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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生活 艺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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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篆刻流派，历来论述已多。30年代我因代问门张鲁盦撰《印谱过目考》，浏览明清各家印谱约一百三十多种。从弟去去疾在数年前编有《明清篆刻流派印谱》，虽拣择尚有小疵，然暇不掩瑜，甚便学者。今仅就极主要几家略作敷陈。元遗山诗云：“撼树毗蜉不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重。老来留得诗千首，却与谁人较短长”，正为我而道也。
篆刻之有流派，虽自文何始，然沈石田、文徵明等已承元人遗风自篆印章以入书画，此可视为流派之滥觞。文彭为文徵明长子。继先世之业而发扬之，手眼不凡，又得吴门画派诸巨子相推扬，声价自隆，遂为流派之祖。其印打本，我只在张鲁盦处得见数钮，原印则仅“琴罢倚松玩鹤”于葛昌楹处摩挲片刻。葛氏藏明清名家印章甚多。其白文“任侠自喜”，取法汉印，气息淳古，为其印作之佼佼者。
何震与文氏齐名，谊兼师友，世称文何。张鲁盦曾藏有其原印约二十来钮，拓为一集。又有“听鸝深处”一印，似亦在葛氏处获见但觉其刀痕毕露，斑驳陆离，巴开浙派风气，虽苍老而实末浑厚。篆犹成方或圆亦未尽得其宜。然古法失传既久，与文氏担当道义，为篆刻艺术皈依正道，功不可没。我辈后学实赖前哲先导，应从历史角度予以考察，岂可苛求嗤点耶?
文何首倡于前，聪明才智之士继起争雄于后，自嘉靖之末以迄明季，风气之盛非仅唐宋所未有，亦为有清一代篆刻之昌盛，奠一基础。
丁敬身为浙派巨擘。此非但指其开创浙派，亦就其造诣而论。善用切刀，白文拙朴厚重，朱文流动沉着，边款法何震而结体天真烂漫，刀法朗润，皆前所未有。黄小松、蒋山堂、奚冈、陈豫钟皆师法丁氏，或拙朴中秀逸，具体而微，各有所擅。借陈曼生、赵次闲平生刻印太多，草草不及应付，遂以—定法式以塞之，无论朱文白文，圭角均太甚，使人望而生厌、积习一深、遂趋僵化。其时浙派印风遍天下，海内学者趋之若鹜。钱叔盖最后出，其眼光才力皆足以挽狂澜于既倒。惜当时积弊太深，钱氏又享年不永，势遂不可为。此适为邓派兴而驱除之也。与钱氏思路相通，印风相近者尚有胡震、其印风乱头粗服、天真古趣，对吴昌硕启发颇深，去疾所编流派印谱未收其印，不知何故。
邓石如乃邓派开山，为我平生最倾倒者。大凡开宗立派者总有一尝试探索过程而后臻纯熟，不可能一上手便完美无缺，对此类大家，然须看其个人成就达到何等高度，更重要在看其所独有之艺术风格对后世艺术之发展提供何等广阔天地。使后学能既宗其法，又不断翻新。清以石涛为例。张大千当年最推崇石涛，尝谓：“山水画至晚明元四家之风，陈陈相因而至死气沉沉。石涛以肆恣雄健、淋漓酣畅之墨，突兀而起，三百年来山水仍有发展之势正赖其另辟一条大路。然石涛亦有不足处，其巨障大幅往往笔力不称，经营位置亦有散乱之，峰峦牵强堆叠，远逊王蒙、黄公望，丘壑深邃体合自然而变化无序，杂树水草荒率雷同至可谓之恶模样。然其成功处已足以成为一代宗师，使我等为之拜倒，其不足处正须我等起而矫救之。”邓氏之于刻，正如石涛之于山水。邓氏当时能跳出牢笼，为近二百年来篆刻发展辟一新世界，其不朽处正在此。