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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生活 艺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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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新书《佛教文献研究十讲》出版之际，澎湃新闻就世界敦煌遗书分布、敦煌遗书“废弃说”、写本学等问题与方广锠进行了对话。
澎湃新闻：您的《敦煌遗书与敦煌藏经洞》论述了敦煌遗书的研究价值，对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您主张“废弃说”，认为藏经洞所藏是当时废弃的经卷。
方广锠：最早提出“废弃说”的是斯坦因。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肯定做了翻捡，但藏经洞内文物基本保存。1907年斯坦因进入藏经洞时所看到的，应该与藏经洞刚发现时的原状相差不大。当时给他的感觉，这是一批神圣的废弃物。这句话写在他的著作中。所以斯坦因最早提出“废弃说”。
后来伯希和进洞，考察后提出 “避难说”。认为这些文物因躲避西夏进犯而藏匿。理由有两点：一是洞里面东西特别乱，二是藏经洞里没有西夏文。但伯希和是藏经洞发现8年后进去的，他自己也说：8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来翻捡过。没有西夏文的确是一个判断藏经洞封闭年代的重要依据。但是，吐蕃占领敦煌，佛教不但没有受到损害，而是有了大发展。那同样信佛教的西夏打过来，敦煌的佛教僧人为什么要避难？这里说不通。所以后来就有人设法去找不信佛教的势力威胁了敦煌，来论证“避难说”。
我主张“废弃说”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如果藏经洞属于避难，那寺庙僧人首先要藏什么呢，肯定是贵重的、完整的大藏经。史书记载，敦煌地区当时至少有两部北宋颁赐的金银字大藏经，还有木刻《开宝藏》。如果避难，藏经洞中应该藏那些藏经，但实际只有几卷金银字写经的残卷，没有金银字藏经。法国收藏一件《开宝藏》残片，但它不是出于藏经洞，而是出于莫高窟北区。
第二，当时，一部标准的大藏收经1076部，5048卷，我整理过藏经洞里的入藏经典，只有390多部，连标准大藏经的一半都不到。日本的一个学者也独立做了同样的工作，结果相同。就这390多部佛典来说，很多不完整。比如《大毗婆沙论》应有200卷，藏经洞中只有少数几卷，远不够一部。很多数量奇多，如《法华经》《金刚经》。这是由于阅读《大毗婆沙论》的人少，损坏的就少。而据说书写、读诵《法华经》《金刚经》的功德特别大。所以使用的人多，损坏的就多。
另外我曾经做过统计，藏经洞的大部分都是残破的。比如北图敦煌遗书中，文献首尾完整的只有458号，占总数2.76％。英国首尾完整的比北图多，有876号，占总数8.3%。如果从文物的角度来说，一个完整的卷轴装，应该有护首、尾轴，那么北图敦煌遗书中符合标准的只有1号。英国敦煌遗书中符合标准的只有2号。为什么英国会比北图多？这不奇怪，因为斯坦因去得早，王道士给他的时候是整包整包地拿。北图的藏品本来就是被挑剩下来的，入藏北图前还被人偷过，于是更加残破。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敦煌遗书出土时的原始状态，应该以斯坦因搞到英国的作为依据。
斯坦因在中国探险时有个中国助手叫蒋孝琬。他曾经帮助斯坦因整理敦煌遗书，包括编号与定名。他把自己的工作直接写在卷子上。现在英国的很多卷子上都留他当时的工作记录。例如，蒋师爷编的第9号就写明：“内无头尾破经三块。”我们在英国查核，的确是三块：一块51.6厘米《法华经》，一块77.2厘米《涅槃经》，一块59.9厘米，是个三阶教经典。蒋孝琬的记录常有“破烂不堪经”、“破烂不堪经一捆”、“破无头尾经”等记录，可见斯坦因最初得到就是一批破损的东西。
