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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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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祝重寿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博士、教授
曹不（弗）兴，是三国东吴（3世纪）最伟大的画家，吴兴（浙江湖州）人，师从于印度高僧康僧会。曹不兴擅长画佛像，他画壁画佛像，得心应手，挥笔立就，人体各部，互相配合，不失尺度，说明其画简练，写实，功力过人。此外他还画龙、马等，也很生动。曹不兴画的佛像应为中国“佛画之祖”，在中国佛教美术史上影响极为深远。陆探微叹服其妙，谢赫将他名列第一品（第一品共有5人，除曹不兴外，都是其徒子（卫协）徒孙（陆探微、张墨、荀冒）。张彦远也大致同意这个评价。美术史上将曹不兴与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并称“六朝四大家”，中国佛像四大样，是指曹不兴曹家样、张僧繇张家样、吴道子吴家样、周昉周家样，他也是最早的，不管怎么说，曹不兴都是中国一流画家，他首创中国佛像（曹家样），开创了辉煌灿烂的中国佛教美术史。可惜曹不兴的画没有流传下来。
曹不兴的老师是康僧会，是印度高僧，康僧会虽然祖籍康居（中亚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哈萨克南部），但是世居天竺（印度，南亚次大陆），因其父经商，移居交趾（河内，越南北方），康僧会在越南出家，后到东吴首都南京弘法，他从印度，经东南亚，到中国，走的是东南海路。康僧会在南京受到孙权（东吴大帝）礼遇，“设像行道”，宣传佛教，孙权为之建建初寺，是为江南佛寺之始。康僧会将印度佛像传入中国，他从越南带来的佛像，当属印度恒河流域的马图拉佛像，因为当时印度马图拉佛像广泛影响到南亚、东南亚、东亚。可惜康僧会佛像我们今天已看不到了。
马图拉佛像是贵霜帝国（1-3世纪）两大佛像之一（另外还有犍陀罗佛像），马图拉位于印度新德里南面，在恒河边，是贵霜帝国的夏都，在连接北印度和西北印度的交通要道上，自古以来，商业繁荣，宗教发达。马图拉经历波斯帝国、孔雀王朝、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帝国、笈多王朝等统治，文化积淀雄厚，交流广泛，艺术发达。尤其是继承了其东南的山奇、巴卢特等印度民族艺术传统，富有印度本土风格，人体丰腴，非常肉感。马图拉佛像是印度人的佛像，是南亚人种，属南亚佛像。马图拉佛像粗壮圆浑，生动热烈，曲线造型，最大特点是衣薄透体，如同出水，衣纹呈“U”字形，有韵律感，有节奏感，装饰性很强。马图拉艺术还受西北犍陀罗（贵霜帝国首都）影响，1世纪也出现了佛像，但不像犍陀罗佛像那么欧化（希腊化），犍陀罗佛像多为直线，冷静肃穆。
曹不兴向他老师康僧会学的就是这种马图拉佛像，曹不兴佛像简洁，写实，比例适度，褒衣博带，也是衣纹出水，呈“U”字形，有韵律感，很有特色，令人耳目一新，于是乎竞相模仿，蔚然成风，被称为“曹家样”、“曹衣出水”。曹家样“曹衣出水”式的佛像作为东吴新样，直接影响到两晋南北朝，甚至连工艺美术，诸如陶瓷、铜镜等上都广泛沿用。
东吴佛像现已不存，绘画、雕塑全毁，仅存工艺美术，诸如铜镜、陶瓷等，其上隐约可见佛像、飞天等佛教图像。中国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互相移植，同步发展，绘画、雕塑不见了，可去工艺美术上找。东吴工艺美术直接影响了两晋南北朝工艺美术，而魏晋南北朝工艺美术最大特点和成就就是开创了中国佛教工艺美术。
