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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生活 艺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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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的辨認，主要可分原料、形制兩個方面。漢晉以來，從麻料推廣到楮、桑、竹等料,也還有檀皮以至稻草等等其它的物質，因時因地而異的應用著。各別的如文獻記載上所講到的東晉剡藤(1)，則還沒有見到過實物。其次是尺度、簾紋、絲紋的變化以及用來作書畫時加工的漿、灑粉、熨蠟、打金、染色(包括染黃檗水防蠹)等技術形制的逐漸增多和提高，這些事物的發展變化，在兩晉到唐、宋時代，特別顯著而段落分明，因此依靠它來附帶斷定書畫的年代，起的作用也更大。
自然物的“老化”，也有它的一定變化規律，紙質當然不能例外，這也是幫助判別書畫時代早晚的一個可靠的標誌，但中間還要考慮到保護得好與不好的問題。好的雖暗也比較好一些，亮的當然更亮了。反之，可以類推。但新的腐爛和古的完整，還是有一定的不同現象，仔細捉摸可以區別開來的。
漢晉古紙，所見都用麻料，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魚網等廢舊東西所做的再生物，也有用生麻的，北方多用大麻，南方多用苧麻，它的特點是纖維較粗，纖維束成圓股形，有時見木質素，紙面無毛，纖維發暗無光。早期用稀布來抄製，因此有布紋而不見簾、絲紋。(已經裝表過的書畫紙，這方面不易看清，因此難辨認)。古紙尺度較矮，所見晉紙，大都高頭在24公分(合漢尺一尺)左右。製作也往往比較粗糙，因之“纖維束”亦較多。麻紙不蠹，也是一個特徵。如西晉陸機“平復帖”傳世名跡，就符合這樣的質料、形制特徵，並有新疆出土的前涼建興(即西晉愍帝年號)卅六年(西元348年)文書殘紙可為輔證。老化程度也較深，暗敝已極。簾、絲紋看不清楚，也可能還是用布來抄製的。
東晉(江南地區)傳說有剡(今浙江嵊縣)藤紙，現在只聞其名，不見其物，也可能是覿面而不相識。譬如說因為看不到“纖維束”或木質素等特點，以至到目前還不能認清其造紙原料的王珣“伯遠帖”，是否就有用藤紙的可能呢?(必須經過化驗來證明它)。此帖高頭24.5公分，附合晉紙尺度。簾、絲紋也看不清。質不細而表面砑光;老化程度僅次於陸帖，有蛀蝕孔，可見不是麻料。那時中原和北方地區所有的寫經，見到的都是麻紙，尺度亦全矮，抄製已用竹簾，簾紋較粗，絲紋距離約二指寬。
隋、唐、五代書畫用紙，也大都是麻料，但極少數的楮皮、桑皮料，已開始出現於寫經卷中(2)。楮皮的特點是纖維較細，,“纖維束”成扁片形，微有紙毛，纖維亦暗。桑皮的特點是纖維發亮，紙面容易起毛，“纖維束”亦為扁片形。尺度稍高，一般可至27公分左右，有中等簾紋(即較細了)出現。所見初唐貞觀廿二年僧國詮書“善見律”，麻料染黃蘗一一即“硬黃紙”，纖維勻細,(主要是紙漿能搗細，竹簾也造得細了)，表面光滑，質地堅韌，唐代較好的“硬黃”經卷,基本上大都是一致的。還有中唐杜牧書“張好好詩”,韓滉畫“五牛圖”二卷都是麻紙，硾極光滑,“五牛圖”表面有硬皮層，似曾入蠟，更見精美，尺度均在29公分以下。製作技巧，較漢晉時代顯然大有進步了。五代紙所見有楊凝式“神仙起居法”卷以及寫經等，也都是麻紙。楊卷高27公分，簾紋較粗。傳說同時南唐國的“澄心堂宮紙”則用楮料(3)，但沒有認識到是怎樣的東西。
