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钧窑堪称我国古代北方最著名的瓷窑之一，其遗址位于今河南省禹州市。有关河南省禹州市烧造瓷器的记载，最早约见于明代中期文献。明代晚期，记载钧窑的文献逐渐增多，而且一般都将“钧”字写成“均”，虽出现“均州”、“均窑”、“均州窑”之名，但并未指出其具体烧造年代，只是有的文献将其与历史上的一些名窑并列。到了清代，一些文献开始明确指出陈设类钧瓷烧造于北宋时期，有的甚至还指出是在北宋末年。自20世纪初以来，虽然有不少学者沿袭陈设类钧瓷烧造于北宋的观点，但也不断有人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以至于出现陈设类钧瓷烧造于北宋、金代、元代、元末明初、明代等诸多说法。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古人将钧州、钧窑、钧州窑中的“钧”字写成“均”的原因及陈设类钧瓷的烧造年代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明代万历时期，人们可能是因避万历皇帝朱翊钧名字中 “钧”字之讳而将“钧”写成“均”。直至今日，仍有人不加考证而继续错误地将“钧窑”写成“均窑”，实属不应该。笔者认为将钧窑的始烧年代定为宋代尚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将陈设类钧瓷的烧造年代定为北宋、金代、元代、元末明出、明代等，也尚缺乏过硬证据。陈设类钧瓷烧造年代之谜的最终揭开，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及仪器测试年代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是人们通常对钧窑瓷器珍贵程度之形容。钧窑堪称中国古代北方地区最重要的陶瓷窑场之一。明代晚期，随着文人品评，官钧窑瓷器（或称钧官窑瓷器、陈设类钧瓷）逐渐入列古代名窑，清代又被说成是北宋名窑，后来又与汝、官、哥、定窑合称“宋代五大名窑”。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官钧窑瓷器烧造于北宋的传统观点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质疑。欧洲学者率先提出“元末明初说”、“明代说”，日本及我国学者也相继提出“金代说”、“明代说”。

特别是目前所能查到的历史上各地考古发现中，基本未见年代可靠的宋代官钧和民钧窑瓷器或标本，证据确凿的实物也都在金、元时期。因此，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不断地对官钧瓷始烧于北宋的观点提出质疑。下面笔者结合自己近30年的研究心得，谈几点对钧窑相关问题的认识，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关于“均州”、“均窑”、“钧州”、“钧窑”

自古以来，文献上所称的“均州”有两处所指：一是指今湖北省丹江口市，隋开皇五年（585年）由原名“丰州”改为“均州”，因境内有均水而得名，辖武当、均阳二县。此后，经过多次废、置，民国初年改为均县，属湖北襄阳道。新中国成立后，曾设立郧阳专署，均县隶属于郧阳专署。1983年8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均县，设立丹江口市（县级），1994年郧阳地区并入十堰市，丹江口市由十堰市代管。该处不产瓷器，但产琉璃砖瓦、构件；二是被认为是今河南省禹州市（1988年6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禹县改为禹州市，属于县级市），目前由许昌市代管。此处产瓷，品种很多，最有名者俗称“钧瓷”或“均瓷”、 “均州瓷”、“钧州瓷”等。

查北宋行政区划并无“钧州”之设，今河南省禹州市在北宋时名曰阳翟（dí）县，归京西北路颍昌府管辖，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改为钧州。《金史》（志第六、地理中）载：“钧州，中，刺史。旧阳翟县，伪齐升为颍顺军。大定二十二升为州，仍名颍顺。二十四年更今名。户一万八千五百一十。县二、镇一。”[1]明代万历三年（1575年）因避讳万历皇帝朱翊钧名字中的“钧”字，而改称“禹州”。《明史》（志第十八、地理三“河南陕西”）曰：“禹州，元曰钧州。洪武初，以州治阳翟县省入。万历三年四月避讳改曰禹州。”[2]成书于明代天顺五年（1461年）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河南布政司、开封府上”之“建置沿革”）亦曰：“禹州，在府城西南三百二十里，本夏禹所封地。春秋时为郑之栎邑。战国为韩国。秦为阳翟县，兼置颍川郡。汉因之。晋属河南郡。东魏置阳翟郡。隋废郡，以县属襄城郡。唐废嵩州后属许州。宋属颍昌府，刘豫置颍顺军。金改为州，又改钧州，以州有钧台，故名。元仍旧。本朝以阳翟县省入。万历三年避御名，改禹州。编户六十四里，领县二。新郑县……密县……”[3]

自万历时期开始，文献在谈论河南钧州、钧窑、钧州窑时，可能也是因避讳而将“钧”改写成“均”。后来，直至20世纪60年代甚至当今，仍有人习惯将“钧窑”、“钧州”的“钧”写成“均”[4]。严格说来，清代以来不存在避讳问题，写成“均”应属于错误写法。

至于约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蓝浦撰《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曰：“钧窑，亦宋初所烧，出钧台。钧台，宋亦称钧州。”纯属无稽之谈，想当然耳！因为“钧台”是禹州城内一处历史文化遗迹，怎么可能称之为钧州呢？成书于明代天顺五年（1461年）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河南布政司”之 “宫室”）曰：“钧台，在钧州城北门外。《左传》：夏启有钧台之享，即此。”[5]

