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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在当代功在后世——钱仲联先生清代诗学研究之贡献

作者：佚名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名在当代功在后世
——钱仲联先生清代诗学研究之贡献
马卫中

    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学研究，钱仲联先生都堪称一代宗师。冯永军《当代诗坛点将录》以梁山泊总兵都头领天魁星呼保义宋江当之，而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则以天寿星混江龙李俊当之。须知，胡氏论现代学林，是以胡适和王国维为总兵都头领，几乎囊括了20世纪新旧学界所有精英，而天罡星三十六人中，以诗学著称于世的寥寥无几，且少有出钱仲联先生之右者。

    当今之世，清代诗学之研究已成显学。相关论文连篇累牍，相关专著汗牛充栋，相关会议此伏彼起。然四十年前，则很少有人关注。钱仲联先生毕生从事古代诗学研究，且其重点始终在清代诗学。因此，钱仲联先生可算是清代诗学研究的拓荒者和领军者。其对诗歌流变的总体把握、对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对作家作品的评判选择，显示其高屋建瓴的眼界和筚路蓝缕的功力。

一、对清诗流变的整体把握

    钱仲联先生之学术研究，我们所见最早的文章是民国十五年(1926)发表在《学衡》51期的《近代诗评》。依照现代学术规范，严格意义上说，此文尚不可算研究论文,只是仿效洪亮吉《北江诗话》评价乾嘉诗人之体例，对清末民初100位诗人各作了形象风趣的八字评价。此可见其在方法论上受旧学影响之深。只是1986年《梦苕庵诗话》刊印时，钱仲联先生以江湜替换了曾国藩，而在1999年出版《钱仲联学述》时，又将沈曾植替换了陈曾寿，这一方面是时代的烙印，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原因，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诗学观念的变化与发展。陈衍论近代诗，称江湜是“咸同间一诗雄也”*，而称沈曾植则为“同光体之魁杰”*。只是依照曾国藩和陈曾寿的创作成就和诗坛影响，二人似乎也不该出局。

    20世纪80年代，钱仲联先生先后编撰出版了两部清诗选本：《清诗三百首》和《清诗精华录》。其两篇前言，均对清诗的特点和成就做了具体分析和总体评价。

    在1983年出版的《清诗三百首》前言中，作者认为“清诗继宋、元、明以后，有它独具的特色”，并说清诗“在总结明代复古逆流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继承发展前代遗产的实践中，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社会现实土壤上，开出了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但其最后的结论却说“清诗总的倾向是学古而不是复古”“清诗作者，绝大部分是封建士大夫，诗篇中精华与糟粕杂陈，这就需要对它们作去芜存精的抉择，不能把毒草当作香花”*。四年以后，钱仲联先生在《清诗精华录》前言中评价清诗略有变化：“清代诗学，超越元明，上追唐宋。二百六十余年间，伴随着清王朝的兴盛衰亡，诗坛上百花齐放，五彩纷呈，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流派，有创见的理论和有成就的作家”*。这其实不是作者观点的转变，而是伴随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钱仲联先生表达了自己对清诗的真实看法。因为在《近代诗评》中，他即言“诗学之盛，极于晚清，跨元越明”*。钱仲联先生讨论清诗，一般分清初、乾嘉、鸦片战争前后和晚清四个发展时期加以阐述。

    其评价清诗，首先是以内容为标准的。钱仲联先生肯定了清初钱谦益、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理论建树，对他们“强调作诗必须有感而发，‘抒写性情’”“主张诗歌必须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弊端，以求有补于世”“认为时代在变，诗歌也要变”的诗学观，予以了高度评价：“这种具有唯物观点的诗歌理论，继承了自《诗经》所开创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给明代诗风以有力的扫荡，为清诗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方向和扎实的基础。”涉及创作，则称“在清初诗坛上闪耀着异彩的，是爱国的遗民诗人的大量作品”*，而其着眼点，也是遗民作品中所记述的抗清的史迹和清军的暴行，以及黍离麦秀的故国之思。正是出于内容的考虑，他对乾嘉时期的诗歌提出批评：“由于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诗人大多数脱离现实，脱离生活，局限于形式上的追求，因此越往后，诗作的肤廓、滑腻以及涂泽辞藻的流弊也越明显。清诗至此，又到了‘穷则变’的时候了”*。而他评价鸦片战争以后的清诗，则说：“鸦片战争诗歌注入了时代精神的新内容，它的爱国主义的特色……从而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清诗不同于前代，成为后期清诗的先驱。”*其次，就艺术的标准而言，钱仲联先生重视的是创新。即便是乾嘉诗坛，他也充分肯定了厉鹗、杭世骏的取径宋人，言其刻琢研练和幽新隽妙的诗风，“对脑满肠肥的伪唐诗，有洗涤腥膻的作用”；又高度评价了胡天游、王昙的奇情逸藻，博衍幻诞，以为他们“极波谲云诡之奇观，成为后来龚自珍的先导”；他还不废学习江西诗派的钱载、王又曾，说他们“造语拗折盘硬，专于章句上争奇”；而对袁枚“性灵派”，钱仲联先生一反洪亮吉“通天仙狐，醉即露尾”*的传统评价，认为“在浙派诗中，更是苍头突起的异军，他们打破传统束缚，而又比较全面地立论的诗歌理论，对当时诗坛，起了一定的影响”*。这是言清中叶的浙江诗歌，钱仲联先生对清代其他阶段、其他地区诗人诗派的评判，也大体基于内容的现实性和形式的创新性原则。

