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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生活 艺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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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阅读史研究的首要步骤是在较大的数据库的支持之下统计各类文献的留存状况，从而构建一个群体在一定时间之内的阅读清单。中国清代士人（包括晚明及民国部分士人）喜好在其认真阅读过的书中撰写批校、题跋，运用计量的方法统计此一时段的批校本，通过分析其基本数据就可以了解清代士人阶层深度阅读史的大概状况。目前收书最全的中国古籍存藏目录《中国古籍总目》收书约十八万种，其中有批校本近一万五千部。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古籍总目》中所录各部类图书批校本之分布状况，从宏观层面上了解清代士人群体的阅读品味，从而为深入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与文化提供基本的文献支持。
一个特定时代的阅读群体（reading public）可能会读到什么书，哪些书最受其青睐，即如何了解一个时代读者的“阅读品味”（reading diet），这是阅读史（history of reading）要回答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研究一个时代大众知识结构的必要前提。了解一个时代的阅读品味有多种途径，西方自“年鉴学派”（Annuales School）以来，历史学家——特别是社会史家——即主要通过对书籍出版与书籍贸易的调查来了解一时一地的读者可以接触到什么书，通过对遗产清单、公立图书馆中的借阅记录的统计来了解读者喜欢读哪些书。此即使用“计量”（quantitative methods）的方式展开对阅读史的考察。[1]
海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亦将此类新的社会史与计量史学方法应用于中国古代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中，在唐代到清代出版中心的变迁、书籍数量的增加、书籍发行与流通的便利化、商业出版的繁荣和读者群体的扩大等问题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目前书籍史研究所关注的重心其实仍仅局限在出版方面，回答的是读者可能会接触到什么书的问题。书籍的出版，大致可以反映一个时代对于各类书籍的需求状况，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时代普通人的一般阅读史。比如，据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2]、贾晋珠（Lucille Chia）[3]、周绍明（J.P. McDermott）[4]、周启荣（Chow Kai-wing）[5]和大木康[6]等人的调查，中国的商业出版从南宋到明末逐渐发展到高潮，在清代略有回落，书籍数量不断增加，种类日益丰富，且以童蒙读本、四书五经、字书、时文、日用类书、小说戏曲和丛书的增长最快。蒙书、四书五经和字书皆是科举用书，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科举士子数量激增，科举书籍市场的繁荣与之恰相呼应。日用类书和小说戏曲在数量和种类上的增长，说明了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的丛书多为学术性出版，丛书的增长反映了上层知识人数量的增加。此类研究，描述了从宋到清阅读群体由士人扩大到“天下”“四民”的大致过程，绘制了一幅较为宏观的书籍史和阅读史的发展图景。但是，古代的读者对于四部约五十类书籍各自的阅读方式、接受程度、喜好程度如何，特别是对于书籍的“深度阅读”（intensive reading） 状况如何，皆是此类研究难以回答的问题。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绝少遗产清单，更罕有图书馆的借阅记录，因此，更为细致和深入地研究读者的阅读品味，还须另辟蹊径。
中国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上层读者——包括学者、文人、藏书家和书法家等，古人一般也会统称其为“士人”——习惯与在书中书写批评、校勘、题跋类的文字，统称为“批校”（marginalia）。批校文字或者订补正文文本，或者考辨其事情，或是有感而发欲与作者建立一定的对话，总之，在批校行为中，读者对于眼前的书籍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读（extensive reading），而是更为严肃和用心的“深度阅读”（intensive reading）。本文通过考察以清代为中心而略涉晚明与民国这一时段的批校本，尝试构建此一时段深度阅读的谱系，以期反映此时代士人群体的阅读品味及其学术、思想的大致状况。
中国古籍批校本概况
目前收录中国古籍最完备的《中国古籍总目》中载有古籍凡177107种，其中有批校本14870部。[7]
《中国古籍总目》使用的是五部分类法，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和从书部。经部下有总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四书类、尔雅类、群经总义类、小学类等12个小类；史部下分总类、纪传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史表类、史抄类、史评类、传记类、谱牒类、政书类、诏令奏议类、时令类、地理类、方志类、金石考古类和目录类等17个小类；子部下设总类、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类、道家类、释家类、诸教类和新学类共17个小类；集部分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类和曲类共6小类；丛书部设有杂纂类、辑佚类、郡邑类、氏族类和独撰类等5个小类，五部总计57小类。一些小类之下又设有不同的属。《总目》中的古籍以“种”为项，内容、著者、卷数相同者为一项，或称一种（title）。每一种书之下或有不同版本（edition），每一版本又在不同的收藏单位藏有一或多部（copy；有的书，其一部之内又会有数册或数卷，因本文不涉及此一层面的问题，故而不做讨论）。古籍之种数，大致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著述情况。
而一部书若经名家递藏，或有历代读者之批校，则在批校本这一层面之上算为“一种”，每一种古籍之下，甚至每一版本的古籍之下，都可能会有多种批校本。因为批校的手写之特性，每一种批校本一般都是唯一的。也就是说，批校本的种与古籍的部一般是同一的，因此，本文为免误解，对于批校本称“部”。
每一种古籍往往都会产生多部批校本，批校本数量之多寡，即可说明此种古籍在学者、藏书家与其他知识大众之间的读者之多少、阅读之深浅。对于一个类属的古籍而言，批校本的数量与古籍的种数相比，则大致可以反映一个类属的古籍所能产生批校本的多寡，从而说明一个类属的深度阅读情况。本文引入“阅读率”这一概念来指称批校本部数与古籍种数之比率，《中国古籍总目》中有批校本14870部，有古籍177107种，阅读率约为0.084，即每一千种古籍大致可以产生84部批校本。据保守估计，假设在雕版印刷时代，平均一种古籍在一定时间之内的印数为百部的话，千种古籍总印数约为十万部，那么，十万多部古籍，仅有八十余部被读者认真阅读并写下批校，即使考虑到批校本的散佚等情况，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低的。根据《中国古籍总目》，五个部类的古籍种数、批校本部数与阅读率如下表，据其可画出五部古籍批校本与阅读率分布图如下：
据此图、表可知，丛部书籍种类和批校本皆较少，并非明清学者文人深入阅读的主要书籍。集部书籍的阅读率最高，其书籍种数虽然并非最多，而批校本数量远远高出其他各部，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清代文人学者对于诗文词曲的爱好。经部、子部的大部分书籍都可归入今日知识谱系中的哲学、宗教和社会科学之内，二者文本性质接近，而阅读率亦较为接近，并非偶然。史部书籍中有大量诏令奏议、传记、谱牒、方志等带有档案性质的文本，此类文本往往仅备查考，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阅读，一般人较少系统、全面而深入地阅读，故而批校不多，此为史部总体阅读率低的主要原因，其实史部纪传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和金石考古类的阅读率并不比经部、子部诸小类低，由此可见统计分析各小类阅读情况之必要。
《中国古籍总目》中经、史、子、集、丛五部之下共分了57 个小类，各个小类中古籍种数、批校本之部数与阅读率数据见下表与图：
由此图、表可以看出三点。首先，小类之书籍种数最多者，其阅读率往往较低，比如，史部传记类有书18390种，产生批校本521部，阅读率只有约0.03；史部谱牒类有书16900种，产生批校12部，阅读率仅约万分之七，阅读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当是谱牒较多，而皆流传不广，且不具有可读性。集部别集类有书41529种，为各小类之首，其批校本有5180种，亦为各类之首，但由于书籍种数较大，比率反而仅有约0.12。别集数目巨大，且清代读者对于之前不同朝代之别集好恶程度相差悬殊，因此后文将对此进行专门分析。
