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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广锠:中国藏汉文敦煌遗书占总数的40%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方广锠:中国藏汉文敦煌遗书占总数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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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方广锠所著的《佛教文献研究十讲》近期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作者历年所写关于佛教文献研究的论文24篇,分別论述学术研究及其与学术资料的关系、敦煌遗书的性质及其与敦煌藏经洞的关系、写本学的建设及佛教文献的鉴定等问题。
 
在其新书《佛教文献研究十讲》出版之际,澎湃新闻就世界敦煌遗书分布、敦煌遗书“废弃说”、写本学等问题与方广锠进行了对话。
 
澎湃新闻:您的《敦煌遗书与敦煌藏经洞》论述了敦煌遗书的研究价值,对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您主张“废弃说”,认为藏经洞所藏是当时废弃的经卷。

方广锠:最早提出“废弃说”的是斯坦因。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肯定做了翻捡,但藏经洞内文物基本保存。1907年斯坦因进入藏经洞时所看到的,应该与藏经洞刚发现时的原状相差不大。当时给他的感觉,这是一批神圣的废弃物。这句话写在他的著作中。所以斯坦因最早提出“废弃说”。

后来伯希和进洞,考察后提出 “避难说”。认为这些文物因躲避西夏进犯而藏匿。理由有两点:一是洞里面东西特别乱,二是藏经洞里没有西夏文。但伯希和是藏经洞发现8年后进去的,他自己也说:8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来翻捡过。没有西夏文的确是一个判断藏经洞封闭年代的重要依据。但是,吐蕃占领敦煌,佛教不但没有受到损害,而是有了大发展。那同样信佛教的西夏打过来,敦煌的佛教僧人为什么要避难?这里说不通。所以后来就有人设法去找不信佛教的势力威胁了敦煌,来论证“避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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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所获的部分藏经洞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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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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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
 
我主张“废弃说”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如果藏经洞属于避难,那寺庙僧人首先要藏什么呢,肯定是贵重的、完整的大藏经。史书记载,敦煌地区当时至少有两部北宋颁赐的金银字大藏经,还有木刻《开宝藏》。如果避难,藏经洞中应该藏那些藏经,但实际只有几卷金银字写经的残卷,没有金银字藏经。法国收藏一件《开宝藏》残片,但它不是出于藏经洞,而是出于莫高窟北区。

第二,当时,一部标准的大藏收经1076部,5048卷,我整理过藏经洞里的入藏经典,只有390多部,连标准大藏经的一半都不到。日本的一个学者也独立做了同样的工作,结果相同。就这390多部佛典来说,很多不完整。比如《大毗婆沙论》应有200卷,藏经洞中只有少数几卷,远不够一部。很多数量奇多,如《法华经》《金刚经》。这是由于阅读《大毗婆沙论》的人少,损坏的就少。而据说书写、读诵《法华经》《金刚经》的功德特别大。所以使用的人多,损坏的就多。

另外我曾经做过统计,藏经洞的大部分都是残破的。比如北图敦煌遗书中,文献首尾完整的只有458号,占总数2.76%。英国首尾完整的比北图多,有876号,占总数8.3%。如果从文物的角度来说,一个完整的卷轴装,应该有护首、尾轴,那么北图敦煌遗书中符合标准的只有1号。英国敦煌遗书中符合标准的只有2号。为什么英国会比北图多?这不奇怪,因为斯坦因去得早,王道士给他的时候是整包整包地拿。北图的藏品本来就是被挑剩下来的,入藏北图前还被人偷过,于是更加残破。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敦煌遗书出土时的原始状态,应该以斯坦因搞到英国的作为依据。

斯坦因在中国探险时有个中国助手叫蒋孝琬。他曾经帮助斯坦因整理敦煌遗书,包括编号与定名。他把自己的工作直接写在卷子上。现在英国的很多卷子上都留他当时的工作记录。例如,蒋师爷编的第9号就写明:“内无头尾破经三块。”我们在英国查核,的确是三块:一块51.6厘米《法华经》,一块77.2厘米《涅槃经》,一块59.9厘米,是个三阶教经典。蒋孝琬的记录常有“破烂不堪经”、“破烂不堪经一捆”、“破无头尾经”等记录,可见斯坦因最初得到就是一批破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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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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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琬