二、有关钧窑的文献记载及陈设类钧瓷烧造于北宋说的形成

明代晚期以前的文献中几乎不见“钧（均）窑”、“钧（均）州窑”之名。特别是成书于明代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曹昭撰《格古要论》一书[6]，堪称明代晚期以前记载历史上陶瓷窑最多的一部著作，书中记有14个陶瓷窑（包括高丽窑），但却不见钧（均）窑之名。即使后来天顺年间王佐《增补格古要论》所列 16个古陶瓷窑中亦不见钧（均）窑之名。

有关河南省禹州市烧造瓷器的记载，最早约见于明代中期文献。如成书于明代天顺五年（1461年）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河南布政司”之“土产”）曰：“瓷器、铁，俱钧州出。”[7]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李东阳等撰、明正德四年（1509年）重校刊行《明会典》（卷一百五十七，工部十一“陶器”条之“事例”）曰：“岁造内府供用库，每年该用瓷坛一千五百个……河南彰德府，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四件。钧州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三件……俱送光禄寺供用。”[8]这两部文献仅记载钧州、禹州出产瓷器，但并未出现“钧（州）窑”或“均（州）窑”之名。

明代晚期，记载钧窑的文献逐渐增多，而且出现“均”、“均窑”、“均州窑”之名，但并未指出其具体烧造年代，只是有的文献将其与历史上的一些名窑如柴、汝、官、哥、定、龙泉、章生、乌泥、宣、成窑等并列。且大都辗转相抄、不加考证，故史料价值不高。如万历时期张应文（？—1595年）撰《清秘藏》、张谦德撰《瓶花谱》、高濂（生卒年不详，约嘉靖初至万历初人）撰《遵生八笺》、黄一正撰《事物绀珠》（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董其昌（1555—1636年）撰《筠轩清閟录》和《古董十三说》等。崇祯时期文震亨（1585—1645年）撰《长物志》、方以智（1611—1671年）撰《物理小识》、《通雅》等。

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年）刊行的高濂撰《遵生八笺》（卷十四之“燕闲清赏笺上”）“清赏诸论” 之“论诸品窑器”条曰：“均州窑有硃砂红、葱翠青（俗谓莺哥绿）。茄皮紫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猪肝色、火里红，青绿错杂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烧不足者，非别有此色样。俗即取作鼻涕涎、猪肝等名，是可笑耳！此窑惟种蒲盆底佳甚。其他如坐墩、炉、瓶、方盒、罐子，俱以黄沙泥为坯，故气质粗厚不佳。杂物，人多不尚。近年新烧此窑，皆以宜兴沙土为骨，泑水微似，但不耐用，俱无足取。”[9]
成书于明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张谦德撰《瓶花谱》曰：“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厥后有柴、汝、官、哥、定、龙泉、均州、章生、乌泥、宣、成等窑，而品类多矣！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官、哥、宣、定为当今第一珍品，而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等瓶亦以次见重矣！”[10]

明代田艺蘅（1524—？）撰《留青日札》原书中没有与钧窑有关的记载，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乔时敏删节刻本题曰《留留青》（凡六卷）一书中则记曰：“均州窑稍具诸色，光彩太露，器极大。今河南新改禹州，其器有兔丝纹、火焰青者。”故此段记载应为万历四十二年乔时敏所加。

《宣德鼎彝谱》（八卷）是研究文物的人经常引用的一本书，《四库全书总目》收录。一般认为系明宣德三年（1428年）吕震等人奉敕编撰。该书记载：“……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其柴、汝、官、哥、均、定中并选二十九种。”[11]

长期以来《宣德鼎彝谱》被很多研究古董的人视为圭臬，不断被引用。而且认为宋代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的说法即源自该书。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锐（1905—？年）就曾撰文指出其作者系伪托，并对该书的真伪提出了疑问[12]。1936年，法国人伯希和（1878—1945年）也曾撰文对该书的可靠性提出疑问[13]。1990年，英国学者柯玫瑰曾撰文指出该书的序和跋为伪托，其编撰年代不会早于1600年太久，该书的内容可能为17世纪 [14]。1997年，李民举先生撰文指出其成书年代当在明代嘉靖年间[15]。2002年，秦大树先生撰文指出该书系正德之后、明后期人伪作[16]。近些年，陆鹏亮先生经过研究后进一步指出该书的成书年代不早于明代万历朝，而书中所附项子京《宣炉博论》成文的上限更晚至天启六年（1626年） [17]。笔者同意陆先生的观点。由此可见，该书有关“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定各窑器皿……”的记载不足为据。

明代崇祯年间方以智（1611—1671年）撰《物理小识》（卷八“窑器本末”条）曰:“柴、汝、官、哥、定，宋窑之名也。元美曰：柴窑，柴世宗进御。叶寘言：钱鏐烧。陆龟蒙咏越窑：夺得千峰翠色来。则唐有矣！定州白瓷有芒，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均州五色皆汝之类也！”[18]

由上述可知，“均（州）窑”这一概念形成于明代后期，而且当时文人已将其与汝、官、哥、定等名窑并提，被列为具有高雅特性的收藏品和陈设品。

清代查慎行（1651—1728年）撰《人海记》里的一条记载可资为证。该书（卷下“磁瓶二百金”条）曰：“大内牡丹盛开，神庙思以磁瓶贮之。偶江阴民有一均州瓶，高数尺许，欲得十金，或笑之。忽内臣觅进，上喜，问价几何？奏曰：二百金。上谕：先给百金，如未有肯，再给五十金。”[19]