其次，各小类之中，子部法家类阅读率最高，为0.76，此一方面是因为法家类书籍较少，仅有117种，故而分母较小，另一方面其实反映了清人对于周秦诸子之阅读、整理与研究之重视，详见后文之分析。其他如经部诗类、春秋类、尔雅类，史部纪传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金石考古类、目录类，子部总类、杂家类，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等，阅读率亦皆较高，是为各部阅读较多者。
第三，若单以批校本数量之多少论，集部别集类最多，有5180部；子部杂家类其次，有1476部；集部总集类有823部；史部传记类有521部、纪传类有503部、杂史类有500部、金石考古类有465部、地理类有437部、目录类有360部；集部词类有305部；其他类别皆少于300部。下文将对各部类批校多寡之具体情况及其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由于丛书部古籍之种类及其批校本之数量皆较少，因此讨论从略，重点分析清人对于经、史、子、集四部文献的深度阅读情况。
清人对于四部文献的深度阅读情况
3.1 经部
经部文献向来被认为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明清时期科举取士，“四书五经”为士子研习的主要内容。根据包筠雅等人的研究可知，明清时期“四书五经”等书籍刊刻情况极为繁盛，书籍数量巨大。而且士子为求功名，必定对其内容较为重视，甚至可以牢记在心。但此类书籍，毕竟有“敲门砖”之嫌，考试完成之后，一般遭到毁弃，大多散亡，其中即使有批校本，也罕能保存下来。因此，科举士子对于此类文本的深度阅读，是毋庸置疑的，但此一情形却并不能在批校本中反映出来。批校本仅能反映学者、文人、藏书家等对于一般的经部文献的阅读、整理与研究状况。
经部的十二小类文献中，除总类以外，阅读率较高者为诗类、春秋类和尔雅类。清人可见到的诗类文献有1348种，产生了191部批校本；春秋类文献（包括《左传》、《公羊传》、《谷梁转》及相关著作）有1665种，产生了261部批校本，尔雅类有书191种，产生了51部批校本。其他如易类有批校本176部，尚书类有批校本61部，礼类包括三种书（《周礼》、《仪礼》、《礼记》及其相关著作）有批校本161种。此皆是一书而有多种校注、研究之本，从而产生批校本几十部甚至近乎两百部之多，在全部古籍中居于前列。毫无疑问，经部文献是清代学者、文人、藏书家等阅读、整理与研究的一个重点。
清代学术以考据学为最著，而清代的考据很多是建立在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知识基础之上的文本考订，因此，以是正文本为主要任务的“校勘学”也在理论上走向成熟，在实践上大为兴盛。经部文献的批校中，以各类经书之校勘文字（包括各本之异文、校勘之考证等）数量最多。很多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校勘学家，皆有批校本或其过录本传世，比如，清代校勘学的代表人物卢文弨曾认真校勘过经部各类典籍，现国家图书馆藏《九经》五十一卷有卢文弨校并跋，国家图书馆又藏有佚名录卢文弨校并跋《周易兼义》，南京图书馆藏有卢文弨校《京氏易传》，国家图书馆藏又卢文弨校并跋的《韩诗外传》，上海图书馆藏有卢文弨等人批校本《仪礼要义》，南京图书馆藏有卢文弨批校本《大戴礼记》，上海图书馆藏有卢文弨批校本《春秋左传补注》，上海图书馆藏有卢文弨批校本《孟子注》钞本一卷，南京图书馆藏有卢文弨批校本《尔雅补注》等等。除卢文弨之外，清代著名学者何焯、惠栋、王筠、顾广圻、段玉裁、钱大昕、陈澧、孙怡让，晚清民国时期的学者缪荃孙、王国维等等，皆有十三经、各小学类书籍的批校本传世，此对于研究清代校勘学、经学、思想史和学术文化等皆有重要的意义。
名家之校勘，亦对经典文献之文本产生了重要的形塑作用。比如，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及其《校勘记》即吸收了大量清人批校本，据各经之序，其使用清人批校本情况如下表：
其中何焯、惠栋、卢文弨、顾广圻、段玉裁等人的批校本皆有留存，如上文所提及之卢文弨批校本，又如国家图书馆所藏佚名过录惠栋批校本《周易兼义》、上海图书馆所藏清潘介祉过录惠栋批校本《周易集解》、上海图书馆所藏吴昕过录何焯、惠士奇、惠栋批校本《周礼注疏》、国家图书馆所藏惠栋、顾广圻批校本《大戴礼记》、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王欣夫过录段玉裁、顾广圻、臧镛等批校本《仪礼注疏》、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惠栋校本《春秋经传集解》、国家图书馆所藏佚名过录何焯、惠栋等批校本《春秋公羊注疏》、上海图书馆所藏吴孝显过录段玉裁、严杰等批校本《春秋谷梁注疏》、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王欣夫过录何煌、惠栋等批校本《春秋谷梁注疏》等等，都对于研究阮刻《十三经注疏》及其《校勘记》的编纂与成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深入认识清代学术与思想之特点和贡献的必要途径。
3.2 史部
总体来讲，史部的阅读率低于经、子、集三部，但从小类来看，史部纪传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金石考古类与目录类的阅读率要高于经部各类，造成史部阅读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传记类、谱牒类、政书类与方志类书籍数量巨大，而这几种典籍皆具档案文书性质，多为查考之书，而非阅读之书，更少有人在其上批校题跋。
史部纪传类共有古籍971种，产生批校本503部，阅读率约0.52，在四部各小类中排在第二位，大致可见清人对于正史的偏爱。其中，《史记》及其各种注释评点本共有批校本64部，《汉书》及其注释评点本产生批校本87部，《后汉书》类有批校本50部，《三国志》类有批校本53种，产生批校本的数量不亚于经部部分典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三国志》之批校本数量相当，《史记》较其略多，而《汉书》为冠，从数据上表明清代一般学者更尊《汉书》的史实。其原因可能有二，一者《汉书》文辞较《史记》更为典雅，更加符合一般士人的品味，是士人欣赏与学习的典范，史载苏轼一生多次抄写两《汉书》，可见其影响之大；二者，清代考据学家往往自称其学为“汉学”，重视两《汉书》者非常普遍，比如，清代前期学者何焯长于两《汉书》与《三国志》，现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藏有何焯批校本或其过录本之《汉书》7部、《后汉书》5部、《三国志》13部，过录者有著名学者焦循、钱泰吉等；又如清代考据学吴派之领袖惠栋，在学术上以尊汉排宋著称，著有《后汉书补注》等书，惠氏亦有两《汉书》批校本流传，台北图书馆即藏有惠士奇、惠栋父子朱墨批校本《汉书》，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有惠栋批校本《后汉书》。其他如史学家沈钦韩、文学家汪琬、姚鼐、方苞、张惠言、诗人与书法家何绍基、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王闿运等亦皆有《汉书》批校本，其中如张惠言等人之批校又有多个过录本，由此可以窥见清人对于《汉书》阅读之盛。同时，通过对不同学术与文化背景的读者的批校进行考察，也可以看出清人对《汉书》的阅读乃是从不止一个角度切入，从而产生多种解读与欣赏的层次，足见《汉书》文本之活力以及清代读者阅读之细致与深入。
史部编年类、纪事本末类阅读率亦皆较高。编年类有书788种，纪事本末类仅有书144种，在各小类中属于较少者；编年类有批校本177部，纪事本末类有批校本44部，其绝对数量亦不算多。而且，此两类书籍之中，除《资治通鉴》及其校注、订补类书籍有批校本50部之外，其他书籍皆仅有批校本不超过十种，这说明，清代士人，对于前朝各代之编年史与纪事本末之史皆略有涉猎，而无特别之偏好，唯对《通鉴》青眼有加，足证《通鉴》具有远超一般编年史的价值。
史部金石考古类与目录类阅读率之高，亦颇引人注目。金石考古类有书1755种，目录类有书1254种，不仅数量超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类，且其中以清人所撰者为多。金石考古类有批校本465部，目录类有批校本360部。以单书来讲，《金石录》有批校26部，《隶释》《隶续》凡30部；清人孙星衍所编之《寰宇访碑录》、阮元所编撰之《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书则是以清代中后期之著作而有批校本十种以上，可见士人对于此类书籍之重视。清人重考据而兼及于金石考古之学，在这一学术风气的影响之下，清代书坛也从明代重帖学转而重碑学，书家不仅以考据为其文化之底蕴，而且身体力行，访碑校碑，蔚然成风。[8]190-253此一学术文化之风貌在清代批校本中多有展现，而其详情之细描，则有待于对金石考古类批校本之深入研究。
清代的版本目录学也较前代有显著的发展，不仅专门的目录著作数量激增，而且读者对其亦较为看重。清前期钱谦益藏书目《绛云楼书目》有批校本25种，钱谦益之侄钱曾的藏书目《读书敏求记》有批校本41部，清代中期所编之《四库总目》及其相关目录有批校本22种，其他著名之藏书目一般都有批校本一到数部。
