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蔷：清宫天禄琳琅藏书沧桑记

清乾隆九年（1744），高宗谕令内直诸臣检阅皇家藏书，选择其中宋元明之精善本，单独于昭仁殿设架庋藏，并御笔题匾，名为“天禄琳琅”，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宫廷善本特藏。乾隆四十年（1775），天禄琳琅珍籍益富，大学士于敏中等人奉敕鉴定整理，编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简称《天目前编》）十卷，著录图书429部，并收入《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殃及东西两配殿昭仁殿及弘德殿，存于昭仁殿的天禄琳琅前编书尽被焚毁，此时已是太上皇帝的乾隆帝令彭元瑞等人再辑宫中珍藏为《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简称《天目后编》）二十卷，收书664部。
 
天禄琳琅藏书，先后聚集了宋元旧刊、名家钞校题跋本一千余部，在中国公藏图书历史上罕有其匹。天禄琳琅藏书可谓珠玉毕集，所收皆一流善本，且大多递藏有序，在当时已被诧为人间珍秘。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曾说，宋版书自来最为人珍视者有三，一《两汉书》，一《文选》，一《杜诗》，是“鼎足海内者也”，其中，《两汉书》与《六臣注文选》后来都入藏于天禄琳琅前编。
 
古籍的价值标准，首先就是版本年代，年代越久远则价值越高。天禄琳琅书按版本年代计，宋、金、元版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如此数量多且质量精之善本特藏，无论古代还是近代藏书史上，都是非常稀见的。在2008年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就有49部宋元版书曾经天禄琳琅旧藏，其后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有18部，《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有9部，《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有3部，《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有4部，截止2017年底，已公布、出版的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中已收录了近百部天禄琳琅书。如今，天禄琳琅书已成为各收藏单位引以为傲的珍贵特藏，而在拍卖会上，每部天禄琳琅书的现世都倍受瞩目，买家竞价争求。在2009嘉德春季拍卖会上，一部六册的《六经图》，题为“宋版”，实则明代万历间刻本，但因其曾入藏清宫天禄琳琅，最终以240万的价钱拍出。2016年中贸圣佳春季拍卖会上，仅两册（原为一部一册，被改装为两册）的南宋麻沙坊刻本《纂图互注扬子法言》拍出2300万元的昂价，创下天禄琳琅书在拍卖场上的最高纪录，着实令人惊叹。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善本书目，是中国封建社会公藏善本书志空前绝后的杰作，对当时、后世的目录编纂有重大影响。将善本书籍视同文物，以赏鉴为旨趣，仿书画著录之体例，是《天禄琳琅书目》最显著特点。这一特点使《天禄琳琅书目》与同一时期出现的另一部清代官修目录《四库全书总目》在编纂宗旨上完全不同，《四库全书》乃“辑今”，天禄琳琅则“弆古”，《天禄琳琅书目》无论编排次序，还是著录内容皆围绕版本，对版刻源流的追溯与藏书印记的登载不厌其详，此实大异于以评述书籍内容为主的《四库全书总目》，这种体例奠定了后来善本目录的基本程序，具有经典的垂范意义。这一组藏书、目录，还是目前仅存的可以互为印证的大宗材料，对中国目录学、版本学、藏书学的研究都具有特殊意义。
 
清代乾隆时期是中国古代宫廷藏书发展的最巅峰，内府藏书既富且美，“掇其菁华，重加整比”（《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五）而成的“天禄琳琅”善本专储是其最具价值的部分，可谓久负盛名。然而自建立起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天禄琳琅藏书经历了200余年的坎坷磨难，历尽炙、盗、兵、蠹，佚损泰半，所存者绝大多数再入公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传承流播的艰难历程。《天目前编》著录书毁于嘉庆二年大火，《天目后编》著录书一直安然无恙地保存至清末。然而自清末以后的半个世纪，天禄琳琅书流出皇宫，散入民间，几经辗转聚散，与国家共同经历了最为动荡纷争的一段历史时期。当年存放在一处宫殿里的图书，如今散落各方，664部书十存其九，只有数十部不知所踪。
 
本文缕述天禄琳琅藏书自建立以来所经历的沧桑巨变，以前后两编书为序。

一、《天目前编》书的焚毁与重建
 
嘉庆三年（1798）秋，《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编成，主持者彭元瑞在卷末“识语”中并未交待缘何有续编之举，只是说“溯初编时五十余年，《书目》成亦二十余年矣。逮今嘉庆丁巳十月，乃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之辑，越七月，编成”。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昭仁殿时，没有发现一部《天禄琳琅书目》前编著录书，而相关史书、档案中又从未见有“天禄琳琅”前编藏书被毁情况的记载。《天目后编》之辑，始自嘉庆二年十月，这一月的二十一日酉刻（黄昏），乾清宫发生大火，乾清宫与弘德殿、昭仁殿两配殿皆成废墟，火灾之后，殿内之书不见下落，于是有天禄琳琅前编书延遭焚毁的推测。
 
据《东华录》“嘉庆二年冬十月”下记载，这场火灾是由于太监用火不慎造成的。清宫取暖有两种方式，一是宫殿地面或床炕下砌有火道，在殿外廊下灶口处添炭，谓之“暖阁”；一是在殿内设有铜质火盆或珐琅熏笼，谓之“熏殿”。乾清宫为清代帝后寝宫，向来宫中熏殿火盆内，未灼烬炭应即行埋灭、贮坛，再贮于炕洞中，预备次日再用，而掌火太监郝士通将炭埋闷熄灭，为贪图近便，将其放在东穿堂楠木隔旁，不料其复行回性，熏灼木隔，待到稽查宫禁内围重地的值班首领太监闻有烟味，急忙开门探视，大火已成燎原之势。大火从乾清宫引发并迅速延烧左右两侧的弘德殿、昭仁殿及北面的交泰殿。虽经总管内务府大臣怡亲王永琅带官兵竭力汲水扑救，无奈当晚风力很大，火势甚猛，乾清宫及二殿遂为灰烬，连交泰殿后的坤宁宫前檐也被熏灼所及。当时已是太上皇的乾隆皇帝面对废墟痛心疾首，引为己过，判处郝士通绞决，乾清宫首领太监张世太三人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其它22名太监免其发遣，重责40板，专管之总管太监各罚钱粮。以上还可另见清室旧存档案，如《永琅等奏为乾清宫失火缘由将太监郝士通等分别治罪折》（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和珅福长安等奏为遵旨补建乾清宫交泰殿昭仁殿工程折》（嘉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缊布盛住等奏为乾清宫瓦片现已完折》（嘉庆三年五月十七日）、《和珅福长安奏为修建乾清宫殿座匠役等赏给锻正银锞折》等有关奏折。《国朝宫史续编》卷五十四“昭仁殿”下亦记：“嘉庆二年重建”，是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弘德二殿亦同时被灾。
 
