻、应野平（这二人可能在座)、胡伯翔、唐吉生、狄平子、刘海粟（有没有在座记不清）、诸闻韵、汪英宾、等其他记不起。有的画家还未认识，美专、新华两个专校教授国画、西画两系，几乎大部分都到。
席间王一亭起来讲：“要举办个“中日艺术同志会”将来可把作品带到日本去展览，各位先生赞成不赞成……。”大约是只几句话。大家都说赞成，餐毕就散场了。
这个会只是口头上讲的一个艺术会，根本没有招牌，没有章程、表格会费等等，也未见过有这样单位的信笺，仅有一个空名而已。
第一次活动情况：
在徐园举办一次书画展会，没有日本画家参加，拍了一张照相，也没有日本人参加，那天下午何香凝、经亨颐几个头面画家也来了，日本画家有几人同时进会场，看了一些书画，拍现场电影。过了一、二天放映时，见到何香凝、经亨颐与几个头面画家都出现在镜头上。
第二次活动情况：
王一亭、狄平子在三马路功德林素菜馆楼上，欢迎日本大画家桥本关雪、设素菜联欢会，到的书画家约有四十多人，餐毕就互相联画，到的人只有客套招呼，什么演讲都没有，画好了就散场。
第三次活动情况：
约在1926年间，上海日本“株式社会”经理土屋计左右邀请我们国画团体参加联会，看日本女子传统的音乐会，地址似在闵行路一座大楼日本海军俱乐部楼上，约有十多桌酒席，书画的约有三、四桌人，吴东迈、王个簃、郑午昌、张善孖、王师子、熊松泉、孙雪泥、马孟容、郑曼青等，马公愚有否参加记不起。
除了画家以外，其余都不认识。据在座人讲，都是上海经营界。我进去时，土屋计左右交换一张名片，才知道是他，入席的时候，他来招呼：什么“阿里阿杂”日本话我听不懂，以后问人，讲是谢谢意思。
那天是土屋计左右招待我们，他的话我听不懂，他到第二桌去，我们就吃菜了。在场的日本人有几个，究有多少，我没有去数，至于有没有重光葵在场，确实不知道，在场只识土屋计左右。（此后就没有与土屋计左右再次见面了）。
入席日本人有没有讲话，我记不起，假使有讲是日本话，我也听不懂，我只觉得当时土屋计左各招待很殷勤，一边吃菜，一边听音乐看舞蹈，不等看完，戏菜吃毕，我与孟容就回来。以后还有什么活动，我不知道。我还记得日本人穿的是西装，因是矮子认得出来。
后来见到马孟容写了一篇“日本音乐联欢会”的文章，在申报发表。记得孟容讲：打打广告，生意会好起来。后来果然日本领事馆有个中文秘书慕先生，经常把日本小屏风送来“请”请孟容画。这个中文秘书，好字画，上海画家都知道他。这个人可能还在世，现在年纪约有七十左右。
事隔四十一二年，是不能详细想得出来，只有一个印象而已。当时参加者已经去世大半，要要证明的人，只有上海的王个簃、钱瘦铁、张韦光、俞寄凡、胡伯翔、汪声远、马公愚、李秋君、张红薇等几个人，向上海中国画院革命派了解，就会清楚。他们当时都有参加“中日艺术同志会”。
第四次活动情况：
约在1927年间，日本人六三，在虹口江湾路六三花园，开了个吴昌硕金石书画联欢会，我与孟容一起去，鞋放门口，着袜进去，可是孟容袜跟有二个大洞，他跑到四川北路买双袜来，候了一个钟头才进去，已经开始入席吃菜了。
当时陈列的都是吴昌硕遗作，还有一些端砚。书画家主要的是吴昌硕儿子吴东迈、王个簃、姚虞琴、孙雪泥、熊松泉、张善孖、王师子、谢公展、楼辛壶、许贞白、汪亚尘等约二三十人，日本人来参加的也有一些。
第五次活动情况也是最后一次
约在1928-29年下半年之间：日本美术院校（或者是院），校长荒木领队的几个画家团体到上海美专，新华参。黄宾虹、张红薇、郑曼青、马孟容、马公愚、与我以“中国文艺学院”名义在江湾一银行俱乐部内，请日本画家荒木、渡边晨亩、八田高雄、飞田舟山、桥本关雪等联欢叙餐。餐毕就散场。当时黄宾虹、郑曼青只讲表示欢迎他们。
陪同的画家有：叶恭绰、张善孖、郑午昌、楼辛壶、王师子、许贞白、符铁年、刘景晨、汪亚尘、狄平子、张韦光、熊松泉、李祖韩等，约有三十多人，还有些姓名已经记忆不起，李祖韩的妹妹李秋君有没有来也记不起了。
总之“中日艺术同志会”有其名无其实，以出画展览交流活动为目的的书画团体。但此会因与我篆刻职业有关联，以此关注展示活动。我再提一个人可以作证，张红薇的儿子张景明在上海某工厂当工程师，那时他已有十多岁，我住过他家天天玩在一起，想必对我的一切生活情况很了解，请向调查作证。
1968年11月25日补充交代
1、我与国民党左派经亨颐是书画篆刻朋友，关系确很密切，在“颐渊印存”我写过一篇序言（此印存温州图书馆存二册）。经亨颐有随从秘书，是经的学生冯䔽然（经同乡），我住上海绿杨村及南京颐和路颐渊家，与冯住一寝室。1934年9月离开上海“四月储蓄会”。11月份去南京，临行时何香凝先生一家为我践行。到南京后，郑午昌、汪采白、郑曼青都到场，合作举办书画联展。经亨颐先生把大悲巷房子让我居住，并把上海绿杨村所有家具也帮我运到南京。
2、关于在解放前为“国民党反动派”刻过多少印章及刻品玉印等问题，已在7-8页作了交代，这些印蜕大部分已由西泠印社，宣和印社出版。在“介堪篆刻”“介堪印存”“手刻晶玉印”“影印印存”数种出版物上发行。在南京刻的“南归集”等留印稿存数十册及活頁印蜕，在前年破四旧时被温四中造反红兵抄去，由温州图书馆接收封存。可到图书馆核对审查，究竟为国民党反动派刻过多少章，都可查清楚。
3、补充交代：关于1937年国民党反动派举办的“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被聘为金石组审查委员的问题：在1937年四月间我与张大千，于非闇一起到南京，有补贴旅费每人一百元，免住旅馆招待。我的任务是去审查历代玺印、朱记＂官＂私印及装订成册的原印钤拓展品真伪。完事即与张大千、于非闇等画友同游雁胜地，顺便回温州探亲，之后就返回北京。
4、关于＂故宫博物院＂在古物馆工作期间，编订校对＂宋贤名翰＂的历次收藏名人落款及印章、姓名、年代记戴的释文，考证查找册页中的历朝收藏者的历史背景，学术成就等。当时马衡院长事先就说清楚，要我担任编辑“金石部门”工作为主。
5、在经亨颐＂寒之友社＂联画时，认识了于右任先生，于先生专业研究碑帖文字学，送我一幅＂汉石经＂拓片及一册标准《千字文》（这两件文物在1955年赠温州文管会）。于右任介绍严荘求刻玉印(具体己作交代)。在南京期间，于右任先生曾把一件战国时代小鉥(玺印）派人送来让我鉴别真伪。于右任先生喜用吴昌硕篆刻印章，我曾为于先生画过一幅＂佛像＂造形。于右任的外甥周伯铭（文史馆员)可以作证。
6、补充交代：1932年经于右任介绍严荘(国民党监察委员)要我刻几方玉印，想不到篆刻笔资要了半年不给，并说我这样讨钱斯文扫地，我写信给于右任并告知要起诉他，结果由张珩(䓤玉)送来50银元调解了事，此事我在肃反整风时己交待我与于的关系，可查挡案。1945年，于右任经过上海，把以前(1927年左右）在经亨颐“寒之友社”马孟容为于右任画像，要我补石，我补好送还时，于右任题了几句跋语，赠送给我。