明代晚期以来，文人的论著多互相抄袭。如明代天启年间谷泰撰《博物要览》曰：“均州窑有朱砂红、葱翠青（俗谓莺哥绿）。茄皮紫红如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猪肝色、火里红，青绿错杂若垂涎色，皆上三色之烧不足者，非别有此色样。俗即取鼻涕、猪肝等名。是可笑耳。此窑惟种菖蒲盆底佳甚，其他如坐墩、炉、盒、方瓶、罐子，俱是黄沙泥坯，故器质粗厚不佳。杂物，人多不尚。近年新烧此窑，皆宜兴沙土为骨，泑水微似，制有佳者，但不耐用耳！”[20]

此段明显抄袭上述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年）刊行的高濂撰《遵生八笺》（卷十四之“燕闲清赏笺上”）“清赏诸论”之“论诸品窑器”条。

到了清代，一些文献开始明确指出钧窑始烧于北宋，有的甚至还指出是北宋末年。如清初孙承泽（1592—1677年）撰《砚山斋杂记》（卷四之“窑器”）曰：“窑器所传柴、禹、官、哥、钧、定，可勿论矣！在胜朝则有永、宣、成、弘、正、嘉、隆、万官窑。其品之高下，首成窑、次宣、次永、次嘉，其正、弘、隆、万间亦有佳者……高江村《酬仓林•宋均窑瓶歌》：古来窑器崇朴质，瓦甖土缶无奇特。越窑传自李唐开，青瓷共宝柴皇式。雅具偏从赵宋多，锦边芒定嫌芒刺，敕使新窑建汝州，熊熊玛瑙流光泽。渡江邵局袭故京，澄泥范土何轻明。烧成惟鲜至尊用，郑重特以官窑名。处州二章巧更过，生一新兴百圾破。一器争酬数十缗，阿弟龙泉名并播。近来纤美说宣成，丽彩寒芒照四坐。宝碗鸡缸盘积红，市中论价称奇货。僧寮偶见双耳瓶，黛色浓淡光泠泠。异哉均州旧时造，几经兵燹犹完形。苍公为言出内府，乱离遗弃等尘土。当今所宝惟蒸民，焚裘裂锦轻图谱。不尔搜求焉得存，此物早同簋簠尊（批注曰：宣和间内府尚古器，搜求民间，无敢隐者）。禅家本意绝贪爱，赠君持去娱朝昏。雨过秋天白露时，小斋瑟瑟凉风吹。题诗灯前记佳话，纸窗木榻生陆离。京师地卤坚花木，花开花谢空寒燠。得此大足消清愁，殷勤满插东篱菊。”[21]至此，钧窑瓷器被说成是北宋宣和内府器。

约成书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无名氏撰《南窑笔记》曰：“均窑，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骨子粗黄泥色，底釉如淡牙色。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盖配合一副之记号也！釉水葱茜肥厚、光彩夺目。明有宁青窑仿均一种，颜色薄暗、五色杂沓。广窑亦有一种青白相间麻点纹者，皆瓶、钵之类。胎骨轻脆，不堪赏鉴。宜兴挂釉一种，与广窑相似。”还曰：“官窑，柴、汝、官、哥、定、龙泉、宣、成、嘉、万为宋、明十大窑。盖以诸器毕制、命官专督者，俱名官窑。其均窑、厂官，不在大窑之内。”[22]指出钧窑的年代为北宋。

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朱琰撰《陶说》（卷二“说古”之“古窑考”）曰：“均州窑，今河南省禹州。”接着罗列了《留青日札》、《博物要览》、《清秘藏》、《通雅》等书对钧窑的记载。虽未指明钧窑的年代，但却明显将钧窑放在“说明（代）”之前论述[23]。
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蓝浦撰《景德镇陶录》（卷六“镇仿古窑考”）曰：“均窑，亦宋初所烧，出钧台。钧台，宋亦称钧州，即今河南之禹州也。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红若胭脂、朱砂为最，青若葱翠、紫若墨者次之，三者色纯无少变杂者为上。底有一、二数目字号为记者佳……”[24]明确指出钧窑始烧于北宋初年。

晚清、民国时期的文献在谈论钧窑时也都沿袭钧窑始烧于北宋的说法。清末寂园叟撰《陶雅》（卷上）曰：“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曰均、曰汝、曰定、曰官、曰哥、曰龙泉、曰建、曰元之紫釉、曰明之祭红……”[25]民国初年许之衡撰《饮流斋说瓷•概说第一》云：“吾华制瓷可分为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均窑，亦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名之曰小窑。”该书“说窑第二”又曰：“均窑，宋初禹州所造。禹州昔号钧台，‘钧’，讹作‘均’，相沿已久。”[26]

20世纪30年代，《瓷器概说》和《中国陶瓷史》这两部陶瓷专著都附庸钧窑始烧于北宋之说法。1935年郭葆昌（1879—1942年）撰《瓷器概说•历代名窑》曰：“窑之见于载籍者，莫古于晋之东瓯……北宋名窑最多，定、钧（注曰：窑建于宋初，在今河南禹县，其地有钧台，因名钧窑，至今尚存）、东、汝、官、龙泉、哥、弟诸窑，南北互峙，后先辉映。”[27]1936年出版的吴仁敬、辛安潮撰《中国陶瓷史》（第九章 宋时代）曰：“宋太祖赵匡胤，风云际会……综上所述，当时（系指宋代，笔者注）瓷艺既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均等名窑……河南禹县，昔号均台，宋称均州，宋初于此设窑烧造，故名均窑……”[28]该书作者恐怕亦是道听途说，未加考证，因为禹县在历史上从未叫过“均台”，宋代亦未称过“均州”。

