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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徐森玉先生与北平图书馆

作者：佚名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文献》│徐森玉先生与北平图书馆

内容摘要：徐森玉是中国文博、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京沪两地的文物布局，乃至海峡两岸的文物分布，都与他有关。森玉先生曾任职图书馆多年，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壮大的亲历者。他曾在现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任职多年。今国家图书馆建馆将满110周年，谨将前辈森玉先生在此间工作之大概略作梳理。追念前辈，寄望来者。
关键词：徐森玉北平图书馆京师图书馆
作者/ 柳向春，文学博士，上海博物馆研究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徐森玉先生

徐森玉先生（1881-1971），名鸿宝，以字行。他早年就读于山西大学堂的化学科，求学期间，曾受到当时山西学政宝熙的赏识，两人往来无间。宝熙在清宗室中诗文、书法皆有佳誉，同时也是金石书画古籍的收藏家、鉴赏家。以此为契机，森玉先生便对文物图书有了深厚地认识，也奠定了他后半生的职业发展趋向。
从山西大学堂毕业之后，应当时的盛京将军赵尔巽之聘，森玉先生到辽宁，在沈阳任测绘学校和工业学校监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初，先生与奉天财政局主稿蒋宗谋禀请当局入沈阳故宫文溯阁抄书，以广其传。1907年2月19日《申报》载：“奉天测绘学堂监督徐鸿宝、财政局主稿蒋宗谋等禀请军督宪准其入阁钞书，增入上海藏书楼，以广流传而保国粹。奉批如下：该员等……用意甚善，陈义尤高。惟禁籞森严，官书珍秘，未便擅行出入，亦未便径付钞胥。仰候将来开设帝室图书馆时，再行酌量办理。闻此事非奏明不行，故徐、蒋二君尚拟续禀，力请出奏，期在必行，以遂闳愿云云。”此事后来虽然未曾成功，但从中可见先生一以贯之流通典籍的志向。此为先生从事图书事业的起点。
宣统二年（1910）一月，森玉先生赴京就学部编译图书局编纂之任。至次年五月三十日，京师图书馆延聘先生及胡玉缙、陈衍、饶叔光、杨裕芳、梁鸿志六人为名誉经理员。此为先生正式参与图书馆事业之始。民国元年（1912）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蔡元培先生出任教育总长，京师图书馆为教育部接管，归社会教育司领属，森玉先生此时转任教育部统计科科长兼秘书。民国三年（1914）3月，先生以教育部统计科科长兼秘书身份出掌北京大学图书馆。此为先生管理图书馆之始。在先生执掌图书馆期间，曾主持编写北大馆藏目录[1]。先生任职北大图书馆仅仅两年时间，到民国五年4月，即回归教育部本职。到民国八年9月22日，时任教育部秘书一职的森玉先生与教育部秘书陈任中、周树人、徐协贞，一起同往市政公所，会商先农坛筹设图书馆等各项事宜，可见，图书馆工作也是当时森玉先生的职责管辖范围。
据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中华民国政府公报》二月二十日第二千一百四十四号：“教育部委任令第三号：兹派本部佥事徐鸿宝为京师图书馆主任，仰即遵照。此令。部印。中华民国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兼署教育总长齐耀珊。”[2]此时馆长例由教育部次长兼任，平时并不到职，日常馆务，皆由主任负责。但此期政局动荡，人员调动也异常频繁，至7月下旬，森玉先生解京师图书馆主任一职。为期虽短，但此为森玉先生正式与京师图书馆结缘之始。
至民国十三年1月31日，教育部再度任命先生以佥事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据该年《中华民国政府公报》一月三十一日第二千八百三十号：“教育部令第十四、十五、十六号：兹派本部佥事徐鸿宝为京师图书馆主任。此令。本部直辖京师图书馆主任章勤士应调部任用，派在秘书处办事……中华民国十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教育总长张国淦。”又据该年《中华民国政府公报》四月十四日第二千八百九十六号：“教育部令第五十号：兹派本部次长罗鸿年，参事汤中、邓萃英、秦汾、陈任中，司长范鸿泰、高步瀛，留部江西教育厅长朱念祖，京师图书馆主任徐鸿宝筹备文化事业，准行事宜。此令。部印。中华民国十三年四月十二日，教育总长张国淦。”自此开始，森玉先生的后半生，就与图书、文博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森玉先生所在的京师图书馆先后数次更名，而先生之职责也发生了几次变动。民国十五年10月1日，国务院会议议决，改组京师图书馆为国立京师图书馆，归教育部直辖。仍以梁启超为馆长，以先生为图书部主任，教育部参事罗普（熙明）为总务部主任。民国十七年6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特别市。7月18日，中华民国大学院函告京师图书馆，更改馆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筹备期间由先生及罗普照常负责[3]。民国十八年2月25日，教育部训令第382号，解除国立北平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诸委员职务，暂由先生及罗普主任负责管理。8月31日，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正式合并，仍国立北平图书馆之名。10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行政系统改组，森玉先生出掌采访部主任兼善本部、金石部主任，同时以钱稻孙为舆图部主任、刘国钧为编纂部主任兼阅览部主任、王访渔为总务部主任。善本部下设考订、写经二组，考订组组长赵万里、写经组组长胡鸣盛，并主持筹编《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再至民国二十三年2月，先生辞北平图书馆金石部主任一职，由刘节代理。民国二十六年8月，张允亮出任善本、编目部主任，则森玉先生自此之后当仅任采访部主任一职。至1949年4月14日，森玉先生与曾昭燏、王家楫、吴有训、陶孟和、周仁等联合呼吁，致函王世杰、杭立武，将已运台湾文物回运大陆[4]。自此之后，先生当即辞去本兼各职，正式脱离平馆及自1924年以来就参与维持与管理的故宫博物院。