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邓氏印作方方皆佳，皆可为后世法。邓氏篆书面目颇多，其最见功力又有助益于篆刻者在汉碑篆额。凡此类印作，皆能雄浑博大而舒卷自如，配以浑厚苍劲之冲刀法，与其刚健流动之篆法相映生辉，遂与浙派之顿挫拙涩成一强烈对比。以我所见，邓印以朱文最见本色，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新篁补旧林”“事无盘错，学有渊源”“意与古会”等，皆可谓篆刻史上划时代之杰作。它如“燕翼堂”“半千”“家在环峰漕水”虽亦别具一格，然究非其看家本领。至于“折芳馨兮遗所思”，虽拟梁帙、却能点铁成金，无限生机。后学于此二印作一比较，便可窥见邓氏何以能称大师，我们又当向何处努力，如何努力，必收益良多。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于乡间访得其“本来面目”一印，沧海遗珠，由我得之，堪称生平一大快事。
吴让之为邓石如再传弟子，为邓派大功臣。其所以成功，在取邓印精萃，在以汉篆入印，一手抓住，终生不放。又变完白之雄健研媚，时复参以老辣之刀纠研媚趋俗之失，不至如徐三庚徒以造作研媚取悦于世，自有大家气象。初学邓派者若苦于完白传世印作不多，颇乏取资，又感于其面目多变，难以捉摸，可直从吴氏入手，逐步源邓氏。犹王荆公论作诗，学杜当从义山入也。
赵之谦初师浙派，转宗邓氏，上溯秦汉，此与吴让之初无别致，后终能别树一帜，全在赵氏兼采古币古镜及六朝造像文字，脱出秦汉牢笼。与吴让之相较，自是吴单纯而赵复杂，吴可捉摸而赵难踪迹。吴氏以金石书画终身，一生作印极多，赵氏以洽经良史自期，虽其经学极为李越缦所不屑。仕宦亦止—县令，然始终以艺术为余事，不屑为人作印，每作一印，必殚精竭虑。让之为包世臣弟子，包氏对邓氏推祟备至，吴氏直接邓氏当与包氏有极大关系。赵之与包，绝无师生之谊，赵氏反受包氏艺术思想影响至大。包氏本人之艺术思想尚未能使其艺术实践（此主要就其书法而论)臻于炉火纯青之境、而赵氏得之，终成一代大师。盖艺术一道，知固不易，行则更难。浙皖二派原泾渭分明，自赵氏之后逐渐合流，浙派失势、不能与邓派平分秋色。
△末伎游食之民（黄牧甫）
黄牧甫早年师法邓、吴，间亦追摹陈曼生，文字则汉篆之外又参以金文。其印作平直光洁，古硬刚健而富坚韧清润感、章法特妙，生气远出，使人倾倒不已。黄氏艺术活动主要在广州。明清三四百年篆刻名手主要集中于江浙及安徽，清代谓之“两江”，苏杭南京扬州又最盛，最后集中于上海。当时之“两广”，亦仅福建有莆田派，终因成就与浙院相去悬殊。印入又寥寥无几，遂为夭折。至于广州，更可谓空白一片，毋怪龚定淹有“可怜南天金石贫”之叹。故黄氏早年虽仅具吴让之面貌，一到羊城便如空谷足音，惊天动地。其后又入吴大澂幕、吉金乐石，耳濡目染，眼界自然高人一筹。兼之秉赋特出，苦心孤诣，无论篆法、刀法、章法皆能融浙皖二派之长而在二派之外、吴赵之后自成一家。惜其与篆刻中心无多交流，又隐退过早，未能形成巨大影响。我至上海前，所阅印谱亦自不少，然竟不知黄牧甫为何许人。近西泠印社出版《黄牧甫印存》一册，收印近七百方，所附马国权代序一篇，颇有见地，与近年所出几种名家印谱前言之泛泛而谈，绝不相同。马国权为老友容庚高足。容氏治学精谨，青年时即获罗振玉激赏。我知此书之出，黄氏篆刻艺术必更得传扬无疑。
与黄牧甫同时，其成就与风格至今影响极深者为吴昌硕。余少岁闻其大名,如雷贯耳,不意后至上海，竟能得见几面，且有求教之缘。因其时代相距近，作品流传多，弟子众且颇多有高名者，故几十年来辗转师承与研究者数以万计，形成一巨大艺术流派。六十年来，见过昌硕先生并受过其指点者已留存无多。故不厌舌费，对若干情况作一回忆，并就其艺术略陈一隅之见。