澎湃新闻:目前,您致力于编出敦煌遗书总目,为此长年在北图,以及去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乃至私人藏家处考察编目,可否谈谈有关经历。

方广锠:任继愈先生于1988年调到北京图书馆当馆长。1989年,他把我调到北图,目的就是为了整理北图的敦煌遗书。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几年前把这项工作做完了,图录146册,从2005年到2012年全部出版。目录分为四卷,第一卷《编号对照卷》, 第二卷《馆藏目录卷》,共计1600万字,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于2013年、2016年出版。还有《分类解说卷》与《索引卷》两卷,有待出版。

英国图书馆共藏汉文敦煌遗书14145号,上世纪曾由翟理斯编了一个目录,收入比较完整的6980号。下余的由于残缺严重,没头没脑,没有编目。当时不像现在有电子本大藏经可以检索,查核一个残片到底是什么经典,完全要靠人工翻阅《大正藏》。所以后来英方希望能有中国学者去从事这一工作。最早是北大历史系张广达先生向我转达英方的这一希望。后来我从1991年到2009年,先后18年,共去了7次。每次人数有多有少,少的一个人,多的5个人。时间有长有短,短的两周,长的半年。我们去英国,原计划是编他们没有编完的部分。但后来考虑,翟理斯的目录在当时来讲,编得很不错,但已经不适应今天敦煌学的发展需要。尤其是我们建设了一个敦煌遗书数据库,数据库对入库数据的格式有统一要求,翟理斯目录无法进入数据库。所以,我们跟英方商量以后,把翟理斯编过号的6980号按照数据库要求的格式全部重新编目。应该说,英国图书馆,特别是中国组的组长吴芳思博士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没有她的支持,我们无法完成上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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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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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大般涅槃经》

敦煌遗书有文物、文献、文字三方面的研究价值。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英国方面还给我赠送全套缩微胶卷。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国内先利用缩微胶卷查出残片上的文献。到英国之后,着重采集遗书的文物的数据、例如长、高,判定遗书的真伪与年代。由此加快了编目的速度。

1991年我借英国的机会,特意到法国国家分分钟损失一个亿+8图书馆、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考察过。2018年,我们又组织了一个团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了半年,采集了编目所需要的基本数据。法国图书馆有关方面、原法国科学院敦煌组的郭丽英先生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

国内外散藏的工作也在陆续做,有些顺利些,有些困难些。尽力而为吧。有些图版已经出版,今年将要出版香港地区藏敦煌遗书。

澎湃新闻:那些无头尾的经卷的编目肯定是一个大量的工作。

方广锠:没有电子本大藏经之前,那种残头缺尾的遗书的定名,的确很困难。有一次,为落实一个残片的定名,我翻了好几天《大正藏》,最终也没翻到。即使这样,也不敢说《大正藏》里没有这一文献。现在有电子版的藏经,这一工作就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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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为S.3050的敦煌文书,背面书写着《善惠和尚因缘》(局部)

澎湃新闻:在鉴定、编目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伪作?哪几件令你印象深刻?

方广锠:在敦煌遗书中确有伪作,但不多,基本上分布在散藏敦煌遗书中。有若干件很有名气的高古遗书,实际上是上世纪30、40年代伪造的。北图有几件伪作,是1949年以前有人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监守自盗。我已经写文章说明这一问题。

在英国、法国的鉴定实践中,更多的是遇到把非敦煌的遗书混入敦煌遗书。如在法国,有一批东西,一看纸张就是近代的纸,内容也不对,查阅后发现,这批东西是伯希和在1930年从北京搞到的,后来放到敦煌遗书中了,他们的内部记录是清楚的。还有,若干年前法国科学院的一位研究者发表文章说敦煌遗书中有竹纸。这对研究中国造纸术来说是一个新突破。但我考察原件,发现这是王道士放进去的,是清朝道教的东西。其实,伯希和当年就发现藏经洞中有王道士放进去的东西,还做了记录。

英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斯坦因当时考察过高昌、米兰等新疆很多地方,也得到一些古代的遗书。有的就混到敦煌遗书中。此外,英国敦煌遗书中混进去一个清朝打官司的状子。有意思的是还混进去斯坦因在新疆考察时考察队的账单,上面记录的是买了多少肉,分给谁多少等等。从人名看,这些队员都信奉伊斯兰教。上面还提到“迪化”,这是清代对乌鲁木齐的称呼。

各收藏单位管理方式不同,有时难免会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北图的惯例,凡属写经均集中存放。这样就把日本写经也存到敦煌遗书中。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觉得奇怪,其实北图内部的记录标注得清清楚楚。
 
澎湃新闻:目前,敦煌遗书在世界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何?

