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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生活 艺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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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见闻志》最初在北宋是以什么样的版本形式行世的，因为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现在已经无从稽考了。
南宋《图画见闻志》刻本流传至今的有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本，仅存后三卷。清代藏书家黄丕烈(1763-1825)对这一版本的流传次第、断代依据、版式特点均有过细腻的描述，他说：“此残宋刻本《图画见闻志》四、五、六共三卷，周香严所藏书也。四月二十二日余访香严，香严询余，近日得书几何，余以涧于玉峰所收元刻《丁鹤年集》、明人叶德荣手抄《法帖刊误》、翻宋版《图画见闻志》三种对。香严即出《图画见闻志》一册示余曰：‘君所得者与此本同否?’余曰：‘行款似同，然亦记忆不甚明晰矣。'香严曰：‘此王莲泾家藏书也，余初得时，亦认为宋版，既而见其字画方板，疑为翻本，携去对之。'余曰：‘此册仅半，尚有前三卷否?'香严曰：‘此残本也。’余即从香严乞之。盖余旧藏此书元人抄本，止前三卷，香严亦所素知，故敢丐此以为尾之续。及携归，与費同观，亦认为翻宋本，遂取前所收者勘之，行款虽同，而楮墨俱饶古气，细辨字画，遇宋讳皆缺笔，翻本不如是也。爰揭去旧时背纸，见原纸皆罗纹阔连而横印者，始信宋刻宋印。以翻本行款证之，此即所谓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本也。且余所藏南宋书棚本，如许丁卯、罗昭谏唐人诸集，字画方板皆如是，益信其为宋本无疑，率作一律酬香严以志谢。”此条跋文写于嘉庆己未(1799年)中夏九日。从中可以看出，黄丕烈是四月二十二号访问周香严时，从周家乞得本书的。周香严初得此书时曾认定为宋版。但后来因其“字画方板”，就怀疑是明人的翻宋刻本。黄丕烈经过仔细比对，一根据避讳，其“遇宋讳皆缺笔”，严格避宋讳；二根据纸墨，其“楮墨俱饶古气”，“揭去旧时背纸，见原纸皆罗纹阔连而横印者”；再加上一些辅助证据，如其他的南宋刻唐人文集也多有“字板”者；遂坚信其为宋刻宋印。由于它和明翻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的刻本《图画见闻志》行款全同，差别只在避不避宋帝讳字上，所以又断定它就是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的刻本。黄丕烈的鉴定意见获得后世鉴藏家的一致肯定，如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皆赞同黄说。
《图画见闻志》南宋陈道人刊本的款式为：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栏。其在清代的流传次第为：最初是王莲泾家的藏书，转入周香严之手。嘉庆四年，周转赠于黄丕烈收藏。黄书散出后，又转入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收藏。(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同时，从宋刻本后三卷装为一册这一记载，我们似可以推想宋刻本全帙大概是三卷一册，分装成两册的。至于它在周香严赠予黄丕烈时是怎样的装帧款式，黄跋并未提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据谢巍的说法，世间另存一种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本《图画见闻志》，传闻已流失海外。36因为没有得到其他人的相关记载的印证，此书是残是全，皆无由了解，姑且存此待考。