7、1946-1947年间：开明书店范冼人为经亨颐、夏丐尊开追悼会，并为经享颐筹募征集书画，用出售款，为经亨颐夫妇丧柩运回上虞安葬。我与马公愚参加经追悼会，我征集一批书画交给范冼人去办丧。后来陈树人经过上海邀我去商量，为亡友经亨颐身后举办经先生书画展。不久，陈树人也亡故，没有办成。陈树人、经亨颐他们生前与我游绍兴兰亭、东湖、白太洋等，联画作诗聚餐，绝无其他勾结活动，可调查。
8、1930年前后，＂上海地方法院＂聘请我为临时鉴定人(关于民事案件契据与印鉴证据真伪),我作过三次鉴定后就辞掉了。
9、关于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夫人黄卓群是张红薇的学生，黄喜爱绘画，需要书画用印，由张红薇介绍，通过“宣和印社”收件，我为她篆刻了一些印章。有一次张红薇约我到黄公寓，商量刻些画印，结果黄卓群要我为她的画上帮助盖印章。张红薇说：“黄总是盖歪印章。”我十分气愤，她让我当印监，官大欺负人，事后就没有去过黄家，红薇老人可以作证。
10、1930年上海美专学生孙孟昭的弟弟孙道济(已故)在上海被捕(押到巡捕房)，那时称为“会审公堂”，指控他是共产党员。当时几位温州同乡都来营救他，孙孟昭请外国律师为其辨护。有几次孟昭要到会审公堂里探牢，她不敢去，要我陪她去过二次。当时我请章味三老师(张是我古典文学老师)同去蔡元培先生家，求他写信给上海国民党政府释放孙道济，我花三十元五角租车同孙孟昭送呈办理，不久孙道济就放了出来，现有孙孟昭可证。1932年间，孙道济得知我的同学张鲁庵很有钱，对我说：＂胡公冕（红十三军领导）请去有事商量，我同孙一起到静安寺一座公寓见胡，胡要我向张鲁庵借一万银元，我推说与张交情不深，一二百是可以办到，数额巨大我无法开口，婉言辞却。当时国民党＂通缉＂胡公冕悬赏一万元，我没有出卖共产党领导，胡公冕现在北京，可以作证。
1968年6月17日继续交待
11、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946年检查交代：1945年10月间，上海静安寺路“康乐酒家”召开上海美术家协会成立叙餐大会，大约有一百多人参加，当时提名我为候补理事。九年间我参加五次聚会，其中第一次标价书画展会，我作的“水墨松”“水仙”“金盃把玉碟，喜作公孙舞。绝代有殊姿，清波甘自守。”篆书一幅,“西风吹露下摇空，乌雀无声占碧桐。天氣微凉人好睡，阑于闻在月明中，”诗句都被人购卖。第二次第三次凭入场券观看杂技武术和魔术等表演。第四次接通知去海宁路北四川路东普戏院内开会，当时潘公展在大会发言。在会前我听到汪大铁来信中提到了：“红军已经进入开封，势如破竹。”所以“戡乱大会”我就不敢参加。每天坚守在“宣和印社”收件刻印（有宣和印社职工可证）。第五次电话通知会议要我到“大都会”开会，约下午三点多钟到会，入口处分送传单，会场已有百余人。听到一个操着湖南口音“攻击”中国共产党大会，就将传单放在空座上抽脚离开。此次之后再无去参会。
12、关于参加以“春”字为题材，上海抗战胜利美术展览会，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蒋介石委员长把自己比作唐宗宋祖，于是就把“中兴元首”四字录用篆刻作品，这确是为蒋匪制造舆论的一件严重罪行。另一方刻的边款，采用在温州抗战胜利那天作的诗：“万国旌旗展碧空，今朝喜见九州同。人间从此销锋镝，我亦奏歌击壤翁。”盼望勿再打内战，百姓能安居乐业。因此得到第一奖“中正奖”，奖金二百银元。以上均为参加“上海美协”以后具体活动，应严审查。
13、为蒋介石刻过哪些印章问题:我住南京大悲巷时，有姓李的胸挂“青天白日”证章，来要我篆刻“蒋中正”三字白文，递过一寸方方的印章，当面刻好，只准留一底稿，付三银元即取走。抗战前在上海，宜兴的储南强要我刻一“蒋”字玉印，椭圆形，一寸大小，这是储先生送给蒋介石礼物，刻工费二十银元。上海包达三先生送给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用印，印文“永结同心”“英雄肝胆”“英雄儿女”。印句由包达三写好，照样文字篆刻。除此以上几方印章，的确没有刻过其他印章。
14、为反动头子蒋介石六十岁写寿屏祝寿的问题：我见过张红薇画册，第一页是在四川为蒋介石六十祝寿所画，我没有在册页上题“寿”字。在1946年以后，蒋在南京做六十大寿，我一定会有写的。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我是有的，因为看的人多，无可否认对人民犯下了很多罪恶。
15、1946年国民党一军官住恒丰里与学生黄达聪熟识，曾要刻印。一次他在日本菜馆“雅集”聚餐，我为他做过一首七律诗：“夜宴宫灯分外明，将军此日为诗盟。（三四联记不起来）。坐上劝酙听蛮语，炉边遗尽有余腥。梅花依旧战尘涴，北望凭澜不胜情。”初写“西”望太明显，后改“北”望，这首诗当时登过报刊。当时我的思想是：日本投降还不久，但还有日本女在此劝酒，日寇遗腥还未消除。还在打内战，所以讲梅花无色。确实厌打内战，参加这种聚餐吟诗联画，就是反动活动，还登报发表，更加反动，这种感慨应当批判。这个反动军官会作诗，好字画。与熊松泉、郑午昌、陈仲陶、孙雪泥等相熟。这次邀请约二十位画家举行联画。当时我即兴篆刻二印章相赠。这种资产阶级咬文嚼字，附属风雅，自欺欺人，必须彻底铲除反动腐朽病毒，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16、1946年间，我暂住在国民党刘德铭的“军之友社”，刘要我篆刻一批印章送人，其中有国民党反动头子杜聿明、胡宗南等，还有几位姓名一时记不起了。当时刘德铭要搞一部：中兴名将印史”，要索我所刻的印稿，我推说没敢留这批军政要人的印存，每次刻好他马上取走，如若有遗失，无法担当。他很懊悔，无法成集，后来就搬出“军之友社”，幸好印史未成，不然罪大恶极，不寒而栗。因为“名将”印史不是一般应酬之物，故此不刻远离，未犯大罪。