在咸丰、同治年间的清人笔下，已有这场大火后昭仁殿书尽毁的记载。清人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四述及乾隆间江南布衣蒋衡手书《十三经》，敕命彭元瑞以天禄琳琅所藏宋椠各经与监本、坊本校勘同异，彭氏因有《石经考文提要》一书，“《提要》之作，荟萃宋本之善者。嘉庆二年，乾清宫毁于火，宋本俱烬，今乃藉是书以存其大概，岂非深幸耶。”姚元之（1773-1852），字伯昂，号荐青，又号竹叶亭生，晚号五不翁，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1805）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左都御史。擅画，精隶书。著《竹叶亭杂记》八卷，记当朝掌故、礼仪制度及风光物产、人情习俗等。姚氏卒于咸丰二年，书中所记皆在咸丰以前。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余录》卷三亦有类似说法：“嘉庆丁巳，乾清宫灾，藏书付煨烬，宋本之可据者，赖有《提要》一书尚存。”吴振棫（1792-1870），字宜甫，钱塘人，嘉庆十九年（181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充实录馆纂修、提调兼校勘，官至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养吉斋丛录》、《余录》为吴振棫行政之余，钩稽朝章国典，沿革人文而成，吴氏同治九年卒，记事皆在同治以前。
 
1926年9月，《图书馆学季刊》发表了齐念衡撰写的《嘉庆二年乾清宫失慎与天禄琳琅》一文，首次对于乾清宫失火曾否殃及昭仁殿及殿中天禄琳琅前编书是否已成劫灰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齐氏的结论是：“《前编》何时散失，尚难确定。”同期刊载了施廷镛《天禄琳琅查存书目》一文，叙言中分析道：“……若嘉庆二年续辑时《前编》著录之书仍然存在，何无庋藏之所？即或谓有一二存者并入《续编》，何后编各书收藏印记竟无一与《前编》相同者乎？”施氏的结论是：“可想见《前编》之书胥被火化。”1934年出版的张允亮所编《故宫善本书目》则曰：“嘉庆二年十月，乾清宫、交泰殿灾，昭仁殿以毗连延及，宝简琅函，同为煨烬。”“《天禄琳琅排架图》所列及今日故宫所遗，举无前编一帙也。”可见，“天禄琳琅”前编藏书毁于宫火已成定论。昭仁殿后庑“五经萃室”所贮之宋版岳刻《五经》（按，据张政烺先生考证，《相台五经》并非岳珂所刻，乃元代人岳浚所刊）亦被累及，至民国间点查时只剩武英殿所刊影宋本。乾清宫内收藏有历朝《圣训》《本纪》等书，《实录》之小红绫本按制也收存于此，嘉庆二年一把大火焚毁书籍、宝物无数，实是宫廷藏书的一段痛史！

据清人姚元之记载，伊为举子时，为谢朝廷赐衣之恩，五更天即前往右上门等候，当时冬夜寒甚，天色尚早，因入护军值宿房间小憩。听老骁骑校说起嘉庆二年十月廿一日乾清宫大火，此人救火时看见“白烟一缕起自殿脊，直上高约一、二尺，烟中即现一冠带人，高亦不过尺许，愈上愈小，顷闻裂帛一声，化为黑烟而散。自是或现女子身，或现道士身，或现书生身，或现盔甲身，高者尺许，短者数寸，不一而足，及殿脊火出乃止。盖皆殿中珠宝精也，为火所焚，真精上出，火热迸裂，故闻裂帛之声。黑烟一散，下亦煨烬矣。”（《竹叶亭杂记》卷二）相传凡宝物皆有精气，此虽迷信之说，亦可想见乾清宫及昭仁、弘德二殿所贮宝物珍籍之多，大火之惨烈。
 
火灾后，太上皇帝乾隆谕旨重建乾清宫，在当年腊月底即择吉日安梁，次年春集料兴工，仲秋即已告成，以宫中财力、物力，甫十阅月，这座恢弘建筑又屹立在紫禁城中。联想康熙十八年（1679）太和殿焚毁，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才重新修竣，重建乾清宫确实“甚为妥速”，当然这要归功于乾隆朝的国力鼎盛及乾隆帝的余威犹存。嘉庆皇帝又作《昭仁殿敬志》一首以自励：
 
不敢追思去冬事，上天示警寸心知。
发仁止义斯昭德，得位安居莫忘危。
时凛昊恩垂至教，日聆父训沐深慈。
式瞻堂构增惭惧，旧颜新宫敬始基。
 
所谓“去冬事”即指乾清宫大火及昭仁、弘德二殿被焚一事。
 
几乎在重建新宫殿的同时，嘉庆二年十月，大学士彭元瑞等开始编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为了新宫落成后，这些书能及时摆放入内，恢复旧观，选书、编目仅用了7个月时间，比土木工程更加“妥速”。嘉庆三年夏天，《天禄后目》编成；九月，乾清宫复建完工。昭仁殿仍是藏书之所，重新汇集的善本排架庋藏其中，“天禄琳琅”仍存，这令耄耋之年的老皇帝感到宽慰，不禁赞道：“悉复旧观，朕心深为喜悦。”
 
关于前编书的尽毁，还有两种说法见于后人日记、笔记中，一说是毁于武英殿大火，一说是毁于庚申之变。
 
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著名之宝”条下有“按《天禄琳琅目》载宋板书甚多，而御题又云若此者亦不多得。嘉庆二年，武英殿灾，目载之书同归一烬，神物久归天上”云云。武英殿自康熙十九年（1680）设立造办处，开始兼办内府刻书事项，到雍正七年（1729）造办处改称武英殿修书处，专司刻书，此后二百年间，这里一直是清内府刻书的所在地。整个建筑群有房63间，加上殿间的回廊，拥有书作、刷印作、铜字库、聚珍馆等众多作坊，职官设置皆有定制，从未见天禄琳琅书有庋藏武英殿之记载。嘉庆二年乾清宫大火，武英殿并未被灾。清朝历史上，武英殿确曾失火，事在同治八年（1869）夏，一场大火烧掉了无数雕版和殿版书。叶德辉此说没有根据，盖为笔误。
 
或曰，前编书是毁于咸丰间庚申之变即1860年的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意味着天禄琳琅藏书曾从紫禁城昭仁殿转移到了圆明园中保存。《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二十二日记：“至昭仁殿检书，书已检毕，南斋（陆润庠）欲重书悬签，并讹字改之，大抵《续编》多半有，而《正编》则未见一部，未知庋藏别处，抑毁于淀园也。”翁氏首次以疑问的口气，提出或许前编书毁于圆明园大火。其后萧穆《敬孚类稿》云：“壬辰、癸巳间，今上（光绪帝）锐意讲求古籍，命南书房翰林查天禄琳琅各书，则已于咸丰间毁于圆明园之夷氛矣。”（卷九）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云：“天禄琳琅初集之书，向储圆明园，庚申毁于兵火。”又刘声木《苌楚斋三笔》亦袭此说。那么问题在于，何年何时天禄琳琅藏书迁移到了圆明园？又是藏于圆明园中何处？笔者以为前编书不可能曾存圆明园：其一，乾隆五十九年（1794）夏，彭元瑞在乾清宫以天禄琳琅宋元旧版群经校勘石经，他每日进宫，由吏部尚书金简为之操备饭食，至少此时前编书尚在昭仁殿，没有理由在嘉庆二年前的两三年中突然被移往圆明园，因而躲过了乾清宫六丁之劫！其二，《（仁宗）御制诗》中有嘉庆初年嘉庆帝在昭仁殿后五经萃室读书、每日诗书相伴的记载，亦是前编书未挪出昭仁殿之一证；其三，1860年火烧圆明园时，英法联军是先劫掠，后纵火，兼之皇家园林殿宇分散，因此很多珍玩、书籍流散世界各地，如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就有零册见藏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和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倘若前编书被庋藏于圆明园某座宫殿或书室中，近万册书即使灰飞烟灭，也应有残迹尚存，不会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四，昭仁殿与乾清宫一墙之隔，仅是一座小配殿，一场猛烈大火足以使其瞬间一切化为乌有。
 
