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方去疾篆刻取法

浅议方去疾篆刻取法
选自|《西泠艺丛》2022年第11期总第95期|
文/李默中国美术学院汉字开发设计研究博士研究生

 
方去疾（1922—2001）原名之木，谱名文俊，字去疾，以字行。曾用名正孚、超、季、季君、之木、㾀，号心斋，室名有四角草堂、宋玺斋、岳阳书楼。1922年3月12日生于浙江温州市城区（旧称永嘉）一户书香人家。他幼承庭训，喜爱书画、篆刻，据其个人档案所载：“我学习篆刻，主要原因是由家庭影响产生的，我的父亲爱好篆刻，还喜欢书法，叔父是个书家，他们对此道是下过苦功的，叔父的一生就是依靠写字，此外还有堂兄、表兄、表侄等人都是篆刻者，尤其是堂兄更有成就，著作各种考释研究书籍。而我在宣和印社耳目沾染尽是这些书籍，日常接触的都是金石书画爱好者，这是客观因素，更加推动了我钻研金石篆刻的信心。”［1］在其自述中，提到其学习篆刻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影响。其父方友仁爱好篆刻，喜欢书法，但在方去疾七岁时便去世了，所以，其受父亲的影响较小。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叔父方朝雄和堂兄方介堪及胞兄方节庵。由此可见，良好的家庭教育及艺术熏陶为方去疾的书法篆刻之路奠定了基础。

◎ 图1  方介堪、方去疾家庭谱系

一、印宗秦汉，下及明清
方去疾13岁从温州来到上海，在堂兄方介堪、胞兄方节庵的提携下，结识了很多上海书画篆刻大家。他在档案“社会关系”好友一栏中，写到与王福庵、马公愚、房介复、唐云、来楚生、尤小云、单孝天、张鲁庵的交往较为密切，且这些同道大都年长于他，故他会经常向他们请教。方去疾敬重和学习一切不同的表现手法，甚至风格对立的篆刻家——如有着工稳一路印风的王福庵与有着写意一路印风的来楚生——都为他带去启发。另外，在方去疾看来，以传统菁华为基点，对周秦、两汉、明清印人的长处和短处都了如指掌且不偏不倚，并吸收、消化、发扬，师其心而离其迹，努力达到与前贤的精气神韵相通，便可形成面目迥然不同的新风格。这种转益多师的学习方式，使方去疾受益良多。后来随着方去疾自身的发展及篆刻造诣的加深，加上其在朵云轩、上海书画出版社、西泠印社、中国书法家协会等单位丰富的工作与兼职经历，他的交游几乎已涵盖当时全国的书画名家。通过阅读其印谱、整理其印蜕，我们可以发现方去疾为书画界友人治印众多，竟有八十多位。正是这种在书画界广泛的交游，成就了方去疾的篆刻艺术和其在书画篆刻界的影响力与社会地位。

方去疾现存最早的印章为其16岁时所刻（图2），是一方临摹赵之谦的朱文印章，边款释文为：戊寅己卯间□□印颇□□□翁作名此为临摹所作，甲子夏日于诗园记，去疾。该印线条流畅，用刀熟练，整体章法虚实有度，较好地反映出赵之谦原印的气息。同时，也说明16岁的方去疾已经走上了篆刻的正路，并具备了较好的用刀技巧和认识。同时期他还刻有吴让之、赵之谦风格的朱文习作（图3—5）。这些印章都较好地反映了方去疾当时的篆刻水准。方去疾19岁时所刻的古玺印风格的印章（图6），24岁时刻以自用的“方去疾玺”印（图7）都是他20岁左右学习古玺印很好的证明。这些篆刻作品完整，有着明显的取法对象，体现了其较高的艺术天赋。