17、1947年底，师母张红薇对我讲，吴市长太太黄卓群是他学生，黄要刻一批画卷用印，要我第二天下午去黄家见她，张师母称自己也在她家等候，给了地址，嘱切勿忘记。第二天我去见黄卓群，画室里摆着大小要我篆刻的不同规格石章，属刻姓名画印。刻好后交宣和印社方节庵送去。因为自己送，当面要刻资，不好开口，此后都是宣和印社方节庵去接洽取件与交件。当时江湖有诀，对高官必摆架子，如太亲近做门下狗，就被别人看不起，也休想再有生意，所以很少亲自前往。第三次到吴家：1948年春夏间，吴国桢为张红薇做六十大寿，我去祝寿。吴国桢摆四桌酒席，我与师母张红薇同桌，张的儿子张景明亦在座。事后上海局势日复紧张，为黄卓群刻的绝大部分是他自己书画用印，为吴国桢刻有白文“吴国桢”“吴国桢印”等。当时作为大户，感谢张红薇帮我增加生活来源，但她犯下了为国民党反动派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罪行。通过两年多的审查学习，认识到阶级斗争是大是大非的路线大问题，必须好好改造思想。（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昨天上午，革命派带我到东南戏院向毛主席认罪，对我教育启发很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卖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都是我们的敌人。”毛主席又讲：“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毛主席的话使我恍然大悟，检查自己过去是否为国民党反动派、官僚地主，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知识界服务的一个反动刻印文人。今天低头跪地向毛主席，人民革命群众请罪。毛泽东又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主动交待，改造自己，才是出路，才有前途。”这是我日夜追求的愿望。
18、1948年10月间，接到母亲重病电报，当时穷迫，向朋友筹借老母亲医药与身后费用，短短十多天托朋友售卖字画。当时同济大学陈从周师弟也帮了大忙，代我卖画，筹款后匆匆返回温州看望慈母。当时我家租住西门皮坊巷谷容芳先生家，其子谷振声在本市医校工作(家住丁字桥巷)，楼上老邻居陈绳武家很清楚，可调查。当时回家探亲，学生黄达聪很清楚，因返温州半年多没交达聪房租，一时不能返回上海谋生，故拜托方节庵卖了我的家具，退了黄的房租。经过事实如此，请予彻底调查。现在我每天按时劳动改造，一边检查交待自己过去的罪恶，以上所交代的就是政治问题，如有想到主动继续交代。（1968.6.20）
19、1945年冬，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青帮刘德铭要我篆刻一对“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拿去送礼，事后送我一箱饼干，一听白脱奶油。
20、1946年，自租上海黄达聪家之后，把儿子广德、广武接到上海读小学，后将三子广强也接上居住。这段时间里，张红薇、郑曼青从重庆迁回上海开画展，后谢稚柳也开画展，我都为他们写文章介绍宣传，刊登于＂申报＂。至1948年正月处理事毕返回上海，局势已经紧张，市场缺货买不到粮食和生活必需用品，百姓极大恐慌。我在上海最后一次，由宣和印社收件求刻的，是一方园形水晶，＂黄卓群＂及三方石章，这乃是难得最后一次生意。在我离开上海时，印社收件停止，生活来源极其困难。半袋大米是张大千送到黄达聪家以解睫眉之急。
21、为蒋介石刻印其边款跋语起稿时，曾给朋友陈仲陶过目，原稿当时还有四句“高镇峩嵋，俯视环宇，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万里之外。”“俯”字与温州土音＂不＂＂虎＂字同音。其意是万里江山也难保了，还有什么万里之外的決胜之说。仲陶对我说：＂你既想得奖金但又带讽刺，是否不要脑袋了呀，后来就删掉这四句边款。在1946年为蒋介石篆刻二方印章时，要求宣和印社华镜泉师傅拓了三份边款，按当时每份边款三角，合计付九角钱。我曾对华拓师说：＂如获得一等奖当以十元为谢，没想到这次展会获得一等＂中正奖＂奖金两百银元。当时我胃出血住院，印社方节庵夫妇来院探病，并转送二百银元，他帮我汇一百家用。扣除借款六十多元，剩三十多元交给我，我托他带十元送给华师博，所剩付药费都不够，当时节庵说：“不要紧，以后再说。”(写于1968年7月4日)
民国时期《家庭情况与社会活动》3
(1968年7月17日交代问题)
在十五日下午经革命组织，革命群众批斗大会的教育和启发提问，要我再作如下交代：
〈一〉关于坐小包车并与马公愚、郑曼青有否到黄卓群寓一起作画等事情？
我为黄卓群刻印章：第一次去取印章，第二次要求帮忙盖画印，第三次为张红薇六十祝寿，来回都坐人力车，绝沒坐过黄的驾座小气车。至于与马、郑有否到黄官邸作画，绝无此事。可向张红薇的儿子章景明，孙子章志平调查。我为吴国桢刻过二方印章，为黄卓群刻过几十方书画用印，我纯靠刻印维持生存，决无其他反动非法勾搭活动，如有隐瞒甘受加重惩处。
〈二〉1946年一1948年在上海还有那些活动？
1、为刘德铭(军之友社)作过两次书画联谊活动，为反动派篆刻一批印章，因觉得被他牵着鼻子做人，就搬迁到学生黄达聪家租住。当时张大千从四川回到上海，住石门二路158号李秋君家，我每天都会去一次与他相聚，并在秋君家吃饭，有秋君可以证明。
2、关于张大前在北京时的行为，在肃反整风时已作详细交代，有档案可查。1948年秋天，我回温州，张当时还住李家作画，具体何时出国我不清楚。我曾为张大千及他的兄弟子女刻过一大批印章，还为张大千刻过古字画手卷，象牙轴头，这些古画如“北宋董北苑山水”，南唐顾宏中韩“熙载夜宴图”等二十件。张当时在上海开了一次画展，卖了不少黄金后，跑到东北去。买回溥仪被反动军队截留的这批清宫古画。当年上海华侨饭店东首弄内。设有"雪园＂茶馆。后来又移到西首，靠近成都路口，一排旧式园子内。每天下午有上海许多画家在此喝茶聚会。西泠丁辅之先生对茶摊很感趣，常约我同往，后来才知此茶座是＂上海美协＂所办。革命群众揭发，此茶摊就是＂伪美协＂，当夜我就作了检查，在那里丁辅之先生把画家唐云介绍给我，给唐云篆刻了一批象牙书画印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活动。C、关于＂伪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要我回北京工作时，我提出要求留上海博物馆工作。后来考虑政府机关，很难混饭吃,并在开封、北平上了两次大当，就拒绝不去北平，并放弃了补发工资，自力其食，刻印谋生。现在岂知刻印也会有政治问题，当跪向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前低头认罪。
