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至15世纪的中南半岛处于吴哥王朝的统治之下，当地自9世纪开始生产瓷器。柬埔寨吴哥荔枝山窑生产的11-12世纪青釉盒子造型及纹饰丰富，吸收了从唐五代至北宋时期越窑瓷器的装饰工艺，并因地制宜加以改造和创新，12世纪中期及以后逐步被外销至吴哥的中国瓷盒所替代。荔枝山窑的青釉盒子供吴哥皇室及寺庙盛载黄蜡和其他香药，作祭祀或日常用途，该器物的生产凸显了统治阶层的皇权及国力之强盛。

      柬埔寨吴哥荔枝山窑青釉盒子装饰工艺与中国陶瓷的关系

      目前在国内学术界主要关注中南半岛越南青花瓷及泰国青瓷的生产技术与江西景德镇窑、福建漳州窑及浙江龙泉窑之间的关系，以及东南亚港口遗址和沉船考古所见中国陶瓷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而海上贸易兴起的唐宋时期，有关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陶瓷生产技术交流，则较少获得研究者注意。

      9至15世纪的中南半岛处于吴哥王朝的统治之下，当地自9世纪开始生产瓷器。当中以柬埔寨吴哥（Angkor）荔枝山窑（Phnom Kulen）生产的陶瓷产品质量最好，尤以青釉盒子的造型及纹饰最丰富。以往学者一般认为荔枝山窑的青釉盒子造型及装饰工艺主要模仿北宋广州西村窑[1]。通过对比荔枝山窑考古发掘资料、东南亚沉船及中国陶瓷考古新发现，我们调整了自己的认识，认为11－12世纪荔枝山窑青釉盒子主要借鉴浙江越窑青瓷装饰工艺，并加以改良与创新。荔枝山窑的青釉盒子主要作为金银质盒子的补充，供吴哥皇室及寺庙用以盛载黄蜡和其他香药，作祭祀或日常之用，凸显了统治阶层的皇权及使用者尊贵的身份。

      一、柬埔寨吴哥荔枝山窑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图一 柬埔寨吴哥荔枝山窑位置图

      荔枝山窑位于今柬埔寨暹粒省（Siem Reap）吴哥地区的荔枝山上，距暹粒市东北35公里〔图一〕[2]。荔枝山又名“伟大的因陀罗山” （the Mountain of Great Indra），因陀罗是印度教众神之首，此命名体现了荔枝山对早期吴哥王朝政治及宗教信仰的重要性。荔枝山窑是吴哥王朝最著名的陶瓷窑场，早在1883年时，法国学者爱莫尼尔（Etienne Aymonier）到窑址考察并报导了有关发现，从外观探讨了此窑瓷器与中国的关系，以及柬埔寨窑工生产陶瓷及施釉技术是否从中国，特别是从广东或福建窑工那里习得等问题[3]。其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与吴哥保护局在1999年对荔枝山窑进行踏查，根据吴哥地区皇宫及寺庙等建筑的砂岩石材主要来自荔枝山，在大吴哥皇城内发现的带釉瓦片及陶瓷器多是荔枝山窑制品，以及窑场由官府控制等因素[4]，推断荔枝山窑可能是吴哥地区具备官窑性质的重要窑场。

