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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收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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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善本，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大为普通百姓所感知的。即使见诸报章杂志介绍，人们也往往置若罔闻。其实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大陆图书馆界曾着手干了一起前无古人的伟业——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项工作的起因，是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要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遗愿。其目的在于：一、肃清“文化大革命”所谓“扫旧”（“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余毒，摸清家底，使古籍善本得到有效保护；二、为深入展开学术研究提供必需的资讯条件；三、培养一批从事古籍版本目录研究的年轻专业人才，以改变图书馆古籍整理人员存在的青黄不接的状况。应该说，编制这部规模空前的善本书目，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完全由一批志士仁人关起门来搞，对什么叫做善本，门外的老百姓依然不知不晓，自然也不会产生兴趣，因而该书目的意义并未被广泛认识，其功能也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大小小的拍卖公司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伴随着每次拍卖活动，总有几家公司举办“古籍善本”专场，而那些破旧的线装书居然能卖大价钱！于是人们一下子感兴趣了，有的回家翻箱倒柜，搜索有无祖传之物；有的四处寻觅冷摊，希冀有所发现。此刻，哪怕获得片叶败纸，也是奉若宝贝，至于是否善本，因为仍在知识的“初级阶段”，多数人自然是不大懂的。但是，人们毕竟知道收集与保护古籍了，市场经济起的作用真是大得可以。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上海图书馆在2000年春季花重金从美国买回翁同龢五世收藏的那批善本了，五百多册古书，竟然值四百五十万美金，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使得家喻户晓，实在是挺诱人的。自那时起，图书馆古籍部可更热闹了，不断有人或打电话咨询，或上门求教，“什么是善本？我这部书是善本吗？值多少钱？”有些人甚至专程乘火车或飞机从外埠赶来委托鉴定，尽管拿来的有些书还抵不上火车票、飞机票，但这份热情是令人感动的，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时代面貌的一种反映——爱护古籍真是深入人心了。于是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为他们做些有关普及版本知识工作的想法，使他们能入其门而自觉地始终保持这份热情，并能影响后人。因为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广大民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将来想必亦是不可或缺的。
其实，只要在电脑上搜索一下“善本”或“版本学”之类的名词，你会发现有关这方面现成的专著与论文已有许多，既有通史性的论述，也有断代或某个专题的研究，一下子还真读不过来。这些著述在理论上已讲得头头是道，但对初学者而言，由于缺乏感性知识，光是枯涩的文字，很难在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作用于实践。讲版本而离开实物，犹如纸上谈兵，纵使将讲义背得滚瓜烂熟，书放到你面前仍然识不得。所以那些在大学讲授版本学的老师，每年总要带学生到图书馆来看看实物，请图书馆的专家作实物讲解，使理论与实际有所联系。这种实物讲解，自然比学校教室中的板书来得生动直观，学生们的兴趣也油然而生，效果很好。我曾建议将大学里的版本学课程统统移至图书馆来上，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所以至今也未能实现这一良好愿望。那么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就更加感到无奈了。于是我想，是不是能写这样一本书，不去作学院式的系统理论阐述，而是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善本，作一些个案讲评，重要的是要配上插图，附带一些常识或掌故，这样使人们读起来能较为轻松，如同实物讲解，容易得到启发，举一而能反三，比较实用。但是否能写好，心里并没有底。如果光是炒炒冷饭，不痛不痒地泛泛而谈，圈内朋友不会要看，你至少在某些方面应该有所心得吧？但如果满篇都是考证文字，刻意追求老套的面面俱到，又有几个读者会有兴趣呢？限于才识，真要做到有点特点，能够雅俗共赏，谈何容易。只能试试看，抛砖引玉，祈盼读者的批评以纠正不足。