3、有革命组织检举我为反动头子蒋该死写过寿屏、寿序，我不承认写过寿序。后又指控我写过蒋的＂百寿图＂因为当时没有提过上款，记忆不起，我也不承认，最后你们让我签字承认，我保留想不起是怎样写的。直至十五日下午，组织向我宣读当年上海报纸刊登报导，叶恭绰、马公愚等及我为蒋介石祝寿，写＂百寿图＂新闻，我才清楚了这是＂上海美协＂要我们分批去写一个寿字，只题单款自己名字，也没有说明为谁做寿所用。后来不知什么人补上双款，所以我根本没有印象为蒋介石写过寿屏，这绝不是故意隐瞒，这是事实。如有隐瞒，加重追查处理。这次组织给我一条生路，如果顽固到底，必定死路一条，如有其他反动活动，罪上加罪，应受相应惩罚。
4、关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几次学生风潮中，有否镇压过学生？我在上海美专几年，前后风潮闹过三次，校长换过五位，有刘海粟、徐郎西、张辰伯、刘穗九、谢海燕。共有四个系，西画、音乐(重点)、图工、国画(其次)。1925年下学期，我到美专国画系任教，学生只有三十多人，相比其他各系学生少得多。我每周二节课时，工资八元，学生风潮一起，连八元也没了，主要靠篆刻养家过活，学校只是兼职。该校所有校务会议，教务会议都是各系主任和主要教授参加，我的功课不多，对开会不感兴趣，重点赚钱养家，所以一般都不参加，只有新任校长到校开大会才去见一面，如徐、谢校长到会时我也没空去参加见面会。第一次学潮约在1926年，我住在校外，就没去上课，也不参加任何会议，当局如何镇压学生，我完全不知，只听说校内风潮闹得很凶猛，员工都发不出工资。当时校长刘海粟、西画系主任是谁记不起，其中有老师江小歉、王济远、谷尼、滕固等。音乐主任刘质平，图工系主任姜丹书、张晨伯等，国画系主任潘天寿、诸闻韵(诸乐三哥哥)谢公展、马孟容等。最后校长刘海粟被学生驱逐出学校。第二三次全校学潮规模没有第一次大，只是关门停课，因校内多事，所以租住校外，情况不明。这一年，国画系学生有所增加，约四五十人。我与学生关系自始始终都很融洽。当时学校为防学生闹风潮，欠学费怕出事，实施＂新生担保制＂，老师们均不敢为学生担保监护，那时称＂监护人＂，生怕受连累。我同情穷苦学子，曾担保过五位学生，温藉音乐系学生谢印心，就是我担保之一，并为其他赔过学费。第四次是国画系部分学生闹风潮，是应届生把郑曼青赶出学校，因此凡是温州藉的教授，都离开了该校。当年郑曼青由我推荐当系主任时，国画系增加至一百二十来位，从我进校至离校还有老学生对我当时在校情况很了解。
开列于下几位学生名单以便调查：
1.孙孟昭从我进校至出校都一起相处，她的弟弟孙道济及其家属与我同住一处。当时，孙是进步青年学生，我的一举一动他十分清楚了解，现在温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
2.楼崇立、汪子正都是同期同班学生，温州藉，上海李成勋经常相聚同住一起。女学生陈仲书、马公愚也很熟识。李成勋地址：上海四川路昆山花园15号，可去调查了解，查明事实。
3、学生郑仁山(衢州江山中学校长)
4、学生刘慎旃，杭州浙江图书馆
5、同校教授张聿光(上海斜土路514号)俞寄凡(上海中国画院)我曾一度住过美专学校宿舍，约于1926年下半年，就住在该校后面的小楼房。在学校风潮期间，一天清晨一位学生对我说：“不是昨晚什么时候，学校数百个脸盆（面盂）下面，都贴满了＂反动＂传单，动作真快啊！”检查我当时的思想怕风潮闹事，不管闲事，搬到校外居住，刻印章过太平日子为好。现在认识到这种思想毫无出息，没有革命意志，确很可耻。这种明哲保身，资产阶级的活命唯心主义、投降主义，只抱着少说多干，一团和气，不与他人争利。如果一旦查出我有参加镇压学生运动，隐瞒事实，应受加重惩处。
审问1932-33年间在上海一切生活情况(1968年7月17日)：
那时我的生活状况，为我拉黄包车的工人阿义是最了解情况。阿义同志是郭志均介绍来的，阿义的兄弟也在为郭志均拉车且已有几年。黄包车是我用五十银元买的，用于早晚上下班，这是资产阶级排场与享受，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真是罪该万死。今天革命群众严格批判我，是良药，治疗我的严重资产阶级思想，我的病可能会有新的起色，才会猛醒挽救过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是生死的斗争。
1、我如有大问题总会交代清楚。记得在1946年前后，艺术团体举办了一次＂定价出售＂书画展览。我有一幅水仙、一幅松树、一幅小篆。水仙题有＂金㧵托玉蝶、喜作公孙舞、绝世有殊姿、清波甘自守＂。松题年月日署款，小篆似写＂南风吹断採莲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云廊三十六、不知何处月明多＂前人诗。
2、1947年，我在上海“新学报”或者是“文学晚报”（记不清楚）发表过二篇＂明顾氏集古印谱考＂与＂明四明范氏集古印谱考＂的考据作品。此前作了交代，在当年的环境条件下，旧社会有关政治论文，无论正反两面，我确未读一字，更不会冒大不韪去攻击中国共产党和说过一句反动言论，或听过＂美国之音＂。现在或者将来一旦查出在报刊杂志上发现所谓＂攻击＂共产党的反动作言论，应作为现行反革命惩处。
答：自1925年至1948年期间：
先后在上海住过的地方以及活动情况交代：
1、1925年元月：寓于闸北宝山路口＂温州同乡会＂楼上曾拜访过几位上海画家。后移居宝山路中段陈宣人家，陈宣人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工。我曾在北站一带摆摊刻字被巡捕赶走。四月租住七浦路一家客堂楼上，后因与＂西泠印社＂挂靠合作，搬至公平路慎德里第一弄，出版社机房，附带为其看守堆机库房，每月补贴30元。拜趙叔孺为师学文字学，和陈葆藩结为好。在此段时期白天守机房刻印章，每天晚上饭后到宁波路渭水坊西泠印社书画会，内有掮客在旁边看文物字画，求刻印章，我接单带回机库篆刻，每晚九时散会闭店。在当年经常到画会的有：高野侯、丁辅之、姚虞琴、骆亮工、郭和庭、郑贻荪、矦小谷、王瞻民、赵雪矦、顾鼎梅、李无庸、吴芷堪、王福庵等等。当时我最年轻，以上前辈均早已亡故。当年下半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聘我教篆刻课，每星期二小时，每月八小时，工资八元，我从公平路上车至菜市路＂美专＂授课。