在封建时代，重大火灾被帝王视为“天谴”，明清历史上乾清门、武英殿大火，皇帝都曾有下“罪己诏”之举。嘉庆二年大火后，乾隆自省登基六十二年来，“康强逢吉，诸福备膺，较之皇祖受眷尤为优厚，未免欣喜过望，是以昊慈于笃佑之中示以戒满之意”，无论是白发苍苍的太上皇老皇帝，还是新当政的儿皇帝，都不愿多提此事，对乾清宫大火讳莫如深，怎能再提一并烧掉了珍本古书，那岂不是罪上加罪？因此皇帝急欲文过饰非，当即下令重新聚书，重编书目，以弥补失火之责，彭元瑞深知皇帝心理，才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识语中默契配合，绝口不提前编书被毁真相。不仅如此，《后编》收书更多，规模愈大，“《前编书目》十卷，《后编》则二十卷；《前编》书四百部，《后编》则六百六十三部，万有二千二百五十八册”，甚至视《四库全书》都要“踰三之一”，显系臣子们着意迎合上意、过之犹恐不及之举。
 
前编书珠玉毕集，许多书在当时已被诧为人间珍奇，其中明人王世贞以一田庄换一书的宋版《汉书》、乾隆两次御题的宋广东漕司本《九家集注杜诗》更是书林佳话。被明人董其昌称为“鼎足海内者也”的三部宋版书之中，《两汉书》与《六臣注文选》皆列天禄琳琅前编。经嘉庆二年大火，存放于昭仁殿内的书固然悉付一炬，片楮无存，然或有其它原因暂措他殿之书，侥幸逃过六丁之劫，亦未可知。现分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与甘肃省图书馆的一部元刻明修本《大学衍义》，每册前后皆钤“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二印，无其它藏印，颇疑即《天禄目》卷七所记第三部明版。台湾故宫昌彼得先生曾据《百宋一廛赋》《仪顾堂续跋》，考清黄丕烈收得的宋版《新刊校定集注杜诗》残帙五十五叶，以及清陆心源于咸同年间购得此刻残本卷六至十一，每卷均钤有“史氏家传翰苑收藏书画图章”朱文长方印，为宋史守之旧藏，与《天禄目》卷三记载相同，因而“非常怀疑天禄琳琅藏书并未全部焚毁”，“很有可能是煨烬之余而为宫人盗出售于市者”。黄荛圃残纸下落不明，皕宋楼藏书东去日本静嘉堂，未见原书，姑且存疑。日本静嘉堂文库另藏一部宋版宋印《新唐书》，上钤“李安诗伯之克斋藏书”，为宋会稽李安诗旧藏，与《天禄目》卷二所记宋版《唐书》相同，中国国家图书馆亦藏同本残帙三册，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傅增湘东瀛访书阅后，疑其“是李氏当时藏有同式二本欤”（《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三）1931年点查故宫文物时，天禄琳琅后编书在景阳宫、懋勤殿、养心殿等处都曾发现一二，或为皇帝调阅，或是太监藏匿，以致昭仁殿外仍有零星所见。推想前编书盖有类似情形，果然如此，则将来尚有零缣断简偶坠人间之时，是所祷也！

二、《天目后编》书的流散四方
 
著录于《天目后编》的664部书，自清末至建国初期的几十年间，由宫廷流入民间，几经辗转，如今分散于海内外六十个藏书单位与十几位私人藏家。追溯往昔历史，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1、清末民初时期的散失
 
实际上，早在溥仪大规模盗运之前，天禄琳琅书已有少量流出宫外。
 
同治年间，朝廷将宫中修缮不及的藏书送到宫外书肆装潢修补，或经办事人之手，或被宫人监守自盗，内府藏书开始散失出宫。在海王村琉璃厂书肆中，谭笃生开设的正文斋，就是专靠从太监手中购得的偷盗之书起家的。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谭笃生条云：“五载春明熟老谭，偶谈録略亦能谙。颇传照乘多鱼目，黄袟宸章出内监。”谭氏精鉴别，又善结纳，于光、宣年间执书业之牛耳，庚子乱后最为有名。除正文斋外，还有翰文斋、赏奇斋等书肆也曾购得内廷盗出之书，再转手倒卖。民国六年（1917）十一月，傅增湘听说赏奇斋、宝华堂合购宋元本书若干种，前往探之却不能得见，疑“其来路殆不可诘也”（《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六）。为消弭证据，书估不惜裁去前后副叶的天禄诸玺，民国六年二月袁克文所购元刊《诗人玉屑》、民国七年傅增湘经眼明刊《李太白诗》均是如此，“盖因当时自内府窃出，恐为人所指摘耳”。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有天禄琳琅藏书流入书肆卖给私家。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初三日记：“接孟舆十月三十日信，寄来淳祐本《文选》一部，《鹤林玉露》一部，又《十七史详节》一部。《十七史详节》系内府秘藏，见《天禄琳琅书目》，书中遇本朝庙讳皆以金笺贴之，亦内府书之一证也。”时赵氏正署易州知州，孟舆乃周世澄字，赵之姊子，恰去北京，赵托其代购珍本古籍。《天禄琳琅书目》光绪十年始由王先谦刊于长沙，赵烈文所见当是传抄本。按：查《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有宋版《十七史详节》一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另有元版两部，一存中国国家图书馆，一存台北故宫；明版两部，皆存台北故宫，国图藏其残卷。赵烈文殁于光绪十九年六月，其天放楼藏书随即易主。抗日战争中，赵氏家乡常熟县书肆便有赵氏藏书散出，不知这部宋版《十七史详节》今存何处，内情如何。
 
同治十三年（1874）武英殿修书处装订的昭仁殿藏书，其中有宋版《四明志》在内。民国间故宫博物院清点院藏时，即发现此宋刊本《四明志》缺七、八两卷。此书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后有邓邦述跋，称“自辛亥后流出者益伙庚子（1900）西狩已渐渐见于厂肆，断缣零楮，球璧同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十八日武英殿因雷击失火，混乱之中，正在此处修缮的珍籍秘本也有一些流失出宫。
 