    钱仲联先生把握清诗的总体评价，多以江、浙为例，这主要是就空间而言，清诗成就最高的是江、浙诗人。徐世昌《晚清簃诗汇》所选诗人共6082人，其中江苏籍诗人1270人，浙江籍诗人1300人，几近一半。新中国成立以后，钱仲联先生有两篇论文是专门讨论清代江、浙诗歌的，一篇是《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发表在《江海学刊》1962年11期，另一篇为《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发表在《文学遗产》1984年2期，此文在《钱仲联学述》中误题为《三百年来浙江的诗歌》，发表处亦误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而这篇文章最早的一些想法，以文言文的形式发表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的《学术世界》，题为《浙派诗论》。当然，将近半个世纪以后，他对浙江诗歌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中，钱仲联先生先是讨论了“明末清初江苏诗坛的三大流派”，即以陈子龙为首脑的云间派、以钱谦益为领袖的虞山派和以吴伟业为代表的娄东派。其中对钱谦益的评价尤其值得关注。他说“后人因为谦益降清，有亏民族气节，几乎置于不齿之列。其实谦益于明亡后曾实际从事于秘密抗清活动，与爱国英雄郑成功、瞿式耜都有联系”,“《投笔》一集，从郑成功进军长江写起一直到桂王殉国，中间贯穿了自己与柳如是策划支持义军等事迹，极为沉郁苍楚”*。这和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对《投笔集》的评价相吻合：“《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只是钱仲联先生写作此文时尚有所顾忌，所以与陈寅恪相比，其对钱诗肯定之高度还有距离。由于《柳如是别传》虽竣稿于1963年，然最早出版于1980年，可算是英雄所见略同了。在“文革”前的政治氛围中，此论真是难能可贵。浙江是清代宋诗派的大本营，钱仲联先生抓住了这一关捩，其《三百年来浙江的古典诗歌》，虽是纵论清代浙江诗歌的发展流变，叙述却不脱其学宋的主轴。自清初黄宗羲和吕留良倡导学宋、朱彝尊的兼取宋诗、以及查慎行的高举宋诗的旗帜，到清中叶厉鹗的借径宋人创立浙派、金德瑛和钱载为首的秀水派步武江西派，直至晚清袁昶和沈曾植学习元祐而溯源元和和元嘉、俞明震和诸宗元的学宋而于袁、沈之外别树一帜，基本勾勒了清代学宋的大势，也基本说明了清代“唐宋之争”的焦点所在，对我们学习清诗，甚至理解宋诗，都有极大帮助。因此，讨论宋诗在清代的接受情况，此文是一篇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

