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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生活 艺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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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维新派的藏书观对中国古代藏书的冲击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的藏书，经历了一个从中国古代藏书楼向中国新式藏书楼的转变，再由新式藏书楼向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引起这一转变的动力是藏书观的变革。长期以来，中国的藏书活动中形成了一种以藏为主，为藏而藏的传统观念，藏书只是少数人的活动，藏书也只为少数人服务。清朝末年的以郑观应、王弢为代表的早期改良主义者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从改良的愿望和需要出发，开始揭露中国封建藏书楼的弊端。郑观应指出：“海内藏书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郑观应还指出：“中国自都中四库外，镇、杨、杭三阁早付劫灰，其家藏最富者，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所藏古籍，宏富异常，兵燹以来，半归散失。独是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而藏书仅此数处，何以遍惠士林？”（注：郑规应.盛世危言·藏书[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弢则分析说：“私家之书积自一人，而其子孙或不能守，每叹聚之艰而散之易。惟能卒于公，则日见其多，而无虞其散矣。又世之席丰履厚者。虽竞讲搜求，而珍本奇编一入其门，不可复见，牙签玉轴触手若新，是亦仅务其名而已。”
我们从中国一些著名的古代藏书楼的衰亡命运中亦不难发现他们自身的弊端。例如，座落在北京西什库教堂图书馆的北堂藏书，“从明、清到民国至今历经四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第四次是嘉庆十二年(1807)发生的第二次禁教，东堂失火，损失惨重，全部东堂藏书仅十三册得以幸免。”（注：李镇铭.北堂藏书渊源研析[J].图书馆学通讯，1988年4期。）又如，江南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这里南唐升元（公元937-942年）中建为庐山国学，置田聚众，养徒传经，宋初设书院，益开扩乏。自理学大师朱熹来自执掌之后，更是声名显赫，成为全国闻名的名山学府。历史上如陆九渊、王守仁、宋濂等都曾到此讲学。白鹿洞书院藏书很多。朱熹几次上疏，都提到书院的藏书情况，并要求‘御赐’。它当时藏有宋国子监本‘九经’，宋高宗御书《石经》、刘仁季亦送《汉书》藏之以示学者。明代也多次清洞田置书笈。至清代，又有安世鼎疏请监本《十三经》、《廿一史》入藏。到民国时书院财落，屋宇倾颓，书笈焚毁。”（注：庐山图书馆.庐山图书馆今昔[J].图书馆工作，1979年1期。）再如，清末著名的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鲁西聊城杨氏海源阁也毁於兵荒战火之中。“民国18年夏，土匪王金发攻陷聊城，司令部即设在杨氏院内，海源阁藏书遭受空前浩劫。除匪首大肆携掠与兵匪携出盗卖外，随手毁坏之状更是目不忍睹。‘炊火以书代薪，夜眠以书作枕，至拭桌，试烟枪，无不以书代之’。匪劫过后，‘杨宅已不见一人，院内书籍为大雨淋烂’。杨氏见大势已去，遂将劫后残留捡装50余籍运往济南，从此不复回乡。次年王冠军再陷聊城，又一次对海源阁进行洗劫，使海源阔至空无一物。历经百年的文化宝地遂成一座废墟。”（注：宋红.聊城杨氏海源阁[J].图书馆杂志，1994年7期。）还有，“1907年，号称藏书四大家之一的归安陆氏的皕宋楼的主人将所藏之书以11.8万日元的价格售于日本岩峙氏静嘉文库，国人痛心疾首，然只能眼看着日本人将书籍舶载以东，徒唤奈何而已。”（注：黄鹂.清末明初图书馆创建热潮略述[J].图书馆杂志2001年2期。）上述史实证明，私而不公和藏而不用的致命弊端，已经使中国封建藏书楼产生了生存危机。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5月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扩学校摺》，提出兴办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的五项措施，在藏书楼一节云，“好学之士，半属寒ｊùｎ④，购书既若于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高崇纯皇帝知其然也，特於江南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各庋秘籍。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推广此意，在焦山、灵隐起立书藏，泽逮后学。逢此以往，江浙文风甲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泰西诸国颇得此法，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众，亦由於此。今由地方择好学解事者，皆得以自勉於学，无为弃才矣。（《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三）康有为则建议光绪帝“大开便殿、广陈图书，每日办事之暇，以一时亲临燕坐。”梁启超於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一日发表《论图书馆与开进文化大机关》一文，列举了图书馆八点功用：“一、图书馆使现在学校教育之青年学子，得补助其知识之利也。