宋代開始大量用楮、桑等皮料製紙，更有檀、竹等料出現。檀皮特點大致同於桑。竹料纖維最細，光亮無毛,“纖維束”成硬刺形，圜轉處也見稜角。竹子堅硬，最難製漿，所以出現在紙中最晚。宋人趙希鵠的“洞天清錄集”中說：“二王真跡多是會稽豎紋竹紙”,現在不但實物未曾見到，按造紙技術的發展情況看來，恐怕晉代是造不出來的。我們看到的宋人臨仿二王書如“雨後”、“中秋”等帖，到全是竹紙上寫的，我以為趙氏所據大概就是這類的偽本。“雨後”高26公分，“中秋”高27公分，也不符合晉紙尺度。又因南宋剡地盛產竹紙(4)，所以他就提出這個謬論了。所見南宋初李建中書“同年帖”(<六帖>之一)是較為粗糙的楮皮紙，中等簾紋，是楮紙的較早期現象。尺度高至31.3公分，寬42公分，後接砑花一一水紋紙一條，這是見到最早的砑花牋。中期米芾書紙中，更看到用上各式各樣的質料，如“詩牘冊”中“淡墨秋山詩”頁，是楮皮紙；“高氏三圖詩”頁,是麻、楮混合紙;“盛制帖”(即“天啟”親帖,“寒光二帖”之一)是楮竹混合或純竹紙，又大都加工硾光。“苕溪詩”卷也是楮紙，高30公分，細簾紋，質不太細，又有意灑入麻筋，但表面薄粉砑光極滑，非常托墨，可稱精製。米氏有“評紙帖”(即“十紙說”)中間談到的原料有麻、桑、竹等物；產地有越——由拳、六合、川、河北、福州、饒州等處，製作加工有硾、漿等法。可見他是極講究用紙的。又見宋徽宗草書“千字文”卷:一紙長到三丈餘，硃紅地描雲龍紋極細，製作和加工的技巧，達到驚人的程度了。紙的製作和加工的精粗，除了時代發展的必然規律以外，還有用者一一如宮廷中或較講究工具的人的關係，此外則地區也有不同情況(見後)，這是必須要面面考慮到的。南宋紙尺度更高，如咸淳間僧法常的“水墨寫生”卷；高頭47公分，桑或檀皮料，纖維光亮，製作精潔。較少見纖維束，簾紋較細，砑、漿滑熟，不易走墨，這是最好的宋宣紙。宋經紙除了也用楮皮以外，所見還有用麻料的，大都是江南的產物——如南宋海鹽、金粟山大藏經等，同時北方一一金國的紙造作就粗糙得多。高麗製紙開始見於“宣和裝”手卷拖尾一一如杜牧書“張好好詩”卷後，所謂蠶繭紙，實在就是桑皮製成，因纖維極亮，以致誤謂絲質了。高麗紙簾紋粗，紙質厚，表面光滑潔白，但有長紙毛。一直到在中國明代輸入的，大致變化還不太大。
元、明以來，紙的質地種類大致全備，形制也基本上到了完全成熟時期，除了個別有些特製的形式(包括各種加工)以外，在書畫紙中大致已經不易斷劃前後。元紙與宋紙更難分別，好得以後對書畫的鑑定重點在於斷人，必須以筆墨本身為主要對象，已不大需要多依靠輔證了。當然在宋元以來偽造的晉唐五代書畫，還是可以從這方面來取得印證，解決其真偽的。(如上述“中秋”等帖，就是一例；較近代的臨撫本，當然紙質更新也更異)。