另外，有种种迹象表明，在南宋陈道人书籍铺刊本之外，《图画见闻志》应该还有过其他的宋版本。例如，南宋晁公武(1105-1180)私修书目《郡斋读书志》，把《图画见闻志》著录为《名画见闻志》，37元马端临编《文献通考·经籍考》依据晁书，亦著录为《名画见闻志》。3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未考《郡斋读书志》先已著录的《名画见闻志》，反认为马端临《文献通考》记作《名画见闻志》，“乃传写之误”。实际上，这正可以说明《图画见闻志》在南宋时曾流行过一种题名为《名画见闻志》的版本。再如，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图画见闻志》，前有郭若虚写于元丰年间的《自序》，40今传本《自序》皆不署年，可知陈氏所录也是《图画见闻志》的一种别本。又如，《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本的前三卷元抄本中，出现了一条避“胤”字讳例。说明这个元抄本的祖本必是宋本。而它与晁录本和陈录本均不同，想必代表了第四种宋代版本的面貌。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图画见闻志》有过元刻本。已知有两种元人抄本，清代中叶都曾是黄丕烈的藏品。现分述如下：
第一种，不知抄写人姓名，简称为“元抄本”。据黄丕烈跋语，是“从东城故家收得者也”，时间约在清嘉庆四年(1799)初，41只存《图画见闻志》前三卷，但第一叶郭若虚《自序》和第二叶前半叶《目录》已非元人旧抄，而是明朝人秦酉岩补抄的。42元抄本款式为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除秦氏补抄《序》、《目》外，其余内容字体统一，显系同一人笔迹。
黄丕烈将这前三卷元抄本和得自周香严的后三卷宋刻本合订一书，重加装帧，便形成了所谓的《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这样一种复合版本。瞿镛曾以明翻陈道人本校元抄本，发现两本“颇有不同”，主要差异在目录43，卷二李昇条(明翻陈本脱落“小李将军”4字)，卷三文同条(元抄本录有文同一首“一字至十字诗”，凡110字，明翻陈本失载)。44元抄本既不同于明翻陈道人本，而明翻本又和南宋陈道人书籍铺刊本行款悉同，因此可以断定元抄本与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虽然组成《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本”的宋刻本和元抄本均为残帙且版本互异，把它们接配在一起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但就冲着它们都是黄丕烈时代(现在仍然如此)所能找到的在时间上最早的《图画见闻志》版本，其珍贵的版本价值就是无可替代的。
在元抄本卷一《论黄徐体异》篇中的文句“蜀有刁处士”下用双行夹注写作：“名光下一字犯太祖庙讳。”这显然是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名讳，而把画家刁光胤的名字写成这样的。元朝人本不须为前朝的帝王避讳，只有宋朝人才必须严格地避免使用宋帝讳字。所以在元抄本中出现的这则避宋讳的事例，恰恰可以说明，元抄本的祖本，极有可能是一个宋刊本。瞿镛早已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45这也是我在前面断言《图画见闻志》在宋代决不止临安陈道人刊本一个版本的理由所在。当然，元抄本中避讳“胤”字只此一例。在卷二中，“常重胤”凡两见，“刁光胤”一见，皆直书不避。另有一处，只作“刁光”二字，脱“胤”字。似为抄手回改讳字时的疏忽所造成的脱文。因此，我们也有理由把《论黄徐体异》中出现的避宋讳的事例解释为：它是元代抄书手由于一时疏忽，顺手照录下宋刊本的原文，又不便涂乙，才侥幸保留下来的一个特例。在正常的情况下，凡遇避宋讳之处，抄手想必已随宜进行了回改。
第二种《图画见闻志》元人抄本，是元代画家郭界(1280-1335，字天锡)的手迹，可简称为“郭抄本”。黄丕烈的跋文纪录了收购这一残元抄本的始末原委。
壬申[1812，嘉庆十七年]立冬前一夕，坐雨百宋一廛中，烧烛检此，与西宾陆拙生同观。时拙生亦自玉峰科试归，而书集街竟无一获，古书难得，数年之间，已判盛衰矣。余之重检是书者，阊门收藏书画家新得一《图画见闻志》，云是元人郭天锡手书，亦系残本，友人陈拙安为余言之。安知非即是元人抄本之原失耶?聊设痴想，附记博闻。复翁。
阊门人家收藏郭天锡书者，亦系前三卷，但更缺失耳。字形稍大，非此所遗也。王震初为余言之。癸酉[1813，嘉庆十八年]岁初六日复翁又记。
郭天锡手录，系月轩王氏藏本，癸酉中秋后八日王震兄携来，得以展读。统计廿三叶半，其文不全，皆就所存，裁割装之成一册。其可考者，曰《图画见闻志·叙论》卷第一《图画见闻志·记艺》卷上第二，然细按之，三卷至四卷、五卷间有一二存者，特无标题，未可考耳。最后一条云：“泰定三年丙寅[1326]十一月借俞用中本录。用中谓是书得之四明史氏云。十又五日天锡记。”录此以见梗概。复翁。
甲戌[1814]端午夏至日，以番钱十六饼勉购郭天锡手书残本，与此并藏。郭册为明萤照堂车氏旧藏。车氏收藏甚伙，有法帖精刊，此郭书真迹，当不谬也。复翁记。
