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首先明确钧瓷与早期钧瓷概念的内涵。通过对窑址考古与调查材料的收集，首先对早期钧瓷窑场的区域性进行分析。其次从具体年代信息的墓葬、窖藏、生活遗址与窑址以及仿钧器四个角度对早期钧瓷的年代问题进行探讨，推断出其流行时代为金晚期，即大定晚期到三峰山之战这40余年的时间。并认为可能存在的“过渡型钧瓷”或许与清凉寺窑“类汝”产品关联不大。蒙古时期钧瓷整体特征较元代有别，与早期钧瓷更加接近。

      关键词：早期钧瓷；金代；箕山；三峰山之战；清凉寺汝窑

    按照学界对某一瓷窑的一般理解，“钧窑”应涉及到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两方面因素，大致可认为是某一时期内钧州地区的窑场，而钧窑瓷器或钧瓷应为该时空范围内所产瓷器的总称。宋元时期的各处瓷窑场通常会烧造多品种器物，以便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获取更多利润。位于钧州的窑场亦是如此，虽同时还烧造白瓷、黑瓷、白地黑花、三彩等品种陶瓷器，但一直以来仅有一类具乳浊感的，部分带有红斑的蓝或青釉的品种被称为钧瓷、钧窑瓷器或钧釉瓷。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公布，学者们发现烧造这类产品的窑场遍布北方地区，甚至南方也有类似产品。这一概念的地理要素不再明确，更多的是代表品种。本文所讲的钧瓷以约定俗成的见解为准，不包括其他品种的器物。

    根据胎釉特征与器型种类的不同，大体可以把钧瓷分为三类，即早期钧瓷、元钧与官钧 （陈设类钧瓷）。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对早期钧瓷的考察。那么，如何定义早期钧瓷？刘涛认为，早期钧瓷有各式碗、盘、碟、罐、炉等，各类型器物大都在宋元之间。釉色有豆青、灰青、天青、天蓝、月白、黄、绿、紫等，釉面较匀净，少有“唐钧”及后来的“官钧”、元钧常见的杂色斑点和垂柳状丝纹。并认为“汝钧”即早期钧瓷，时代不晚于金中期，部分可早到北宋末期［1］。李民举则认为最早一批钧瓷出现在大定至明昌时期，有三大工艺特色：一是以月白釉为特色，釉层均匀，较少流釉、垂釉现象；二是出现用铜做颜料，闪红色，绝少有紫黑色或暗黑色；三是支烧工艺延续汝窑特点，为“芝麻钉痕”［2］。两位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认知有所不同，李民举将刘涛所言早期钧瓷所有器物中以月白釉为特色的器物定为最早出现的钧瓷，将其视为早期钧瓷。笔者认为，可以将已发掘并公布考古材料的4处钧瓷窑址，即汝州东沟、禹州刘家门、河北地与闵庄窑址最早期钧瓷地层中的所有青釉系瓷器作为早期钧瓷的主要研究对象，即大体与刘涛观点相类。这些器物无论何种釉色，都体现了相同的技术特点，并共享同一器型样式群。

图一 豫西地区早期钧瓷窑址分布

    一 早期钧瓷的产地

    早期钧瓷窑址集中分布于黄河以南的豫西地区 （图一），地处伏牛山系余脉的箕山山脉地区数量最多，共计 25 处，在目前统计到的 30 处豫西地区窑址［3］ 中占83.3%。箕山地区烧造早期钧瓷的窑场又集中在两个区域：

      1. 大峪—白坪区 18处窑址分布于登汝高速公路穿越箕山山脉区间段的两侧，大多位于山间岗地，自最南端何堂窑址至最北端沙锅窑址，直线距离约20公里。南部的何堂、北焦村、东沟、碗沟、杨窑、武家窑、孔窑、黄窑、棉花村、龙王、班庄、陈家庄属汝州市管辖，除何堂、北焦村隶属尚庄乡、纸坊乡，其余皆在大峪乡境内。北部的程窑、卧羊坪、牛园、碗窑岭、煤窑沟、沙锅窑则皆位于登封市白坪乡。东沟窑址在2005年进行过考古发掘，是这一窑区中产量较大，质量较高，器形较丰富的一处窑址［4］。