澎湃新闻：目前，您致力于编出敦煌遗书总目，为此长年在北图，以及去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乃至私人藏家处考察编目，可否谈谈有关经历。
方广锠：任继愈先生于1988年调到北京图书馆当馆长。1989年，他把我调到北图，目的就是为了整理北图的敦煌遗书。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几年前把这项工作做完了，图录146册，从2005年到2012年全部出版。目录分为四卷，第一卷《编号对照卷》， 第二卷《馆藏目录卷》，共计1600万字，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于2013年、2016年出版。还有《分类解说卷》与《索引卷》两卷，有待出版。
英国图书馆共藏汉文敦煌遗书14145号，上世纪曾由翟理斯编了一个目录，收入比较完整的6980号。下余的由于残缺严重，没头没脑，没有编目。当时不像现在有电子本大藏经可以检索，查核一个残片到底是什么经典，完全要靠人工翻阅《大正藏》。所以后来英方希望能有中国学者去从事这一工作。最早是北大历史系张广达先生向我转达英方的这一希望。后来我从1991年到2009年，先后18年，共去了7次。每次人数有多有少，少的一个人，多的5个人。时间有长有短，短的两周，长的半年。我们去英国，原计划是编他们没有编完的部分。但后来考虑，翟理斯的目录在当时来讲，编得很不错，但已经不适应今天敦煌学的发展需要。尤其是我们建设了一个敦煌遗书数据库，数据库对入库数据的格式有统一要求，翟理斯目录无法进入数据库。所以，我们跟英方商量以后，把翟理斯编过号的6980号按照数据库要求的格式全部重新编目。应该说，英国图书馆，特别是中国组的组长吴芳思博士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没有她的支持，我们无法完成上述工作。
敦煌遗书有文物、文献、文字三方面的研究价值。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英国方面还给我赠送全套缩微胶卷。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国内先利用缩微胶卷查出残片上的文献。到英国之后，着重采集遗书的文物的数据、例如长、高，判定遗书的真伪与年代。由此加快了编目的速度。
1991年我借英国的机会，特意到法国国家分分钟损失一个亿+8图书馆、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考察过。2018年，我们又组织了一个团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了半年，采集了编目所需要的基本数据。法国图书馆有关方面、原法国科学院敦煌组的郭丽英先生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
国内外散藏的工作也在陆续做，有些顺利些，有些困难些。尽力而为吧。有些图版已经出版，今年将要出版香港地区藏敦煌遗书。
澎湃新闻：那些无头尾的经卷的编目肯定是一个大量的工作。
方广锠：没有电子本大藏经之前，那种残头缺尾的遗书的定名，的确很困难。有一次，为落实一个残片的定名，我翻了好几天《大正藏》，最终也没翻到。即使这样，也不敢说《大正藏》里没有这一文献。现在有电子版的藏经，这一工作就容易多了。
澎湃新闻：在鉴定、编目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伪作？哪几件令你印象深刻？
方广锠：在敦煌遗书中确有伪作，但不多，基本上分布在散藏敦煌遗书中。有若干件很有名气的高古遗书，实际上是上世纪30、40年代伪造的。北图有几件伪作，是1949年以前有人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监守自盗。我已经写文章说明这一问题。
在英国、法国的鉴定实践中，更多的是遇到把非敦煌的遗书混入敦煌遗书。如在法国，有一批东西，一看纸张就是近代的纸，内容也不对，查阅后发现，这批东西是伯希和在1930年从北京搞到的，后来放到敦煌遗书中了，他们的内部记录是清楚的。还有，若干年前法国科学院的一位研究者发表文章说敦煌遗书中有竹纸。这对研究中国造纸术来说是一个新突破。但我考察原件，发现这是王道士放进去的，是清朝道教的东西。其实，伯希和当年就发现藏经洞中有王道士放进去的东西，还做了记录。