究竟什么是“善本”呢？许多专业人士都作过诠释，但说法不尽相同，主要是对古人关于“善本”的说法存在认知差异。而离开客观实际作理论探讨又往往使人摸不着边际。“善本”这个名词出现在雕版印刷开始兴盛的宋代。如果没有更新资料的发现，人们经常引用的是如下数条资料：
一、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
二、朱弁《曲洧旧闻》卷四：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蓄书，以次道家为善本。
三、《曲洧旧闻》卷四又说：穆修在本朝初为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欲二家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
四、周煇《清波杂志》：国朝庆历年间命儒臣集四库为籍，名曰《崇文总目》，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尔后于《总目》外，日益搜补校正，皆为善本。
五、江少虞《事实类苑》：嘉祐四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北周书罕有善本，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
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和姓纂》：此书绝无善本。顷在莆田，以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
七、李文叔《战国策序》：今《国策》宜有善本传于世，而舛错不可疾读。
八、沈揆《颜氏家训序》：揆家有闽本，尝苦篇中字讹难读，顾无善本可雠。
九、董棻《世说新语跋》：《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者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余家旧藏，盖得自王原叔家，始得晏元献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裁，最为善本。
十、《宋史•王诛传》：子钦臣，平生为文至多，所交尽名士。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雠正，世称善本。
十一、《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五册：宣和七年四月九日，提举秘书省言：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与三馆秘阁现管账目比对到所无书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秘书省官校勘，并系善本。
十二、黄伯思《东观余论》：逸少《十七帖》，书中龙也，仆得善本，每喜临学。此卷虽不足以追踪遐轨，故自有合。
十三、宋高宗《翰墨志》：《淳化帖》《大观帖》，当时以晋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择善者刻之，悉出上圣规摹，故风骨异象皆存，在议者鉴裁而学者悟其趣尔。
十四、洪迈《容斋四笔》：潭州石刻法帖十卷，盖钱希白所镌，最为善本。
从以上引述看，大都直接表明以文字校勘无误、内容完足的本子称为善本。也有含义不甚明了者，试作分析。如第三条，所谓韩、柳集子善本，并未言明善在何处。有的学者认为是指唐以前的古本，因推演为以古本为善。其实除宋人的著作外，宋代刻本大多源出于唐五代以前写本，在当时并不算古，也不算难得。结合第二条分析，这里的“韩、柳善本”，应当亦是指文字、内容正确完足的本子。再如第十二至十四条，讲的是法帖，有学者也认为是以古为善。但细审其义，是以镌刻逼真原迹面貌为善，相对粗劣失真的刻本而言，则与其他各条强调文字校勘无讹是一个层面上的意思，是相通的。
由此可见，宋人眼中的善本，主要指文字正确与内容完整的本子，并不涉及版本的文物价值。岂止是宋人，元人的“善本”观大率亦是如此。如元延祐六年（1319）陈良弼《通鉴纪事本末序》云：“节斋患严陵本字小且讹，于是精加雠校，易为大字，刊版而家藏之，凡四千五百面，可谓为天下之善本也。”因此，宋元人所讲的善本属于校勘学范畴，与后来版本学讲的善本概念是有差异的。
那么，版本学的善本概念又是什么呢？就是指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文物价值的版本，尤其重在文物价值。这样说，有些学问家恐怕接受不了，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在这里有必要先简略谈一下版本学的形成与发展，以便进一步了解“善本”含义的嬗变。
