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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论述|安徽近百年诗词综述

作者：佚名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综合性论述|安徽近百年诗词综述

安徽近百年诗词综述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民间与学术界兴起的“国学热”持续至今，蓬勃发展，受到国家的重视和支持。国学植根于五千年中华文化沃土，逐渐形成博大精深的体系，包括经学、史学、诸子学和诗文辞赋之学，简称“经史子集”，清代纂修的四库全书和当代的续修四库全书，集国学著述之大成。诗词属于集部，按现代学科分类则属于文学，其性质与传统的集部重合但内涵有所新变，此不细辨。无论是国学还是专指古典文学，诗词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和汉以下历代诗与词乃至曲，在国学中的文学殿堂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辉，具有融情感之真、品德之善和艺术之美于一体的恒久价值。
诗词中藴涵着与群经子史、古文辞赋交光互摄的中华民族人文精神，诸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仁取义、守正祛邪、忧国忧民、天下为公、热爱和平、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有超越时空的普世意义。中央倡导“以人为本”、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其思想精髓来自于儒家学说，在传统诗词中多有显示。而诗词在形式方面最为精粹，最能表现汉字音形义合一的优长，经过历代诗人文士的加工创造，形成丰繁的体式和严谨的格律，富有声韵上的音乐美、章句上的结构美和意象中的图画美；结合赋比兴、用典隶事等写作方法和修辞手段，使意藴深厚，风格高雅。在诗体发展方面，从古体诗到近代诗到词、曲，从四言、五言、七言到参差不齐的长短句，格律有宽有严，篇幅有长有短，新体诞生，旧体长存，百花齐放，斗艳争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从未出现过一种诗体新生就排斥、打倒旧体的现象，这是由传统文化贵和尚中、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多元统一的特质所决定的，与西方二元对抗式分裂思维迥然不同。诗词虽是精英文化，表达以文言为主，但不断吸收提炼民间俗语，并同化外来词汇（佛教语言及近代西方经汉译的语言），在前有的基础上开拓新境。历代诗词都有其特定的时代气息和风采，但上古就有的人文精神则世世承传，发扬光大。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不变者为民族最核心的思想品格、气质情操；变者为艺术体式和风格流派的增多，是诗词生生不息、美富日新的发展规律。
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用洋枪重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东西列强接踵入侵，中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民国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仍处于被列强瓜分的危局。知识界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者受西方学说影响，将中国落后挨打的状况归罪于儒家文化，进行片面、激烈的抨击，诗词亦受株连，被讥为“贵族文学、庙堂文学、山林文学”，要彻底废除。于是欧化体新诗风靡一时，语言全用白话，形式上摈弃声韵格律，断絶承传关系；激进者甚至主张废除汉字，改用拉丁文。新中国成立后在“极左”思想的支配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频繁，“文革”时达到高潮，包括诗词在内的传统文化遭到比“五四”时更为严厉的批判，蔑古意识充溢于全社会。文学研究被割为两块：对古典诗词视为供审查解剖之用的文化遗产，年代截止于“五四”前的清末；各种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祇谈语体文和新诗，没有文言文和旧体诗词的位置，成为狭隘单调的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者守其本位，不关注现当代不断产生的诗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更是视诗词为“封建骸骨”，不屑一顾，这就使诗词长期“在野”，处于被冷落弃置的境地。