国立北平图书馆开馆纪念合影，前排右一即徐森玉先生
森玉先生在平馆任职二十馀年，兢兢业业，爱之如伤，如民国十四五年以来，以财政拮据，京师图书馆尤为重灾之地。先生以主任之职，勉力维护，乃至出私财以纾众难。王祖彝《京师图书馆回顾录》称：“时徐森玉先生以教部佥事兼主任，百计维持，躬亲巨细，以为之倡，赖以不辍。”[5]也正因此，赵万里1945年在致森玉先生函中有云“吾公视馆事如己事，视馆中同人如伤”[6]，可谓实录。
概而言之，森玉先生的图书馆生涯，在日常的图书馆事务之外，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一、搜罗、流布与保护文献；二、助力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三、参与西北科考团工作；四、提携后进。以下分别就此四方面，举其荦荦大者，略为陈述。

一、搜罗、流布与保护文献
作为图书馆工作人员，搜罗、流布及保护文献，是其基本职责。森玉先生在平馆期间的主要工作，也是以这几项为中心而展开的。早在民国十四年约8、9月间，教育部函清室善后委员会洽商，并派社会教育司司长高步瀛等会同先生及清室善后委员袁同礼，前往文渊阁点查《四库全书》，备付商务印书馆影印。此事后因种种关隘，最终未能实现。但森玉先生在就职平馆以后，则始终以搜集文献、流通文献、保护文献为己任，其大致可言者，约有数端：
1
馆藏资源建设
如民国二十年10月19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决议成立购书委员会。森玉先生及陈垣、胡适、顾颉刚、陈寅恪、傅斯年、赵万里【书记】膺中文组成员之选。至12月14日，先生即参与北平图书馆购书委员会会议，讨论收购乌程蒋汝藻（孟苹）所藏明人文集事[7]。又该年冬，森玉先生与胡适、马廉等人集资影印新见万历刻本《金瓶梅词话》一百零四部，并以预售影印本之收入购得原书，赠与北平图书馆[8]。再如民国三十六年6月13日，袁同礼致函教育部[9]，推荐先生及张元济、郑振铎与后人潘宗周（明训）接洽，商购宝礼堂藏书。此事后以潘氏索价过高，未能成功[10]。直至1951年，抗战期间移至香港的宝礼堂藏书终由明训子世兹捐归国有，并经森玉先生子伯郊手，得以顺利回归。两代人接力完成此事，也是书林佳话。