拙编《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的前言对版本学有这样一段表述：“古籍版本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主要以客观存在的各种古籍版本为研究对象，根据各版本形制、文字上的特征与异同，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包括考订版本源流，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为人们解决阅读、整理、研究、收藏古籍碰到的版本问题。当然，研究版本学本身的发生、发展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亦属于版本学的范畴，但离开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这一主要功用，就不成其为古籍版本学。”为什么强调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是版本学的主要特征与功用呢？因为这正是版本学与校勘学、目录学等相关学科的根本区别。校勘学、目录学不解决鉴定版本真伪问题，而区分版本优劣不仅是判断版本的文字异同，还包括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因此，当版本需要鉴定真伪，当人们重视版本的文物价值的时候，版本学也开始形成了。我把这个时间定在明代中叶以后，因为从那时起，随着宋元旧本的日见稀少，其文物与文献价值凸显，为牟取暴利，社会上出现了伪本（请注意，这里讲的是“本”而不是“书”，因为图书的作伪，在汉代已出现），于是便有了如何鉴别版本真伪的需要，也有了如何评估版本文物价值的需要，人们开始研究如何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在明人王世贞、高濂、屠隆、胡应麟、谢肇淛等人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版本的论述，或对作伪予以揭露，或对宋、元本特征（包括版式、行款、字体、纸张、校刻质量）进行探讨，或对版本的文物价值作分类评估，这标志着版本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不过，明人所作的版本研究还是较为初步的，也没有形成风气，所以大多数明人书目都不著录版本。而到了清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藏书推崇宋元旧本，编目讲究版本著录，并出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善本书目与专事考订版本的提要目录，反映出版本的文物价值与鉴定考订版本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普遍认识，由此使版本学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最有代表与影响的是乾隆、嘉庆年间分别由于敏中与彭元瑞相继奉敕编纂的《天禄琳琅书目》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这两部版本目录不仅在著录上有所进步（如详记收藏家印鉴），而且所收录的主要是宋元旧本、影宋抄本及较为稀见的明本，这实际上表明，以文物价值的高低为主要标准来评判版本的善与否不仅已深入人心，并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善本实际上已成为旧本的代名词了。而到了光绪十四年，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在所居住的嘉惠堂单辟一个房间名曰“善本书室”，专门贮藏稀见的旧刻、旧抄本，继而又在光绪二十七年编印了《善本书室藏书志》。自此以后，“善本”的名与实都已不是宋元时代那种涵义了。
当然，校勘家眼中的“善本”概念并未被人们否定过，即使版本学家们，在赏鉴版本的过程中，也往往重视该本是否具有校勘价值，但这仅仅是评价善本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在确定文物价值的前提下，再区分其文献价值的高低。说白了，物以稀为贵，即文物价值的高低，从那时直到今天，一直是版本学家判别善本的主要标准。光绪初年，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曾经想改变这种善本观，他在为学子们编写的《书目答问》中，对“善本”下了三条定义：一是足本，指文字完足，未经删削的本子；二是精本，指精校、精注的本子；三是旧本，即旧刻、旧抄本。他既从读书的角度强调学术价值，又不否认文物价值的因素，说得没错。但人们看到，除非是名家手迹，有哪一家将《书目答问》中所开列的清儒精校精注通行本收入善本书目之中呢？没有。