但是古代诗词典籍未曾消亡，鼓吹“汉字拉丁化”也以失败而告终，有真善美价值的诗词深深积淀于中华民族的心灵，任何强暴的势力都无法将其摧毁，诗词文化必然会被有识之士继承。“五四”后的民国期间，新诗未能一统天下，诗词依然流行于高等学府以及社会各界，涌现出一批接一批的诗人词家，尤其是抗战前后大量爱国诗词的创作，持续不断地达到高峰。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到六七十年代的“文革”，诗词处于“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寂期，但沉寂不等于死亡，许多被贬斥、流放的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仍在默默地写作，祇是不能发表而已。拨乱反正后思想逐渐解放，诗词复苏早于“国学热”十多年，从京城到各省市，纷纷成立诗词社团，频频举办研讨会、吟诵会与大赛，诸多刊物公开发行，各种现当代诗词选本、别集争相出版，内部印行的书刊更是沉沉伙颐。据有关数据统计，海内各地诗词组织已多达千余家，诗词报刊千余种，作者在百万以上，作品数量之宏富远越前代。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出现各种诗词网站，作者多为中青年，意境新美的篇章凭借高科技手段传播交流，无远弗届，开辟出极为广阔的天地。
通过以上史实之简述，足见诗词经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之后，已恢复活力并继续壮大，成为当今群众文化和文学创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诗词是“传统文化热”——“国学热”的先声，也是“国学热”的群众基础，凡是诗词作者和爱好者，很少有人不支持国学，祇是知识程度的高低不齐而已。当今的国学研究，无论是经史诸子、集部诗文，还是佛典道藏，基本上都限于古代文献，停留在学术圈子之内，艰深的论文和专著难以与大众交流；而宣传国学的媒体如电视节目之类，有的流于炒作，庸俗肤浅。惟独诗词这种古老高雅的文学形式，为知识精英和民间广大作者群体共同热爱，直接付诸吟咏，见于写作，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美学体式得以广泛流传，深入人心，这是欧化新诗和时下的俗文化、快餐文化所无法取代的。纵然目前诗词写作水平普遍偏低，不足以与前贤媲美，但祇要不断加强学习，终会提高。关注和研究现当代诗词，恢复和推行中断数十年的诗教，应该是弘扬国学、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一条甚佳途径，是一种德育、智育、美育兼备，合乎理想的教育方式，与其它文化教育、科学教育可以并行不悖。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必将迎来伟大的复兴，传统诗词的创作和研究有着广阔发展的前景和光明灿烂的未来。
[二]
以下重点介绍安徽省近百年来诗词发展状况，与全国诗坛互为观照。
安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大省，尤其是清代两百几十年间，以桐城为中心的皖西地区和以徽州为中心的皖南各县，人才辈出，灿若繁星，在散文、诗歌创作与经学、史学、文字音韵学研究诸方面，都取得卓越的成就，有全国性影响。在近现代传统诗坛，安徽作者纷纷崛起，留下绚烂丰厚的篇章。诗词家的籍贯可分两类：一为皖地出生、多有客居在外者；一为外省人久居安徽者。其职业、身份，主要为文化、教育界和政界人士。兹举其声名颇广者，按时代先后叙述。
(1)近代(清末至民国期间) 裴景福(1854—1926)，字伯谦，号睫闇，霍邱人。光绪十二年(1866)进士，授户部主事，历任广东省陆丰、番禺、南海知县。因受两广总督岑春煊诬陷，被撤职遣戍新疆。民国期间，曾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政务厅长。着有《睫闇诗钞》、《河海昆仑録》。姚永概评其诗云：“伯谦于古大家诗无所不学，至其得力于杜、苏为多，吴船、岭云两集，才气已为极盛，至西征以后，光气发现尤可喜可愕，足追并古人。”(《睫闇诗钞序》)张隽称其诗“高则近太白，大则近少陵”(《睫闇诗钞序》)。
陈诗(1864—1943)，字子言，号鹤柴，庐江人。诸生。1900年后居上海，与当时名流陈三立、范当世、朱祖谋、文廷式、沈曾植、陈衍、吴昌硕、俞明震、夏敬观、冒广生等人交往，讲论诗学。生平无他嗜好，唯耽诗，“屏絶世务，冥心孤往，一意苦吟”(陈衍《石遗室诗话》)。着有《尊瓠室诗》、《尊瓠室诗话》，在民国间颇有影响。现代学者汪辟疆、钱仲联均列其名于各自所著《诗坛点将録》。
黄宾虹(1865—1955)，名质，字朴存，中年改字宾虹，原籍歙县。南社社员，民国间历任上海、北平各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黄氏以画家驰名中外，诗亦高妙，有《宾虹诗钞》、《宾虹游草》、《黄宾虹诗》等。陈声聪称其诗“精警密栗，雅近萚石(按指清诗人钱载)，画中人不多觏也”(《兼于阁诗话》)。
吴保初(1869—1913)，字彦复，号君遂，庐江人。淮军将领吴长庆之子，现代名人章士钊之岳父。以文章气节闻于世，与谭嗣同、陈三立、丁惠康并称“清末四公子”。工诗文，善书法，着有《北山楼集》。陈诗评云：“先生为诗，于唐学韦苏州、柳子厚，于宋学王荆公”(《北山楼诗续跋》)。宋恕评云：“五言古体，多似陶、韦”，“五言律体，多似少陵”，“七言律体，直逼江西诸祖”(《北山楼集跋》)。
