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陶瓷的生产有长达万年连续不断的生产历史，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的发展过程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科学技术和艺术内涵，成为中国古代珍贵的文化遗产。从距今一万多年前发明了陶器，到商周时期出现的原始青瓷，东汉晚期烧制出成熟的瓷器，经过秦汉两晋南北朝的持续发展，隋唐时期，制瓷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成为改变人民生活的一类重要器物。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陶瓷器生产的黄金时期，表现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强烈影响下，各种制瓷传统蓬勃兴起，并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瓷器生产百花齐放的局面。正是在这一时期，河南中西部地区一度成为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并涌现出一大批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瓷器品类和窑场。其中以釉色淡雅凝厚、色彩斑斓艳丽闻名于世的钧瓷就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代表之一。

北京海淀区金初墓出土钧窑玉壶春瓶

      钧窑瓷器是中国古代陶瓷中的奇珍瑰宝。它以色彩斑斓、古朴典雅、风格独特而闻名遐迩。其厚釉、分相釉等生产工艺对南北方的许多窑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多数钧釉瓷器施有凝厚而雅致的天青色乳浊状釉（图一）[1]，明清时期则成为文人雅士们追逐、收藏的艺术品。人们以往在论及钧窑时，必称其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都认为其是宋代用于贡御的“官窑”瓷器[2]，近代研究者则将其列为宋代的六大瓷系之一，被赋予了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十分重要的地位[3]。近年来开始对宋元时期的制瓷手工业进行区域性和阶段性的综合研究，钧窑瓷器又以其广泛的生产地域和巨大的产量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4]。从艺术上讲，钧窑以雅致的乳浊状天青色釉和多彩的窑变而倍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有效控制的铜红釉和铜红彩的应用，更是钧窑对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一大贡献。在钧窑生产的早期阶段，红彩的施加没有一定之规，因而在釉面形成大片不规则的彩斑，十分美观，人们用“峪谷飞瀑兔丝缕，夕阳紫翠忽成岚”来描述钧瓷流云般优美的釉色和艳丽如彩霞的红彩（图二）[5]。同时钧釉的釉色并不完全可控，成品的釉色有天青、月白（图三）、青黄、褐绿、紫蓝（图四）等多种颜色，同样配方的釉在烧成过程中由于不同的火候、烧成曲线和窑位，形成了千差万别的釉色，加上红彩的不规则呈现，被称为“窑变”，赋予了钧窑神秘而多变的特征，钧窑的产地流行着“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说法，来形容钧窑瓷器的丰富多彩的釉色。

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钧釉红彩玉壶春瓶

海外私人收藏钧窑月白釉花口长颈瓶

      钧窑在宋元时期曾经在北方地区广泛生产，窑场的数量达到数百个。但其核心生产区域是在古代钧州（今河南省禹州市）范围内，禹州市是河南省古瓷窑址最多的县，对禹州境内古窑址的全面调查、从1964年开始，截止到1984年底，禹县境内共发现窑址150多处[6]。也是全国古窑址最多的县之一，钧窑瓷器最早的生产地点、生产御用钧瓷的钧官窑遗址都位于禹州境内，使禹州成为钧窑当之无愧的中心产区。这些窑场的产品以供应周围地区的民间日用器物为主，在其生产的高峰阶段以“贡御”著称。禹州境内的窑址具有产地分散，规模不大的特点。主要在丘陵与小河流之间连续分布，如在神垕镇大刘山下，白峪河边每隔2-3里就有一个窑址，但窑址的规模都不大，生产的时间也不长。具有比较典型的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特点。

