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是中国瓷业史上最重要的窑场之一，更是几千年来中国青瓷生产高峰时期的典型代表。据目前考古调查资料来看，龙泉窑可以分为东区和南区两大区块，其中东区产品主要流向普通民众和外销，南区产品主要流向宫廷和贵族。关于龙泉窑的学术问题很多，黑胎青瓷的面貌与性质这一议题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涉及到的内容很大，面貌也最复杂。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学术梳理，以期理清某些问题并推动该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龙泉窑黑胎青瓷的探索历程
　　（一）民国时期陈万里先生的早期调查工作

　　龙泉黑胎青瓷首次被发现于民国时期。从1928年起，陈万里先生就开始对龙泉窑进行实地调查，黑胎青瓷即是其重点关注的课题之一，“关于研究龙泉青瓷之最大问题，多少年来横梗于我之胸间者，即为章生一窑之烧造地点。其在大窑耶，抑另有地耶，此其一。所谓章生一之哥窑，究属何种物品；所谓百圾碎，所谓紫口铁足，又作何状，此其二。我自十七年第一次调查大窑青瓷以至今年一月，已三次矣，此横梗于我个人胸间之疑问，固无日不萦迥盘旋于我之胸际，而终不得一明确之解说也”。1939年，在他第四次龙泉之行中，终于于大窑岙底发现了黑胎产品，并具有紫口铁足等特征。在随后的第五次龙泉之行中又于溪口瓦窑垟发现了同类产品，“墩头与坳头两处之黑胎作品，其为同一时期，可以假定。但如此认此黑胎作品，即为哥窑，则所谓哥窑者，在大窑耶，抑在墩头耶？”
　　（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正式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60年代。为了恢复龙泉青瓷的烧造工艺，1959年末至1960年初，朱伯谦等先生对龙泉窑核心地区的大窑、溪口、金村等地进行了调查及小规模的试掘。其中在大窑、溪口两地确认了五处烧造黑胎青瓷的窑址，之后又在溪口骷髅湾和李家山两处窑址也发现了黑胎青瓷产品。这样，龙泉烧造黑胎青瓷的窑址就增加到了7处。
　　在发掘结束之后，朱先生着手对此次考古工作的成果进行梳理并发表，他认为“相传章生一在龙泉琉田主一窑，所产瓷器为黑胎、紫口铁足、青色釉，有开片。这些特征与大窑、溪口窑址中出土的黑胎青瓷相吻合，黑胎青瓷应当是哥窑的产品无疑”。后来冯先铭先生对哥窑一说提出质疑，并提出仿官说，朱先生随后修订了其原先的观点并转而支持冯先生，此后这一观点被较广泛的接受而几乎成为定论。其实，朱先生文中所谓的“紫口”，从描述的有盖的“器皿如盖碗、盖钵、盖罐、盒和壶，……等的口沿，都露紫胎”来看，是还不能称之为紫口的，因为这些所描述的产品都是口沿刮釉，而不是因为器物唇部较尖，高温下釉往下流淌，而使得器物口部之胎色若隐若现，呈现出的紫口特征，其性质应与铁足相当，但所提及的这几处窑场中，确实出土了一批紫口铁足的标本。而把黑胎青瓷出现的年代定为“应在南宋宁宗执政的前后即南宋中晚期，不会更早”的结论，似乎有商榷的余地。
　　（三）新世纪以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调查、试掘与发掘工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各方面原因的限制，龙泉窑黑胎青瓷相关的考古工作就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但这一问题却一直萦绕在考古工作者的心中。
　　黑胎青瓷其相对较小的器形、规整的造型和接近南宋官窑的胎釉特点以及多仿古礼器造型的审美取向，表明了其与其他大宗产品使用对象和功用的不同，因而对这类产品的性质，就出现了从官窑、仿官到哥弟窑的争论，其年代也始终未能取得统一的意见。其根本原因即是没有一个较全面的科学的考古发掘，以往的研究都只能从宫廷收藏品和零星出土的器物来推断这类产品的年代、功用和性质问题。学界也一直以来期望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能够找到比较明确的黑胎青瓷的地层和窑炉、作坊等遗迹，从而对这类器物的生产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进而探索其生产性质和宋代龙泉窑与宫廷之间的关系，研究其与哥窑和南宋官窑之间的内在联系。