史抄、史评、地理等小类虽然阅读率不高，但是每一类之单书中皆有批校本颇多者，比如史评类之《史通》，有批校本32部，清代著名学者何焯、纪昀、沈彤、顾广圻、卢文弨、浦起龙、翁同龢等皆有此书之批校本传世，以此可以略窥清人史学史发展之概貌。又如地理类之《水经注》，有批校本70部，清至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何焯、全祖望、戴震、孙怡让、杨守敬、张尔田、王国维等皆层批校其书，其中何焯、杨守敬、王国维等人之批校本似不止一种，据此可见清人研读《水经》之盛，而此类批校文本亦是研究《水经注》之校勘与古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文献。
整体来讲，史部之阅读率较经、子、集部为低，其重要原因是传记类、谱牒类、政书类、方志类之书籍数量巨大，传记类有书18390种，谱牒类有书16900种，政书类有书6106种，方志类有书8584种，四者凡49980种，占史部书总数之75%；而传记类有批校本521部，谱牒类有批校本12部，政书类有批校本230部，方志类有批校本66部，凡829部，仅占史部批校本总数之24%。
3.3 子部
子部之书，以其总类、法家类和杂家类阅读率最高，法家类之阅读率甚至为四部诸小类之首。除此三类之外，子部其他小类阅读率并不高，可见清代士人对于子部之书总体不够重视。而总类、法家类与杂家类的阅读率之高，却并不能说明清人重视法家与杂家之书，造成数据如此分布的原因与子部书籍分类方式有关。
四部分类法中的子部，源头为据刘歆《七略》所编的《汉书·艺文志》之六部分类法中的“诸子略”，包括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之书。后来由于学术的演进，阴阳家、名家、墨家、纵横家等皆归入杂家类，道家之书与后出之道教典籍合为新的道家类；六部中的“数术略”、“兵书略”、“方剂略”亦一并纳入子部，成为其天文历法类、数术类、兵家类和医家类；又增加艺术类、谱录类、类书类、释家类、诸教类与新学类，以著录后世不断生出之新型著述。全面考察子部各类之批校本即可发现，清人对于先秦汉魏之诸子书皆较为重视，而对于隋唐以后之子部诸书皆稍显冷落。
清代学者特别重视先秦汉魏诸子之学，在诸子书之文本考释、义理阐发等方面皆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晚清民国学者对于诸子之重视甚而有超过经学之势，使得诸子学走向了学术研究的主流，并在西学的映照下形成了中国本土的“哲学”。[9]此一风气在批校本中有清晰的展现。子部总类阅读率较高，是因为此类书籍较少，且大多为隋代之前诸子之合刻本，比如明嘉靖十二年顾氏世德堂刻本《六子书》，乃是集《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扬雄《法言》、王通《文中子》六书合刻，此一合刻有五部批校本。其他如《五子》、《十子》、《二十子》等，亦多为早期诸子之合刻本，虽皆部头较大，却都有批校本传世。法家类阅读率最高，是由于本类书数不多，仅117种，而其中《管子》有批校本38部，《韩非子》有批校本33部，其实仅能反映清人对此二书之重视。其实兵家类书并不多，应该同墨家、名家、纵横家等一同归入杂家类。或者可如张之洞《书目答问》之例，在子部设立“周秦诸子”一类，将儒、道、法、墨、杂等各家之早期著作归于一类，此则无论从研究、校注方面，还是从批校、阅读等方面，都能够反映清代诸子学研究之盛。
子部杂家类阅读率之高，首要原因也是周秦汉魏诸子书较多，而且皆颇受清代学人之重视。如《墨子》及其校注本产生批校本35部，《吕氏春秋》有批校本39部，《论衡》有批校本34部，特别是《淮南子》有批校本100部之多，此为治思想史者尤其应该措意的现象。杂家类阅读率之高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此类中之杂学、杂考、杂记之属亦颇受清代学人之喜爱，如宋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不仅在清代有各种笺注本，且有批校本40部之多，清代前期学者顾炎武之《日知录》有批校本22部，其他各代有关掌故、考订之书杂著，亦皆有批校本传世。此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代考据学在知识界的盛行并非空言。
总体来看，除周秦汉魏诸子与杂考、杂记类书籍之外，子部其他书籍颇受清人之冷落，其尤著者为诸教类与新学类。诸教类有书1126种，而仅有批校本18部；新学类有书2072种，却并无一部批校本。此二类，多为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所传来之西方宗教、科学、地理、政治等典籍以及中国学者在西学影响之下所著之书，此二者批校本数量之少，一方面反映了此类外来之学或在西方刺激之下所产生的新学读者之少，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说明以中国传统校勘、注释、评点等方式治新学者较少。具体细节，容待与其他材料结合进行综合分析之后，方能有更为详实可靠的解释。
3.4 集部
集部共有六个小类，前五类阅读率均皆较高。集部最后一类为曲类，有书6133种，只有批校本103部，阅读率仅有不到0.05，究其原因，主要是明清时期戏曲杂剧剧目极为繁盛，而此类文本——与子部小说家类中之章回体小说类似——篇幅较长，且多为消遣之用，似乎难以谈得上深度阅读，因此批校也较少。戏曲小说在明清时的繁盛，确实可以在《中国古籍总目》中有所反应，但其对于不同阶层文化之塑造，还需从其他角度作细致的研究。
集部别集类有书41529种，为各个小类之冠，甚至超过经部、子部之全体；而且别集类有批校本5180部，亦为各个小类之首，据此可以推测，不管从创作还是阅读的角度来看，诗文在古代士人的文化生活之中都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类书籍较多，有必要对其分属进行考察。《总目》在别集类依时间顺序设立了六个属，分别为汉魏六朝之属、唐五代之属、宋代之属、金元之属、明代之属与清代之属，据《总目》可以统计出各属古籍种数与批校本部数，如下表与图：
据此图、表可以看出，从汉魏至清代，现存别集之数不断攀升，特别是明清两代，别集之数剧增，而批校本之数目并未随之增长，致使阅读率从唐代之后不断下滑。单从阅读率的角度来看，清代士人对于唐五代之诗文最为喜爱，唐五代有书1176种，有批校本959种，阅读率约为0.82，超过各小类之最高者子部法家类。这一方面可以表明清代士人对于唐五代诗文之喜爱，另一方便也可作为文学文本经典化的典型范例。唐五代之诗文经过历史的淘洗，大部分已被经典化，留存的都有其特色，也不乏读者。从清人批校来看，士人群体对于宋金元诗文文之高低、优劣往往看法不一，甚至差异较大，并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也就是说，宋金元之诗文或许正在经历经典化的历程。明清之诗文别集，则由于数量巨大，甚至即使今日还处在文献调查、编目与简单整理的阶段，学界对其认识尚不全面，谈不上择善而读，更谈不上经典化。清人虽对本朝之诗文写了一定数量的批校与题跋，但很大一部分还带有互相应酬、互相标榜之味道，不如阅读唐宋诗文一般纯粹。总体来看，宋元之后，诗文日多而其读者日少。
以单个的作家而论，各种杜甫诗集有批校本达140部之多，不唯超过所有集部之单书，更非任何史、子、从部各个单书可比，甚至置于经部各书中亦在前列。杜集中钱谦益注本有批校本34部，朱鹤龄注本有批校本6部，浦起龙《读杜心解》有批校本10部，沈德潜《杜诗偶评》有批校本6部，其他杜诗注本、选本亦皆有批校本一到多部不等，大致可见清人所读杜诗注本之偏好。杜诗批校者中，有以诗文创作闻名的汪琬、王士禛、翁方纲、朱琦、谢章铤等，有以考据校勘擅长的何焯、桂馥、王鸣盛、钱陆灿等，有以书法著称的傅山、何绍基等，有以杜诗名家的仇兆鳌等，有藏书家吴骞、管庭芬、吴慈培等，还有清末学者翁同龢、严复、王国维等，这些读者与各种杜诗之原文与评注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文本世界，是我们认识清代文学与文化的重要参考之一。
杜诗之外，韩愈诗文读者亦众，有批校本117部，许多清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藏书家，如黎简、方苞、何焯等，皆有批校本传世。苏轼诗文集有批校本77部，亦复不少，批校者之较著者有查慎行、郑珍、纪昀、郭嵩焘、卢文弨、何绍基等。陶渊明集有批校本54部，段玉裁、钱大昕、周锡赞、章炳麟、郑文卓、戈载等皆有批校本传世。除此之外，其他人之别集批校本皆不超过50部。唐代诗人中，李白集仅有批校本22部，王维集有批校本12部，白居易集有批校本19部，柳宗元集有批校本36部，李贺集有批校本35部，李商隐集有批校本40部，杜牧集有批校本10部；宋人别集中，苏洵集有批校本33部、曾巩集有批校本30部，穆修、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姜夔各有二十余部，其他众多作家其别集之批校本少有超过20部者；金元明清更是等而下之，明代归有光集有批校本33部，高启集有批校本26部，其他少有超过10部者；清人别集之批校本少有超过10部者，其批校也多为标榜之言，或仅是门生弟子在其稿本或誊抄本上校订、修饰，严肃而深入地阅读则少之又少。此可略见清代士人对于各代别集之阅读状况。
清代士人这种重视唐及唐以前诗文的阅读品味，在总集类亦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以单书而论，总集类批校本最多者为《文选》，有批校本86部，其次《玉台新咏》有批校本仅20部，《唐文萃》有批校本18部，各类唐代诗文选集多有一或数部批校本，与宋以后之总集相比，批校数量占有绝对优势。宋代诗文之总集中，批校本最多者《宋文鉴》仅有批校本9部，其他诗文选集批校本数量皆较少，宋以后诗文总集批校数量亦是愈后愈少。——集部之首为楚辞类，而实则《楚辞》中收有屈原、宋玉、王褒、刘向等人之辞赋，从体例来讲应属于总集。此类有批校本45部，不及《文选》之多，但亦可见清人对于早期辞赋文章之喜好。
