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文艺复兴关系到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是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久久思考和孜孜探索的重要命题。本文对现代学界纷呈的“中国文艺复兴说”作了表述和解析，并通过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成都举办推动的20世纪显学——“敦煌学”的文化现象考察，解读了敦煌文化遗存与欧洲文艺复兴肇始的种种同比性，进而论证：中国“文艺复兴权舆，肇于成都”、成都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翡冷翠城”（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时间在1944年1月，标志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而中国文艺复兴的盛行始于当今。此外，本文首次提出中国文艺复兴“阶段论”。
      【关键词】 欧洲文艺复兴；中国文艺复兴说；敦煌壁画；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成都，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中国文艺复兴“阶段论”。

       缘起

       20世纪是中国思想界、文化艺术界波澜壮阔、气象万千的世纪，聚焦了无数光点，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文艺复兴这个关系到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命题。而这个命题，对于维护中华文化的尊严，拓展中华文化在当前全球化文化语境中的影响等方面，均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特作论述。
       一、关于“中国文艺复兴说”及其解析
       欧洲文艺复兴是欧洲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亦是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骄傲。无疑，欧洲文艺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文化、社会诸意义，故它被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所关注。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给人留下了许多遐想与判断。自然，从古至今许多文人志士在思考、在呼唤、在寻找、在判断中国文艺复兴的爆发点，特别是有的学者甚至发出了“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呐喊。由此，中国文艺复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甚至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格外关注。 
       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具有包容性和类比性的特征。故在对文化的认识和判断中，由于文化共性的规定，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可避免地在某个时期或阶段出现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某种现象。据此，“中国文艺复兴说”一路走来，方兴未艾，百家争鸣。有诸如韩愈的“古文运动”即对秦汉散文的复兴，有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复兴，等等。其实，这些只是某一时代学术思想或文学的复兴，实在称不上真正意义的中国文艺复兴，因为它不具有欧洲文艺复兴模仿与认识古希腊美术作品为起始的原始性，而且在形态和对象方面均缺乏应有的同比性。
       在提出林林总总的“中国文艺复兴说”中，颇具影响的恐怕要推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其实，此说亦并非确切，因为“五四”运动只是中国现代的一场新文化运动。它角逐和体现的是“新”，方式是“革命运动”。这个“新”，虽然包括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全盘的否定与批判，从而混淆了中国传统文化优秀与糟粕的关系，割断了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包括诸如古建筑、古遗址、古文字、风俗民情，乃至属于非物质遗产范畴的东西，使这些承载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受到破坏。这场革命式的运动，意在从根本上打倒“孔家店”，具有对传统文化极强的摧毁性。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算不上真正意义的中国文艺复兴。其理由如下：
       一、与欧洲文艺复兴比较。欧洲文艺复兴最大特征是“包旧延新”，所谓包旧，就是它首先肯定其拥有的相当悠久的历史，特别是那些历史文化遗存；同时，其复兴之始的最重要原因是对“希腊文化的复现与重新被模仿和研究”。而这些，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质的差别。
       二、从哲学意义比较。欧洲文艺复兴涵盖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包旧延新”， 即将“旧”与“新”、“包”与“延”作了对立统一的认识与行为判断。同时，它在具体的组织行为方式上不是运动，更不是青年运动，而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政治人物、富闲阶层的提倡与鼓励。”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表现，则是孤立、静止的，即将“新”与“旧”根本对立；其组织行为方式是运动的。