应该指出，虽然现代考古学于20世纪初即已被引入中国，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仍未普及。因此，明代晚期至民国时期有关考古方面的著述，基本上属于“书斋考古”，都是文人、鉴藏家之间鉴赏心得的相互传抄。有关钧窑的文献记载所描述钧瓷的造型有盆、奁（花盆托）、尊、瓶等，所描述钧瓷的特征有窑变色釉、釉面有“蚯蚓走泥纹”、器物的足底刻划有数目字等。对于钧窑的年代，认为是北宋，甚至北宋初，并将钧窑与汝、官、哥、定、柴、龙泉窑等并列为宋代“名窑”、“官窑”。认为这些窑的地位明显比其他所谓“小窑”、“民窑”高。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晚期至民国时期文献所指的钧窑除了被现代研究者称作“官钧”以外，还被称作“陈设类钧瓷”或“数码钧瓷”，以免与其他盆、碗、瓶、壶等造型的所谓民钧类钧瓷相混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钧窑研究开始正式走出书斋，全面进入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阶段。在钧窑研究方面的关键问题是解决长期困扰人们的“官钧窑”的烧造地点和烧造年代。对于“官钧窑”瓷器的烧造地点，大家公认的是20世纪60年代在禹县城北门内钧台、八卦洞附近发现的窑址，不存在争议。而在“官钧窑”烧造年代方面，虽然以冯先铭（1921—1993年）、晋佩章（1926—2008年）、赵青云先生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文物工作者，在对窑址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基础上，秉持了关于“官钧窑”瓷器烧造于北宋的观点，但事实求是说，这一观点受以往文献说法影响较大，缺乏令人信服的过硬证据。

1964年3月，为进一步了解禹县古窑址的全貌和钧窑的烧造历史，故宫博物院特派冯先铭、叶喆民、方国锦、杜廼松先生等赴河南省禹县、临汝县（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撤临汝县恢复汝州市）、郏县等地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调查。叶喆民先生曾在《文物》1964年第8期发表《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一文，文中谈到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解决传世均窑瓷器的产地问题。说是：“关于均窑的烧造历史，因为过去文献记载不详，见解互异，所以至今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在河南、河北一带如汤阴、安阳、新安、磁县等地不断发现均釉瓷片，但大都是时代较晚的元代均瓷一类，而传世的许多号称宋均特别是刻有数码的盆、奁等残片迄无所获。” 又说：“因此我们认为早于宋代的北宋均窑，无论从窑址情况或传世器物来看，都是无可置疑的。”“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将均窑的上下限定为北宋至元代。”“证知均窑始烧于宋。”[29]冯先铭先生则在该期《文物》上发表了《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一文，文中也说：“神垕镇均窑的始烧年代应在北宋，而不始于金。”“均窑系与耀州窑系两者是同时并行，也就是说均釉带红斑与汝窑青瓷是同一时期的产物。而耀州窑系没落后，均窑系还继续延续下去，而不是代汝而起。”[30]

1964年10月，河南省禹县人民政府为编写《钧瓷史》而组建的“钧瓷史考察组”将在禹县城北门内八卦洞附近收集到的瓷片标本送到北京请专家鉴定。国家手工业管理总局工艺美术处杨宗安先生，故宫博物院孙瀛洲先生、冯先铭先生，中国历史博物馆杨宗荣先生、沈从文先生等看到这些瓷片标本后均认为是重要发现，并纷纷表态。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认为八卦洞瓷片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钧瓷一样，找到了钧瓷的老家。二是认为钧瓷的年代可以由原先认为的北宋晚期上推到北宋中期。杨宗安先生认为：“这个遗址可能就是传世宋钧的产地，如果发掘一下，钧瓷的历史就可以解决。”[31]

10年后，1974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禹县城北门内的钧台窑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重点发掘，河南省博物馆赵青云先生主持了此次钻探和发掘工作。赵青云先生在《文物》1975年第6期发表了《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一文，文中说：“从这次发掘材料来看，钧瓷创烧于北宋初期。”还说：“钧瓷的兴盛之日，大约是宋徽宗时期（1101—1125年）。”[32]

随着古代墓葬、遗址、陶瓷窑址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以及自然科学检测手段在中国古陶瓷研究领域的应用，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集各学科、领域顶级专家、学者编写一部权威的《中国陶瓷史》工作开始走上议事日程。经过多年运作，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书中将钧窑列入北宋“六大窑系”和“五大名窑”。该书堪称一部划时代的专著，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所吸收的学术成果截至1980年。书中所倡导的钧窑始烧于北宋、钧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几成定论，被此后的大量论著引用，产生广泛持久的学术影响。

1992年，李辉柄先生撰《宋代官窑瓷器》曰：“可以推断，官钧窑始建年代应在政和以后。”[33]更坚定了人们认为官钧窑始烧于北宋的信心。

自20世纪初以来，不断有人对钧窑的始烧年代提出异议，1975年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对钧台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后，又有人对此次发掘成果产生怀疑。因此，人们迫切希望能有新的考古发掘成果面世。2001年9月至2002年1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村的钧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主持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先生在随后发表的发掘报告和其他相关论著中认为，神垕镇刘家门钧窑创烧于北宋末期的徽、钦时期（1101—1127年），从创烧伊始就具有很高的水平，烧成了淡雅匀净、典雅美观的天青釉瓷，青瓷的烧造水平也极高，表明早期钧窑的不少器物是高档产品，面向宫廷或达官贵人[34]。还认为：“钧窑是北宋末期兴起的一个以生产高档瓷器为主的窑场，部分产品仿制汝窑，但自己生产的青釉、红釉瓷也极具特色。”[35]由于此次考古发掘被评为由国家文物局组织评选的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所以影响很大，对钧窑始烧于北宋说形成有力支持。