書畫紙所見元以前的大都不走墨，似乎都比較熟些，但和明清以來的膠礬熟紙又不大一樣。其中有原料的關係一一如麻料即不易走墨，有的則因拖漿、灑粉自然變熟。生紙緊硾也能起到凝墨的作用，在米芾的書紙中，就能看到，他的“評紙帖”中也有所闡說。元人畫也可以見到不漿而較熟的紙張。清人用宣紙帶熟的一般大都是用漿水拖過(用古紙的例外)，有製得太熟(即漿水太濃)的，易使墨色灰暗沒有光彩。濃膠礬紙更厲害。這是宋元和更早的書畫紙中所見不到的。走墨較厲害的生宣紙，在明代沈周、陳道復的畫中，開始見到一些。萬曆間徐渭的潑墨花卉中用得較多。到清康熙間的朱耷，僧元濟以至乾隆以來的李鱓、李方膺、鄭燮等人的水墨粗筆畫上用的更多，這與畫派有關，因為寫意畫要它走墨溶洽，以免呆滯。但從晚清到近代，則不問何種畫派的書畫，全都用上了生宣紙了。
各種特式（包括加工的）製紙，也有時代或用途的不同，例如“硬黃”紙始見於唐代，寫經摹帖多用著它(4)，宋經冊中還能得見，元以來就絕跡了。宋趙希鵠又說:“今世所見二王真跡，或用硬黃紙，皆唐人仿書。”是不錯的。砑花牋始見於宋初(見前)，大都是用之於尺牘中，在明代還有闊幅的蠟光砑花牋牘看到。明代中期尺牘中又有一種黃色，蘭色的布紋紙，所見以嘉靖間文征明等人的書劄中為較多，萬曆以來也就沒有了。明宣德朝“內府”書畫紙(在“宣宗”朱瞻基自己書畫中見到)是一種近似宋高麗牋式的桑皮紙，簾紋比高麗牋較細，潔白光潤，但紙質不堅，不及宋牋遠甚。清康熙時王原祁有時也用此紙作畫，這是舊紙後畫的例證。晚明董其昌喜用高麗鏡面牋作書畫，特為光滑托墨，比宋製略有不同，但並不容易著筆。清乾隆、嘉慶時金農、羅聘有時用闊羅紋紙或半熟的水紅色牋作書畫，這更是少數人的特例，略舉一二，遺漏尚多。金牋始見於明成化以來，有塊金、灑金(有的是極稀的小金塊)等形制，也用在摺扇中。稍晚則有泥金扇出現一一如文征明等人的書畫中已能見到。約在天啟、崇禎年間則有大幅泥金牋屏、軸，到清初一直流行著，晚清更普及到對聯上，一般用處並不太廣。早期的泥金大都是赤色的，淡金(俗名叫它“洋金”)要到清嘉、道以後才能看到。其他一些彩色粉牋、蠟牋(塗抹較厚)，描金、描銀，在康熙、乾隆以來的宮廷中普遍用來寫字，製作更為精美，嘉、道之後，品質就大差了。同時外邊也有使用的。這一類的紙表面全為彩色粉蠟所掩蓋，纖維、簾紋都看不清楚，所以判斷時代，要從加工方面著眼，紙的本質，倒難區分了。
下麵再談談我個人從看紙的角度上出發對鑑別古書畫的斷代問題的一些極粗淺的體會，並提出一個希望。
一、粗淺的體會:
(1)增強了對過去比較正確的古書畫實物斷代的信心。例如過去對西晉陸機“平復帖”，唐杜牧書“張好好詩”，韓滉“五牛圖”(不論作者如何)一直認為是晉唐真物；又如對所謂東晉王獻之“中秋帖”，唐孫過庭書“景福殿賦”，一直認為前者是北宋米市臨寫，後者本來是南宋人書(中避南宋皇帝的“名諱”可證)而為後人誤定的。現在又認清了“平復”至“五牛”都是麻料古制;“中秋”、“景福”,一則竹紙，一則桑皮；全都符合晉、唐用麻，宋代開始盛行桑、竹造紙的演進規律。可見以前對那幾件書畫的鑑別是沒有多大錯誤的。
(2)消除了過去的一些猶豫疑慮，獲得了比較正確的斷代。例如：對所謂東晉王羲之“雨後帖”，過去從筆法來看雖已定為後人仿書，但為唐(因其紙略似“硬黃”，實非)、為宋仍不能一決。現在驗為竹料製紙，則非唐是宋，可以肯定的了。
(3)明瞭古偽帖的紙質有符合與不符合時代的區別。例如所謂東晉王獻之書“東山松帖”,所用象麻紙，形質較古，非晚唐五代以後物；但從書法上看，則確是北宋米芾刻意臨橅之筆，因此只能說是米氏用古紙作偽，所以書法雖也學古，仍不能是真古書。相反的“中秋帖”卻用竹紙，書法更全露米芾本相，可能是他隨便臨寫的東西，當時並非有意作假，因此用新紙而不用古紙，兩者到是符合的。至於所謂唐顏真卿“湖州帖”雖用麻紙，但書法奔放，全是米法，紙古書新，又是一格。以上三帖，就有三種不同的典型，但都不害為宋人偽作，不能因其紙質、書體的變幻而異其斷代的。