相对来讲，集部诗文评类与词类批校本数量不算多，诗文评类中《文心雕龙》有批校本21部，其他诗话、文评等书，批校本之数量多不及10部。词类中，辛弃疾集与柳永集皆有批校本7部，周邦彦集有批校本10部，宋元之际的词人陈允平之词集有批校本8部，姜夔集有批校本6部，词类总集《绝妙好词》有批校本10部，其他皆不超过此数，足见清代士人对于词类文本之轻视。
问题与讨论
本文使用计量的方式，通过全面统计《中国古籍总目》中的批校本，考察各类目批校本数量的分布特征，分析重要单书的批校本之数量多寡，以尝试构建清代士人群体的阅读品味。由于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古籍总目》，因此，本文的研究也受到了《总目》的直接影响，由于《总目》本身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以下问题：
首先，《中国古籍总目》虽为目前收书最全的反映中国古籍之存藏状况的总目录，但限于时间、人力、财力等因素，也仅能收录中国（包括大陆与港澳台地区）主要图书馆及部分海外图书馆的藏书，很多国内外的私家藏书、国外的一些公共图书馆藏书皆未能收入。而以近年来部分藏书家所公布的资料与海内外拍卖行所出现的古籍来估算，国内外的私家藏书其实数量颇丰，其中不乏珍本，更有许多名家批校；海外公共图书馆，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图书馆等，亦皆有可观的中文古籍收藏，其中亦不乏名家批校，比如，奥克兰大学图书馆即藏有清前期刻本《西厢记》，其中有佚名过录的清前期著名批评家魏际瑞的批校，据书中批校及其递藏信息，此佚名过录者应为一十八至十九世纪的韩国学者，此书及其批校本或为研究《西厢记》在东亚文化圈之流传与影响的重要资料。这些私人藏书以及海外公共图书馆的藏书皆未被《总目》收录，会造成对古籍总体认识的缺漏，进而影响对于批校本的统计的准确性。
其次，《总目》主要是在各个图书收藏单位的馆藏记录与一些专家所编纂的古籍专科目录的基础之上汇总编纂而成的，而由于之前各个馆藏记录之讹误缺失，同时又缺少必要的全面而细致的古籍清查工作，遂使《总目》沿袭其讹误缺失，积错难改。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图书馆对于古籍批校本并未完整著录，或者著录错误过多。比如，《总目》中收入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文古籍，但其实直至今天为止，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古籍调查也尚未完成，《总目》所使用的可能是本馆的购书目录——本馆1959年购求澳门藏书家姚氏“蒲坂藏书”之时，有一购书目录，现作为此一收藏的简目，有影印本存于馆中。此购书目录并未详细著录批校本，因此《总目》中也并无任何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古籍之批校本信息。笔者曾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之中文古籍进行过较为全面的调查，发现有批校本106种之多，其中不乏名家批校，比如清末金石学家陆增详批校本《寰宇访碑录》，清末学者陈澧手批《诗经广诂》、《说文解字》等，又有广东藏书家方殿元、张维屏、侯康、曾钊、汪兆镛、吴荣光、温树楠等人之批校本，具有一定的地域聚集性，而此皆未被《总目》所录。即使是已经出版过古籍藏书目录的图书馆，其馆藏目录亦往往对批校本有较多遗漏和误录：或者一书有多部批校本而仅录一部之信息，此为失载；或是误认佚名过录者为原批者、误判原批本为过录本等等，此则为鉴定错误，类似者不一而足。除此之外，《总目》本身的编纂也偶有疏失，比如漏载收藏地、重复著录等问题。此皆会对分析之数据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本文的数据也难以纳入已经消亡的古籍与批校本。理论上讲，历史上出现过的古籍和批校本必然比现在所存者多，很多文献都在历史中散亡。今日所存之古籍毋宁说仅是古代文献的一个抽出来的样本，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古籍的真实样貌？这并非仅仅文献学家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所有历史研究者在面对史料之时皆需仔细思考的问题。但本文所处理的数据规模较大，也就是所谓的样本较大，因此，本文的分析应该不会产生系统性的重大错误或疏漏，这则是所有处理大数据者所应有的信心。
最后，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古籍批校本，而在清代，批校一般为学者、文人、藏书家等一般所称的“士人”所作，故而批校本所反映的是清代的学术文化，属于上层精英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也仅是依据《中国古籍总目》中的数据，对清代士人的深度阅读史进行了较为宏观的勾勒。据本文统计的数据来看，一些核心的书籍得到了清代士人阶层最广泛的喜爱与最深度的阅读，比如经部十三经、小学考据类书籍，史部的纪传史、编年史、金石考古与目录类典籍，子部周秦汉魏诸子、杂考、杂学类著作，以及集部唐及唐以前的的诗文等等。此类书籍中之有关考据者实可作为清代考据学大盛的铁证，而与考据无关者则今日读者亦多奉为经典，足见其经久不衰的价值。除此之外，清人重《汉书》而轻《史记》，重杜甫而轻李白，看重《淮南子》、《吕氏春秋》、《水经注》等书，忽视西学、新学的情况，也都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目前，研究清代阅读史所应关心和推进的问题，其一就是继续完善批校本等文献相关目录的编纂，其二就是在已有目录的辅助之下，对具体的书籍与文本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对批校本所反映的古代图书之阅读、思想文化之变迁、学术之演进等问题进行深描：既可以从校勘、评点、学术史等角度对专书——如十三经、二十四史、《淮南子》、杜诗等——之批校本展开全面的整理与细致的研究，也可对于单独的学者——比如傅山、卢文弨、顾广圻、钱大昕、何绍基、翁同龢、王国维等——的批校本进行搜集、整理与考察，进而从中了解一时一地学者的学术与心态，窥探一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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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rokaw, Cynthia J.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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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cDermott, Joseph Peter.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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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仲华. 清代诸子学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Qing Scholars’ Reading Die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Marginalia
WEI Yinzong
[Abstract] The 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is to compile and specify the statistics of the existence of various books and texts with the support of big data, on which the “reading diet” of a particular reading group can be constructed. In China,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beyond shared the habit of writing marginalia on books that they were reading. Compiling and analyzing the statistics of marginalia is a good way toward the history of intensive reading of this time period, and thus a necessary access to 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world of these intellectuals. Zhongguo guji zongmu (General catalogue of pre-modern Chinese books), which is so far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te catalogue on survival pre-modern Chinese books, includes about 180 thousand titles in which there are around 15 thousand kinds of marginalia. Through analyzing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se marginalia, we can get the reading diet of Qing intellectuals on macroscopic level, and this can help to lay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scholarship, thoughts and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Marginalia History of reading Scholar Zhongguo guji zongmu
