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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初中历史教科书将黄帝与炎帝定性为“远古的传说”，其中并提到：
“后人尊崇炎帝和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海内外的华人也以‘炎黄子孙’自称。”
“远古的传说”、“人文初祖”这些定性很准确。“炎黄子孙”之说的由来，也是很值得补充的信息。
“黄帝”这个人物，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
春秋以前的文献，像《诗经》、《书经》，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禹，没有黄帝；稍后一点的《论语》、《墨子》、《孟子》，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尧、舜，也没有黄帝。①
到汉代，出于“五德始终说”的现实需要，司马迁父子综合战国以来对“黄帝”的各种描述，将其作为帝王谱系的首位，写入了《史记》，并以之为始祖，构筑了一套“完整”的帝王血脉传承体系，尧、舜、禹是黄帝后人，被视为“戎狄”的秦、有“蛮夷”之称的楚，与西汉连年交战的匈奴，他们的君王也都是黄帝后人。②
《史记》开此先例后，之后的新兴“蛮族”政权，在势力深入中原后，常选择抛弃原来的祖先传承，转而宣传自己是黄帝后裔。比如，鲜卑慕容氏自称“高阳氏（黄帝嫡孙）之苗裔”；建立辽的契丹，自称“炎帝之后”、“轩辕后裔”。不过，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建州，都无意自诩黄帝之后。这既有自身统治实力强大的缘故，也与儒家的“华夷之别”在于文化而非种族有关。③
上述种种攀附与排斥，都只是皇权游戏。
黄帝成为国人共同的“人文初祖”，“炎黄子孙”全面进入普通中国人的意识，与梁启超等人在晚清对历史的重新发掘有关。
戊戌之前，康有为、梁启超曾试图将儒学改造成儒教，来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抗衡。梁启超曾言：“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我们的核心工作是传（儒）教，不是从事政治；是拯救世界，不是拯救区区一个大清国。④
1898年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眼界有所开阔。其理想从“救世界”退回到“救中国”，救亡的法宝，也渐从孔子和儒学，变更为黄帝和种族主义。
当然，时代所限，梁当时的种族主义思想，在今天看来有许多很荒唐的地方。比如，梁曾在文章中写道：
“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⑤
其师康有为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更为极端。他认为只有白种人和黄种人有资格谈平等，至于那些“性情太恶”的棕、黑种人，应该“饮以断嗣之药绝其种”。⑥
这些荒唐之言，属于时代局限，今人自不必苛责。此种思想背景下，黄帝成了新的文化资源。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对华侨演说，开口即称：
“我国皆黄帝子孙”。
革命党人也在晚清有了“黄帝子孙”的种族认同。
当然，出于推翻清廷的现实考量，他们将满人排斥在了“黄帝子孙”之外。比如，章太炎认为，纯血统层面的黄帝后裔并不存在，黄帝后裔指的是所有被华夏历史文明同化的种族，他责备满人以高高在上的外族统治者自居，不承认他们是“黄帝子孙”。⑦
当时的维新派与革命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黄帝情有独钟，还有另一层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接触到了拉库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学说。
拉库伯里认为，黄帝其实是两河流域的一位君主尼科黄特（Nakhunte），后率部族东迁，越过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这种“黄帝西来说”，正可弥补当时受种族主义影响极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明时的自卑感。所以，1903-1905年间，章太炎、刘师培等学者甚至专门撰写了论文，来“佐证”黄帝的家乡就是遥远的巴比伦。宋教仁、梁启超也积极宣传这种观点。
不过，到了1907年，出于现实需要，章太炎又抛弃了这种观点。章解释道：如果承认黄帝来自巴比伦，中土原是苗人地盘，那么，汉人排满是正义，苗人排汉也同样正义，这对排满革命不利。⑧
其实，黄帝是战国时代才出现在文献中的传说人物，讨论他究竟是不是来自巴比伦，在史学层面并无多少意义。不过，清末民初这场“种族主义救中国”的思想潮流，确实重新发掘了黄帝这一文化符号的历史内涵，使之走向了“国族共祖”。蹈海志士陈天华在黄帝的肖像前的恸哭，即是这种文化发掘的典型成果：
“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灵，能不忧恫？望皇祖告诉苍穹，为汉种速降下英雄。”⑨