    就时间而言，钱仲联先生最为关注的还是晚清。民国时期，他发表了《近代诗评》和《十五年来之诗学》，均为开创性的工作。“文革”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论同光体》《论近代诗四十家》《近代诗坛鸟瞰》和《近代古典诗词蠡测》等论文，对近代诗歌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前两篇为所选《近代诗钞》和《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的前言，分别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1期和《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1期。同光体无疑是近代影响最为广泛的继承传统的诗歌流派。柳亚子在《介绍一位现代的女诗人》一文中说：“从晚清末年到现在，四五十年间的旧诗坛，是比较保守的同光体诗人和比较进步的南社派诗人争霸的时代。”*其实，南社诗人是集结在反清的政治旗帜下的，不说政治上以后分化严重，就其诗歌主张而言，也是各执其端，不少南社诗人都曾倾向于同光体的诗学观，其中就包括柳亚子所介绍的“现代的女诗人”林北丽的夫婿林庚白。《论同光体》一文最早发表在1981年出版的《文学评论丛刊》9期。由于钱仲联先生和同光体的不少诗人如陈衍、李宣龚、夏敬观等都有交往，“经常参加他们的宴会和论诗”*，因此，钱仲联先生对同光体的创作特点也就有了切身体会。《论同光体》是大陆专述同光体的最早论文，许多讨论同光体所建立的标准和体系，都由此文发轫。譬如将同光体分为闽派、江西派和浙派，就诗学宗趣而言，这是非常合理的。只是江西派之名称，改为赣派似乎更妥：既可以和另外二派一致，也避免了和宋代江西派的重复混淆。有关同光体的评价，钱仲联先生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说“不应用几句话骂倒的简单办法。特别是‘同光体’诗的艺术，对我们今天怎样做到诗是精练的语言这方面，还有可以借鉴的地方”*，虽客观中允，但作者谨慎的表达方法，可见其经历“文革”后的心有余悸。讨论到具体问题，如“三元说”和“三关说”的演变和异同*，则分析得丝丝入扣，合情合理。这是同光体最重要的诗学观之一。而谈到陈衍提出的另一重要理论主张“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时，则明确指出了其舛谬之处：“陈衍‘学人之诗’的说法，不仅在理论的本身，还值得商榷，即使就事论事，也不符合实际，闽派诗更不是‘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一派。当然，学人之诗还是诗人之诗，也不是品诗高下的标准。” *可算切中肯綮。民国二十四年(1935)，钱仲联先生赋诗四十首，专论近代诗家，题《论诗四十首》，后收入《梦苕庵诗词》。而《论近代诗四十家》一文，是其对《论诗四十首》加以文字的注释而成，最早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2期。所选包罗了近代各种学古诗派的代表诗人，以龚自珍打头，而以金天羽收尾，则表明了其对创新诗人的更多认可。
二、对清诗文献的发掘整理

    钱仲联先生最早的学术影响，是对清人诗集的笺注形成的。他晚年回顾自己的学术起步时说：“对于风靡一时的黄山谷诗、吴梦窗词，我也曾一度特别下功夫研读，颇有心得，并且作过笺注。其中《山谷诗任注补初稿》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发表在《国学月刊》9卷9期，该刊同年三卷一册中还保存着《梦窗词笺释序》一文。那些文章篇幅比较小，也无甚影响。称得上是我学术活动中的第一个里程碑，并使我学术界成名的，是同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人境庐诗草笺注》。”*

    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曾经谈到《人境庐诗草笺注》，说“钱君仲联笺注《人境庐诗》，精博可追冯氏父子注玉溪、东坡”*。笺注古人著作，即使是老一辈的学者，也将此看作是学问功力的体现，不仅仅是“寻究作家作品中借鉴前人作品的‘脚跟’”。在《钱仲联学述》中，作者曾经介绍过《人境庐诗草笺注》最早的成书过程：“为避免‘冬烘’肤浅的就诗说诗，还必须全面掌握作者的家庭身世、政治经历、文化思想和文学理论，以及交游唱酬情况等，写出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的作家年谱。因此，工作从上海起步，一直持续到回无锡国专任教之后，花费了整整五年时间。”其间，正在梅县县长任上的钱仲联先生的同门学兄彭忻邮寄了许多方志书籍，黄遵宪的从弟黄遵庚还专程从广东赶到无锡，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手稿资料，其中就包括康有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所作《人境庐诗草序》。黄遵庚还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口述了黄诗中大量不为人知的本事背景，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口述历史”。这在《钱仲联学述》中都有介绍。钱仲联先生认为：“这使我的笺注大大提高了学术质量。”*《人境庐诗草笺注》出版以后，学界好评如潮，当时无锡国专的教授王蘧常和冯振均为作序，王序谓黄遵宪“所为诗忧深思远，其庶几有(屈)原之心焉”，而此书“为之笺注至数十万言，而尤详于国难”*。冯序则称“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非诗人注诗，莫能合二为一”，故《人境庐诗草笺注》与牧斋《钱注杜诗》，“其所成就，异代而同符”“足以激发末世之人心，为救亡之一助，是尤注者微意所在”*。这些评价，与钱锺书《谈艺录》所论相契。当然，一部学术著作问世以后，还会发现其不足甚至错误之处，特别是在研究黄遵宪的诗歌，已有学者尊之为“黄学”而备受学界关注的背景下。钱仲联先生也在每次再版时加以修正。故作者晚年感叹：“我在30年代开始为黄诗作笺注时，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风华少年，而今已变成了步履蹒跚的白发老翁，但工作却远未结束。一个课题做了六十多年，这也再次印证了‘笺注不易’这句古训。”*在钱仲联先生去世二十年后，今天的学者对笺注黄诗也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发明，但我们不能沾沾自喜，因为我们新的进步，都是建立在钱仲联先生辛勤劳动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不能由此贬低《人境庐诗草笺注》的价值。