      2.白峪河区 6处窑址分布于大刘山下沿白峪河旁，属浅山平原区，自最南端谒主沟窑址至最北端刘家沟窑址，直线距离约7公里。除谒主沟属郏县黄道镇，其余均属禹州神垕镇管辖。刘家门与河北地窑址在2001年进行过考古发掘［5］，前者为这一区域内产品质量较高的地点。南乡蟒川地区与北乡箕山窑群隔北汝河相望，发现有唐沟、下郝沟与严和店［6］ 烧造早期钧瓷，距蟒川东南30公里的鲁山段店窑址早期钧瓷出土量较大。禹州城北10余公里处的扒村也是一处重要产地。位于豫西南地区的丹江水库沉船中发现有几件早期钧瓷，器物特征与上述窑场的产品均有所不同，有学者判定为内乡大窑店地区的产品［7］。

    资料记载位于颍河南岸的禹州市钧台与古钧花园也有早期钧瓷烧造，钧台窑址于 1973 年、1974 年、1975 年及 1986 年进行过四次发掘，古钧花园窑址在2004年进行发掘。两处距离很近，或可视为一处窑场，生产规模较大。但从钧台窑址的发掘报告看，钧瓷窑炉烧造官钧类器物，该遗址所出早期钧瓷类器物应并非钧台所烧，而附近的古钧花园窑址也为相同的情况。《河南古瓷窑址》中介绍的“许昌五楼村窑”亦有施满釉的钧瓷出土，但为该地所烧的证据并不十分充足。

    此外，在黄河以北的安阳、鹤壁与焦作的窑场也发现有符合早期钧瓷特征的标本。鹤壁地区产量较大，龙卧、沙锅、鹤壁集以及土门等窑址均可采集到早期钧瓷标本，与禹州地区产品特征较为相似。（图二） 大同地区城市遗址中也可采集到大量此类产品，可能为雁北地区所烧，颜色相对河南产品较为暗淡，但也不乏质量较佳者。（图三）

    早期钧瓷的窑场分布有两点现象值得关注：其一，箕山窑群烧造早期钧瓷的同时鲜见其他品种的器物，而周围窑场的产品种类则更加多样化。如段店窑址的黑釉、红绿彩、“绞釉”，扒村窑址的白地黑花、白瓷、三彩。黄河以北的焦作、鹤壁更是以品种丰富著称的窑场。蟒川地区、段店、清凉寺等地的窑址都能发现有数量较多的北宋中晚期青釉印花瓷片，一般被称为“临汝窑类型”，是豫西山区窑场当时最为流行的品种之一。这些箕山周边地区的早期钧瓷烧造地点，在此之前大多已经是较为成熟的窑场或窑区，并具有烧造青瓷的传统。由此笔者推测，在箕山地区窑业形成规模，产品获得市场认可之后，或是该地区窑工在周围的窑场另建窑烧造，或是周围窑场的窑工模仿钧瓷工艺，但钧瓷并未完全取代周边窑场的“磁州窑类型”器物。烧造早期钧瓷的窑场区域应是随时间变化不断扩张的，方向性大体表现为以箕山地区为中心，向东北部、南部以及山西地区演进。

图二 鹤壁地区采集早期钧瓷 （鹤壁李寅采集）

图三 大同地区采集早期钧瓷 （大同周晓晨藏）

图四 西安李居柔墓出土钧瓷碗

    其二，大裕—白坪区在早期钧瓷烧造之前并无瓷窑生产遗迹。白峪河区在此前的烧造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大白堰窑址唐花瓷与早期钧瓷地层间有厚达两米的自然土层［8］。这说明在早期钧瓷烧造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箕山地区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窑业规模。钧瓷的最早形态即展现出成熟的工艺，精工细作。但这并不是箕山地区窑业长期发展的结果，与本地唐花瓷无关，更可能是北宋箕山周边地区青瓷技术的延续。学界通常将古钧州 （今禹州市） 视为钧瓷的发祥地，但随着资料的不断增多，可以肯定的是汝州与登封的大峪—白坪地区也是早期钧瓷的重要产地，甚至不排除其兴盛的年代早于禹州白峪河区的可能性。在没有更多材料来论证两者时代早晚的情况下，可将两处窑区共同所处的箕山山脉这一较为独立的地理单元视为钧瓷的起源地。由于这一地域内各处窑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或可视作一处窑场。它包含有两大主要产区，并包括东沟窑址、刘家门窑址等几个重要的烧造地点。这样可以减少断定非窑址出土器物产地时的困扰，也可纠正从各个行政区划的角度对钧瓷进行研究所导致的一些片面认识。