2
流布馆藏文献
如民国二十二年1月，北平图书馆馆务委员会成立《宋会要辑稿》编印委员会，延请森玉先生等人为委员，专司影印流通此书之责[11]。三年后的10月，由哈佛燕京学社赞助上海大东书局印刷所影印的《宋会要辑稿》一书得以问世，沾溉学林，功在后世[12]。再如民国二十五年9月11日，傅斯年提议编印《国藏善本丛刊》，并建议先生等十四人为以蔡元培为长之《景印国藏善本丛刊》委员会委员[13]。次年3月2日，叶渭清致函袁同礼[14]，建议其与先生多选鸿篇巨著并与诸藏书家商借善本，以入《国藏善本丛刊》，印行饷世。7月，商务印书馆刊出《景印国藏善本丛刊样本》一册，预约发行。未几，因“八一三”之变，此计划遂尔中止。此丛书立意极佳，本拟汇集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馆藏善本，“其甄采之旨，首取群经疏义、历代典章以及经世鸿编、名儒遗著，而典类艺术之品亦附着焉。其版本之类，则取宋元古刊、名家妙迹以及孤行秘籍、罕觏异编，而旧本精善之帙亦兼采焉。凡经之部九、史之部十有八、子之部九、集之部十有四，都为卷者二千有奇，合成一千册。咸摄原书，付诸石印。微减板框，并臻画一。缩为中册，借便取携。”[15]《景印国藏善本丛刊样本第一辑预约简章》记其“册数书式：全书共五十种，分订一千册。以金属版用手工制连史纸照六开本式影印，并于书根加印书名、册次”[16]。这一项目，虽然因战祸而中止，但其搜罗范围之广、选目之善、体例之佳，直至今日，仍有借鉴价值。
森玉先生不仅重视大部书的流通，也通过与私人藏书家的互动，尽力推广馆藏书的利用。以民国十五年为例，11月25日，森玉代傅增湘假得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丹铅精舍原存旧写本《鹿皮子集》四卷，以助其校勘[17]。本年底，先生又尝以王国维之托，代神田喜一郎觅得晏氏所藏明刊洪武《大诰三编》，供其与宫内厅图书寮所藏本互勘[18]。约本年，先生会同熊罗宿、邓镕助傅增湘以宋刊本《攻媿集》校勘《四部丛刊》影印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一过[19]。

3
保护馆藏文献
鉴于时局不靖，自民国二十四年11月始，国立北平图书馆以所藏善本委托中国旅行社陆续南运，分别贮存上海商业储备银行、上海中国科学社图书馆、南京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中央大学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等地。森玉先生于此事主张甚力，未雨绸缪，使得这些善本得以迁地为安[20]。民国二十七年1月27日，先生只身赴港，寓新华饭店，并致函袁同礼，商及善本运港事宜。先生致袁同礼函中说到：“守和先生赐鉴：移善本书来港事，宝赉尊函多件于十六日抵沪，其时箱已制齐，书由科学社运至震旦大学者已百八十箱。是孙洪芬先生已改变前所主张，不拟将书运港矣。此事责任太重，宝不便力争，只得作罢。”[21]至民国三十年，森玉先生偕同王重民于北平图书馆南运善本中择要选出一百零二箱两千七百二十种，两万馀册，随时计划转运，择地而储[22]。而留存上海英租界货栈的其馀北平图书馆南运善本，后也经由先生设法，以震旦大学图书馆名义存入法租界麦尔西爱路。后来又以他人告密，这批文献又转存于西爱咸斯路三百六十八号李宗侗所租法人住宅车库中[23]。至民国三十一年11月21日，袁同礼致函钱存训[24]，请其代请先生设法收回南京朝天宫仓库所藏北平馆藏舆图。民国三十二年1月27日，袁同礼致函钱存训[25]，告知原北平图书馆藏舆图，须请先生或王庸代为查询下落。凡此等等，皆可见平馆对于森玉先生的倚重，也从侧面反映出先生对于平馆文献保存和转移的重要性。

4
关注民间所藏文献
如民国二十二年夏，以范成法师春间于山西赵城广胜寺发现《金藏》故，森玉先生乃受三时学会之托，亲赴赵城鉴别无误[26]。复旁求周边民家，计得五千七百馀卷。又与广胜寺住持和尚明澈上人（即波罗和尚）订立借约，以赠送广胜寺影印《碛砂藏》一部及借资三百元为条件，选借可印之经，运至北平，于北平图书馆展出，供世人摩览。并于数年后，择其完善者，辑印流通，凡四十六种二百五十五卷，用照相石版、上等连史纸六开本精印，成《宋藏遗珍》三辑，计一百四十册[27]。叶恭绰等《发行宋藏遗珍缘起》称：“曩因摄印宋《碛砂藏经》，汲汲向全国征访阙叶。适闻山西赵城广胜寺有古藏秘守，乃嘱范成法师遄往度求，不恤日炙雨淋之苦。至则灵山云护，古殿香扃。启视经橱，凌杂破损。稽诸石刻，寺建自汉桓帝时，其藏经为卷轴式，则元太祖所印施者。承徐森玉居士续往检校，得五千四百馀卷。惟依原编千文核之，应有七千卷之富。嗣求之近寺民家，有用以糊壁、夹针黹者，出赀收赎，又得三百卷附入……兹辑出四十六种，都二百五十五卷，亟用新法影印，分为上中下三辑，约一百四十册……为立名目曰《宋藏遗珍》。”[28]1949年，历经动荡播迁的赵城《金藏》亦入藏森玉先生曾经供职的北平图书馆，冥冥中或与先生当年为之所结善缘有关。