    钱仲联先生一生笺注古诗词著作很多，而最后出版的一部，则是《沈曾植集校注》。当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时，他已是94岁高龄的老人了。钱仲联先生称，是书就工作之艰辛、投入精力之巨大，“要远远超过《人境庐诗草笺注》”，因为沈曾植不但是好用典故、诗风佶屈聱牙的同光体浙派的大纛，还是近代首屈一指的学者。他曾被胡先骕推为“清同、光朝第一大师”，说“章太炎、康长素、孙仲容、刘左庵、王静安诸先生，未之或先也”*。其实，王国维对沈曾植的学问也是推崇备至。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谓：“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之未及”*。钱仲联先生开始此项工作于20世纪40年代初。为正确诠释沈曾植融入诗歌之中的经学、史学、玄学和佛学知识，他也涉略这些学术领域，通过广泛阅读，深入领会，在完成《沈曾植集校注》的同时，也成了博学的专家。关于佛学，钱仲联先生称“虽不敢说通达佛法精蕴，佛学知识却已通盘掌握。不仅用于《海日楼诗集》的笺注，而且借此撰写了《柳诗内诠》《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等重要论文”*，其中《柳诗内诠》短短3000来字，引用佛教典籍30余种，已成探讨柳宗元佛理入诗之艺术特点的经典之作。而在研读史学著作帮助笺注《海日楼诗集》之余，“还撰写出了《读北魏书崔浩传书后》《读宋书札记》等史学论文，这大概可算作不期而遇的‘副产品’，但其中甘苦，恐怕只有自己心中明白”*。如今，当我们借助倾注钱仲联先生大量心血笺注的《沈曾植集校注》，尚要用心,方能理解沈曾植诗歌作品的时候，不能不对老一辈学者那种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治学精神感到由衷的感动和无限的敬佩。当我们有些年轻学者抱怨和指摘笺注所用引文与原著在个别文字上有所差异,并因此感到自己好像完成了伟大发现的时候，应该知道老辈学者按照传统的笺注办法，许多材料都是烂熟胸中、凭记忆出之，我们今天已经望尘莫及了。

    有关清人诗集，中年以后的钱仲联先生还完成了《吴梅村诗补笺》和《钱牧斋诗补笺》。吴伟业和钱谦益都生活于苏州地区，可算钱仲联先生的乡贤，也是明末清初堪称双峰并峙的诗坛领袖。他们的诗集在清代都有笺注本。特别是吴伟业诗，已有吴翌凤、靳荣藩、程穆衡三家注。钱仲联先生在研读各家之注的基础上，进行补笺，意在“补正吴翌凤笺注本的注典而不及本事；靳荣藩《集览》注典多疏陋，本事较详而有错误；程穆衡《编年诗笺》多遗闻坠故，可资津逮，而又缺注典实，编年亦有错误”*。适逢武进董氏诵芬堂据旧抄本刊印《梅村家藏稿》问世，其编年可纠正三家注在作品写作时间上的舛误。同时，《梅村家藏稿》又有三家注本未录之诗，钱仲联先生也一一进行笺注。该书依照《梅村家藏稿》分前后集体例编为二卷，在完稿三十多年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入《梦苕庵专著二种》，于1984年出版。钱谦益诗由其族孙钱曾加注，但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许多本事未敢昭揭。清中叶以后钱氏著作曾遭禁毁。《钱牧斋诗补笺》主要是补钱曾“‘慎不敢出’者，旨在为钱牧斋抗清事迹发微探隐，有些内容还超出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以及陈寅恪《柳如是别传》，间及释典、道籍与舆地，及钱曾注有缺误者，悉为补苴”*。钱仲联先生将此补笺按钱谦益诗集《初学》《有学》《投笔》，厘为三卷，惜书稿毁于“文革”浩劫之中。稍可弥补的，是钱仲联先生在“文革”后，克服年老、体弱、多病之困难，接受了上海古籍出版社之托，历时十余年完成近300万字的《钱牧斋全集》的点校工作。其校语便有两万多条，就钱谦益著述版本言，被陈祥耀誉为“最完备”*者。钱仲联先生还曾对徐嘉所注顾炎武诗进行了补笺，在王蘧常从事《顾亭林诗集汇注》时交付。《汇注》中有“钱云”，即钱仲联云。因编辑疏忽，《汇注》出版时未在《编例》中说明，故一般读者至“钱云”，真不知所云。如《海上》第一首注四：“钱云：徐笺非。颈联用海上三神山事，明指日本，盖即徐氏于第三首‘万里风烟通日本’所笺鲁王命使往日本乞师事也。《小腆纪年》云：论者谓日本承平既久，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画、玩器，故老不见兵革之事，本国且忘备，岂能渡海为人复仇乎？此先生之所以致虑于‘只恐难酬烈士心’欤？”辨析徐嘉以为此诗乃言张肯堂请唐王“募舟师，出海道抵江南，倡义旅，而王由浙江相与声援”，但郑芝龙“怀异心，阴沮之，不成行”之误*。此事在《梦苕庵诗话》中言及：“余曩年曾为《亭林诗补笺》，补徐嘉笺注所未及者，原稿旋失去，幸录副与吾友王瑗仲，瑗仲为《亭林诗集集注》，于徐注外采掇黄节、汪国垣诸家之笺，余笺亦收入，而没余名，此非瑗仲所为。”*老辈交谊如此，这也可算当今学界逸闻趣事。