        三、与欧洲文艺复兴的结果比较。欧洲文艺复兴的结果既是“古典文化的再生”，又是“近代文化的开端”；既是“复兴”，又是“创新”，从而促进了人的精神质变，构筑了欧洲文明。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呢？它尽管倡导和推进了中国的民主与科学，但在具体文化主张与实践上却根本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文化是有根性的文化。艺术史家张晓凌认为：“从五四到新时期，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思中国人的劣根性，现在回头来看，这实际上是很无知的。我一直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落，是‘枝’出了问题。在‘根’的时代，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先秦人文理性光芒的照耀，整个东方大陆才走出了蒙昧时代。也正是‘根’的伟大，才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唯一跨越5000多年历史仍生机勃勃的活态文明。你再去看看其他同时起源的文明，全都成了博物馆文明。所以，我们应当反省的是‘枝’，而不是‘根’”。事实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我们带来了若干负面影响和麻烦，导致我们不得不修复人文主义的价值体系，不得不重塑精神文明，以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至于“中国文艺复兴说”的雏型，笔者认为应定位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标志之一是著名学者李长之1942年在其《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书序所述：“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五四并不够，它只是启蒙。那是太清浅，太低级的理智，太移植，太没有深度，太没有远景，而且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太漠然了！我们所希望的不是如此，将来的事实也不会如此。在一个民族的政治上的压迫解除了以后，难道文化上还不能蓬勃、深入、自主、和从前的光荣相衔接吗？现在我们应该给它喝采，于是决定名我的书为《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段话，极为精辟独到，不仅憧憬、预示、定位了“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而且评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缺乏内涵与“民族的根本精神”的漠然化，勾勒了中国文艺复兴后与“从前的光荣相衔接”的瑰丽画卷。李长之的中国文艺复兴说，实际上也谈到了中华文化“根”（“从前的光荣”）与“枝”的问题，故在中国文化界石激浪千层，自然影响了聚集抗战大后方的各路文化人与当时作为文化重镇的成都的各种文艺团体。
       如果说李长之鲜明地亮出了“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旗帜，那么随之的著名雕塑家刘开渠于1944年初在解读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后却直接喊出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说，即因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于成都进行而“唤起中国文艺的复兴”。同时，刘开渠还具体分析、概括了欧洲文艺复兴初始的三大原因：“一，希腊文化的复现与重新被模仿研究；二，印刷、制版的发明，使所有的哲学、文艺、美术作品都得到广为翻印与传播及大众；三，当时宗教领袖、政治人物、富闲阶层提倡与鼓励”，并强调指出“三种原因之中，第一种为最重要”。由此，刘开渠从“南欧文艺美术之复兴，由模仿与认识古希腊美术作品为起始”而作出事实判断：“今者，（张）大千先生将敦煌美术之精华移置于四川省会各界之前，我希望中国的文艺复兴，将能够由此取得影响而为之兴起，成都将成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翡冷翠城。”与刘开渠“中国文艺复兴说”相呼应的还有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张群、四川美术协会、国画家张大千。张群就《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成都举办的现象，在其《民族艺术生活之改进与六朝画》文中指出：“吾人因此而得以改进艺术生活之途径，以为民族复兴大业之一助。”作为抗战大后方颇具文化影响的四川美术协会在《张大千敦煌壁画展特集》的序言中指出：“今日得此（张大千）甚高艺术地位之画家将具有历史崇高价值之敦煌壁画忠实不二临摹以告吾人，吾人无赴敦煌之劳，而直接认识六朝李唐五代赵宋作风，由此包旧延新进步发展，则新中国文艺复兴，将以此为蒿矢，庶几乎可？此文艺复兴权舆，肇于成都。”张大千于1944年3月25日在美协举办的美术节中亦慷慨陈辞：“……故谓四川为民族复兴根据地，而成都则为文艺复兴根据地……莫忘记成都是四川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华民国的文化中心……我愿追随同人一致努力，来促进新中国的文艺复兴！”继之，呼应“中国文艺复兴说”的还有常书鸿。1945年，他在重庆举办临摹敦煌壁画展时，曾提出敦煌壁画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征兆。而这种说法的提出，似乎可以理解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在成都引起的“中国文艺复兴说”的延伸和扩展，因《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成都结束后，随即移展重庆，并由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影响轰动。