钧窑天蓝釉鼓钉三足花盆托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钧窑玫瑰紫釉长方花盆

钧窑月白釉梅瓶

钧窑玫瑰紫釉花盆

三、有关钧窑始烧年代的其他几种说法

关于钧窑的始烧年代，除了“钧窑”、“官钧窑”始烧于北宋说以外，还有官钧窑瓷器烧造于金代、元代、元末明初、明代等几种说法。

1.金代说

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久志卓真（1898—1974年）和大谷光瑞（1876—1948年）曾指出钧窑始烧于金代[36]。

1936年号称“岭南碑帖第一人”的著名文物鉴藏家罗原觉（号“道在瓦斋”）（1891—1965年）所著《谈瓷别录》一书在对钧窑地理沿革进行较详细考证后认为，钧窑是金代的产物[37]。

1956年出版的陈万里（1892—1969年）撰《中国青瓷史略》（二、青瓷烧造的开始及其发展——（七）异军突起的钧窑）曰：“所谓钧瓷，在北宋时候只是紧邻汝州阳翟县所烧的一种青釉器而已，还没有钧窑这个名称。而在南宋的记载里，也没有提及过钧窑。它的兴起，与汝窑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临汝窑到了北宋末年,经过‘靖康之变’是毁灭了,而紧邻着临汝东北乡大峪店的阳翟县野猪沟(东距神垕镇10里),就烧造了一种不同于临汝所烧的青釉器。这是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以及元代的一百余年间的产物。”还说：“钧窑之继汝而起是在金人统治时代，那时是钧器的黄金时期。到了元代，是所谓粗制乱造时期。” [38]1958年，关松房先生（1901—1982年）撰《金代瓷器和钧窑的问题》曰：“钧州在战国时为阳翟，到宋代元丰三年阳翟属颍昌府，金大定二十四年才改为钧州。钧窑不叫阳翟、不叫颍昌，也不叫禹窑，足见钧窑建于金大定二十四年后，这是肯定的。”[39]1958年，童书业（1908—1968 年）、史学通先生撰《中国瓷器史论丛》之“中国瓷器史概论”曰：“钧窑瓷器可以说是北方青瓷的殿军——它的烧造地点在河南禹县（古钧州），烧造时代大致在南宋到元代的一段期间。”[40]其实说成“金代到元代的一段时间”可能更准确，因为北宋灭亡后，钧窑所在地已属于金代掌控地域。1963年出版的轻工业厅景德镇陶瓷研究所编著《中国的瓷器》曰：“钧窑就是金瓷的代表。钧窑是北宋以后继汝窑而起的北方最有名的窑，所谓‘羊肝紫’等似多盛于北宋。钧州之名，是始于金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窑以钧州名，也当在金统治时期。据上引述，可知钧窑是金的产物，宋不称钧窑。”[41]

199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余佩瑾女士在对器皿类钧瓷和陈设类钧瓷分别进行研究后，“推测器皿类钧瓷盛烧于金、元时期”，“陈设类钧瓷的烧造年代，基本上亦主张它们产制于北宋之后”，“不会晚过明宣德官窑”[42]。

2002年深圳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涛先生撰文认为，1956年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一书中对钧窑烧造年代的观点（即“金代”，笔者注）“还是基本成立的”。指出钧窑“大量烧造并形成气候而成为北方地区有影响的瓷器品种，当在金、元时期”[43]。
2005年欧阳希君先生撰文认为：“日用钧瓷创烧于金代，陈设类钧瓷则晚至元末明初以至更晚的明中前期，均属民窑性质。”[44]

2.元代说

北京大学教授秦大树先生在《钧窑始烧年代考》一文中谈到：“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和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是世界上收藏陈设类钧瓷较多的两座美术馆，笔者在检视他们的器物记录时看到，20世纪前半叶他们无不遵照中国学者的观点，将这些器物定为宋代，但已不断地有学者对其提出时代可能稍晚的异议。到20世纪60、70年代，弗利尔美术馆就将所有的陈设类钧瓷的时代从宋代改为元代，哈佛大学现在也将其定为元代。这一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际上正被日益增加的学者所接受。”[45]

3.元末明初说

1997年北京大学李民举先生撰文认为，通过对官钧烧造于“北宋说”的几个关键性证据“宣和元宝”钱范、“花石纲”、钧台窑址共存遗物的研究考证，认为这几个证据无一支持“北宋说”，并通过对宋、元、明各代各类器物的排比，得出与国外学者基本一致的结论，即钧台窑“瓷器明显具有元及明初风格”，其年代应在公元15世纪左右，跨越元、明两个朝代[46]。

4.明代说

2005年，上海博物馆用先进的“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技术”对历年出土的不同钧窑瓷器标本进行年代测试，结果是：陈设类“北宋钧窑”的年代为距今660—630年的14世纪后期，即元末明初时期；典型金元钧窑标本的年代为距今730—720年的13世纪后期，即为蒙古时代末年或元代初年。两者相差约100年。结合其他诸如文献、考古及器物学资料，研究者认为“北宋钧窑”之说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其真实年代为元代晚期至明代早期，其性质属官窑。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研究者“更倾向于其烧制年代为明代早期” [47]。

2005年11月23日至25日，由中国古陶瓷学会、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主办的“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禹州市举行。在此次学术研讨会上，陈设类钧瓷的烧造年代成为与会代表讨论的热点问题。有专家、学者认为是北宋[48]，有的认为有北宋和金末至元代中期之分[49]，有的认为是元末明初[50]，也有的认为是明代[51]。