不要说那时没有，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就说最具权威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吧，其编纂之初对善本也曾下了类似张之洞说法的定义，即所谓“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这一说法一时颇为流行。但观其收录标准，如果不是宋元本、旧抄本或名家批校题跋的手迹本，就必定强调以流传稀少为前提，尤其是清代中后期的本子，哪怕再有学术性或艺术性，如果流传较多，它是不会收的。因此，这部书目实际同《善本书室藏书志》一样，是《天禄琳琅书目》的延伸，归根到底，重在“历史文物性”一性而已，其他两性只是附庸。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其实也无须否认，因为随着版本学的产生与发展，随着斗转星移，人们对什么是“善本”实际上早已约定俗成，这并不妨碍大家做各自的学问，有什么可指责或争论的呢？
然而，有一点必须清楚，善本的内涵不是固定的，由于古籍流传的日趋稀少，版本价值也在发生变化。当初《天禄琳琅书目》还只收了少量明代正嘉间的仿宋刻本，而《善本书室藏书志》则已经出现万历刻本了，说明在光绪年间，有些明后期刻本也不容易得到了。而在今天，大多数图书馆已将善本的年限划在了1795年，也就是说，除名家批校题跋本与极稀见的清后期版本外，只要是乾隆六十年以前的印本与写本，都属于善本的范围。虽然对一些收藏特别丰富的大图书馆而言，这个标准有些宽滥，但如果不通过拍卖渠道，现在又从哪里再能轻易得到即使是乾隆六十年的刻本呢？何况拍卖市场上的古籍数量无多，品种亦少。公藏如此，那么在私家的眼中就更见珍贵，所以现在只要有古籍拍卖，都理直气壮地称为善本，甚至民国间的一些精刻本与流传稀少的影印本也都拍出了高价。如果有一天，那些刊刻于乾隆以后的清儒精校、精注本真的入善本之列，你可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因为这样的本子实际上也已属于难得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古籍（主要指1911年以前的印本与写本）的流传只会减少而不会再产生，其价值是在不断增长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古籍版本的收藏价值，将会根据人们各自不同的识见与条件产生出富于想象变化的上升空间，那么，多学一点版本知识，于公于私，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有益的。
前面说过，这不是一本系统的版本学概论性质的书。但既然也是在讲版本，总要涉及有关常识，因此我把所写的这些小文大致分为印本与写本两类，在每类之前介绍一些赏鉴方面的知识，使读者能在宏观上多少也找到点眉目。
或许有的读者不仅想了解善本，更有收藏善本的意趣，那么我想告诉读者，不要只注重版本源流的考订，也须将眼光放在收藏源流上，这样可以较为立体地认识善本。
譬如人们都知道常熟翁氏的藏书很有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尤其是那七八种宋本，不仅是海内孤本，而且是后来翻刻或传抄的祖本，这当然都是对的。但上海图书馆钟情翁氏藏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其中有些书是怡亲王府的旧藏。怡府的藏书要追溯至乾隆时期的主人弘晓，他是乾隆皇帝的兄弟，喜好典籍，所藏大都为人间罕见秘本，钤有“怡亲王宝”、“怡府世宝”、“安乐堂藏书记”等印。《四库全书》开馆，各地都奉旨进献藏书，只有怡府不买乾隆的账，鲜有进呈。那时有不少书世人皆以为失传，其实在怡府往往藏有孤本（如元刻本《农桑辑要》），因此怡府的藏书令人心驰神往。在秘守一百多年之后的同治初年，怡府书库终于被打开，原因是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将包括袭爵怡亲王的载垣在内的八大顾命大臣送上了断头台，致使怡府没落，藏书无可奈何地流散了出来。当时捷足先登买到怡府藏书的主要有四大家，即山东聊城杨绍和海源阁、江苏吴县潘祖荫滂喜斋、浙江仁和朱学勤结一庐及翁同龢。杨、潘、朱三家的藏书名头都在翁同龢之上。而滂喜斋的部分藏书（共七十六种，其中宋元本四十三种）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购而入藏上图（后来上图又陆续收得滂喜斋旧藏宋本《杜工部集》《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金石录》四种，以及明洪武二十七年蜀藩刻本《自警编》一种），结一庐的大部分藏书（共四百五十种，其中宋元本五十三种）也在八十年代初由外家后人张子美先生捐赠给上图，倘若翁家的书也能为上图所得，三家藏书中的怡府旧藏便能相对集中，岂不又是一则足以流传后世的书林佳话？
所以直至今天，当我把览宋明州本《集韵》、建本《邵子观物篇》、淮东仓司本《注东坡先生诗》等怡府旧藏时，依然有着2000年春代表上图前往北京鉴定翁氏藏书时的那种激动与亲切之感。藏书的聚散，折射出国与家的兴衰，并衍生出许多形形色色的故事，因而赏鉴版本不仅重在版本源流，也是要讲究收藏源流的。一部书除了它固有的版本价值外，在流传过程中经名家收藏或批校题跋，哪怕增盖一个印章，都会有所增值。而更为美妙的是那些衍生的故事一旦被你发现，会为你带来意外的娱悦，反过来又会使你对这部书的价值有新的认识。就此引申开来，可以这么说，即使是同一种书，人们本着不同的文化底蕴，对其版本价值的认知往往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初学的读者通过本书多少能拓宽认知善本的视野，那我将会感到莫大的安慰。