方广锠: 我对汉文敦煌遗书在世界的收藏情况有一个大体的调查与统计。因为每一号敦煌遗书有长有短,目前我们已经发现的最长的敦煌遗书有52米,短的只有十几厘米,甚至几厘米。所以,号数的多少不能说明一个单位实际收藏敦煌遗书的多少。现在有了数据库,所以我引入用总长度(或总面积)来统计某单位收藏敦煌遗书的多少。大体如下:

就目前统计,世界汉文敦煌遗书的总数约有61,000号。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编号到16,579号(包括少量非汉文),就总长度(或总面积)而言,约占敦煌藏经洞出土敦煌汉文遗书的40%。英国收藏了14,000多号,约占28%。法国是4000多号,大概占到13%。俄罗斯编号数量最多,编了19,000多号,但由于他们的藏品绝大部分都是残片,合计总长度(或总面积)只占4%。中国大陆(北图以外)、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公私收藏总计约有4000多号,约占9%。日本公私收藏总计约有3000多号,约占8%。西欧、北美还有一些零散的收藏,总计只有几百号,约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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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图》 纸本 北宋966年 (大英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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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摩诃般若菠萝蜜经论释初品》

传统认为,世界收藏敦煌遗书的单位是中国第一,英国第二,法国第三,俄国第四。如果按编号数量算,俄国有19,000多号,最多,但如果按经卷的长度(或面积)算,俄国所藏甚至比不上日本杏雨书屋,日本杏雨书屋才是世界第四大敦煌遗书收藏单位。

敦煌遗书形态很复杂。而且它包括了文字、文献、文物三个方面的研究价值,以前我们大部分还只是说看里面的文献,实际上它的文物价值也很高。不同时期的纸张、写本的装帧等。下一步就是努力完成总目录。如果没有总目录,就无法把散落的经卷找齐,只研究部分经卷对研究的结果会产生影响。同时,在敦煌学领域里,由于新资料的出现而做重复的劳动太多了。做资料型工作也是为了给大家省点劲。

敦煌遗书具有年代久远、数量庞大、文种繁多、文化多样、内涵深邃、形态复杂、收藏分散等七大特点。故敦煌遗书的编目数据具有数据量大、数据形态复杂、数据相互关系复杂、数据本身具有不定形性等四大特点。现在做编目,传统的这种书型目录是不行的了,所以我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设计了一个敦煌遗书数据库,用数据库来做。

澎湃新闻:在书中,你强调了写本学的重要性,也论及了写本的特征:唯一性与流变性。

方广锠:这是写本的两个基本特点。写本形态非常复杂,里面可以研究的信息非常多。

造纸术产生后,在刻本前,大约有700年,写本是中国典籍的主要依托。人们后来研究刻本,产生版本学。但以前没有条件研究写本,所以700年文化依托难明。敦煌的6万多件写本,可以让我们建立起写本学,使中国文化这700年失落的依托明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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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卷轴装《张敖〈新集吉凶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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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图书馆藏《佛说十王经》(局部)

澎湃新闻:目前您跑过世界多地研究敦煌经卷,这6万多经卷中,哪些经卷的数量比较大?

方广锠:这些年新采集的数据,有些还没有输入数据库。依据数据库前些年的统计,大体如下:

敦煌汉文遗书总计约61000号。其中,《妙法莲华经》约7800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约5400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约3500号,《大般涅槃经 》约3200号,《金光明最胜王经》约2000号,《无量寿宗要经》约1800号,《维摩诘所说经》约1500号,《佛名经》约1200号。

以上8种小计约26400号,占据总数约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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