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生活 艺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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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元坊刻家刻本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宋辽金元坊刻家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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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刻本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给我国古代文化的广泛传播拓展了无穷的想象空间。经过唐、五代的发展,到两宋时期,雕版印刷技术也由萌芽逐渐走向成熟,雕版印刷得到了广泛应用。宋元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日益多样化,雕版印刷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官府、坊肆、私家竞相刻书,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刻书业几乎遍布全国,其中,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逐渐形成以浙江杭州、四川眉山、福建建阳、山西平水等几个刻书中心。刻书的品种众多,涉及经、史、子、集四部典籍。由于刻书目的、主旨不同,官刻、坊刻、家刻三种刻本内容也不尽相同,各有侧重。官府刻书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历朝正史、诸子、医书、字书、类书和名家诗文以及佛、道两家经典等。私家刻书以文集为主,传播学术。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导向,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主要刻印一些销路好、适合广大民众口味的书籍,涉及儒家经典、童蒙字书、科举应考程文等相关内容。两宋繁荣兴盛的刻书事业,对后世文化的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刻本传世不多,北宋刻本更为珍罕,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宋代坊刻本
坊肆,即民间刊刻、印刷并出售书籍的地方,以营利为目的。又称书肆、书林、书堂、书棚、书铺、书籍铺、经籍铺等,泛称书坊。坊刻本即书坊主刻印之书。通常书坊雇有写工、刻工、印工等。坊肆刻书起源最早,唐代印刷术发展以来,坊肆刻书日益兴盛,入宋后更为普遍,一些书肆有几代人相继传承者。宋代坊刻遍布全国,以浙江、福建、江西、四川等几个地区的书坊刻书最为活跃,所刻多为经史百家、唐宋名家诗文,科举程文及民间实用书。最著名的宋代有临安陈氏书籍铺、荣六郎书籍铺,建安尹家书籍铺、余仁仲万卷堂、建安黄善夫家塾、建宁黄三八郎书籍铺等。其中,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一般认为是家刻本。然黄善夫刻《史记》虽版刻精美,其校勘之粗率,出乎意料,当是坊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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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坊主人多不见史传,除陈、余两家略可考证外,其余诸家坊肆,只能从传本和各家书目记载或藏书家题识中见到。一般认为坊刻本目的在于速成营利,不注重校勘,质量不高,其实并不尽然。现存坊刻本中仍不乏刊刻精品之作。如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所刻《唐女郎鱼玄机诗》、《周贺诗集》;建安黄善夫刻《史记》、《汉书》;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等,堪称宋代坊刻本中之精品。
南宋时,四川地区刻印了一系列唐人诗文别集,数量较多,世称蜀刻唐人集。传世各集可分两个系统:一为十一行本,皆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约刻于南北宋之际,今存《骆宾王文集》、《李太白文集》、《王摩诘文集》三种;一为十二行本,皆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今存《孟浩然诗集》、《刘文房集》、《陆宣公文集》、《昌黎先生文集》、《刘梦得文集》、《张文昌文集》、《皇甫持正文集》、《欧阳行周文集》、《新刊元微之文集》、《杜荀鹤文集》、《孟东野文集》、《新刊权载之文集》等十九种。各书楮墨精良,藏书家皆珍视之。从其“新刊”之类书名来看,应该都是坊刻,而非官刻、家刻。今各书均钤有元代“翰林国史院官书”长方朱印,明清两代藏内府。清康熙时,刘体仁等取之内库,此书始流传民间,今存本多有“刘体仁印”、“颍川镏考功臧书印”等印。
宋代家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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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刻本,即私人出资或主持刊印的书籍。私人出资刻书,主要出于传播学术的目的,数量远不如官刻、坊刻之多;加上刊刻人校勘精审、精雕细刻,故家刻本历来颇受推崇。宋代私家刻书最著名者,如庆元二年(1196)吉安周必大刻《欧阳文忠公集》,嘉泰元年(1201)周必大刻《文苑英华》;廖莹中世綵堂刻《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纸莹墨润,令人赏心悦目,堪称宋版书中之上品,都是有名的私宅刻本。