[作者简介] 韦胤宗（1986-）男，亚洲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书籍史，明清思想史。
本文发表于《图书馆》2020年第4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韦胤宗：清代批校本中所反映的士人群体的阅读品味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韦胤宗：清代批校本中所反映的士人群体的阅读品味
摘要：阅读史研究的首要步骤是在较大的数据库的支持之下统计各类文献的留存状况，从而构建一个群体在一定时间之内的阅读清单。中国清代士人（包括晚明及民国部分士人）喜好在其认真阅读过的书中撰写批校、题跋，运用计量的方法统计此一时段的批校本，通过分析其基本数据就可以了解清代士人阶层深度阅读史的大概状况。目前收书最全的中国古籍存藏目录《中国古籍总目》收书约十八万种，其中有批校本近一万五千部。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古籍总目》中所录各部类图书批校本之分布状况，从宏观层面上了解清代士人群体的阅读品味，从而为深入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与文化提供基本的文献支持。
引言
一个特定时代的阅读群体（reading public）可能会读到什么书，哪些书最受其青睐，即如何了解一个时代读者的“阅读品味”（reading diet），这是阅读史（history of reading）要回答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研究一个时代大众知识结构的必要前提。了解一个时代的阅读品味有多种途径，西方自“年鉴学派”（Annuales School）以来，历史学家——特别是社会史家——即主要通过对书籍出版与书籍贸易的调查来了解一时一地的读者可以接触到什么书，通过对遗产清单、公立图书馆中的借阅记录的统计来了解读者喜欢读哪些书。此即使用“计量”（quantitative methods）的方式展开对阅读史的考察。[1]
海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亦将此类新的社会史与计量史学方法应用于中国古代书籍史和阅读史的研究中，在唐代到清代出版中心的变迁、书籍数量的增加、书籍发行与流通的便利化、商业出版的繁荣和读者群体的扩大等问题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目前书籍史研究所关注的重心其实仍仅局限在出版方面，回答的是读者可能会接触到什么书的问题。书籍的出版，大致可以反映一个时代对于各类书籍的需求状况，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时代普通人的一般阅读史。比如，据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2]、贾晋珠（Lucille Chia）[3]、周绍明（J.P. McDermott）[4]、周启荣（Chow Kai-wing）[5]和大木康[6]等人的调查，中国的商业出版从南宋到明末逐渐发展到高潮，在清代略有回落，书籍数量不断增加，种类日益丰富，且以童蒙读本、四书五经、字书、时文、日用类书、小说戏曲和丛书的增长最快。蒙书、四书五经和字书皆是科举用书，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科举士子数量激增，科举书籍市场的繁荣与之恰相呼应。日用类书和小说戏曲在数量和种类上的增长，说明了明清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发展。明清时期的丛书多为学术性出版，丛书的增长反映了上层知识人数量的增加。此类研究，描述了从宋到清阅读群体由士人扩大到“天下”“四民”的大致过程，绘制了一幅较为宏观的书籍史和阅读史的发展图景。但是，古代的读者对于四部约五十类书籍各自的阅读方式、接受程度、喜好程度如何，特别是对于书籍的“深度阅读”（intensive reading） 状况如何，皆是此类研究难以回答的问题。而且，由于中国古代绝少遗产清单，更罕有图书馆的借阅记录，因此，更为细致和深入地研究读者的阅读品味，还须另辟蹊径。
中国明末、清代和民国时期的上层读者——包括学者、文人、藏书家和书法家等，古人一般也会统称其为“士人”——习惯与在书中书写批评、校勘、题跋类的文字，统称为“批校”（marginalia）。批校文字或者订补正文文本，或者考辨其事情，或是有感而发欲与作者建立一定的对话，总之，在批校行为中，读者对于眼前的书籍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读（extensive reading），而是更为严肃和用心的“深度阅读”（intensive reading）。本文通过考察以清代为中心而略涉晚明与民国这一时段的批校本，尝试构建此一时段深度阅读的谱系，以期反映此时代士人群体的阅读品味及其学术、思想的大致状况。
中国古籍批校本概况
目前收录中国古籍最完备的《中国古籍总目》中载有古籍凡177107种，其中有批校本14870部。[7]
《中国古籍总目》使用的是五部分类法，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和从书部。经部下有总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四书类、尔雅类、群经总义类、小学类等12个小类；史部下分总类、纪传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史表类、史抄类、史评类、传记类、谱牒类、政书类、诏令奏议类、时令类、地理类、方志类、金石考古类和目录类等17个小类；子部下设总类、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类、道家类、释家类、诸教类和新学类共17个小类；集部分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类和曲类共6小类；丛书部设有杂纂类、辑佚类、郡邑类、氏族类和独撰类等5个小类，五部总计57小类。一些小类之下又设有不同的属。《总目》中的古籍以“种”为项，内容、著者、卷数相同者为一项，或称一种（title）。每一种书之下或有不同版本（edition），每一版本又在不同的收藏单位藏有一或多部（copy；有的书，其一部之内又会有数册或数卷，因本文不涉及此一层面的问题，故而不做讨论）。古籍之种数，大致可以反映中国古代的著述情况。
而一部书若经名家递藏，或有历代读者之批校，则在批校本这一层面之上算为“一种”，每一种古籍之下，甚至每一版本的古籍之下，都可能会有多种批校本。因为批校的手写之特性，每一种批校本一般都是唯一的。也就是说，批校本的种与古籍的部一般是同一的，因此，本文为免误解，对于批校本称“部”。
每一种古籍往往都会产生多部批校本，批校本数量之多寡，即可说明此种古籍在学者、藏书家与其他知识大众之间的读者之多少、阅读之深浅。对于一个类属的古籍而言，批校本的数量与古籍的种数相比，则大致可以反映一个类属的古籍所能产生批校本的多寡，从而说明一个类属的深度阅读情况。本文引入“阅读率”这一概念来指称批校本部数与古籍种数之比率，《中国古籍总目》中有批校本14870部，有古籍177107种，阅读率约为0.084，即每一千种古籍大致可以产生84部批校本。据保守估计，假设在雕版印刷时代，平均一种古籍在一定时间之内的印数为百部的话，千种古籍总印数约为十万部，那么，十万多部古籍，仅有八十余部被读者认真阅读并写下批校，即使考虑到批校本的散佚等情况，这个数字还是比较低的。根据《中国古籍总目》，五个部类的古籍种数、批校本部数与阅读率如下表，据其可画出五部古籍批校本与阅读率分布图如下：
据此图、表可知，丛部书籍种类和批校本皆较少，并非明清学者文人深入阅读的主要书籍。集部书籍的阅读率最高，其书籍种数虽然并非最多，而批校本数量远远高出其他各部，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清代文人学者对于诗文词曲的爱好。经部、子部的大部分书籍都可归入今日知识谱系中的哲学、宗教和社会科学之内，二者文本性质接近，而阅读率亦较为接近，并非偶然。史部书籍中有大量诏令奏议、传记、谱牒、方志等带有档案性质的文本，此类文本往往仅备查考，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阅读，一般人较少系统、全面而深入地阅读，故而批校不多，此为史部总体阅读率低的主要原因，其实史部纪传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和金石考古类的阅读率并不比经部、子部诸小类低，由此可见统计分析各小类阅读情况之必要。
《中国古籍总目》中经、史、子、集、丛五部之下共分了57 个小类，各个小类中古籍种数、批校本之部数与阅读率数据见下表与图：