英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斯坦因当时考察过高昌、米兰等新疆很多地方，也得到一些古代的遗书。有的就混到敦煌遗书中。此外，英国敦煌遗书中混进去一个清朝打官司的状子。有意思的是还混进去斯坦因在新疆考察时考察队的账单，上面记录的是买了多少肉，分给谁多少等等。从人名看，这些队员都信奉伊斯兰教。上面还提到“迪化”，这是清代对乌鲁木齐的称呼。
各收藏单位管理方式不同，有时难免会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北图的惯例，凡属写经均集中存放。这样就把日本写经也存到敦煌遗书中。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觉得奇怪，其实北图内部的记录标注得清清楚楚。
澎湃新闻：目前，敦煌遗书在世界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何？
方广锠： 我对汉文敦煌遗书在世界的收藏情况有一个大体的调查与统计。因为每一号敦煌遗书有长有短，目前我们已经发现的最长的敦煌遗书有52米，短的只有十几厘米，甚至几厘米。所以，号数的多少不能说明一个单位实际收藏敦煌遗书的多少。现在有了数据库，所以我引入用总长度（或总面积）来统计某单位收藏敦煌遗书的多少。大体如下：
就目前统计，世界汉文敦煌遗书的总数约有61,000号。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编号到16,579号（包括少量非汉文），就总长度（或总面积）而言，约占敦煌藏经洞出土敦煌汉文遗书的40%。英国收藏了14,000多号，约占28%。法国是4000多号，大概占到13%。俄罗斯编号数量最多，编了19,000多号，但由于他们的藏品绝大部分都是残片，合计总长度（或总面积）只占4%。中国大陆（北图以外）、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公私收藏总计约有4000多号，约占9%。日本公私收藏总计约有3000多号，约占8%。西欧、北美还有一些零散的收藏，总计只有几百号，约占1%。
传统认为，世界收藏敦煌遗书的单位是中国第一，英国第二，法国第三，俄国第四。如果按编号数量算，俄国有19,000多号，最多，但如果按经卷的长度（或面积）算，俄国所藏甚至比不上日本杏雨书屋，日本杏雨书屋才是世界第四大敦煌遗书收藏单位。
敦煌遗书形态很复杂。而且它包括了文字、文献、文物三个方面的研究价值，以前我们大部分还只是说看里面的文献，实际上它的文物价值也很高。不同时期的纸张、写本的装帧等。下一步就是努力完成总目录。如果没有总目录，就无法把散落的经卷找齐，只研究部分经卷对研究的结果会产生影响。同时，在敦煌学领域里，由于新资料的出现而做重复的劳动太多了。做资料型工作也是为了给大家省点劲。
敦煌遗书具有年代久远、数量庞大、文种繁多、文化多样、内涵深邃、形态复杂、收藏分散等七大特点。故敦煌遗书的编目数据具有数据量大、数据形态复杂、数据相互关系复杂、数据本身具有不定形性等四大特点。现在做编目，传统的这种书型目录是不行的了，所以我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设计了一个敦煌遗书数据库，用数据库来做。
澎湃新闻：在书中，你强调了写本学的重要性，也论及了写本的特征：唯一性与流变性。
方广锠：这是写本的两个基本特点。写本形态非常复杂，里面可以研究的信息非常多。
造纸术产生后，在刻本前，大约有700年，写本是中国典籍的主要依托。人们后来研究刻本，产生版本学。但以前没有条件研究写本，所以700年文化依托难明。敦煌的6万多件写本，可以让我们建立起写本学，使中国文化这700年失落的依托明朗起来。
澎湃新闻：目前您跑过世界多地研究敦煌经卷，这6万多经卷中，哪些经卷的数量比较大？
方广锠：这些年新采集的数据，有些还没有输入数据库。依据数据库前些年的统计，大体如下：