       综上所述的“中国文艺复兴说”，不乏自出机杼，异彩纷呈。但通过比较，刘开渠的最具客观性和权威性，其由为：刘开渠不仅留法，而且对欧洲文明，特别是欧洲文艺复兴最有研究和认识。同时，他亦是著名雕塑家，对中国的佛教艺术与欧洲艺术有比较、有表现、有理性思考。而且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文艺复兴说”风起云涌之时，故他在类比中国文艺复兴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所寻找的同比性更具有准确性、客观性、系统性、代表性，甚至让我们由此判断：中国文艺复兴的爆发点就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在成都的展览。因为这个展览的文化包容（陈寅恪称之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表现形态（佛教题材绘画作品）及其文化背景与欧洲文艺复兴的起始有惊人的相似。至于胡适、李长之、张群等，其“中国文艺复兴说”虽然不乏影响，但他们毕竟分别只是思想家或政治家，亦未留学欧洲，故对欧洲文艺复兴的状况缺乏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即“纸上得来终觉浅”。而张大千，虽然是艺术家，早年曾留学日本，但当时并未去过欧洲，故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认识和理解自然亦不乏局限性。常书鸿曾留法和驻敦煌，自然对欧洲文艺复兴肇始与中国文艺复兴肇始的标志敦煌壁画的展示有着特别的理解，虽然目前尚未找到他对“中国文艺复兴说”的更多理论表述，但他的“中国文艺复兴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二、欧洲文艺复兴肇始与中国文艺复兴肇始的同比性
       四川省美术协会在由成都西南印书局1944年5月出版发行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的序言中指出：“欧洲文化之所以进步，不仅由于拥有相当悠长之历史，而尤其在于拥有许多历史上文化的遗物。倘一国民族性不堕落黻败溃废而有振新之机能者，因历史之昭示，同时承受历史上之遗物更能包旧延新进步发展。意大利之文艺复兴如是。一个国家历史上之遗物，尤其艺术上的遗物，不仅显示其为艺术结晶品具有伟大价值，而在诏示后世纪民族观摩改进之一点上，更具有无上价值，岂但‘连城’而已。今日得此（张大千）甚高艺术地位之画家将具有历史上崇高价值之敦煌壁画忠实不贰临摹以告吾人，吾人无赴敦煌之劳，而直接认识六朝李唐五代赵宋作风，由此包旧延新进步发展，则新中国文艺复兴，将以此为土矢，庶几乎可？此文艺复兴权舆，肇于成都。”由此表述可见，无论是欧洲文艺复兴肇始，还是中国文艺复兴的肇始，均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物遗存有直接的、重要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欧洲文艺复兴肇始与中国文艺复兴肇始至少有如下的同比性。
      （一） 文物遗存题材的同比性 
       敦煌艺术是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的佛教雕塑与壁画艺术的总和。1994年8月，笔者参加“1994敦煌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敦煌建院五十周年纪念”活动，考察了莫高窟（部分，1990年亦曾作考察）、榆林窟、西千佛洞佛教雕塑与壁画艺术，曾感慨万端：“敦煌，你是佛的世界、壁画的海洋、雕塑的宝库。敦煌，你的存在，便有了人类文化之峰巅；倘若你消失了，人类文化之峰将坍塌、萎顿。”由此，可以肯定地说敦煌佛教艺术是中国最具代表的文物遗存之一，而且是以佛教雕塑与壁画形式存在并翘楚中华和世界文化的。对于这一点，最有话语权的恐怕要推敦煌研究所（院）首任所（院）长常书鸿。他以为：“敦煌艺术这个融宗教艺术和民间艺术于一体的稀世遗存，正是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一脉相承的民族艺术传统的杰作。它系统而完整地填补了魏晋以后、明代以前这一段时期散失了的历史名画真迹，堪称我国中世纪的美术珍宝馆。由于它的存在，我们可以上接汉代出土墓室的壁画，下连永乐宫、法海寺等地的明清绘画，一直和近代衔接起来。这样，通过敦煌这串灿烂的艺术明珠，就连成了一部完整的以绘画为主的中国美术。”而张大千无疑是链接这段中国美术史的重要人物。因此，张大千的临摹敦煌壁画及其在成都的展览，便具有链接中国美术史与中国文艺复兴肇始的特殊意义，   
       而欧洲文艺复兴肇始地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之所以成为当时的艺术中心，是因为它有以圣母百花大教堂为经典的宗教雕塑与绘画艺术遗存，并大量模仿与认识古希腊美术作品。这些文物遗存，无疑是意大利文化的精粹，代表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创造理念和气魄及实力。
上述比较结论：作为遗存的客观存在，无论是中国敦煌的，还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的，均是以非常典型的佛教（宗教）题材（包括佛经故事或神的故事，而且具有叙事强和装饰强的特点）的雕塑与绘画作品形式存在的。它们分别具有量和质的规模，颇能体现两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意志、文明高度，并能深刻影响世界文化（“敦煌学”风靡世界，英国、日本、前苏联等国家均有）。此外，常书鸿先生还认为“敦煌壁画较之欧洲文艺复兴的美术（雕塑）作品，不仅具有时代差距（北魏至元代约1000年），而且在表现手法和技巧上突现出隽永先进水平。”
      （二）文物遗存民族性的同比性
       关于这一点，常书鸿先生颇有酌见：“巴黎圣母院是早期哥特式建筑的代表，这种艺术是希腊罗马艺术和少数民族哥特人的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而敦煌北魏时期的艺术，实际上也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鲜卑拓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敦煌艺术与欧洲艺术之间是有着一种有机联系的。”据此，常书鸿还认为，“敦煌艺术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征兆。”