28岁时，方去疾将临摹的秦汉白文印章按在石膏块上，仿制成汉印封泥，从中验证、寻味秦汉印与其封泥之间共通的艺术情趣和表现手法。这些临摹、创作的秦汉印章和拓制精美的封泥（图8—11），从章法、字法和气息上，都与原印无异。毫不夸张地说，28岁时他已经学到了汉印的精华和不同的表现手法。这些印章都反映了他在这一时期，对古玺、汉印、明清流派的学习，也使人感受到他对传统的敬畏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然而方去疾并没有在仿古的过程中故步自封，相反，他从不自我标榜，以仿古为能事，而是时刻想着入古出新。这也为他之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阶段他对汉官印的吸收和变化也是非常成功的。如他给画家江寒汀刻的一组姓名印（图12、13），虽然套用了汉官印的章法，但每根线条都略带弧度，使每个字的结构都有“外拓”的感觉，有一种视觉上的张力。另外，他还注意加强了线条的笔意和流动性，使印面呈现出他在这个阶段特有的轻松气息。

他对秦印的吸收和变化亦是如此。这方仿秦印的印章中（图14），“沙”“高”二字结字平正中见巧思，用刀细腻流畅，线条细劲，界格处理颇为巧妙，虚实相生，且与印边偶有粘连或残破，使印章的文字与边框协调统一，一改秦印的奇崛为清奇秀丽，将秦印风格刻出了新的审美情趣。类似风格的印章还有这方“遐翁”（图15）。

二、多方涉猎，融会贯通
方去疾篆刻学习的第二个重要阶段可概括为多方涉猎，融会贯通。他费时十余年，除对周秦、两汉、明清各派印风细心摩挲外，重点还对秦汉铜器、砖瓦文字、诏版中的文字、肖形印、刻工等资料进行研究和探讨，慢慢从纯正的传统印风一变为清奇利落的特有印风。这种印风，是立足于传统基础上的出新。比如他在32岁时为书家潘伯鹰刻制的白文印“伯鹰”（图16），就是他这阶段印风的典型代表。该印以汉玉印风格为创作基调，将匀称、精致的汉玉印印风加以变化。玉印多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画平方正直，给人一种雍容华贵的审美情趣（图17）。他将玉印匀整、严谨的空间打破，变匀称为疏密对比，并运用并笔使其形成线与面的对比，如图16中“伯”字的五个纵向笔画和“鹰”字的七个纵向笔画。同时笔画中更加强调笔意，增加了笔画的提按变化和起收笔的微妙变化。通过这些变化，使印面气息更加轻松，空间更具流动性，给人以清奇、秀丽的视觉感受。如此风格的印章，同时期还有如“杨洵”（图18）。

方去疾对砖文的取法也颇有心得。在制“徐君”这方印（图19）时，边款曰：摹徐君砖文为邦贞作，辛卯九月朔一日去疾记于四角斋。这方印线条圆润，在收笔处强化捺角。而“徐良”（图20）和“董氏作”（图21）这两方印章，均有一长笔，并作反卷处理，打破印面的方整，使印面更具装饰性。奏刀苍劲有力，结构谨严而流落，朴拙大气。
方去疾对汉镜文、汉洗文字也有过深入的研究。《中国美术年鉴·1947》载其作品及简历，其中写道：“擅长篆刻。从张石园游，专攻金石，得古币古竟及秦玺之渊源于汉玉印，尤为心得”［2］，专门提及古镜、古币，可见其取法的广泛性。

除此之外，他还在为书家白蕉治“养鼻先生”（图22）的印款中记曰：“丁酉八月拟汉洗篆法，去疾”；在“安靖”这方印（图23）的边款中又记曰：“权诏流畅处，于汉器款中亦可求之，己亥五月，去疾记”。
方去疾篆刻取法广泛，博采众长。除上述外，他对鸟虫篆、肖形印、简化字等方面也都有涉及。
鸟虫篆有其特殊性，首先表现在篆法上，美术化是其主要特征。根据动物纹饰的不同，它可分为两类。动物纹饰具象化的一类，多用首尾简约的动物形象表达，中间则以盘曲流动的线条连接。另一类是将笔划线条抽象化，多以线条的流向与排叠来表现。二者手法有所不同。其次，鸟虫篆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制作的成分较重，不适于书写，因此“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不适用于鸟虫篆印，所以鸟虫篆印的创作通常是借鉴古印进行的。
方去疾对鸟虫书的研究颇有心得。他65岁时，应《书法》杂志约稿，撰写《鸟虫书起源探索》一文，在当年《书法》第5期发表。此文就文字源流、纹饰、器物造型等方面提出问题，纠正一些不正确的提法名称，是国内外第一篇专门介绍鸟虫书起源的文章。

