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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桂林的讲学活动及艺术创作

作者：佚名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康有为在桂林的讲学活动及艺术创作

康有为两次到桂宣传维新思想，是研究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史料。同时其遗存的四件石刻三件纸质墨迹，对于其碑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物证。康有为在桂林传播的新学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桂林文化教育从传统走向新时代，影响了很大一部分桂林进步学者，在广西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有为在政治上的维新思想其实与其书学著作《广艺舟双楫》扬碑抑帖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在桂林其将自己的碑学实践于真正的石刻之上，尤其是书艺、石刻与山水的结合更能突现出书法与自然、人类的和谐统一，这种书法表现形式打开了他的眼界，使其更坚定地认为碑刻的开阔之气才是书法的精髓之处。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长孺等，广东省南海县人，人称康南海。近代维新变法倡导者。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书法家。这位革新改良主义者为了理想，曾前后两次来桂林讲学，在叠彩山景风阁收徒讲学。现在桂林叠彩山风洞外东侧竖有一石碑，上刻“康有为讲学处遗址”。也因此缘份，康有为写桂林诗作三十余首，桂林留有其存世较少的石刻书法遗迹，使我们可以窥见其中年时的书风与其艺术创作上的维新思想。主要有四件石刻：《康长素风洞题名》(一八九四)，《康长素观元祐党人碑题记》(一八九四)，《康有为题“康岩”》(一八九五)，《康有为题“素洞”并跋》(一八九五)。书体可见其书源自《石门铭》《经石峪》《爨龙颜碑》等经典碑刻，又多有自己的艺术创见。这四件石刻见证了康有为在桂林讲学时的境遇、思想和艺术审美观。另留有纸质墨迹三件：《康有为兵甲满天地五律诗》《康有为游普陀杂咏五首》《游龙隐岩七绝》。康有为两次到桂的经历，不仅是研究康有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史料，同时遗存的石刻，对于其碑学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物证。

一
首次来桂讲学与其遗存石刻

　　一八八八年，康有为在数次上书光绪遭拒后，开始将自己的政治抱负转移到金石学的研究之上。在除旧习，立新风的观点上，他的政治思想与书学思想是一致的，创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广艺舟双楫》。一八九一年，康有为在广州设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其中陈千秋、梁启超为其学生，时任四川知县的桂林人龙泽厚也不远千里来拜访。同年完成著作《新学伪经考》，着重从经学方面论述，旨在呼吁文人克服顽固旧思想，树立新的思想以强大民国，触怒了保守势力，也使他在学术界声名鹊起。后遭到强烈抨击，禁止其在广州再收徒讲学。因此，一八九四年冬，康有为决定应龙泽厚之邀，一方面山水可以让他疏散苦闷心情，另一方面到桂林开课讲学宣传维新变法。也许他自己也没有料到，此次桂林之行，桂林满山历代名人石刻带给他很大触动，让他的碑学思想可以真正得到实践。所以至一八九五年正月康有为返回广州，他的政治维新与书学维新的理念在桂林保持同步。

康有为讲学处遗址

康有为到达桂林后，受时局影响，并没有受到当地的欢迎，甚至受到当地知识分子的反感、鄙视。时桂林四大书院山长中只有周璜对其讲学和思想持支持意见，曹驯、石成峰表示蔑视，龙朝言默然。这四位都是翰林出身，学识渊博，在地方较具影响，代表着桂林乃至整个广西的官僚士绅和知识阶级的学术观念。曹驯甚至扔下话：“吾不愿见此人。此人名为尊孔，实为蔑孔，孔子向称素王，而康则自号长素，岂康之学问道德，更有大于孔子者？”又说其“非圣无法，离经叛道，为害将无所底止”等轻蔑话语。然不管怎样，康有为还是在桂林进行了为期四十天的讲学，并且慕名前来学生无数，“门生颇多，以比流连，未忍去也。”他注重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探讨，与一贯的私塾教育不同。后康有为将在桂林讲学的这段由师生交流探讨的话语整理成治学名著《桂学答问》。
　　闲暇之余，康有为四处观赏桂林各山岩历代名家石刻书法，其中游龙隐崖观《元祐党人碑》给其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其三年后再来桂时，仍是念念不忘。《康长素观元祐党人碑题跋》刻于公元一八九四年，行书，字径三点三厘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大部分被凿毁，只剩“李膺、司马公、朱子、高顾二先生”十二个字。虽仅存数十字，但也充分“透出了早年康有为书法的沉雄、厚重与朴实”。其文为：“光绪甲午腊，南海康长素以著书讲学被议，来游此岩，观党人碑而感焉。自东汉党人，南宋庆元党禁，晚明东林党人并此而四矣。其攻党人者，则曹节、蔡京、韩侂胄、魏忠贤。其为党人者，则李膺、司马公、朱子高、顾二先生也，后之观者，亦不必以党为讳矣。人亦乐为李、马、朱、顾耶？抑甘从候览魏忠贤耶？”康有为在题记中列举了中国历史上东汉、北宋、南宋和晚明四次著名的奸臣专权误国事件，以历代权相奸臣衬托忠良之才，既有唾弃无奈之慨，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时境而遇知音之感。
　　同年还有石刻《康长素风洞题名》，碑横六十六点七厘米，碑高三十三点厘米，字径五厘米，行书。内容为：“光绪，甲午之腊，南海康长素以著书被议，游于桂山，居风洞月余。”用笔圆浑沉着，长撇大捺，气势开展，将魏碑的方笔处理成圆韧的裹状之质；结构疏密有致、奇侧多姿，纵横捭阖，碑味极浓，较其纸质墨迹更加浑然开拓，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逸，极具阳刚之美。