    二 早期钧瓷的年代

    本文从以下4个角度推断早期钧瓷的烧造年代：

      1. 有年代信息的墓葬

    目前可确定有早期钧瓷出土的这类墓葬材料仅有两例：正大三年 （1226年） 西安李居柔墓出土两件钧瓷碗和两件钧瓷盘，是迄今随葬钧瓷时代最早的纪年墓［10］（图四）；后至元三年（1337年）西安刘达墓出土一件钧瓷碗［11］。

    另外，建平县丰山村耶律霞兹家族墓地 M2年代应与发现墓志的 M1 （天平元年 1021 年） 相近，前者出土有“钧窑花式口小碗”。该墓早年被盗，钧瓷并未有详细信息 ［12］。崇熙十四年（1045 年） 阜新县王家坟萧和夫妇墓亦被盗掘，发掘者认为系金人所为。墓中出土“仿钧窑碗”，从线图以及文字描述来看，与早期钧瓷的特征迥异［13］。明昌元年（1190年）大同阎德源墓发掘简报中记载有三件钧瓷出土［14］。但据笔者考证，两件长颈瓶为孔雀蓝釉产品，三足炉则为耀州窑月白釉器。曲阳市涧磁村墓葬出土有钧瓷片，墓中有一刻款陶砚，年代为崇庆元年 （1212年）［15］。钧瓷片并未有详细介绍，加之该墓早年被盗，故暂作阙疑。

      2. 有年代信息的窖藏

    目前已发现有18处地点可确定有早期钧瓷入藏，黑龙江、吉林、山东各有一处，其余皆位于早期钧瓷窑址附近区域 （图五），其中禹州郭连窖藏与叶县文集窖藏均有多个窖藏坑。另有一些在图录中所载出土于这一区域的器物，虽并未交代来源，但从保存状况来看，出自窖藏的比例不会太低。这类窖藏集中埋藏于同一区域内，并且数量巨大，与南宋川渝地区的情况相似，绝大多数都应与蒙军的侵略战争密切相关。正大九年（1232 年） 正月，金蒙双方在钧州进行的三峰山之战是蒙古灭金决定性的一役，“是日，拖雷及金师战于钧州之三峰，大败之，获金将蒲阿”［16］。金兵主力被杀戮殆尽，“自是金军不能复振”［17］。此役过后，蒙古军乘胜追击，“ （正月）壬寅，攻钧州，克之，获金将合达”［18］。几日内，蒙古军即已迅速占领了所有早期钧瓷窑场以及钧瓷窖藏所在的汝州、钧州、许州、邓州等地，“泌阳、南阳、方城、襄、郏至京诸县皆破，所有集聚焚毁无余”［19］。百姓欲避兵灾背井离乡，将重要财货瘗埋于地。这些窖藏钧瓷绝大多数可在汝州东沟窑址和禹州刘家门窑址的最早期地层找到原型，并且都符合早期钧瓷的各项特征，可知这些窖藏应是同一时期的。加之窖藏的出土地点皆与三峰山相距不远，基本可以断定这些钧瓷窖藏的形成应在正大九年 （1232年） 前后很短的时间内。

图五 豫西地区早期钧瓷窖藏分布

    黑龙江、吉林与山东三处窖藏出土瓷器与豫西地区窖藏群有所不同。前者早期钧瓷数量少，占整体比例较低。而后者除早期钧瓷外，极少见其他品种。黑龙江双城兰陵窖藏出土有南宋建窑兔毫盏与带官府检验刻记的铜镜，其上限不会早于金代中后期［20］。吉林农安窖藏则发现大量白瓷印花器［21］，符合定窑涧磁岭窑区第四期后段的器物特征，发掘者将这一段定为金代中后期，即大定元年 （1161年） 至兴定三年 （1219年）［22］。山东临淄窖藏同出的定窑器物也是这一时期的产品，同样不会早于金代中后期［23］。结合这三处窖藏所在地发生大规模战争，被蒙古或其他政权占领的时间应稍早于河南，推测其形成时代可能比豫西地区窖藏群略早，但不会早至12世纪。