最後還提出一些希望，即希望古紙研究的專家們，進一步幫助我們搞清楚東晉和南唐紙的質料、形制問題。前者的研究重點是“剡藤紙”，後者則為“澄心堂紙”；前者尚明確有藤質（麻料一般同時在使用）；後者連什麼原料都還在探討之中(6)。
剡藤紙的辨認，我個人寄期望於王珣“伯遠帖”，更希望將來發掘地下寶藏一一如武則天墓中可能有些東晉人書牘會出現。“澄心堂紙”則因宋人早有仿造，更難區辨。李公麟自運白描(6)畫所用的為真澄心還是仿澄心，即使見到李畫真跡，也無法斷定。至於另一愛用澄心堂紙作畫的南唐徐熙(7)，到今天連他的作品面貌如何都還不能明瞭，更談不到要靠它來反證“澄心”紙式了。
當然我們一定要大家來合力發掘研究，那些模糊的概念，最後終能獲得澄清的。
(1)最早的剡藤紙記載,見於唐李肇《國史補·卷下》:“紙則有越之剡藤”。
(2)北京圖書舘藏有隋開皇廿年桑皮紙上寫的“波羅蜜經”，和唐開元年間楮皮紙上寫的“無上秘要”卷，潘先生曾予化驗過。
(3)宋梅堯臣《宛陵集》中有“答宋學士次道寄澄心堂紙百幅”詩中有句云:“寒溪浸楮舂夜月”。知此纸用的是楮料，但梅氏所论，是否就是南唐製法，还待研究。
(4)宋赵希鵠《洞天清禄集》:“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蘖，取其辟蠹”。
(5)见同(3)。
(6)见《图绘宝鑑》李传一一元夏文彥辑。
(7)见《画鑑》——元汤垕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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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紙研究的筆錄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古紙研究的筆錄
1973.1.20
紙的辨認，主要可分原料、形制兩個方面。漢晉以來，從麻料推廣到楮、桑、竹等料,也還有檀皮以至稻草等等其它的物質，因時因地而異的應用著。各別的如文獻記載上所講到的東晉剡藤(1)，則還沒有見到過實物。其次是尺度、簾紋、絲紋的變化以及用來作書畫時加工的漿、灑粉、熨蠟、打金、染色(包括染黃檗水防蠹)等技術形制的逐漸增多和提高，這些事物的發展變化，在兩晉到唐、宋時代，特別顯著而段落分明，因此依靠它來附帶斷定書畫的年代，起的作用也更大。
自然物的“老化”，也有它的一定變化規律，紙質當然不能例外，這也是幫助判別書畫時代早晚的一個可靠的標誌，但中間還要考慮到保護得好與不好的問題。好的雖暗也比較好一些，亮的當然更亮了。反之，可以類推。但新的腐爛和古的完整，還是有一定的不同現象，仔細捉摸可以區別開來的。
