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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就是黑白的文人水墨画吗？在敦煌，莫高窟的千年重彩壁画告诉我们，色彩的运用，在中国绘画传统中曾经是绝对的主流。延续一千多年的色彩斑斓的壁画，让莫高窟成为名副其实的“沙漠中的美术馆”，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中国传统绘画记忆。但是，到了五代、宋之后，以水墨卷轴画为主线的中国美术史，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彩色壁画的价值。
要想弘扬莫高窟这个丰富的艺术宝藏及其蕴含的中国绘画传统，临摹可以说是第一要义，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南朝画论家谢赫在其著作《古画品录》中，就把模写（即临摹），写入总结中国古代美学原则的“六法”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当代的莫高窟美术研究的历史，也是由临摹串起来的，几代人的“面壁”摹写，在为我们留存、延续珍贵而脆弱的文化遗产同时，也让传统艺术迸发出更强盛的生命力。
1941年，时任国民党检察院院长于右任考察西北时来到莫高窟，便被精美的壁画深深震撼。他说，莫高窟艺术“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但是令人心痛的是，当时的莫高窟由于缺乏专业管理，一片残破。因此于右任立刻上书国民党政府，“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在他的呼吁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声援下，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可以说开启了莫高窟归由国家保护的新篇章。研究所建立之初，首要任务就是对洞窟艺术进行学习、研究和保护。经年累月的自然和人为破坏，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濒临毁坏，可以说保护工作刻不容缓，于是抢救性的壁画和彩塑临摹，就成了最重要、最紧迫的核心工作。第一任所长常书鸿，苦心孤诣克服各种艰难，拉开了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发扬之路。
不同于李丁陇、张大千的个人临摹，这一时期的临摹工作更多地从留存濒临毁坏的壁画的角度，做抢救式临摹。常书鸿带领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边清理流沙、为洞窟编号、考据内容，一边紧张地展开保存式、抢救式的临摹。大家的努力获得了认可，1948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临摹品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展览，引发各界热切关注。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确立了“保护、研究、弘扬”的方针，壁画临摹与石窟加固、壁画和彩塑修复等工程一起，进入更为专业的时期。这段时期也是临摹敦煌壁画数量最多、质量提高最快的黄金时期。
从到莫高窟的第一天起，常书鸿就一头钻进洞窟临摹、研究壁画；而在他之后，这一千秋伟业在段文杰、霍熙亮、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孙纪元、关友惠、万庚育等画家笔下得到延续。不同于之前的抢救式临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研究、总结临摹的目的、风格和技法，建立完善的临摹评审机制，并逐渐形成了现状临摹、整理临摹到复原临摹的壁画临摹体系。现状临摹主要是客观复制，用于展览展示；整理临摹是通过比较研究补全局部缺损的艺术形象，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料；复原临摹，则是在充分研究和考证后对壁画初始面貌的恢复性临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研究。
大量壁画因历经千年岁月已漫漶不清，要回溯到一千多年前刚画出的面貌，需要通过横向、纵向比对和大量研究，所以复原临摹是难度和强度最大的一种研究。但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有名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原图已经残损不堪，如果没有段文杰先生的复原临摹，人们大概永远无法窥见这幅艺术珍品的原貌。
在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和敦煌学者史苇湘看来，临摹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认识、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更是保存、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
大家的临摹工作获得了回报。1950年代初期起，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印度、捷克、波兰、日本、缅甸等地，举办“中国敦煌艺术展”，引起巨大的艺术共鸣。迄今为止，敦煌研究院已经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16个国家举办国际敦煌展览，国内的展览更是遍及多地，均收获热烈反响。