      （三）文物遗存研究和艺术表现者的同比性
       勿容置疑，敦煌文物遗存的研究和艺术表现者在“二战”时期当首推张大千、常书鸿、谢稚柳，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段文杰、史维湘、樊锦诗等。然而，最具代表性并因其所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而“唤起中国的文艺复兴”的非张大千莫属。
       从对敦煌艺术的研究角度讲，张大千不仅为敦煌洞窟科学系统编号，即著名的“张氏编号”，而且在洞窟中留有相关题记，著有《莫高窟记》，主持编有《已成敦煌目录》、《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目次》、《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还在亚太地区博物馆研讨会上宣读有《我与敦煌》的论文。至于其艺术表现，即以若干汉唐为主的敦煌壁画为对象，临摹了近300幅作品，其中最大的一幅《劳度叉斗圣变》竟达32平方米，现存展于四川博物院。为此，著名画家吴作人曾感慨：“丹青先生的妙笔，复活了敦煌艺术古代的青春。” 而张大千的目的亦出于“使国人普遍注意敦煌壁画的文化价值。”张大千这个目的的彰显，除了对艺术的鞠躬尽瘁，应该与他潜在的佛教意识有关，即“画佛是一种宗教上的工作，要极神圣庄严，才能表达自己的信心启迪他人的崇敬。”张大千堪称“准佛教”人士：一是他出家作过和尚，法号大千从一而终；二是他一直自谓“居士”，并在画款中屡屡出现；三是他的作品，特别是释画与荷花，常常透出禅意及其境界。
       至于欧洲文艺复兴肇始地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遗存研究及表现者，刘开渠先生的分析颇有见地：“一，希腊文化的复现与重新被模仿研究；二，印刷、制版的发明，使所有的哲学、文艺、美术作品都得到广为翻印而传播及大众；三，当时宗教领袖、政治人物、富闲阶层提倡与鼓励。三种原因之中，第一种为最重要。”
       通过上述同比性，我们可以判定：中国文艺复兴展示于1944年1月25日——这是一个令中国文化史熠熠生辉的日子。其标志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作品在成都的展览。由此，我们还可以结论：欧洲文艺复兴的展示与中国文艺复兴的展示是以具体的佛教（宗教）艺术遗存来作为研究客体和“模仿研究”的，而且与宗教力量有关。而张大千的佛教意识与具体行为，是他荜路蓝缕、面壁敦煌三年的宗教力量，故被诗人鲍少游以词《满庭芳》盛赞“媲美玄奘”。至于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我们可以视为刘开渠分析的第三种原因中的“政治人物”。而当时的刘开渠、陈寅恪、林思进、吴作人、蒙文通、冯汉骥等一大批人文社会学名人的推波助澜，我们可以视为刘开渠所分析的第三种原因的范畴。正是如此，张大千把临摹敦煌壁画这一颗中国文艺复兴的珍贵种子播在了成都这一块中华文化沃土，使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由此肇始文艺复兴！
       三、成都，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成都，之所以成为“中国文艺复兴的翡冷翠城”，即媲美和相提并论于欧洲文艺复兴发祥地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甚至作为“城”的空间概念超越“翡冷翠”而更具规模（这个规模的意义，让我们感到中国文艺复兴肇始的不凡，让我们感慨成都作为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的不凡）其因在于，成都具有丰厚历史文化传承与注定的历史机遇。
       在对欧洲文艺复兴肇始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发轫或爆发必须寄托在一个富有文化积淀的魅力城市，而意大利佛罗伦萨便历史地、当然地成为了这个特殊载体。自然，中国文艺复兴的肇始它亦需要一个落脚点，即在一个富有文化积淀的城市“引爆”。而成都，恰好具有这个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必备条件。
       从历史文化传承中，我们可以如数家珍：成都，是我国西南开发最早的地区，有2300多年的历史。但在21世纪初出土的金沙遗址却把成都的建制历史提前到（约前1200～前650年）。公元前四世纪，蜀国开明王朝迁蜀都城至成都，取周王迁岐“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因名成都，相沿至今。秦汉时期，成都经济文化发达，已成为全国大都市。西汉时，成都成为全国六大都市（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之一，而且是中国南方唯一的大都市，也是两千多年来唯一名称不变、地位功能不变的城市（洛阳、邯郸，名称虽未变，但已降格为地级中等城市；长安和临淄及宛，分别改成今天的西安市和淄博市及南阳市）。这种情况，在世界性城市发展过程中也是一种极为独特和值得关注的现象。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为时全国著名的文学家。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名列全国四大名城（长安、扬州、成都、敦煌）之一。文学家云集，诗人李白、杜甫、卢照邻、高适、岑参、薛涛等均旅居成都。宋朝时期，成都经济文化更加发达，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等。宋元以后，成都为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明在四川设立布政使司，设所在成都。1654年，清顺治将四川布政使司改为四川省。1928年，国民政府置成都市为省辖市和四川省省会，时文化的繁荣便有“小巴黎”之称，即与享有文化盛誉的巴黎几乎相提并论。媒体是文化、经济、社会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民国时期，成都的主要报刊竟多达60余种，发达的程度亦是成都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的一个重要的考量。