世人难能一窥的皇家藏书流入民间，待价而沽，引得私家竞购，其中收获最多的是袁世凯次子克文。袁克文（1890-1931），字豹岑，号寒云，工诗词，嗜收藏。他在民国初年拥重金大收宋椠，并且不论价值，坊贾趋之。建“皕宋书藏”“后百宋一廛”，号称收藏宋版书二百部，可惜旋聚旋散，生前即散卖殆尽。1915至1918年的四年中，袁克文就得到了天禄琳琅旧藏9部，《寒云日记》皆有记载：
 
（乙卯，1915）三月十五日，得宋绍兴修补北宋本李善并五臣注《文选》残帙，存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共四卷，天禄琳琅故物，有宋慈溪杨氏藏印。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二十八、三十字不等。
 
六月二十四日，（徐）森玉为购获宋刊《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又绍兴刊《群经音辨》残帙，存三、四两卷，半叶八行，行十四字，小字双行二十三字。宋讳缺笔殷、桓、觏诸字。为宋时第三刊本，有‘汲古阁’‘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诸玺印。即张士俊向毛子晋假而不得者，与泽存堂所刊者异。一日而获两瑰宝，殊自喜也。
 
六月二十六日，得天禄旧藏《南丰文粹》宋刊残本，卷五至十共二册。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双栏，颇精。有谦牧堂藏印。
 
八月十二日，（津商）王氏藏书又寄到二十箱，选得宋刊《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十一行十九字；《通志》二百卷，九行二十一字，皆天禄旧物。
 
（洪宪元年，1916）三月二十九日，继崑侯以端忠敏公（刘按：即端方）藏书见贶，因择留……又元大德本《汉书》残本四册，有“晋府”“天禄琳琅”诸藏印。
 
（丁巳，1917）二月二十六日，以六百元购得元刊《诗人玉屑》二十卷、明刊《太音大全》五卷。……天禄藏玺前后附叶俱已裁去，盖因当时自内府窃出，恐为人所指摘耳。书衣犹天禄之旧，题字皆纯皇御笔，可辨识也。刊刻之精与宋本无殊。
 
五月初一日，冠山送来明仿宋刊《汉隶字源》五卷……每册首尾附叶有“五福五代堂古希天子宝”……每卷尾有“乾隆御鉴”“天禄琳琅”两玺。值银六十元。
 
民国六年（1917）年末，周叔弢以廉价购得宋版《寒山子诗》《诸史提要》两部，这也是他收藏宋本书的开始，为此周叔弢取室名“寒在堂”以志纪念。
 
民国六年，傅增湘记云：“《青山集》《周昙咏史诗》《纂图互注扬子法言》《朱文公校昌黎先生外集》《博物志》《山谷老人刀笔》《佩觽》《国语解》八书久闻流出厂市，探询半月，苦不得耗。嗣晤蒋孟苹及周叔弢，两君皆得寓目。继而闻经手者为宝华堂张秋山，因往访之，秘不肯示。继而孟苹还价不谐而去，闻之怅往而已。昨夜亥刻，宝瑞臣前辈以电见告，谓八书皆在渠处，遣急足往取，夜分乃至。《青山集》古雅绝伦，恐为海内孤本，《咏史诗》及《昌黎外集》《扬子法言》均属宋刊，余皆明本，而《佩觽》乃以张氏泽存堂本冒充，独为可诧。”蒋孟苹即蒋汝藻（1877~1954），其字孟苹，号乐庵，吴兴南浔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举人，曾任学部总务司郎中，辛亥革命后任浙江军政府首任盐政局长及浙江省铁路公司董事长等职，后专习实业。有传书楼、密韵楼等藏书楼，藏宋元珍本二百余部，王国维为之编《密韵楼藏书志》二十卷。宝瑞臣即宝熙（1871~1930），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瑞臣，号沉盦。光绪十八年进士。同治帝即位后，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擢户部尚书，拜体仁阁大学士。光绪间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工诗文，善书法。人品清夷，富收藏，曾帮助逊帝溥仪变卖清宫旧物，自己亦颇有所得，民国间次第散尽。

2、溥仪小朝廷盗运出宫
 
1911年民国政府成立，末代皇帝溥仪虽然逊位，但仍留住紫禁城达13年之久。1924年清室将宫禁全部让出，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并保管各殿文物。曾任清室善后委员会特聘顾问、并参与文物清点的俞丹石在其《绛瑛馆日记》中记到，民国十四年（1925）二月二十四日，以徐森玉为组长的第二组“同行七人至昭仁殿，即天禄琳琅，奇书满架，最佳者为宋版《四朝名臣言行录》《六臣注文选》，明版《上京集》《文心雕龙》《农书》。《文心雕龙》中有《隐秀》篇第四十，为人间不可多得之品。十二时返馆”。二十八日，“晨起至清宫，随组长吴瀛检查天禄琳琅。今日所见以《瀛奎律髓》为最精。正午返馆”。
 
经清查，发现昭仁殿所存旧日属《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著录的宋、元版秘籍多有残缺，属于“天禄琳琅”藏书者仅得288部，即宋版御题者2部、宋版19部、影宋抄1部、辽版辽抄各1部、元版书57部、明版书192部、明抄6部，计上缎库、景阳宫等其它宫所发现的原昭仁殿书，与《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相比，存者仍不足半数。经清室善后委员会编印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得之，这期间天禄琳琅藏书的散佚主要是三个途径。
 
一是溥仪盗取。享受着清室优待条件的溥仪小朝廷并不甘心失去江山，既为复辟筹措经费，也为绸缪日后的生计，他们想出了一个自以为非常巧妙的办法，据其自述：
 
我们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古版书籍方面，乾清宫西（刘按：应是东。）昭仁殿的全部宋版明版书的珍本，都被我们盗运走了。运出的总数大约总有一千多件手卷字画，二百多种挂轴和册页，二百种上下的宋版书。（《我的前半生》第三章“紫禁城内外”）
 
溥仪读书时有两位伴读，一位是汉文伴读，他的胞弟溥杰；一位是英文伴读，他的堂弟溥佳。溥仪利用这两人几乎每天出入紫禁城伴读的机会，假赏赐之名，将宫中的宋元善本及手卷书画命他们挟带偷携出宫。1925年7月31日，清室善后委员会于溥仪的寝宫养心殿发现《赏溥杰单》（图1-23）及《收到单》各一束数纸，二者所列文物名目清单内容大体相符，记载自“宣统十四年”（1922）七月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二日，分四十一批将见载于《石渠宝笈》三编和《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字画、珍本以“赏赐”为名运出宫外，包括自唐迄清历代法书名画一千多件手卷、二百多种挂轴册页和二百多部善本书籍。溥杰与溥佳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溥杰、溥佳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持续进行了半年多。只是因未发现赏溥佳单，不详溥佳携书情况。而且，《赏溥杰单》只记到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距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尚有一年又九个月，以后是否再有同样办法运书出宫，已不得而知。