康有为题跋桂林“素洞”刻石

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初，康有为在其居住的叠彩山附近越山有两个山洞分别题名康岩（已毁）和素洞，以自己的姓氏与斋号命名山洞，并有诗曰：“康岩素洞足栖霞，桂树出幽吾所家。”《康有为题“康岩”》，行书，字径十六点七厘米，落款“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南海康有为题”。已毁，想必也是开阔劲跋的康体。《康有为题“素洞”并跋》，篆书，字径十六点七厘米。题跋“光绪廿一年正月，南海康祖诒长素父与临桂周榕湖龙赞侯、龙左臣搜岩得此，因自名之”。“素洞”二字以小篆书写，是其传世墨迹中出现较少的书体，不似其隶书态呈碑刻方拙气，结体匀称，体势长形，用笔圆起圆收，婉转清润。“用笔与结构明显受到邓石如的影响，这与他自己的叙述即学习邓石如是一致的。”落款呈现其贯用的行楷书，长撇、长横、大捺，笔势极尽伸展，穿插有度，刚柔并济，朴拙中见飘洒清丽之美。
　　在桂林览历代名士摩崖题壁书法，对康有为有很大触动，一边讲学，宣传变法思想，一边满怀筹志找寻机会用更大、更广的平台施展自己的抱负。

第二次到桂宣传和扩大维新思想

　　一八九七年正月十日，康有为再次到桂林叠彩山景风阁讲学，此次讲学历时达五月之久。这次讲学氛围与以往差距很大。首先从政治环境来说，逢甲午战争失败，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全国人民对变法革新思想要求很强烈。其次，个人名气大增，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参与入京会试的一千三百零三人（其中广西举人占九十七人）联名请愿，即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随后他个人中了新科进士，授工部主事。所以桂林各路官员和文人都对其表现热情的态度，门生故旧赶来迎接，桂林官绅也对康有为的到来表示出欢迎姿态。如回桂林隐居的台湾巡抚唐景崧，弃官在桂林的岑春煊，在桂林主持军政的广西臬司蔡希邠、史淳之等人对康有为在桂林的第二次讲学也给予一定物力、财力支持。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也记载了当年圣学会的盛况：“与唐薇卿、岑云阶议开圣学会，史淳之拨善后局万金，游子岱布政捐千金。蔡仲岐按察希邠激昂高义主持之，乃为草章程序文行之，借广仁善堂供孔子。行礼日，士夫云集，威仪甚盛。既而移之依仁坊彭公祠，设书藏讲堂义学，规模甚敞。” 这为其举办圣学会、建学堂、办报纸等一系列活动准备了艰实的基础和后盾。
康有为在桂林举行的相关活动比第一次到桂讲学时的形式丰富，先开圣学会，如其一八九五年八月在北京开设强学会一样的宗旨，培养维新变法人才，宣传他的治世理念，提高社会知名度。后又相继成立了广仁学堂，创办了广西第一份报纸——《广仁报》，不再像第一次讲学那样单纯的授课，借助媒体舆论来宣传和扩大自己的学识观念和维新思想。《广仁报》的内容较丰富，主要有：论说、时事新闻、地方要闻、中西译述、杂谈、短评等，这对当时处于信息闭塞、思想保守的桂林地区来说，无疑是一股强大的新学识潮流，打开了桂林人的眼界与思维。短短五个月时间，处于边疆地区的桂林居然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活跃地区之一。梁启超对此评价：“北肇强学于京师，南开圣学于桂海，湖湘陕右，角出条奏，云雾既拨，风气大开。”