进入1920年代，“种族主义救中国”得到纠正，渐变为“民族主义救中国”，黄帝的“国族共祖”身份，也因之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1929年，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被国民政府查禁。原因是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较真精神，在书中写道：
“（黄帝）实在的事迹，还是暧昧难明，……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
此说引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震怒。戴认为，值此内忧外患之际，“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⑩
1937年清明节，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共两党派出代表赴陕西共祭黄帝陵。“炎黄子孙”这一身份认同，已成为国人抵御外侮的重要精神资源。
①中道敏夫之《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对73种先秦文献做了数量化处理，统计得出：“黄帝”在文献中共出现950次，若加上“轩辕氏”等异称，则有994次（含《黄帝内经》497次），具体而言，始于《逸周书》（2次）、左传（2次，另有异称2次）。这些文献都出现在战国时代。
②“五德始终说”源于战国思想家邹衍。汉武帝时，自认本朝属土德，往前推演，秦乃水德，周乃火德，商是金德，夏是木德，在夏之前，须有一个属于土德的朝代存在，才能完成一个五行循环。黄帝遂成为帝系之首，《史记》称其“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③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期。
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P39-40。
⑤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
⑥康有为，《大同书》。
⑦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⑧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01期。
⑨陈天华：《黄帝肖像后题》。
⑩顾颉刚，《商务印书馆和我的史学研究》。
PS：“炎黄子孙”中之“炎帝”，在该概念的流变过程中长期处于附属地位，故略而不论。
“炎黄子孙”之说的由来| 教科书补遗04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炎黄子孙”之说的由来| 教科书补遗04
文| 谌旭彬
新编初中历史教科书将黄帝与炎帝定性为“远古的传说”，其中并提到：
“后人尊崇炎帝和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海内外的华人也以‘炎黄子孙’自称。”
“远古的传说”、“人文初祖”这些定性很准确。“炎黄子孙”之说的由来，也是很值得补充的信息。
“黄帝”这个人物，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
春秋以前的文献，像《诗经》、《书经》，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禹，没有黄帝；稍后一点的《论语》、《墨子》、《孟子》，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尧、舜，也没有黄帝。①
到汉代，出于“五德始终说”的现实需要，司马迁父子综合战国以来对“黄帝”的各种描述，将其作为帝王谱系的首位，写入了《史记》，并以之为始祖，构筑了一套“完整”的帝王血脉传承体系，尧、舜、禹是黄帝后人，被视为“戎狄”的秦、有“蛮夷”之称的楚，与西汉连年交战的匈奴，他们的君王也都是黄帝后人。②
《史记》开此先例后，之后的新兴“蛮族”政权，在势力深入中原后，常选择抛弃原来的祖先传承，转而宣传自己是黄帝后裔。比如，鲜卑慕容氏自称“高阳氏（黄帝嫡孙）之苗裔”；建立辽的契丹，自称“炎帝之后”、“轩辕后裔”。不过，金之女真、元之蒙古、清之建州，都无意自诩黄帝之后。这既有自身统治实力强大的缘故，也与儒家的“华夷之别”在于文化而非种族有关。③
上述种种攀附与排斥，都只是皇权游戏。
黄帝成为国人共同的“人文初祖”，“炎黄子孙”全面进入普通中国人的意识，与梁启超等人在晚清对历史的重新发掘有关。
戊戌之前，康有为、梁启超曾试图将儒学改造成儒教，来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抗衡。梁启超曾言：“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我们的核心工作是传（儒）教，不是从事政治；是拯救世界，不是拯救区区一个大清国。④
1898年维新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眼界有所开阔。其理想从“救世界”退回到“救中国”，救亡的法宝，也渐从孔子和儒学，变更为黄帝和种族主义。