漢晉古紙，所見都用麻料，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魚網等廢舊東西所做的再生物，也有用生麻的，北方多用大麻，南方多用苧麻，它的特點是纖維較粗，纖維束成圓股形，有時見木質素，紙面無毛，纖維發暗無光。早期用稀布來抄製，因此有布紋而不見簾、絲紋。(已經裝表過的書畫紙，這方面不易看清，因此難辨認)。古紙尺度較矮，所見晉紙，大都高頭在24公分(合漢尺一尺)左右。製作也往往比較粗糙，因之“纖維束”亦較多。麻紙不蠹，也是一個特徵。如西晉陸機“平復帖”傳世名跡，就符合這樣的質料、形制特徵，並有新疆出土的前涼建興(即西晉愍帝年號)卅六年(西元348年)文書殘紙可為輔證。老化程度也較深，暗敝已極。簾、絲紋看不清楚，也可能還是用布來抄製的。
東晉(江南地區)傳說有剡(今浙江嵊縣)藤紙，現在只聞其名，不見其物，也可能是覿面而不相識。譬如說因為看不到“纖維束”或木質素等特點，以至到目前還不能認清其造紙原料的王珣“伯遠帖”，是否就有用藤紙的可能呢?(必須經過化驗來證明它)。此帖高頭24.5公分，附合晉紙尺度。簾、絲紋也看不清。質不細而表面砑光;老化程度僅次於陸帖，有蛀蝕孔，可見不是麻料。那時中原和北方地區所有的寫經，見到的都是麻紙，尺度亦全矮，抄製已用竹簾，簾紋較粗，絲紋距離約二指寬。
隋、唐、五代書畫用紙，也大都是麻料，但極少數的楮皮、桑皮料，已開始出現於寫經卷中(2)。楮皮的特點是纖維較細，,“纖維束”成扁片形，微有紙毛，纖維亦暗。桑皮的特點是纖維發亮，紙面容易起毛，“纖維束”亦為扁片形。尺度稍高，一般可至27公分左右，有中等簾紋(即較細了)出現。所見初唐貞觀廿二年僧國詮書“善見律”，麻料染黃蘗一一即“硬黃紙”，纖維勻細,(主要是紙漿能搗細，竹簾也造得細了)，表面光滑，質地堅韌，唐代較好的“硬黃”經卷,基本上大都是一致的。還有中唐杜牧書“張好好詩”,韓滉畫“五牛圖”二卷都是麻紙，硾極光滑,“五牛圖”表面有硬皮層，似曾入蠟，更見精美，尺度均在29公分以下。製作技巧，較漢晉時代顯然大有進步了。五代紙所見有楊凝式“神仙起居法”卷以及寫經等，也都是麻紙。楊卷高27公分，簾紋較粗。傳說同時南唐國的“澄心堂宮紙”則用楮料(3)，但沒有認識到是怎樣的東西。
宋代開始大量用楮、桑等皮料製紙，更有檀、竹等料出現。檀皮特點大致同於桑。竹料纖維最細，光亮無毛,“纖維束”成硬刺形，圜轉處也見稜角。竹子堅硬，最難製漿，所以出現在紙中最晚。宋人趙希鵠的“洞天清錄集”中說：“二王真跡多是會稽豎紋竹紙”,現在不但實物未曾見到，按造紙技術的發展情況看來，恐怕晉代是造不出來的。我們看到的宋人臨仿二王書如“雨後”、“中秋”等帖，到全是竹紙上寫的，我以為趙氏所據大概就是這類的偽本。“雨後”高26公分，“中秋”高27公分，也不符合晉紙尺度。又因南宋剡地盛產竹紙(4)，所以他就提出這個謬論了。所見南宋初李建中書“同年帖”(<六帖>之一)是較為粗糙的楮皮紙，中等簾紋，是楮紙的較早期現象。尺度高至31.3公分，寬42公分，後接砑花一一水紋紙一條，這是見到最早的砑花牋。中期米芾書紙中，更看到用上各式各樣的質料，如“詩牘冊”中“淡墨秋山詩”頁，是楮皮紙；“高氏三圖詩”頁,是麻、楮混合紙;“盛制帖”(即“天啟”親帖,“寒光二帖”之一)是楮竹混合或純竹紙，又大都加工硾光。“苕溪詩”卷也是楮紙，高30公分，細簾紋，質不太細，又有意灑入麻筋，但表面薄粉砑光極滑，非常托墨，可稱精製。米氏有“評紙帖”(即“十紙說”)中間談到的原料有麻、桑、竹等物；產地有越——由拳、六合、川、河北、福州、饒州等處，製作加工有硾、漿等法。可見他是極講究用紙的。又見宋徽宗草書“千字文”卷:一紙長到三丈餘，硃紅地描雲龍紋極細，製作和加工的技巧，達到驚人的程度了。