中国铜镜始于商周，春秋战国开始成熟，秦汉大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三国东吴继承汉制，并开创了佛像铜镜，这明显得益于当时曹不兴曹家样佛像。东吴佛像铜镜传到日本，被视为神物，并且仿制。日本长野县开善寺就出土了东吴佛像铜镜（也可能是日本仿制），此镜属浮雕，圆形画面分为四区，两两相对，一为一坐一立，一为中间立两边坐，褒衣博带，衣纹出水，有韵律感，当为东吴曹不兴曹家样“曹衣出水”佛像。类似东吴佛像镜，日本奈良南葛城郡新山古坟也出土了一面，也是衣纹出水，有韵律感，也属曹不兴曹家样“曹衣出水”佛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也收藏一面东吴佛像镜，佛坐在莲花上，两边有飞天，镜边图案也是飞天，飞舞灵动，非常精彩，也属曹不兴曹家样佛像。湖北鄂城还出土了一面东吴坐佛、对凤纹铜镜，四坐佛，四对凤，两两相对，动静对比，也很精彩，坐佛也属曹不兴曹家样佛像，类似东吴坐佛、对凤纹镜，日本也有收藏。总之东吴佛像镜明显受当时曹不兴曹家样“曹衣出水”佛像影响。
中国青瓷始于商周，两汉为早期青瓷，六朝青瓷成熟，取代了陶器、铜器、漆器等。六朝青瓷的基础是东吴青瓷，东吴青瓷发达，大多产于越窑，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两晋南北朝。东吴青瓷出现了谷仓罐，说明当时北方战乱，东吴相对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生活富足，谷仓罐上堆塑房屋、人物、动物等，非常丰富，是当时人们的理想家园。谷仓罐上密下疏，疏可走马密不可插针，互相对比，相得益彰，走极端给人印象深，很有趣。仓廪足使人知廉耻，谷仓罐上还出现了佛像，说明当时佛教兴盛，佛像多为坐佛，很小，很简单，但比例基本适当，“u”字形衣纹非常显眼，即所谓“曹衣出水”，这也是受到了当时曹不兴曹家样佛像影响。类似小坐佛也贴在青瓷罐上，也是东吴越窑生产的，也是曹不兴曹家样“曹衣出水”佛像。
南方六朝佛教艺术作为汉人正统文化，广泛影响到北方胡人，是北方胡人学习的样板，可见东吴曹不兴曹家样“曹衣出水”佛像影响深远。
最后说说曹仲达，人们都说“曹衣出水”是指北齐曹仲达，其实不然。
唐人张彦远写的《历代名画记》上说：“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僧悰（彦悰，初唐画论家）云：‘曹师于袁（南朝刘宋画家袁倩，陆探微的学生），冰寒于水，外国佛像，亡兢于时。’”
说明北齐（550--577年，6世纪中）画家曹仲达来自曹国，即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当时中亚曹国有大批艺术家来北齐，不只有画家，还有音乐家、舞蹈家等，史载北齐宫廷酷爱中亚乐舞，中亚曹国、安国乐师竟然因此封王开府，可见当时北朝盛行中亚艺术。当时中亚佛像主要是后犍陀罗佛像（4--7世纪），曹仲达画的外国佛像就是这种中亚后犍陀罗佛像。
曹仲达是袁倩的学生，袁倩是陆探微的学生，而袁倩“但守师法，不出新意”，画品一般，袁倩、曹仲达师生二人都不是一流大师，在中国画史上影响甚微。曹仲达作品也没有流传下来。
当时的一流大师是“六朝四大家”，即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他们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深远。曹不兴的学生是卫协（西晋），卫协的学生是顾恺之（东晋），顾恺之的学生是陆探微（刘宋），陆探微的学生是袁倩（刘宋），袁倩的学生才是曹仲达（北齐），可见曹仲达是曹不兴徒孙（陆探微）的徒孙，曹仲达比曹不兴晚300多年。而曹不兴是三国时最伟大的画家，是中国佛画的祖师爷，其徒子徒孙都是六朝时的一流大师，一脉相承，延续300多年（3----6世纪），可谓影响深远。就中国佛像而言，曹不兴有引进之功，卫协精致化，顾恺之民族化，陆探微完成了中国式的佛像，而袁倩、曹仲达师徒二人比较守旧，建树不大，所以曹仲达无法与曹不兴相提并论，二人不在同一档次，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曹衣出水”是指东吴曹不兴，而非北齐曹仲达。