陈先行：漫话古籍善本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陈先行：漫话古籍善本
古籍善本，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大为普通百姓所感知的。即使见诸报章杂志介绍，人们也往往置若罔闻。其实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大陆图书馆界曾着手干了一起前无古人的伟业——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项工作的起因，是为了落实周恩来总理“要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出来”的遗愿。其目的在于：一、肃清“文化大革命”所谓“扫旧”（“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余毒，摸清家底，使古籍善本得到有效保护；二、为深入展开学术研究提供必需的资讯条件；三、培养一批从事古籍版本目录研究的年轻专业人才，以改变图书馆古籍整理人员存在的青黄不接的状况。应该说，编制这部规模空前的善本书目，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然而在计划经济时代，完全由一批志士仁人关起门来搞，对什么叫做善本，门外的老百姓依然不知不晓，自然也不会产生兴趣，因而该书目的意义并未被广泛认识，其功能也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大小小的拍卖公司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伴随着每次拍卖活动，总有几家公司举办“古籍善本”专场，而那些破旧的线装书居然能卖大价钱！于是人们一下子感兴趣了，有的回家翻箱倒柜，搜索有无祖传之物；有的四处寻觅冷摊，希冀有所发现。此刻，哪怕获得片叶败纸，也是奉若宝贝，至于是否善本，因为仍在知识的“初级阶段”，多数人自然是不大懂的。但是，人们毕竟知道收集与保护古籍了，市场经济起的作用真是大得可以。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上海图书馆在2000年春季花重金从美国买回翁同龢五世收藏的那批善本了，五百多册古书，竟然值四百五十万美金，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使得家喻户晓，实在是挺诱人的。自那时起，图书馆古籍部可更热闹了，不断有人或打电话咨询，或上门求教，“什么是善本？我这部书是善本吗？值多少钱？”有些人甚至专程乘火车或飞机从外埠赶来委托鉴定，尽管拿来的有些书还抵不上火车票、飞机票，但这份热情是令人感动的，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时代面貌的一种反映——爱护古籍真是深入人心了。于是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为他们做些有关普及版本知识工作的想法，使他们能入其门而自觉地始终保持这份热情，并能影响后人。因为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之所以能保存至今，广大民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将来想必亦是不可或缺的。
其实，只要在电脑上搜索一下“善本”或“版本学”之类的名词，你会发现有关这方面现成的专著与论文已有许多，既有通史性的论述，也有断代或某个专题的研究，一下子还真读不过来。这些著述在理论上已讲得头头是道，但对初学者而言，由于缺乏感性知识，光是枯涩的文字，很难在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作用于实践。讲版本而离开实物，犹如纸上谈兵，纵使将讲义背得滚瓜烂熟，书放到你面前仍然识不得。所以那些在大学讲授版本学的老师，每年总要带学生到图书馆来看看实物，请图书馆的专家作实物讲解，使理论与实际有所联系。这种实物讲解，自然比学校教室中的板书来得生动直观，学生们的兴趣也油然而生，效果很好。我曾建议将大学里的版本学课程统统移至图书馆来上，但在实际操作中又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所以至今也未能实现这一良好愿望。那么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就更加感到无奈了。于是我想，是不是能写这样一本书，不去作学院式的系统理论阐述，而是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善本，作一些个案讲评，重要的是要配上插图，附带一些常识或掌故，这样使人们读起来能较为轻松，如同实物讲解，容易得到启发，举一而能反三，比较实用。但是否能写好，心里并没有底。如果光是炒炒冷饭，不痛不痒地泛泛而谈，圈内朋友不会要看，你至少在某些方面应该有所心得吧？但如果满篇都是考证文字，刻意追求老套的面面俱到，又有几个读者会有兴趣呢？限于才识，真要做到有点特点，能够雅俗共赏，谈何容易。只能试试看，抛砖引玉，祈盼读者的批评以纠正不足。