　　1、溪口瓦窑垟窑址的发掘
　　基于上述认识，从2010年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针对龙泉窑黑胎青瓷问题制定了学术课题项目，重启了这一中断了近四十年黑胎青瓷的考古调查、试掘与发掘工作。
　　为了从地层上获取龙泉黑胎青瓷的基础材料，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龙泉青瓷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溪口瓦窑垟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尽管瓦窑垟窑址遭到了近半个多世纪的盗挖扰乱，考古工作者还是在发掘过程中寻找到了许多珍贵的信息。本次发掘共揭露出两处龙窑遗迹，编号为Y1、Y2,其中Y2存在4条窑炉（依次编号为Y2、Y3、Y4、Y5）的叠压打破关系。
　　Y1发掘结果显示，其时代应为南宋时期。在出土的青瓷残片类型中，多数为灰白胎，黑胎仅为少数。白胎青瓷可辨器型有碗、盘、盏、碟、洗、盒、瓶、炉、执壶、鸟食罐、尊、觚、碾钵、器盖等，其中瓶有琮式瓶、白菜瓶、贯耳瓶、双耳瓶、五管瓶等，盘有八角折腹盘、葵口折腹盘、敞口小盘、凹折沿盘，盏有敞口盏、莲瓣纹盏，炉有鬲式炉、樽式炉，器盖有盒盖、壶盖、罐盖等，碗有莲瓣纹碗、“S”云纹碗等，有些还带有“河滨遗范”款。除碗和部分琮式瓶胎体较厚外，其它器型特征均为胎体较薄、造型小巧、圈足器足壁较薄且足端刮釉。器物釉质多数为玻璃釉，有少量的乳浊釉，釉色多样，有浅绿色、粉青色、米黄色等。黑胎青瓷可辨器型有盘、盏和白菜瓶。出土的窑具可分为匣钵和支垫具两类。其中匣钵有平底匣钵和凹底匣钵，支垫具有泥质和瓷质之分，泥质多为饼形、圆锥形，瓷质有圆饼形、椭圆形。另有少量圆形带支钉、圈形支钉、钵形间隔具等。此外个别匣钵残片上有刻划字符如“天”、“青”、“千”、“三”、“万”等。
　　Y2发掘结果显示，其时代应为南宋——元代。其中南宋时期的青瓷类型与Y1相差不大，多数为灰白胎，黑胎残片发现较Y1为多，有较多的瓷片胎色呈灰色，甚至是深灰色、灰黑色。可辨器型灰白胎类青瓷和出土窑具与Y1基本相同；黑胎类青瓷造型有圆口盏、八角盘、菱口盘、把杯、白菜瓶、鬲式炉、樽式炉、尊、觚、簋等。

　　Y2是在打破原来窑炉（Y5）的基础上修建而成。Y5窑炉遗迹内出土黑胎瓷盘和器盖各一件，而这也是溪口瓦窑垟考古发掘揭示出来的原始地层堆积中出土的仅有的两件器物，同时为我们确立瓦窑垟窑址黑胎青瓷的烧造年代，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从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来看，Y5是瓦窑垟窑址中最早烧造的窑炉,其保留下来的原始地层也即瓦窑垟窑址中最早的地层。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瓦窑垟窑址可能在建窑初期即已烧造黑胎青瓷，也就是说瓦窑垟窑址可能从一开始就烧造黑胎产品。

　　显然，瓦窑垟窑址已经不可能提供完整的原始地层和期望得到有纪年的直接材料，来确定其生产年代，黑胎青瓷又是一种特殊的产品，在龙泉窑本身的发展脉络中找不到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故很难完全靠黑胎青瓷本身来确定其年代，但我们可以从与黑胎青瓷共出之其他产品来推断黑胎青瓷产品之生产时间，其中非常重要的即是出筋之“河滨遗范”款碗。