方介堪：明清流派篆刻家各有千秋！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方介堪：明清流派篆刻家各有千秋！
明清篆刻流派，历来论述已多。30年代我因代问门张鲁盦撰《印谱过目考》，浏览明清各家印谱约一百三十多种。从弟去去疾在数年前编有《明清篆刻流派印谱》，虽拣择尚有小疵，然暇不掩瑜，甚便学者。今仅就极主要几家略作敷陈。元遗山诗云：“撼树毗蜉不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重。老来留得诗千首，却与谁人较短长”，正为我而道也。
篆刻之有流派，虽自文何始，然沈石田、文徵明等已承元人遗风自篆印章以入书画，此可视为流派之滥觞。文彭为文徵明长子。继先世之业而发扬之，手眼不凡，又得吴门画派诸巨子相推扬，声价自隆，遂为流派之祖。其印打本，我只在张鲁盦处得见数钮，原印则仅“琴罢倚松玩鹤”于葛昌楹处摩挲片刻。葛氏藏明清名家印章甚多。其白文“任侠自喜”，取法汉印，气息淳古，为其印作之佼佼者。
何震与文氏齐名，谊兼师友，世称文何。张鲁盦曾藏有其原印约二十来钮，拓为一集。又有“听鸝深处”一印，似亦在葛氏处获见但觉其刀痕毕露，斑驳陆离，巴开浙派风气，虽苍老而实末浑厚。篆犹成方或圆亦未尽得其宜。然古法失传既久，与文氏担当道义，为篆刻艺术皈依正道，功不可没。我辈后学实赖前哲先导，应从历史角度予以考察，岂可苛求嗤点耶?
文何首倡于前，聪明才智之士继起争雄于后，自嘉靖之末以迄明季，风气之盛非仅唐宋所未有，亦为有清一代篆刻之昌盛，奠一基础。
丁敬身为浙派巨擘。此非但指其开创浙派，亦就其造诣而论。善用切刀，白文拙朴厚重，朱文流动沉着，边款法何震而结体天真烂漫，刀法朗润，皆前所未有。黄小松、蒋山堂、奚冈、陈豫钟皆师法丁氏，或拙朴中秀逸，具体而微，各有所擅。借陈曼生、赵次闲平生刻印太多，草草不及应付，遂以—定法式以塞之，无论朱文白文，圭角均太甚，使人望而生厌、积习一深、遂趋僵化。其时浙派印风遍天下，海内学者趋之若鹜。钱叔盖最后出，其眼光才力皆足以挽狂澜于既倒。惜当时积弊太深，钱氏又享年不永，势遂不可为。此适为邓派兴而驱除之也。与钱氏思路相通，印风相近者尚有胡震、其印风乱头粗服、天真古趣，对吴昌硕启发颇深，去疾所编流派印谱未收其印，不知何故。
邓石如乃邓派开山，为我平生最倾倒者。大凡开宗立派者总有一尝试探索过程而后臻纯熟，不可能一上手便完美无缺，对此类大家，然须看其个人成就达到何等高度，更重要在看其所独有之艺术风格对后世艺术之发展提供何等广阔天地。使后学能既宗其法，又不断翻新。清以石涛为例。张大千当年最推崇石涛，尝谓：“山水画至晚明元四家之风，陈陈相因而至死气沉沉。石涛以肆恣雄健、淋漓酣畅之墨，突兀而起，三百年来山水仍有发展之势正赖其另辟一条大路。然石涛亦有不足处，其巨障大幅往往笔力不称，经营位置亦有散乱之，峰峦牵强堆叠，远逊王蒙、黄公望，丘壑深邃体合自然而变化无序，杂树水草荒率雷同至可谓之恶模样。然其成功处已足以成为一代宗师，使我等为之拜倒，其不足处正须我等起而矫救之。”邓氏之于刻，正如石涛之于山水。邓氏当时能跳出牢笼，为近二百年来篆刻发展辟一新世界，其不朽处正在此。但不能因此就认为邓氏印作方方皆佳，皆可为后世法。邓氏篆书面目颇多，其最见功力又有助益于篆刻者在汉碑篆额。凡此类印作，皆能雄浑博大而舒卷自如，配以浑厚苍劲之冲刀法，与其刚健流动之篆法相映生辉，遂与浙派之顿挫拙涩成一强烈对比。