1934年，《赏溥杰单》等被整理排印为《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公诸于世。《赏溥杰书画目》中所记书籍213部，经笔者逐一核对，为《天目后编》所著录者166部；《收到书画目录》中书籍共227部，502函，其中《天目后编》书176部，有宋版《御题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宋版《集韵》、元版《班马字类》、元版《欧阳文忠公集》、元版《梅亭先生四六标准》等10部未见于《赏溥杰单》，推测似乎有部分元版《赏单》遗失。合并《赏单》《收到单》总计有176部《天禄琳琅后编》书流出宫外，其中宋版140部、影宋钞7部、元版18部、明钞1部。《天目后编》收宋版224部，加上乾隆御题宋版7部，总计231部。至此，明确见于记载、经溥仪兄弟之手，天禄琳琅最为珍贵的宋版书竟有近三分之二被运出宫外。
 
二是大臣借而不还、巧取偷换。退位后的溥仪继续在皇宫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仅如此，“有三种动物，包围得他密勿通风，……一、耗子，遗老是也；二、痨虫，皇室奴才是也；三、鳄鱼，奸商及古董贩子是也”（吴瀛著《故宫尘梦录》，十八、耗子痨虫鳄鱼死狗）。这些人想尽办法在皇宫中捞取好处，“其间所谓‘供奉南斋’之遗老，巧取偷换，时复不免。”。1925年3月1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于毓庆宫发现题名《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古玩等糙账》一册，内有“宣统庚申年三月记”等字样，是一份宣统皇帝身边的帝师、大臣、近侍等人以各种名义借去的宫内珍玩、字画、书籍的清单。其中的“陈大人”“朱大人”，即皇帝师傅陈宝琛、朱益藩，他们将宋版《常建诗集》、宋版《韵补》等天禄琳琅书以“借阅”为名携出宫外，这些书久而不还，便被他们据为己有。
 
三是赏赐臣下。据刘声木《苌楚斋三笔》揭露，溥仪对宫廷藏书不以为意，常以《天禄琳琅续编》之珍本赏赐群臣：
 
宣统辛亥以后，缅堂帘之礼，越尊卑之分，宣统纾尊降贵，曲予包容，内外臣庶，可以随时出入内庭。亦有因而进呈方物及自己书籍、字画、金石者。内庭每有赏赐，多系前代旧物，不计价值贵贱，随意赏赐，不甚爱惜，得者惊喜逾分，更有价值巨万，逾于贡献千百倍者。因此贡献日多，外托不忘故主之美名，实阴以觊觎宝物者，不乏其人。……以予所闻，当时贵池刘聚卿京卿世珩进呈己所刊书，指名求赏《天禄琳琅书目》中某书，即此一端，可以知诸臣忠爱之忱矣。（卷十）
 
民国八年（1919）刘世珩影宋刻本《梁昭明太子文集》，所据底本即天禄琳琅旧藏“宋淳熙本”。整天围着年轻逊帝的一帮遗老，如梁鼎芬、罗振玉之流，也以“求赏”的方式，得到了他们所垂涎的古玩字画、珍本秘籍。
 
1934年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善本书目》，其中以《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存书为《天禄琳琅现存书目》，从该目得知，“后编凡宋版有御题者列为首部九种，今存二种；宋版二百二十四种，今存三十三种；景宋钞十种，今存二种；辽版、景辽钞各一种，今并存，实宋刻也；金版一种，今佚；元版一百二十种，今存六十二种；明版二百九十种，今存二百三种；明钞八种，今存七种；综计宋版佚者逾十之八，元版佚二之一，明版佚三之一。”截止到1934年，此时宫中现存《天禄琳琅续编》遗书311部，其余353部皆流出宫廷。同时在《故宫善本书目》后还附有钤“天禄琳琅”藏玺而《天禄后目》未著录书16部，其中宋版书2部、元版书5部、明版书7部、清版书2部。至此，清宫遗存“天禄琳琅”共327部。1935年留在故宫的天禄琳琅书被调出，随其它珍贵文物南迁，最后落脚于台湾，这批藏书如今完好地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流出宫廷的天禄琳琅书，频频见载于民国藏家笔下。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记录了民国二年至三十二年（1912-1943）他经眼或自己收藏的“天禄琳琅”书35部，其中只有4部是见于故宫：宋版《春秋集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常建诗集》，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算经》七种；多达31部见于厂肆或其它私人手上：宋版《春秋经传集解》《经典释文》《群经音辨》《公是先生七经小传》《资治通鉴》《孝经》《寒山子诗集》《纂图互注扬子法言》《事类赋》《经进周昙咏史诗》《曾南丰先生文粹》《王状元集诸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东莱吕太史集》《六家文选》；元版《书集传》《春秋诸传会通》《增修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西山真文忠公文章正宗》；明版《雍大记》《鹤林玉露》《博物志》《群书集事渊海》《李太白诗》《昌黎先生集》《山谷老人刀笔》《南轩先生文集》《上京纪行诗》《唐百家诗》；清版《佩觿》。此外还有5种钤“天禄琳琅”玺印，但《天禄目》《天禄后目》皆未著录之书：宋版《周礼注》《切韵指掌图》《韦苏州集》《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和元版《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傅增湘编辑出版《故宫书影初编》时云：“天府图书，焜耀宇内。余领馆职时，检昭仁殿劫余之物，益以景阳、毓庆、懋勤诸宫殿所储，为《故宫书影初编》，然视《天禄琳琅》著录，十不存一矣。”
 
藏书家们纷纷以得到皇家旧藏而矜夸，民国广东藏书第一家莫伯骥（1878-1958），自述他五十万卷楼藏书的得书来源，既包括盛昱、徐坊、丁日昌、方功惠、缪荃孙、莫友芝、吴引孙等十几个大家的旧藏，也包括清宫内府流出的珍本，“而天禄琳琅之遗珍，《永乐大典》之零本，亦乘风而下，至于南国，来止寒家”（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莫氏曾藏有元刊《增修诗学集成押韵渊海》、明刊《五侯鲭字海》《七修类槀》《唐百家诗》等天禄琳琅书。
 
民国时期的观书实录，尚有其它线索。1929年至1949年间，赵万里先生（1905-1980）除供职北平图书馆外，还兼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文献馆专门委员，现存旧稿《群书经眼录》中有“昭仁殿景阳宫藏书经眼录”一篇。三十年代，曾任职民国蒙藏院的吴燕绍先生，参与纂修《清史稿》，并在清华学堂、北京大学史学系担任文史课程。他曾经年抄录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档案数据，在不到三年时间内收集了数百万字，除编有《清代边事长编》300卷外，还有《天禄琳琅所见录》二卷。惜皆未见，亦不知流落何方。
 