许承尧(1874—1946)，字际唐，别署疑庵，歙县人，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兼国史馆协修。入民国后，历任安徽都督府高级参谋、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甘肃渭州道尹等职。有疑庵诗，成就甚高，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録称为“风骨高秀，意境老澹，皖中高手”；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谓为“近代皖省之奇杰”，《近百年诗坛点将録》点为“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吴闿生(1878—1949)，字辟疆，号北江，桐城人。诸生，官候选知府，曾赴日留学。于京师讲学十余年，弟子遍海内。吴氏继承桐城派古文，为诗取法杜甫、韩愈、苏轼，五七言古体雄奇典奥，造诣颇深，有《北江先生诗集》五卷。
吕碧城(1883—1943)，字圣因，女，旌德人。以家学渊源，姊妹四人并工文艺，碧城尤才情卓絶。青年时代同情政体改革，力主女子独立，创办北洋女子师范学校，任校长，为南社社员。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美术，1926年至三十年代间漫游欧美，卜居瑞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东归香港，病殁，著有《吕碧城集》。碧城为近代奇女子，特立独行，终身不嫁，以词笔驰誉清末至民国间词坛四十余年，创作丰硕，开拓出广阔新美的艺术境界。现代名家樊增祥、易顺鼎、冒鹤亭、潘伯鹰、沈轶刘、龙榆生等对其词评价极高，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録称为“近代女词人第一，不徒皖中之秀”。填词之外，诗亦清婉俊丽。以上诸家，均载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梁淑安主编，1997年中华书局版)。
（2）现代与当代(民国期间至新中国成立后)成名于民国期间、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的皖籍诗词家甚多，因时代距今较近，世人多所熟知，这里祇分别作简略介绍。
房秩五（1877—1966），名宗岳，字秩五，晚号陟园老人，桐城人。清末秀才，后肄业于敬敷书院。1904年赴日本东京攻读速成师范科，归国后于芜湖主持公立速成师范学校，与陈独秀合办安徽俗话报。曾任安徽省长公署秘书，后任芜湖道尹，1923年辞职回乡，全力创办浮山小学、浮山中学。建国后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安徽省首届人大代表、省政协一、二、三届委员、常委、副主席。有《浮渡山房诗存》，寄情深挚，诗风典雅。房氏毕生尽瘁于乡邦教育，诗未用全力，存稿不多，但诗品纯正，后人足以取法。
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1879—1942)与胡适（1891—1962），前者为皖西怀宁人，后者为皖南绩溪人，恰恰是安徽两大文化地区中诞生的杰出人物，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五四”期间陈、胡并肩作战，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与旧文化，主张废除文言文与传统诗，却又大写其旧体诗词。陈独秀的诗作具有丰富的现实主义内容，风格慷慨沉雄，极具震撼力；胡适以旧格律运新思想，诗词清畅如话，后人尊为现代词坛“解放派首领”(施议对《今词达变》，澳门大学出版社)，影响深远。
著名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1895—1967)，潜山县人，诗词有剪愁集，存作品六百余首，揭露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抒写抗战时期知识人士的爱国情怀，凄婉兼能悲壮。
政界名流如朱藴山(1887—1981)，六安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为同盟会会员，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有《朱藴山纪事诗词选》，以工稳深厚的笔力，纪録几十年的革命征程，堪为诗史。又如赵朴初(1907—2000)，太湖人，生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著《滴水集》、《片石集》，诗词曲三体兼工，反映新中国建立后政坛大事的作品，境界全新，其散曲某公三哭与诗词多首传诵一时。
书法大家林散之(1898—1989)，和县人。嗜诗七十余年，成诗三千多首，结集为《江上诗存》四十六卷，兼融唐宋，法古创新，诗风苍秀老辣，为现当代诗坛巨匠，成就实出书法之上(自称“以七分精力用于写诗，功夫最深，两分用于写字，画乃书法余事。”见《林散之序跋文集》)。世人唯重其书法而不知其诗，非林氏所愿。其文集中论作诗体验，多有卓见。
高等学府与科研机关中名家更多。如方东美（1899—1977），桐城人，学贯中西，一代大哲，民国期间任中央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后居台湾，任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教授。有《坚白精舍诗集》，所作意境广袤而深邃，时时融入哲理思维，为诗坛另辟一重天地。寓台的皖籍人士，蜚声于文化、学术界者，诸如台静农、汪中、苏雪林(女)、张雪茵(女)等人，诗词创作成就皆颇高。