　　在瓦窑垟窑址中与黑胎青瓷共出有“河滨遗范”款碗，尽管出土时因早年的人为扰乱已没有明确的地层依据来证明两者的时代早晚关系，但因为有Y5局部遗留地层而得出瓦窑垟窑址可能从一开始就烧造黑胎产品的推断，那么黑胎青瓷应该不会晚于与之共出之“河滨遗范”款碗的生产时间。因此只要确定了“河滨遗范”款碗的生产年代，就可以大致推断出黑胎青瓷开始生产时间的下限。从现有资料看，“河滨遗范”款碗有不少的出土，但真正有纪年的仅有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该件碗于1955年出土，内底压印“河滨遗范”款，外底墨书“庚戌年元美宅立”。此器物出土时，学者们将其年代推断为1130年，此后不知出于何因，又将其改断为1190年。由于是干支纪年，学者们根据不同时期对龙泉青瓷的不同认识，产生了不同的年代判定，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随着出土材料的丰富，我们认为，将此“河滨遗范”款碗之“庚戌年”判为1130年是可能更符合客观事实的。此器物花口、内口沿下有白色出筋，而花口下白色出筋这种风格的龙泉窑瓷器，在绍兴新昌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墓中即有出土，在松阳之“辛未”（1091年？）纪年墓中，也有类似出筋风格龙泉窑瓷器出土。另外，这种出筋装饰风格，在北方耀州窑、临汝窑等宋代窑场中较为流行。故从各方面综合分析，此类出筋装饰风格应流行于北宋晚期，延续到南宋初年，尤其是龙泉窑，此后基本不见，安徽出土之“河滨遗范”碗“庚戌年”判为1130年似乎更合适。
      既然出筋之“河滨遗范”铭碗主要流行于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年，那么作为从窑场设立之初就烧造黑胎青瓷的瓦窑垟窑址，与“河滨遗范”铭碗同出之黑胎青瓷显然不会晚于南宋早期，至少不会晚至孝宗以后。
　　此外热释光年代的测定，也支持了这一判断。笔者曾请上海博物馆对从溪口瓦窑垟和小梅瓦窑路出土的标本进行热释光年代测定，数据基本处于1121—1171之间，大致在南宋绍兴年间。另外，在1982年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研讨会上，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对大窑黑胎瓷片的热释光年代测定为距今852年，相当于公元1130年，与上博测定的数据基本一致。而这一科学测定的数据，与我们先前的考古推断是一致的。
　　2、小梅镇瓦窑路窑址的考古发掘工作

　　2011年国庆节期间小梅瓦窑路窑址的局部发掘，为龙泉窑黑胎青瓷的研究又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在一个3×2.5平方米，深仅40厘米的探方中，出土了200余件可复原的黑胎青瓷器物，同时也有较多的匣钵、支垫具、窑塞、火照等窑具出土。

　　这些瓷器的胎壁很薄，釉层并不厚，釉质多玻化，而且釉层都开有细碎片纹，片纹多呈灰黄色或灰白色条纹状，而与常见的开片青瓷风格差距较大。器型也十分丰富，在这200余件器物中就有14类20多种器型，包括“河滨遗范”葵口碗、八角碗、菱口盏、盖杯、把杯、多边折腹盘、菱口折腹盘、葵口碟、折沿洗、盖罐、鸟食罐、胆瓶、纸槌瓶、盘口瓶、鬲式炉、带盖粉盒、觚、尊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器物中未发现一件同类器型风格的白胎青瓷。
　 瓦窑路窑址与瓦窑垟窑址相比，从产品的总体风格上来看是比较接近的，年代上也应属于同一时期。但两个窑址之间，特别从黑胎青瓷来看，两者还是存在一些区别：
　　从器型看，瓦窑路窑址未发现白菜瓶、洗形的把杯、多棱的鬲式炉、琮式瓶及翻口的折腹盘等。溪口瓦窑垟窑址出土器物的器型更为丰富。瓦窑路窑址出土器物的胎色有黑、浅黑、深灰、浅灰、米黄等，胎色较浅的仅见于“河滨遗范”碗。瓦窑垟窑址有白胎，也有黑胎，黑胎颜色较深。瓦窑路窑址多玻璃釉、多细小开片、釉相对较薄。瓦窑垟窑址有较多的乳浊釉残片，开片相对较大、多厚釉。两处地点尽管都出土有“河滨遗范”铭碗，但瓦窑路窑址出土的碗没有白筋，瓦窑垟窑址出土的碗有白筋。从窑具上看，瓦窑路窑址未发现支钉窑具和盏形的窑具，但有泥质垫饼。瓦窑垟窑址发现少量支钉窑具，有盏形、椭圆形窑具等，基本为瓷质垫饼。故从器物及窑具等推测瓦窑路窑址出土的黑胎青瓷要略早于溪口瓦窑垟窑址出土的黑胎青瓷。
　　在上述两处窑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同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对龙泉窑核心区的大窑、溪口、金村、石隆等四个片区内的窑址进行了详细的考古调查工作，并对相关重要窑址点进行的局部试掘。在这一过程中，许多黑胎窑址不断被发现，也进一步刷新了已有的认识。