图二 荔枝山一号窑及二号窑位置图

图三 荔枝山二号窑平剖面图

      2002年维索（Chhay Visoth）与萨丕拉（Chap Sopheara）在荔枝山窑深入调查后发表论文，成为日后开展窑炉发掘工作的重要基础[5]。2006年，吴哥保护局与日本上智大学合作发掘荔枝山南部窑区的一号窑炉（TMK01）〔图二〕。2007年，吴哥保护局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及金边皇家艺术大学考古系学生一起发掘南部窑区的二号窑炉（TMK02）〔图三〕。两窑均为土砌斜坡式窑炉，现存结构所见有火门、火膛和窑室三部分，窑顶可能是用竹篾支架抹泥搭成，由立于烧成室2－4条土柱支撑。以二号窑为例，窑长8.2米，宽2.1－2.7米，斜度约25－27°，烧成温度可达900－1250℃或以上。荔枝山窑陶瓷器均以“瓦器共烧”方式生产，即同一窑炉共烧瓦作及陶瓷器，使用条状泥块、圆形泥饼及垫座等窑具支烧，没有使用匣钵。除了陶器，主要品种有青釉器、黄釉器、酱釉器和无釉器等；器形包括盒子、盖罐、水罐、瓶、碗、盆及建筑陶瓷瓦片、脊饰等。根据C14加速器质谱仪年代测定及误差校正，一号窑年代约为896－1020年、二号窑年代约为1016－1263年[6]。从已发掘的窑炉及遗物所见，荔枝山窑生产的青釉盒子釉色、造型及装饰手法丰富多样，是众多吴哥窑场产品中质量最好的。以二号窑为例，出土瓷片总数为10009片，当中以盒子数量最多（5639片），占比57%；次为瓦片（2599片），占比26%[7]。现就笔者曾参与陶瓷考古发掘的二号窑出土的青釉盒子的原始资料，来分析其装饰工艺与中国陶瓷的关系。

      二、荔枝山窑青釉盒子特点与装饰工艺

      荔枝山窑青釉盒子釉色可细分为浅青灰、青绿及青黄色，釉层一般较薄，多有开片；胎色为灰、灰白、黄灰及黄白色。荔枝山窑青釉器普遍使用草木灰配釉。

      青釉盒子可分两部分，即盒盖及盒身。盒盖的装饰工艺有贴塑、刻划花、剔刻花、戳印及锥刺，当中以刻划花最常见，纹饰丰富多变[8]。贴塑主要见于盒盖，如鸳鸯，盖钮有石榴、莲蓬、莲花和塔式顶[9]。盒盖造型全为母口，可分为鸳鸯贴塑双联盒、球形盒、圆顶盒及平顶盒，多施釉至底，盒盖内亦有釉。盒身装饰工艺以刻划及剔刻纹饰为主，以花卉纹最常见，尤以不同造型的莲瓣纹最具代表性，次为几何纹组合，如漩涡弧线纹、三重竖线纹、重圈纹、旋纹和三角锥刺纹等。全为子口，可分曲腹或直腹两种，饼足微内凹，内外施釉，施釉及足，底足有泥块粘连痕迹及窑工刻划纹记号。

      现按不同造型青釉盒及对比考古资料分述如下：

      （1）鸳鸯贴塑双联盒。标本TMK02CE6，分盒盖及盒身两部分，青黄釉，釉面光亮，有小开片，盖内部及盒身内部施釉，盒身底部无釉，胎黄白。盒盖为鸳鸯贴塑，鸟尾部连结另一鸟，盒身外腹连结另一盒子，失另一鸟盒盖及盒身。鸟颈部两侧刻划三道斜线纹。盒盖残高4厘米，盒身口径4.9厘米，底径3.2厘米，高3.3厘米〔图四〕。鸳鸯贴塑双联盒，是吴哥窑场产品中最独特的造型，目前见于荔枝山窑及绍色窑（Sarsey），出土数量很少，每窑只发现1－2件可复原器物。与之相类，浙江上虞市下管镇出土北宋越窑鸳鸯砚滴及宁波博物馆藏三联瓜形盒，上贴有瓜钮及荷叶造型[10]。另外，北宋中期广州西村窑青釉鸟形盒（西村1730，口径8.2厘米，高2厘米）及北宋晚期江西景德镇湖田窑的青白瓷点褐彩双鸟盒的造型，也与该盒子造型相似[11]。

图四 鸳鸯贴塑双联盒

      （2）球形盒。标本TMK02.L5.19.2426，盒盖，浅青灰釉，釉面剥落严重，盖内部施釉，胎黄灰。素面，拱顶，盖顶有一凹圈。口径4.6厘米、高2.3厘米〔图五〕。球形盒的造型较常见，吴哥窑场如荔枝山窑、巴高窑（Bangkong）及单尼窑（Tani）皆有生产，出土数量较多，其模仿的原型为金银器盒子。与之相类，浙江上林湖后司岙窑晚唐地层标本TN01W01⑤:-2-8：41，口径8.8厘米，高4.6厘米，天青色釉，浅灰白胎，口沿有多处泥点垫烧痕迹[12]。另外，唐宋时期多个中国窑场都有生产此类盒子，例如湖南长沙窑、河北定窑、安徽繁昌窑、广东潮州窑及江西湖田窑等[13]。