究竟什么是“善本”呢？许多专业人士都作过诠释，但说法不尽相同，主要是对古人关于“善本”的说法存在认知差异。而离开客观实际作理论探讨又往往使人摸不着边际。“善本”这个名词出现在雕版印刷开始兴盛的宋代。如果没有更新资料的发现，人们经常引用的是如下数条资料：
一、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
二、朱弁《曲洧旧闻》卷四：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蓄书，以次道家为善本。
三、《曲洧旧闻》卷四又说：穆修在本朝初为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欲二家集行于世，乃自镂版，鬻于相国寺。
四、周煇《清波杂志》：国朝庆历年间命儒臣集四库为籍，名曰《崇文总目》，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尔后于《总目》外，日益搜补校正，皆为善本。
五、江少虞《事实类苑》：嘉祐四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北周书罕有善本，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
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和姓纂》：此书绝无善本。顷在莆田，以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
七、李文叔《战国策序》：今《国策》宜有善本传于世，而舛错不可疾读。
八、沈揆《颜氏家训序》：揆家有闽本，尝苦篇中字讹难读，顾无善本可雠。
九、董棻《世说新语跋》：《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者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余家旧藏，盖得自王原叔家，始得晏元献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裁，最为善本。
十、《宋史•王诛传》：子钦臣，平生为文至多，所交尽名士。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雠正，世称善本。
十一、《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五册：宣和七年四月九日，提举秘书省言：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与三馆秘阁现管账目比对到所无书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秘书省官校勘，并系善本。
十二、黄伯思《东观余论》：逸少《十七帖》，书中龙也，仆得善本，每喜临学。此卷虽不足以追踪遐轨，故自有合。
十三、宋高宗《翰墨志》：《淳化帖》《大观帖》，当时以晋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择善者刻之，悉出上圣规摹，故风骨异象皆存，在议者鉴裁而学者悟其趣尔。
十四、洪迈《容斋四笔》：潭州石刻法帖十卷，盖钱希白所镌，最为善本。
从以上引述看，大都直接表明以文字校勘无误、内容完足的本子称为善本。也有含义不甚明了者，试作分析。如第三条，所谓韩、柳集子善本，并未言明善在何处。有的学者认为是指唐以前的古本，因推演为以古本为善。其实除宋人的著作外，宋代刻本大多源出于唐五代以前写本，在当时并不算古，也不算难得。结合第二条分析，这里的“韩、柳善本”，应当亦是指文字、内容正确完足的本子。再如第十二至十四条，讲的是法帖，有学者也认为是以古为善。但细审其义，是以镌刻逼真原迹面貌为善，相对粗劣失真的刻本而言，则与其他各条强调文字校勘无讹是一个层面上的意思，是相通的。
由此可见，宋人眼中的善本，主要指文字正确与内容完整的本子，并不涉及版本的文物价值。岂止是宋人，元人的“善本”观大率亦是如此。如元延祐六年（1319）陈良弼《通鉴纪事本末序》云：“节斋患严陵本字小且讹，于是精加雠校，易为大字，刊版而家藏之，凡四千五百面，可谓为天下之善本也。”因此，宋元人所讲的善本属于校勘学范畴，与后来版本学讲的善本概念是有差异的。
那么，版本学的善本概念又是什么呢？就是指不仅具有文献价值，而且具有文物价值的版本，尤其重在文物价值。这样说，有些学问家恐怕接受不了，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在这里有必要先简略谈一下版本学的形成与发展，以便进一步了解“善本”含义的嬗变。
