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宁波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内罕见的唐代秘色瓷荷花托盏，该托盏为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唐大中二年纪年墓中出土，包括茶盏和盏托两件器物配套组合而成。茶盏高6.5厘米，口径9厘米，造型犹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口沿作五瓣花口弧形，外壁压出内凹的五条棱线，形成五个花瓣的界线效果，茶盏内外素面无纹。盏托高3.4厘米，口径15厘米，仿荷叶形，薄薄边缘四等分向上翻卷，极具被风吹卷的动感。盏托中心内凹，刚好稳稳地承接茶盏，看上去似一件不可分开的整体，构成了一副轻风吹卷的荷叶载着一朵怒放的荷花在水中摇曳的画景。整个托盏釉色青翠，莹润如玉，釉面亮洁均匀，胎釉结合紧密，胎为浅灰色，造型设计巧妙，制作精致。 

　　这件精美的荷花形托盏堪称越窑青瓷代表作。“越窑”之名，最早见于唐代。唐代开始以所在州名命有名的瓷窑，唐代茶圣陆羽在他作著的《茶经》中根据品茶的要求，对各地几个重要瓷窑烧制的茶碗进行了排列，评曰：“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他还说：“越瓷类玉，越瓷类冰。”当时，越窑的主要窑场在越州的余姚、上虞一带。因此，越窑是指坐落在唐代天宝年间越州辖区(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内的窑场，以出产类玉似冰的青瓷而著称。超出这个范围的其它地区的窑场，尽管生产越窑风格的青瓷，但不能称之为越窑，而只能归之为越窑系窑场。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一直到宋，延续千余年。唐、五代时期是越窑发展鼎盛时期，代表了青瓷的最高水平，博得当时诗人纷纷赞美，如颜况“越泥似玉之甄”，许浑“越甄秋水澄”，皮日休“邢人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陆龟蒙“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代中期，余姚县上林湖窑产品因质地超众被朝廷录为贡瓷，并置官监烧，晚唐起至五代时期，越瓷中的贡品又得了一个千古绝唱的“秘色瓷”称谓。“秘色”一名最早见于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中，应指稀见的颜色“千峰翠色”。1987年4月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出16件越窑青瓷器，在记录法门寺皇家供奉器物的“地宫宝物帐碑文”上，这批瓷器记载为“瓷秘色”，为鉴定秘色瓷的时代和特点提供了标准器。据宋代文献记载，相传五代时吴越国王钱缪命令烧造瓷器专供钱氏宫廷所用，并入贡中原朝廷，臣下庶民不得使用，故称越窑瓷为“秘色瓷”。以上说明“秘色瓷”晚唐时开始烧造，五代时达到高峰，它是越窑瓷中最好的产品。越窑青瓷荷花形托盏，造型精美、釉色清亮、如冰似玉，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无疑是越窑上品。 

　　鉴赏一件文物，我们要善于透过其用途、器形、纹饰，去解读其历史文化背景，发掘其历史、科学、艺术、情感、审美价值。这件越窑青瓷荷形托盏，就充分折射出唐代宁波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兴盛，可谓是“禅茶一味”。 

　　荷形托盏的莲花、荷叶造型，烙上了深深的佛教文化印痕。莲花为佛教的主要象征。据说后来成为佛祖的印度悉达多太子出世后，立刻下地走了七步，步步生莲，所以莲就成了他诞生的象征。从公元一世纪左右开始，佛祖的塑像便已常常是在莲台上的坐像了，他的坐姿，或为莲花坐或为吉祥坐，成为佛教僧人打坐的典型坐法。按照大日经的解释：“左足先著右上，右足次著左上，名为莲花坐;单足著右上，名为吉祥坐。”佛教徒相信莲能反映修行程度，认为高僧诚心念佛，则西方七宝池中即生莲花一朵，若能精进，则其花渐大，倘若退惰，则其花萎落。又相信：“诸天人民以致蜎飞蠕动之类，往生阿弥陀佛刹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

　　莲随着佛教，流传到亚洲的每个角落。唐代将佛教立为国教后，莲花备受人敬爱。佛祖释迦牟尼的家乡盛产荷花，因此佛教常以莲花自喻。《本草纲目》载：“释氏用为引譬，妙理俱存”。佛国也指莲花所居之处，也称“莲界”。佛经称“莲经”，佛座称“莲座”或“莲台”，佛寺称“莲宇”，僧舍称“莲房”，袈裟称“莲衣”等等。莲花图案也成为佛教的标志。佛教的建筑、装修、器物也都有莲花图案。 