潘伯鹰（1904—1966），怀宁人。少年时期从桐城吴闿生受诗古文辞，青年时期毕业于交通大学。二十年代末曾任教于北平中法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抗战期间寓居重庆。五十年代任同济大学及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后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参事、书法篆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特邀委员。潘氏集诗人、学者、小说家、散文家、书法家于一身，有《玄隐庐诗》及小说、学术著作多种，诗成就极高，海外名家潘受称为“思深、意远、境高、语妙”，“役万卷，狎千秋，会通天人，咳唾名理”，堪称近百年传统诗坛第一流大家。
洪传经（1906—1972），字敦六，怀宁人。十八岁入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留学英、法，在法国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安徽、湖南、成都、兰州各大学教授。1955年从兰州大学辞职南返，卜居杭州，“文革”后期病卒。有《敦六诗存》及经济学、文学、儒学著作多种。诗风清雅而晓畅，真切反映动乱时代，遗稿由弟子周明道保存。
宛敏灏(1906—1995)，庐江人，生前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专力于词学研究垂七十年，与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同为现当代词坛元老，有《晚晴轩诗词》，明丽清新，自成标格。常任侠(1904—1996)，颍上人，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北平艺专、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中国佛教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述三十余种，遍涉文学、史学、佛学、美学、艺术及外文译述。诗词有《红百合诗集》，存作品千余首，内容宏博，文采高华，足称大家。吴则虞(1913—1981)，亦颍上人，生前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校勘《清真集》、《山中白云词》、《花外集》，考辨功深，为现代词学奠基之功臣。有《曼榆馆词》数百阕，典丽沉郁，在百年词坛高张一帜。荒芜(1916—1995)，原名李乃仁，凤台人，历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有《纸壁斋集》、《纸壁斋续集》，揭露“文革”，讽刺时弊，笔锋犀利，风格独特，诗评家称其与聂绀弩、杨宪益、黄苗子、邵燕祥、李汝伦等人同为当代“杂文诗派”的开创者。吴孟复(1919—1995)，庐江人，历任上海暨南大学法学学院、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安徽省教育学院教授，为考据专家。有《吴山萝诗》，典雅精工，是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而一之的典型。著名美学大师、文学理论家朱光潜(1897—1986)，桐城人，虽不以诗词创作闻世，但其《诗论》一书，将中国古典诗词与西欧诗歌互为观照，剖析艺术，精湛入微，在创建现代诗学体系方面贡献卓越，该书成为二十世纪论诗的经典著作之一。此外已故的知名学者兼诗人，如安徽省文史研究馆前馆长光明甫、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张涤华，另如书法家葛介屏、省政界领导人张恺帆，其旧体诗创作都有很深的造诣。
籍贯在外省而久居合肥，以诗词擅长者，如丁宁(1902—1978)，女，扬州人，生前任省图书馆馆员，省政协委员。三十年代即受词学大家夏承焘、龙榆生知赏，驰名江浙。所著《还轩词》写身世之感，融入家国之悲，风格凄美，境界极高，词论家称她与另一位女词人沈祖棻为现代词坛的双子星座，是继吕碧城之后的又一巾帼奇才。冒效鲁(1909—1988)，江苏如皋人，近代名家冒广生之子，民国间任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交官，建国后任安徽大学外语系教授。有《冒叔子诗存》，诗风沉博幽邃，为清末“同光体”诗的继承发展者。曹大铁(1917—？)，江苏常熟人，为土木工程专家，在合肥工作数十年。兼工诗词书画，有《梓人韵语》，存诗词一千数百首，多有长篇纪史之作，雄奇伟丽。客籍居皖的诗词家，以其丰美的创作成果，为安徽诗坛增光添彩。
安徽省内各市县尚有许多创作成就颇高的诗词家，亦为隅举。如刘凤梧(1894—1974)，号蕉窗老人。岳西人(昔属太湖)，民国间任省教育厅视导，五十年代后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蕉雨轩诗》、《緑波词》、《劫灰集》，存诗词四千三百余首，造诣精深，广受当代名家赞誉。汪石青(1900—1926)，黟县人，英年早逝，诗词曲色色精美，有《汪石青集》，在台北出版。汪岳尊(1905—1998)，全椒人，为著名中医，与林散之为老友。有《石庐诗存》，诗清奇苍朴。张溶川(1915—2005)，定远人，退休教师，有《溶川诗选》、《溶川诗续集》，存诗一千数百首，才力富健。汪稚青(1919—？)，黟县人，汪石青之子，退休教师，有《皖霞韵语》。陈葆经(1919—？)，字丽子，全椒人，省文史馆员，有《三余轩吟草》，词作尤工。另如巢湖洪漱崖、宿松女诗人王松霞、安庆女诗人葛冰如，都已逝世，作品皆非凡响。民间声名未显的诗家更不可胜数，有待研究者进行广泛深人的发掘，搜集、遴选其精品，编纂出版，以广流传。