以我所见，邓印以朱文最见本色，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新篁补旧林”“事无盘错，学有渊源”“意与古会”等，皆可谓篆刻史上划时代之杰作。它如“燕翼堂”“半千”“家在环峰漕水”虽亦别具一格，然究非其看家本领。至于“折芳馨兮遗所思”，虽拟梁帙、却能点铁成金，无限生机。后学于此二印作一比较，便可窥见邓氏何以能称大师，我们又当向何处努力，如何努力，必收益良多。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于乡间访得其“本来面目”一印，沧海遗珠，由我得之，堪称生平一大快事。
吴让之为邓石如再传弟子，为邓派大功臣。其所以成功，在取邓印精萃，在以汉篆入印，一手抓住，终生不放。又变完白之雄健研媚，时复参以老辣之刀纠研媚趋俗之失，不至如徐三庚徒以造作研媚取悦于世，自有大家气象。初学邓派者若苦于完白传世印作不多，颇乏取资，又感于其面目多变，难以捉摸，可直从吴氏入手，逐步源邓氏。犹王荆公论作诗，学杜当从义山入也。
赵之谦初师浙派，转宗邓氏，上溯秦汉，此与吴让之初无别致，后终能别树一帜，全在赵氏兼采古币古镜及六朝造像文字，脱出秦汉牢笼。与吴让之相较，自是吴单纯而赵复杂，吴可捉摸而赵难踪迹。吴氏以金石书画终身，一生作印极多，赵氏以洽经良史自期，虽其经学极为李越缦所不屑。仕宦亦止—县令，然始终以艺术为余事，不屑为人作印，每作一印，必殚精竭虑。让之为包世臣弟子，包氏对邓氏推祟备至，吴氏直接邓氏当与包氏有极大关系。赵之与包，绝无师生之谊，赵氏反受包氏艺术思想影响至大。包氏本人之艺术思想尚未能使其艺术实践（此主要就其书法而论)臻于炉火纯青之境、而赵氏得之，终成一代大师。盖艺术一道，知固不易，行则更难。浙皖二派原泾渭分明，自赵氏之后逐渐合流，浙派失势、不能与邓派平分秋色。
△末伎游食之民（黄牧甫）
黄牧甫早年师法邓、吴，间亦追摹陈曼生，文字则汉篆之外又参以金文。其印作平直光洁，古硬刚健而富坚韧清润感、章法特妙，生气远出，使人倾倒不已。黄氏艺术活动主要在广州。明清三四百年篆刻名手主要集中于江浙及安徽，清代谓之“两江”，苏杭南京扬州又最盛，最后集中于上海。当时之“两广”，亦仅福建有莆田派，终因成就与浙院相去悬殊。印入又寥寥无几，遂为夭折。至于广州，更可谓空白一片，毋怪龚定淹有“可怜南天金石贫”之叹。故黄氏早年虽仅具吴让之面貌，一到羊城便如空谷足音，惊天动地。其后又入吴大澂幕、吉金乐石，耳濡目染，眼界自然高人一筹。兼之秉赋特出，苦心孤诣，无论篆法、刀法、章法皆能融浙皖二派之长而在二派之外、吴赵之后自成一家。惜其与篆刻中心无多交流，又隐退过早，未能形成巨大影响。我至上海前，所阅印谱亦自不少，然竟不知黄牧甫为何许人。近西泠印社出版《黄牧甫印存》一册，收印近七百方，所附马国权代序一篇，颇有见地，与近年所出几种名家印谱前言之泛泛而谈，绝不相同。马国权为老友容庚高足。容氏治学精谨，青年时即获罗振玉激赏。我知此书之出，黄氏篆刻艺术必更得传扬无疑。
与黄牧甫同时，其成就与风格至今影响极深者为吴昌硕。余少岁闻其大名,如雷贯耳,不意后至上海，竟能得见几面，且有求教之缘。因其时代相距近，作品流传多，弟子众且颇多有高名者，故几十年来辗转师承与研究者数以万计，形成一巨大艺术流派。六十年来，见过昌硕先生并受过其指点者已留存无多。故不厌舌费，对若干情况作一回忆，并就其艺术略陈一隅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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