       至于成都作为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的历史机遇，与抗战密切有关，即“现代中国因抗战而促进文明增长”，以此“来促进新中国的文艺复兴”（张大千语）。抗战期间，成都客观上成了中国危难时期的文化聚集地和文化发散的大本营，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名人荟萃于此，将观念、思想、艺术赋予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使之锦上添花，文化更加繁荣，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中值得关注的特殊文化现象。此外，由于“二战”引发的民族危亡感，文化救国成为文化人的一种热情表现，故当张大千把所临摹的敦煌壁画展示成都，即把20世纪的显学“敦煌学”形象展示在人们面前，而且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属性与种种同比性，于是成都沸腾了。一些文化机构和著名文化人把民族再造、中国文艺复兴的强烈感情和硕大希望寄予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并称《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唤起中国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文艺复兴将以此为蒿矢”，成都因此“此文艺复兴权舆肇于成都”，进而成为“中国文艺复兴翡冷翠城”，即“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祥地”。此舆论及相关内容成为成都主流媒体《中央日报》、《新新新闻》、《新中国日报》、《成都快报》（均发行特刊）、《国民通讯社》等的主旨，陈寅恪、蒙文通、冯汉骥、吴作人、林思进、谢无量等重量级学人纷纷著文。时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的郭有守〔19〕盛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成都旧有小巴黎之称。如果张大千能把他的作品都留在成都，至少在美术方面，成都以比巴黎无愧色。” 〔20〕四川省美术协会更是关注这次展览，不仅撰序，而且荟萃20余篇文章编著《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由西南印书局出版发行。其势空前：民众方面，参观展览者竟达12000余人；政府方面，省主席（兼省美术协会主席）张群、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分别撰文；文艺团体方面，四川省美术协会撰序并编著《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更是配合此盛举，推波助澜中国这一独特的、非凡的、突出的文化现象，让成都这座城市具有了特殊意义，即拥有了“翡冷翠城”——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这个特定概念和历史责任与崇高荣誉；同时，让中国拥有了与欧洲文艺复兴并驾齐驱的中国文艺复兴的国家话语权！
       目前，成都正在进行新型城市化建设，即努力丰富、完善“成都模式”，打造“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而成都所具有的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的历史意义便有了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支撑点，属于经营城市、发展城市的范畴。为此，成都应当格外珍惜历史赋予的这张与佛罗伦萨有等同意义的城市名片：文艺复兴的发祥地！
       四、中国文艺复兴“阶段论”的思考
       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震撼世界，之所以让恩格斯满怀激情为它发出“这是一次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的礼赞，是因为其发展过程跌宕起伏、精彩纷呈。而这个过程从14世纪肇始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到15世纪盛行欧洲，竟是如此的漫长与不易。自然，中国的文艺复兴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从必然王国一步跨进自由王国，它仍然需要一个波浪式发展和循序渐进的过程。据此，尊重事物发展的原理，我们可以把中国文艺复兴划分为以下3个阶段。
       第一阶段（初级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以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在成都展览为标志，从成都肇始，张大千、刘开渠、曹禺、梁思成、郭沫若、巴金、梅兰芳、徐悲鸿等艺术家为时代的领跑人物，其作品让我们看到中国文艺复兴肇始的曙光和星火燎原之势。20世纪50至70年代中期，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反右”、“文化大革命”等），致使发轫的中国文艺复兴一波三折。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中国文艺复兴从梦魇中苏醒，迎来“文艺的春天”，新时期文艺伊始，产生了一批诸如《班主任》（刘心武著）、《父亲》（罗中立作）等一批反思和现实主义的作品。随之，各种文化艺术思潮涌动，呈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之势。