上述三十多位诗词家，皆出生于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叶，除少数人健在外，絶大部分已作古。他们在民国期间已驰骋才华，或初露头角，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吟咏，部分高龄诗人到八十至九十年代创作力依然旺盛，如张溶川、汪稚青、陈葆经、汪中等，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仍未辍诗笔。
民国期间战乱频繁，诗人大多流离奔走，生活艰辛。在全国范围内，虽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重庆等几个大都市都有过短期的诗社、词社，但在规模声势方面，无法与八十年代后的各省、市诗词社团相比。诗人多是单兵作战，劳者自歌，不标宗派，不立门户，交往酬唱，限于师友之间，作品不求发表，藏于囊箧，至晚年方结集印行。有人更无意存稿，随作随弃；或贫困无力付梓，以致诗集残毁失传。而以上开列者，仅仅是笔者读其诗、知其名者，见闻所限，挂一漏万，大量在当时颇有声名的诗人及其作品，已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无从得知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与全国诗词复苏的形势密切呼应，安徽的诗词群众团体也纷纷兴起。就会址在合肥的而言，省级组织有两家：安徽省太白楼诗词学会，成立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会刊《太白楼诗词》；安徽省诗词学会，成立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会刊《安徽吟坛》，安徽省炳烛诗书画联谊会，成立于一九九二年春，会刊《炳烛诗书画》；合肥市有庐州诗词学会，会刊《庐州诗苑》。省内各市、县，据笔者所知者，诸如安庆、桐城、枞阳、太湖、宿松、望江、潜山、岳西、六安、金寨、肥东、肥西、巢湖、马鞍山、芜湖、铜陵、宣城、凤阳、太和、定远、全椒、亳州、阜阳、蚌埠、淮北、淮南都有诗词组织和各自的刊物。从省级到市、县的诗词学会、诗社，都长年坚持活动，按期出刊，并与中华诗词学会及全国各省、市的诗词团体交流往来，会员写作诗词，随时发表，不限于本地会刊。从诗词队伍的成员来看，絶大部分为离、退休老干部，包括教师、医生、科研人员等各行业的老知识分子，基层诗词团体中也有部分工人、农民。作者的人数和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民国时期和建国后至“文革”时期。
在安徽省规模宏大的诗词队伍中，近二十年来又涌现出一批水平较高的作者，且有驰誉全国者。诸如宋亦英(著名女词人，有《宋亦英诗词选》、《春草堂诗词集》)、刘夜烽(著名书法家，有《刘夜烽诗词选》)、徐味(有《云水轩吟稿》，荣获安徽省首届“天鹅杯”文学奬)、邹人煜(女，有《两闲集》)、陶光(巢湖学院退休副教授，有《无邪集》、《无邪续集》)、陈家灼(皖西学院退休教师)、马祖毅(安徽大学外语系教授)、祖保泉(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有《丹枫词稿》)、孙文光(安徽师范大学教授，有《天光云影楼诗稿》)、裴中心(笔名老憨，退休教师，有《西园吟草》)、郭珍仁(退休教师，有《滨河庐词》)、金效滨(退休医师)、周醒(退休教师)等，他们出生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写作时间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晚年退休，投入较多的精力吟诗填词，形成各自的创作风格，是安徽省当今诗词界的主力军。皖籍而居外地的人士，诸如丘良任(全椒人，学者，有《补蹉跎室存稿》，居北京，1999年病故)、孔凡礼(太湖人，宋代文学研究专家，居北京)、舒芜(桐城人，著名学者，有《天问楼诗》，居北京)、梁东(安庆人，曾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社社长，有《好雨轩吟草》)、宣奉华(女，肥东人，曾任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已退休)、江婴(无为人，居天津)，居海外的学者如余英时(潜山人，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阚家蓂(女，合肥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在诗词创作方面都有成就。
[三]