合观黄丕烈四则跋语，可知黄于1814年从“阊门收藏书画家”手里购得这一元郭天锡手抄《图画见闻志》残本。与前述“元抄本”相比，郭抄本残损更甚，后人将断烂之余的残存文字，加以裁割，装为一册，共计二十三叶半。从内容上看，郭抄本《图画见闻志》只有卷一和卷二略微完整。剩余的少量文字，标题已失，分别为卷三、卷四和卷五的孑遗。郭抄本末条是郭天锡的题记，载明这一抄本是泰定三年(1326)十一月借俞用中的《图画见闻志》誉录的，但未说明俞用中之书是刊本还是抄本。而俞书又是得之四明史氏。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图画见闻志》在元代流传的一丝痕迹。黄丕烈还指出郭抄本在明朝曾为车氏萤照堂所藏，而在“阊门收藏书画家”购得之前，还曾为月轩王氏收藏过。这样，黄丕烈就在购得《图画见闻志》元抄本十五年之后，再一次勉力购入了元郭抄本。
明代是我国刻书业繁荣发展的时代。《图画见闻志》也不断被重刻重印。现在所知明刻本《图画见闻志》，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便是前文屡屡述及的明代翻刻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图画见闻志》的版本，可简称为“明翻本”。此本除不避宋讳外，行款版式与南宋陈道人刊本全同。其实，黄丕烈之所以能断言周香严赠《图画见闻志》残本后三卷为宋刻宋印的陈道人刊本，最有力的依据便是明翻陈道人本所提供的无声的证言：行款与明翻本全同而又谨避宋讳，当然非宋本莫属。在宋刊陈道人本前三卷已不存在的情况下，明翻本是我们据以推测其面貌的唯一较可靠的凭借物。此本现藏上海画院。
《图画见闻志》的第二种明刊本，大约是明万历年间刻印的。版式与明翻本相仿。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都有藏本。
《图画见闻志》的第三种明刊本，则是明末毛晋刻印的《津逮秘书》本和汲古阁本。《津逮秘书》是毛晋汇刻的一部丛书，其中也刻入《图画见闻志》，人们将《津逮秘书》中《图画见闻志》的版本简称为“津逮秘书本”。毛晋又有《图画见闻志》单刻本，人称“汲古阁本”。
津逮秘书本和汲古阁本虽然开雕时间先后不同，版式各异，但都是以毛氏汲古阁所藏《图画见闻志》为蓝本刻印的，内容除极个别字词的改动外，几乎全同。所以，视它俩为同一版本或同一版本系统的成员，应无大碍。遗憾的是，毛晋并没有交待汲古阁《图画见闻志》的版本来源，这一问题只好留待日后再加考求了。津逮秘书本和汲古阁本存世较多。据谢巍记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汲古阁本《图画见闻志》，于卷内有据明翻陈道人本所作的朱笔批校。美国汉学家索佩尔的英译注释《图画见闻志》，书中所附的汉文影印本便是据汲古阁本摄影制版的。津逮秘书本的行款为半叶八行，行十九字。汲古阁本则在下栏外空白处刻有“汲古阁”三字，卷六之末摹刻毛晋跋语手迹。
清代，《图画见闻志》的价值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因而刻印或抄录《图画见闻志》的举动层出不穷。
毛晋的汲古阁本系统在清代保持着最广大的影响力。这既和《津逮秘书》在清初广泛流布有关，也和清人张海鹏于嘉庆时汇刻的《学津讨原》丛书的大量行销有关。《学津讨原》所刻入的《图画见闻志》，实际是《津逮秘书》本在清代的翻版。因此，即便把汲古阁本视为清代《图画见闻志》的普及版本，也并不为过。
修成于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图画见闻志》，系据“内府藏本”抄成。48但是，这一内府藏本的源头我们并不清楚。
在黄丕烈的努力收求下，最终形成于嘉庆四年的宋刻配元抄本，为《图画见闻志》的版本库中剥制成一具最古老的标本。从理论上讲，这一版本应当最接近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的原貌。其中所隐含的版本信息，尚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发现和挖掘。
宋刻配元抄本与四库全书本《图画见闻志》在清代限于其自身的收藏型态，其影响面和普及度远远无法和汲古阁系的版本相提并论。直到20世纪以后，凭借现代影印技术的支持，它们在版本上各自的优势才可以完全地释放出来。