曹仲达画的中亚犍陀罗佛像经西北陆路传入中国，犍陀罗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犍陀罗佛像大约出现于公元1世纪。差不多与此同时或稍晚，印度南亚次大陆马图拉也出现了佛像，这两大佛像互相影响，同步发展，共同开创了印度佛教美术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4至7世纪笈多王朝是印度佛教美术史上的第二个高潮，以马图拉（后期，后马图拉）和鹿野苑（萨尔纳特）为代表，都在恒河流域，笈多（后马图拉）佛像如日中天，出现黄金时代，影响极大，范围远及南亚、中亚、东南亚、东亚（中朝日）。犍陀罗佛像也一直受马图拉影响。而这时犍陀罗艺术已经衰落，影响缩小，只能影响到中亚、新疆、甘肃等，此（犍陀罗）消彼（马图拉）长，非常明显。2017年北京故宫举办了个印度佛像展，其中绝大多数是马图拉佛教美术，大多出土于印度北方邦、中央邦，只有几件犍陀罗佛像。
犍陀罗佛像衣服写实，厚重下垂，有时衣裾随风飘举，不贴身，不透体，绝非“出水”。这是因为中亚犍陀罗在北纬30度左右，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多沙漠，昼夜温差大，人们穿衣多，衣服厚实下垂，不贴身，不透体。而印度马图拉在北纬20度左右，属热带气候，终年炎热，人们穿衣少，衣薄透体，如同出水，如同裸体。所以我们常说的“曹衣出水”，绝非来自中亚犍陀罗，也与中亚曹仲达无关，而应该是来自南亚印度的马图拉佛像。
犍陀罗佛像，2、3世纪
印度佛教东汉（1世纪）时传入中国，一直是通过两条传统商路，源源不断进入中国，这两条路分别是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和东南海路（瓷器之路），这两条传统商路西汉（公元前）时就已开通，人称“一带一路”。
犍陀罗艺术是通过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新疆、甘肃，影响我国西北地区的佛教艺术，后又从西北影响到北方中原（例如云冈前期“昙曜五窟佛像”，5世纪），不过这已是“强弩之末”，5世纪末最后终止。可见犍陀罗对中国影响不大，仅限于新疆、甘肃等地。
马图拉及后来的笈多佛教美术通过东南海路（瓷器之路）传入中国，经东南亚，到我国东南沿海、南京、山东等地，主要表现在南京的佛教美术上，上述六朝四大家都在南京，都受马图拉佛教美术影响，东吴（3世纪）出现“曹衣出水”式的佛像，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这比北齐曹仲达（6世纪）早300多年，可见“曹衣出水”式的佛像早在曹仲达之前，就已在中国南北广泛流行了。
综上所述，对中国佛教美术影响最大的是印度马图拉佛像，（其次才是中亚犍陀罗佛像）。印度马图拉佛像走的是海路，从南亚，经东南亚，到中国南京，南京佛像经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几代画家努力创作，终于开创了光辉灿烂的中国佛教美术，可见南京是中国佛像（注意我说的是“中国”）的发源地。南京佛像不仅风行南朝，影响北朝，影响全中国，甚至还影响到朝鲜、日本。中国佛教美术的传播路线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亚犍陀罗佛像从西到东也算一支，但不是主流。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佛教美术史，过分夸大犍陀罗影响，甚至不提马图拉影响，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从唐开始，中国佛教美术中心就转移到大唐两京长安、洛阳了。