2006年初，在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资助下，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以有偿捐赠的方式，接收了一批2004年禹州市钧台窑遗址出土流散的“官钧窑”瓷器标本。经过排比研究，深圳考古所专家们一致认为，所谓“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官钧”实为明代瓷窑，绝非北宋瓷窑。而且认为“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证明，‘官钧’瓷器的生产时间为明代永乐、宣德年间”[52]。

钧窑鼓式三足洗

钧窑月白釉单柄洗

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钧窑灰紫釉渣斗式花盆

钧窑玫瑰紫釉菱花式三足花盆托

四、钧瓷、特别是陈设类钧瓷的烧造年代有待于做更深入研究
笔者认为，一定要抱着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本着实事求是的学风，来探讨钧瓷特别是陈设类钧瓷究竟烧造于何时，不能急于求成，切忌感情用事。依据现有资料，通过研究做出一些推论是可以的，但在事实不充分、或者说在缺乏过硬证据的情况下，万不可轻易下结论。实事求是说，目前诸多说法都缺乏确凿证据。

主张钧瓷始烧于北宋的说法，目前确实尚缺乏过硬证据。1999年出版的《钧瓷志》一书曾谈到1962年地方国营禹县神垕（今禹州市瓷厂）建电厂时，曾出土“元祐七年高天顺制”钧窑碗。书中还提到，据老一辈史志、古陶瓷专家傅振伦先生说，他在1946年11月8日和李鸿庆同游，在北京古玩铺见一钧窑盘，铭文曰：“绍圣二年（1095年）五月□命望道□敬造社长刘造于钧州高天祥题。” [53]如果情况属实，这将是证明钧瓷始烧于北宋最具说服力的资料，但从未见过这类资料发表，因此，其可信度不高。

在找不到文献和器物本身所署纪年证明的情况下，人们寄希望于考古发现。笔者也对考古发现寄予很大希望，但往往满怀希望都化为泡影。以往发表的所谓宋墓出土钧窑瓷器的报道看来都不可靠。比如有报道说，1990年河北省定州市寨南村村民在定州市西南15公里的寨南村西南100米处取土时发现一圆形砖室墓，定州市博物馆随即派人对该墓进行了清理。1991年发表的该墓清理简报称该墓出土物中有定窑白釉印图案纹瓷枕1件、钧窑碗1件、铜簪3支、铁铧1件。其他还有“开元通宝”2枚、“至元通宝”（应为“至道元宝”，笔者注）1枚、“咸平元宝”1枚……“元祐通宝”1枚，共计10种20枚唐、宋铜钱。发掘者称“金代铁铧有一园（应为“圆”，笔者注）形孔，元代铁铧有三孔，而此铁铧无孔。铧从无孔至有一孔后又发展为三孔，显然这是劳动工具不断改良的结果。此铧比金、元铁铧要早。又根据出土的 10种铜钱，最晚的是‘元祐通宝’（公元1086—1093），故我们将此墓定为北宋中晚期当是无异议的。”[54]笔者认为此墓的断代不是无异议，而是颇有异议。因为仅从文中所配钧窑碗的照片看，其圈足“足壁内外均斜，足墙外撇，足端斜削”，这种“圈足只出现在元代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鸡心碗上” [55]，明显具有元代钧窑碗的风格，与陕西省西安市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刘达墓出土的钧窑天蓝釉碗（见图1.1和图1.2）风格一致。

查到俞永炳先生发表的《宋辽金纪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瓷器》一文，文中附有 “宋辽金时期纪年墓葬、塔基出土瓷器一览表”，表中序号50列出宋嘉祐八年（1063年）河南密县冯京夫妇墓出土有“钧釉炉1、钧釉瓶3、钧釉壶1、黑釉碗1”。查到此线索，笔者甚是高兴。但当兴冲冲地找来该墓发掘简报一读时[56]，不免又大失所望，因为墓中所出土3件五足炉、3件瓶、1件香料壶、5件碗等，所施釉均不属于钧釉。发掘简报中还认为，“河南影青瓷（应称“青白瓷”，笔者注）的产地，在禹县钧台窑、新安城关窑都有发现”。遂将墓中出土的两件影青瓷盘判定为禹县钧窑产品，并称之为“河南宋影青瓷的早期类型，也是北宋时期河南地方民窑瓷器中的精华”。笔者认为有关河南地区瓷窑烧造青白瓷的说法根本不足为信，一个地方的瓷窑出土另一个地方瓷窑产品是普遍现象，但绝不能因此说这些产品由当地瓷窑所烧造。

陈设类钧瓷的烧造年代目前争议也较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迄今为止未发现器物本身带纪年者。另外，墓葬也从未见有出土。目前所见唯一出土过陈设类钧瓷的遗迹是2005年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毛家湾1号院发现的瓷片坑，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共出土唐、宋、元、明各朝瓷器约100多万片。耿宝昌先生看了这批瓷片标本后推测可能是“源于宫内的残瓷”[57]。其中陈设类钧瓷4片，分别为天蓝釉菱花形花盆托残片（见图2）、天蓝釉长方花盆残片（见图3）、玫瑰紫釉鼓钉三足圆花盆托残片（见图4）、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残片（见图5）。可惜由于这批残瓷年代跨度大，又没有清晰的地层叠压关系，因此仍解决不了陈设类钧瓷的断代问题。