2、1926年春将结束出版社机库，搬至＂美专＂宿舍居住，时过二月，请好友马孟容也到上海美专教国画，便与马孟容租住斜桥安临里一弄堂同住。我的生活来源主要靠篆刻维持生活。1927年上学期＂美专风潮＂停课。当年下学期重新开课，这时马公愚也来美专教书法课。当年我购置了风车、铜粒、熔炼用的铜粒小炉与罐，准备研究铸刻铜印，后又学习研究篆刻晶玉与金属等坚硬的印章，经过二年多的日夜钻研，终于搞出了门道接单篆刻。利用晚上空余时间，从事钩摹“古玉印汇”“秦汉印文”，在美专认识经亨颐先生为忘年交。参加“中日艺术同志会”，参加徐园书画作品展。从叶柏龄(大密)老师学习太极拳。
3、1927年移居安临里弄西首张红薇家客堂后居住，从张红薇丈夫章味三学习古典文学与写作。1928年从味三老师学诗词后搬张老师对门居住，同住者有孙孟昭夫妇、孙道济夫妇、学生张文龙(后与我房弟泽敷结为伉俪)，都可作证。4、1928年＂美专＂风潮又起，徐朗西离去，刘穗九当校长。1929年＂美专＂又换校长为谢海燕，暑期因个别学生学分不及格，留级又引起了风潮，凡是温州藉教授都被排挤出去，郑曼青被赶出学校，潘天寿到杭州创办美术学院。我仍在上海＂新华艺专＂教篆刻书法。1928年冬由黄宾虹、郑曼青、马孟容等筹备创办＂中国文艺学院＂地址:上海徐家汇＂福履里路＂。1929年春＂中国文艺学院＂开学，黄宾虹任校长，主任由郑曼青，教师有：马孟容、马公愚、郑午昌、张善孖、王菊人、刘景晨、许贞白、楼辛壶、王师子、张红薇等。我离开＂新华艺专＂在该院任篆刻教授(兼学院总务)，每晚仍到西泠印社取件与交件。1930年，由于郑曼青到日本参观学习，把该院的经费用空，又因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迟迟不批准，至1931年底学院倒闭。由于郑的贪污，众叛亲离，我离开该校有沙冀夫医师可以作证。1930年秋天，我又迁回＂福熙路＂现在是延安西路“明徳里”55号温州同乡会三楼居住。(因学院离市区太远）每天跑去取件浪费时间，这样费用减少，生活也稍稳定。时张红薇也搬到＂明德里＂53号居住，所以她们一家对我十分了解，可去调查。1931年为同学张鲁庵编辑＂印谱过目考＂查阅历代印谱三百种，自己也购买工具书籍和六七百册各类印谱，当年重阳前一日与王舜英在上海结婚。东北＂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略爆发，1932年春携眷回温州生长女丹文，后回上海继续为同学张鲁庵编写＂印谱过目考＂。当年初秋，马孟容借住我处，他突发盲肠炎住院，当时严砺山、吕守渔也借住在我处。守渔解放后在温州中学工作，可查清楚。
5、1932年秋，经张鲁庵介绍到上海＂四明储会＂当文书，下班就刻印过活，当时该会有职工二十多人，解放后分别在上海银行或分行支行工作可查。
1933年秋，爱人舜英生大儿子方明广德。1934年春退租搬出明德里55号，携眷回温州。是年秋天，又生方亮广武。当年九月我返温为父亲筹办六十寿，这是我的旧道德观念十分严重，因无兄弟姐妹，每年秋冬过节必返回温州探亲。当年十月回上海向＂四名储蓄会＂辞职。
6、是年移居沪西绿柳村经亨颐家，经住前廂房，我与经秘书冯蔼然住后厢房，何香凝先生和家属住楼上。其目的是减轻经济负担。到了冬间，经亨颐要移居南京，不久我也到南京搞四人合作画展。以上是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所住过的地方及经过情况，在以前的坦白书中讲得很详细，不再赘述，请审查。
1947年秋，接美协通知到上海石门二路泰兴路＂大都会＂开会，进会场给了几张传单，我放在后排座椅上就离去了，因我不想浪费时间(整风时已交代）。又一次，接美协通知，到四川路宁海(四川路东首)戏院内开会，始知国民党潘公展在作报告宣传。经过两次之后，我就拒绝任何通知与电话去开会，浪费时间，日夜坚守在＂宣和印社＂篆刻编书。当时在，河南大学的学生汪大铁给我来信，告知：“共产党已打到开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父亲下落不明(汪家庭出身地主)。”解放后，汪在嘉兴图书馆当馆长，整风时被打成“右派”。
1948年春夏间，上海抢购挤兑风潮猛烈。大米缺货，恐慌万状，金圆券出笼贬值，生存十分困苦。十月间接家来电，母亲病危，就匆匆回温探亲，从此离开上海一直至今。
以上几点，根据经历事实，坦白交代，请革命派与革命众群予严格审查和批判。
民国时期《家庭情况与社会活动》4
《 方介堪写于1968.5.27》：
（交代关于为国民党反动派刻过多少晶玉印问题）
1、凡我刻的晶玉印都有印蜕、印存、印稿可查，我现在所能想到回忆的有：“傅学文印”(邹力子爱人)“蒋”(蒋介石玉印)“卢兴荣”(晶印)“杜月笙”(黄金印、玛瑙印)“千里共婵娟”(黄朔初夫人玉印)“潘鉴宗”“鉴宗”(翠玉印)“严荘”“严敬垒”(玉印）“黄卓群”(大晶印)“蒋鼎文印”“品三”(白金印)四明银行，老板＂孙祥簋＂＂祥簋＂(玉印和玛瑙印)二、为师友和书画界朋友所刻的晶玉印有：＂趙叔孺＂(汉玉印)＂张鲁庵＂(晶印)＂林尔卿＂(金印)＂徐悲鸿＂(金魄、玉印、龙角、)＂丁辅之＂(水晶、玉印、玛瑙、車渠绿松、青金等印数十方。＂篆刻＂龙角＂象牙化石就有四十多方。＂马孟容＂玉印、金银、象牙印章十几方。＂孙孟昭＂玉印、银印十几方，＂鲁迅＂筆名印五方，都是不收费的。
在五十多年漫长岁月里，刻印几万章，均为换取薄酬维持一家生活。几十年来刻印无数，日长月久不可能记得清楚，有印谱可查，这批印谱都被抄运到图书馆。
1946年或者1947年间，老友陈葆藩当时在＂上海保险公司＂(营业员)因故放倒了款，亏空四千多银元，将被开除扣押。陈来求我商量设法，当时我愿免费篆刻一百方象牙章，计四百多个字，得八百银元赠陈，又代征求朋友字画一百幅，由陈自己装裱销售，在紧张的一个月中，为他解决了还清所有款项。我所刻的象牙印章，有形形色色的资本家或国民政客，如荣毅仁资本家等，具体均由陈葆藩经办联系送件。这事件有＂宣和印社＂老职工帮忙黄达聪了解作证。
抗战期间在温州刻过那些反动派的印章，记得有：资本家吴百亨、黄绍竑、翁来科、张宝琛、吕律＂三五反＂已作过交代。