以上祇是对安徽近百年的诗词创作情况作浮光掠影式的扫描，已可见代有英才，硕果累累。无论是皖籍还是客居在皖的诗词家，都以其手中的彩笔，多角度地反映百年中国的巨变沧桑乃至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化，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史、抗争史和进步史，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诗词家讴歌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既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又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洪流中扬清激浊，追求民主自由，表现出前无古人的思想境界和生气蓬勃的现代精神，使古典诗词中的人文传统焕发青春，平添亮丽，这是现当代诗词中最可贵之处，在新世纪必将进一步发扬光大。而安徽的雄山秀水、风土习俗也被诗人们尽情描绘，诗中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洋溢着对家乡的热恋，读之分外亲切。诗词家继承旧有的诗歌形式，不仅仅是思想内容有重大的革新，在作品的语言和表现技法方面同样有崭新的创造，从而形成缤纷多彩的艺术风格，具有丰富的美学价值。安徽省诗词家中的多位杰出作者，诸如裴景福、许承尧、吕碧城、陈独秀、张恨水、林散之、赵朴初、丁宁、潘伯鹰、常任侠、荒芜、吴则虞等，跻身于全国诗词界的优秀者行列，其作品共同代表着二十世纪诗词的高度成就，是现当代文学宝库中的珍品。至于近二十年来安徽省诗词群众团体的蓬勃兴起、活动的频繁开展，涌现出众多的诗词爱好者，其大量作品的高下精粗，有待时光的淘洗，但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文化现象，有其存在的深层意义，对今天大力提倡的文化复兴，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综上所述，再对全文作一总结。一、传统诗词是我国文学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几千年来的华夏民族精神，内涵深厚，境界广远；其艺术形式千锤百炼，讲究格律音韵，凝结着汉语言文字的精华，唐诗宋词，被公认为世界文学殿堂上璀璨的明珠。正因为诗词扎根生长于中化文坛的沃土之中，其风神、意境、格调、韵味，密切吻合民族的审美心理习惯，与横向移植的欧化体新诗在语言与形式上迥然有异，故而传诵不衰，难于替代。“祇有民族的，纔是世界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传统诗词的经典著作不亡，最适宜于以格律音韵的组合形式来抒情言志的汉语不亡，诗词也必将永远存在，且不断有人来继承、创新。这也是诗词历经劫难而生命依然顽强的根本原因。二、诗词是历代无数作家共同创造、确立的艺术形式，体制丰繁多彩。诗从四言、五言到七言、杂言，从古体到近体；词从小令到中调、长调；曲从散曲到套曲，各种体格在不断地创立，旧有的仍不废除，即使是最古的诗经四言体以及屈原的离骚体，今天也有人在使用。而形式中藴涵的思想内容伴随着时代的脚步在发展更新，其中的民族精神则代代承传，贯之以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这是诗词创作的规律。高明的作家自由选择、娴熟驾驭多种艺术形式，以表达其思想情感，变化随心而不逾矩，所谓“格律束缚思想”、“不能表现时代精神”等论调，是缺乏充分的理论根据的。新文学运动的旗手与健将，诸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老舍、田汉等人，以及政治家毛泽东的大量作品，已无可辩驳地证明诗词这种艺术形式不可废弃，“五四”时期的偏激观念已被现当代诗词家的创作实践所否定。三、从古代的第一位诗人屈原到现代的陈独秀、鲁迅，都是余事为诗，几千年来的传统诗词，没有专业作家。诗人在作品中寄托心灵，抒发抱负，纯粹出于感情的需要，并无功利目的。历代流传的精品，大多成于诗人艰危困苦之时，所谓“诗穷而后工”；现当代诗词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都是在战乱劫难的环境里创作的。诗人不仅具有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更秉持独立不阿的铮铮风骨，故能批判现实中的腐朽邪恶，体现真正的时代精神。胆识、胸襟，兼以才华、学养，是成为伟大诗人的必备条件。四、诗词絶非某些人所讥嘲的“老人文学”、“夕阳文学”。民国期间成名的诗词家，其创作大都始于青年时代，逐渐成熟、提高。许多老诗人的作品，仍然保持着鋭利的锋芒，蓬勃的朝气，而当今的语体新诗中却不乏颓废萎靡的情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大批中、青年词作者，四十至五十年代出生者勿论，有多位出生于六十至七十年代的青年，风华正茂，所作诗词意境新而艺术美，其成就大有超越健在的老辈之势，可见继武前修，必有来者。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论证。
