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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作品的拍场风波与真伪疑云

作者：佚名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苏轼作品的拍场风波与真伪疑云

拥有一件苏轼的作品或许是每一个中国书画收藏家的终极梦想，哪怕是一件争议之作，从古至今都会有藏家不惜万金购入囊中。但本就存世稀少的苏轼作品大多为全球各大博物馆收藏，流入市场者寥寥无几，每有苏轼作品出现在拍场上都能因天价成交引起轰动。近年来，拍场上出现的苏轼作品有两件，一件是2013年纽约苏富比拍出的《功甫帖》，另一件是2018年佳士得香港拍出的《木石图》，而关于这两件上拍作品真伪的争论也掀起了轩然大波。

27.2cm×543cm（请横屏观看）水墨纸本木石图【北宋】苏轼

《功甫帖》事件

2013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推出的苏轼《功甫帖》被收藏家刘益谦以822.9万美元（约合5037万元人民币）竞得，并计划于次年3月在其创办的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时展出。就在该帖运抵上海后不久，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披露，上海博物馆（后简称“上博”）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经过研究、考证，认为这件苏轼《功甫帖》为晚清“双钩廓填”伪本。这一报道震惊了收藏界，并引发了包括买家、拍卖公司、书画研究者、收藏家等相关从业人员乃至全社会的热切讨论。

12月22日，苏富比拍卖行官方微博立刻发表声明回应，坚持《功甫帖》为真迹，称尚未收到上博的研究报告。随后，刘益谦连发声明，就《功甫帖》真伪事件首向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发问，呼吁三位专家的研究文章尽快面世，以解困惑。2014年1月1日，上博三位专家的两篇研究长文在《中国文物报》刊出，图文并茂地阐释了《功甫帖》与上博现藏苏轼《刘锡勅》同为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观点。

2013年，纽约苏富比拍卖的《功甫帖》墨迹本

钟银兰、凌利中在《从法帖中双钩》一文中认为，《功甫帖》墨迹本以双钩轮廓为基础，与百年前就在一起、民国时又同为许汉卿旧藏的《刘锡敕》伪本钩摹性质如出一辙，并认为《功甫帖》与上博藏《刘锡敕》可以相互证伪。文章指出，《功甫帖》“墨迹本”系钩摹自《安素轩石刻》，其依据有：“拓本”之书艺远胜于“墨迹本”；“墨迹本”出现了石刻“拓本”特有的形态；“墨迹本”中“苏”字末笔收尾透露了钩摹者对刻石特有手法的不解等。具体到个别字迹，该文章认为，“‘拓本’较好地体现了苏字逆入平出、无往不收、以藏锋与中锋为主的用笔特点，因此线条更显饱满圆厚、蕴籍丰腴，且起收、使转、起伏等运笔过程交待更为明晰，其于颜书取法的习性亦一脉相承。如‘奉议’中‘奉’字捺笔的一波三折，‘甫’字、‘奉别’中‘奉’字的悬针，‘议’字竖勾，‘功’字弯勾等。试看‘墨迹本’，如两‘奉’字共计十横的起止，‘谨’字言旁、‘轼’字勾挑、‘议’字长撇、‘甫’字左竖等，运笔的起止及提按使转处，多含糊不清、交待不明，反映出摹写者不知所措的作伪心态。”此外，因《功甫帖》墨迹本钩摹于晚清，故有关该迹的鉴藏、著录等相关史实的破绽与矛盾之处甚多，如《功甫帖》墨迹本并非安岐旧藏；《功甫帖》墨迹本中骑缝印为后补伪印；“墨迹本”中款署“翁方纲”的题跋亦为摹写等。

《功甫帖》墨迹本（左）与《安素轩石刻》中的《功甫帖》拓本（右）之比较

单国霖在《苏轼〈功甫帖〉辨析》中认为，《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然而，摹本也是最容易得其形似的，鉴定真迹和摹本的关捩是笔法，细察《功甫帖》的用笔，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例如“别”字，最后一竖边框线呈现不平整的波状曲线，这在苏字中是未见的。东坡书写时虽然行笔迟缓，但并不停缀，如李之仪所记：“涣涣如流水”，取苏轼《中山松醪帖》中的“倒”字来比照，最后一笔竖划下笔通畅无碍，仅有粗细变化，并无波状起伏。这种波动不平整的笔道，是对原本进行摹写时，用笔拘谨有补笔才会产生的瑕疵。对翁方纲题跋，单国霖从印鉴和书法两方面入手分析，判断亦为伪造。该文也指出，张葱玉、徐邦达等老一辈鉴定专家之所以高度评价《功甫帖》，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只见到影本，而非亲眼看见原迹。