20世纪以来，《图画见闻志》的出版印刷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将《图画见闻志》古代的重要版本保持原样，影印出版。民国初年，扫叶山房石印了汲古阁本《图画见闻志》，随后又出版了影印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两套丛书中，包括了《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本和津逮秘书本的影印版。20世纪后期台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也使其中的《图画见闻志》四库全书本流被天下。近年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所影印的《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本也值得一提。《图画见闻志》各种版本的影印出版，无疑会极大地改善人们参考和利用《图画见闻志》的各种版本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
另一种类型是将《图画见闻志》重新排版，标点断句，校雠订正，或者还要进行注释、翻译等等现代学术加工后，再行出版。其中仅以中国大陆来统计，就有196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黄苗子整理点校本、1964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俞剑华点校注释本、1986年四川美术出版社邓白校注本、2000年湖南美术出版社《中国书画论丛》米田水注译本、200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王其祎校点本等五种之多。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基本上将《图画见闻志》自宋迄今版本流传变化的大致脉络钩画清晰了。在结束本章之前，我还想就《图画见闻志》中将“会昌”年号写作“永昌”的讹误谈一些看法。
在我们现在所能了解到的所有《图画见闻志》版本中，郭若虚《自序》中的两处会昌年号都被误植为“永昌”。会昌，是唐武宗李炎的年号，时间为841-846年。永昌，是武则天的年号，时间为689年。“会”“永”二字字形差异甚大，不可能是形近致讹。至于为什么要把会昌写成永昌，迄今未有合理的解释。而且，从版本上追溯，以永昌代会昌，南宋前期的版本已是如此。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名画见闻志》解题：“右皇朝郭若虚撰。若虚以张爱宾之书绝笔永昌元年，因续之，历五代，止国朝熙宁七年，分叙论、纪艺、故事、近事四门。”50很显然，晁公武所看到的《图画见闻志·自序》，会昌已作永昌了。
晁公武生活的时代距郭若虚不远。他看到的《图画见闻志》从理论上讲，应当最接近于郭若虚的原本。那么是不是郭若虚原书就错写成了永昌?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郭若虚写作《图画见闻志》的动机是要承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结笔之处续写画史。张彦远结笔于会昌元年，郭若虚总不会糊涂到连他写的画史的起首时间也搞混的地步。南宋邓椿曾为《图画见闻志》写了一部续作，叫作《画继》。邓椿在《画继·序》中写道：“独唐张彦远总括画人姓名，品而第之，自轩辕时史皇而下，至唐会昌元年而止，著为《历代名画记》。本朝郭若虚作《图画见闻志》，又自会昌元年至神宗皇帝熙宁七年，名人艺士，亦复编次。两书既出，他书为赘矣。”52足以证明郭若虚为《图画见闻志》设定的时间范围非常明确，即上起唐会昌元年，下迄熙宁七年。其间没有留出混入永昌元年的可能。
那么另一种可能性就是郭若虚原书不误，而被后人妄改了。不负责任的书贾尤其可能做出这等事来。如果是这样，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1，这个改动发生的时间，应在《图画见闻志》最初问世之后到《郡斋读书志》著录之前的某一次抄录或刊刻的过程中。2，而且这个发生了妄改的本子，是自晁公武著录以来传世的一切《图画见闻志》版本的唯一母本。即后世所有的《图画见闻志》版本都是由这一母本分化演变而来。因为他们都保持了那个显眼的特征，把会昌写为永昌。元抄本、明翻宋本、汲古阁本、四库全书本都是如此。
《图画见闻志》中还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我的第2条推论。在《图画见闻志》中有两处明显的错误，如卷一《叙论·叙自古规鉴》误把东汉明帝明德马皇后说成是光武帝的皇后；卷六《近事·南庄图》误把南唐降宋的时间开宝乙亥年(975)写成开宝癸亥年，而开宝年间(968-976)不可能有癸亥纪年。这两个错误在《图画见闻志》各种不同系统的版本里以一种同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本。因为分化开之后各自流传的版本绝不可能无一例外地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同样的错误存在于各种版本之中，那只能说明这个错误是祖本中原本就有的。（郭苏晨）
