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闲书话】朱省斋鉴藏轶事

在1949年前后，中国大陆内战正酣，烽燧弥天，时局动荡难测。许多政要、富商、文化人士以及收藏家等纷纷从内地避居香港，观察政局变化从而决定自己的去留，其中许多人随身携带了自己毕生的收藏或祖传的文物。由于经济方面的因素，上世纪五十年代时期，香港市面上有许多传世文物和书画名迹流转。大陆、日本和欧美的私人藏家或公立收藏机构均闻风而动，麇集香港，竞相购藏。使得香港这个“文化沙漠”一时成为中国古代书画流通和转口的交易中心。一些居留在港的收藏家和古董商人均参与其中，象张大千、王南屏、谭敬、陈仁涛、朱省斋、徐伯郊、王文伯、黄般若、周游等人，或买或卖，云烟过眼，风生水起，他们见证了一段中国文物在海外的流失或回归的历史沧桑。

朱省斋（1902—1970），本名朱朴，字朴之，号朴园，晚年移居香港时改名朱省斋。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著名画家家庭，但“书香门第”的家境并不富裕。他为了能够到上海读书，曾经求助于无锡著名实业家荣家，但遭到了无情拒绝。朱氏后来就读于上海的中国公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汪精卫，对他在政治上的影响极大。毕业之后，被派往欧洲考察，在欧洲期间，他认识了一些国民党籍人士，其中有些人后来在国民政府中官居要职。朱朴回国之后，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担任编辑。后来在汪精卫和友人的引荐下，朱朴后来开始了弃文从政生涯，曾出任过一些国民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中的闲职。

朱朴后来又遇到了梁鸿志（1882—1946），梁氏字众异，福建长乐人，是晚清著名学者和收藏家梁章钜裔孙，他的外祖父也是福建著名的收藏家林寿图。梁氏自幼受家庭熏染，精于诗文，擅长鉴赏。梁氏曾收藏有一卷宋代三十三位名人的尺牍，其中有苏东坡、王安石、曾巩、辛弃疾等人的墨宝，梁氏因此将书斋名之曰“三十三宋斋”。梁还收藏一幅传为唐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卷》的“国宝”。梁曾经出任过段祺瑞北洋政府的秘书长，段氏倒台后，被政敌通缉，他就在京、津、沪等地闲居，试图有朝一日东山在起。

梁鸿志后来出任“汪伪政府”的行政院院长，朱朴在与梁鸿志结识之后，与梁氏的三女儿梁文若恋爱、再婚，也因此出任过“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1942年3月，朱朴在上海创办文史杂志《古今》半月刊，并自任杂志社社长。到1944年10月停刊，期间共出版了五十七期。当时为该杂志撰稿的作者除了“汪伪政府”的高官之外，在“沦陷”区的一批学者和作家也均为之撰稿，影响颇广。梁鸿志在1946年5月12日被国民党政府以“叛国罪”枪毙。朱朴虽被判定为“汪伪汉奸”的骨干分子，但好像并没有因此被处以实刑。为了生存，朱朴开始从事古书画的收藏和买卖。经常到北京、上海、南京、天津等地鉴赏和收购书画，与当时一批著名的收藏家、鉴赏家和书画商人交往颇多，其中有吴湖帆、叶恭绰、张大千、谭敬等人。1949年前后，朱朴携家人离开大陆，避居于香港沙田，继续从事书画鉴藏和书画买卖。并开始改用“朱省斋”的别名。

由于朱省斋曾出任过汪伪政府的高官，又曾主编过著名的文史杂志《古今》。加之他又是出生于书画世家，精于鉴赏，所以他在当时的香港收藏界中颇具人脉渊源，也与大陆文物机构和日、美公私藏家关系甚密，他因此见证了许多中国书画名迹的流转海外或回归大陆的经过。朱省斋是一个学者型的鉴藏家和书画商人，他先后撰写和出版了五本有关书画鉴赏方面的书籍：《省斋读画记》、《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画人画事》、《艺苑谈往》和《书画随笔》。