    钱仲联先生晚年对保存清诗文献所作的最大贡献，是《清诗纪事》的编纂。自1981年春开始筹划，至1989年夏全书出版，凡1000万字。《清诗纪事》为学界所肯定，首先是体现“纪事”的特点。诗歌的功能无非是抒情和叙事。中国古典诗歌擅长抒情却拙于叙事，而清诗在叙事方面卓有进步，我在李亚峰《近代叙事诗研究》序中曾经讨论过此问题*。在钱仲联先生所为《清诗纪事》前言中，对计有功《唐诗纪事》、厉鹗《宋诗纪事》和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陈衍《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陈田《明诗纪事》，都有评价，所指出的不足之处均为所录诗歌有许多并非纪事诗，以致名不副实。其特别指出，邓之诚以史学家治诗，所撰《清诗纪事初编》，“学术性自要高出前人，但似脱离诗歌纪事传统体例的要求而更近于名人传记的史学专著”。《清诗纪事》前言在列举了大量叙事的清诗经典作品后称：“可以说，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点，也是所谓‘超元越明，上追唐宋’的关键所在。《清诗纪事》的作用，将会通过检阅清诗的独特成就来确立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恰当地位。”*其次，《清诗纪事》以能力所及最大限度保留甚至是抢救了文献资料。《清诗纪事》凡例中说其“辑录反映清代政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诗篇作为全书主干”，而“诗歌作品和纪事材料主要采自清人及近人所撰的诗话词话、笔记小说、日记尺牍、档案目录、史乘方志等有关文献，并从总集、别集中补充若干内容重要而诗话笔记等失载的纪事诗歌，另找材料或自加按语说明其本事背景”*。正是要从诗集以外的浩如烟海的著述中去大量收集材料，其耗费的人力精力是可以想见的，其文献价值也是学界公认的。编纂之时，苏州大学明清诗文研究室的几位青年教师在钱仲联先生的指挥下，数年间走遍了大江南北。而各地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给予了极大的便利和帮助。《清诗纪事》出版后，王元化说“这部书的长处，不仅在于收罗弘富，更在于以事系诗，以事彰诗，突出地显示了清代诗歌叙事纪史的一大优点”。季镇淮称其“填补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空白，意义重大，而为传世之作”。钱锺书曾两次给明清诗文研究室来信，先说“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足使陈松山却步，遑论计、厉”，后又言“宏编巨著，如千尺浮屠，费时无多，竟能合尖。钱先生与诸君子之愿力学识，文史载笔，当大书而特书”*。《清诗纪事》出版后，也有批评意见和纠谬文章发表，这对《清诗纪事》以后的修订极有裨益。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舛谬之处尚未有人提出，譬如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石达开、李秀成、洪仁玕等收入“光绪朝卷”，诸人皆死于同治初，而至光绪年间早已墓之木拱矣。这么大型的著作，错误是难免的，就像《全唐诗》《四库全书》等，在清朝是倾国力而为之，但后人亦多有勘误。只是有个别人在批评时意气用事，甚至进行刻薄的人身攻击，这实质上反映了评论者的素质，至少是动机不纯。

三、对诗人诗作的评价分析

    20世纪30年代，钱仲联先生曾撰《梦苕庵诗话》，连载于当时的《中央时事周报》《国专月刊》《国专校友会集刊》。1986年，钱仲联先生略事修改后交齐鲁书社结集出版。《梦苕庵诗话》主要讨论作家作品，而尤为关注清诗。钱仲联先生以日积月累的读诗心得，传承和改造了欧阳修所开启的收集诗人诗作传闻故事“以资闲谈”的诗话特点。他说：“我在《梦苕庵诗话》中尽力避免个人琐事纠缠，而将重点放在系统地详论清代名家与作品、介绍与考订有诗史价值的杰构上。”*其实，写作《梦苕庵诗话》之时，钱仲联先生正在无锡国专任教，与他相邻而居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衍。虽然钱仲联先生非常尊重陈衍其人其学，他晚年书斋里一直悬挂着陈衍手书的“梦苕庵”匾额。但是，钱仲联先生对于《石遗室诗话》，尤其是《续编》，认为“也不无可议之处，主要是落入了记述友朋琐事的窠臼，有时未免标榜失实”*。因此，《梦苕庵诗话》尽力“避免个人琐事纠缠”，实际上是为了防止重蹈《石遗室诗话》之覆辙。