二、图书馆使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三、图书馆储藏宏富，学者欲查故事，得备参改也。四、图书馆有使阅读者倾刻间得查数事物之利也。六、图书馆有使人皆得贵重图书之利也。七、图书馆有使阅读者得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也。”（《清议报》第十七期）改良维新派所构想的新式藏书楼（图书馆），突出了两大功能：其一为信息传播交流的功能，认为“可使各阅览者得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也。”认为通过接收国内国外的各种信息，可“参观互证”，识破西方国家“欺我不知其虚实”的恶劣行径，进而可以“尽得其（指西方诸国）刚柔操纵之所以然”。其二为社会教育功能。新式藏书楼（图书馆）可以解决好学之士既苦于无力购书又难于向人借书的问题，使“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於学，无为弃才矣”，“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改良维新派所构想的新式藏书楼（图书馆）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藏书楼自我封闭藏而不公的模式，勾划出一种自我开放，藏而大公的藏书楼新模式。这是中国藏书理念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也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进步人士的藏书观对中国古代藏书的批判
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1929年至1940年3月去世前曾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对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发展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蔡先生以一位教育家的眼光，从知识更新，终身教育的高度为图书馆定性定位，深刻地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他指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机关，第一是图书馆。”（注：蔡元培.何谓文化[M].高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13页。）
陶行知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参与图书馆事业的热心人之一。1922年，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造社总干事的身份，参与了中国国书馆学会的筹建工作。1925年，美国编制出版《世界教育年鉴》，特请陶行知撰写关于图书馆运动的内容。他在文中说：“远在公元前数世纪的周朝，中国即有了图书馆。但只有极少数知识贵族才能利用之，一般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利用之，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1929年，陶行知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他就图书馆的意义发表了演说：“图书馆之进步可分为三朝：一为藏书时期，即收罗与庋藏；二为看书时期；三为用书时期，即书为人所用，而非人为书所役，此时期实为图书馆之新纪元。”（注：萧斌如.陶行知的图书馆情缘[J].图书馆杂志，1999年10期。）陶行知针对传统图书馆株守馆内，形成图书流通局限的弊端，提出要创办流动性图书馆。他曾首先在上海萧场设立儿童流通图书馆。关于流通图书馆，陶行知解释说：“流通图书馆的意义，只要看一下它的名字就能够明白一个大概。从藏书到看书，从借书到借书出去看，这个过程代表了图书馆的发展阶段，也就代表了普及教育发展之步骤。让人借书出去看是流通图书馆的特性。但是借给谁看，怎样借法已成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弄明白，则流通图书馆不免要做知识分子及有暇阶级的高等听差，负不起普及教育之使命。流通图书馆的对象是大众，它必须为劳苦大众充分地服务，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流通图书馆。”（注：萧斌如.陶行知的图书馆情缘[J].图书馆杂志，1999年10期。）
李大钊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认为，中国“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只不过是守书的人”，它只注重收藏，不注重开放，社会价值不大。（注：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J].平民教育，1919(10)。）为此，李大钊撰文呼吁：“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人民在休息时间来阅读。”（注：李大钊.劳动教育的问题[J]，《晨报》1919年2月14-15日。）李大钊积极倡导设立新型图书馆，作为提高工农大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工具。
应修人是上海钱业界进步青年人士。他于1921年国际劳动节发动和组织一批上海钱业界做职员或学徒的进步青年，创办了“上海互助团图书馆”。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名为“上海通信图书馆”，开始变为对外开放的大众图书馆。上海互助图图书馆在其《创立宣言》中说要“成为远近人们的藏书库”，“成为大规模‘上海图书馆’底先导”。（注：予文.五四运动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J]，图书馆学通讯，1989年2期。）