        第二阶段（中级阶段），以21世纪为标志，盛行中华大地，特别是今天中国的迅速崛起所体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先进，以及所反映的社会新文化、新政治、新经济要求，体现了人们理性思考与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具体为：一是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包括复兴与创新内容）的提出和格局的逐渐形成；二是信息化、数字化革命带来的中国现代化，中国步入了创意时代；三是经济发展，中国迈入了工业化中期，领跑世界排名第二；四是法制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五是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以创新为时代标志；六是人文精神的不断发扬，人本思想的不断解放，人本主义的不断倡导，失衡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回归，特别表现在“5?12”汶川特大地震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靠前指挥，社会“公民精神”演绎的大爱无疆、感恩体现、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等，如，震后一周的全国默哀三分钟与中央电视台“5?12”的赈灾晚会，感天动地，催人泪雨，很好地诠释和展示了中华民族凝聚的力量和人文精神的感召，美国《时代》周刊在2008年5月22日为之发表了《被唤醒的中国》。
第三阶段（高级阶段），以第二阶段（中级阶段）发展到一个高度为标志。这个阶段，具有更为丰厚和广阔的物质、精神基础，并能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这个阶段，正是我们深深冀盼和孜孜追求的！

       五、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文艺复兴肇始于1944年1月，发祥地在成都，标志是《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对中华文化遗存敦煌壁画的“复现与重新被模仿研究”。通过五十多年的不断发展，中国文艺复兴逐步盛行中华大地，其标志是当今中国的迅速崛起，步入一个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创意时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人本思想的解放等均达到相当高度，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即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欧洲文艺复兴是指14世纪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兴起，于15世纪在欧洲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它所带来的科学与艺术革命，揭开了现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其具体表现是：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意大利佛罗伦萨作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在诗歌、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各方面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代表人物众多，如拉斐尔、提香、米开朗基诺、塞万提斯等，其中莎士比亚、但丁、达?芬奇被称为“文艺复兴三巨人”。文艺复兴被认为是现代开端，代表了理性思考和思想的巨大变化。文艺复兴的实质：既是“古典文化的再生”，又是“近代文化的开端”；既是“复兴”，又是“创新”。“文艺复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是新文化，也是当时社会的新政治、新经济要求的反映。
     〔2〕《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刘军宁文，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2日。
     〔3〕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马辛），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4〕李长之(1910—1978)，原名李长治、李长植，山东利津人。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两年后转哲学系。1934年后曾主编或创办《清华周刊》文艺栏、《文学评论》双月刊和《益世报》副刊。1936年出版《鲁迅批判》—书，产生影响。历任京华美术学院、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的教职。1940年任教育部研究员。1944年主编《时与潮》副刊。抗战胜利后，随编译馆由重庆北碚迁南京，主编《和平日报》副刊，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化艺术的批评。重要的著作有《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梦雨集》等。
     〔5〕刘开渠(1904－1993)中国现代雕塑大师，杰出的艺术教育家。1927年8月，考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从师法国著名雕塑家让?朴舍教授，并选入其工作室当助手。1933年6月，回国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浙江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 1949年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建国以后，刘开渠曾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中国美术馆馆长等职。其作品融中西雕塑手法于一炉。代表作有《抗日阵亡将士无名英雄纪念碑》、《孙中山纪念碑》、《蔡元培纪念碑》等纪念性雕塑。编撰出版有《中国古代雕塑集》、《刘开渠雕塑选集》、《刘开渠美术论文集》、《刘开渠雕塑集》等。