（本文节选自《图画见闻志》研究）
《图画见闻志》版本源流考述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图画见闻志》版本源流考述
《图画见闻志》最初在北宋是以什么样的版本形式行世的，因为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现在已经无从稽考了。
南宋《图画见闻志》刻本流传至今的有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本，仅存后三卷。清代藏书家黄丕烈(1763-1825)对这一版本的流传次第、断代依据、版式特点均有过细腻的描述，他说：“此残宋刻本《图画见闻志》四、五、六共三卷，周香严所藏书也。四月二十二日余访香严，香严询余，近日得书几何，余以涧于玉峰所收元刻《丁鹤年集》、明人叶德荣手抄《法帖刊误》、翻宋版《图画见闻志》三种对。香严即出《图画见闻志》一册示余曰：‘君所得者与此本同否?’余曰：‘行款似同，然亦记忆不甚明晰矣。'香严曰：‘此王莲泾家藏书也，余初得时，亦认为宋版，既而见其字画方板，疑为翻本，携去对之。'余曰：‘此册仅半，尚有前三卷否?'香严曰：‘此残本也。’余即从香严乞之。盖余旧藏此书元人抄本，止前三卷，香严亦所素知，故敢丐此以为尾之续。及携归，与費同观，亦认为翻宋本，遂取前所收者勘之，行款虽同，而楮墨俱饶古气，细辨字画，遇宋讳皆缺笔，翻本不如是也。爰揭去旧时背纸，见原纸皆罗纹阔连而横印者，始信宋刻宋印。以翻本行款证之，此即所谓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本也。且余所藏南宋书棚本，如许丁卯、罗昭谏唐人诸集，字画方板皆如是，益信其为宋本无疑，率作一律酬香严以志谢。”此条跋文写于嘉庆己未(1799年)中夏九日。从中可以看出，黄丕烈是四月二十二号访问周香严时，从周家乞得本书的。周香严初得此书时曾认定为宋版。但后来因其“字画方板”，就怀疑是明人的翻宋刻本。黄丕烈经过仔细比对，一根据避讳，其“遇宋讳皆缺笔”，严格避宋讳；二根据纸墨，其“楮墨俱饶古气”，“揭去旧时背纸，见原纸皆罗纹阔连而横印者”；再加上一些辅助证据，如其他的南宋刻唐人文集也多有“字板”者；遂坚信其为宋刻宋印。由于它和明翻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的刻本《图画见闻志》行款全同，差别只在避不避宋帝讳字上，所以又断定它就是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的刻本。黄丕烈的鉴定意见获得后世鉴藏家的一致肯定，如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皆赞同黄说。
《图画见闻志》南宋陈道人刊本的款式为：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栏。其在清代的流传次第为：最初是王莲泾家的藏书，转入周香严之手。嘉庆四年，周转赠于黄丕烈收藏。黄书散出后，又转入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收藏。(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同时，从宋刻本后三卷装为一册这一记载，我们似可以推想宋刻本全帙大概是三卷一册，分装成两册的。至于它在周香严赠予黄丕烈时是怎样的装帧款式，黄跋并未提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据谢巍的说法，世间另存一种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本《图画见闻志》，传闻已流失海外。36因为没有得到其他人的相关记载的印证，此书是残是全，皆无由了解，姑且存此待考。
另外，有种种迹象表明，在南宋陈道人书籍铺刊本之外，《图画见闻志》应该还有过其他的宋版本。例如，南宋晁公武(1105-1180)私修书目《郡斋读书志》，把《图画见闻志》著录为《名画见闻志》，37元马端临编《文献通考·经籍考》依据晁书，亦著录为《名画见闻志》。3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未考《郡斋读书志》先已著录的《名画见闻志》，反认为马端临《文献通考》记作《名画见闻志》，“乃传写之误”。实际上，这正可以说明《图画见闻志》在南宋时曾流行过一种题名为《名画见闻志》的版本。再如，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著录的《图画见闻志》，前有郭若虚写于元丰年间的《自序》，40今传本《自序》皆不署年，可知陈氏所录也是《图画见闻志》的一种别本。又如，《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本的前三卷元抄本中，出现了一条避“胤”字讳例。说明这个元抄本的祖本必是宋本。而它与晁录本和陈录本均不同，想必代表了第四种宋代版本的面貌。