紙的製作和加工的精粗，除了時代發展的必然規律以外，還有用者一一如宮廷中或較講究工具的人的關係，此外則地區也有不同情況(見後)，這是必須要面面考慮到的。南宋紙尺度更高，如咸淳間僧法常的“水墨寫生”卷；高頭47公分，桑或檀皮料，纖維光亮，製作精潔。較少見纖維束，簾紋較細，砑、漿滑熟，不易走墨，這是最好的宋宣紙。宋經紙除了也用楮皮以外，所見還有用麻料的，大都是江南的產物——如南宋海鹽、金粟山大藏經等，同時北方一一金國的紙造作就粗糙得多。高麗製紙開始見於“宣和裝”手卷拖尾一一如杜牧書“張好好詩”卷後，所謂蠶繭紙，實在就是桑皮製成，因纖維極亮，以致誤謂絲質了。高麗紙簾紋粗，紙質厚，表面光滑潔白，但有長紙毛。一直到在中國明代輸入的，大致變化還不太大。
元、明以來，紙的質地種類大致全備，形制也基本上到了完全成熟時期，除了個別有些特製的形式(包括各種加工)以外，在書畫紙中大致已經不易斷劃前後。元紙與宋紙更難分別，好得以後對書畫的鑑定重點在於斷人，必須以筆墨本身為主要對象，已不大需要多依靠輔證了。當然在宋元以來偽造的晉唐五代書畫，還是可以從這方面來取得印證，解決其真偽的。(如上述“中秋”等帖，就是一例；較近代的臨撫本，當然紙質更新也更異)。
書畫紙所見元以前的大都不走墨，似乎都比較熟些，但和明清以來的膠礬熟紙又不大一樣。其中有原料的關係一一如麻料即不易走墨，有的則因拖漿、灑粉自然變熟。生紙緊硾也能起到凝墨的作用，在米芾的書紙中，就能看到，他的“評紙帖”中也有所闡說。元人畫也可以見到不漿而較熟的紙張。清人用宣紙帶熟的一般大都是用漿水拖過(用古紙的例外)，有製得太熟(即漿水太濃)的，易使墨色灰暗沒有光彩。濃膠礬紙更厲害。這是宋元和更早的書畫紙中所見不到的。走墨較厲害的生宣紙，在明代沈周、陳道復的畫中，開始見到一些。萬曆間徐渭的潑墨花卉中用得較多。到清康熙間的朱耷，僧元濟以至乾隆以來的李鱓、李方膺、鄭燮等人的水墨粗筆畫上用的更多，這與畫派有關，因為寫意畫要它走墨溶洽，以免呆滯。但從晚清到近代，則不問何種畫派的書畫，全都用上了生宣紙了。
各種特式（包括加工的）製紙，也有時代或用途的不同，例如“硬黃”紙始見於唐代，寫經摹帖多用著它(4)，宋經冊中還能得見，元以來就絕跡了。宋趙希鵠又說:“今世所見二王真跡，或用硬黃紙，皆唐人仿書。”是不錯的。砑花牋始見於宋初(見前)，大都是用之於尺牘中，在明代還有闊幅的蠟光砑花牋牘看到。明代中期尺牘中又有一種黃色，蘭色的布紋紙，所見以嘉靖間文征明等人的書劄中為較多，萬曆以來也就沒有了。明宣德朝“內府”書畫紙(在“宣宗”朱瞻基自己書畫中見到)是一種近似宋高麗牋式的桑皮紙，簾紋比高麗牋較細，潔白光潤，但紙質不堅，不及宋牋遠甚。清康熙時王原祁有時也用此紙作畫，這是舊紙後畫的例證。晚明董其昌喜用高麗鏡面牋作書畫，特為光滑托墨，比宋製略有不同，但並不容易著筆。清乾隆、嘉慶時金農、羅聘有時用闊羅紋紙或半熟的水紅色牋作書畫，這更是少數人的特例，略舉一二，遺漏尚多。金牋始見於明成化以來，有塊金、灑金(有的是極稀的小金塊)等形制，也用在摺扇中。稍晚則有泥金扇出現一一如文征明等人的書畫中已能見到。約在天啟、崇禎年間則有大幅泥金牋屏、軸，到清初一直流行著，晚清更普及到對聯上，一般用處並不太廣。早期的泥金大都是赤色的，淡金(俗名叫它“洋金”)要到清嘉、道以後才能看到。其他一些彩色粉牋、蠟牋(塗抹較厚)，描金、描銀，在康熙、乾隆以來的宮廷中普遍用來寫字，製作更為精美，嘉、道之後，品質就大差了。同時外邊也有使用的。這一類的紙表面全為彩色粉蠟所掩蓋，纖維、簾紋都看不清楚，所以判斷時代，要從加工方面著眼，紙的本質，倒難區分了。