对此，刘益谦第三次发布公开声明，称该研究成果是以三位研究人员的个人名义发表的，不具有国家机构的权威性，而且两篇文章“观点不尽相同、内容相互矛盾”。1月13日，苏富比拍卖行发布署名为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的回应报告。报告坚称《功甫帖》是苏轼真迹的墨迹本；不同意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所指认的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结论；也不同意钟、凌二位所指出的上博现藏苏轼《刘锡勅》也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观点；同时表示印鉴与题跋并不存在上博专家指出的作伪问题。

整个事件中，上博专家并未对刘益谦本人及苏富比拍卖行提出的质疑做正面回应，仅凌利中曾在媒体上表示，对《功甫帖》的研究是因为对上博馆藏《刘锡敕》的研究而顺便涉及，因为两者可以互相佐证。

短短数月，《功甫帖》真伪引发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作品本身的讨论，面对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极具影响力的名作，公立学术机构应如何参与发声，以维护公共文化利益，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

《木石图》的几个疑点

2018年11月，苏轼《木石图》在佳士得香港秋拍“不凡——宋代美学一千年”晚间专场中，以3亿港元起拍，4.1亿港元落槌，加佣金4.636亿港元成交，创下了苏轼作品的拍卖纪录和佳士得香港拍出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最高价。《木石图》又名《枯木怪石图》，据记载是苏轼任徐州太守时亲往萧县圣泉寺所创作的一幅纸本墨笔画。该画流失日本80余年，此前一直出现在各类中国绘画史著述之中，被认为是世传苏轼“木石图”题材画作中较为可信的一幅。然而这次面世在引起了广泛关注的同时，也使人们发现这幅作品存在诸多疑点，除了人们普遍谈论的流传过程和作品本身的笔墨风格之外，相关争论的焦点主要还集中在两方面：

疑点一：第一题跋者刘良佐是谁

《木石图》画幅本身并没有苏轼的款识和印鉴，被定为苏轼作品，最大的论据是画作后刘良佐诗跋和米芾题诗。而直接提到这是一幅苏轼画作的正是刘良佐的题跋：“润州云冯尊师，弃官入道三十年矣。今七十余，须发漆黑，且语貌雅适使人意消。见示东坡《木石图》，因题一诗赠之。仍约海岳翁同赋，上饶刘良佐。”对此，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提出了鉴定意见：“东坡以书法余事作画，此图树石以枯笔为勾皴,不拘泥于形似。小竹出石旁，萧疏几笔，亦不甚作意。图赠冯道士，其人无考。冯示刘良佐，良佐为题诗后接纸上。更后米芾书和韵诗，以尖笔作字，锋芒毕露，均为真迹无疑。书画纸接缝处，有南宋王厚之顺伯钤印。苏画传世真迹，仅见此一件。刘良佐其人无考。”徐邦达认为这幅作品是东坡真迹，米芾题诗亦真，只是位于米芾题诗前的诗跋作者刘良佐其人无从考证，刘跋中提到的一位关键人物“冯尊师”亦无考，并推断此图先由冯道士收藏，冯道士请刘良佐题诗，之后米芾题和韵诗。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刘良佐应该是米芾同时代人。

对此，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郭怀宇提出了刘良佐很有可能是南宋人刘应时的假设。据郭怀宇考证，《四库全书》中收录了刘应时的《颐庵居士集》，杨万里在序中说：“居士名应时，字良佐。”又说：“四明刘君叔向寄其父颐庵居士诗稿，命予为之序。”即刘良佐之子持父亲诗稿向杨万里求序。陆游在序中还说：“予曩时数游四明，独不识良佐，近乃见其诗百篇，卓然自得者何其多也。”同样说明，刘良佐与陆、杨二人应当是同时代人，年岁亦不会相差太多。因此，确定了刘良佐主要活动在南宋时期。