二、助力中国文博事业的发展
除平馆工作任内的典籍事业之外，徐森玉先生还参与当时多项重大文化事业的运行。因诸发生于他任职平馆期间，且与平馆人员、事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故在此一并拈出介绍。

徐森玉先生在上海博物馆老馆
民国十三年11月，鹿仲麟逐末帝溥仪出宫，段祺瑞执政府当局与逊清方面共组清室善后委员会，先生曾协助参与其事，并于12月初始协助点查清宫物件[29]。事实上，森玉先生于末帝出宫之初，即行参与故宫维持与保管工作[30]，之后还曾获任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之职[31]。除了自身投入故宫工作之外，森玉先生还邀同平馆其他同人为故宫出力。12月4日，先生邀京师图书馆舆图与唐人写经部主任俞箴墀及金守淦参与清宫藏书点查工作[32]。至次年3月13日，先生至京师图书馆，代致俞箴墀及金守淦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聘书[33]。3月18日，先生以第二组组长负责清查昭仁殿残存天禄琳琅旧藏[34]。鉴于森玉先生的热心与声望，后来的奉方北京政府与国民政府先后都聘请先生担任干事，参与故宫管理事宜[35]。在马衡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后，又先后聘请森玉先生担任故宫秘书处秘书长及古物馆馆长等重要职务。而自民国二十二年起始的文物南运西迁，以及随后的保存、东还，乃至择优迁台，森玉先生都是其中的主要角色[36]。森玉先生曾在民国二十八年7月26日致叶景葵函中说：“去岁春，为鸠集故宫移出品物入蜀，夏入陕，秋入黔，冬入滇。行车不慎，竟至折股，在昆明医院疗治五越月，始能蹒跚拄杖而行。今岁季春来黔西安顺读书山小住（洪北江榜书匾额尚存）。苗寨獠川，环拱左右，芦笙铜鼓，淆杂听闻。山鸟如啼，野花似血，揽兹风物，频动离索之感矣。宝前在西南各地奔走，均为仅存之文物谋置善地。交通阻滞，盗匪出没无常，将来为罪为功，不能自卜。惟北平图书馆存沪最精之本，芦沟变前悉数寄归平馆。内阁大库旧藏明末清初地图，全部陷在南京。此则令人最痛心者也。”[37]虽然寥寥数语，但当年用力之专勤、环境之惊险，大概皆可窥见。
除了对于故宫事业身体力行之外，森玉先生对其他博物馆也是用心备至，如曾先后担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理事[38]与上海和平博物馆、上海市博物馆的筹备委员等。不仅如此，还择所藏精品，捐诸博物馆中，以供研究[39]。

三、参与西北科考团工作
森玉先生在平馆期间，因职责所关，多有代表馆方进行社会交往的行为。这些交往，显然是为了更好地拓展馆方业务或更好地服务读者。其中最著者即为民国十六年3月5日，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学校研究院、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天文学会、中国画学研究会于国立北京大学三院研究所成立中国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后改名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反对外人随意采取中国之古物，先生作为京师图书馆代表参与其事[40]。3月9日，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发表《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宣言》。4月17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召开第八次会议，决议于北京成立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并推选先生为理事[41]。4月26日，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主席周肇祥代表中方、斯文赫定代表瑞典方，下午7时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签订协议，决议成立西北科学考查团[42]。到民国十九年7月，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陆续于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即额济纳河黑城附近之破城子、大湾等地）发掘出汉代木简万馀枚，此即“居延汉简”。次年5月，这批汉简被运回北平，由马衡等人分工协作，逐步展开研究工作。
因时局变幻，汉简最终由森玉先生及沈仲章设法运出，转储香港。民国二十七年1月4日，先生携部分木简至港当日，即至蔡元培寓所报告北平图书馆南迁善本及居延汉简转移等事[43]。之后，先生又竭尽心力，将此批汉简摄影、出版并转运美国，可谓汉简保存第一功臣[44]。
除此之外，如民国十四年7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分类委员会，以梁启超为主席，而以森玉先生为副主席，主要着力于图书分类法的研究。附缀于此。