民国初期的一大批进步人士关于创办图书馆的理念和实践，不仅从根本上批判了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弊端，而且对早期改良维新派所倡导的新式藏书楼也是出了革命性的变革。他们所倡导的图书馆，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要求藏书公开，而是要求图书馆进一步向中国最广大的普通百姓或者说劳苦大众开放，让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通过图书馆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还大胆实践，创新出流动性图书馆，采取各种方式把图书馆办到劳动人民身边，把图书送到劳动人民手里。他们的举措在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发展中无疑起到了导向作用，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新纪元的意义。
三、藏书模式的创新与中国古代藏书向近代藏书的演变
发生在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的由于藏书观的变革而引起的藏书模式的创新，具有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形式多样化等特点。
学会、学堂办藏书楼。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上海创立了“以讲中国自强之学的强学会。学会最初着手办的两件事是办图书馆与报纸。当时曾得到各省督抚的损款，得以购书，甚至连英美公使及北京书商也愿意捐助图书馆，于是成立了‘强学书局’，借人阅览。继强学会之后，各地学会也纷纷创办藏书楼。据统计，截至1898年，建立的学会共有87个，大多数设有藏书楼。”（注：王酉梅.中国图书馆发展史[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学会藏书的创新体现在：新的藏书理念——“广考镜而备研求”。新的藏书范围——除传统旧学书籍外，还普遍吸收西学书籍，包括舆地学、算学等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书籍。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技术。新的服务对象——本会会员及社会公众。
1897年，由张元济、夏偕复、陈懋鼎等一批有志于新学的青年京官创办了一所通艺学堂，学堂附设有图书馆，图书馆制订有十二条章程。章程第一条说：“本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堂同学及在外国志均可随时入馆观览”。通艺的图书馆章程极简洁，只有十二条，四百七十五个字，已将整个图书馆的活动、情况、采购重点、制度等概括无遗。通艺馆的供外人借阅的制度，是中国较早的对外开放的图书馆的标志。
开放式的私家藏书楼。在学会、学堂藏书楼的影响下，中国第一个“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而创办的、面向社会开放的私人藏书楼——古越藏书楼于1902年在绍兴诞生了。古越藏书楼办馆指导思想有二：一是存古，二是开新。其兼容并收的藏书内容、公开的借阅方式、先进的编目方法和比较科学的管理方法，充分体现出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
为教学和师生服务的学校图书馆。光绪帝1898年明谕实行新政。关于教育方面的新政，如五月十五日命孙家鼎创办京师大学堂；五月二十二日命各省、厅、州县将大小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校；民间祠庙亦一律利用为新式小学；五月十五日命梁启超办理译书局事物……。”（注：周谷城.中国通史[M]（下册），第4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月。）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的学校应立书院，称“中学之藏书楼，凡中学应用之书器、图画、古物、雏形应皆具备，令学者可见一面亦博物会通。”（《大同书·己部去家界为天地第五节中学院》）1898年京师大学堂章程第六节指出：“学者应该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够。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宏，今设一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1902年，张百煦以京师大学堂为基础，奏办京师学堂，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曾分别提取各省官局书籍或购买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已译未译西书，归入藏书楼。这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前身，也是我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历史最久的一所。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推动下，各地各类学校图书馆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1927年全国大学图书馆70所，中学图书馆92所，小学图书馆9所。（注：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第25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学校图书馆的创新表现在：直接为教学和师生服务；是教育机构中的教育机构；有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象清华学校图书馆1917年已开始实行图书馆借阅制度。