祝重寿：“曹家样”影响东吴美术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祝重寿：“曹家样”影响东吴美术
作者| 祝重寿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博士、教授
曹不（弗）兴，是三国东吴（3世纪）最伟大的画家，吴兴（浙江湖州）人，师从于印度高僧康僧会。曹不兴擅长画佛像，他画壁画佛像，得心应手，挥笔立就，人体各部，互相配合，不失尺度，说明其画简练，写实，功力过人。此外他还画龙、马等，也很生动。曹不兴画的佛像应为中国“佛画之祖”，在中国佛教美术史上影响极为深远。陆探微叹服其妙，谢赫将他名列第一品（第一品共有5人，除曹不兴外，都是其徒子（卫协）徒孙（陆探微、张墨、荀冒）。张彦远也大致同意这个评价。美术史上将曹不兴与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并称“六朝四大家”，中国佛像四大样，是指曹不兴曹家样、张僧繇张家样、吴道子吴家样、周昉周家样，他也是最早的，不管怎么说，曹不兴都是中国一流画家，他首创中国佛像（曹家样），开创了辉煌灿烂的中国佛教美术史。可惜曹不兴的画没有流传下来。
曹不兴的老师是康僧会，是印度高僧，康僧会虽然祖籍康居（中亚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哈萨克南部），但是世居天竺（印度，南亚次大陆），因其父经商，移居交趾（河内，越南北方），康僧会在越南出家，后到东吴首都南京弘法，他从印度，经东南亚，到中国，走的是东南海路。康僧会在南京受到孙权（东吴大帝）礼遇，“设像行道”，宣传佛教，孙权为之建建初寺，是为江南佛寺之始。康僧会将印度佛像传入中国，他从越南带来的佛像，当属印度恒河流域的马图拉佛像，因为当时印度马图拉佛像广泛影响到南亚、东南亚、东亚。可惜康僧会佛像我们今天已看不到了。
马图拉佛像是贵霜帝国（1-3世纪）两大佛像之一（另外还有犍陀罗佛像），马图拉位于印度新德里南面，在恒河边，是贵霜帝国的夏都，在连接北印度和西北印度的交通要道上，自古以来，商业繁荣，宗教发达。马图拉经历波斯帝国、孔雀王朝、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帝国、笈多王朝等统治，文化积淀雄厚，交流广泛，艺术发达。尤其是继承了其东南的山奇、巴卢特等印度民族艺术传统，富有印度本土风格，人体丰腴，非常肉感。马图拉佛像是印度人的佛像，是南亚人种，属南亚佛像。马图拉佛像粗壮圆浑，生动热烈，曲线造型，最大特点是衣薄透体，如同出水，衣纹呈“U”字形，有韵律感，有节奏感，装饰性很强。马图拉艺术还受西北犍陀罗（贵霜帝国首都）影响，1世纪也出现了佛像，但不像犍陀罗佛像那么欧化（希腊化），犍陀罗佛像多为直线，冷静肃穆。
曹不兴向他老师康僧会学的就是这种马图拉佛像，曹不兴佛像简洁，写实，比例适度，褒衣博带，也是衣纹出水，呈“U”字形，有韵律感，很有特色，令人耳目一新，于是乎竞相模仿，蔚然成风，被称为“曹家样”、“曹衣出水”。曹家样“曹衣出水”式的佛像作为东吴新样，直接影响到两晋南北朝，甚至连工艺美术，诸如陶瓷、铜镜等上都广泛沿用。
东吴佛像现已不存，绘画、雕塑全毁，仅存工艺美术，诸如铜镜、陶瓷等，其上隐约可见佛像、飞天等佛教图像。中国绘画、雕塑、工艺美术，互相移植，同步发展，绘画、雕塑不见了，可去工艺美术上找。东吴工艺美术直接影响了两晋南北朝工艺美术，而魏晋南北朝工艺美术最大特点和成就就是开创了中国佛教工艺美术。