辽、金、蒙古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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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与两宋并存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有辽、金、蒙古,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刻书事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契丹族建立的辽很重视佛教,注意吸收中原文化。除大量刻印佛经外,也印刷儒家经典、各类史书、诗文集及各种工具书。辽代印刷业最发达的是燕京、范阳以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当时燕京已有多家书肆。辽代刻书传世已廖如星凤,有关文字记载亦甚少。目前见到的辽代刻本是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的,以山西省应县木塔文物管理所存《契丹藏》、《蒙求》等为代表,极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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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统治者虽以武力称雄,但也颇为重视文化,其刻书事业相当发达。金灭北宋时,将汴梁的书肆和北宋政府三馆文籍图书、国子监书版以及一部分雕版工人一并掠去,迁往金代刻书业的中心平阳府,即平水,今山西临汾一带。平水不仅官方设有刻书机构,主持刻书,私家和书坊刻书也很多。私刻多经史文集,坊刻多医书、类书及说唱诸宫调,为金代刻书业集中之地。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崇庆新雕改并五音集韵》、《南丰曾子固先生集》、《萧闲老人明秀集注》、《刘知远诸宫调》等,基本上都是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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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7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建立“蒙古汗国”。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这一期间为蒙古时期。受宋、辽、金等地刻书事业的影响,蒙古时期的刻书事业也日益兴盛。蒙古太宗八年(1236)已经在平阳设置经籍所刻书。现存有代表性的坊刻本有蒙古定宗四年(1249)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所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家刻本主要有蒙古宪宗六年(1256)北京地区赵衍刊刻的《歌诗篇》。
元代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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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建立元朝。为了巩固蒙古族政权在全国的统治,元朝统治者非常注重吸收汉族文化。上承宋金传统,政府重视刻书,官府与民间刻书业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两宋相比,刻书地区更为普遍。浙江、江西刻书业很发达。元代的杭州地区,把原先南宋的国子监改成了西湖书院,继续负责刊刻经史群书,形成元浙本系统。官刻书多奉诏下杭州刻版。其他地区仍以福建建阳和山西平水为最繁荣,形成麻沙、平阳两个刻书中心。江南、江东、湖广各地在刻书方面也有所发展。元世祖将经籍所从平阳迁大都之后,北京刻书业随之兴盛。元代刻书仍以当时士大夫诵读必需的经、史为多,诸子书、类书以及新编农书、医书、科举用书等刻印量均很大。在南方,经过宋元之交战争的剧烈毁坏,眉山这个刻书中心,已经不复存在。
元刻本特点是字体多仿赵体,即当时最流行的大书法家赵孟頫的字。字多简化、俗体字,不避讳,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渐向四周双栏发展,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版心多
作黑口。
元代坊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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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刻书基本上延续前代。坊肆刻书比官刻、家刻数量多、规模更大,流传较为广泛。各地都有书坊,以平水、建阳最为集中,或延请名家校订,有不少精椠佳刻。福建建宁府沿袭南宋刻书风气一直发展下来,仍然是书坊聚居之地,刻书最多,建阳、建安尤为出名。如余氏勤有堂刻《国朝名臣事略》、刘氏日新堂刻《伯生续诗集》、宗文堂刻《静修先生文集》、虞氏务本堂刻《赵子昂诗集》等,刊刻精良,皆当时著名书坊所刻重要典籍。建阳书坊中有些书籍铺不仅自己刻书,有时也承接官方刻书。如余志安刻《四书通》,是当时名儒胡炳文的著作。从书后张存中跋语可知此书是浙江儒学委托建阳书坊刊印的。杭州地区的书棚本等比较精美的坊刻在入元后已经消歇。现存的只有杭州中瓦子张家书铺刊印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记》等,其字体接近宋浙本,是元代杭州地区的坊刻。元平水本现存有曹氏进德斋刻《尔雅》、《中州集》等。元代坊刻涉及经学、诸子、医药、文集、通俗读物等各类书籍。
元代家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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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刻书风气影响之下,元代私家刻书比宋代有了更大发展。私人刻书家增加,书籍刻印品种齐全,质量提高。《书林清话》收录元代私人刻书就有四十余家。现存著称于世者,有今浙江淳安邵桂子编刻的《邵氏世谱》、今江苏松江叶曾南阜书堂刊刻的《东坡乐府》。又如岳氏荆溪家塾刻九经三传、吉安王常刻《王荆公诗笺注》、东平丁思敬刻《元丰类稿》等,皆镌刻极工,不下于宋版,为元代私人刻书中的典范。元代私家刻书中,有些历史相当悠久,绵延近百年。(李红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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