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图画见闻志》有过元刻本。已知有两种元人抄本，清代中叶都曾是黄丕烈的藏品。现分述如下：
第一种，不知抄写人姓名，简称为“元抄本”。据黄丕烈跋语，是“从东城故家收得者也”，时间约在清嘉庆四年(1799)初，41只存《图画见闻志》前三卷，但第一叶郭若虚《自序》和第二叶前半叶《目录》已非元人旧抄，而是明朝人秦酉岩补抄的。42元抄本款式为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除秦氏补抄《序》、《目》外，其余内容字体统一，显系同一人笔迹。
黄丕烈将这前三卷元抄本和得自周香严的后三卷宋刻本合订一书，重加装帧，便形成了所谓的《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这样一种复合版本。瞿镛曾以明翻陈道人本校元抄本，发现两本“颇有不同”，主要差异在目录43，卷二李昇条(明翻陈本脱落“小李将军”4字)，卷三文同条(元抄本录有文同一首“一字至十字诗”，凡110字，明翻陈本失载)。44元抄本既不同于明翻陈道人本，而明翻本又和南宋陈道人书籍铺刊本行款悉同，因此可以断定元抄本与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虽然组成《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本”的宋刻本和元抄本均为残帙且版本互异，把它们接配在一起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但就冲着它们都是黄丕烈时代(现在仍然如此)所能找到的在时间上最早的《图画见闻志》版本，其珍贵的版本价值就是无可替代的。
在元抄本卷一《论黄徐体异》篇中的文句“蜀有刁处士”下用双行夹注写作：“名光下一字犯太祖庙讳。”这显然是为了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名讳，而把画家刁光胤的名字写成这样的。元朝人本不须为前朝的帝王避讳，只有宋朝人才必须严格地避免使用宋帝讳字。所以在元抄本中出现的这则避宋讳的事例，恰恰可以说明，元抄本的祖本，极有可能是一个宋刊本。瞿镛早已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45这也是我在前面断言《图画见闻志》在宋代决不止临安陈道人刊本一个版本的理由所在。当然，元抄本中避讳“胤”字只此一例。在卷二中，“常重胤”凡两见，“刁光胤”一见，皆直书不避。另有一处，只作“刁光”二字，脱“胤”字。似为抄手回改讳字时的疏忽所造成的脱文。因此，我们也有理由把《论黄徐体异》中出现的避宋讳的事例解释为：它是元代抄书手由于一时疏忽，顺手照录下宋刊本的原文，又不便涂乙，才侥幸保留下来的一个特例。在正常的情况下，凡遇避宋讳之处，抄手想必已随宜进行了回改。
第二种《图画见闻志》元人抄本，是元代画家郭界(1280-1335，字天锡)的手迹，可简称为“郭抄本”。黄丕烈的跋文纪录了收购这一残元抄本的始末原委。
壬申[1812，嘉庆十七年]立冬前一夕，坐雨百宋一廛中，烧烛检此，与西宾陆拙生同观。时拙生亦自玉峰科试归，而书集街竟无一获，古书难得，数年之间，已判盛衰矣。余之重检是书者，阊门收藏书画家新得一《图画见闻志》，云是元人郭天锡手书，亦系残本，友人陈拙安为余言之。安知非即是元人抄本之原失耶?聊设痴想，附记博闻。复翁。
阊门人家收藏郭天锡书者，亦系前三卷，但更缺失耳。字形稍大，非此所遗也。王震初为余言之。癸酉[1813，嘉庆十八年]岁初六日复翁又记。
郭天锡手录，系月轩王氏藏本，癸酉中秋后八日王震兄携来，得以展读。统计廿三叶半，其文不全，皆就所存，裁割装之成一册。其可考者，曰《图画见闻志·叙论》卷第一《图画见闻志·记艺》卷上第二，然细按之，三卷至四卷、五卷间有一二存者，特无标题，未可考耳。最后一条云：“泰定三年丙寅[1326]十一月借俞用中本录。用中谓是书得之四明史氏云。十又五日天锡记。”录此以见梗概。复翁。
甲戌[1814]端午夏至日，以番钱十六饼勉购郭天锡手书残本，与此并藏。郭册为明萤照堂车氏旧藏。车氏收藏甚伙，有法帖精刊，此郭书真迹，当不谬也。复翁记。