颇具特色的专门图书馆。专门图书馆是专为某些特定的读者群而创设的图书馆，它的创新体现在于一个“专”字。如，儿童图书馆。创办儿童图书馆的目的在于避免儿童受各种神怪荒谬淫秽图书的毒害，使儿童心身更健康全面发展。上海儿童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陈选善（又名陈青士）先生当时发表的“我们为什么要设立上海儿童图书馆”一文中说“上海将来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儿童图书馆，这不仅是上海地方的幸福，也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光荣。”1941年8月冠生园捐赠巡回图书车一辆，9月1日起，每日到各马路巡回，使儿童免费阅览图书。巡回车的箱子上写着：“辅助儿童教育，供给精神食粮”的字样。（注：应永玉.上海儿童图书馆[J].湘图通讯，1982年5期。）又如，女子图书馆。穆耀枢创办四川女子图书馆，这在当时（约1925年）是一个创举，目的在于普及女子教育。该馆专门搜集妇女用书，供妇女阅览。图书馆专门学校的学生都在这里兼任一部分事务。到女子图书馆阅书者很踊跃，为全国未有。（注：程琪.穆耀枢对四川图书馆事业的贡献[J].图书馆员，1988年3期。）再如，军营图书馆。四川的穆耀枢先生还把图书馆事业扩展到军营里去。他首先在四川第六混成旅创设了军营图书馆。其办法是：在其旅部设立图书馆总部，聘请图书馆专门人员主持工作，负责图书整理、人才训练，然后将书轮流送到各团营连，并组织军营图书队，经过培训，分派到各团营服务。还如，工人图书馆和农民图书馆。据《觉悟杂志》1922年6月9日所载，天津工人图书馆章程规定：“为增进工人知识，促进工人觉悟，设备各种书籍、报纸、杂志等，以供工人阅览”，工人图书馆不但供工人阅览，“如座位有空隙，虽非工人亦可阅览”。“北伐战争时期，各级农民协会相继开展图书活动，当时湖北省黄冈地区各县一般设有图书馆，每个农会设立图书室，陈列了许多革命书刊供广大农民借阅。”（注：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第25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
渐趋完善的中国近代图书馆模式——公共图书馆。民国中期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十分迅速，1925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294所，到1936年已达1,502所。所代公共图书馆的工作已基本完善，同时已逐步由省会转向乡县，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公共图书馆体系。”（注：程文.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评价[J].图书情报知识，1986年3期。）近代公共图书馆主要特征有：有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普遍得到社会的认可；有比较固定的馆舍、经费来源和藏书来源；有较为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有较好的管理队伍和研究队伍；形成了以国家图书馆为龙头，省（市）级图书馆为龙身，乡（镇）级图书为龙尾的遍布全国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因而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至此，中国藏书业已基本完成由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型。（徐凌志）
清末民初中国藏书观的变革与藏书模式的创新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清末民初中国藏书观的变革与藏书模式的创新
一、早期维新派的藏书观对中国古代藏书的冲击
清朝末年到民国初期的藏书，经历了一个从中国古代藏书楼向中国新式藏书楼的转变，再由新式藏书楼向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引起这一转变的动力是藏书观的变革。长期以来，中国的藏书活动中形成了一种以藏为主，为藏而藏的传统观念，藏书只是少数人的活动，藏书也只为少数人服务。清朝末年的以郑观应、王弢为代表的早期改良主义者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从改良的愿望和需要出发，开始揭露中国封建藏书楼的弊端。郑观应指出：“海内藏书家，指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郑观应还指出：“中国自都中四库外，镇、杨、杭三阁早付劫灰，其家藏最富者，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所藏古籍，宏富异常，兵燹以来，半归散失。独是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而藏书仅此数处，何以遍惠士林？”（注：郑规应.盛世危言·藏书[M].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王弢则分析说：“私家之书积自一人，而其子孙或不能守，每叹聚之艰而散之易。惟能卒于公，则日见其多，而无虞其散矣。又世之席丰履厚者。虽竞讲搜求，而珍本奇编一入其门，不可复见，牙签玉轴触手若新，是亦仅务其名而已。”