几十年来，我所写过的字画篆刻，每年都有登记，八册记录十分详细，八年抗战均已散失。唯有1947年至1948年九月前，还有两册带回温州，但在1966年，破四旧运动中包括书画、篆刻工具、书籍、师友信札，都被温州四中、七中、西门药厂、松台派出所搜查抄走，有否烧掉暂不清楚。如能我找到这两册登记本，便可洞悉无遗，其册详细记录了各阶层，阶级、官僚、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反动派、上海大流氓，及工人职工等，因年代已久，确不能回忆清楚，但大概能分析明目，反动罪行。如有滥送权贵，从严惩处。
《 1968年8月19日16时》：
在隔离审查两年多的时间，写过交代无数，今天陈锡仁、徐定水二同志指示通知，要将交代分类剪贴，便于审查，因此遵照陈、徐通知将分类如下：
1、个人经历？
2、解放前刻过多少印章？为国民党反动派刻过晶玉印多少？
3、黄色＂上海伪美协＂何时参加，有何活动？
4、为蒋该死刻过＂歌功颂德＂二印，写寿屏＂的问题？
5、参加＂中日艺术同志会＂的问题？
6、住过＂军之友社＂问题？
7、与国民党反动派有何关系？
8、担任过工作职位，反动派法院聘为临时监定人的问题？
9、其他社会关系问题？
最后谈学习心得和认识体会
根据以上指示提纲，按照交代时间先后，分类剪贴、不得删改乱剪，对某个问题有不够具体地方必须加以详细补充说明，保证不避重就轻，隐瞒事实，只有老实彻底交代，＂革命派＂与广大众群审查通过及严厉批判才能重新做人
三.关于交代会外书画展览与整理文物的几个问题
对外展览是大力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教育的有力武器。我虽然愚蠢、迟钝，没有深入学习研究，做起工作时时常模糊不清，正如你们指出的＂世界观未改造好＂。五十年代在市区中心公园展字画，是凭劵参观，字画是温地区资产阶级提供拿来，来参观的也是他们自己，这是领导调查摸底，将来动员他们捐献，政府心中有数，这些人就是捐献对象，所以不让工农兵群众见面。当时是文化处叶大兵亲自布置，具体要我执行去，一一办理落实。由于自己资产阶级文化观念没有改造好，因此非但没有反对，盲目照办，宣扬封资腐朽艺术，没有去歌颂无产阶级文艺路线，道道地地为资产阶级少数人服务，明目张胆地与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唱对台戏。经过学习与革命大批判，揭露我的错误思想，重回革命路线，改造世界观，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从反右整风以后，就开始巡回展览，送文物上门，到各工矿企业，人民公社，下乡下海岛，走遍了各个公社。但我当时计划性不够，没有坚持下去，怕文物损坏，三史工作没有抓任务观点，思想认识不牢靠。
1、1961年至1963年期间，由我文物馆发起，得到了地市委公安部门的支持，在市工人文化宫联合举办了二次阶级教育展览，布置“消灭匪特”展览。
1961年杭州古旧书店，经过杭州省市文化局批准，又经过温州文化处上报市宣传部批准，借温州文管会印刷＂永嘉县志＂＂瓯海轶闻＂＂永嘉闻见录＂＂真蜡风土记＂四种出版。同时出百分之六十经费，修刻一些书籍出版，当时朱思禄说我的做法：这是废物利用，为图书馆部门做参考书。”现在检查自己，这些志书旧藉，虽有参考价值，但多是毒草封资修，用毛主席文艺方针来衡量，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不应该重印，应该要检讨。
2、十多年来温州地区出墓志石刻有四十多件，都是以前未见著录。由于我的复古思想，引以“括仓金石志”“东瓯金石志”为名，把其整理编成＂文管会藏石考＂初稿一份，油印四十册，准备报请温州地市委审查，以供有关文保单位内部参考。因为内容有政治问题，就封存了起来。现在认识到＂墓志石刻＂是本省地区市县的历史文献实物资料，但都是封建王朝官僚地主的反动实录，应当予以封存。我却当宝把其整理编印成册，这种做法是背道而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3、还有一次，由我与图书馆联合举办了孙诒让学术对内展览及与温一中校史纪念会，提供了孙诒让有关文史资料，这是市领导同意布置指示下达，和单位协同支援而合作举办，我只是执行与热心文物工作者。现在认识到这是：把资产阶级残编剩稿出借，传播苍蝇细菌，歌颂封建腐朽思想，这是极不应该而要彻底反思，认罪批判。
4、（关于文管会陈列的几个问题交代）温州文管会陈列室，是由极小型逐步发展到博物馆级别，可分为1958年前与1958年以后的两个阶段。变化很大，我的缺点很多，同志们提的意见与批判，大部分是对的，有些问题对当时情况不了解，情有可愿，但值得检查。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由于我的肤浅认识，将文化遗产都予以保存、整理、陈列，没有去批判、吸收有益的东西，搞得像旧货摊一样，应该接受批评与批判。
不过对温州文物管所经过的来龙去脉作说明交待：当时中央规定，当地如果没有博物馆文管会，其所有接收来的文物都要上送浙江省华东局有关单位处理封存。本会设在江心屿，地方特殊并得温州市人委批准设立陈列室。虽有一次把文物送华东局，以后就再没有上送文物。省文化局误以为本会文物未有上送，派省文管会朱伯谦同志来温调查，了解本会己有陈列室。就指示：＂你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对文物工作，保管得很好，不需要上送，就由你们保管陈列已有的东西。
我会亦不准备下放了＂的讲话记录。
按照政治方针宣传要求：文物本身要保存原状，不能加工改造。如不改造就不能陈列，只能用说明卡片，对文物内容加以分析批判，必要时做些讲解，只能用此方法替代加工，这是关系到“为工农兵服务”的世界观问题，所以文物工作不是一帆风顺，是经过不少阻力，不少斗争、曲折在复杂与反复不平坦的道路上吃尽苦头，看到光明。因此在58年前后，我就准备搞温州博物馆筹备工作。
5、1929年，我住上海福煦路明德里55号。一次，温州好友林希骞(孙孟昭丈夫）拿来一木章，要我篆刻红十三军印，说是胡公冕(红十三军军长)要我刻的(1926年北伐时候胡从武汉释放回到南京，在我家里吃饭，当时胡适与他侄子在座陪同共餐)，当时我说不会刻木章，写好后让林希骞自己刻(如被国民党抓到要住牢判罪）。1936年8月在西安邹力子宴会又碰到了胡公冕并同游华山。1948年在上海又两次会面，胡在上海未被国民党捕前，托孙道济时常代他借钱，我每次多少都接济他。
6、我在南京因经亨颐的关系，熟识了柏烈武、于右任、陈树人、陈叔通等交谊，并经常在于右任家吃饭联画，认识拳师张庆霖与他的徒弟赵乐山(河北玉田人)能医。