      3. 有年代信息的生活遗址与窑址遗迹单位

    河南鲁山杨南遗址 T3513②出土一件钧瓷长方形折沿盘，该地层有红绿彩瓷塑伴出［24］。河北黄骅海丰镇是金代最为重要的海港遗址之一，其中T54④这一地层出土早期钧瓷，同出的还包括豫北冀南地区的白地黑花器、红绿彩瓷塑以及定窑白瓷印花器［25］。山西永济县蒲津渡遗址H17中有几件早期钧瓷残片，同一遗迹单位中伴出红绿彩、定窑刻花器和内底带涩圈的黑釉碗［26］。上述四处遗址钧瓷所在的遗迹单位，依恃同出的红绿彩与白地黑花器可以推断其形成应不早于金代晚期。

    在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山城遗址发现的早期钧瓷也可提供一些线索。这些遗址虽没有地层信息，但经考证应属东 夏 国 时 期 （1215—1233年）的生活区。在阿纳尼耶夫斯科耶城址发现有一只极为精美的红斑钧瓷盏，此遗址亦出现定窑白瓷“尚食局”款印花碗和印龙纹盘、红绿彩瓷塑以及景德镇窑青白釉炉，时代不会早于金代后期［27］。北京原宣武区牛街、白云观、右安门等地位于金中都宫城范围内，这几处地点出土有质量较高的早期钧瓷，部分可能作为官用之器［28］。皇城西南角的凤凰嘴兵营遗址资料尚未发表，但据了解亦有不少早期钧瓷出土。贞元元年 （1153年） 海陵王完颜亮迁都至此，这批早期钧瓷年代上限较为明确。进行过考古发掘并发表窑址简报的主要有汝州东沟、禹州刘家门、禹州闵庄与禹州钧台几处。其中东沟窑址早期钧瓷地层T6⑨出土一枚建炎通宝，形成年代不会早于金代［29］。刘家门窑没有发现金或南宋时期钱币，发掘者判定钧瓷最早期地层的时代为北宋［30］。闵庄窑作坊AT6F2②地层出土早期钧瓷，同出的人骨标本经碳十四数据树轮校正后年代为 1155—1215 年［31］。而钧台窑由于发掘时代较早，存疑点较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较多早期钧瓷的H37中，有一件白地黑花钵与河南辉县百泉崇庆元年 （1212年） 纪年墓中所出同类型器极为相似［32］。

      4. 有年代信息的仿钧器

      两宋时期南方地区烧造蓝色乳光釉瓷器的窑场有湖南湘乡窑、衡山窑，四川邛窑、西坝窑，重庆清溪窑［33］，江西吉州窑等。但除清溪窑外，其余几处窑场产品的釉面与造型特征与早期钧瓷有较大差异，没有刻意模仿或技术传承的迹象。而清溪窑部分天蓝釉器物，虽器型等因素与早期钧瓷有所不同，但釉色与釉面质感却较为接近，同属精工细作之物。据资料记载，南宋绍熙元年（1190 年） 重庆合川 （或为纪年墓） 出土有“清溪窑仿钧釉胆瓶”［34］，形成于南宋晚期的四川遂宁金鱼村窖藏中也有此类产品出土［35］。（图六）从南宋时期川渝地区窑场的产品中可以看到诸多金代瓷器的因素，例如定窑风格的白瓷印花以及北方地区普遍流行的黑彩绘、凸线纹等装饰。四川磁峰、瓦岗坝、金凤、重庆涂山等窑址更是发现其他南方地区同时期少见的采用煤作燃料的馒头型窑炉，说明这一地区的窑业生产可能有不少来自北方窑工的参与。如果清溪窑的天蓝釉瓷器确实是来自汝州或禹州的窑工参与烧造，或者是当地窑工有意识的仿烧器，我们就可以反推出早期钧瓷的出现并开始流行的年代可能要早于绍熙元年（金明昌元年1190年）。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出，早期钧瓷的流行时代为金晚期，也就是三峰山之战之前的三四十年的时间。那么，从北宋末期汝窑与临汝类型青瓷停烧，到“继汝而起”的钧瓷始流行，有长达六七十年的空白期，豫西山区在这一时期的窑业生产面貌尚不清晰。箕山地区窑场在最早期钧瓷地层形成时期已经可以烧造技术极为成熟的产品了，而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汝钧过渡期产品应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产品特征的不同有可能体现的是产地之别，但对于豫西地区钧瓷来说，一般认为更可能反映烧造年代的差异。纵观明代以前产品发展的轨迹，其外在特征均表现为由早到晚质量逐步变差的整体特点。李民举将以月白釉、铜红斑和汝窑式支烧工艺为主要特征的一类器物认定为“大定钧瓷”［36］，并认为其产地不会出现在宝丰清凉寺、汝州严和店和禹州白峪这三处之外，即存在一类钧瓷年代略早于本文所说的早期钧瓷。在各类考古出土、馆藏和民间收藏例中偶见一些工艺极精，与以东沟、刘家门窑为代表的早期钧瓷特征稍有不同的器物，可将汝州市文庙［37］与叶县文集遗址出土器物作为典型。这类器物整体器型与釉色 （质） 均与早期钧瓷有一定差别，尤其以圈足部分特征差异最为显著：露胎面积比大宗早期钧瓷产品更小、足墙较薄且呈梯形、部分圈足外撇，这与北宋晚期清凉寺汝瓷造型较为接近。部分产品釉色 （质） 也与北宋汝瓷相类。明显较典型早期钧瓷具有更高相似度。近年宝丰清凉寺窑址发掘的材料可一定程度地解决其产地问题，发掘者将其称为“类汝瓷”，年代定为北宋末至金初［38］。倘若“过渡型钧瓷”确实存在，那么清凉寺窑“类汝瓷”应比李民举文中所例举的“大定钧瓷”板沿洗更具有时代略早的可能性，也应是目前所见中最有可能符合条件的产品之一。