当然，时代所限，梁当时的种族主义思想，在今天看来有许多很荒唐的地方。比如，梁曾在文章中写道：
“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⑤
其师康有为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更为极端。他认为只有白种人和黄种人有资格谈平等，至于那些“性情太恶”的棕、黑种人，应该“饮以断嗣之药绝其种”。⑥
这些荒唐之言，属于时代局限，今人自不必苛责。此种思想背景下，黄帝成了新的文化资源。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对华侨演说，开口即称：
“我国皆黄帝子孙”。
革命党人也在晚清有了“黄帝子孙”的种族认同。
当然，出于推翻清廷的现实考量，他们将满人排斥在了“黄帝子孙”之外。比如，章太炎认为，纯血统层面的黄帝后裔并不存在，黄帝后裔指的是所有被华夏历史文明同化的种族，他责备满人以高高在上的外族统治者自居，不承认他们是“黄帝子孙”。⑦
当时的维新派与革命党知识分子，之所以对黄帝情有独钟，还有另一层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接触到了拉库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学说。
拉库伯里认为，黄帝其实是两河流域的一位君主尼科黄特（Nakhunte），后率部族东迁，越过昆仑山，辗转来到中土定居。这种“黄帝西来说”，正可弥补当时受种族主义影响极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明时的自卑感。所以，1903-1905年间，章太炎、刘师培等学者甚至专门撰写了论文，来“佐证”黄帝的家乡就是遥远的巴比伦。宋教仁、梁启超也积极宣传这种观点。
不过，到了1907年，出于现实需要，章太炎又抛弃了这种观点。章解释道：如果承认黄帝来自巴比伦，中土原是苗人地盘，那么，汉人排满是正义，苗人排汉也同样正义，这对排满革命不利。⑧
其实，黄帝是战国时代才出现在文献中的传说人物，讨论他究竟是不是来自巴比伦，在史学层面并无多少意义。不过，清末民初这场“种族主义救中国”的思想潮流，确实重新发掘了黄帝这一文化符号的历史内涵，使之走向了“国族共祖”。蹈海志士陈天华在黄帝的肖像前的恸哭，即是这种文化发掘的典型成果：
“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灵，能不忧恫？望皇祖告诉苍穹，为汉种速降下英雄。”⑨
进入1920年代，“种族主义救中国”得到纠正，渐变为“民族主义救中国”，黄帝的“国族共祖”身份，也因之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
1929年，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被国民政府查禁。原因是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较真精神，在书中写道：
“（黄帝）实在的事迹，还是暧昧难明，……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
此说引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震怒。戴认为，值此内忧外患之际，“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⑩
1937年清明节，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国共两党派出代表赴陕西共祭黄帝陵。“炎黄子孙”这一身份认同，已成为国人抵御外侮的重要精神资源。
①中道敏夫之《三皇五帝夏禹先秦资料集成》，对73种先秦文献做了数量化处理，统计得出：“黄帝”在文献中共出现950次，若加上“轩辕氏”等异称，则有994次（含《黄帝内经》497次），具体而言，始于《逸周书》（2次）、左传（2次，另有异称2次）。这些文献都出现在战国时代。
②“五德始终说”源于战国思想家邹衍。汉武帝时，自认本朝属土德，往前推演，秦乃水德，周乃火德，商是金德，夏是木德，在夏之前，须有一个属于土德的朝代存在，才能完成一个五行循环。黄帝遂成为帝系之首，《史记》称其“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③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期。
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P39-40。
⑤梁启超，《论中国之将强》。
⑥康有为，《大同书》。
⑦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⑧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01期。
⑨陈天华：《黄帝肖像后题》。
⑩顾颉刚，《商务印书馆和我的史学研究》。
PS：“炎黄子孙”中之“炎帝”，在该概念的流变过程中长期处于附属地位，故略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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