朱省斋在香港期间与张大千交往最多、最深，几乎是张大千购藏古书画的代理人和经纪人。1952年年初，张大千决定全家移居南美，所以开始筹备移民资金。但当时张大千已向香港大新银行贷款五万港币，并将董源的《潇湘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作为抵押。由于贷款逾期未还，张大千曾想将此二图出售以偿还贷款，价高者得之。此事被朱省斋知道之后，力劝张大千应该将二画卖给大陆的国家文物局。朱氏后来通过大陆常居在香港的文物收购代理人徐伯郊先生，以每件一万美金的价格成交，而二画的当年时价起码应该在五万美金左右。当时大陆文物部门在香港收藏文物时，对交易价格和卖方情况都是高度保密的。但是张大千此事却被人有意的曝光和渲染，所以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震怒。也使得当初帮助张大千离开大陆的几位军政界的朋友，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张大千深感愧对友人，遂开始对朱省斋心存间隔和不满，也为两人后来的“绝交”埋下了伏笔。但是，不管其中的真相如何，朱省斋为两件“国宝”级的名画回归祖国所做的贡献，我们应该表示感谢和铭记不忘。由于朱省斋帮助国家文物部门以低价收购《潇湘图》和《韩熙载夜宴图》而出谋出力，因而使得国家有关部门对他颇有好感，并两次被邀请他到北京出席“国庆”庆典活动，倍享殊荣。

鉴定是辨别真伪，鉴赏是品评优劣。一个真正的鉴藏家应该是鉴定和鉴赏两兼者，否则就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好事家”。对那些能够熟练地辨别艺术品的真伪，并对某一门类的艺术品有着精深知识的人士，我们称之为鉴定家。而鉴定真伪是一个书画商人和收藏家必须具备的技能，它既要有天赋，更需要长期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在现当代的鉴藏界，能够鉴定出张大千“高仿”的石涛作品真伪者极稀。张大千在仿制其他古人作品时，可能有时会有一丝“破绽”显露。而他“高仿”的石涛作品，几无“破绽”可寻，用肉眼几乎无法鉴定真伪。所以现当代诸多鉴藏名家都无不在张大千“高仿”的石涛面前“走眼”，这到并非是那些鉴藏家们的“无能”。而实在是张大千的“高仿”作品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在此方面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朱省斋精擅明清书画鉴定，尤喜文人书画收藏。但他对张大千早年伪制的石涛画作亦能鉴别真伪，这在当时的鉴赏家和收藏家中实属凤毛麟角。1952年2月，朱省斋在画家、美术评论家和书画商人黄般若的书画店里，购得一幅石涛《探梅联句图》轴，黄般若鉴为是石涛真迹，而朱省斋从笔墨、印色、题跋和纸缣等方面断为是张大千早年的“高仿”。他后来就携此图请张大千鉴定，并明确告诉张大千，此图是早年的仿作。张大千展卷一看，果然是早年所仿。遂在画上题跋云：“有人携此卷求售，省斋道兄一展阅便定为余少时狡狯，且为购之。一发猿臂之矢，遂中鱼目之珠，敢不拜服。辛卯二月同客香港，大千张爰。”许多鉴藏家都曾为之被张大千所哂笑，而朱省斋则是第一个令他“拜服”之人。
 
在鉴藏界历来就有所谓“检漏”或“吃仙丹”的传奇故事，即以较廉的价格收到价值巨大的物品，或一举成名，或一夜暴富，由此改变人生。但这取决于一个人平时炼就的“好眼力”和临场的当机立断。朱省斋有一种与身俱来的“好眼力”，也因此可弥补了他在资金方面的不足。他购买《马公显〈春郊蹇策图〉》的故事，就堪称是“检漏”传奇。马公显是宋代山西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宣和年间画院待诏，工人物、山水、鸟兽，堪称一代名画家。他的弟弟马世荣，是“南宋四大家”之一马远的父亲、名画家马麟的祖父，所以马氏一门堪与元代赵孟頫家族、明代文徵明家族相媲美。但马公显存世真迹几无，日本京都南禅寺收藏的《药山李翱问答图》轴（图上无款印），虽是被日本政府定为“国宝”，也仅能以“传”或“款”定之。
 