　　二、龙泉窑黑胎青瓷相关问题的研究与认识
　　（一）黑胎青瓷的分布范围、年代与性质

   　从持续多年的考古调查以及最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工作情况来看，龙泉黑胎青瓷的生产中心地区除比较典型的溪口瓦窑垟一带外，尚有大窑，且其分布范围几乎涉及到整个大窑地区，此外在小梅镇瓦窑路、石隆一带乃至龙泉东区都有黑胎青瓷窑场的存在。从产品面貌上来看，除了上述朱伯谦先生看到的厚釉类精细器物外，亦有薄胎薄釉（黑胎青瓷总体上都可归于厚釉类产品，但其本身也有相对厚薄之分）、厚胎薄釉、厚胎厚釉等类型，胎色从灰到灰黑千差万别，釉色亦复杂多样，时代也不仅限于南宋晚期，往上推与向后延的可能性都已存在，黑胎青瓷很有可能在龙泉地区有一个发展、成熟与衰落的过程。
　　作为龙泉窑生产的核心——大窑片区，存在多处黑胎青瓷窑场，这在陈万里先生的早期调查报告和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考古工作中都有体现，此外近年来我们对大窑片区内窑址进行调查时也有发现，如杉树连山、山头埕、学校后等窑址均有黑胎青瓷碎片的发现。据上世纪六十年代发掘调查资料来看，大窑片区的黑胎青瓷产品类型存在和瓦窑路窑址相类同的如山头埕窑址，也存在和溪口窑址相类同的如杉树连山窑址，也存在一批生产薄胎粉青厚釉器物的窑址如学校后窑址等，其年代似乎应更晚一些，相当于郊坛下官窑的年代

      总体来看，大窑地区黑胎青瓷面貌远比溪口瓦窑垟等窑址要复杂的多，既有薄胎薄釉，也有厚釉粉青极其莹澈者；既有开片的，也有不开片的。从年代上来看，大窑地区黑胎青瓷的延续时间似乎比瓦窑垟等其他窑场更长，从南宋早期一直延续南宋晚期，甚至到元代，如我们在大窑大湾窑址采集到的与黑胎青瓷粘连在一起的白胎青瓷上，发现有八思巴文字的存在，这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这不仅是考古材料的增加，更是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从瓦窑路窑址、瓦窑垟窑址和大窑各窑址生产的黑胎青瓷比较来看，小梅镇瓦窑路窑址的黑胎青瓷似乎比大窑、溪口两地的黑胎青瓷年代要早些。瓦窑路遗存一类产品面貌独特，开极碎的片纹，具有“百圾碎”的特征，许多产品在胎釉和器型特征、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早期性，且与文献中哥窑“百圾碎”的特征，更趋一致，这应是今后研究的重点，也可能是解决龙泉黑胎青瓷和南宋官窑关系的关键，这可以说是龙泉窑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对于这一成果，2011年中国古陶瓷学会龙泉年会的与会专家给予了积极评价，不少专家认为，龙泉窑的考古发掘成果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初步研究，无疑深化了对于龙泉窑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也拓展了对于哥窑学术问题的研究视野，他们的发现和研究应予高度重视，并期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和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除了上述溪口瓦窑垟和小梅瓦窑路窑址的发掘及大窑区域的调查外，我们还针对以前并不被大家所关注的石隆区域、甚至被划为主要供应下层百姓之龙泉东区，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结果在这些地区均找到了不同时期的黑胎产品，这既大大丰富了对龙泉黑胎青瓷生产窑场的认识，也对龙泉黑胎青瓷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石隆窑址群存在少量黑胎青瓷窑址，在生产黑胎青瓷的窑址上还发现了釉呈米黄色的产品。此类器物胎色呈土黄或深褐色，胎质较细腻。釉色以米黄为主，深浅不一，均开片纹，片纹亦大小不一，釉层极厚，许多器物断层可以看到至少三层的施釉痕迹，釉面莹润肥厚。器型主要有簋、弦纹瓶、炉、罐、碗、盘等。部分器物如簋，其器型、胎釉与上海青浦任氏墓出土器物非常接近。