    由于《梦苕庵诗话》是读诗心得，且在刊物连载，因此是钱仲联先生读什么、写什么，就发表什么。其前后次序，既不按成就大小，也不按时代先后，更不按地域分布。当然，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的标准，还是注重诗歌内容和艺术创新，并不偏袒某宗某派。出于内容的考虑，《梦苕庵诗话》选录作品多七言古诗和乐府古诗。仅是以长庆体或梅村体记叙庚子事变的作品，他评价樊增祥前后《彩云曲》“哀感顽艳”*，并录王甲荣《彩云曲》、薛绍徽《老妓行》、张怀奇《颐和园词》、孙景贤《宁寿宫词》、金兆蕃《宫井篇》等作。《梦苕庵诗话》还选录了姚燮、朱琦、鲁一同、金和等人反映鸦片战争的许多诗歌。他说“道光辛壬间，英夷之难，奇耻大辱”，而姚燮“身丁其乱，出入干戈，备尝艰苦。空山拾橡，歌啸伤怀。其诗苍凉抑塞，逼近少陵”*。又谓朱琦《怡志堂诗》“感时念乱之作，无愧一代诗史，不独桂中诗人之冠而已”*。有关民生疾苦的优秀诗篇，《梦苕庵诗话》也多有抄录，如被其论为“惊心动魄”*之作的鲁一同《荒年谣》五首。而邓辅纶的《鸿雁篇》三章，则被称作《白香亭诗集》中的“最胜之作，沉痛入骨，少陵下笔，不能过也”*。

    《梦苕庵诗话》讨论篇幅较多的诗人，既有被誉为“以旧格律运新理想，诚不愧为诗界之哥伦布”*的黄遵宪，以及与黄遵宪齐名的新派诗人丘逢甲，也有被学界认作近代诗派中最为保守的汉魏六朝派的代表诗人邓辅纶和高心夔。他说清代诗人“以八代为宗尚者，当推邓弥之、高陶堂为二杰。此外若王壬秋，虽名掩一时，然摹仿之意多，自得之趣少”。显然，考虑到对古人承袭程度之差异，其于王闿运和邓、高二人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高心夔“五古多得力于大谢，七古多学杜，而皆不袭其貌”，而邓辅纶“凝练万象，出语高华”。但总体而言，钱仲联先生还是认为“邓弥之、高陶堂二家，其病在终编只是此副面目，无多大变化，故成就不大”*。这是以创新来衡量，是对创新的强调。正是这种追求创新的理念，《梦苕庵诗话》对被誉为诗界革命的总结者和南社精神的引导者的金天羽有高度评价,说其是南社精神的引导者，是因为钱仲联先生《南社吟坛点将录》将其点为“旧头领托塔天王晁盖”，并称“南社魁首柳亚子，实金门弟子，承其诗教。天羽与南社，貌离而神合”。又说“诗界倡革命，堂堂立汉帜。人境庐，陈胜王，天放楼，赤帝子”*。当然，金天羽先生于钱钟联先生，有一种特殊的知遇之恩。早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金氏序《梦苕庵诗》，称“余序仲联诗，犹之自序也。非谓仲联之诗之一似余焉，诗心相印也”。他又勉励钱仲联先生：“异日者，图王即不成，退亦足以称霸。夫霸，亦诗人之隆轨也已。”*

    《梦苕庵诗话》论述的诗人有三个重点群体：近代宋诗派诗人、浙江诗人，还有常熟诗人。由于宋诗派在近代的影响，《梦苕庵诗话》所涉这个群体的人数也最多，其中包括道咸时期宋诗运动的代表诗人祁寯藻、程恩泽、曾国藩、郑珍、莫友芝、何绍基、江湜等，以及同光体诗人陈三立、郑孝胥、陈宝琛、陈衍、沈曾植、袁昶、范当世、俞明震、李宣龚、夏敬观、金蓉镜、胡朝梁等。钱仲联先生出生在常熟，而祖籍是浙江湖州，这是“梦苕庵”得名的原因。对浙江的感情寄托和在常熟的朋友交往，以致《梦苕庵诗话》多论浙江和常熟诗人。前者如朱彝尊、厉鹗、胡天游、钱载、王又曾、钱仪吉、谭献、李慈铭、王国维、王甲荣，还有一些同光体浙派的诗人。除王甲荣是其同学挚友王蘧常之父亲外，其余都是清代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诗人，《梦苕庵诗话》议及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后者如翁同龢、沈汝瑾、赵石农、张鸿、徐兆玮、孙景贤、黄人、杨无恙、庞树柏、庞树阶、杨圻、汪佑南、孙雄、金鹤翔、萧蜕、张同咏等，其中不少人与钱仲联先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钱仲联先生对他们的介绍和推广，是出于朋友的情谊，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能够重振清初钱谦益等开创的虞山诗派，他本人也曾被寄予如此的厚望，正如张鸿《题钱梦苕诗稿》所期许的那样：“蒙叟文章绝代称，二冯奔走作疑丞。愿君重振虞山派，含咀西昆入少陵。”*当然，钱仲联先生即使是评判其精神家园中的诗人诗作，还是能够坚持自己的诗学标准。所以，他也不是一味恭维。杨圻被陈衍称作“当代名诗人”*，钱基博论其诗，亦谓“欲以力振唐音，不落宋人哑涩之体”*。而《江山万里楼诗词钞》中，有《得仲联自桂林寄诗报以四绝句》，杨、钱二人可谓交情匪浅。然《梦苕庵诗话》说“杨云史圻《江山万里楼诗钞》五律颇有唐人格调，嫌少真味。七古多长庆体，《天山曲》长一千九百三十二字，为前此诗家所未有。咏香妃事，美人碧血，沁为词华，惜其稍乏剪裁耳”*，并非一味恭维。其称李慈铭诗“功力既不深，终编亦无出人处。其意其格其句其字，咸家常茶饭，香涛评以明秀二字最当”，并言“陈石遗诗话称沈乙庵先生深服莼客，窃所未解”*。尽管钱仲联先生对沈曾植是心悦诚服到崇拜的地步，但评价李慈铭，也没有随之而人云亦云。