    叶县文集遗址H444与H1104窖藏［39］ 为这类产品年代问题的研判提供了重要线索，该遗迹单位中出土有数件“类汝”器物。由于与其伴出有在金末窖藏与纪年墓中频繁出现的早期钧瓷碗、盘、碟等典型器，故基本可证明两类为同期产品。这说明金末豫西地区青瓷系产品具有一定的质量与特征差异，也可说明这类产品属“过渡型钧瓷”年代更早的推测并不成立。使用器型排比与釉色 （质） 比对的方法对金代范围内的钧瓷分期断代或许并不有效，在纪年新材料出现之前，发现与证实存在“过渡型钧瓷”、探索由汝及钧的发展过程将较为困难。

图六 遂宁金鱼村窖藏出土“仿钧釉”盏 图七 2012年宝丰清凉寺窑址Ⅳ区出土

    早期钧瓷流行的下限相对比较明确。金蒙战争对豫西山区窑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元代钧州东张镇百灵庙碑记：“是镇金国末年最为繁盛，人稠物充……逮壬辰兵烬之余，百不存一……复业之家，相继而至。”［40］ 东张镇位于今扒村，金代属钧州管辖范围内，碑文所记应反映了整个豫西山区窑场在战争前后的状况。因此将早期钧瓷的下限定为“壬辰兵烬”之时，即天兴元年（1232年），殆无疑义。大蒙古国时期的纪年钧瓷有蒙哥汗七年 （1257年） 北京庆寿寺海云和尚墓出土的三足炉［41］（图八），至元二年 （1265 年）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出土的11件钧瓷［42］（图九），另有私人收藏刻有“至元二年 （1265年） ”与“钧州西吴镇周家造至元七年 （1270年） ”的底足标本［43］。（图十） 这些纪年器应是“复业相继而至”后的钧瓷。可确定产自这一时期的钧瓷不多，但从纪年标本以及刘家门窑址直接叠压在早期钧瓷之上地层所出器物的描述来看，蒙古时期的钧瓷特征较早期钧瓷稍显粗糙，流釉现象增多，部分胎体变厚。但大多圈足内心施釉，三足炉的底部部分也施满釉，这与元代早期至元十四年 （1277年） 河北宣化葛法成墓出土的外壁施半釉的钧瓷碗区别明显［44］。虽然整体时代特征上存在一定差异，但从某种意义上其特征与早期钧瓷更加接近。综上所述，在早期钧瓷流行之前，可能存在一类继承汝瓷与临汝类型青瓷工艺的过渡期钧瓷，其始烧年代推测为金代早中期。以东沟与刘家门窑址最早期地层为代表的早期钧瓷流行的时代为金代晚期，即大定晚期至三峰山之战爆发的天兴元年 （1232 年）。大蒙古国时期亦有生产与早期钧瓷特征接近的器物。

图八 北京庆寿寺出土钧瓷炉 图九 大同冯道真墓出土钧瓷 图十 私人藏纪年钧瓷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