我们从中国一些著名的古代藏书楼的衰亡命运中亦不难发现他们自身的弊端。例如，座落在北京西什库教堂图书馆的北堂藏书，“从明、清到民国至今历经四百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第四次是嘉庆十二年(1807)发生的第二次禁教，东堂失火，损失惨重，全部东堂藏书仅十三册得以幸免。”（注：李镇铭.北堂藏书渊源研析[J].图书馆学通讯，1988年4期。）又如，江南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这里南唐升元（公元937-942年）中建为庐山国学，置田聚众，养徒传经，宋初设书院，益开扩乏。自理学大师朱熹来自执掌之后，更是声名显赫，成为全国闻名的名山学府。历史上如陆九渊、王守仁、宋濂等都曾到此讲学。白鹿洞书院藏书很多。朱熹几次上疏，都提到书院的藏书情况，并要求‘御赐’。它当时藏有宋国子监本‘九经’，宋高宗御书《石经》、刘仁季亦送《汉书》藏之以示学者。明代也多次清洞田置书笈。至清代，又有安世鼎疏请监本《十三经》、《廿一史》入藏。到民国时书院财落，屋宇倾颓，书笈焚毁。”（注：庐山图书馆.庐山图书馆今昔[J].图书馆工作，1979年1期。）再如，清末著名的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的鲁西聊城杨氏海源阁也毁於兵荒战火之中。“民国18年夏，土匪王金发攻陷聊城，司令部即设在杨氏院内，海源阁藏书遭受空前浩劫。除匪首大肆携掠与兵匪携出盗卖外，随手毁坏之状更是目不忍睹。‘炊火以书代薪，夜眠以书作枕，至拭桌，试烟枪，无不以书代之’。匪劫过后，‘杨宅已不见一人，院内书籍为大雨淋烂’。杨氏见大势已去，遂将劫后残留捡装50余籍运往济南，从此不复回乡。次年王冠军再陷聊城，又一次对海源阁进行洗劫，使海源阔至空无一物。历经百年的文化宝地遂成一座废墟。”（注：宋红.聊城杨氏海源阁[J].图书馆杂志，1994年7期。）还有，“1907年，号称藏书四大家之一的归安陆氏的皕宋楼的主人将所藏之书以11.8万日元的价格售于日本岩峙氏静嘉文库，国人痛心疾首，然只能眼看着日本人将书籍舶载以东，徒唤奈何而已。”（注：黄鹂.清末明初图书馆创建热潮略述[J].图书馆杂志2001年2期。）上述史实证明，私而不公和藏而不用的致命弊端，已经使中国封建藏书楼产生了生存危机。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5月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扩学校摺》，提出兴办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的五项措施，在藏书楼一节云，“好学之士，半属寒ｊùｎ④，购书既若于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高崇纯皇帝知其然也，特於江南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各庋秘籍。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推广此意，在焦山、灵隐起立书藏，泽逮后学。逢此以往，江浙文风甲天下，作人之盛，成效可睹也。泰西诸国颇得此法，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众，亦由於此。今由地方择好学解事者，皆得以自勉於学，无为弃才矣。（《变法自强奏议汇编》卷三）康有为则建议光绪帝“大开便殿、广陈图书，每日办事之暇，以一时亲临燕坐。”梁启超於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五月一日发表《论图书馆与开进文化大机关》一文，列举了图书馆八点功用：“一、图书馆使现在学校教育之青年学子，得补助其知识之利也。二、图书馆使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三、图书馆储藏宏富，学者欲查故事，得备参改也。四、图书馆有使阅读者倾刻间得查数事物之利也。六、图书馆有使人皆得贵重图书之利也。七、图书馆有使阅读者得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也。”（《清议报》第十七期）改良维新派所构想的新式藏书楼（图书馆），突出了两大功能：其一为信息传播交流的功能，认为“可使各阅览者得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也。”认为通过接收国内国外的各种信息，可“参观互证”，识破西方国家“欺我不知其虚实”的恶劣行径，进而可以“尽得其（指西方诸国）刚柔操纵之所以然”。其二为社会教育功能。新式藏书楼（图书馆）可以解决好学之士既苦于无力购书又难于向人借书的问题，使“无书可读者，皆得以自勉於学，无为弃才矣”，“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也。”改良维新派所构想的新式藏书楼（图书馆）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藏书楼自我封闭藏而不公的模式，勾划出一种自我开放，藏而大公的藏书楼新模式。这是中国藏书理念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也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进步人士的藏书观对中国古代藏书的批判
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民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在1929年至1940年3月去世前曾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对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发展起到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蔡先生以一位教育家的眼光，从知识更新，终身教育的高度为图书馆定性定位，深刻地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他指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机关，第一是图书馆。”（注：蔡元培.何谓文化[M].高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13页。）