敦煌汉文遗书总计约61000号。其中，《妙法莲华经》约7800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约5400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约3500号，《大般涅槃经 》约3200号，《金光明最胜王经》约2000号，《无量寿宗要经》约1800号，《维摩诘所说经》约1500号，《佛名经》约1200号。
以上8种小计约26400号，占据总数约43.3%。
方广锠：中国藏汉文敦煌遗书占总数的40%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方广锠：中国藏汉文敦煌遗书占总数的40%
在其新书《佛教文献研究十讲》出版之际，澎湃新闻就世界敦煌遗书分布、敦煌遗书“废弃说”、写本学等问题与方广锠进行了对话。
澎湃新闻：您的《敦煌遗书与敦煌藏经洞》论述了敦煌遗书的研究价值，对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原因，您主张“废弃说”，认为藏经洞所藏是当时废弃的经卷。
方广锠：最早提出“废弃说”的是斯坦因。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后，肯定做了翻捡，但藏经洞内文物基本保存。1907年斯坦因进入藏经洞时所看到的，应该与藏经洞刚发现时的原状相差不大。当时给他的感觉，这是一批神圣的废弃物。这句话写在他的著作中。所以斯坦因最早提出“废弃说”。
后来伯希和进洞，考察后提出 “避难说”。认为这些文物因躲避西夏进犯而藏匿。理由有两点：一是洞里面东西特别乱，二是藏经洞里没有西夏文。但伯希和是藏经洞发现8年后进去的，他自己也说：8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来翻捡过。没有西夏文的确是一个判断藏经洞封闭年代的重要依据。但是，吐蕃占领敦煌，佛教不但没有受到损害，而是有了大发展。那同样信佛教的西夏打过来，敦煌的佛教僧人为什么要避难？这里说不通。所以后来就有人设法去找不信佛教的势力威胁了敦煌，来论证“避难说”。
我主张“废弃说”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如果藏经洞属于避难，那寺庙僧人首先要藏什么呢，肯定是贵重的、完整的大藏经。史书记载，敦煌地区当时至少有两部北宋颁赐的金银字大藏经，还有木刻《开宝藏》。如果避难，藏经洞中应该藏那些藏经，但实际只有几卷金银字写经的残卷，没有金银字藏经。法国收藏一件《开宝藏》残片，但它不是出于藏经洞，而是出于莫高窟北区。
第二，当时，一部标准的大藏收经1076部，5048卷，我整理过藏经洞里的入藏经典，只有390多部，连标准大藏经的一半都不到。日本的一个学者也独立做了同样的工作，结果相同。就这390多部佛典来说，很多不完整。比如《大毗婆沙论》应有200卷，藏经洞中只有少数几卷，远不够一部。很多数量奇多，如《法华经》《金刚经》。这是由于阅读《大毗婆沙论》的人少，损坏的就少。而据说书写、读诵《法华经》《金刚经》的功德特别大。所以使用的人多，损坏的就多。
另外我曾经做过统计，藏经洞的大部分都是残破的。比如北图敦煌遗书中，文献首尾完整的只有458号，占总数2.76％。英国首尾完整的比北图多，有876号，占总数8.3%。如果从文物的角度来说，一个完整的卷轴装，应该有护首、尾轴，那么北图敦煌遗书中符合标准的只有1号。英国敦煌遗书中符合标准的只有2号。为什么英国会比北图多？这不奇怪，因为斯坦因去得早，王道士给他的时候是整包整包地拿。北图的藏品本来就是被挑剩下来的，入藏北图前还被人偷过，于是更加残破。所以，我们现在讨论敦煌遗书出土时的原始状态，应该以斯坦因搞到英国的作为依据。
斯坦因在中国探险时有个中国助手叫蒋孝琬。他曾经帮助斯坦因整理敦煌遗书，包括编号与定名。他把自己的工作直接写在卷子上。现在英国的很多卷子上都留他当时的工作记录。例如，蒋师爷编的第9号就写明：“内无头尾破经三块。”我们在英国查核，的确是三块：一块51.6厘米《法华经》，一块77.2厘米《涅槃经》，一块59.9厘米，是个三阶教经典。蒋孝琬的记录常有“破烂不堪经”、“破烂不堪经一捆”、“破无头尾经”等记录，可见斯坦因最初得到就是一批破损的东西。
澎湃新闻：目前，您致力于编出敦煌遗书总目，为此长年在北图，以及去英国、法国、俄国、日本乃至私人藏家处考察编目，可否谈谈有关经历。