由此图、表可以看出三点。首先，小类之书籍种数最多者，其阅读率往往较低，比如，史部传记类有书18390种，产生批校本521部，阅读率只有约0.03；史部谱牒类有书16900种，产生批校12部，阅读率仅约万分之七，阅读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当是谱牒较多，而皆流传不广，且不具有可读性。集部别集类有书41529种，为各小类之首，其批校本有5180种，亦为各类之首，但由于书籍种数较大，比率反而仅有约0.12。别集数目巨大，且清代读者对于之前不同朝代之别集好恶程度相差悬殊，因此后文将对此进行专门分析。
其次，各小类之中，子部法家类阅读率最高，为0.76，此一方面是因为法家类书籍较少，仅有117种，故而分母较小，另一方面其实反映了清人对于周秦诸子之阅读、整理与研究之重视，详见后文之分析。其他如经部诗类、春秋类、尔雅类，史部纪传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金石考古类、目录类，子部总类、杂家类，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等，阅读率亦皆较高，是为各部阅读较多者。
第三，若单以批校本数量之多少论，集部别集类最多，有5180部；子部杂家类其次，有1476部；集部总集类有823部；史部传记类有521部、纪传类有503部、杂史类有500部、金石考古类有465部、地理类有437部、目录类有360部；集部词类有305部；其他类别皆少于300部。下文将对各部类批校多寡之具体情况及其所反映的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由于丛书部古籍之种类及其批校本之数量皆较少，因此讨论从略，重点分析清人对于经、史、子、集四部文献的深度阅读情况。
清人对于四部文献的深度阅读情况
3.1 经部
经部文献向来被认为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明清时期科举取士，“四书五经”为士子研习的主要内容。根据包筠雅等人的研究可知，明清时期“四书五经”等书籍刊刻情况极为繁盛，书籍数量巨大。而且士子为求功名，必定对其内容较为重视，甚至可以牢记在心。但此类书籍，毕竟有“敲门砖”之嫌，考试完成之后，一般遭到毁弃，大多散亡，其中即使有批校本，也罕能保存下来。因此，科举士子对于此类文本的深度阅读，是毋庸置疑的，但此一情形却并不能在批校本中反映出来。批校本仅能反映学者、文人、藏书家等对于一般的经部文献的阅读、整理与研究状况。
经部的十二小类文献中，除总类以外，阅读率较高者为诗类、春秋类和尔雅类。清人可见到的诗类文献有1348种，产生了191部批校本；春秋类文献（包括《左传》、《公羊传》、《谷梁转》及相关著作）有1665种，产生了261部批校本，尔雅类有书191种，产生了51部批校本。其他如易类有批校本176部，尚书类有批校本61部，礼类包括三种书（《周礼》、《仪礼》、《礼记》及其相关著作）有批校本161种。此皆是一书而有多种校注、研究之本，从而产生批校本几十部甚至近乎两百部之多，在全部古籍中居于前列。毫无疑问，经部文献是清代学者、文人、藏书家等阅读、整理与研究的一个重点。
清代学术以考据学为最著，而清代的考据很多是建立在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知识基础之上的文本考订，因此，以是正文本为主要任务的“校勘学”也在理论上走向成熟，在实践上大为兴盛。经部文献的批校中，以各类经书之校勘文字（包括各本之异文、校勘之考证等）数量最多。很多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校勘学家，皆有批校本或其过录本传世，比如，清代校勘学的代表人物卢文弨曾认真校勘过经部各类典籍，现国家图书馆藏《九经》五十一卷有卢文弨校并跋，国家图书馆又藏有佚名录卢文弨校并跋《周易兼义》，南京图书馆藏有卢文弨校《京氏易传》，国家图书馆藏又卢文弨校并跋的《韩诗外传》，上海图书馆藏有卢文弨等人批校本《仪礼要义》，南京图书馆藏有卢文弨批校本《大戴礼记》，上海图书馆藏有卢文弨批校本《春秋左传补注》，上海图书馆藏有卢文弨批校本《孟子注》钞本一卷，南京图书馆藏有卢文弨批校本《尔雅补注》等等。除卢文弨之外，清代著名学者何焯、惠栋、王筠、顾广圻、段玉裁、钱大昕、陈澧、孙怡让，晚清民国时期的学者缪荃孙、王国维等等，皆有十三经、各小学类书籍的批校本传世，此对于研究清代校勘学、经学、思想史和学术文化等皆有重要的意义。
名家之校勘，亦对经典文献之文本产生了重要的形塑作用。比如，阮元主持刊刻的《十三经注疏》及其《校勘记》即吸收了大量清人批校本，据各经之序，其使用清人批校本情况如下表：
其中何焯、惠栋、卢文弨、顾广圻、段玉裁等人的批校本皆有留存，如上文所提及之卢文弨批校本，又如国家图书馆所藏佚名过录惠栋批校本《周易兼义》、上海图书馆所藏清潘介祉过录惠栋批校本《周易集解》、上海图书馆所藏吴昕过录何焯、惠士奇、惠栋批校本《周礼注疏》、国家图书馆所藏惠栋、顾广圻批校本《大戴礼记》、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王欣夫过录段玉裁、顾广圻、臧镛等批校本《仪礼注疏》、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惠栋校本《春秋经传集解》、国家图书馆所藏佚名过录何焯、惠栋等批校本《春秋公羊注疏》、上海图书馆所藏吴孝显过录段玉裁、严杰等批校本《春秋谷梁注疏》、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王欣夫过录何煌、惠栋等批校本《春秋谷梁注疏》等等，都对于研究阮刻《十三经注疏》及其《校勘记》的编纂与成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深入认识清代学术与思想之特点和贡献的必要途径。
3.2 史部
总体来讲，史部的阅读率低于经、子、集三部，但从小类来看，史部纪传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金石考古类与目录类的阅读率要高于经部各类，造成史部阅读率较低的主要原因，是传记类、谱牒类、政书类与方志类书籍数量巨大，而这几种典籍皆具档案文书性质，多为查考之书，而非阅读之书，更少有人在其上批校题跋。
史部纪传类共有古籍971种，产生批校本503部，阅读率约0.52，在四部各小类中排在第二位，大致可见清人对于正史的偏爱。其中，《史记》及其各种注释评点本共有批校本64部，《汉书》及其注释评点本产生批校本87部，《后汉书》类有批校本50部，《三国志》类有批校本53种，产生批校本的数量不亚于经部部分典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三国志》之批校本数量相当，《史记》较其略多，而《汉书》为冠，从数据上表明清代一般学者更尊《汉书》的史实。其原因可能有二，一者《汉书》文辞较《史记》更为典雅，更加符合一般士人的品味，是士人欣赏与学习的典范，史载苏轼一生多次抄写两《汉书》，可见其影响之大；二者，清代考据学家往往自称其学为“汉学”，重视两《汉书》者非常普遍，比如，清代前期学者何焯长于两《汉书》与《三国志》，现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藏有何焯批校本或其过录本之《汉书》7部、《后汉书》5部、《三国志》13部，过录者有著名学者焦循、钱泰吉等；又如清代考据学吴派之领袖惠栋，在学术上以尊汉排宋著称，著有《后汉书补注》等书，惠氏亦有两《汉书》批校本流传，台北图书馆即藏有惠士奇、惠栋父子朱墨批校本《汉书》，苏州大学图书馆藏有惠栋批校本《后汉书》。其他如史学家沈钦韩、文学家汪琬、姚鼐、方苞、张惠言、诗人与书法家何绍基、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王闿运等亦皆有《汉书》批校本，其中如张惠言等人之批校又有多个过录本，由此可以窥见清人对于《汉书》阅读之盛。同时，通过对不同学术与文化背景的读者的批校进行考察，也可以看出清人对《汉书》的阅读乃是从不止一个角度切入，从而产生多种解读与欣赏的层次，足见《汉书》文本之活力以及清代读者阅读之细致与深入。
史部编年类、纪事本末类阅读率亦皆较高。编年类有书788种，纪事本末类仅有书144种，在各小类中属于较少者；编年类有批校本177部，纪事本末类有批校本44部，其绝对数量亦不算多。而且，此两类书籍之中，除《资治通鉴》及其校注、订补类书籍有批校本50部之外，其他书籍皆仅有批校本不超过十种，这说明，清代士人，对于前朝各代之编年史与纪事本末之史皆略有涉猎，而无特别之偏好，唯对《通鉴》青眼有加，足证《通鉴》具有远超一般编年史的价值。
史部金石考古类与目录类阅读率之高，亦颇引人注目。金石考古类有书1755种，目录类有书1254种，不仅数量超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类，且其中以清人所撰者为多。金石考古类有批校本465部，目录类有批校本360部。以单书来讲，《金石录》有批校26部，《隶释》《隶续》凡30部；清人孙星衍所编之《寰宇访碑录》、阮元所编撰之《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等书则是以清代中后期之著作而有批校本十种以上，可见士人对于此类书籍之重视。清人重考据而兼及于金石考古之学，在这一学术风气的影响之下，清代书坛也从明代重帖学转而重碑学，书家不仅以考据为其文化之底蕴，而且身体力行，访碑校碑，蔚然成风。[8]190-253此一学术文化之风貌在清代批校本中多有展现，而其详情之细描，则有待于对金石考古类批校本之深入研究。
清代的版本目录学也较前代有显著的发展，不仅专门的目录著作数量激增，而且读者对其亦较为看重。清前期钱谦益藏书目《绛云楼书目》有批校本25种，钱谦益之侄钱曾的藏书目《读书敏求记》有批校本41部，清代中期所编之《四库总目》及其相关目录有批校本22种，其他著名之藏书目一般都有批校本一到数部。