3、伪满时期的变卖、哄抢与抗战后政府的收购
 
被溥仪兄弟窃运出宫的文物、古籍装了七八十个大木箱，由溥佳通过载抡的岳父、全国税务督办孙宝琦的关系，以醇王府运物的名义，弄到一张免验免税的通行证，搬上火车顺利地从北京运到天津，存放在英租界十三号路一六六号的楼上。1925年2月，被逐出紫禁城的溥仪暂居天津，这批宝物被溥仪的七叔载涛秘密运到逊帝所在的静园，其中盛装二百部宋元版书的箱子便有31个。据溥仪、溥杰回忆，在天津时曾卖掉几十部，其余大部分被运往东北。
 
1932年11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于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寄存在天津的善本书与其它珍玩、字画又随之运往长春，储于伪皇宫同德殿后一座两层水泥的“小白楼”中。小白楼周围荒凉，建筑破旧，没有任何防潮、防蠹措施，这些宝物存放其中14年，很多天禄琳琅书的书页因此霉烂、虫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溥仪等人匆忙逃离长春，伪皇宫藏书未及带走。此后4个月长春处于无政府状态，皇宫由溥仪的侍从人员和伪满洲国“国兵”看守着，这些人见财起意，先是偷拿，后来转为明取，很多人都去哄抢宫中宝物。或许是嫌书的体积大、份量沉，这批内府珍籍少被殃及，除少量被携走外，大部分只是被扔得凌乱不堪，满地狼藉！到国民政府接收时，这些宋元善本图籍，“犹散乱地堆存着，没有被值勤‘国兵’像掠夺法书名画那样地片纸不留”（《国宝沉浮录：故宫散佚书画见闻考略》）。被掠出伪皇宫的天禄琳琅书不久即现身于长春古玩市场，曾任东北日产清查团干事的刘燕夫便在伪皇宫斜对面的古玩店中，以折合二十两黄金价钱购得伪宫警官寄售于此的宋版《六经图》一部。1949年刘燕夫携书去往台湾，又带至美国，存于洛杉矶美国银行大保险箱中，辗转辛劳四十余载。其子刘树义曾欲将此书出让中国国家图书馆，然索价过昂，未能归致公藏。2009年6月，上拍于中国嘉德春季拍卖古籍专场，以素价240万元人民币拍出，今藏芷兰斋。
 
1946年1月，国民政府接收大员、时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张嘉璈命人以马车将伪宫内书籍运至长春市政府存放，同时选出钤有“天禄琳琅”藏书印玺的善本书13箱，计92部，凡1449册，先寄存中央银行，再由时任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东北区主任、后任国立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金毓黻接收，运往沈阳。国民党在东北战场连吃败仗，1947年5至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多次指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满文老档与伪宫藏书“悉数内运”，金院长并未遵从，而是在1948年8月24日，将暂存于沈阳故宫的这批国宝秘籍用飞机运至北平，以换回一批寄存于北京故宫的宋、明丝绣，这批丝绣60件，朱启钤“存素堂”旧藏，后转让张学良将军，抗战时保存于伪满中央银行，东北光复后被国民政府运至北平。1949年3月31日至4月，经北京故宫马衡院长与王冶秋、金毓黻商办，东北军管会同意上述交换办法。5月13日，故宫博物院按照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指示，将清宫已佚书籍（特指溥仪出宫前以赏溥杰为名盗运出的书籍）从沈阳故宫博物院驻平办事处运回，总计22箱。
 
故宫接收后，照册查对，据故宫档案，沈阳归还北京的原清宫藏书“综计九十二种，共一千四百八十册。除《礼记》重号，《经典释文》《爱新觉罗女宗谱》及交回之重复本七种外，由沈阳博物院正式移交八十二种，一千二百四十一册”。1947年3月15日，时任沈阳故宫图书馆副主任的陈国庆先生，将这批书目验考订，详细标注存佚数目、版式行款等，成“长春伪宫残存宋元珍本目录考略”一文，内记“长春伪宫残存宋元珍本九十种，计宋刻本五十九种，宋活字本一种，宋刻元印本三种，元刻本十三种，影宋钞本四种，翻宋刻本二种，明刻本四种，明钞本一种，清武英殿刻本二种，清内府钞本一种，概系天禄继鉴之品”。陈文将《天禄后目》中宋版《纂图互注六子书》计为6种，说是90种，实则只有85种书。经笔者逐一核对藏印，其中68种为《天禄后目》著录书，而宋版《大易集义》《中庸辑略》《史记》《南史》《东都事略》《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通鉴总类》《资治通鉴》《韦苏州集》《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影宋钞《春秋繁露》《春秋集注》，元版《唐书》《增修大字群书会元截江网》以及明刊《文选类林》《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续文章正宗》17种书属其它清宫藏书。文中虽对有些“宋元本”提出疑问，并寄望后人能继续其未竟之考订，但未敢武断真赝，仍从原题签标注版本。尽管陈文所记并非1948年8月沈阳故宫送还北京时的实际情况，考订间有讹误，但它毕竟首次记录了流落东北的部分天禄琳琅珍本，对考察这段历史和流传存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批书存放沈阳故宫期间，战时曾任奉天图书馆馆长的日人弥吉光长，在1947年1、2月间作为留用人员，参与清点了自伪满中央银行金库接收之宫内藏书，后撰写“天禄琳琅书屋之最终书志——关于原满洲皇帝的藏书”一文发表。弥吉氏对照《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草成接收书目，著录91部，标注册数，间加考证，如《天禄目》所谓宋本《黄帝内经》，经与他本对照，实为明翻本。未几战事又起，弥吉氏回国。此后世变者再，是91部又经离散矣。1947年之接收书目附于“最终书志”文后，亦称难得史料。
 
金毓黻先生1948年在北平期间，曾亲自经手为沈阳博物院收购两批长春伪宫善本书共11部21册。第一次是1948年7月，经伪满著名书画家、收藏家于莲客介绍，用国币6080万元购得宋刻本《书苑菁华》2册、宋刻本《韩文》1册、宋刻本《大易集义粹言》1册、宋刻明印本《文章正宗》1册、元刻本《古今合璧事类备要》3册、明初刻本《韦苏州集》1册、明初刻本《前汉纪》2册，共7部11册。第二次是1948年9月，又经于莲客介绍，用金圆券1152元购得宋刻本《集韵》5册、宋刻本《吕氏家塾读诗记》2册、宋刻元印本《后村居士集》1册、明刻本《玉台新咏》2册，共4部9册。此11部俱《天禄琳琅书目续编》著录书，于1949年3月转交北平图书馆。加上前述69部，这样，溥仪从宫中盗出的176部天禄琳琅书，最后有近半数回归北京。
 
1946年4月，长春第一次解放，我东北民主联军进驻长春，在市政府发现了一百多箱图书，检查人员未及细看，误以为是文溯阁《四库全书》，即报告了时任东满分局书记兼吉辽军区政委的林枫同志。他担心这些珍贵图书在战争中被毁坏，当即提出转移至安全地方，林彪强烈反对，指责其不运军火而运古董，林枫坚持己见，并调来车辆从长春运到了佳木斯，交东北日报社负责保管。经开箱检查，始知是伪皇宫藏书，包括一部分原天禄琳琅藏书，虽非《四库全书》，也极为珍贵。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7年6月派东北教育委员会委员、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王修将这批图书运回哈尔滨，后成为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批图书总共两万余册，即长春伪宫藏书被挑出13箱后的绝大部分，其中宋版23部（后考证个别为明版）、元版4部、影宋钞本2部、明版6部。由于张嘉璈委派的经办者凌志斌、李润春二人并不甚懂书，仅凭印记，加之时间仓促，因此原天禄琳琅书中的宋版《续资治通鉴长编》《广韵》《韵补》及元版《学易记》《韵府群玉》、影宋钞《周髀算经》等未被挑出，而得以保留在东北，如今均收藏在辽宁省图书馆。
 