四、提携后进
森玉先生在平馆任职期间，不仅汲汲公务，更是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以培养、提携后进为己任。早在民国十三年4月，经日本无穷会会长平沼骐一郎斡旋，青年学生杉村勇造开始三年中国留学生涯，并以先生为师，多所请教[45]。杉村与森玉先生的师生深情，一直延续，到1957年4月21日，应中科院社会科学部邀请，日本考古学协会与每日新闻社共同组织日本考古学代表团过沪，访上海博物馆并于次日访问文管会。先生喜逢旧雨杉村勇造，还曾为其赋七绝一首，以志鸿泥[46]。森玉先生对于留学生提供的帮助，当然不止于此，比如在仓石五四郎和吉川幸次郎留学期间，也曾得到先生的很多帮助。对于国内的年轻同人，森玉先生更是不遗馀力、倾其所有，平馆之年轻馆员，多得森玉先生教诲，如谢国桢曾于平馆任职编纂兼金石部收掌。森玉先生于公暇，每携其出游，且于其著作多指导之功[47]。而赵万里、王重民、王庸、顾子刚、爨汝僖等，都是屡承森玉先生教诲，以先生为导师的。
1949年后，国内政局终得安定。无论是故宫还是平馆，都在急切盼望森玉先生重返北京，以指导新时期的文博、图书馆事业[48]。但先生一则已就上海文管委副主任之任，再则年事已高，三则家累所牵，故而未能再次北上。但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森玉先生对于中国的文博、图书馆事业一直是用心备至、关念有加。
正是由于以徐森玉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筚路蓝缕，中国的文博、图书馆事业才得以迎来今天的辉煌。在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年即将到来之际，特梳理森玉先生任职平馆期间的大致事宜，不仅略示缅怀之意，同时也是对我们如今从业人员的鞭策。
2010 年，我曾约请王菡老师撰写《学者徐森玉古籍整理事略》一文，于徐先生与平馆的关系就曾有所描述。本文所言，可谓是王老师之文的赓续。谨以此略表对王老师的敬意与怀念。