图五 球形盒盖

      （3）圆顶盒。标本：TMK02.L2.23.546，盒盖，青绿釉，釉面剥落严重，盖内部施釉，胎黄白，口沿稍裂。石榴钮，石榴顶用刻刀切割为四角形，外印有重圈纹，肩刻划四组三道竖线纹。口径5.2厘米，高2厘米〔图六〕。带石榴钮圆顶盒仅见于荔枝山窑及单尼窑。与之相类，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定窑白釉石榴形盒子，采用堆塑技法塑石榴钮，盒盖与盒身为芒口，口径10.3厘米，通高9.8厘米，是施主为礼佛供养舍利而订制的[14]。10世纪晚期印尼井里汶（Cirebon）沉船也出水有同类定窑白瓷盒[15]。另外，江西湖田窑及安徽繁昌窑皆有生产同类盒子[16]。北宋乾兴元年（1022）江西德安墓出土青白瓷盒子，器表素面无纹，六角形石榴钮是用刻刀切割成，口径5.5厘米，通高5厘米。10世纪中叶印尼印坦（Intan）沉船有同形制安徽繁昌窑盒子出水[17]。

图六 圆顶盒盖

      （4）平顶盒。根据盒盖无钮及有钮分两型。

      A型，无钮，标本TMK02.L8-9.26.04，盒盖，青绿釉，釉色斑驳，盖内部施釉，胎灰白。顶部印有重圈纹，肩刻划六组三线莲瓣纹。口径11厘米，高3.2厘米〔图七〕。仅见于荔枝山窑。对比器物为五代浙江镇海出土越窑覆莲瓣纹盒，盖顶印有莲子莲蓬，四周刻双重覆莲瓣纹[18]。

图七 A型无钮平顶盒盖

      B型，有钮，标本TMK02.L3.18-19.23， 盒盖，浅青灰釉，釉面剥落严重，盖内部施釉，胎黄白。塔顶式钮，刻划双线花瓣纹。口径7.7厘米，高3.8厘米〔图八〕。仅见于荔枝山窑。纹饰与9世纪下半至10世纪初浙江越窑上林湖标本Y30:44青釉四瓣荷花盖子相似[19]。

图八 B型塔顶式钮平顶盒盖

      标本TMK02.L8.25.07，盒盖，青绿釉，釉面光亮，有小开片，盖内部施釉，胎灰白。莲蓬钮，外印有重圈纹，肩刻划叠瓣纹，边饰旋纹，盖面粘垫烧泥块。口径9.3厘米，高5厘米〔图九〕。造型较常见，吴哥窑场如荔枝山窑、巴高窑、单尼窑及特罗菩窑（Khnar Por）皆有生产，出土数量较多。与之相类的为浙江寺龙口越窑第三期至第五期地层所出，年代为吴越国晚期至北宋钦宗年间（960－1126）的青瓷瓜蒂纽盒盖T7（4d）:5；青黄釉刻漩涡弧线纹盒盖T8（3b）:19，口径9.2厘米，高3.2厘米[20]。在广州西村窑、潮州窑及安徽繁昌窑皆有生产此类边饰旋纹的青瓷或青白釉盒子，全为瓜蒂钮[21]。

图九 B型莲蓬钮平顶盒盖

      标本TMK02.L3.18-19.46，盒身，青绿釉，有小开片，盖内部施釉，胎灰白。斜曲腹，腹部有一道旋纹，饼足微内凹，外底无釉。盒内有一垫烧泥块。口径6.4厘米，足径4.2厘米，高4.6厘米〔图十〕。装烧方法为把盒子放进大盒或盖罐内套烧〔图十一〕，仅见于荔枝山窑，其他吴哥窑场均使用泥块间隔叠烧工艺。五代吴越国时期（907－978）浙江寺龙口越窑的套烧法是用大盒套小盒，之后置放在匣钵内装烧，盒与盒子之间用泥点间隔，盒盖与盒身之间以泥条分隔，以保护釉面并满足统治阶层对精品瓷器的追求[22]。