某年秋天，朱省斋在日本东京上野的一家小古董铺里，见一大堆杂画中有一小木盒，盒上写“马乘人物马公显笔”的字样，里面还有一个署名“常信”题签和另一印章为“荣信”的题签。打开画幅一看，绢本水墨，虽已色黯底浅，而满幅灵气氤氲，神采飞动。图绘五个高士骑驴出游，一僮子作伏地拜送状，画面上另有垂柳数枝，临风摇曳。此图上有“公显”两字朱文方印。如果你不熟悉两宋绘画史，不熟悉宋绢和宋人笔墨特性，而仅凭盒上的题签，你是绝不会将它视之为是马公显真迹的。但朱省斋却有此“好眼力”，此时已知今天定要“检漏”和“吃仙丹”了。但他当时却有些神经紧张和惊心动魄了，就急忙问价。唯恐有失，竟不还价，一口答应下来。但倾其随身所有资金，尚缺很大一笔余款。就急用电话联络朋友筹钱，其中有两位朋友帮他慷慨筹借到所需余款。款清之后携画迅速离去。他后来在文章里回忆道：“我得到了好像中了头奖似的，兴奋痛快，几近疯狂，当晚就请那两位朋友到我寓中狂歌痛饮，顷刻间尽了十瓶啤酒。”因此图堪称“名画”，所以朱氏一反常规而显露失态之举，也应该可以理解。

翌日，张大千在闻知此事之后，连忙冒雨前来观赏此画。他一面连声叫好，一面祝贺朱省斋得此宋画绝品。欣然挥毫为此图作长跋，并考定“公显”印是宋人“水印”，确然可信。并认为“常信”和“荣信”均为康熙时“海东名画家”，两人是师徒关系。张大千又认为原题“马乘人物图”与画的内容略有不符，并为之重新题名为《春郊蹇策图》。像这样的“检漏”的传奇，也只有可能发生在像朱省斋这类既懂鉴赏又从事书画买卖的人身上。因他既有“好眼力”，又勤于四处“寻宝”。而不可能会发生在像张大千那样的收藏“豪客”身上。
 
朱省斋曾经一再说过：“赏鉴是一件难事，而书画的赏鉴则尤是难事之难事，应该是万古不磨之论。”书画鉴赏之所以难，是因为它涉及作品以外的相关知识非常的广博，并且难以做到事无巨细的传授。就是一流的鉴赏家也无法真正做到百无一失。曾被朱省斋批评为鉴赏眼力不精的有古文字学家董作宾、瑞典著名研究中国绘画史学者喜龙仁、日本著名鉴赏家长尾甲、著名收藏家住友宽一等人。朱省斋认为中国古代可称为名副其实的鉴赏家有宋代米芾、明代董其昌、清代安岐，而当代数一数二的鉴赏家有张大千、张珩、吴湖帆、叶恭绰等人。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不“走眼”的鉴藏家，有“吃仙丹”也必会有“吃药”的时候。朱省斋也曾经有过一次“走眼”的故事：他曾以自藏明代画家姚公绶的《都门别意图卷》真迹，与一收藏家交换文徵明的《关山积雪图卷》。此《关山积雪图卷》上有文氏自题小楷长跋，系赠著名书法家王宠之作，历时五年始成。拖尾纸上还有董其昌和晚清沈韵初二跋，实文徵明此画与题跋皆伪。因为此画真迹入清后一直收藏于清宫内府，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后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从朱省斋的有关鉴赏文章中可知，他应该有《石渠宝笈》一书，但不知当时为何没有去检阅，竟然以真画交换假画，令人匪夷所思。此事诚如他一再所言的那样“书画赏鉴不易”。