长春伪满皇宫藏书，有四本目录可查：第一本题《书籍簿》，乃藏书书名总汇；第二至四本题《书目簿》，乃藏书详细目录。合计全部约820余种，34500余册（参见秦翰才《满宫残照记》），除去已变卖的几十部书，其余自北京皇宫运出的清宫旧藏基本在内。伪宫善本书约有250部，其中《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所载者占七成，还有近三成不在《天禄琳琅书目》中，应是嘉庆以后编《天禄琳琅书目》“三编”“四编”时的录外部分，个别或为溥仪出宫后所得。伪宫善本不在《赏溥杰单》内的约有二成，说明《赏溥杰单》仅是溥仪从宫中盗出善本书之有帐可查者，尚有二成无从查起，推算无帐可查者总计不下40种（部）。
 
抗战胜利后，故宫博物院不惜重金，先后收购了不少流失国宝和宫廷秘籍。1946年底，购得昭仁殿旧藏宋版《资治通鉴》一部100册及目录16册，另据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故宫档案·收购故宫散佚书籍书画目录》记载，1947年故宫又购到天禄琳琅书四种：
 
宋版《资治通鉴》，一部，民国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收购，价格一亿零三十万元；
宋版《四明志》，一册，民国三十六年四月廿八日收购，价格三百二十万元；
宋版《春秋经传集解》，二册，收购时间同上，价格三百万元；
宋版《群经音辨》，一册，收购时间同上，价格二百万元。
 
1949年以来，各地曾先后发现过长春伪宫流散出去的天禄琳琅书，主要是在长春、沈阳、哈尔滨、天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有的至今还流散在民间。

4、国宝南迁入台
 
1931年，沈阳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并窥伺华北。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震惊平津。9日，故宫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文物南迁。事实上1932年7月故宫古物、图书、文献三大馆已经开始在百万件册文物中选择精品，装箱安置，未雨绸缪，以策安全。据《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南迁书籍清册》记载，图书馆南迁书籍共计1415箱，第一批是《文渊阁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殿本及官刻本；第二批即宋元明刻本及“宛委别藏”；第三批是《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皇极殿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及《古香斋十种》、宋元版及写本佛经、《乾隆大藏经》、藏文写本《甘珠尔》、观海堂藏书；第四批是乾清宫的一套《古今图书集成》、国史馆抄本及内府抄本、方志、实录库藏书、备印宋元版书；第五批是明清抄本、明经厂本及国子监拓本《乾隆石经》、满蒙文刻本等。其中善本书13564册，装满72箱。善字1至44号箱在第二批中，善字45至63号箱在第三批中，善字64号箱在第四批中，而善字第65至72号箱在第五批中。此时尚存故宫的天禄琳琅书311种，及目外书16种全部装箱，与宫中其它善本一起南迁。
 
1933年2月5日傍晚，第一批古物运出故宫午门。从这一天起至5月15日，历时四个月，南迁文物分五批全部运到上海，总计19557箱。在上海，新任故宫院长马衡确定以“沪”“上”“寓”“公”四字分编各馆处的箱件，其中“上”字为图书馆用，重新清点后，所有文物、图书都钤上“教育部点验之章”朱文长方印，至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之南迁天禄琳琅书上俱有此印。
 
1936年12月，存沪文物全部由上海运抵南京朝天宫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随着战事吃紧，1936年再度分三批向后方转移，舟车辗转，第一批80箱落脚于贵州安顺；第二批包括图书馆1158箱书籍的4055箱故宫文物与南京博物院其它古物，共计9369箱落脚于四川乐山；第三批7286箱落脚于四川峨嵋。行程五、六千里，历时二年，其过程千辛万苦，困难重重。抗战胜利后，三批文物集中于重庆，并于1947年6月至12月，用时半年，全部安全运回南京朝天宫。
 
1948年冬天，国民政府决定提取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及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中央图书馆和外交部五大单位的文物精品，运往台湾。迁台文物共分3批，据1949年出任教育部部长并筹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杭立武先生在《中华文物播迁记》一书中统计，第一批中有故宫图书馆18箱，第二批中有1184箱，负责押送第二批的有当时供职中央图书馆、后任台北故宫副院长的版本目录学家昌彼得先生。第三批中有132箱，合计1334箱，较图书馆南迁清册上少了81箱，乃未及装载的《大藏经》。1949年1月，负责押运事宜的故宫方面负责人庄尚严，在完成全部文物迁台运输后，将运台文物相关的六大机构、文物数量、押运事宜、船运细节、沿途情形、入库情况、库房条件等，特地向院长撰写了一份报告，详细叙述了国宝入台的奔波与艰辛。
 
杭立武曾言，“这次是经过挑选，而且是有计划的挑选，量虽不多，但百分之九十五的精品全运出来了！”运台的157602册书籍中包括62部宋版，3部金版，112部元版，大部分出自溥仪出宫时尚在昭仁殿的天禄琳琅书。这些书曾先后暂存杨梅铁路局仓库、台中糖厂、台中北沟山麓，1965年位于台北市外双溪的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落成，图书文物随之迁移至此，并完好保藏至今。
 
国宝南迁后，郑振铎先生在《大公报》上发表“古物何日归来”一文，对蒋政府转移古物书籍之举表示愤慨与惋惜。

5、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收购与拨交他馆
 
当年为溥仪兄弟盗运出宫的天禄琳琅珍本，虽经国共双方政府的各自努力，有一多半回归公藏，相比长春小白楼中的书画、古物还算幸运，但仍有许多流落民间，不知去向。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在物资困乏、粮食奇缺的情况下，政府仍尽力支持故宫收购清宫流失文物。如1949年10月，时任故宫图书馆馆长张允亮通过中国书店以人民券11万元买进影宋抄本《易小传》卷六上，一册；12月，以小米400斤收购宋版《三苏先生文粹》下半部一函五册；1950年8月，通过北京效贤阁书店以400万元收购宋淳熙间刻本《古文苑》6册。在保存下来的故宫档案中，有关以上收购的往来函件，多有华北高教委员会主任董必武、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的批示，每购一部书都是反复交涉，尤可见国家为收购流散国宝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曾经是琉璃厂旧书店学徒、解放后在中国书店专家服务部工作的萧新祺先生，回忆起解放初经常到位于北海团城的国家文物局给郑振铎先生送书，在那里结识了故宫马衡院长、张允亮先生。马先生嘱托他将散佚民间的昭仁殿天禄琳琅书找回一些来，送到图书馆，此后他经手收到的天禄旧藏便有元延祐补刻本《黄勉斋集》、元刻明修本《通志》残卷、元广勤堂刻本《集千家注杜工部分类诗注》等，并使得多部首尾异处的清宫秘籍配成完帙。
 