下麵再談談我個人從看紙的角度上出發對鑑別古書畫的斷代問題的一些極粗淺的體會，並提出一個希望。
一、粗淺的體會:
(1)增強了對過去比較正確的古書畫實物斷代的信心。例如過去對西晉陸機“平復帖”，唐杜牧書“張好好詩”，韓滉“五牛圖”(不論作者如何)一直認為是晉唐真物；又如對所謂東晉王獻之“中秋帖”，唐孫過庭書“景福殿賦”，一直認為前者是北宋米市臨寫，後者本來是南宋人書(中避南宋皇帝的“名諱”可證)而為後人誤定的。現在又認清了“平復”至“五牛”都是麻料古制;“中秋”、“景福”,一則竹紙，一則桑皮；全都符合晉、唐用麻，宋代開始盛行桑、竹造紙的演進規律。可見以前對那幾件書畫的鑑別是沒有多大錯誤的。
(2)消除了過去的一些猶豫疑慮，獲得了比較正確的斷代。例如：對所謂東晉王羲之“雨後帖”，過去從筆法來看雖已定為後人仿書，但為唐(因其紙略似“硬黃”，實非)、為宋仍不能一決。現在驗為竹料製紙，則非唐是宋，可以肯定的了。
(3)明瞭古偽帖的紙質有符合與不符合時代的區別。例如所謂東晉王獻之書“東山松帖”,所用象麻紙，形質較古，非晚唐五代以後物；但從書法上看，則確是北宋米芾刻意臨橅之筆，因此只能說是米氏用古紙作偽，所以書法雖也學古，仍不能是真古書。相反的“中秋帖”卻用竹紙，書法更全露米芾本相，可能是他隨便臨寫的東西，當時並非有意作假，因此用新紙而不用古紙，兩者到是符合的。至於所謂唐顏真卿“湖州帖”雖用麻紙，但書法奔放，全是米法，紙古書新，又是一格。以上三帖，就有三種不同的典型，但都不害為宋人偽作，不能因其紙質、書體的變幻而異其斷代的。
最後還提出一些希望，即希望古紙研究的專家們，進一步幫助我們搞清楚東晉和南唐紙的質料、形制問題。前者的研究重點是“剡藤紙”，後者則為“澄心堂紙”；前者尚明確有藤質（麻料一般同時在使用）；後者連什麼原料都還在探討之中(6)。
剡藤紙的辨認，我個人寄期望於王珣“伯遠帖”，更希望將來發掘地下寶藏一一如武則天墓中可能有些東晉人書牘會出現。“澄心堂紙”則因宋人早有仿造，更難區辨。李公麟自運白描(6)畫所用的為真澄心還是仿澄心，即使見到李畫真跡，也無法斷定。至於另一愛用澄心堂紙作畫的南唐徐熙(7)，到今天連他的作品面貌如何都還不能明瞭，更談不到要靠它來反證“澄心”紙式了。
當然我們一定要大家來合力發掘研究，那些模糊的概念，最後終能獲得澄清的。
(1)最早的剡藤紙記載,見於唐李肇《國史補·卷下》:“紙則有越之剡藤”。
(2)北京圖書舘藏有隋開皇廿年桑皮紙上寫的“波羅蜜經”，和唐開元年間楮皮紙上寫的“無上秘要”卷，潘先生曾予化驗過。
(3)宋梅堯臣《宛陵集》中有“答宋學士次道寄澄心堂紙百幅”詩中有句云:“寒溪浸楮舂夜月”。知此纸用的是楮料，但梅氏所论，是否就是南唐製法，还待研究。
(4)宋赵希鵠《洞天清禄集》:“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蘖，取其辟蠹”。
(5)见同(3)。
(6)见《图绘宝鑑》李传一一元夏文彥辑。
(7)见《画鑑》——元汤垕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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