那为何《木石图》中的刘良佐题跋位于米芾题跋之前呢？郭怀宇认为，刘良佐题跋与米芾题诗非书于一纸，且接缝处极为整齐，是同一张纸被裁切之后的状态，存在因装裱错误造成位置颠倒的可能，因此刘良佐的题跋应当是重新装裱后才被挪到了米芾题诗之前。此外，根据刘跋中“仍约海岳翁同赋”一句，可见刘良佐在题跋时就已经见到了米芾的题诗，而刘良佐题诗与米芾题诗同押“归”字，也符合“同赋”的情况，因此推断刘题必在米题后。而两个题跋所用纸张材质及老化程度相近，应该时隔并不久远，所以南宋刘应时即是刘良佐的可能性最大。

此外，米芾题诗自称“次韵”，可见米芾是在应和之前的题诗。如果米芾题诗是真，那么此图之后原本应当还有题诗，而米芾为之和诗者，甚至有可能就是苏轼本人。由此可见，如果这幅《木石图》是东坡真迹，且米芾题诗亦真，那么今天所见的则是一幅不完整的作品。

疑点二：米芾题诗是真迹吗

《木石图》后元代俞希鲁、明代郭温的题跋中都认为米芾题诗是真迹无疑。上文提到徐邦达也认为该题诗确为真迹。曹宝麟在《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中从米芾“‘四十’而已署‘芾’字”等信息，将此题诗定为米芾“元祐六年之作”。但对于米芾题诗的真伪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

有观点认为，米芾的题跋与米芾书风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并将其中字迹与《吴江舟中诗》《苕溪诗帖》等米芾代表作加以比较以证实其观点。尤其是米芾元祐六年所书《箧中帖》是一件流传有序的真迹，和此诗题为同年所书，但两者比对，差异明显。书法家贺宏亮在“关于米芾《苏轼〈枯木怪石图〉诗题》的一些疑问”一文中，将米芾诗题中“韻”“嵗”“伴”“歸”“心”等字与米芾其他作品一一对比，认为这些字与米芾书迹不符。也有人认为米芾该题跋与《蜀素帖》等代表作颇为近似，可视为真迹。

郭怀宇认为，即使米芾的题诗是伪作，但鉴于米芾题诗与刘良佐题跋所用纸张基本一致，可以推断米芾题诗的时代下限至少也在南宋。而“米芾次韵”下方的接缝上钤有南宋人王厚之的印章也印证了这一观点。元代俞希鲁在题跋中也说：“今观坡翁此画……上饶刘公、襄阳米公二诗亦清俊，而米书尤道媚可法。”表明《木石图》及题跋至少在南宋就已经基本是现今的面貌，而非后代拼接的。此外，郭怀宇还指出，米芾题跋的真伪并不能成为断定《木石图》真伪的直接证据，而是一个参考。因为米芾只是题诗一首，并未直接指明此图为苏轼作品。之前认为米芾的题跋对于《木石图》的真伪问题极为重要，是因为误以为米芾题诗是应和刘良佐之作，既然刘良佐在题跋中明确指出此图是苏轼真迹，那么米芾题诗即是赞同刘良佐的观点，加上米芾与苏轼相交，自然能够极大佐证此图为苏轼作品。但根据其考证，刘良佐生活在南宋，米芾去世于宋徽宗大观元年，二人不可能相识。也就是说米芾根本不曾“认同”刘良佐的观点，更没有直接表达自己认为此图是苏轼的作品。因此，米芾题诗的真伪可用于判断此图创作的时代，但不能将作者指向苏轼。

在观看过《木石图》原作之后，郭怀宇认为目前流传出的比较清晰的图片，实际上难以反映出米芾题诗的书法“风貌”。米芾题跋真伪存在的争议尚待进一步研究。

苏轼作品的鉴定难点

苏轼的书画作品中，以书法存世居多，其中不乏公认的、流传有序的真迹，可以作为标准品进行比较，加上有记载苏轼书风的丰富史料可供考据，苏轼书法作品基本可以使用传统的望气、比较、考据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鉴定，难点是如何识别后世大量的摹本。

而苏轼画作多见于著录，传世真迹极少，目前国内可见的作品有三件，分别是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上海博物馆的《苏轼枯木竹石、文同墨竹合卷》，再者便是上述拍卖的《木石图》。这三幅作品中，《潇湘竹石图》多被认为是伪作，《苏轼枯木竹石、文同墨竹合卷》亦无苏轼名款，曾被认为较为可靠的《木石图》也存在着笔墨风格与记载不符、题跋不完整、装裱顺序混乱等诸多疑点，因此都很难作为鉴定的标准品提供可靠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