拙编《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的前言对版本学有这样一段表述：“古籍版本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主要以客观存在的各种古籍版本为研究对象，根据各版本形制、文字上的特征与异同，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包括考订版本源流，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为人们解决阅读、整理、研究、收藏古籍碰到的版本问题。当然，研究版本学本身的发生、发展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亦属于版本学的范畴，但离开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这一主要功用，就不成其为古籍版本学。”为什么强调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是版本学的主要特征与功用呢？因为这正是版本学与校勘学、目录学等相关学科的根本区别。校勘学、目录学不解决鉴定版本真伪问题，而区分版本优劣不仅是判断版本的文字异同，还包括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因此，当版本需要鉴定真伪，当人们重视版本的文物价值的时候，版本学也开始形成了。我把这个时间定在明代中叶以后，因为从那时起，随着宋元旧本的日见稀少，其文物与文献价值凸显，为牟取暴利，社会上出现了伪本（请注意，这里讲的是“本”而不是“书”，因为图书的作伪，在汉代已出现），于是便有了如何鉴别版本真伪的需要，也有了如何评估版本文物价值的需要，人们开始研究如何鉴别版本真伪、区分版本优劣。在明人王世贞、高濂、屠隆、胡应麟、谢肇淛等人的著作中，有不少关于版本的论述，或对作伪予以揭露，或对宋、元本特征（包括版式、行款、字体、纸张、校刻质量）进行探讨，或对版本的文物价值作分类评估，这标志着版本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
不过，明人所作的版本研究还是较为初步的，也没有形成风气，所以大多数明人书目都不著录版本。而到了清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藏书推崇宋元旧本，编目讲究版本著录，并出现了实质意义上的善本书目与专事考订版本的提要目录，反映出版本的文物价值与鉴定考订版本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普遍认识，由此使版本学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最有代表与影响的是乾隆、嘉庆年间分别由于敏中与彭元瑞相继奉敕编纂的《天禄琳琅书目》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这两部版本目录不仅在著录上有所进步（如详记收藏家印鉴），而且所收录的主要是宋元旧本、影宋抄本及较为稀见的明本，这实际上表明，以文物价值的高低为主要标准来评判版本的善与否不仅已深入人心，并且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善本实际上已成为旧本的代名词了。而到了光绪十四年，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在所居住的嘉惠堂单辟一个房间名曰“善本书室”，专门贮藏稀见的旧刻、旧抄本，继而又在光绪二十七年编印了《善本书室藏书志》。自此以后，“善本”的名与实都已不是宋元时代那种涵义了。
当然，校勘家眼中的“善本”概念并未被人们否定过，即使版本学家们，在赏鉴版本的过程中，也往往重视该本是否具有校勘价值，但这仅仅是评价善本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在确定文物价值的前提下，再区分其文献价值的高低。说白了，物以稀为贵，即文物价值的高低，从那时直到今天，一直是版本学家判别善本的主要标准。光绪初年，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曾经想改变这种善本观，他在为学子们编写的《书目答问》中，对“善本”下了三条定义：一是足本，指文字完足，未经删削的本子；二是精本，指精校、精注的本子；三是旧本，即旧刻、旧抄本。他既从读书的角度强调学术价值，又不否认文物价值的因素，说得没错。但人们看到，除非是名家手迹，有哪一家将《书目答问》中所开列的清儒精校精注通行本收入善本书目之中呢？没有。不要说那时没有，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就说最具权威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吧，其编纂之初对善本也曾下了类似张之洞说法的定义，即所谓“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这一说法一时颇为流行。但观其收录标准，如果不是宋元本、旧抄本或名家批校题跋的手迹本，就必定强调以流传稀少为前提，尤其是清代中后期的本子，哪怕再有学术性或艺术性，如果流传较多，它是不会收的。因此，这部书目实际同《善本书室藏书志》一样，是《天禄琳琅书目》的延伸，归根到底，重在“历史文物性”一性而已，其他两性只是附庸。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其实也无须否认，因为随着版本学的产生与发展，随着斗转星移，人们对什么是“善本”实际上早已约定俗成，这并不妨碍大家做各自的学问，有什么可指责或争论的呢？