纵观他刻制的鸟虫印，以仿制汉玉印中鸟虫印居多。方去疾在其“舒翁长寿”印（图24）的边款中表述：“婕妤妾赵玉印刻画劲严，篆法舒畅，叹为绝构，汉人鸟篆诸印无出其右者，丁酉年中秋为舒翁道长拟之并乞削正，去疾。”

从此可以看出，方去疾刻制的“舒翁长寿”和“竹佛龛”（图25）的效果与汉玉印“婕妤妾赵”（图26）［3］基本一致。线条纤细且富有弹性，转折婉转，在起笔处略加以鸟头修饰，显得雍容典雅。此外，还有对汉玉印中鸟虫印“新成甲”（图27）的仿制，也是惟妙惟肖。如“新”字基本与原印一致。

另外，方去疾在肖形印中也进行了很多尝试。肖形印又称生肖印、画印等，是古代就有的一种印章样式，多描绘生肖、人物以及农耕、娱乐、舞蹈等生活画面，与绘画有相似之处，但在表达意象时，更关注各个部件之间的关系和布白。方去疾在借鉴汉代肖形印的基础上吸收了瓦当、画像石的样式，使形象更加简洁明朗，块面感加强，有剪纸的特性，丰富了肖形印的表现形式，十分新颖（图28）。

三、刀笔相依，自成面目
清中叶以来，浙派篆刻日渐式微，邓石如在徽派前辈的基础上将自己所书的小篆直接入印，将书法与篆刻紧密结合，开创了“印从书出”的篆刻思想［4］。其篆书篆刻取法高古，笔意盎然，气象一新，对之后印学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

◎ 图29  篆书作品
方去疾对明清篆刻流派的脉络和发展都有很深入的研究，他41岁至67岁这段时间的篆刻，就受到邓石如的影响，印风从章法到刀法较之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方去疾的篆刻风格来源于他的篆书风格，如图29这两幅篆书，分别为其62岁和64岁时所作，从中可以看出他的风格特征。他的这种独特的篆书风格受到汉代篆书的影响较大，如《天发神谶碑》和《祀三公山碑》。

一般来说，秦小篆和清代篆书较为婉转通畅，结构中正，点画停匀，有端庄秀丽的美感。但方去疾的篆书将取势向右上方倾斜，结体较为方正，用笔浑厚，转折方圆结合，将小篆中的很多转笔变为折笔，使结构显得更加茂密、整饬。书写时行笔迅捷，果断有力，收笔处不加修饰，往往任其写就，更增加了一分率意，形成了独特的“斜势”篆书。在邓石如篆刻思想的影响下，他这一时期的篆刻有明显“印从书出”的特征（图30—33）。从图中可以看出，不论朱文还是白文，其字法与其篆书如出一辙，刀法上却有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犀利流畅的双刀转变为率意的单刀直入。从印蜕中，仿佛可以看到，方去疾将篆书写于印面，然后单刀直入，一鼓作气地完成一方印章，不加任何修饰。这种“斜势”篆书和印风，是方氏篆刻的特有语言，使其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篆刻面貌。
纵观方去疾一生的篆刻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印宗秦汉，下及明清；第二阶段他多方涉猎，融会贯通；第三阶段他印从书出，自成一家。其中前两个阶段没有明显的界线，其在第一阶段深入学习传统的过程中，除了对秦汉玺印、明清流派印章系统学习外，也对传统有一些自己的解读；在第二阶段中，我们还会不时地看到他对传统的二次深入挖掘，也就是说，方去疾的早年印风和中年印风是一个风格链，我们很难从中找出其风格面目变化的具体时间节点。总而言之，方去疾通过对传统的深入发掘和理解，自成面目，形成了独立的篆刻风格。这种成功的篆刻实践，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1］方去疾：《干部自述》，《方去疾档案》。
［2］王扆昌等编：《中国美术年鉴·194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3］婕妤妾赵：此玉印是汉成帝妃子赵飞燕的遗物，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4］魏锡曾：《吴让之印谱跋》，沙孟海著：《印学史》，西泠印社1987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