图十 青釉盒身

图十一 盒罐套烧示意图

      三、荔枝山窑青釉盒子的生产背景及与中国陶瓷的关系

      （一）吴哥窑业与中国陶瓷的外销

      从历史文献及陶瓷考古发现所见，中国陶瓷的外销模式及装饰工艺的变迁，对吴哥窑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吴哥陶瓷制品主要供应本地市场，在窑业技术交流上，以吴哥吸收及借鉴中国陶瓷装饰工艺为主。根据吴哥窑业产品特点及中国陶瓷输入吴哥模式的变迁，可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9世纪晚期至12世纪中期。吴哥王朝于9世纪晚期开始瓷器生产，主要产品为青釉器，11－12世纪中期以荔枝山窑为代表，产品质量达到高峰，器形以盒子、盖罐及瓦片等建筑材料为主。

      9－10世纪输入的中国陶瓷只有零星发现，如吴哥王朝第三个国王因陀罗跋摩一世（Indravarman I，877－889）时期罗洛士庙群（Roluos group）中最古老的寺庙普雷寺（Prasat Pre Monti），法国远东学院2007年对其考古发掘时，出土了9世纪晚期长沙窑酱釉执壶、广东青瓷罐和盆、10世纪河北定窑白瓷碗及安徽繁昌窑青白瓷粉盒碎片，是至今发现年代最早中国陶瓷的吴哥遗址[23]。吴哥王朝成立初期，即9世纪晚期至10世纪中叶，与中国的交流日渐频繁，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朝贡贸易，以沉香等香药作为贡品，此外还有僧人来华翻译佛经弘法修道以及商人来华贸易[24]。10世纪后期，宋朝在广州及两浙设立市舶司，通过生产大量的瓷器外销，以换取南海诸国的物产。广州和明州是当时连结吴哥与北宋汴梁（今河南开封）的主要港口[25]。然而，越窑及定窑贡瓷在吴哥地区仍是零星发现，主要见于10世纪晚期闍耶跋摩五世（Jayavarman V, 968－1001）的大吴哥城木构宫殿遗迹，出土有数个可复原的10－11世纪浙江越窑青瓷碗及定窑白瓷碎片[26]。研究者推测这与贾耽《皇华四达记》记所提“广州通海夷道”航道有关。11－12世纪中期是荔枝山窑青釉器质量最好的时期，这与吴哥王朝在苏耶跋摩一世（Suryavarman I, 1002－1050）及苏耶跋摩二世（Suryavarman II, 1113－1150）的治理及国力兴盛有直接关系。此两朝是吴哥疆域扩展最广的时代，幅员包括今泰国湄南河及越南南部等地，苏耶跋摩二世于12世纪初兴建了吴哥窟（Angkor Wat），奉献给婆罗门教毗湿奴神。中国历史文献记载真腊国遣使贡方物的三次朝贡记录都是在此期间，分别为北宋徽宗的政和六年（1116）、宣和二年（1120）及宣和三年[27]。在借鉴吴哥寺庙的石刻工艺及中国贡瓷造型和装饰工艺的基础上，吴哥在荔枝山建立了烧制高温陶瓷的窑场。从唐五代的仿金银器装饰手法，到北宋中期的刻划花技法及莲瓣纹装饰，荔枝山窑青釉盒在制作上吸收了越窑的装饰技法，因地制宜加以改造和创新，大量生产青釉盒子及盖罐，在进口中国陶瓷数量缺乏的情况下，以补充国内特别是皇室及中上阶层对金银器的需求[28]。

      第二阶段是12世纪中期至15世纪。自12世纪中期开始逐步转向生产酱釉器，以督特窑（Torp Chey）为代表，器形主要是中大型瓮、水罐、陶罐，及小型动物仿生器。青釉盒子仍有生产，但数量相比第一阶段明显减少[29]。