方广锠：任继愈先生于1988年调到北京图书馆当馆长。1989年，他把我调到北图，目的就是为了整理北图的敦煌遗书。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在几年前把这项工作做完了，图录146册，从2005年到2012年全部出版。目录分为四卷，第一卷《编号对照卷》， 第二卷《馆藏目录卷》，共计1600万字，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于2013年、2016年出版。还有《分类解说卷》与《索引卷》两卷，有待出版。
英国图书馆共藏汉文敦煌遗书14145号，上世纪曾由翟理斯编了一个目录，收入比较完整的6980号。下余的由于残缺严重，没头没脑，没有编目。当时不像现在有电子本大藏经可以检索，查核一个残片到底是什么经典，完全要靠人工翻阅《大正藏》。所以后来英方希望能有中国学者去从事这一工作。最早是北大历史系张广达先生向我转达英方的这一希望。后来我从1991年到2009年，先后18年，共去了7次。每次人数有多有少，少的一个人，多的5个人。时间有长有短，短的两周，长的半年。我们去英国，原计划是编他们没有编完的部分。但后来考虑，翟理斯的目录在当时来讲，编得很不错，但已经不适应今天敦煌学的发展需要。尤其是我们建设了一个敦煌遗书数据库，数据库对入库数据的格式有统一要求，翟理斯目录无法进入数据库。所以，我们跟英方商量以后，把翟理斯编过号的6980号按照数据库要求的格式全部重新编目。应该说，英国图书馆，特别是中国组的组长吴芳思博士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没有她的支持，我们无法完成上述工作。
敦煌遗书有文物、文献、文字三方面的研究价值。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英国方面还给我赠送全套缩微胶卷。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国内先利用缩微胶卷查出残片上的文献。到英国之后，着重采集遗书的文物的数据、例如长、高，判定遗书的真伪与年代。由此加快了编目的速度。
1991年我借英国的机会，特意到法国国家分分钟损失一个亿+8图书馆、俄国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考察过。2018年，我们又组织了一个团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了半年，采集了编目所需要的基本数据。法国图书馆有关方面、原法国科学院敦煌组的郭丽英先生给了我们巨大的支持。
国内外散藏的工作也在陆续做，有些顺利些，有些困难些。尽力而为吧。有些图版已经出版，今年将要出版香港地区藏敦煌遗书。
澎湃新闻：那些无头尾的经卷的编目肯定是一个大量的工作。
方广锠：没有电子本大藏经之前，那种残头缺尾的遗书的定名，的确很困难。有一次，为落实一个残片的定名，我翻了好几天《大正藏》，最终也没翻到。即使这样，也不敢说《大正藏》里没有这一文献。现在有电子版的藏经，这一工作就容易多了。
澎湃新闻：在鉴定、编目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伪作？哪几件令你印象深刻？
方广锠：在敦煌遗书中确有伪作，但不多，基本上分布在散藏敦煌遗书中。有若干件很有名气的高古遗书，实际上是上世纪30、40年代伪造的。北图有几件伪作，是1949年以前有人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监守自盗。我已经写文章说明这一问题。
在英国、法国的鉴定实践中，更多的是遇到把非敦煌的遗书混入敦煌遗书。如在法国，有一批东西，一看纸张就是近代的纸，内容也不对，查阅后发现，这批东西是伯希和在1930年从北京搞到的，后来放到敦煌遗书中了，他们的内部记录是清楚的。还有，若干年前法国科学院的一位研究者发表文章说敦煌遗书中有竹纸。这对研究中国造纸术来说是一个新突破。但我考察原件，发现这是王道士放进去的，是清朝道教的东西。其实，伯希和当年就发现藏经洞中有王道士放进去的东西，还做了记录。
英国也有类似的情况。斯坦因当时考察过高昌、米兰等新疆很多地方，也得到一些古代的遗书。有的就混到敦煌遗书中。此外，英国敦煌遗书中混进去一个清朝打官司的状子。有意思的是还混进去斯坦因在新疆考察时考察队的账单，上面记录的是买了多少肉，分给谁多少等等。从人名看，这些队员都信奉伊斯兰教。上面还提到“迪化”，这是清代对乌鲁木齐的称呼。
