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宪瓷又称“末代官窑”，是在1913年袁世凯派公府庶务司长、制瓷专家郭葆昌为陶务监督时制作。

　　@制瓷专家郭葆昌来到景德镇，用重金延揽原班人马和民窑中制瓷高手重聚于景德镇，选用精良瓷土、彩料，仿照郭葆昌从故宫文华殿中取出的大量精美瓷器的样式，其中主要是雍正、乾隆期的官窑粉彩、珐琅彩精品进行仿制。

　　@被选用的瓷器都有款识为红色篆书“居仁堂制”方款，之所以采用“居仁堂制”这样的印章款，是因为袁世凯当时就住在居仁堂。

　　@由于存世量少，围绕洪宪瓷的种种疑问和争议却一直未曾间断。

　　藏项：末代官窑(洪宪瓷)

　　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古玩艺术品收藏已由原来的小众收藏逐渐演变为大众收藏。古玩等文物的不可再生性使得古玩市场可收藏的艺术品越来越少，原本不被小众收藏群体重视的数量较多的民国时期的瓷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收藏者的喜爱与追捧。其中“洪宪”年间由郭葆昌监督制作的一批“居仁堂制”款又称“末代官窑”的瓷器，成为众多收藏爱好者梦寐以求的收藏品。

　　笔者有幸收藏了一件“居仁堂制”款百花不落地粉彩残器，这是十几年前由一朋友转让而得。记得当时是在朋友家与几位收藏爱好者喝茶闲聊时，偶然聊到了集邮，并聊到了“猴票”，其中一朋友讲多年前曾经在一本旧书中发现一“猴票”四方联，并用这四方联换了一件民国“居仁堂制”款百花不落地粉彩残器，因当时民国瓷器并不受收藏爱好者追捧而且还是残器，而“猴票”的珍贵稀少已成为集邮爱好者追逐的目标，价格昂贵的一“猴票”四方联可换清三代官窑瓷器，大家都认为这位朋友真是换亏了。然而，这位朋友却认为物有所值。

　　据他个人研究，“居仁堂制”款瓷器存世极其罕见，在1942年赵汝珍《古玩指南》记载：“清社既屋民国成立继之而起者则有袁项城之洪宪瓷。先是项城酝酿称帝照专制时代之惯例登极时必造瓷以资纪念，遂派公府庶务司长、瓷学专家之郭葆昌氏为九江关监督兼陶务监督，经营烧造事宜。当时只陶土、人工出自景德，颜料则取诸禁内所制各器悉仿‘古月轩’而底款则一律为红色篆书‘居仁堂’三字。以胎质太薄烧炼时损失甚巨，是以精品不多，烧成后分赏简任官吏各一件。”如按赵汝珍《古玩指南》中描述推测，根据民国初年的行政机构设置，当时全国设有22个省，官员2000余人，以此推断“洪宪瓷”总数量约2000余件。由于“居仁堂制”款真品的制造数量本来就相当少，又因袁世凯仅仅做了83天的皇帝，加上公众对袁世凯的无耻行为的鄙视，这批瓷器多数遭毁损。袁世凯垮台后时局一直动荡，所以能够保存下来的真品，是少之又少如凤毛麟角。

　　听说至此，我迫切想见到这件“居仁堂制”款瓷器，于是与其相约去他家鉴赏。在一个晴朗的周末我终于如愿，仔细观赏这件瓷器，胎质细腻洁白，制作工艺及材料都具备典型清代“官窑”的瓷器特征，精美程度不亚于“清三代”官窑瓷器。与市场常见的松石绿底上间红色篆书“居仁堂制”不同的是，其是在金底色上书写的，世间罕见，虽然残损但也弥足珍贵。经与朋友多次协商，朋友终以当年“猴票”四方联的价格转让与我。十几年来，我以此残器为标准，试图寻找一件完整的“居仁堂制”款瓷器，至今一无所获，甚至连一件残器也再未见到。

　　自民国以来关于“洪宪瓷”真伪辨别的问题，近百年来收藏界争论不休，在古玩鉴定、鉴赏类书籍文摘中也有如此记载：“众多陶瓷收藏界人士误将‘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洪宪元年’等款认为是袁世凯正宗瓷器，而见‘居仁堂’不识，过‘居仁堂’不留，省悟时则感失之交臂，痛悔莫及。”再则，因它确属民国瓷范畴，且多为釉上彩及小件器型，且在民国期间大量仿制，以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居仁堂制”款瓷器，所以，包括一些赫赫有名的机构和专家均不能正视它或鉴别它，亦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四川大学陈德富教授就曾在他的《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一书中言道：“几千年中国古代陶瓷史，以似是而非的洪宪瓷闹剧结束。中国古陶瓷鉴定，最后结束在洪宪瓷的真伪区别上，可悲可叹。”关于“居仁堂制”款瓷器鉴别，近百年来无公认标准。

　　由此可见，“但闻其声，难见其物”的“洪宪瓷”制作精美，因历史的诸多原因存世极其罕见，这件残器可以作为鉴别“居仁堂制”款瓷器真伪的标准，制作工艺代表了民国时期制瓷业的最高水平，虽残尤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