      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政治中心南移，与其地理位置接近的泉州，在对外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12世纪末至14世纪初期，吴哥从中国进口货品数量大增，多是经贸易港泉州转口获得。吴哥皇城及生活区的陶瓷考古发现也反映出此趋势。出土了大量福建德化窑、磁灶窑、南安窑，浙江龙泉窑青瓷及江西景德镇湖田窑的陶瓷产品，其中尤以福建德化窑的盒子碎片最多。法国东方学家戈岱司（George Coedès）对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 1181－1201）在位时兴建的圣剑寺（Preah Khan）K.208碑文（1186－1191）进行释读，碑文记载了捐献给该寺庙神祇的衣物帐，当中包括出口吴哥的中国物品：56个丝织帐幔、323顶丝织蚊帐、23个编织品及520个盒子。圣剑寺的考古发掘也出土了德化白瓷菊瓣纹盒及卷草纹盒碎片。据塔普伦寺（Ta Prohm）K.273碑文（1186）记载，君主捐献寺庙的中国制品中包括500个盒子。虽然碑文没有注明盒子材质，但推测极有可能为陶瓷器[30]。荔枝山窑生产的青釉盒子逐步被从中国进口的青白瓷及白瓷盒子所替代，在13世纪初期生产趋向尾声。

      （二）青釉盒子——金银器的补充品

      青釉盒子在吴哥社会有何用途，为何吴哥王朝会在11至12世纪的荔枝山窑大量生产？关于此，中柬历史文献及碑铭资料提供了重要依据。吴哥古高棉语的碑文上早有记载中国进口的物品，例如罗洛士庙群中罗雷寺（Lolei）K.947碑文（878－977）载中国供品的衣物帐，包括3个用一种叫hanira（可能是金属物质）制作的圆形盒子（tanlap）、2个银容器及2种树木或花卉[31]。经戈岱司考证tanlap通常指金银或金属容器，用以盛放香料。当代柬语的对音danlap，是指一种体积较小的圆形盒子，通常用作存放黄蜡，在宗教仪式或祭祀中使用[32]。在大吴哥巴戎寺（Bayon）（建于12世纪晚期至13世纪早期）外回廊浮雕具体展现使用盒子的情景，数位柬人恭敬地手捧盒子跪坐在寺庙前供奉〔图十二〕。

图十二 巴戎寺浮雕上柬人手捧盒子的场景

      关于宋元时期中柬之间的贸易，文献中多有记载。如《诸蕃志》“真腊国”条载：“土产象牙、暂速细香、粗熟香、黄蜡、翠毛此国最多，笃耨脑、笃耨瓢、番油、姜皮、金颜香、苏木、生丝、绵布等物。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醯醢之属博易。”[33]《岛夷志略》“真腊”条载：“人凡饮食，必以金茶盘、笾豆、金碗贮物用之⋯⋯地产黄蜡、犀角、孔雀、沉速香、苏木、大枫子、翠羽，冠于各番。货用金银、黄红烧珠、龙段、建宁锦、丝布之属。”[34]《真腊风土记》“欲得唐货”条载：“其地想不出金银，以唐人金银为第一，五色轻缣帛次之；其次如真州之锡镴、温州之漆盘、泉处之青瓷器”。可知中国的金银是吴哥皇室最希望获得的货物。

      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阶层的地位，吴哥王朝在器用制度方面有明确的等级限制，“器用”条载：“贫人则用瓦钵子。若府第富室，则一一用银，至有用金者。国主处多用金为器皿，制度形状又别⋯⋯国主内中，以销金缣帛为之，皆舶商所馈也。”[35]金银器的使用，可凸显吴哥皇权及国力之强盛。建立具有官窑性质的荔枝山窑生产青釉陶瓷盒子，可作为金银器的辅助品，随金银器在宗教仪式或祭祀场合使用，在器用等级制度上低于金银器，以区分使用者的身份。因此，则不难理解为何荔枝山窑青釉盒子在釉色、造型和装饰工艺方面会选择吸收中国具贡瓷性质且仿金银器造型和纹样的盒子特点，并加以改造，以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