康有为题跋“素洞”拓印

　　桂林良好的维新变法氛围，各种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对康有为触动很深刻，让他有种归属感，以至于对此吟诗曰：“康岩素洞久据此，羡绝南宫惊倪迂，行将筑室老于是，天许桂海为衡虞。”(“衡虞”为其中进士检工部的职务)康有为认为桂林是自己的理想居所之地，望能安身终老于此。又说“碧水青山数驿程，幽幽桂树最多情。每念名山思再宿，重来摩石认三生。”体现出他对桂林摩崖的眷念，暗示康有为的碑学思想。观龙隐岩《元祐党人碑》康有为赋诗三首《游龙隐岩绝名》，其中一首曰：“媪相熏天锢党人，鞭鸾笯凤已千春。只今龙隐岩边路，却为遗碑动马尘。” 康有为写了三十多首关于桂林的山水诗作，编成《游桂诗集》，“一方面真实地展示了他既热爱桂林山水，甚至希望终老于此，又怀抱救亡图存大志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也曲折地反映了在全国开展维新运动的艰难。”
　　但在一八九八年，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康有为流亡海外，桂林圣学会被取缔解散，《广仁报》被封停刊，康有为在桂林的石刻书法也没有免遭厄运，多数被铲毁，今只存《康长素风洞题名》和《康有为题“素洞”并跋》两件。秀峰书院山长曹驯在当年的科举考试时，更是以《天下大悦论》为题，嘲笑康有为的变法失败。然而，康有为在桂林传播的新学思想还是得到了很大的成效，极大地推动了桂林文化教育从传统走向新时代，从旧学向新学的进程加快，在广西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辛亥革命后康有为沦为保皇党，但曾受其教诲的学生们却能顺应时局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希望而各自奔劳。如政治活动家、教育家马君武，后成为同盟会中反封建的重要成员，又成为广西教育界卓有影响的学者。曾将康有为请至桂林讲学的龙泽厚，后参加过多种民族启蒙运动，成为反封建的革命党人，并在抗战间与文化名人梁漱溟等人进行文化抗日活动，与李济深等爱国者成立抗战宣传机构。因此，康有为在桂林宣传的维新思想影响了很大一部分桂林进步学者。
三
第二次游桂观《元党人碑》“刻跋题名”与题诗作品

龙隐岩《康长素观元祐党人碑题跋》是康有为第一次来桂讲学时所刻，《康南海自编年谱》记载：“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十一月，游广西，住风洞，刻记于党人碑。搜得康岩素洞，自名而刻石焉。……寓桂凡四十日，往来在山水窟中亦四十日，日日搜岩剔壑，及赴官绅燕会，若经年矣。”在《南海先生诗集》卷三和《万木草堂诗集》中，康有为述其携门人重游龙隐岩时赋诗三首，并述曰：“丁酉（一八九七）四月，携门人龙积之、龙赞侯、龙佐臣、汤觉顿、王浚中等十余人，骑马游龙隐岩，摩抚党人碑，刻跋题名其下。” 这是康有为第二次再来桂讲学时，再观《元祐党人碑》，应该再有“刻跋题名”。然在今《元祐党人碑》旁并不见有题刻的痕迹。桂林图书馆现存的横幅行草书《游龙隐岩七绝》，不知是否为此次所作三首诗其一，未署年月。

康有为法书游龙隐岩七绝

康有为留存桂纸质书法主要有三件：扇面楷书《康有为兵甲满天地五律诗》(一八九四)，横卷行书《康有为游普陀杂咏五首》(一八九五)，横幅行草书《游龙隐岩七绝》。第一件楷书碑味浓厚，体势方扁，气象古朴典雅。后两件书体风格动态较强，书体开张纵横，将碑的峻励方拙与行书的流畅俊美相融合，笔势舒展又极力夸张化，运笔时迅时缓，意致翩然，浑穆狂放。
……

（本文为二〇一五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青年项目《广西石刻书法研究》(PS15011A)，本文作者系暨南大学在读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
（节选自《荣宝斋》2017-07 总第1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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