      由于钧窑独具特色的产品，广泛的生产地点和宏大的生产规模，特别是由于20世纪以来人们将钧窑列为宋代的五大名窑，并认为是御用瓷器，因而被学界持续关注。从陶瓷考古产生以来，对钧窑的考古工作相沿不断。在早年的调查工作之外，考古发掘工作从1974年就开始了，其年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对禹州城内钧台窑址进行了发掘，出土的陶瓷标本有钧釉瓷、青瓷、黑釉瓷、白地黑花瓷等[7]。进入21世纪以后，钧窑窑址主要经历了4次较为重要的发掘：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禹州神垕刘家门等窑址的发掘（图五）[8]，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禹州市区古钧花园（原制药厂）建设工地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批钧窑花器，釉色也不限于钧釉，还有翠蓝釉等[9]。201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联合进行的禹州鸠山镇闵庄窑址的发掘，清理了从北宋后期到明代初年的大批遗物，对明代早期钧窑的生产面貌有了新的认识[10]。2013年8月到2014年1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禹州市神垕镇钧都新天地工程建设区域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到1500平方米，发现了元、明时期的窑业遗存，清理了一批窑炉等遗迹，出土了白地黑花瓷、钧窑瓷等大批遗物[11]。

2001年禹州市神垕镇河北地窑址发掘现场

刘家门窑址出土第一期前段地层出土钧釉盒

刘家门窑址出土第一期前段地层出土青釉菱口盘

刘家门窑址第一期前段地层出土外红釉内青釉瓷片

      以上一系列的考古发掘，为钧瓷的始烧年代问题和钧窑生产的分期研究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资料。根据神垕刘家门窑址发掘的地层和出土物，判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末期的徽宗、钦宗两朝（1100-1127年）。刘家门窑址的发掘不仅确定了钧窑的始烧时间，而且，根据地层中出土的器物，将窑场的烧制历史分为3期5段。分别代表了钧窑的初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第一期为钧窑初创时期，北宋末期为第一期前段，此时钧窑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创烧，生产出了制作精美，釉色淡雅、温润的钧窑瓷器（图六）和青釉瓷器（图七），还有一些通体施红釉的器物（图八）。器物的制作十分规整，普遍施满釉，采用裹足支烧和裹足刮釉的方法装烧，是当时河南地区烧制技术最精致的窑场之一。尽管此时是钧窑的初创时期，但达到了其生产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金代前期为第一期后段，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北方地区官方建立的北宋官窑迁往了南宋都城临安，汝窑为宫廷烧造御用器物的天青色汝瓷烧造区也废弃了。只有钧窑还在继续着其生产。金代前期，尽管钧窑所在的颖昌府土地荒芜，人烟稀少，钧窑的产量和品种都有所萎缩，但北宋后期精品生产的惯性使得钧窑在金代前期仍然生产釉色典雅，制作精致的器物，表现为釉面匀净，流动性不强（图九），多数器物依然施满釉，成形规整，开始出现月白色釉和青黄色釉等天青色以外釉色的器物，是钧窑的呈色更加丰富多彩。

      第二期为钧窑生产的发展时期。金世宗继位后，大力发展生产，河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新的发展。此时，钧窑产品逐渐丰富，质量依然精美，天青釉钧瓷的釉色明丽光亮，显得较强艳，开始加施形状规整的红彩（图十）。除钧釉瓷、青釉瓷外，白釉和黑釉瓷器的数量开始增加。在金代，钧釉瓷从供应上层的高档瓷器，逐渐演变成既美观、又易于制作的大众化产品。因此，这一时期成为钧窑中落以后的恢复、发展时期。