　　既然龙泉黑胎青瓷的始烧年代大致在南宋早期，那么龙泉黑胎青瓷就不宜称为仿官产品。龙泉黑胎青瓷可能就是明人文献中所述的哥窑。尽管在龙泉烧造黑胎青瓷的窑场不算少，但一个时期内，其生产的窑场并不多，烧造黑胎青瓷的窑场在溪口一带也仅有三处窑址有遗物存在。这表明龙泉黑胎青瓷的烧造并不是大规模的存在，而是小范围的小规模地发生。也说明了黑胎青瓷的烧造技术在南宋时期是高端的制瓷技术，没有普及生产的可能性，其性质与宫廷有关。龙泉黑胎青瓷与南宋官窑一样，与宫廷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外观上看，龙泉黑胎青瓷的特征与郊坛下官窑产品非常相似，但釉比郊坛下官窑更透明，而对两处出土瓷器的工艺性质的测试结果表明其也有许多一致的方面，如显气孔率和吸水率都比较低，说明两者胎质都非常致密。由于各自使用的原料不同，郊坛下官窑与龙泉黑胎青瓷胎的化学成分有很大差异，在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收集测试的15个郊坛下官窑瓷胎中，SiO2、Ai2O3、Fe2O3的平均含量分别为67.04%、23.90%和3.22%。 20个龙泉黑胎青瓷胎的平均含量为63.22%、25.53%和4.14%。与龙泉黑胎青瓷相比，郊坛下的SiO2含量较高，而Ai2O3和Fe2O3的含量相对较低。而对两窑釉的化学成分的测试发现，他们在釉的化学组成上却非常相近，有的几乎相同，表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关系。
　　笔者曾通过对龙泉以瓦窑垟遗址为代表的生产黑胎青瓷的窑场与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的比较研究，认为两者无论从窑炉结构、制瓷工艺、烧造方法还是产品的胎、釉、器型等方面，均基本一致。但郊坛下瓷器烧造工艺，至少其窑炉砌建技术有可能来自龙泉，或者带有龙泉元素（这此因素包括弧形的窑门、前缓后陡的窑床结构等）。因此提出“是否可以认为在郊坛下官窑烧造以前，龙泉就已经烧造被公认为瓷器烧造中最高水平的粉青瓷器了，那么把龙泉烧成的黑胎青釉瓷器定性为仿官产品（这个仿官当然指的是仿南宋官窑，因为北宋官窑的真面目至今未清），我们是否有重新审视的必要呢？”言下之意是说龙泉黑胎青瓷存在着早于南宋郊坛下官窑的可能性。这是对龙泉黑胎青瓷仿官说法的间接否认。
　　（二）黑胎青瓷与哥窑的关系
　　既然龙泉黑胎青瓷与南宋郊坛下官窑关系如此密切，但又不是仿官，那么其性质又是如何的呢？我们认为其即是文献中记载的哥窑。
　　根据明清以来的各种文献关于哥窑器物的描写，还原哥窑特征如下：
　　1、时代：宋
　　《宣德鼎彝谱》“仿宋哥窑款式炉”；
　　《弇州四部稿·说部·宛委余编》“宋时……故曰哥窑”；
　　《春风堂随笔》“宋时……故名哥窑”；
　　2、地点：龙泉
　　烧造地点：文献资料认为是处州、龙泉县、琉田，这与龙泉黑胎青瓷主要集中在大窑地区是吻合的。
　　《春风堂随笔》“皆处州人”；
　　《弇州四部稿·说部·宛委余编》“宋时处州”；
　　嘉靖《浙江通志·地理志》“县南七十里曰琉华山……主琉田窑造青器” 。
　　3、胎：黑胎、紫口铁足、胎骨厚薄不一
　　《格古要论》“旧哥窑……有铁足紫口”；
　　《长物志》“官哥汝窑以粉青色为上，淡白次之，油灰最下，纹取冰裂鳝血，铁足为上，……今假哥窑碎文不能铁足，铁足则不能声”。
　　 4、釉：色青，浓淡不一，粉青为上
　　《格古要论·古窑器论》“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
　　《弇州四部稿·说部·宛委余编》“兄所作者视弟色稍白，而断纹多，号白圾碎”；
　　《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论官哥窑器》“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纹取氷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
　　5、总体面貌：与官窑类似。
　　根据上述特征，那么，龙泉黑胎青瓷完全符合文献中关于哥窑的特征描述。