　　莲花是佛教四大吉花之一，又是八宝之一，也是佛教九大象征之一。大雄宝殿中的佛祖释迦牟尼，端坐在宝座之上，慈眉善目，莲眼低垂;称为“西方三圣”之首的阿弥陀佛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也都是坐在莲花之上。其余的菩萨，有的手执莲花，有的脚踏莲花，或作莲花手势，或向人间抛洒莲花(如天女)。寺院墙壁、澡井、栏杆、神帐、桌围、香袋、拜垫之上，也到处雕刻、绘制或缝绣各种各色的莲花图案。可见莲花与佛教的关系何等的密切。 

　　佛经中还有一则“莲花夫人”的美妙故事。有一只鹿生了一个美丽的女子，仙人将她抚养成人。她走过的地方，会有莲花长出来。这便是“步步莲花”一词的由来，人们现在用它来比喻经历的辉煌。另外，“莲”也作“荷”，“荷”与“和”、“合”同意，象征“和睦”;“莲”又与“连”、“联”同音，象征“连续”，比如莲跟鱼的图案，就象征“连年有余”。由于“莲”、“荷”具有的多重美好象征意义，因而在中国雅俗共赏，自古器物上多莲荷造型、纹饰图案。唐代阎立本画的《萧翼赚兰亭图》上，就有用荷形托盏敬茶的场面，而唐代诗人孟郊也有“越瓯荷叶空”的诗句，赞赏越窑荷花形茶盏。 

　　茶盏为饮茶用具，基本器型为敞口小足，斜直壁，一般较饭碗小，较酒杯大。据考古或文献资料证明，瓷盏在东晋时已有制作，所见实物器形为直口直腹壁，饼状平底足，施青釉。南北朝时饮茶之风逐渐流行起来。唐代及五代时期的茶盏以南方越窑和北方邢窑最著名。唐时茶盏又称“瓯”，陆羽《茶经》中说：“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而已。”越窑盏多配有盏托，其托常常设计成荷叶卷边状，上托莲瓣状茶盏。唐代饮茶方式主要为煎煮法，即将以茶叶制成的茶饼碾成茶末后用开水煎煮，煮浓后盛到茶盏中饮用，饮用时将汤及茶末一起喝下。为防止刚烧开的茶汤烫手，也为了敬茶礼节的庄重感，唐代流行“茶托子”——盏托，相传为“建中(780-783年)蜀相崔宁之女”所发明。 

　　据陆羽《茶经》所述，至中唐时，全国种茶已遍及42个州和一个郡，其中包括明州(宁波)。唐代刘贞亮将饮茶好处概括为“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据《宁波日报》2009年元月10日报道，不久前在日本金泽大学举行的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综合研究日方成果报告会上，专家宣布田螺山遗址出土了6000年前人工种植的古茶树，为世界最早种茶之发现!可见宁波种茶之悠久历史。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很快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茶经》记载：晋代敦煌人单道开，在河南临漳昭德寺不畏寒暑“坐禅”，常靠饮茶来防止睡眠。这是茶与禅相连的最早记载。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是醒脑，坐禅通夜不眠;二是助神，满腹时能助消化，轻腹时能补充营养;三是清心“不发”，不乱性。众多高僧对茶的推崇，使茶成了养生正心之物，众僧视茶为“神物”，以茶养生，以茶供佛，以茶释经，以茶祭祀，以茶正心。到唐代，“饮后三碗茶”成了“和尚家风”，饮茶成了寺院制度之一，逐渐把茶与佛教清规、养心悟性、人生哲学融为一体，“吃茶去”成了禅林法语，使茶与禅在精神上达到互通而“禅茶一味”。唐僧人皎然诗中写道：“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宁波是“海天佛国”，唐僧鉴真由明州东渡日本，日僧最澄来天台山研究佛学，并带回茶籽传播到日本。可以说，是唐代的禅文化、茶文化，再加上冠绝当时的越窑青瓷工艺，催生了这精巧绝伦的“越窑秘色瓷荷形托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