中国铜镜始于商周，春秋战国开始成熟，秦汉大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高潮，三国东吴继承汉制，并开创了佛像铜镜，这明显得益于当时曹不兴曹家样佛像。东吴佛像铜镜传到日本，被视为神物，并且仿制。日本长野县开善寺就出土了东吴佛像铜镜（也可能是日本仿制），此镜属浮雕，圆形画面分为四区，两两相对，一为一坐一立，一为中间立两边坐，褒衣博带，衣纹出水，有韵律感，当为东吴曹不兴曹家样“曹衣出水”佛像。类似东吴佛像镜，日本奈良南葛城郡新山古坟也出土了一面，也是衣纹出水，有韵律感，也属曹不兴曹家样“曹衣出水”佛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也收藏一面东吴佛像镜，佛坐在莲花上，两边有飞天，镜边图案也是飞天，飞舞灵动，非常精彩，也属曹不兴曹家样佛像。湖北鄂城还出土了一面东吴坐佛、对凤纹铜镜，四坐佛，四对凤，两两相对，动静对比，也很精彩，坐佛也属曹不兴曹家样佛像，类似东吴坐佛、对凤纹镜，日本也有收藏。总之东吴佛像镜明显受当时曹不兴曹家样“曹衣出水”佛像影响。
中国青瓷始于商周，两汉为早期青瓷，六朝青瓷成熟，取代了陶器、铜器、漆器等。六朝青瓷的基础是东吴青瓷，东吴青瓷发达，大多产于越窑，直接影响到后来的两晋南北朝。东吴青瓷出现了谷仓罐，说明当时北方战乱，东吴相对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生活富足，谷仓罐上堆塑房屋、人物、动物等，非常丰富，是当时人们的理想家园。谷仓罐上密下疏，疏可走马密不可插针，互相对比，相得益彰，走极端给人印象深，很有趣。仓廪足使人知廉耻，谷仓罐上还出现了佛像，说明当时佛教兴盛，佛像多为坐佛，很小，很简单，但比例基本适当，“u”字形衣纹非常显眼，即所谓“曹衣出水”，这也是受到了当时曹不兴曹家样佛像影响。类似小坐佛也贴在青瓷罐上，也是东吴越窑生产的，也是曹不兴曹家样“曹衣出水”佛像。
南方六朝佛教艺术作为汉人正统文化，广泛影响到北方胡人，是北方胡人学习的样板，可见东吴曹不兴曹家样“曹衣出水”佛像影响深远。
最后说说曹仲达，人们都说“曹衣出水”是指北齐曹仲达，其实不然。
唐人张彦远写的《历代名画记》上说：“曹仲达，本曹国人也，北齐最称工，能画梵像，官至朝散大夫。僧悰（彦悰，初唐画论家）云：‘曹师于袁（南朝刘宋画家袁倩，陆探微的学生），冰寒于水，外国佛像，亡兢于时。’”
说明北齐（550--577年，6世纪中）画家曹仲达来自曹国，即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当时中亚曹国有大批艺术家来北齐，不只有画家，还有音乐家、舞蹈家等，史载北齐宫廷酷爱中亚乐舞，中亚曹国、安国乐师竟然因此封王开府，可见当时北朝盛行中亚艺术。当时中亚佛像主要是后犍陀罗佛像（4--7世纪），曹仲达画的外国佛像就是这种中亚后犍陀罗佛像。
曹仲达是袁倩的学生，袁倩是陆探微的学生，而袁倩“但守师法，不出新意”，画品一般，袁倩、曹仲达师生二人都不是一流大师，在中国画史上影响甚微。曹仲达作品也没有流传下来。
当时的一流大师是“六朝四大家”，即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他们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深远。曹不兴的学生是卫协（西晋），卫协的学生是顾恺之（东晋），顾恺之的学生是陆探微（刘宋），陆探微的学生是袁倩（刘宋），袁倩的学生才是曹仲达（北齐），可见曹仲达是曹不兴徒孙（陆探微）的徒孙，曹仲达比曹不兴晚300多年。而曹不兴是三国时最伟大的画家，是中国佛画的祖师爷，其徒子徒孙都是六朝时的一流大师，一脉相承，延续300多年（3----6世纪），可谓影响深远。就中国佛像而言，曹不兴有引进之功，卫协精致化，顾恺之民族化，陆探微完成了中国式的佛像，而袁倩、曹仲达师徒二人比较守旧，建树不大，所以曹仲达无法与曹不兴相提并论，二人不在同一档次，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曹衣出水”是指东吴曹不兴，而非北齐曹仲达。