海外私人收藏金代前期钧釉注壶

刘家门窑址第二期地层出土天青釉红斑碗

刘家门窑址第三期后段地层出土紫蓝釉梅瓶残片和月白釉连座瓶残片

上海博物馆藏元代钧釉香炉，与刘家门窑址第三期后段地层出土的残片相同

      金灭亡后的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是钧窑的繁荣时期。第三期包括了钧窑的繁荣期和衰落期。钧窑继北宋末期生产淡雅精美钧釉瓷的生产高峰后，再一次进入生产的高峰时期。此期的产品种类丰富，产量巨大，影响广远，在北方地区成为主流产品。钧瓷的影响在元代达到了最高点，目前发现的元代生产钧釉瓷的窑场达数百个。第三期前段为蒙古时期到元代前期，代表了这种繁荣景象。这期地层出土产品的数量和种类都是最丰富的，钧釉器釉色变化丰富，天青釉的器物有所减少，月白色开始较多地出现（图三），还有紫蓝色（图十一）、褐绿色等，釉色变幻多端，釉的流动性很强，一件器物上不同部位也会因釉层的厚薄和烧成因素的不同而呈现出多种色彩，过渡部分还常有白色或灰蓝色的针状结晶，即所谓的“兔丝纹”。除了钧釉瓷器外，白釉瓷器的生产也十分兴旺，白地黑花器大量出现，以内壁饰一粗两细的三道环纹和草叶、游鱼、诗文等纹样的碗最多，还有一些红绿彩器。黑瓷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可能是与钧釉瓷器一条烧制，其烧成曲线就较为特殊，这个窑址出土的黑釉瓷器常常有油滴状结晶。第三期后段的时代为元代后期，在禹州的广大地区制瓷业进入的衰落时期，本段器物的产量依然较大，但釉色组合变化不大。器类变得单调，且主要是变化较小的碗盘类器物，另有少量大个的香炉、梅瓶和连座瓶等，大多有丰富的贴花装饰（图十二）。钧釉的釉色以偏紫色的为多，有少量很美丽的深紫蓝色釉（图四），正天青色的少见，且色泽较深暗；有相当数量的月白色釉，另有灰蓝、灰绿、灰赭等色的钧釉。同一件器物上的釉色也深浅各异，釉面光亮但不够细腻，多有大大小小的棕眼。紫红斑不如元代前期多见。元代后期，随着大一统局面的稳定和南方经济的恢复、发展，南方龙泉、景德镇的瓷器大量输入北方。此外，在全国的手工业遗存中，都可以看到，元代出现了生产地点趋于集中的生产模式，产业中心开始出现。也就是在此时，神垕钧窑走向衰落，尽管一些器物在釉色上显得比前一段美观，但所有的器物都不再施满釉，包括一直精工制作的洗，足心也不再施釉。器类也变得更单调，产量也比前段有所减少。

海外私人收藏明代钧窑碗

海外私人收藏钧官窑海棠形盆托

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明代初期菱花口盆托和花盆

日本德川美术馆藏明代钧台窑白地黑花加棕彩缸

      2011年发掘禹州鸠山镇闵庄窑址，发现了时代明确的明代地层。出土的器物表明闵庄窑是一个生产规模不大的典型的民窑，出土的基本是日用类器物，钧瓷较少，但器型多样，釉色润泽，制作规整，此前仅在北宋末期使用的裹足支烧法此时又再次使用，表明器物的制作又转入了精工细作。还有一些通体施红釉的器物（图十三），与钧官窑花器的釉色十分相似（图十四），推测这里在元末明初时是重要的钧窑生产地。也有迹象表明，明代初期位于禹州城内的钧台窑址为官府或宫廷生产的花器（图十五），其胎釉原料可能就来自于闵庄附近地区。所以闵庄窑在一些重要的工艺技术上与钧官窑不相上下，表明当时钧州窑业生产的总体水平都是比较高的，这是钧窑进入贡御行列的基础，官窑和民窑在技术上并无差别，我们看到的差别是产品使用目的的不同所造成的。

      明代中期的文献上开始明确记载钧州贡御[12]，而且贡御的规模还比较大。尽管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的生产中心是在禹州城内的钧台一带，但钧州境内其他窑场也还保有相当规模的生产量。明代初年产品的质量相比元代有了很大的改善，釉层匀净，器物的成形规整，特别是足部修挖十分精细，并且施满釉，使钧窑的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生产高峰。但在神垕西南的窑区，已基本停止了生产。以钧台为代表的窑场，在经过明初精工生产各类花器的一段时间以后，就基本停止了钧釉瓷器的生产，主要生产一些大件的瓶罐类产品，并以白地黑花和白地黑花加褐彩作为主要的产品（图十六）。也就是《大明会典》中所说的瓶坛类器物。我们可以说，作为钧窑最具特色的产品钧釉瓷器最迟到明代中期就停烧了，也可以认为是钧窑本身的衰落。

                                                                                            北京大学陶瓷考古研究所 秦大树
                                                                                                              201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