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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内务府刻书处--武英殿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清宫内务府刻书处--武英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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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中刻书最早始于入关之前,顺治三年(1646年)修成《大清律》,同年刊板,次年颁行全国,这是目前所知清代入关后宫廷最早的刻书地点之一。刻书地点仍在明朝刻书处“经厂”,利用原有工匠承办。“故其格式与经厂本小异而大同”(《清代殿本书始末记》)。康熙十二年(1673年)敕廷臣利用前“经厂”《文献通考》及《性理大全》营书板在武英殿修补、整理后刷印行世,两书卷前均冠有圣祖御制序。据《清宫述闻》记载:“康熙十九年始以武英殿内左右廊房,共六十二楹,焉修书处,掌刊印、装璜书籍之事”。另据咸丰十二年《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武英殿修书处”条下记载:“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奉旨设立修书处,由内务府王大臣把其成,下设兼管司员二人,以内务府官员兼任。下又设正监造员外郎一人,副监造、副内管领一人,委署主事一人。库掌三人,委署库掌六人。设有书作,刷印作。书作司界划、托裱等职;刷印作管理写样、刊刻、刷印、摺配、装订等职。有拜唐阿十九名,委署领催四名。另设匠役若干,分别为书匠、界划匠、平书匠等,共八十四人,分办各作之事”。由此可知,康熙十九年武英殿修书处已正式成为清代宫廷专门修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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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位于西华门内,熙和门西,“殿厂五楹,丹墀东西阶九极。其东配殿曰凝道,西配殿曰焕章,后殿称敬思。殿之东北为恒寿斋,西北为浴德堂。”(《清宫述闻》)清代官刻书籍几乎全部集中于此。但也有地方政府受皇帝之命刊刻书籍的,如二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两淮监政曹寅奉敕刊印的《全唐持》等书,也被列入内府本。因武英殿修书处由内务府领导,并由内移府出资,所以总称“内府刻书”,又因为内务府刻书以武英殿为刻书中心,故又统称为“武英殿本”,简称“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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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刻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为历代宫廷刻书所不及。明代的“经厂”刊刻书籍数量有限,质量上如叶德辉《书林清话》中云:“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明宫廷刻书由文化较低的宦官把持,所刻书籍校勘失误较多,而武英殿刊刻的书籍,多为高极翰林所为,故校刊精湛。据《历代刻书考述》统计:“内府刻书以单刻计算,大钓有六百三十三种,五万四千零三十六卷”,数字十分可观。此外,宫中还设有多处修书处所,如:蒙养斋专修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的书籍;佩文、渊鉴二斋专修经史、文学方面的书籍;还有专门从事翻译满文、蒙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方面的处所,如“清文字经馆”,满文《大藏经》便是在此译成的,以及“实录馆”、“圣训馆”、“玉牒馆”、“方略馆”、“国史馆”等等。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在位的六十年时间里,各种书籍的纂修从未停止过,每年都有新书问世,《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为了将一些敕撰本纳入《四库全书》,甚至出现了十六种书籍同时编修的情况。可见当时宫中刊修书籍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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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所刊刻的书籍雕板、刷印、装璜都非常精美。康熙一朝刻书多采用精致的锦连纸,坚韧洁白。字体上采用仿宋字,也称方体字;或采用软体字,又称楷体字,用两种字体雕板。所刻书板“虽杂出众手必斠若画一”(《清殿本书始末记》),而且挺秀工整,秀美洒脱,风格各异,将书法艺术舆雕刻艺术融为一体,世称“康版”。清代著名学者金植《不下带编》卷四中有“康版,更在宋版书之上矣”的评价。如御定《全唐诗》、《七经》等书都是用软体字刻印的,《佩文斋书籍谱》、《历代持诗余》、《康熙字典》、《渊鉴类函》等书都是用仿宋字刻印的,这些书籍都是精工细刻,纸精墨妙,装璜考究,堪称精品。雍正朝所刻的《律历渊源》,雍正六年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是用铜活字排版,书中大量的插图都是由当时著名的画家和优秀的刻工合作完成。以四色套印的《御制唐宋文醇》、(御制唐宋诗醇》及五色套印本的《劝善金科》,在刊刻、刷印、装璜工艺上都连到了较高水平。乾隆三十八年后,用木活字排板印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四种,在刊印过程中对各种工艺有所改进,改变了元朝王桢先在一整板上刻字,再锯为活字的旧方法,而是先锯好大小相同的木子,然后贴上字样刻字。以木活字摆印书籍,省工省费,乾隆皇帝赐名“聚珍”,并题诗十韵称讼。主持雕印该书的大臣金简总结印书经验,著有《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对当时及后期的出版事业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乾隆皇帝对校镌经史板片除下的零头短片非常珍惜,命仿古人巾箱之式,雕刻袖珍板丛书十种。嘉庆四年刻《续纂大清一统志》,工料愈逊,九年纂《熙朝雅颂集》,特谕浙江巡府阮元刊进,亦不如乾隆初年诸殿本。“道光、咸丰两朝天下多故,稽古右文万几无暇”(《清殿本书始末记》)。同治朝武英殿刻书基本停止。“光绪一朝,初敕纂七省方略,为省费计,由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以西法铅铸活字排印成书”。武英殿刻书处到此时已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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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皇帝封武英殿遣存下的书籍、画板非常重视,十九年五月上谕“武英殿御书处书籍版片,积年刊刻不易,若任其残缺漫漶,殊为可惜,著逐一查点,其颁行有用之书,如版片间有缺坏,应即补刻齐全”(《清仁宗睿皇帝圣训》)。嘉庆以后,宫中藏书管理混乱,武英殿所藏书籍书版失窃日趋严重。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发生一起大火,所藏书籍、书板、印刷工具等惨遭毁灭。《清穆宗实录》记载:“六月二十日晚,西华门内武英殿不戒于火,延烧至三十余间····”可见损失之大,相传火灾起因在于武英殿书籍“久被盗窃,典守者假火逃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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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英殿刷印的书籍,除满足皇帝御览、宫内陈设、奖励臣民外,还颁行各省官府,书院等。乾隆三十九年奏准,“凡聚珍馆摆印各书,刷印连四纸书五部,竹纸书十五部,以以备陈设,又刷印竹纸书三百部,发交江南、江西、浙江、广东、福建五省通行。”由此可见,殿本书籍颁行较广,印数不少。但经遇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存世已日见稀少。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现仍藏有殿本书籍七二二部,二一八九一册,武英殿所雕刻书板十多万块,其中包括著名的满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的经板,这些书籍与书板的存世已非常珍贵,对研究清代文化、清代宫廷刻书等都是宝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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