     〔6〕载《张大千敦煌壁画展览特集》，1944年5月由四川省美术协会编著、西南印书局印行。
     〔7〕“翡冷翠”（Firenze）,意大利中部城市佛罗伦萨(Florence)的意大利文。该城市是伟大诗人但丁的诞生地，托斯卡纳区首府。15至16世纪时，佛罗伦萨（翡冷翠）是欧洲最著名的艺术中心。1865－1871年，曾为意大利统一后的临时首都。城市地标是圣母百花大教堂。著名诗人徐志摩1925年游历佛罗伦萨（翡冷翠），曾写过《翡冷翠的一夜》抒情诗，在中国诗坛有广泛影响。作为指代欧洲文艺复兴起始地佛罗伦萨的“翡冷翠”一词，亦为时文化人所耳熟能详。
     〔8〕张群（1889－1990），字岳军，四川华阳（今成都）人，张大千至交。收藏家、学者、诗人。美国圣若望大学名誉法学博士、东吴大学荣誉文学博士。曾任四川省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民党中常委等职，1987年获中正勋章。著有《中日关系与美国》等书。
     〔9〕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原名张正权，又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斋名大风堂。张大千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影响的国画大师之一，无论是绘画、书法、篆刻、诗词、鉴定、理论、美食、烹饪、园艺、建筑、敦煌学、旅游、收藏、摄影、经营、玩（票戏、奇石等）等均无所不通。 20世纪30年代便享有“南张（大千）北溥（儒）”、“南张北齐（白石）”、“五百年来第一人”等盛誉。1941年，张大千率门人、子侄万里投荒赴敦煌。在近三年时间中，他对敦煌石窟编号，考察壁画时代与风格，编撰《莫高山石窟记》一书，临摹壁画若干。现存作品（含粉本和勾本）1000余幅，影响蜚声寰宇。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宇宙难容一大千”、“中国文化的使者”、“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等评价。
     〔10〕同〔6〕。
     〔11〕《美协会昨庆祝美术节张大千演讲》，载成都《新新新闻》，1944年3月26日。
     〔12〕常书鸿(1904—1994) ，1933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新古典主义画家、法兰西艺术院院士劳朗斯画室学习。1934年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作品《裸妇》获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并被收藏于里昂国立美术馆。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法国肖像画家协会会员。1936年秋回国任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系主任。1942年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副主任。1943年3月到敦煌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相继任所长、院长，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有“敦煌的保护神”之誉。
     〔13〕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国学大师。 傅斯年评价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其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14〕《敦煌采情》，汪毅文，载《散文》1995年第2期、《丝绸之路》1994年第6期。
     〔15〕载《敦煌大梦》，王家达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16〕同〔15〕。
     〔17〕详见汪毅文《初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与成都系中国文艺复兴发祥地》，载《张大千的世界研究》，四川美术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
     〔18〕成都（Chéngdū），简称“蓉”，别称“锦城”、“锦官城”，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 ”，四川省省会，中国副省级城市之一，四川省政治、经济、文教中心，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单列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西南地区中心城市。1993年，成都被国务院确定为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及通信枢纽，经济发展水平中西部第一，综合实力在中西部居首位。2008年被国家确定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2009年，世界优秀旅游目的地城市中心授予成都“世界优秀旅游目的地城市”称号。
      〔19〕郭有守（1901—1978），字子杰，四川资中人。18岁时就考入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公费派往法国巴黎大学留学，获得文学（一说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巴黎留学期间曾与徐悲鸿、张道藩等人组织文学艺术团体“天狗会”。归国后曾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二科科长，后转任四川省教育厅厅长。
      〔20〕《艺术上的一件大事》，郭有守文，载《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1944年5月由四川省美术协会编著、西南印书局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