1936年我在北京住张大千家，他当时所用的印章都是我刻的，交情也很深。他喜交结官僚，仿古画，开画屋做买卖维持生活。七七卢沟桥事变，张大千一家被困在颐和园，当时有国民党警察与百姓被日寇杀害，门口一家水果店被日寇抢光。有次日寇故意用军车开进胡同，撞坏围墙。日寇司令传大千讲话，我很惊恐，决定和大千从速离开北京(此事于非闇了解)，我先在北京出逃，不久他也回四川。
1948年淮海战时，上海局势很紧张，张大千住在＂常德路＂李祖韩家。大千对我说：＂搞艺术书画，开价很贵，共产党穷人打天下，我们都会饿死，不如赶紧跑香港去。
1925年一1939年前阶段调查证明有关人员：吴幼潜、吴振平、马公愚、陈葆藩，陆丹林、黄戌成、张红薇、陈叔通、何香凝、华镜泉、龚先生(宣和印社职工)，方去疾、谢博文、王福庵等都知道我在上海期间生活情况，可为证明。
1、在南京生活情况有谢稚柳、张红薇可证明
2、在开封“”汪大铁、朱人房可证明。
3、在北京“”于非闇、朱家济可证明。
4、在温州生活情况：陈同源、谷振声，直至现在由蝉街邻居可调查证明。
5、在抗战前：浙江通志馆聘我为探访委员，以上是我经历过的地方及交往的朋友，回忆列举部分作为专案组调查取证对象。
6、我在瑞安情况有林镜平医师、林永溽证明。
1945年九月返回上海，初寓河南路口五马路同兴福五楼居住(阁楼层顶)
1946年移居山阴路恒丰19号，学生黄达聪家租住。
1946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马衡先生经过上海对我说：＂铨叙部对你铨叙己批准了证件，交丁政平转交于你，不知有否收悉，请你回故宫博物院工作是否去？由于当时政局一年不如一年，于是下决心不去北京，在北京试用期扣留的部分工资也没去䃼领。
温州中学造校舍，校长金荣轩找我帮忙筹资，当时我求助上海画家朋友，为其征集字画寄回温州请工商资本家认购，所筹款项全部转交金荣轩先生，(金还健在，可查证)
1945年至1948年十月前，四年期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三马路701号宣和印社，后来上海形势吃紧，金圆劵大贬，接温州电报老母病重生活进入困境，好友张大千送我二十幅画，在上海急于出售，所得价值三千元，方能返回温州。回温州后又在五马街国货公司楼上办了个画展，维持了一段生计。到第二年，温州红十三军进城，温州解放。在1944年温州收了两位学生＂西部小学教师吴文瑩＂学生许兰坪(在劳改)可作证。
民国时期《家庭情况与社会活动》5
方巖(岩)又名文渠，字介庵，因与明(隆庆)间黄淮有《介庵诗文集》，云南和尚有《介庵印谱》雷同，故改为介堪。以耿介自励，号玉篆，租居蝉街，又号蝉园，晩号蝉叟，温州市人生于公元一九0一年。幼时因贫失学，年十六为钱庄学徒，三年不成遭失业。由于儿时喜涂抺刻画，常于道旁废石堆中，寻取青田碎石，琢磨成章刻上文字，便乱盖在家中四壁名人字画之上，被家君发现严训不许破坏。门窗板壁也是涂抹好地方，时常被我涂得一片漆黑。母亲童氏能文爱艺，故蒙宽怒引导。家君方朝雄，字冠英先生，系温州公和酱园职工，善书能画，初学颜柳，后学米蔡为宗，有名于时，极为当时的柳亚子、经亨颐、张大千等先生赞赏，以诗赠之。家君教子甚严，每日案上摆大方砖一块清水一碗，以毛笔蘸水学字，每晚夜课油灯之下必写黄庭坚百字方得睡觉。外大父童雪帆先生、公和酱园老股东，犹爱好出土秦汉古玉器，龙泉窑及金石书画碑帖收藏颇丰。因此受其影响，年十九待随家君在五马街设＂翰墨轩＂卖字篆刻为生。从此潜心自学，略知六义。翌年里人谢磊明先生延为其私人篆刻诗词古文辞名言名句印章，即每句一印，数十篇古文观止，唐宋诗词。同时代为其钩摹各派印文，编辑为专集，前后凡四寒暑七千余方。故予之治印初学浙派徐三庚，以其鄙俗，改学邓石如，吴让之、趙㧑叔三家，特别是吴氏笔法为最朴茂，且变化美妙。习之即久，不论字句多少，朱文白文蘸上黑墨，印面用刀划字置句，便信手奏刀，顷刻而成。日篆五十余章，常夹杂于吴让之印谱之中，让识者亦难辨其真伪矣。后见秦魏印谱，始知取法于上而得其中，故开始摹拟古玺文数千纽，得其启发颇多。谢氏擅长篆刻，特别边款四面都刻诗句，其收藏金石书画甚富，且多孤本善本及宋版本者。如明顾氏集古印谱，宋拓张迁、娄寿碑等，初拓董美人墓志(此拓本被吴oo借去而不还)。因此得有机会日为佣工，夜则浏览群藉碑碣摩岩拓本，进行札记、双钩，并开始钩摹玺印文字。亦在此时开始编辑＂玺印文综＂，因而收获了不少印学知识，即受厚恵，故以师事之。年二十五春间，吕公文起邀游杭州，并约他好友叶之舟、丁辅之、林同荘诸先生乘船同游西湖，时日成为西泠印社社员。返沪时无立足之处、得吕公之介，乃从鄞县赵叔孺先生为师，吴昌硕社长游，被西泠印社聘为书店印刷识图丛书、木板机库管理员。当年吴昌硕曾对人云：现在上海文艺界有三个好角色，其一福建(闽矦)郑某某的诗，其二永嘉郑曼青的画，其三永嘉方介堪篆刻。
1926年便钩成＂古玉印汇＂。越三年与社友王福庵、吴幼潜开始研究＂玺印文综＂数月。当时我得集约三万多字（抗战失落部分），辅之先生与我合编两汉官印考在抗战失落。
1958年反右整风，大办钢铁大跃进期间，贯彻党的政䇿方针，宣传共产主义教育，全年大小流动展览八次，参观工农群众达二十五万人次。由于群众觉悟提高，征集损捐献文物三千多件，同时在保护革命文物，一有发现就千方百计翻山越岭予以征集保护，刘英烈士的遗墨，就是从板壁墙上锯了下来。
1958年“大办钢铁”，市委介绍五六百民工到江心吃住，采集铁沙，我们临时办好后勤供应工作，参加运沙石、敲焦炭、搬青砖，无工具我们就献计献策及时帮助解决困难，1958年度被评为＂支援钢铁生产＂先进单位。
在消灭＂四害＂时间，发现状元桥出土瓷器，当时我用肩挑文物，从市区运到江心文物管。一次在抗台风防潮得到市委领导指示，我同抢救人员在深夜三点，冒着巨风骇浪险度瓯江，苦战一夜，把文物转移至高处安全地带。数年来台风不断，但文物没有一件损失。
书画篆刻文字学传略：