陶行知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参与图书馆事业的热心人之一。1922年，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造社总干事的身份，参与了中国国书馆学会的筹建工作。1925年，美国编制出版《世界教育年鉴》，特请陶行知撰写关于图书馆运动的内容。他在文中说：“远在公元前数世纪的周朝，中国即有了图书馆。但只有极少数知识贵族才能利用之，一般的学生几乎是不可能利用之，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1929年，陶行知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他就图书馆的意义发表了演说：“图书馆之进步可分为三朝：一为藏书时期，即收罗与庋藏；二为看书时期；三为用书时期，即书为人所用，而非人为书所役，此时期实为图书馆之新纪元。”（注：萧斌如.陶行知的图书馆情缘[J].图书馆杂志，1999年10期。）陶行知针对传统图书馆株守馆内，形成图书流通局限的弊端，提出要创办流动性图书馆。他曾首先在上海萧场设立儿童流通图书馆。关于流通图书馆，陶行知解释说：“流通图书馆的意义，只要看一下它的名字就能够明白一个大概。从藏书到看书，从借书到借书出去看，这个过程代表了图书馆的发展阶段，也就代表了普及教育发展之步骤。让人借书出去看是流通图书馆的特性。但是借给谁看，怎样借法已成了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弄明白，则流通图书馆不免要做知识分子及有暇阶级的高等听差，负不起普及教育之使命。流通图书馆的对象是大众，它必须为劳苦大众充分地服务，才算是一个真正的流通图书馆。”（注：萧斌如.陶行知的图书馆情缘[J].图书馆杂志，1999年10期。）
李大钊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认为，中国“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只不过是守书的人”，它只注重收藏，不注重开放，社会价值不大。（注：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J].平民教育，1919(10)。）为此，李大钊撰文呼吁：“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人民在休息时间来阅读。”（注：李大钊.劳动教育的问题[J]，《晨报》1919年2月14-15日。）李大钊积极倡导设立新型图书馆，作为提高工农大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工具。
应修人是上海钱业界进步青年人士。他于1921年国际劳动节发动和组织一批上海钱业界做职员或学徒的进步青年，创办了“上海互助团图书馆”。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名为“上海通信图书馆”，开始变为对外开放的大众图书馆。上海互助图图书馆在其《创立宣言》中说要“成为远近人们的藏书库”，“成为大规模‘上海图书馆’底先导”。（注：予文.五四运动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J]，图书馆学通讯，1989年2期。）
民国初期的一大批进步人士关于创办图书馆的理念和实践，不仅从根本上批判了中国古代藏书楼的弊端，而且对早期改良维新派所倡导的新式藏书楼也是出了革命性的变革。他们所倡导的图书馆，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要求藏书公开，而是要求图书馆进一步向中国最广大的普通百姓或者说劳苦大众开放，让最广大的劳动人民通过图书馆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他们还大胆实践，创新出流动性图书馆，采取各种方式把图书馆办到劳动人民身边，把图书送到劳动人民手里。他们的举措在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发展中无疑起到了导向作用，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新纪元的意义。
三、藏书模式的创新与中国古代藏书向近代藏书的演变
发生在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的由于藏书观的变革而引起的藏书模式的创新，具有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形式多样化等特点。
学会、学堂办藏书楼。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上海创立了“以讲中国自强之学的强学会。学会最初着手办的两件事是办图书馆与报纸。当时曾得到各省督抚的损款，得以购书，甚至连英美公使及北京书商也愿意捐助图书馆，于是成立了‘强学书局’，借人阅览。继强学会之后，各地学会也纷纷创办藏书楼。据统计，截至1898年，建立的学会共有87个，大多数设有藏书楼。”（注：王酉梅.中国图书馆发展史[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学会藏书的创新体现在：新的藏书理念——“广考镜而备研求”。新的藏书范围——除传统旧学书籍外，还普遍吸收西学书籍，包括舆地学、算学等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书籍。新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技术。新的服务对象——本会会员及社会公众。
1897年，由张元济、夏偕复、陈懋鼎等一批有志于新学的青年京官创办了一所通艺学堂，学堂附设有图书馆，图书馆制订有十二条章程。章程第一条说：“本馆专藏中外各种有用图书，凡在堂同学及在外国志均可随时入馆观览”。通艺的图书馆章程极简洁，只有十二条，四百七十五个字，已将整个图书馆的活动、情况、采购重点、制度等概括无遗。通艺馆的供外人借阅的制度，是中国较早的对外开放的图书馆的标志。
开放式的私家藏书楼。在学会、学堂藏书楼的影响下，中国第一个“仿照东西各国图书馆章程”而创办的、面向社会开放的私人藏书楼——古越藏书楼于1902年在绍兴诞生了。古越藏书楼办馆指导思想有二：一是存古，二是开新。其兼容并收的藏书内容、公开的借阅方式、先进的编目方法和比较科学的管理方法，充分体现出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