各收藏单位管理方式不同，有时难免会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北图的惯例，凡属写经均集中存放。这样就把日本写经也存到敦煌遗书中。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觉得奇怪，其实北图内部的记录标注得清清楚楚。
澎湃新闻：目前，敦煌遗书在世界的分布情况大体如何？
方广锠： 我对汉文敦煌遗书在世界的收藏情况有一个大体的调查与统计。因为每一号敦煌遗书有长有短，目前我们已经发现的最长的敦煌遗书有52米，短的只有十几厘米，甚至几厘米。所以，号数的多少不能说明一个单位实际收藏敦煌遗书的多少。现在有了数据库，所以我引入用总长度（或总面积）来统计某单位收藏敦煌遗书的多少。大体如下：
就目前统计，世界汉文敦煌遗书的总数约有61,000号。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编号到16,579号（包括少量非汉文），就总长度（或总面积）而言，约占敦煌藏经洞出土敦煌汉文遗书的40%。英国收藏了14,000多号，约占28%。法国是4000多号，大概占到13%。俄罗斯编号数量最多，编了19,000多号，但由于他们的藏品绝大部分都是残片，合计总长度（或总面积）只占4%。中国大陆（北图以外）、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公私收藏总计约有4000多号，约占9%。日本公私收藏总计约有3000多号，约占8%。西欧、北美还有一些零散的收藏，总计只有几百号，约占1%。
传统认为，世界收藏敦煌遗书的单位是中国第一，英国第二，法国第三，俄国第四。如果按编号数量算，俄国有19,000多号，最多，但如果按经卷的长度（或面积）算，俄国所藏甚至比不上日本杏雨书屋，日本杏雨书屋才是世界第四大敦煌遗书收藏单位。
敦煌遗书形态很复杂。而且它包括了文字、文献、文物三个方面的研究价值，以前我们大部分还只是说看里面的文献，实际上它的文物价值也很高。不同时期的纸张、写本的装帧等。下一步就是努力完成总目录。如果没有总目录，就无法把散落的经卷找齐，只研究部分经卷对研究的结果会产生影响。同时，在敦煌学领域里，由于新资料的出现而做重复的劳动太多了。做资料型工作也是为了给大家省点劲。
敦煌遗书具有年代久远、数量庞大、文种繁多、文化多样、内涵深邃、形态复杂、收藏分散等七大特点。故敦煌遗书的编目数据具有数据量大、数据形态复杂、数据相互关系复杂、数据本身具有不定形性等四大特点。现在做编目，传统的这种书型目录是不行的了，所以我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设计了一个敦煌遗书数据库，用数据库来做。
澎湃新闻：在书中，你强调了写本学的重要性，也论及了写本的特征：唯一性与流变性。
方广锠：这是写本的两个基本特点。写本形态非常复杂，里面可以研究的信息非常多。
造纸术产生后，在刻本前，大约有700年，写本是中国典籍的主要依托。人们后来研究刻本，产生版本学。但以前没有条件研究写本，所以700年文化依托难明。敦煌的6万多件写本，可以让我们建立起写本学，使中国文化这700年失落的依托明朗起来。
澎湃新闻：目前您跑过世界多地研究敦煌经卷，这6万多经卷中，哪些经卷的数量比较大？
方广锠：这些年新采集的数据，有些还没有输入数据库。依据数据库前些年的统计，大体如下：
敦煌汉文遗书总计约61000号。其中，《妙法莲华经》约7800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 》约5400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约3500号，《大般涅槃经 》约3200号，《金光明最胜王经》约2000号，《无量寿宗要经》约1800号，《维摩诘所说经》约1500号，《佛名经》约12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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