以往认为陈设类钧瓷烧造于北宋的考古学依据之一是“‘宣和元宝’钱模”。1974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位于禹县城北门内的钧台窑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和重点发掘，1975年发表的《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一文首次提到“该窑址发现的用钧瓷泥制作的‘宣和元宝’钱模”，但并未指出是如何发现的。1999年出版的《钧瓷志》（第二章钧瓷史略）说：“早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禹州有一魏姓者，在钧台窑区挖出瓷制方形钱模一个，正面有‘宣和元宝’字样。1964年又发现同样钱模，经河南省文物研究部门鉴定，钱模胎质与钧台窑钧瓷胎质相同。”[58]如果此说法可靠，就证明这种钱模先后发现两个，但均不是正式考古发掘所得。有说该钱模的另一面印有“崇宁年制”[59]，笔者认为其实是误认，应为“崇宁二年”纪年（见图6.1和图6.2），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崇宁（1102—1106年）年间的人怎么会知道16年后宋徽宗启用“宣和”（1119—1125年）年号？因此，“宣和元宝”钱模的考古学依据被认为不充分。

认为陈设类钧瓷烧造于北宋的考古学依据之二是陈设类钧瓷上有刻“奉华”铭文者。1964年，冯先铭先生发表《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一文，率先提到传世钧窑瓷器有底部刻“奉华”铭文者，但并未指出实物藏在何处。文中说：“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传世的大批宋代均窑花盆、出戟尊、尊、奁等器皿，其质量造型与定窑、汝窑、官窑有共同点，都是为了适应宫廷需要而烧制的。第二，均窑传世品中有底部刻‘奉华’铭文的，其字体与汝州贡瓷中的铭文完全相同。第三，金代无‘奉华’殿名，可以肯定不是金代产物。另外神后（应为“垕”，笔者注）地处北地，在金人统治下，不可能为临安烧制宫廷瓷器。基于上述三点情况，神后（应为“垕”，笔者注）镇均窑的始烧年代应在北宋，而不始于金。”[60]后来，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61]、1983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定窑》[62]、1990年出版的《钧瓷志》[63]，以及冯先铭先生撰《宋代瓷器发展的几个问题》[64]、李辉柄先生撰《钧窑系的形成与分期》 [65]、汪庆正先生撰《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带铭定瓷》[66]等，均谈到20世纪70年代发掘禹县钧台窑址时，出土过底部刻划“奉华”二字的器物（或直言为“出戟尊”）。但使人不得其解的是，如此重要的标本为何从未见发表？看来此说法不可靠。况且，窑址出土这种标本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如果是窑址出土，那就意味着铭文是烧窑前刻划的，“奉华”为宫殿之名当无疑问，但问题是北宋宫廷建筑中根本就没有“奉华”殿或宫。有关北宋宫殿的记载见于成书于明代天顺五年（1461年）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该书（卷二十六“河南布政司”之“宫室”）曰：汴故宫，在府城内正北，本宋之大内，金人广之。皇城南外门曰南薰，南薰之北新城门曰丰宜。桥曰龙津，桥北曰丹凤门，丹凤北曰文武楼，东曰太庙，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门，双阙前引东西左右掖门，承天之北正殿曰大庆殿，东庑曰嘉福楼，西庑曰嘉瑞楼，大庆之后曰德仪殿，正内曰隆德殿，隆德之次曰仁安殿，仁安之次曰纯和殿，纯和之次曰宁福殿，宁福之后由苑门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锡神运万岁峰，右曰王京独秀太平岩。苑门东曰仙韶院，北曰涌翠峰，东连长生殿，又东曰涌金殿、曰蓬莱殿，西曰浮王殿、曰瀛洲殿，南曰阅武殿，又南曰安奉门，东则寿圣宫，北曰徽音院，又北曰燕寿殿，徽音、寿圣东曰太后苑，苑有庆春殿。本朝洪武十一年即其故址建周王府。”书中所记府城内还有“龙德宫，在府城内西北隅，本宋徽宗潜邸，及即位广之，易今名，中有壶春堂。延福宫，在府城安远门内，宋徽宗建，规制精巧莫与为比。二宫皆毁于金兵。东景灵宫、西景灵宫，在府城内端礼街之东西，宋建，置艺祖以下御容于内。升平楼，在府城宋大内需云殿东，旧名紫云，乃宫中观宴之所，明道初改今名。”[67]书中所记宫殿并无名“奉华”者。

据宋元之际周密（1232—1298年）撰《武林旧事》（卷七）记载，“奉华”乃南宋高宗皇帝之刘贵妃所居之“奉华堂”，在德寿宫内[68]。因此，倘若真有这种刻“奉华”铭文的钧窑瓷器，也只能是南宋时所刻划。