以上就诗词存在的价值、原因而言，唯扼其大要而已。然而以冷静的眼光对当前安徽省乃至全国的诗词状况进行观照，便察知在繁荣的表象下潜藏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阻碍着诗词的健康发展。兹举其数端：一、由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诗词的抨击，更由于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加“横扫”，八十余年来，尽管诗词创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至今仍处于“在野”的地位，未能堂堂正正地进入现当代文学史，选入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诗词被视为“谬种”，是“陈腐僵化的体式”，热衷于写作诗词者，被讥为“对封建骸骨的迷恋”。小说、散文、戏剧、影视、报告文学及书法、绘画都有专业作家，政府设有专职管理机构作协、文联，作家的成果得到社会的认可，有经济效益；诗词则纯属民间的个人写作，任其自生自灭。除若干名流外，一般作者的诗词集极难正式出版，一版再版者，祇是古代诗词。各地的诗词团体无编制、无经费，开展活动，资金全靠自筹。二、高校与社科机构的专家学者研究的对象是古代诗词，视现当代诗词如无物。老一辈专家大多能诗擅词，五十至六十年代以后培养的以古诗词研究为专业的学者，则述而不作。其成果形式，或为文献汇编、校勘笺注，或为诗史词史、批评鉴赏，从理论到理论，严重脱离当今诗词的创作实践，起不到切实有力的指导作用。三、诗词队伍虽然规模庞大，但作者多而作家少，伪劣产品多而精品少。大多数作品的内容为歌功颂德，趋时应景，缺乏深刻的思想、独创的风格，千人一面，众口同声。多有作者语言文字尚未过关，格律音韵尚未精通，却主张“改革”、“通俗化”，其结果是作品无艺术性可言，味同嚼蜡，因而丧失了读者。四、诗词作者老龄化，青黄不接。在全国范围内尚不乏后起之秀，安徽则极少“新生代”人物。目前主持诗词团体者，都是七十至八十岁的老人，再过十多年，若无人接班，诗词活动包括会刊的印行，将归于沉寂。这是稍有远见的人都会担忧的。前两种状况，属于诗词生存的外部环境问题。现当代人写的旧体诗词，或一律嗤之为“复古”、“守旧”，这实际上是两个“凡是”的心态在文化、学术界的延续，是一种狭隘僵化的文学观念。未能通览古今，察其正变，没有对现当代诗词作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就轻易否定它，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而观念一旦形成，极难改变，要为现当代诗词“正名”，使思想解放，消除偏见，达成共识，尚需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无论如何，近百年来的诗词成果，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的文学实体，是中华诗史发展链条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是回避不了、抹煞不掉的。目前虽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将来必然有众多的研究者来开发莽原，收集珍宝，如同现当代人整理搜辑古代诗词一样。后两种状况，则属于诗词的本身问题，关键在于作者，在于如何提高作品的质量。诗词历来是品位高雅的纯文学，不同于通俗文艺和快餐文化，重传承、讲法度是其创作规律。作者如果缺乏深厚的学养和功力，很难登堂入室，写出真正的艺术精品。千年积累下来的古典诗词，已经树立极高的楷范。首先必须重视继承，必须虚心学习，汲其精华，融通变化，然后纔能有所创新，有所超越。数典忘祖、师心自用，急功近利，大言“改革”，皆非诗词的正途，其产品是经受不住历史的检验的。至于老年人以诗词自娱晚景，即使是水平不高的嗣通爱好者，也应该鼓励，而且大批离退休老干部已为当前的诗词复兴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更应该极力扶持新秀，使诗词后继有人，薪火不熄，这已是毋庸多论了。
综观二十世纪的传统诗词，在曲折艰难的道路上顽强奋进，终于迎来了柳暗花明的今天。严酷的政治运动都未能毁灭它的生命，何况是安定祥和的年代？随着国家的不断富强，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诗词也必将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在曙光灿烂的新世纪，将继续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诞生更多的诗词大家，使泱泱中华恢复诗国的美誉。安徽诗词近百年来拥有硕果飘香的过去，也必然会有繁花怒放的未来，笔者对此是坚信不疑的。

（原载《文学论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又载《合肥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收入笔者自著《近现代诗词论丛》，学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经修订后作为“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总序。“丛书”第一辑共五种，2009年由黄山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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