然而，有一点必须清楚，善本的内涵不是固定的，由于古籍流传的日趋稀少，版本价值也在发生变化。当初《天禄琳琅书目》还只收了少量明代正嘉间的仿宋刻本，而《善本书室藏书志》则已经出现万历刻本了，说明在光绪年间，有些明后期刻本也不容易得到了。而在今天，大多数图书馆已将善本的年限划在了1795年，也就是说，除名家批校题跋本与极稀见的清后期版本外，只要是乾隆六十年以前的印本与写本，都属于善本的范围。虽然对一些收藏特别丰富的大图书馆而言，这个标准有些宽滥，但如果不通过拍卖渠道，现在又从哪里再能轻易得到即使是乾隆六十年的刻本呢？何况拍卖市场上的古籍数量无多，品种亦少。公藏如此，那么在私家的眼中就更见珍贵，所以现在只要有古籍拍卖，都理直气壮地称为善本，甚至民国间的一些精刻本与流传稀少的影印本也都拍出了高价。如果有一天，那些刊刻于乾隆以后的清儒精校、精注本真的入善本之列，你可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因为这样的本子实际上也已属于难得了。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古籍（主要指1911年以前的印本与写本）的流传只会减少而不会再产生，其价值是在不断增长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古籍版本的收藏价值，将会根据人们各自不同的识见与条件产生出富于想象变化的上升空间，那么，多学一点版本知识，于公于私，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有益的。
前面说过，这不是一本系统的版本学概论性质的书。但既然也是在讲版本，总要涉及有关常识，因此我把所写的这些小文大致分为印本与写本两类，在每类之前介绍一些赏鉴方面的知识，使读者能在宏观上多少也找到点眉目。
或许有的读者不仅想了解善本，更有收藏善本的意趣，那么我想告诉读者，不要只注重版本源流的考订，也须将眼光放在收藏源流上，这样可以较为立体地认识善本。
譬如人们都知道常熟翁氏的藏书很有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尤其是那七八种宋本，不仅是海内孤本，而且是后来翻刻或传抄的祖本，这当然都是对的。但上海图书馆钟情翁氏藏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其中有些书是怡亲王府的旧藏。怡府的藏书要追溯至乾隆时期的主人弘晓，他是乾隆皇帝的兄弟，喜好典籍，所藏大都为人间罕见秘本，钤有“怡亲王宝”、“怡府世宝”、“安乐堂藏书记”等印。《四库全书》开馆，各地都奉旨进献藏书，只有怡府不买乾隆的账，鲜有进呈。那时有不少书世人皆以为失传，其实在怡府往往藏有孤本（如元刻本《农桑辑要》），因此怡府的藏书令人心驰神往。在秘守一百多年之后的同治初年，怡府书库终于被打开，原因是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将包括袭爵怡亲王的载垣在内的八大顾命大臣送上了断头台，致使怡府没落，藏书无可奈何地流散了出来。当时捷足先登买到怡府藏书的主要有四大家，即山东聊城杨绍和海源阁、江苏吴县潘祖荫滂喜斋、浙江仁和朱学勤结一庐及翁同龢。杨、潘、朱三家的藏书名头都在翁同龢之上。而滂喜斋的部分藏书（共七十六种，其中宋元本四十三种）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购而入藏上图（后来上图又陆续收得滂喜斋旧藏宋本《杜工部集》《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金石录》四种，以及明洪武二十七年蜀藩刻本《自警编》一种），结一庐的大部分藏书（共四百五十种，其中宋元本五十三种）也在八十年代初由外家后人张子美先生捐赠给上图，倘若翁家的书也能为上图所得，三家藏书中的怡府旧藏便能相对集中，岂不又是一则足以流传后世的书林佳话？
所以直至今天，当我把览宋明州本《集韵》、建本《邵子观物篇》、淮东仓司本《注东坡先生诗》等怡府旧藏时，依然有着2000年春代表上图前往北京鉴定翁氏藏书时的那种激动与亲切之感。藏书的聚散，折射出国与家的兴衰，并衍生出许多形形色色的故事，因而赏鉴版本不仅重在版本源流，也是要讲究收藏源流的。一部书除了它固有的版本价值外，在流传过程中经名家收藏或批校题跋，哪怕增盖一个印章，都会有所增值。而更为美妙的是那些衍生的故事一旦被你发现，会为你带来意外的娱悦，反过来又会使你对这部书的价值有新的认识。就此引申开来，可以这么说，即使是同一种书，人们本着不同的文化底蕴，对其版本价值的认知往往也是不一样的。如果初学的读者通过本书多少能拓宽认知善本的视野，那我将会感到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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