合观黄丕烈四则跋语，可知黄于1814年从“阊门收藏书画家”手里购得这一元郭天锡手抄《图画见闻志》残本。与前述“元抄本”相比，郭抄本残损更甚，后人将断烂之余的残存文字，加以裁割，装为一册，共计二十三叶半。从内容上看，郭抄本《图画见闻志》只有卷一和卷二略微完整。剩余的少量文字，标题已失，分别为卷三、卷四和卷五的孑遗。郭抄本末条是郭天锡的题记，载明这一抄本是泰定三年(1326)十一月借俞用中的《图画见闻志》誉录的，但未说明俞用中之书是刊本还是抄本。而俞书又是得之四明史氏。据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图画见闻志》在元代流传的一丝痕迹。黄丕烈还指出郭抄本在明朝曾为车氏萤照堂所藏，而在“阊门收藏书画家”购得之前，还曾为月轩王氏收藏过。这样，黄丕烈就在购得《图画见闻志》元抄本十五年之后，再一次勉力购入了元郭抄本。
明代是我国刻书业繁荣发展的时代。《图画见闻志》也不断被重刻重印。现在所知明刻本《图画见闻志》，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便是前文屡屡述及的明代翻刻南宋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图画见闻志》的版本，可简称为“明翻本”。此本除不避宋讳外，行款版式与南宋陈道人刊本全同。其实，黄丕烈之所以能断言周香严赠《图画见闻志》残本后三卷为宋刻宋印的陈道人刊本，最有力的依据便是明翻陈道人本所提供的无声的证言：行款与明翻本全同而又谨避宋讳，当然非宋本莫属。在宋刊陈道人本前三卷已不存在的情况下，明翻本是我们据以推测其面貌的唯一较可靠的凭借物。此本现藏上海画院。
《图画见闻志》的第二种明刊本，大约是明万历年间刻印的。版式与明翻本相仿。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都有藏本。
《图画见闻志》的第三种明刊本，则是明末毛晋刻印的《津逮秘书》本和汲古阁本。《津逮秘书》是毛晋汇刻的一部丛书，其中也刻入《图画见闻志》，人们将《津逮秘书》中《图画见闻志》的版本简称为“津逮秘书本”。毛晋又有《图画见闻志》单刻本，人称“汲古阁本”。
津逮秘书本和汲古阁本虽然开雕时间先后不同，版式各异，但都是以毛氏汲古阁所藏《图画见闻志》为蓝本刻印的，内容除极个别字词的改动外，几乎全同。所以，视它俩为同一版本或同一版本系统的成员，应无大碍。遗憾的是，毛晋并没有交待汲古阁《图画见闻志》的版本来源，这一问题只好留待日后再加考求了。津逮秘书本和汲古阁本存世较多。据谢巍记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汲古阁本《图画见闻志》，于卷内有据明翻陈道人本所作的朱笔批校。美国汉学家索佩尔的英译注释《图画见闻志》，书中所附的汉文影印本便是据汲古阁本摄影制版的。津逮秘书本的行款为半叶八行，行十九字。汲古阁本则在下栏外空白处刻有“汲古阁”三字，卷六之末摹刻毛晋跋语手迹。
清代，《图画见闻志》的价值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因而刻印或抄录《图画见闻志》的举动层出不穷。
毛晋的汲古阁本系统在清代保持着最广大的影响力。这既和《津逮秘书》在清初广泛流布有关，也和清人张海鹏于嘉庆时汇刻的《学津讨原》丛书的大量行销有关。《学津讨原》所刻入的《图画见闻志》，实际是《津逮秘书》本在清代的翻版。因此，即便把汲古阁本视为清代《图画见闻志》的普及版本，也并不为过。
修成于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图画见闻志》，系据“内府藏本”抄成。48但是，这一内府藏本的源头我们并不清楚。
在黄丕烈的努力收求下，最终形成于嘉庆四年的宋刻配元抄本，为《图画见闻志》的版本库中剥制成一具最古老的标本。从理论上讲，这一版本应当最接近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的原貌。其中所隐含的版本信息，尚有待于人们去进一步发现和挖掘。
宋刻配元抄本与四库全书本《图画见闻志》在清代限于其自身的收藏型态，其影响面和普及度远远无法和汲古阁系的版本相提并论。直到20世纪以后，凭借现代影印技术的支持，它们在版本上各自的优势才可以完全地释放出来。
20世纪以来，《图画见闻志》的出版印刷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将《图画见闻志》古代的重要版本保持原样，影印出版。民国初年，扫叶山房石印了汲古阁本《图画见闻志》，随后又出版了影印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和《丛书集成》两套丛书中，包括了《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本和津逮秘书本的影印版。20世纪后期台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也使其中的《图画见闻志》四库全书本流被天下。近年来，《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所影印的《图画见闻志》宋刻配元抄本也值得一提。《图画见闻志》各种版本的影印出版，无疑会极大地改善人们参考和利用《图画见闻志》的各种版本进行学术研究的条件。