曹仲达画的中亚犍陀罗佛像经西北陆路传入中国，犍陀罗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一带，犍陀罗佛像大约出现于公元1世纪。差不多与此同时或稍晚，印度南亚次大陆马图拉也出现了佛像，这两大佛像互相影响，同步发展，共同开创了印度佛教美术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4至7世纪笈多王朝是印度佛教美术史上的第二个高潮，以马图拉（后期，后马图拉）和鹿野苑（萨尔纳特）为代表，都在恒河流域，笈多（后马图拉）佛像如日中天，出现黄金时代，影响极大，范围远及南亚、中亚、东南亚、东亚（中朝日）。犍陀罗佛像也一直受马图拉影响。而这时犍陀罗艺术已经衰落，影响缩小，只能影响到中亚、新疆、甘肃等，此（犍陀罗）消彼（马图拉）长，非常明显。2017年北京故宫举办了个印度佛像展，其中绝大多数是马图拉佛教美术，大多出土于印度北方邦、中央邦，只有几件犍陀罗佛像。
犍陀罗佛像衣服写实，厚重下垂，有时衣裾随风飘举，不贴身，不透体，绝非“出水”。这是因为中亚犍陀罗在北纬30度左右，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少雨，多沙漠，昼夜温差大，人们穿衣多，衣服厚实下垂，不贴身，不透体。而印度马图拉在北纬20度左右，属热带气候，终年炎热，人们穿衣少，衣薄透体，如同出水，如同裸体。所以我们常说的“曹衣出水”，绝非来自中亚犍陀罗，也与中亚曹仲达无关，而应该是来自南亚印度的马图拉佛像。
犍陀罗佛像，2、3世纪
印度佛教东汉（1世纪）时传入中国，一直是通过两条传统商路，源源不断进入中国，这两条路分别是西北陆路（丝绸之路）和东南海路（瓷器之路），这两条传统商路西汉（公元前）时就已开通，人称“一带一路”。
犍陀罗艺术是通过西北陆路（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新疆、甘肃，影响我国西北地区的佛教艺术，后又从西北影响到北方中原（例如云冈前期“昙曜五窟佛像”，5世纪），不过这已是“强弩之末”，5世纪末最后终止。可见犍陀罗对中国影响不大，仅限于新疆、甘肃等地。
马图拉及后来的笈多佛教美术通过东南海路（瓷器之路）传入中国，经东南亚，到我国东南沿海、南京、山东等地，主要表现在南京的佛教美术上，上述六朝四大家都在南京，都受马图拉佛教美术影响，东吴（3世纪）出现“曹衣出水”式的佛像，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这比北齐曹仲达（6世纪）早300多年，可见“曹衣出水”式的佛像早在曹仲达之前，就已在中国南北广泛流行了。
综上所述，对中国佛教美术影响最大的是印度马图拉佛像，（其次才是中亚犍陀罗佛像）。印度马图拉佛像走的是海路，从南亚，经东南亚，到中国南京，南京佛像经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几代画家努力创作，终于开创了光辉灿烂的中国佛教美术，可见南京是中国佛像（注意我说的是“中国”）的发源地。南京佛像不仅风行南朝，影响北朝，影响全中国，甚至还影响到朝鲜、日本。中国佛教美术的传播路线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亚犍陀罗佛像从西到东也算一支，但不是主流。我们今天研究中国佛教美术史，过分夸大犍陀罗影响，甚至不提马图拉影响，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从唐开始，中国佛教美术中心就转移到大唐两京长安、洛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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