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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情与变化——以浙江省博物馆所藏明清书法为例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合情与变化——以浙江省博物馆所藏明清书法为例 
 

书法从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甲骨文、金文、秦篆六国古文,发展到隶、草、行、楷,书体在随着时间演变,书法亦随着社会的变迁,超越了实用的性能,逐渐成为统治者的文化工具、文人的情感寄托、大众的审美诉求。
历经千年的洗涤与沉淀,书法的法度、意蕴都已高度成熟。明清时期的书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跃跃欲试,各有创格,异彩纷呈:有康、乾二帝崇董摹赵;有朝野重臣雍容整饬;有吴门才子风流倜傥;有遗民书家个性解放;有地域书派新理异态;有金石学家兼收博取……数百年来,一代代书家或守成,或求变,其鲜明的自我风格不断冲刷着时代的审美前沿,为后人留下一幅幅经典的传世杰作。 
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珍贵书画万件有余。透过笔墨的流淌,我们反观书者的取法导向、心路意趣、翰墨情怀,或可由此窥探明清时期书法的演变及发展。

 
明代书法——合情调于纸上
 

明代书家,无论是朝野重臣,还是思想家、文学家,又或是屡试不第、怀才不遇的风流才子,他们经受着科举的洗礼,自幼接受“台阁体”的训练,但他们并不甘于墨守成规,努力挑战和挣脱固守不变的模式化书写,取法乎上,直追晋、唐,兼及宋、元。他们以书言志、潜情达性,或温润雍容、或清肃健劲、或高逸雅致、或跌宕起伏、或淡泊虚和,虽各有异,然求真、寄兴的情怀一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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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之谦 行书五言联 

明早期,三朝重臣商辂的楷书诠释了温润、端正、整饬的“台阁体”面貌,兵部郎张弼草书自由奔放、翻腾跳跃,能文善画的思想家王守仁行书清肃劲健、桀骜凛然。
明中期, 以“吴门书派”成就最高。明王世贞言:“天下书法归吾吴”,即是一个佐证。祝允明、文徵明、王宠为“吴门书派”代表人物,合称为“吴中三家”。被誉为“国朝第一”的祝允明才情奔放,风骨烂漫。然其小楷又极严谨,《祝允明小楷叙文》的古雅无愧于“沿晋游唐”的美誉。文徵明《行书信札》温润秀逸、稳重严谨,儒雅之气流露其间。王宠小楷宽绰疏宕,行书平和洗练,纯净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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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 行书五言诗

明后期,于诸多书家中,董其昌、张瑞图、邢侗、米万锺、被推为“晚明四家”。董其昌被誉为“二王”正宗,创“云间书派”。其作品《行书手札》以秀雅空灵的笔墨,书写士大夫淡泊闲适的情致。张瑞图以奇崛硬朗、纵横险峻的结字,令长期欣赏、摹写晋唐书法的日本人眼界大开,深受启迪。邢侗家藏丰厚,尤钟右军书法,并对右军传世作品细致鉴别,集刻而成《来禽馆帖》。米万锺系米芾后裔,得米芾家法,行草质朴奔放。
明末,暗潮涌动,新理异态更是不断挑战着保守、封闭的书坛:黄道周以涨墨方笔书奇崛纵横;倪元璐以淡墨枯笔写萧瑟苍劲;王铎枯湿浓淡并用画连绵行草。这些书家为即将到来的个性解放、理念颠覆做足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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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 过顿庄诗
 

清代书法——穷变化于毫端
 

由明入清的书家,面对朝代更替的乱世,将内心的悲凉、痛苦、压抑、矛盾、愤怒倾注于毫端。纸墨相发,酣畅淋漓的宣泄着他们的一腔热情。在康、乾二帝的主导下,崇董摹赵,馆阁之风再起,帖学书法已臻完备。碑派书家推动书法继续向前发展,篆、隶书迎来又一次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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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耷 行书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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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昇 行书御制廉静论

傅山、朱耷与归庄作为“遗民书家”的代表,其汹涌澎湃、冷傲孤寂、归奇隐逸的迥异面貌,凸显了书家在纷繁的乱世中求变与突破的决心。他们的书艺高度举世共睹,无须赘述。
“海宁查氏”是明清时期浙江极具影响力的家族之一,曾出22 个进士,康熙年间更是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佳话。查氏家族家学深厚,收藏丰富,史上较著名的有史学家査继佐、书法家查昇、诗人查慎行。他们以文为业,书香传家,力推董其昌之书。查氏家族对董其昌的喜爱对江、浙地区的书风取向影响深远。从查昇《行书御制廉静论》我们可以看出,查昇入职南书房三十八载的经历,与自康熙帝而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崇董之风有着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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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行书七言诗

与之对应,活跃于扬州地区的一批书画家,他们因大胆创新,追求自然真实,书画意趣有别于时风而被称为“扬州八怪”。他们突破寻常的审美范畴,立足于金石碑版,另辟蹊径,以拙寓巧,以奇代工,在书坛独树一帜。金农《隶书轴》以粗笔刷字;郑燮书有“六分半书”之谓,其《行书七言联》以石花兰叶笔法作书;高翔《隶书平楼眺远诗轴》积点成线,自出新意;黄慎《草书七言联》顾盼生姿、铿锵有力,字中有画…… 
“西泠八家”是“浙派”篆刻的代表,开近代篆刻之先河。他们虽以印闻名于世,然其学识、书法、乃至绘画,亦不可小觑。丁敬曾举“博学鸿词”;蒋仁行楷精妙;黄易广搜碑刻、擅作隶书;奚冈绘画名重一时;陈豫锺精于墨拓;陈鸿寿“曼生壶”一绝……“西泠八家”在书、画、印创作上的成就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文人雅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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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石如 篆书轴

随着金石、小学的兴起,清代篆、隶书迎来了创作高峰。篆书家首推邓石如,其以隶笔为篆,举“邓派”大旗,开创了篆书新风,对吴让之、赵之谦、吴大澂等人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邓石如的“金石入书”与钱坫、孙星衍等人“烧毫作篆”又产生鲜明对比。本次展览的隶书作品亦是面貌繁多,书家各施所能,有大胆洒脱的郑簠;
有“漆书”金农;有工整精巧的巴慰祖;有端庄堂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钱泳;有喜好拆分重组字形结构的陈鸿寿;有空灵逸气的何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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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仁 行书扇面

清乾、嘉时期,帖学发展已十分成熟,其中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四人被誉为“乾嘉帖学四大家”。“浓墨宰相”刘墉《行草书临阁帖》笔墨丰腴;“淡墨探花”王文治《行书扇面》矫健轻盈;梁同书《小楷海盐吴氏家传》严谨秀美;翁方纲《行书扇面》圆厚茂密。书家此时游离于破而未破之间,迂回往复,探寻新的出路。
……
 
(本文作者为浙江省博物馆馆员)
(节选自《艺术品》2017-11 总第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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