另一种类型是将《图画见闻志》重新排版，标点断句，校雠订正，或者还要进行注释、翻译等等现代学术加工后，再行出版。其中仅以中国大陆来统计，就有196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黄苗子整理点校本、1964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俞剑华点校注释本、1986年四川美术出版社邓白校注本、2000年湖南美术出版社《中国书画论丛》米田水注译本、200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王其祎校点本等五种之多。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基本上将《图画见闻志》自宋迄今版本流传变化的大致脉络钩画清晰了。在结束本章之前，我还想就《图画见闻志》中将“会昌”年号写作“永昌”的讹误谈一些看法。
在我们现在所能了解到的所有《图画见闻志》版本中，郭若虚《自序》中的两处会昌年号都被误植为“永昌”。会昌，是唐武宗李炎的年号，时间为841-846年。永昌，是武则天的年号，时间为689年。“会”“永”二字字形差异甚大，不可能是形近致讹。至于为什么要把会昌写成永昌，迄今未有合理的解释。而且，从版本上追溯，以永昌代会昌，南宋前期的版本已是如此。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名画见闻志》解题：“右皇朝郭若虚撰。若虚以张爱宾之书绝笔永昌元年，因续之，历五代，止国朝熙宁七年，分叙论、纪艺、故事、近事四门。”50很显然，晁公武所看到的《图画见闻志·自序》，会昌已作永昌了。
晁公武生活的时代距郭若虚不远。他看到的《图画见闻志》从理论上讲，应当最接近于郭若虚的原本。那么是不是郭若虚原书就错写成了永昌?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郭若虚写作《图画见闻志》的动机是要承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结笔之处续写画史。张彦远结笔于会昌元年，郭若虚总不会糊涂到连他写的画史的起首时间也搞混的地步。南宋邓椿曾为《图画见闻志》写了一部续作，叫作《画继》。邓椿在《画继·序》中写道：“独唐张彦远总括画人姓名，品而第之，自轩辕时史皇而下，至唐会昌元年而止，著为《历代名画记》。本朝郭若虚作《图画见闻志》，又自会昌元年至神宗皇帝熙宁七年，名人艺士，亦复编次。两书既出，他书为赘矣。”52足以证明郭若虚为《图画见闻志》设定的时间范围非常明确，即上起唐会昌元年，下迄熙宁七年。其间没有留出混入永昌元年的可能。
那么另一种可能性就是郭若虚原书不误，而被后人妄改了。不负责任的书贾尤其可能做出这等事来。如果是这样，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1，这个改动发生的时间，应在《图画见闻志》最初问世之后到《郡斋读书志》著录之前的某一次抄录或刊刻的过程中。2，而且这个发生了妄改的本子，是自晁公武著录以来传世的一切《图画见闻志》版本的唯一母本。即后世所有的《图画见闻志》版本都是由这一母本分化演变而来。因为他们都保持了那个显眼的特征，把会昌写为永昌。元抄本、明翻宋本、汲古阁本、四库全书本都是如此。
《图画见闻志》中还有一些证据可以支持我的第2条推论。在《图画见闻志》中有两处明显的错误，如卷一《叙论·叙自古规鉴》误把东汉明帝明德马皇后说成是光武帝的皇后；卷六《近事·南庄图》误把南唐降宋的时间开宝乙亥年(975)写成开宝癸亥年，而开宝年间(968-976)不可能有癸亥纪年。这两个错误在《图画见闻志》各种不同系统的版本里以一种同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本。因为分化开之后各自流传的版本绝不可能无一例外地再犯同样的错误。如果同样的错误存在于各种版本之中，那只能说明这个错误是祖本中原本就有的。（郭苏晨）
（本文节选自《图画见闻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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