方介堪初名文渠（私塾名），后改名岩，永嘉人，现年七十九岁。1925年一1929年在上海美术专门学国画系任教五年，同时在上海新华艺专任金石篆刻教授三年，参加＂中日艺术同志会＂，一生爱好金石书画，与马衡、丁辅之、张大千、徐悲鸿等诸学者作家画师友善，28岁著有＂古玉印汇＂一集行世。30岁著有＂印谱过目考＂四卷。＂文革＂期间我有二百余种印谱，分为：古玺、秦汉印、明代原拓印谱，明代摹刻本，明清诸家印谱及我数以万计的原拓、印稿印蜕谱，被温四中、温七中、西门中药厂、松台派出所、工艺美研究所的造反派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自一九二五年于谢磊明先生家开始编辑的＂玺印文综＂，着重以齐鲁之间出土，春秋战国玺印文字，并分秦汉魏晋间缪篆鸟虫书之类，钩摹原文达三万余字，释文约二十万字，共二十八卷(上下卷)疑字二卷，释文二卷，检字一卷，＂晋朱曼妻薛买地宅劵考释＂一卷，＂龍角锁记＂一卷＂象軸留珍＂一卷，郭沫若漫逰雁荡山，江心孤屿锁谈一卷。自十九岁至七十九岁，篆刻印蜕因文革抄家仅存二千余方，准备编辑付印出版。1937年秋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工作。1945年在上海与书画家张大千、郑午昌、郑逸梅、谢稚柳诸志友联吟作画遗兴。1948年秋，归养老亲，越二年老母去世，闭门读书。1952年担任温州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付主任，凡二十年。1963年兼任“温州土艺美术研究所”付主任。1964年，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篆刻选科教学。1979年，北京中央文化部国画创作组邀请赴京参加活动。
1951年市委付市长苏松动员我参加温州市民革，我不同意加入国民党组织，但没法抗拒，后来只参加学习改造思想，不入组织(此事应由苏松负责)可查证。我不负政治责任，我始终以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学习，从未交过党费，写过申请表格。
1958年地市委组织征集革命文物委员会为征集委员。社会职务市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
1924年任瓯海中学教师，瑞安中学图画教师，1934年与汪采白、郑午昌、郑曼青在南京合作举办国画书法展，1937年5月，在北京与大大千、于非闇举办国画书法篆刻展。
1946年上海举办全国美展获得＂一等奖＂中正奖。
1950年与温州西山造纸工人集体创办了手工制造。温州皮纸厂，曾在纸厂做人工制伞画伞。
1963年秋西泠印社60周年大会，被为常务委员。
1964年至1966年，两次参加中日书法篆刻展。
1979年被西泠印社理事会选为付社长。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卒于台北，二兄善孖、三兄丽诚、四兄文修。
A、1946年深秋，大千自川来沪开画展，住卡德路(石门二路)李秋君家。大千有一古琴为宋代姜白石旧物，温州叶名佩拜大千为师，合影者有：钱瘦铁、叶大密、顾青瑶、李秋君、李右庵、周海霞、陈肃亮、张心奇。
B、刘侃生经方介堪介绍拜张大千为师。大千母为天主教徒。
C、二十年代，大千曾住上海马当路西成里，黄宾虹住楼上。熊松泉、马企周住西门路永裕里，相隔一条马路。善孖与熊松泉均擅长画虎狮，大千为他们分工.善孖专画虎，熊松泉专画狮，后在武汉开了＂张虎熊狮画展＂。大千得一佳砚，糜洁民欲一砚，张命学生张旭送赠，当日未去，次日糜竟归天，大千悲不自胜以砚殉葬。1931年王个簃，张大千由王一亭带领访日。
D、谢玉岑妻素蕖（三十岁病亡）妹钱悦诗。谢玉岑34岁病殁于常州。张大千对谢遗孤颇为照顾，钱名山赠诗：“远寄成都卖书金，玉郎当日有知音，世人解爱张爰画，未认高贤万古心。”
E、雁荡山奇水奇，惟苦无嘉树掩映其间耳，写西石梁瀑布，因无岩石上添写一松，思与黄山并峙宇宙间也。春间与蓬莱于非闇、南海黄君壁、武进谢稚柳同逰雁山，永嘉方介堪为向导，下榻于雁歌山房。乐清县令索予辈作画，其时诸人皆无画印。乃由介堪急就凿一章，文日＂东西南北之人。迄今诸人风流云散，唯予与非闇得朝夕相见耳，偶忆及此因书画上。丁丑秋九月，蜀郡张爰大千父，此图今在广州王贵忱处，大千贪玩，雁荡游罢游绍兴东湖，泛舟非闇乃骂大千几欲置我于非命(于老体力不支)。
F、傅增湘四川人，翰林为张善孖老师，在网狮园教善孖读书。大千母曾友贞善画，为善孖大千启蒙老师(杨宛君、徐雯君)。“一出嘉峪关，两眼泪石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马步芳女婿马呈祥(骑兵第五军、第五师师长)
G、1944年1月5日，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先后在成都重庆展出，沈尹默题诗“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大千在求精中学读书时寒假返家途中被绑去当土匪一百天。1914年赴日本学印染，1919年返回上海拜曾、李为师。同年到禅定寺出家，琳法师为取名＂大千＂。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被困，北平次年5月始得逃出，经上海香港回四川。
H、丙戌仲冬即1946年，由方介堪转曹大铁一电文＂有急用速汇一千万元至颐和园听鹂馆＂。岁暮南归，示古画九卷：其中有董源巜潇湘图》顾闳中巜夜宴图》宋人巜群马图》巜溪山无尽图》钱选巜明妃上马图》姚廷选巜有余闲图》周砥《銅官秋色图》沈周《临铜官秋色图》姚云东巜杂画》以其中分卷作尝还曹大铁款项，由张珩（张葱玉）估值为烩赤170两作结算。
1948年5月1日(农历4月初一)，在上海西藏中路，万寿山酒家祝大千五十寿(同门举办酒宴）。48年6月5日大千入川，9月22月回沪。抗战胜利后1946年8月返回上海。9月15日(农历）大千去北京住颐和园养雲轩。1946年在大新公司七楼举办画展（从临摹敦煌为主题）。1947年5月在成中画苑画展，展品目录82件，另附敦煌6件作品。
谢玉岑与大千同年，谢卒，梦与玉岑共吟黄水仙花诗，翌年即作画赠稚柳诗云：“黄水仙花最有情，宾筵谈笑记犹真。剧怜月暗风凄候，赏花犹有素心人。”后缀长跋已记梦中凄凉之境。(谢病回常州观子巷老家)张亲自前往送葬。（未婚妻谢舜华，大三个月，未婚而死，22岁与曾正蓉结婚）。
1948年，古历四月初一，在李秋君家为张、李祝寿，同年于1899年，（李秋君生于九月），方介堪献：“百岁千秋”方印两枚，张、李两人挥毫回敬方画各一幅。（陈巨来妻况锦初，况惠风之女）。1933年春节，苏州网狮园聚会，有章太炎、陈石遗、李印泉、叶誉虎。
此稿来自1973年温州县前街：市文化处军代表《文革》牛棚隔离检查手稿
2022年方广强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