    将《梦苕庵诗话》的诗人诗作之评价，转化为对作家作品的具体选择，是其《近代诗钞》。《近代诗钞》同名之作，先有陈衍所为，初版于民国十二年(1923)。陈衍选取近代诗人凡370人，总体而言是合乎其同光体之诗学观的。但钱仲联先生在《梦苕庵诗话》中即言：“阅陈石遗《近代诗钞》一过，未能满意。石遗交游遍海内，晚清人物，是集已得大半，然名家如丘逢甲等皆未入选。而所选录诸家，如魏源、姚燮、朱琦、鲁一同、王锡振、邓辅纶、高心夔、黄遵宪、袁昶、沈汝瑾、范当世、刘光第、康有为、金天羽，皆未尽所长。”所举诗人，除袁昶、范当世外，皆非同光体诗人，即使是袁、范二人，也与陈衍的闽派异趣。正是这种推崇同光体的眼光，使其对晚清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长庆体有一种偏见：“至于樊增祥之《彩云曲》，王国维之《颐和园词》，皆誉满艺林、无愧诗史者，岂得以长庆体之故，遂屏不录？”*因对陈衍选诗之不足而心生的遗憾，促成了其另起炉灶、再编一部《近代诗钞》的愿望。当20世纪80年代钱仲联先生着手选编《近代诗钞》的时候，中国文学研究的主流观点和方法，甚至研究的环境和氛围，较之半个世纪前又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时代是不能宽容落伍者的，钱仲联先生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其《近代诗钞》依吴之振选《宋诗钞》例，选择了100家诗人来采录其诗，竟有30家为陈衍《近代诗钞》所未收。他们是：张维屏、林则徐、龚自珍、张际亮、汤鹏、黄燮清、贝青乔、释敬安、金蓉镜、夏曾佑、丘逢甲、蒋智由、黄人、张鸿、金兆蕃、章炳麟、王瀣、陈去病、许承尧、秋瑾、杨圻、孙景贤、程潜、苏曼殊、郁华、黄侃、柳亚子、陈隆恪、胡光炜、杨无恙。除5家是钱仲联先生常熟乡贤外，其余基本上都是爱国诗人、诗界革命派诗人和南社诗人。以诗人是否爱国作为衡量作品高下的标准，倒也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陈衍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重版《近代诗钞》时，就删去了当时已经出任伪满洲国总理、成了汉奸的郑孝胥。而王蘧常在无锡国专与钱仲联先生共事时，也曾仿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例，撰成《国耻诗话》，专收爱国题材的近代诗歌作品。当然，其中有些诗人卒于咸丰六年(1856)陈衍出生之前，有悖陈衍“诗钞时代，断自咸丰初年生存之人为鄙人所及见者”*，如林则徐、龚自珍、张际亮、汤鹏。也有一些近代诗坛的后起之秀早年还没有进入陈衍的法眼，如王瀣、程潜、陈隆恪、胡光炜等。