敦煌壁画之所以保存千年，天然矿物颜料的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之后的中国绘画传统中，追求意象的水墨笔法逐渐取代了重彩的表达，曾经绚烂的色彩世界似乎被遗忘了。
然而敦煌的画家们没有忘记。20世纪40—80年代的画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没有能力使用天然矿物颜料；1980年代后，敦煌文物保护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步入国际合作、科学保护以及敦煌艺术弘扬新阶段之际，敦煌壁画临摹也开始了新的突破，即开始使用与洞窟壁画同样的天然矿物颜料，沿袭古代绘画技法并运用于现代美术创作的“敦煌岩彩”，逐渐受到业界关注。
而在海峡对岸，深受隋唐文化影响的日本，一千多年来，始终在继承和发扬敦煌壁画所用的矿物颜料及工艺，敦煌重彩的色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展，敦煌壁画临摹甚至成为相关院校生的必修课。1985年起，在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与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先生共同倡导下，两个机构开始了频繁的学术往来。随着敦煌研究院赴日留学的学者陆续归来，从中国传至日本的矿物颜料工艺又回到中国，丰富并创新着敦煌壁画的临摹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事业。
丰富的色彩、生动的形态、流畅的线条、传神的意境……对这延续一千年的敦煌艺术的临摹，是要持续几代人的百年伟业。敦煌研究院现在所设的美术研究所，便是专门从事壁画临摹、复制以及敦煌艺术研究的部门。他们通过临摹和创作的实践表明，临摹不只是复制，更是现当代临摹者穿越时空与古代画师们的对话，也是一代代画家对东方绘画的领悟和创新。一代代艺术工作者笔耕不辍，体味着千年间的东方艺术精魂，勾连起宏阔的中华文明命脉。而敦煌艺术的生命力，正是需要通过壁画临摹与研究，通过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来呈现。
2019年7—8月，“丹青汇：敦煌研究院赴日研修年轻艺术家作品展”在莫高窟开幕，展出的岩彩画作的源泉，正是莫高窟壁画的传统材料工艺，而屏风画、绢画、扇面画等作品，也都是从传统绘画的摹写入手，展现他们对东方艺术的理解和探索。与七十多年来敦煌研究院的众多艺术工作者一样，青年画家也成长于多元开放的文化交流时空。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敦煌色彩的新生，窥见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承，更重要的是：艺术只有在回望传统、面向未来的传承创新中，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方能生生不息。而这，也正是敦煌艺术的使命所在。
临摹莫高窟：敦煌色彩和传统艺术的生命力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临摹莫高窟：敦煌色彩和传统艺术的生命力
中国画就是黑白的文人水墨画吗？在敦煌，莫高窟的千年重彩壁画告诉我们，色彩的运用，在中国绘画传统中曾经是绝对的主流。延续一千多年的色彩斑斓的壁画，让莫高窟成为名副其实的“沙漠中的美术馆”，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中国传统绘画记忆。但是，到了五代、宋之后，以水墨卷轴画为主线的中国美术史，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彩色壁画的价值。
要想弘扬莫高窟这个丰富的艺术宝藏及其蕴含的中国绘画传统，临摹可以说是第一要义，也是基础性的工作。南朝画论家谢赫在其著作《古画品录》中，就把模写（即临摹），写入总结中国古代美学原则的“六法”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当代的莫高窟美术研究的历史，也是由临摹串起来的，几代人的“面壁”摹写，在为我们留存、延续珍贵而脆弱的文化遗产同时，也让传统艺术迸发出更强盛的生命力。
1941年，时任国民党检察院院长于右任考察西北时来到莫高窟，便被精美的壁画深深震撼。他说，莫高窟艺术“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但是令人心痛的是，当时的莫高窟由于缺乏专业管理，一片残破。因此于右任立刻上书国民党政府，“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在他的呼吁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声援下，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立，可以说开启了莫高窟归由国家保护的新篇章。研究所建立之初，首要任务就是对洞窟艺术进行学习、研究和保护。经年累月的自然和人为破坏，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濒临毁坏，可以说保护工作刻不容缓，于是抢救性的壁画和彩塑临摹，就成了最重要、最紧迫的核心工作。第一任所长常书鸿，苦心孤诣克服各种艰难，拉开了以敦煌石窟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发扬之路。
不同于李丁陇、张大千的个人临摹，这一时期的临摹工作更多地从留存濒临毁坏的壁画的角度，做抢救式临摹。常书鸿带领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边清理流沙、为洞窟编号、考据内容，一边紧张地展开保存式、抢救式的临摹。大家的努力获得了认可，1948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临摹品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展览，引发各界热切关注。