　　首先，龙泉黑胎青瓷之年代，尽管学者们有为北宋晚期、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之争议，但基本处于宋代，是得到公认的。地点当然在龙泉。其次，从器形及胎釉看，龙泉黑胎青瓷制品以陈设瓷为主，可概括为薄胎、厚釉、开片、紫口铁足，这个特征与文献记载哥窑特征类似，尤其是胎釉，紫口铁足。称铁足，主要是胎中含铁量比较高，但只有龙泉地区一直来有称黑胎为铁胎、铁骨等。而从龙泉出土之黑胎青瓷标本看，其含铁量确实较高，甚至在小梅瓦窑路窑址出土的标本中，其散落于地下的经过1200°高温烧制的瓷器之露胎部分竟然生满铁锈。所以把刮釉烧成后的含铁量高之器足称为铁足，恰恰是龙泉工匠们取材于生活的生动写照。另外，从文献中关于开片的描述“白圾碎”、“浅白断纹”等，龙泉黑胎青瓷亦完全符合，也只有在瓦窑路和瓦窑垟的许多产品中，我们才看到类似的情况。瓦窑路产品之开片，明显比一般的纹路要白，要宽，而且是“断纹”、是“白络”，这是其他窑址中所不见的，这也不应是偶然现象。《五杂俎》“定、汝、官、哥四种，皆宋器也。流传至今者，惟哥窑稍易得，盖其质厚，颇耐藏耳”，从《五杂俎》对哥窑瓷器的鉴定特征“质厚”，颇与叶寘《坦斋笔衡》“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合以上，龙泉黑胎青瓷与文献记载之哥窑特征相符。龙泉黑胎青瓷就是正统的哥窑。20世纪60年代，周仁对由故宫博物院提供的传世哥窑瓷标本与浙江龙泉黑胎青釉瓷和白胎青釉瓷以及景德镇仿哥窑瓷标本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传世哥窑’不在龙泉烧造之说是可以接受的，龙泉黑胎青瓷可能就是正统的哥窑，这种说法也是有相当根据的。”
　　（三）哥窑与传世哥窑诸问题
　　既然龙泉烧造的黑胎青瓷就是哥窑产品，那如何有效的辨别是研究哥窑的基础，尤其是故宫等各大博物馆的传世品，而不是一说起哥窑就是传世哥窑，一说传世哥窑就是金丝铁线，其实两者本就是两个概念，不能等同。据我们观察，除了现在两岸故宫等哥窑产品中有部分为真正的宋哥窑产品外，在官窑产品中也有原应是龙泉烧造的黑胎青瓷本应是哥窑产品却被归为官窑的产品。而在现有的传世哥窑产品中，也确有许多器物的年代根本到不了宋；由于对哥窑产品的认同，宋以后历代都有仿制哥窑，从元末新烧的成群队者，到明清直至民国，仿烧哥窑代代相延这也是事实。永乐以后，明代御窑（器）厂仿哥之风大盛，各时期均有仿品，水平高下参差不齐。其中，宣德、成化两朝仿品最为著名。乾隆御制诗“铁足腰圆冰裂纹，宣成踵此夫华纷，而今景德翻新样，复古成不易云云。”的评语，便特别提到了宣德、成化的仿哥之作，还有当朝的翻新。另外还有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意识混淆之，如1941年9月19日，陈万里在日记上写道：“此次来龙，曾听某贾(指古董商人)说龙泉古窑址出来黑胎物品，到了上海，专销几位研究古瓷的外国人，就说是杭州乌龟山出来的东西，并且说得煞有介事的，哪一处地方出土，出土的情形是怎样，当然还要编造一串假事实，于是一件龙泉黑胎物就可以冒牌出卖它一个高价。事情既然是这样，所以龙泉的黑胎，虽说是有了这样的幸运，其实可惜了龙泉的真价值，而竟戴上了毫不相干的乌龟山官窑的高帽子。”
　　两岸故宫那些被定为传世哥窑的瓷器，主要是郭葆昌等老先生当年做的分类，都是凭直观简单的分类，当时的古陶瓷大家陈万里先生就认为这个分类有问题。不过把哥窑器物与官窑器物有所混淆，从古到今是一直存在的，“官”、“哥”不分，“官”、“哥”难分，在博物界早有说法。元代孔齐的笔记中更是用到了哥窑“绝类古官窑”的描写，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哥窑质之隐纹如鱼子，但汁料不如官窑佳耳”，便细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也含糊表达了两者之间相互借鉴的意思。传世品中，也有这类属于亦哥亦官、官哥难分的器物。故宫藏有一件葵瓣口小盘，文物底账的名称是“官窑盘”，而盘底刻有乾隆御制诗一首，诗题为《题哥窑盘子》。看来，今日专家的认知和二百年前的乾隆皇帝便已有了分歧。