解放后，故宫博物院根据各地图书馆要求，先后向中国科学院、北京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3个单位，拨出190部、4万余册书籍，其中并未包括天禄琳琅善本书。
 
1958年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发挥图书数据的作用，更好地为政治服务，文化部文化局作出决定，故宫博物院不属于文化部管辖，而改由北京市文化局领导；将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文物出版社几家单位图书馆合并，成立故宫博物院文博图书馆。同年9月9日，继任马衡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为响应号召，特地报请上级将院中所藏40万册图书中，除保留与宫廷历史及业务研究相关的书籍，其它重复本及“与业务无关”的书籍23万册，全部无偿外拨给北京图书馆，在《外拨书籍清单》上有明本、殿本、佛经道经、满蒙书籍、《御制诗文集》、历朝《圣训》等，总计239674册，还包括4位熟悉书籍业务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北京图书馆同意接收的同时，提出将故宫藏天禄琳琅书随同这批书籍一并拨付。吴院长十分慷慨，不仅痛快地答应这个请求，还主动将外界不知道的并非天禄琳琅特藏但同样珍稀的宫藏其它宋元版本报请拨交。于是当时故宫所藏剩余的天禄琳琅书209部2347册，包括宋本38部479册、元本26部337册、金本2部16册、明本128部1442册、清本12部53册、清抄本3部20册，以及其它宫廷珍本29部509册、包括宋本5部69册、元本8部272册、明本8部134册、清本3部20册、清抄本5部14册，一同造册，拨交北京图书馆。至实际交付时，又加上了一部新购天禄琳琅书，宋版《续资治通鉴纲目》一册，总计239部2868册。至此，故宫欲拨交北京图书馆的书籍总数达到24万册，这24万册书籍虽经办理手续，却没有全部运走，而是依旧存放在寿安宫的故宫图书馆。天禄琳琅善本书和部分线装古籍首先运到北图，登记入藏，共计宋元明善本69510册，此后北图又将这批书中的5万余册拨给其它兄弟图书馆。1977年3月，故宫博物院认为外拨北图的书中，有许多是故宫自身业务尚需要的书籍，于是又请求将放在寿安宫的余下20万册归还故宫。
 
特别说明的是，1958至1959年拨交过程中所称的“天禄琳琅善本”，并非都是《天禄后目》著录书，需区别统计。在实际拨付北京图书馆的书籍清册上，包括一部1950年故宫影印本《四明志》10册在内，共计210部，2357册。笔者仔细核对这部分故宫档案，其中《前后汉纪》被计为《前》、《后》各一书，《通鉴总类》、《初学记》、《梅溪先生文集》各有残本2部，实都出自一书，因此拨交北图的天禄琳琅书，依《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算法，应为205部，2347册。另外29部509册其它宫廷善本中，包括2部清抄本《天禄琳琅排架图》和1部清抄本《宋元明版书目》，就目前知见，只有元版《唐书》《宣和博古图录》上钤“天禄琳琅”“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或“嘉庆御览之宝”诸玺，应属于天禄目外书。
 
1959年故宫拨交北京图书馆的239部“天禄琳琅善本”中只有205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书，其中65部乃曾经辗转东北、经沈阳故宫送还北京的书，被冠以“沈”字号书签，几近三分之一；文物局转交故宫的有近20部；其余大都是故宫自民间陆续收购而来。这些被溥仪携出皇宫的皇家藏书，伴随持有者的颠沛流离，疏于保管，许多书页有不同程度的霉烂、湿渍、虫蛀、鼠啮、脱线、污迹，严重者或糟朽无法揭页，或支离破碎，六十年代前期，只挑出了其中最珍贵的部分宋元版书先行编目，总计70部，包括《天禄后目》著录书57部，其它书13部。余下超过三分之二的部分屈居书库一隅，被搁置了五十余年，直至2013年上半年才得以编目整理。同年8月，这批书的修复项目被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专项展开。国家图书馆介绍说，该项目是国家图书馆继解放后上先后成功修复《赵城金藏》《永乐大典》、西夏文献、敦煌遗书等国宝级珍贵文献之后，又一次文物级别高、修复数量大的专项修复工程。
 
书籍是皇家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皇家收藏有着特殊的崇高地位。《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礼·春官·天府》云：“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器、大宝器藏焉。”皇帝有着“内圣外王”的身份，皇室收藏并不只是供皇帝个人赏玩的珍稀艺术品，更重要的是这些藏品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文化象征性，寓有天命所归的意义，乃国之重器。皇家收藏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确定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包括藏书在内的清宫收藏可以上溯到宋朝，有着千年历史。天禄琳琅藏书经史子集咸备，为资政备览而尤重正经正史，愈发凸显了藏书为正统统治思想服务的功用。这些藏书与王朝命运紧密联係，它们的聚集、整理是在皇权下进行的，不能简单视为普通古书，它承载着文化传统，象征着封建王朝的正统地位，更蕴含着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民族情感。
 
经过笔者近十年的持续调查，《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书十存其九，绝大部分如今尚能访见。664部书中，除宋刊本《公是先生七经小传》、明刊本《鹤林玉露》2部确知已毁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外，622部已知全书或部分卷帙现藏何处，6部有前人经眼或曾藏线索，只有34部从未被人谈及，至今仍不知下落，亦不知是否尚存天壤（以上统计截至2018年3月底）。收藏最多者依次为台北故宫博物院321部，中国国家图书馆277部，辽宁省图书馆35部，其它则散见于海内外六十余个公私藏家。较之笔者2017年4月出版《天禄琳琅知见书录》时的统计，又有令人激动的新发现。如新近于民间所见《班马字类》一部，五册一函，每册前后钤“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诸玺，另有“菉竹堂藏书”“朱彝尊印”“季振宜藏书”等印，正是《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三宋版经部著录五部《班马字类》之首部，完整无缺，殊可叹也。笔者相信，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和民众对天禄琳琅书的日渐关注，有朝一日，所有幸存的天禄琳琅书必定能一一重现世间。
 
天禄琳琅藏书作为清朝皇家的善本专藏，曾创造了中国藏书史上的一代辉煌，同时其起伏跌宕的命运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荣辱兴衰的缩影。分散在五湖四海的天禄琳琅书，每一部、每一册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这些珍贵书籍，虽然在中国五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长河之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每部书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天禄琳琅书的散佚，当然是令人痛心的，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在遍布海内外的公藏单位中，这些书的绝大部分仍然被很好保存着，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皇室藏书的华美风采，有些书还提供学界研究与利用，也有些通过影印出版化身千百。有些收藏单位还做了一些整理工作，客观上也促进了对这批书的重视和研究，使得我们对天禄琳琅藏书的深入探讨具备了一定基础。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