为教学和师生服务的学校图书馆。光绪帝1898年明谕实行新政。关于教育方面的新政，如五月十五日命孙家鼎创办京师大学堂；五月二十二日命各省、厅、州县将大小书院一律改为新式学校；民间祠庙亦一律利用为新式小学；五月十五日命梁启超办理译书局事物……。”（注：周谷城.中国通史[M]（下册），第4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月。）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的学校应立书院，称“中学之藏书楼，凡中学应用之书器、图画、古物、雏形应皆具备，令学者可见一面亦博物会通。”（《大同书·己部去家界为天地第五节中学院》）1898年京师大学堂章程第六节指出：“学者应该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够。京师大学堂为各省表率，体制尤当崇宏，今设一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1902年，张百煦以京师大学堂为基础，奏办京师学堂，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曾分别提取各省官局书籍或购买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已译未译西书，归入藏书楼。这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前身，也是我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历史最久的一所。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推动下，各地各类学校图书馆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1927年全国大学图书馆70所，中学图书馆92所，小学图书馆9所。（注：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第25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学校图书馆的创新表现在：直接为教学和师生服务；是教育机构中的教育机构；有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象清华学校图书馆1917年已开始实行图书馆借阅制度。
颇具特色的专门图书馆。专门图书馆是专为某些特定的读者群而创设的图书馆，它的创新体现在于一个“专”字。如，儿童图书馆。创办儿童图书馆的目的在于避免儿童受各种神怪荒谬淫秽图书的毒害，使儿童心身更健康全面发展。上海儿童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陈选善（又名陈青士）先生当时发表的“我们为什么要设立上海儿童图书馆”一文中说“上海将来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儿童图书馆，这不仅是上海地方的幸福，也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光荣。”1941年8月冠生园捐赠巡回图书车一辆，9月1日起，每日到各马路巡回，使儿童免费阅览图书。巡回车的箱子上写着：“辅助儿童教育，供给精神食粮”的字样。（注：应永玉.上海儿童图书馆[J].湘图通讯，1982年5期。）又如，女子图书馆。穆耀枢创办四川女子图书馆，这在当时（约1925年）是一个创举，目的在于普及女子教育。该馆专门搜集妇女用书，供妇女阅览。图书馆专门学校的学生都在这里兼任一部分事务。到女子图书馆阅书者很踊跃，为全国未有。（注：程琪.穆耀枢对四川图书馆事业的贡献[J].图书馆员，1988年3期。）再如，军营图书馆。四川的穆耀枢先生还把图书馆事业扩展到军营里去。他首先在四川第六混成旅创设了军营图书馆。其办法是：在其旅部设立图书馆总部，聘请图书馆专门人员主持工作，负责图书整理、人才训练，然后将书轮流送到各团营连，并组织军营图书队，经过培训，分派到各团营服务。还如，工人图书馆和农民图书馆。据《觉悟杂志》1922年6月9日所载，天津工人图书馆章程规定：“为增进工人知识，促进工人觉悟，设备各种书籍、报纸、杂志等，以供工人阅览”，工人图书馆不但供工人阅览，“如座位有空隙，虽非工人亦可阅览”。“北伐战争时期，各级农民协会相继开展图书活动，当时湖北省黄冈地区各县一般设有图书馆，每个农会设立图书室，陈列了许多革命书刊供广大农民借阅。”（注：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M].第25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
渐趋完善的中国近代图书馆模式——公共图书馆。民国中期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十分迅速，1925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294所，到1936年已达1,502所。所代公共图书馆的工作已基本完善，同时已逐步由省会转向乡县，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公共图书馆体系。”（注：程文.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评价[J].图书情报知识，1986年3期。）近代公共图书馆主要特征有：有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普遍得到社会的认可；有比较固定的馆舍、经费来源和藏书来源；有较为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有较好的管理队伍和研究队伍；形成了以国家图书馆为龙头，省（市）级图书馆为龙身，乡（镇）级图书为龙尾的遍布全国的公共图书馆体系。因而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至此，中国藏书业已基本完成由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型。（徐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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