史抄、史评、地理等小类虽然阅读率不高，但是每一类之单书中皆有批校本颇多者，比如史评类之《史通》，有批校本32部，清代著名学者何焯、纪昀、沈彤、顾广圻、卢文弨、浦起龙、翁同龢等皆有此书之批校本传世，以此可以略窥清人史学史发展之概貌。又如地理类之《水经注》，有批校本70部，清至民国时期著名学者何焯、全祖望、戴震、孙怡让、杨守敬、张尔田、王国维等皆层批校其书，其中何焯、杨守敬、王国维等人之批校本似不止一种，据此可见清人研读《水经》之盛，而此类批校文本亦是研究《水经注》之校勘与古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文献。
整体来讲，史部之阅读率较经、子、集部为低，其重要原因是传记类、谱牒类、政书类、方志类之书籍数量巨大，传记类有书18390种，谱牒类有书16900种，政书类有书6106种，方志类有书8584种，四者凡49980种，占史部书总数之75%；而传记类有批校本521部，谱牒类有批校本12部，政书类有批校本230部，方志类有批校本66部，凡829部，仅占史部批校本总数之24%。
3.3 子部
子部之书，以其总类、法家类和杂家类阅读率最高，法家类之阅读率甚至为四部诸小类之首。除此三类之外，子部其他小类阅读率并不高，可见清代士人对于子部之书总体不够重视。而总类、法家类与杂家类的阅读率之高，却并不能说明清人重视法家与杂家之书，造成数据如此分布的原因与子部书籍分类方式有关。
四部分类法中的子部，源头为据刘歆《七略》所编的《汉书·艺文志》之六部分类法中的“诸子略”，包括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纵横家、小说家——之书。后来由于学术的演进，阴阳家、名家、墨家、纵横家等皆归入杂家类，道家之书与后出之道教典籍合为新的道家类；六部中的“数术略”、“兵书略”、“方剂略”亦一并纳入子部，成为其天文历法类、数术类、兵家类和医家类；又增加艺术类、谱录类、类书类、释家类、诸教类与新学类，以著录后世不断生出之新型著述。全面考察子部各类之批校本即可发现，清人对于先秦汉魏之诸子书皆较为重视，而对于隋唐以后之子部诸书皆稍显冷落。
清代学者特别重视先秦汉魏诸子之学，在诸子书之文本考释、义理阐发等方面皆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晚清民国学者对于诸子之重视甚而有超过经学之势，使得诸子学走向了学术研究的主流，并在西学的映照下形成了中国本土的“哲学”。[9]此一风气在批校本中有清晰的展现。子部总类阅读率较高，是因为此类书籍较少，且大多为隋代之前诸子之合刻本，比如明嘉靖十二年顾氏世德堂刻本《六子书》，乃是集《老子》、《庄子》、《列子》、《荀子》、扬雄《法言》、王通《文中子》六书合刻，此一合刻有五部批校本。其他如《五子》、《十子》、《二十子》等，亦多为早期诸子之合刻本，虽皆部头较大，却都有批校本传世。法家类阅读率最高，是由于本类书数不多，仅117种，而其中《管子》有批校本38部，《韩非子》有批校本33部，其实仅能反映清人对此二书之重视。其实兵家类书并不多，应该同墨家、名家、纵横家等一同归入杂家类。或者可如张之洞《书目答问》之例，在子部设立“周秦诸子”一类，将儒、道、法、墨、杂等各家之早期著作归于一类，此则无论从研究、校注方面，还是从批校、阅读等方面，都能够反映清代诸子学研究之盛。
子部杂家类阅读率之高，首要原因也是周秦汉魏诸子书较多，而且皆颇受清代学人之重视。如《墨子》及其校注本产生批校本35部，《吕氏春秋》有批校本39部，《论衡》有批校本34部，特别是《淮南子》有批校本100部之多，此为治思想史者尤其应该措意的现象。杂家类阅读率之高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此类中之杂学、杂考、杂记之属亦颇受清代学人之喜爱，如宋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不仅在清代有各种笺注本，且有批校本40部之多，清代前期学者顾炎武之《日知录》有批校本22部，其他各代有关掌故、考订之书杂著，亦皆有批校本传世。此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清代考据学在知识界的盛行并非空言。
总体来看，除周秦汉魏诸子与杂考、杂记类书籍之外，子部其他书籍颇受清人之冷落，其尤著者为诸教类与新学类。诸教类有书1126种，而仅有批校本18部；新学类有书2072种，却并无一部批校本。此二类，多为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所传来之西方宗教、科学、地理、政治等典籍以及中国学者在西学影响之下所著之书，此二者批校本数量之少，一方面反映了此类外来之学或在西方刺激之下所产生的新学读者之少，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说明以中国传统校勘、注释、评点等方式治新学者较少。具体细节，容待与其他材料结合进行综合分析之后，方能有更为详实可靠的解释。
3.4 集部
集部共有六个小类，前五类阅读率均皆较高。集部最后一类为曲类，有书6133种，只有批校本103部，阅读率仅有不到0.05，究其原因，主要是明清时期戏曲杂剧剧目极为繁盛，而此类文本——与子部小说家类中之章回体小说类似——篇幅较长，且多为消遣之用，似乎难以谈得上深度阅读，因此批校也较少。戏曲小说在明清时的繁盛，确实可以在《中国古籍总目》中有所反应，但其对于不同阶层文化之塑造，还需从其他角度作细致的研究。
集部别集类有书41529种，为各个小类之冠，甚至超过经部、子部之全体；而且别集类有批校本5180部，亦为各个小类之首，据此可以推测，不管从创作还是阅读的角度来看，诗文在古代士人的文化生活之中都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类书籍较多，有必要对其分属进行考察。《总目》在别集类依时间顺序设立了六个属，分别为汉魏六朝之属、唐五代之属、宋代之属、金元之属、明代之属与清代之属，据《总目》可以统计出各属古籍种数与批校本部数，如下表与图：
据此图、表可以看出，从汉魏至清代，现存别集之数不断攀升，特别是明清两代，别集之数剧增，而批校本之数目并未随之增长，致使阅读率从唐代之后不断下滑。单从阅读率的角度来看，清代士人对于唐五代之诗文最为喜爱，唐五代有书1176种，有批校本959种，阅读率约为0.82，超过各小类之最高者子部法家类。这一方面可以表明清代士人对于唐五代诗文之喜爱，另一方便也可作为文学文本经典化的典型范例。唐五代之诗文经过历史的淘洗，大部分已被经典化，留存的都有其特色，也不乏读者。从清人批校来看，士人群体对于宋金元诗文文之高低、优劣往往看法不一，甚至差异较大，并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也就是说，宋金元之诗文或许正在经历经典化的历程。明清之诗文别集，则由于数量巨大，甚至即使今日还处在文献调查、编目与简单整理的阶段，学界对其认识尚不全面，谈不上择善而读，更谈不上经典化。清人虽对本朝之诗文写了一定数量的批校与题跋，但很大一部分还带有互相应酬、互相标榜之味道，不如阅读唐宋诗文一般纯粹。总体来看，宋元之后，诗文日多而其读者日少。
以单个的作家而论，各种杜甫诗集有批校本达140部之多，不唯超过所有集部之单书，更非任何史、子、从部各个单书可比，甚至置于经部各书中亦在前列。杜集中钱谦益注本有批校本34部，朱鹤龄注本有批校本6部，浦起龙《读杜心解》有批校本10部，沈德潜《杜诗偶评》有批校本6部，其他杜诗注本、选本亦皆有批校本一到多部不等，大致可见清人所读杜诗注本之偏好。杜诗批校者中，有以诗文创作闻名的汪琬、王士禛、翁方纲、朱琦、谢章铤等，有以考据校勘擅长的何焯、桂馥、王鸣盛、钱陆灿等，有以书法著称的傅山、何绍基等，有以杜诗名家的仇兆鳌等，有藏书家吴骞、管庭芬、吴慈培等，还有清末学者翁同龢、严复、王国维等，这些读者与各种杜诗之原文与评注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文本世界，是我们认识清代文学与文化的重要参考之一。
杜诗之外，韩愈诗文读者亦众，有批校本117部，许多清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藏书家，如黎简、方苞、何焯等，皆有批校本传世。苏轼诗文集有批校本77部，亦复不少，批校者之较著者有查慎行、郑珍、纪昀、郭嵩焘、卢文弨、何绍基等。陶渊明集有批校本54部，段玉裁、钱大昕、周锡赞、章炳麟、郑文卓、戈载等皆有批校本传世。除此之外，其他人之别集批校本皆不超过50部。唐代诗人中，李白集仅有批校本22部，王维集有批校本12部，白居易集有批校本19部，柳宗元集有批校本36部，李贺集有批校本35部，李商隐集有批校本40部，杜牧集有批校本10部；宋人别集中，苏洵集有批校本33部、曾巩集有批校本30部，穆修、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姜夔各有二十余部，其他众多作家其别集之批校本少有超过20部者；金元明清更是等而下之，明代归有光集有批校本33部，高启集有批校本26部，其他少有超过10部者；清人别集之批校本少有超过10部者，其批校也多为标榜之言，或仅是门生弟子在其稿本或誊抄本上校订、修饰，严肃而深入地阅读则少之又少。此可略见清代士人对于各代别集之阅读状况。
清代士人这种重视唐及唐以前诗文的阅读品味，在总集类亦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以单书而论，总集类批校本最多者为《文选》，有批校本86部，其次《玉台新咏》有批校本仅20部，《唐文萃》有批校本18部，各类唐代诗文选集多有一或数部批校本，与宋以后之总集相比，批校数量占有绝对优势。宋代诗文之总集中，批校本最多者《宋文鉴》仅有批校本9部，其他诗文选集批校本数量皆较少，宋以后诗文总集批校数量亦是愈后愈少。——集部之首为楚辞类，而实则《楚辞》中收有屈原、宋玉、王褒、刘向等人之辞赋，从体例来讲应属于总集。此类有批校本45部，不及《文选》之多，但亦可见清人对于早期辞赋文章之喜好。
相对来讲，集部诗文评类与词类批校本数量不算多，诗文评类中《文心雕龙》有批校本21部，其他诗话、文评等书，批校本之数量多不及10部。词类中，辛弃疾集与柳永集皆有批校本7部，周邦彦集有批校本10部，宋元之际的词人陈允平之词集有批校本8部，姜夔集有批校本6部，词类总集《绝妙好词》有批校本10部，其他皆不超过此数，足见清代士人对于词类文本之轻视。