认为陈设类钧瓷烧造于北宋的理论依据之一是陈设类钧瓷的烧造与“花石纲”、“艮岳”有关系。1975年，赵青云先生撰《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率先指出：“据文献记载，宋徽宗崇宁‘四年十一月，以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佳花名木，类聚区别’这些花木，有的是作为盆景陈列的。而当时的钧台窑，当然要为宫廷烧造盆景所要的器皿。出土的各类花盆与盆奁儿器底均刻有一至十的号码，同号配套，这说明为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69]赵青云先生文中所引文献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一“花石纲之役”[70]。以后很多人在谈论钧窑时，都将其与“花石纲”、“艮岳”相联系，认为钧台窑的设置，与宋徽宗为装点皇家宫苑“艮岳”有密切关系，陈设类钧瓷中的成套花盆和出戟尊是为种植由“花石纲”从南方搜罗的奇花异草和怪石而烧造。这种看法似乎顺理成章。“艮岳”系北宋著名宫苑，位于汴京（今开封市）宫城东北隅。宋徽宗设花石纲、建艮岳确有其事，《宋史》（卷八十五、地理志第三十八、地理一）载：“万岁山艮岳。政和七年始于上清宝箓宫之东作万岁山，山周十余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介亭，分东、西二岭，直接南山……宣和四年，徽宗自为《艮岳记》，以为山在国之艮，故名艮岳。蔡绦谓：初名凤凰山，后神降，其诗有‘艮岳排空宵’，因改名艮岳。宣和六年诏，以金芝产于艮岳之万寿峰，又改名寿岳。蔡绦谓：南山成，又改名寿岳。岳之正门名曰阳华，故亦号阳华宫。自政和讫靖康，积累十余年，四方花竹奇石，悉聚于斯，楼台亭馆虽略如前所记，而月增日益，殆不可以数计。[71]”成书于明代天顺五年（1461年）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六“河南布政司”之“古迹”）亦曰：“寿山艮岳，在府城东北隅，宋徽宗所筑，初名凤凰山，后改为寿山艮岳。其上有华阳宫（应为阳华宫，笔者注），山周廻十余里，峰峦嶂巘、洲渚池沼、怪石古木、珍禽奇兽、宫殿馆阁、堂亭台榭，各有名号，不可殚纪。悉为金兵所毁，唯土山尚存。[72]”

其实人们将陈设类钧瓷的烧造与“花石纲”、“艮岳”相联系，只能算作理论上的推测，并无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应该说这种推理缺乏严密性。

由上述可知，将钧瓷的始烧年代定为北宋尚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将陈设类钧瓷的烧造年代定为北宋也尚缺乏过硬的证据。那是不是说陈设类钧瓷就一定烧造于元代，或元末明初，或明初呢？笔者认为不然，同样缺乏确凿的证据。目前的仪器测试年代也还不够完善，测试手法单一，误差较大。另外，仅仅依靠没有任何纪年佐证及地层关系的考古发现、通过器物类型学排比的研究方法来确定陈设类钧瓷的烧造年代还不能令人信服。比如说器物造型方面，1977年江西省樟树市刘公庙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墓就出土有青白釉海棠式香炉（见图7），[73]与传世钧窑海棠式花盆（见图8.1和图8.2）造型如出一辙。再如1990年江西省宜春市高士路南宋墓出土的吉州窑白地黑花六方花盆托[74]（见图9），与传世钧窑六方花盆托（见图10）造型基本一致。

2005年11月23日至25日“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 在河南省禹州市召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培育先生在会上详细介绍了2004年禹州钧台窑考古的新发现。2004年4月至9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禹州市旧城改造建设，对“古钧花园”（原禹州制药厂，这里距“禹州钧台瓷窑遗址”较近）住宅楼小区建设工地发现的文化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清理窑炉4座、墓葬4座，获得陶、瓷、铜、铁、石、骨等文物678件。2004年11月23日至25日，中国古陶瓷学会在河南省禹州市召开禹州钧窑专题研讨会，专家们初步认为此次考古发掘获得的陈设类钧瓷比1974年发掘钧台与八卦洞附近钧窑遗址出土陈设类钧瓷器形大，工艺、胎质、釉色均有所不同，认为这批钧釉瓷器的时代应为元代[75]。笔者也曾将这两个地点出土的陈设类钧瓷进行比对，发现2004年原禹州制药厂地基出土者（见图 11.1、图11.2、图11.3和图12.1、图12.2）在制作工艺上比1974年八卦洞窑址出土者（见图13）差，胎体也显得厚重。科技工作者的测试结果也表明二者在胎、釉化学组成方面存在差别[76]。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陈设类钧瓷，也大致可分为精细型（见图14.1和图14.2）与粗放型（见图15.1和图15.2）两类。因此，是否意味着精细型陈设类钧瓷与粗放型陈设类钧瓷分属不同时代所烧造，也就是说陈设类钧瓷的烧造存在着生产连续性，精细型的烧造年代是北宋或稍晚，而粗放型的烧造年代是明初，这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钧窑天蓝釉红斑三足炉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盖罐

炉钧釉琮式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陈设类钧瓷烧造年代之谜的最终揭开，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和仪器测试古陶瓷年代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钧窑研究中一系列问题的最终解决，除了期待新的考古发现以外，也离不开对传世钧窑瓷器的了解。为了进一步推动钧窑研究的深入开展，2013年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决定将钧窑研究作为本年度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心，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举办“色彩绚烂——故宫博物院钧窑瓷器展”、出版《钧瓷雅集——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及出土钧窑瓷器荟萃》、召开“钧窑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3月，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古陶瓷鉴定家、91岁高龄的耿宝昌先生曾带领研究小组成员到天津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封市博物馆、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禹州神垕镇等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综合各方面情况，对院藏钧窑瓷器进行了重新梳理、鉴定。为了较全面反映钧窑所取得的成就，本次展览除了展出故宫博物院所藏钧窑瓷器精品以外，还从天津博物馆、开封市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兄弟单位商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传世和出土钧窑瓷器或标本精品共同展出。

应当指出，为慎重起见，本次展览和出版图录所选钧窑瓷器在断代方面，仍采用传统观点。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开展此项科学研究活动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个将各方面资料汇集一堂、供大家进行比较研究的机会，希望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此次举办的钧窑研究系列活动，能对有关钧窑诸多学术问题的最终解决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