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确立了“保护、研究、弘扬”的方针，壁画临摹与石窟加固、壁画和彩塑修复等工程一起，进入更为专业的时期。这段时期也是临摹敦煌壁画数量最多、质量提高最快的黄金时期。
从到莫高窟的第一天起，常书鸿就一头钻进洞窟临摹、研究壁画；而在他之后，这一千秋伟业在段文杰、霍熙亮、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孙纪元、关友惠、万庚育等画家笔下得到延续。不同于之前的抢救式临摹，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研究、总结临摹的目的、风格和技法，建立完善的临摹评审机制，并逐渐形成了现状临摹、整理临摹到复原临摹的壁画临摹体系。现状临摹主要是客观复制，用于展览展示；整理临摹是通过比较研究补全局部缺损的艺术形象，为相关研究提供资料；复原临摹，则是在充分研究和考证后对壁画初始面貌的恢复性临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研究。
大量壁画因历经千年岁月已漫漶不清，要回溯到一千多年前刚画出的面貌，需要通过横向、纵向比对和大量研究，所以复原临摹是难度和强度最大的一种研究。但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有名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原图已经残损不堪，如果没有段文杰先生的复原临摹，人们大概永远无法窥见这幅艺术珍品的原貌。
在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段文杰和敦煌学者史苇湘看来，临摹绝对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认识、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方法，更是保存、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
大家的临摹工作获得了回报。1950年代初期起，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印度、捷克、波兰、日本、缅甸等地，举办“中国敦煌艺术展”，引起巨大的艺术共鸣。迄今为止，敦煌研究院已经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16个国家举办国际敦煌展览，国内的展览更是遍及多地，均收获热烈反响。
敦煌壁画之所以保存千年，天然矿物颜料的使用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之后的中国绘画传统中，追求意象的水墨笔法逐渐取代了重彩的表达，曾经绚烂的色彩世界似乎被遗忘了。
然而敦煌的画家们没有忘记。20世纪40—80年代的画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没有能力使用天然矿物颜料；1980年代后，敦煌文物保护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步入国际合作、科学保护以及敦煌艺术弘扬新阶段之际，敦煌壁画临摹也开始了新的突破，即开始使用与洞窟壁画同样的天然矿物颜料，沿袭古代绘画技法并运用于现代美术创作的“敦煌岩彩”，逐渐受到业界关注。
而在海峡对岸，深受隋唐文化影响的日本，一千多年来，始终在继承和发扬敦煌壁画所用的矿物颜料及工艺，敦煌重彩的色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扩展，敦煌壁画临摹甚至成为相关院校生的必修课。1985年起，在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先生与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先生共同倡导下，两个机构开始了频繁的学术往来。随着敦煌研究院赴日留学的学者陆续归来，从中国传至日本的矿物颜料工艺又回到中国，丰富并创新着敦煌壁画的临摹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事业。
丰富的色彩、生动的形态、流畅的线条、传神的意境……对这延续一千年的敦煌艺术的临摹，是要持续几代人的百年伟业。敦煌研究院现在所设的美术研究所，便是专门从事壁画临摹、复制以及敦煌艺术研究的部门。他们通过临摹和创作的实践表明，临摹不只是复制，更是现当代临摹者穿越时空与古代画师们的对话，也是一代代画家对东方绘画的领悟和创新。一代代艺术工作者笔耕不辍，体味着千年间的东方艺术精魂，勾连起宏阔的中华文明命脉。而敦煌艺术的生命力，正是需要通过壁画临摹与研究，通过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来呈现。
2019年7—8月，“丹青汇：敦煌研究院赴日研修年轻艺术家作品展”在莫高窟开幕，展出的岩彩画作的源泉，正是莫高窟壁画的传统材料工艺，而屏风画、绢画、扇面画等作品，也都是从传统绘画的摹写入手，展现他们对东方艺术的理解和探索。与七十多年来敦煌研究院的众多艺术工作者一样，青年画家也成长于多元开放的文化交流时空。通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敦煌色彩的新生，窥见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承，更重要的是：艺术只有在回望传统、面向未来的传承创新中，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方能生生不息。而这，也正是敦煌艺术的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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