王菡《学者徐森玉古籍整理事略》书影，出自《魏榆隽永集》

[1]范长江《介绍北大图书馆：过去与现在》称：“民四徐鸿宝时代，编有不准确之中西文书目。”（转引自蓝鸿文著：《范长江记者生涯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10页）
[2]台湾政治大学“中华民国政府官职数据库”。本文所引《中华民国政府公报》均出自此数据库，下文不再一一出注。
[3]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18页。
[4]宋伯胤辑注、宋之卬整理：《宋伯胤关于国立中央博物院运台文物日记辑注》，《民国档案》2014年第1期，第41-49页。
[5]《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七卷第二期，1931年，第1-6页。
[6]上海博物馆藏原函。
[7]《顾颉刚日记》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第590页。
[8]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二次印本，第198页。杜斌：《关于〈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发现、购藏与影印》，《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8卷第4期，第84-86页。
[9]《1947年6月13日袁同礼致教育部申请增拨购善本书经费（抄件）（档年录7.1）》，《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900-901页。
[10]《郑振铎日记全编》一九四年九月七日，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99页。
[11]《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宋会要辑稿》卷前，中华书局据民国二十五年北平图书馆本影印本，1957年，第3页。
[12]《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宋会要辑稿》卷前，第4页。
[13]详参林世田、刘波：《编印〈国藏善本丛刊〉史事钩沉》，《袁同礼纪念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
[14]详参林世田、刘波：《编印〈国藏善本丛刊〉史事钩沉》，《袁同礼纪念文集》，第181页。
[15]《景印国藏善本丛刊缘起》，《景印国藏善本丛刊样本》卷前，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
[16]《景印国藏善本丛刊样本》卷末。
[17]说详康熙董肇勋寓楼书室刊本《元鹿皮子集》目录末傅增湘跋,王菡整理：《藏园群书校勘识跋录》，中华书局，2013年，第623页。
[18]说详王国维致神田喜一郎函（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 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875-876页。
[19]说详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书目题跋丛书》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08-1209页。系年参王菡：《学者徐森玉古籍整理事略》，《上海文博论丛》2011年4期，第44-47页。
[20]胡适曾回忆说：“蒋复璁说，当年主张文献南运很热心的是徐森玉。”（转引自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联经出版社，1984年，第3559页）
[21]《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496-497页。
[22]说详钱存训：《北平图书馆善本古籍运美迁台经过》，国家图书馆编：《钱存训文集》第三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131页。钱先生此说，又见其《留美杂忆》，《钱存训文集》第三卷，第311页。这批文献，后经钱存训负责运美，现寄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中。
[23]说详李宗侗：《敬悼袁同礼学长》，转引自李文洁：《袁同礼年谱简编》，《袁同礼纪念文集》，第74页。这批文献，曾经沦陷区平馆负责人王古鲁之命，部分运回北平，剩馀部分则于战后也陆续运返平馆。
[24]《袁同礼致钱存训查问馆藏舆图情况函（原件）（档年录6.13）》，《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756-757页。
[25]《1942年11月21日及1943年1月27日袁同礼致钱存训查问馆藏舆图情况函（原件）（档年录6.13）》，《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第757-758页。
[26]无畏居士：《广胜寺发见北宋椠经卷纪略》，《艺林月刊》第四十七期，1933年。
[27]其详可参李际宁：《发现赵城金藏的前前后后》上、下，《藏书家》第十五辑、十六辑，齐鲁书社，2009年，第38-44页、第96-100页。
[28]《影印宋藏遗珍预约样本》，1935年。
[29]详参吴瀛：《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卷一所附插影之十九，故宫博物院编，1932年。
[30]详见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所录照片，其下注云“监视神武门内军警检查之一部分人员：（自左至右，容希白、陈援庵、裘子元、马叔平、沈兼士、徐鸿宝、欧阳邦华、胡文玉诸氏。）十三年十一月八日”（《故宫文丛》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31]详参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32页。
[32]详参孙玉蓉辑注：《俞丹石入清宫清点文物日记摘抄》，《文献》2006年第4期，第98页。
[33]详参孙玉蓉辑注：《俞丹石入清宫清点文物日记摘抄》，《文献》2006年第4期，第99页。
[34]详参孙玉蓉辑注：《俞丹石入清宫清点文物日记摘抄》，《文献》2006年第4期，第99页。
[35]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三日《世界日报》第三版载：“故宫博物院自管理委员会成立以来，对于院务努力进行。闻该院业经聘任梁玉书、杨策、许福奎、李升培、孙树棠、马衡、俞同奎、袁同礼、徐鸿宝、许宝蘅、彭济群、张凌恩、张鹤、张允亮、陈宝泉、许藻镕、颜泽祺等二十四人为干事，助理一切院务。闻是项聘书，业于前日分别发出云。”
[36]详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第3563页。
[37]上海图书馆藏。
[38]详参谭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经过》所列“第三届理事会”人员名单，《中华丛书》本，中华丛书委员会印行，1960年，第245-246页。
[39]详参《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9页。
[40]详参《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转引自王忱编：《高尚者的墓志铭》，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530页。
[41]详参《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转引自《高尚者的墓志铭》，第547页。
[42]详参《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诞生经过》，转引自《高尚者的墓志铭》，第601-602页。
[43]详参蔡元培撰，王世儒编：《蔡元培日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31页。
[44]具体经过详参小文《徐森玉先生抢救居延汉简的传奇》，《澎湃·古代艺术》2017年9月7日。
[45]详参杉村栋编：《杉村勇造年谱》，《八十路の梦：杉村勇造遗稿集》附录，文化印刷株式会社，昭和五十五年，第162页。又《随想·典籍巡礼》，《八十路の梦：杉村勇造遗稿集》，第106页。
[46]当然，此事成为特殊时期森玉先生的“罪状”，详参《文物界大卖国贼、历史反革命徐森玉罪行录（一）》，第3页。
[47]谢国桢：《纪游·北京》，《瓜蒂庵文集》，《书趣文丛》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8页。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自序，中华书局，1964年，第16页。
[48]详参《夏鼐日记》卷四1949年11月21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