    对于清代诗人诗作的评品，钱仲联先生最为系统的，是其看似游戏文字的一系列“诗坛点将录”之作。明代天启年间，王绍徽仿《水浒》点将之例，撰成《东林点将录》，是为“点将录”之肇始
。但这只是一份魏忠贤阉党准备迫害东林党人的名单，并不言诗艺。及清嘉庆年间，舒位有《乾嘉诗坛点将录》，其点评诗人所用诙谐之文笔，遂成此类文字的标签。至民国，汪国垣又有《光宣诗坛点将录》连载于《甲寅》杂志。但是，钱仲联先生对汪氏之作颇有微词。《梦苕庵诗话》曾有云：“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大致尚切合。惟其文词了无生气，为诗话之变相。持较铁云山人《乾嘉点将录》瞠乎后矣。杨无恙劝余重作。”*20世纪80年代，钱仲联先生果然撰《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最先发表于中山大学1983年和1985年所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和第二辑。后略事修改后收入《梦苕庵文集》。只是“重作”的理由从对其形式的不满转而为内容：“汪国垣先生《光宣诗坛点将录》，以‘同光体’为极峰之点将录也。鄙意不能苟同。”*这是钱仲联先生所作最早的清诗点将录。由此上溯，他又先后完成了《道咸诗坛点将录》和《顺康雍诗坛点将录》，分别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1989年4期和1991年1期。钱仲联先生尝有意将己作汇集舒位和汪国垣所为，成《清诗坛点将录合编》，惜因出版社之故，至今未遂其愿。

    钱仲联先生的“诗坛点将录”之作，均是“文革”结束以后所为，其所选诗人，与其早年在《梦苕庵诗话》中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如《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于李慈铭，则以“诗坛旧头领一员托塔天王晁盖”当之。须知，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之旧头领是王闿运，而陈衍“不为然，以为当属张之洞”。但钱仲联先生坚持认为“王仅能为湖湘诗派之首领，而张则官高而初非旧派诗人多奔走其门者”。李慈铭当仁不让的理由则是“李自夸其诗‘精深华妙，八面受敌而为大家’。樊增祥谓‘国朝二百年诗家坛席，先生专之’”。并说“李氏博学雅才，望倾朝野，晚清名士，群推祭尊，良非浪得虚名”。当然，这只是肯定其诗坛地位，讨论到诗歌成就，钱仲联先生一如从前，还是略有微词，说他“能为兼综汉、魏以来，下迄明七子、清渔洋、樊榭、复初斋各派之长，而不能自创新面目者。樊为李门人，推重其师，固无足怪”*。这表明，钱仲联先生晚年评诗的标准，是更能兼容了。而时代的烙印，也留在了他的“诗坛点将录”里面。譬如，在诗歌的内容方面，更强调爱国主义精神。其《顺康雍诗坛点将录》，选录了大量的遗民诗人，如顾炎武、陈恭尹、李邺嗣、许友、孙枝蔚、邵长蘅、沈谦、毛先舒、董以宁、恽格、钱秉镫、屈大均、杜濬、吴嘉纪、黄周星、邝露、潘柽章、冒襄、邢昉、方文、魏耕、万寿祺、阎尔梅、陆世仪、李世熊、王夫之、黄宗羲、费密、冯舒、冯班、吴乔、归庄、陆圻、傅山、曾灿、邓汉仪等，占三分之一多。而评价岭南三大家，因梁佩兰仕清，故言“药亭非屈、陈之敌，此言其志事也”，当然，接着又说“若诗则梁亦有可传者在”*。钱仲联先生早年就注重诗歌在艺术方面的创新，正因为如此，他才会选择黄遵宪作为自己笺注清诗的突破口。而其晚年，则更加偏爱诗界革命的诗人。根据其自己统计，《近代诗钞》收入的诗界革命诗人有八位，已超过除宋诗派以外的其他各个学古诗派*。须知，宋诗运动统治了近代诗坛整整80年，而诗界革命从出现到落幕，只有短短数年。钱仲联先生《近百年诗坛点将录》的“诗坛都头领二员”，天魁星呼保义宋江和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则分别以黄遵宪、丘逢甲当之，并称“即使宋派诗人，于遵宪亦不能不推服。统领近代诗坛，夫复何疑”。又称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其深到之作，魄力雄厚，人境亦当缩手”*。

    2018年是钱仲联先生诞辰110周年。他的生日是农历九月初三，应了白居易的著名诗句：“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所以，他天生就和诗歌有缘。他早年好写诗，因写诗而钻研清代诗学，所以，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是“余事作学者，不想竟成了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看到后并不为怪，还认为“话虽说得俏皮，却不无道理”*。正因为他自己喜欢写诗，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实践和经验，乃至成就，使得他研究清代诗学如鱼得水，得心应手，绝不会停留在皮相方面。这是我们今天的学者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当然，宏观的发挥，必须倚重微观的深入研究，钱仲联先生曾经和我们说过“笺注也是一门学问”，他那么多精湛的诗歌笺注著作，是他无数遍研读前人诗集的结晶，这也是他理论把握的基础和梁柱。所以，研究钱仲联先生有关清代诗学的著述，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先多读书，后发议论。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责任编辑：肖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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