朱省斋的书画鉴藏理念是：“赏鉴家不仅要闻见之广和学识之博而已，最重要的是还要是特具‘襟怀’。我最佩服柯敬仲（元代著名鉴赏家和书画家柯九思）的一句话：‘看画乃士大夫适兴寄意而已。’还有，米元章也说得极为透彻，在他的《画史》有曰：‘今人收一物，与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时易新玩，两适其欲，乃是达者。’”适兴寄意的鉴赏境界，说说容易，但要真正做到却绝非易事。我们从朱省斋的书画赏鉴文章里看，他可以说是基本上做到了。他曾购藏一件八大山人《醉翁吟琴操书卷》，原为张大千恩师曾熙旧藏之物，后归大风堂珍藏。张大千早年因帮朋友筹款办学而将此书卷与另一幅八大山人画卷赠之。后友人将此两卷书画抵押给王一亭，却因故未能赎回。张大千三十余年难以忘怀。朱省斋知此书卷的递传经过后，慷慨将书卷无偿寄赠给已经移居南美的张大千，张大千感激之情可想而知。有一种物归所好，聚散得失不惊，过眼即为我有的境界。如此的鉴藏境界，在现代诸多的鉴藏家中，也仅叶恭绰、张大千、张珩等数人仿佛有之。

中国的书画著录书籍自从明人朱存理开始，将作品上的题跋文字记录下来，这一撰写方式无疑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创举。清初卞永誉的《式古堂书画汇考》一书又有了一个撰写体例上的飞跃，他将作品的质地、形式、题跋，甚至将画上或画外的印章，全部做了详细的著录，一改过去文人士大夫粗疏简略的著录方式。虽然在他之前也有人记录过作品上的印鉴，但是少有像卞氏那样的有意和用心为之。从而使得书画著录能够成为后来考证流传和鉴定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也使得中国书画著录的优秀撰写体例基本确定下来。在朱省斋的书画鉴赏文章中，也有许多的书画著录文章。比如《董北苑〈潇湘图〉始末记》、《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的故事》、《黄山谷伏波神祠诗书卷》、《名迹缤纷录》、《唐贤首国师致新罗义想法师书卷》、《赵氏三世人马图》、《赵孟坚梅竹谱诗书卷》、《唐韩滉五牛图卷》、《沈石田送吴匏庵行卷》等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朱省斋在撰写此类文章的体例，也基本上延续优秀的传统著录方法，除详尽记录作品内容和作品上的诗文题跋之外，还最大可能地弄清楚这件作品的“前世今生”。有时还记录是在何时、何地、何人处见到此件作品，而在此之前，又是从何人处以何种方法购藏的，以及当时的交易价格。因为艺术品的递藏非常注重它的“身份”（档案）或藏品出处，也就是它是否“流传有绪”（身世清晰），而过去的书画著录家往往多忽略此点。从朱省斋所著录的他曾经鉴赏或收藏过的古代书画作品的文章来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参考价值并不在吴湖帆《吴氏书画记》、叶恭绰《遐庵清秘录》、张伯驹《丛碧书画录》和容庚《颂斋书画小记》等名著之下，而且这种价值在今天正在日益的体现出来。

如果将朱省斋定位在一个书画商人和鉴藏家的身份上来看，他的博学多识，勤于研究和著述，堪称是当年香港地区书画商和鉴藏家中的第一人。虽然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某些文章在个别的史料细节上稍有“瑕疵”和“谬误”，但总体而言却是瑕不掩瑜。他之所以能够在当年的香港、日本、欧美和中国大陆享有盛名，并不是他的藏品珍富或财力雄厚，而是他的鉴赏文章和精准的“好眼力”。他一生曾经鉴赏和经手的古今书画无数，失误或“走眼”的比例极低，这的确是非常的稀见和不易。他似乎具有一种“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境界，真令人刮目相看。既是与民国年间的北京琉璃厂、上海广东路一批著名书画商人相比亦毫不逊色。所以，在近年来的国内外拍卖市场上，凡是有朱省斋曾经收藏过或著录过的书画作品，不论古今，皆能受市场追捧而拍出善价，这或许也是后人对他鉴赏水平的一种认可吧？

■萬君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