　　如果按照现在一般认为的传世哥窑才是哥窑，那么北京故宫等单位收藏的传世哥窑，其基本特征：烧成温度不是很高，严格意义上，就是还没成瓷。用手指敲打，会听到它的声音不很清脆，是沉闷的噗噗声；釉色偏黄，表面上看有点油腻的感觉，亚光，基本是生烧品，和官窑的特征区别很明显。金丝铁线非常明显，因为是人为做出来的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即便它们是哥窑，也绝不是当年窑工所追求的“正品”，因为如果哥窑和官窑一眼就能分开，那还能符合古人对官哥两窑的认知——“官哥不分”吗？哥窑的特征是“紫口铁足”，而不是“金丝铁线”。
　　哥窑产品尽管“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但毕竟是可以细辨的。哥窑和官窑不是同类，不同类的东西就有区别，找出区别就得细辨。故宫藏三足鬲炉，看似与官窑产品相似，但细看其足之出脊到底，哥窑产品有少量是出脊不到底，但多数是出脊到底，而官窑产品基本不见出脊到底的产品，这就是我们判断其应为哥窑而非官窑的依据。《宋官窑特展》图31之北宋官窑粉青鬲式炉，基于同样的理由，是否应归为哥窑产品。因为北宋官窑的情况更为复杂，对其特征的把握更是少有依据，也许哥窑是学北宋官窑，北宋官窑也有出脊到底的产品，那就另当别论了。
　　另外，由于哥窑产品，尤其是早期产品，其烧成时，使用垫饼烧造，而且早期是使用泥质垫饼，泥质垫饼与器物本身胎质材料不同，在烧成时，收缩率不一致，使得器物的圈足部分，非常容易变形。而官窑产品烧成时，有许多器物是用支钉支烧，显然一般不会出现圈足变形的情况。即使是使用垫饼烧造的，也都是用瓷质垫饼，由于瓷质垫饼的材料与器物胎泥基本一致，烧成时基本能保持收缩同步，故一般不见圈足变形的，如有一些变形也是比较小。《宋官窑特展》图24之纸槌小瓶，口径5.4、足径5.9、高11.8厘米，粉青开片，足端黑色，底部有乾隆皇帝的题诗：宋时秘色四称名，不及柴窑一片瑛。下视永宣兹又贵，由来品第鲜常衡。这件瓶在该书内被定为“修内司官窑粉青纸槌小瓶”，其实，其圈足变形明显，较符合龙泉烧造的典型的哥窑产品特征。
　　在哥窑产品中，还经常可以看到把器形做成八边形、六边形等，许多器物有棱有角，八方瓶、八方杯、八方盘、六角菱花式碟（郊坛下有）等比较流行，文献也多有记载，如《长物志》“哥窑方斗”，《钦定续通志》“哥窯八角把桮酒榼”等，而官窑则流行圆器，八边形、六边形等少见，有少量方口的小瓶等。哥窑的把杯的鋬也不是做成官窑的圆弧式的，而是尖状的，有棱有角，都是非常具有特征性的器物。这除了胎料因素外，说明龙泉的工匠水平之高。故宫博物院曾对原属于官窑的七件小碟进行测试，其胎釉元素组成符合北方瓷器特征，提出是否是文献提及的北宋汴京官窑抑或哥窑，还有待于深入研究的论点。其实这几件小碟据我们对照片的目测判断，可能也是龙泉所产，就是说可能也是哥窑产品。吴兴皇坟山出土的把杯，把鋬圆弧，长期以官窑目之，现在看也应该归为哥窑产品。
　　哥窑及龙泉窑产品，还流行蔗段洗，而官窑产品则不见。《宋官窑特展》图84之南宋郊坛下官窑灰青葵瓣口小洗，口径11，足径7.5，高4.4厘米，一般青瓷，开片，露胎处为铁锈红，其实就是胎铁份氧化的结果，也是较为典型的哥窑产品。
　　综上，龙泉生产的黑胎青瓷是宋代哥窑、其特征与官窑相近、产品为皇家生产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而曾被认作可能是哥窑的老虎洞窑场，实为“元末新烧”的仿宋哥窑产品烧造地。近年来龙泉南区新发现的米黄釉产品表明，龙泉可能也是“传世哥窑”的重要生产地之一。所谓的“金丝铁线”，为民国及以后产生的概念，明显是后代人为添加，以此来作为哥窑的特征，显然是错误的。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1、哥窑本身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其窑场应不止一处，年代也有一个延续的时间。从现有考古材料来看，尽管从大的区域来说，哥窑产地在龙泉，但在龙泉却分布有几处窑场。不仅在一直以来被密切关注的溪口瓦窑垟窑址和大窑岙底等地找到了黑胎青瓷产品，还在小梅瓦窑路、石隆等地也找到了生产黑胎青瓷的窑场。2012年更是在龙泉东区的窑场中找到黑胎青瓷的产品，这是一个全新的发现，而且似乎在龙泉地区的许多两宋之际的窑场中均有黑胎青瓷生产的趋向，且似乎黑胎青瓷往往与“河滨遗范”款青瓷共出，这也给我们研究龙泉黑胎青瓷和哥窑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其实这也是古代窑场烧造宫廷瓷器规律的客观反映。