问题与讨论
本文使用计量的方式，通过全面统计《中国古籍总目》中的批校本，考察各类目批校本数量的分布特征，分析重要单书的批校本之数量多寡，以尝试构建清代士人群体的阅读品味。由于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古籍总目》，因此，本文的研究也受到了《总目》的直接影响，由于《总目》本身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以下问题：
首先，《中国古籍总目》虽为目前收书最全的反映中国古籍之存藏状况的总目录，但限于时间、人力、财力等因素，也仅能收录中国（包括大陆与港澳台地区）主要图书馆及部分海外图书馆的藏书，很多国内外的私家藏书、国外的一些公共图书馆藏书皆未能收入。而以近年来部分藏书家所公布的资料与海内外拍卖行所出现的古籍来估算，国内外的私家藏书其实数量颇丰，其中不乏珍本，更有许多名家批校；海外公共图书馆，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图书馆等，亦皆有可观的中文古籍收藏，其中亦不乏名家批校，比如，奥克兰大学图书馆即藏有清前期刻本《西厢记》，其中有佚名过录的清前期著名批评家魏际瑞的批校，据书中批校及其递藏信息，此佚名过录者应为一十八至十九世纪的韩国学者，此书及其批校本或为研究《西厢记》在东亚文化圈之流传与影响的重要资料。这些私人藏书以及海外公共图书馆的藏书皆未被《总目》收录，会造成对古籍总体认识的缺漏，进而影响对于批校本的统计的准确性。
其次，《总目》主要是在各个图书收藏单位的馆藏记录与一些专家所编纂的古籍专科目录的基础之上汇总编纂而成的，而由于之前各个馆藏记录之讹误缺失，同时又缺少必要的全面而细致的古籍清查工作，遂使《总目》沿袭其讹误缺失，积错难改。尤其严重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图书馆对于古籍批校本并未完整著录，或者著录错误过多。比如，《总目》中收入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文古籍，但其实直至今天为止，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古籍调查也尚未完成，《总目》所使用的可能是本馆的购书目录——本馆1959年购求澳门藏书家姚氏“蒲坂藏书”之时，有一购书目录，现作为此一收藏的简目，有影印本存于馆中。此购书目录并未详细著录批校本，因此《总目》中也并无任何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古籍之批校本信息。笔者曾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之中文古籍进行过较为全面的调查，发现有批校本106种之多，其中不乏名家批校，比如清末金石学家陆增详批校本《寰宇访碑录》，清末学者陈澧手批《诗经广诂》、《说文解字》等，又有广东藏书家方殿元、张维屏、侯康、曾钊、汪兆镛、吴荣光、温树楠等人之批校本，具有一定的地域聚集性，而此皆未被《总目》所录。即使是已经出版过古籍藏书目录的图书馆，其馆藏目录亦往往对批校本有较多遗漏和误录：或者一书有多部批校本而仅录一部之信息，此为失载；或是误认佚名过录者为原批者、误判原批本为过录本等等，此则为鉴定错误，类似者不一而足。除此之外，《总目》本身的编纂也偶有疏失，比如漏载收藏地、重复著录等问题。此皆会对分析之数据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三，本文的数据也难以纳入已经消亡的古籍与批校本。理论上讲，历史上出现过的古籍和批校本必然比现在所存者多，很多文献都在历史中散亡。今日所存之古籍毋宁说仅是古代文献的一个抽出来的样本，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古籍的真实样貌？这并非仅仅文献学家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所有历史研究者在面对史料之时皆需仔细思考的问题。但本文所处理的数据规模较大，也就是所谓的样本较大，因此，本文的分析应该不会产生系统性的重大错误或疏漏，这则是所有处理大数据者所应有的信心。
最后，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古籍批校本，而在清代，批校一般为学者、文人、藏书家等一般所称的“士人”所作，故而批校本所反映的是清代的学术文化，属于上层精英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也仅是依据《中国古籍总目》中的数据，对清代士人的深度阅读史进行了较为宏观的勾勒。据本文统计的数据来看，一些核心的书籍得到了清代士人阶层最广泛的喜爱与最深度的阅读，比如经部十三经、小学考据类书籍，史部的纪传史、编年史、金石考古与目录类典籍，子部周秦汉魏诸子、杂考、杂学类著作，以及集部唐及唐以前的的诗文等等。此类书籍中之有关考据者实可作为清代考据学大盛的铁证，而与考据无关者则今日读者亦多奉为经典，足见其经久不衰的价值。除此之外，清人重《汉书》而轻《史记》，重杜甫而轻李白，看重《淮南子》、《吕氏春秋》、《水经注》等书，忽视西学、新学的情况，也都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目前，研究清代阅读史所应关心和推进的问题，其一就是继续完善批校本等文献相关目录的编纂，其二就是在已有目录的辅助之下，对具体的书籍与文本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对批校本所反映的古代图书之阅读、思想文化之变迁、学术之演进等问题进行深描：既可以从校勘、评点、学术史等角度对专书——如十三经、二十四史、《淮南子》、杜诗等——之批校本展开全面的整理与细致的研究，也可对于单独的学者——比如傅山、卢文弨、顾广圻、钱大昕、何绍基、翁同龢、王国维等——的批校本进行搜集、整理与考察，进而从中了解一时一地学者的学术与心态，窥探一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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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Scholars’ Reading Die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Marginalia
WEI Yinzong
[Abstract] The first steps toward a history of reading is to compile and specify the statistics of the existence of various books and texts with the support of big data, on which the “reading diet” of a particular reading group can be constructed. In China,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beyond shared the habit of writing marginalia on books that they were reading. Compiling and analyzing the statistics of marginalia is a good way toward the history of intensive reading of this time period, and thus a necessary access to the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world of these intellectuals. Zhongguo guji zongmu (General catalogue of pre-modern Chinese books), which is so far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te catalogue on survival pre-modern Chinese books, includes about 180 thousand titles in which there are around 15 thousand kinds of marginalia. Through analyzing the distributions of these marginalia, we can get the reading diet of Qing intellectuals on macroscopic level, and this can help to lay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scholarship, thoughts and 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Keywords] Marginalia History of reading Scholar Zhongguo guji zongmu
[作者简介] 韦胤宗（1986-）男，亚洲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书籍史，明清思想史。
本文发表于《图书馆》2020年第4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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