在接到中央政府烧造瓷器的任务后，由于是有别于普通瓷器标准、又是采用与原来白胎瓷器不同的黑胎，而且是厚釉瓷器，与龙泉本地窑场原有的烧造工艺相比，除了窑炉还是龙窑以外，不管是制作还是烧造，几乎是全新的工艺，故需要在许多原有在烧的窑场中选择能符合烧制要求的窑场来承担任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龙泉的许多窑场都有黑胎青瓷产品发现的原因。根据现有资料推测，可能先在龙泉东区的张村、小梅的瓦窑路等地试烧产品，同时在溪口瓦窑垟以及大窑等地一同烧造，一是为了选择合适的胎料，二是为新的厚釉工艺的实验。也许是龙泉东区和小梅的胎料均不很适合黑胎青瓷的烧造，所以在溪口瓦窑垟烧造了一段时间，但时间不长，可能是大窑的胎料更适合（这一点从现在来看也是），所以最后也放弃了溪口瓦窑垟一带，而集中在大窑进行生产（一直延烧至元）。并最后在大窑把这一生产工艺发扬光大，使龙泉窑成为青瓷生产的集大成者，成为一代名窑。
　　南方烧造瓷器基本上都是龙窑，而龙窑生产是及其复杂的，在古代龙窑烧成率低下的情况下，尽管看似一条龙窑的装烧量比较大，但靠一个窑场是根本无法满足需求的。不管是唐宋时期的越窑，还是汝窑、南宋低岭头类型窑址，更不用说明清景德镇御窑厂，都需要几个窑场或几条窑同时生产，才能满足需求。况且，除了各种因素导致窑炉的装烧量与常人的理解有较大差距以外，其烧成率的低下，也是一个窑场无力承担宫廷任务的原因之一。北宋庆历年间余姚县令谢景初作《观上林垍器》中明确提到“百裁一二占”；而在民国三十三年宝溪乡乡长陈佐汉给龙泉县长徐渊若的报告中更是“百器之中而获美满完璧者，不过区区数件耳。”而宫廷用瓷的标准肯定是属于这“一二占”和“区区数件耳”之中。所以即使是在溪口瓦窑垟，也是有瓦窑垟的两处和大磨涧边窑场烧造黑胎青瓷。
　　除了有多处窑场同时烧造以外，龙泉黑胎青瓷其烧造的时间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小梅瓦窑路和溪口瓦窑垟及龙泉东区的张村窑址，我们推断其年代为南宋早期，是否还要更早，现在尚无明确证据，但黑胎青瓷的烧造从南宋早期一直延烧整个南宋时期，甚至进入元代还在烧造，我们在大窑岙底的窑址中，就发现黑胎青瓷瓷片与八思巴文刻款器物粘在一起的标本，这是否就是“中统以来，杂金宋祭器而用之，至治初，始造新器于江浙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之新器，尚需今后的考古工作来证实，但至少说明，龙泉黑胎青瓷的烧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其不同时期的产品特征也有不同的特点，从黑胎产品的薄釉（相对于典型的厚釉产品，但比龙泉窑早期如北宋白胎的薄釉产品要厚）到厚釉、从开片到不开片，不同阶段呈现的特征差异，拿一个南宋中晚期来框定整个龙泉黑胎青瓷的生产时间，显然是简单了，也与客观事实不符。
　　2、应该把所谓的“传世哥窑”瓷器做一个分类，该归宋代哥窑的归哥窑，仿哥的归仿哥，元代仿哥归元代仿哥，清代仿哥归清代仿哥，而不是把不同时期的器物全部放在一个框里，作为一个个体来对待。
　　对于这一点，故宫博物院已经在着手进行了。由于传世哥窑的复杂性和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够通过对器物特征的归类，以及胎釉成分的科学检测，把所有故宫藏的原定为哥窑的器物，按不同的检测结果归为不同的类别，再通过年代的分析，把不同类别的哥窑器物分别归为不同时期的哥窑或仿哥窑产品，最后通过一系列的与不同类别特征相近的不同地区的考古标本进行胎釉检测比较，以确定哪个时期的哪类产品应该是属于哪个地区烧造的，这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也是实事求是解决哥窑问题的一把钥匙。
　　3、既然把哥窑与仿哥区别了，那么“传世哥窑”的名称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可以叫哥窑、明代仿哥或者雍正仿哥等，或者称元代哥窑、明代哥窑、雍正哥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