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的美学理想探析

清代学者章学诚论及北宋以后南宋与金对峙局面时曾说：“当日程学盛行于南，苏学盛于北。”（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第九条）程学指理学，由杨时、尹敦传入南宋，朱熹后来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后来影响巨大的程朱学派。苏学指诗、文，它经由金朝著名的文学家如蔡松年，赵秉文等继承和传播，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正是在金朝这样的文化传统的熏染下，有着鲜卑豪放血统的元好问，又受北方雄健民风的影响，其“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语。”（徐世隆《遗山新生集序》）“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郝经《遗 山 先生墓铭》）同时，元好问又形成了自己的诗学理论。在二十八岁时，他作《论诗三十首》。受东方审美意识特有的古朴性、神秘性和感悟性影响，这些诗论体现着中国古代文论所具的民族特色：一是着眼于文学作品对读者产生的直接效果。再者，受人物评品的影响，它们不是出于理智的分析批判而是出于直观想象；不是借助于抽象的概括而是诉诸具体的形象。就以诗论诗的形式而言，元好问效法杜甫。杜甫曾作《戏为六绝句》，为其滥觞。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的规模较杜扩展了五倍，其范围上至汉魏，下迄唐宋，著名的诗人多有涉猎，且三十绝句有机排列，自称机杼，比喻贴切，形象生动，语言雅畅。就其诗论所体现的美学理想而言，其诗美的纲领在“真”、在“天然”。这种美学理想源于元好问的庄佛思想。
道家推崇“道”，认为道先天地而生，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天地间万物荣枯，众生生息，无不以道为转移。道，只任万物依照自己天然的本性而生而灭，此即为“无为”。人若为着某种执着而干扰客观物体，必然破坏客体天然的个性，同时也相应的使自己受累而破坏主体天然的个性，此即“有为”。庄子的齐物论主张齐一自由，追求天然美或“真”，认为，道之所在即美之所在，得道之人便是最自由的人，便是美。“真者，所以受于天地，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所以，“真”就是得道之人的真诚的天然本性的自然流露，是天然自由情态处于“无为”而不受任何损伤情况下的真实外现。元好问由此而受启发。
此外，庄子还借庖丁之口指出：“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元好问据此生发，“诗学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白乐天香山之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近于道乎”，认为，诗歌创作时，既要吟咏情性又须排除主观随意性，要求真实情性的自然流露，同时要符合诗歌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不受准绳规矩的束缚而自由地表现。
元好问在诗论中构建起他的“真”与“天然”的美学理想。三十首诗中“真”字屡屡出现，这是他论诗的出发点，既追求诗歌内容的真实，又追求表现手法即艺术形式的自然。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要求作家本人表现其天然率真的思想感情。“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强调情感流露的自然无伪饰。表现真实和真实表现是“真”的第一层含义。
“眼处心生句字神，暗中摸索总非真。”元好问认为于“眼处”之外界所得，首先应是客观景物之真。其次是由此真景所激发出来的真情。主体的真由客体的真激发而生，两真又自然浑融，这样方能得出“图画临出秦川景”，才能“句自神”。正如查慎行所评：“见得真，方道得出。”（《十二种诗评》）“真”又包有主体自然真性与客体固有天然不期而遇自然融合的含义。
“真书今人不入眼，儿辈从教鬼画符。”“真书”即正楷，比之诗，则是孔子提倡的“思无邪”说。这里，他有两重意义：一是内容上的“正”，儒家之诗教。二是表现手法的“正”摈弃“鬼画符”的险怪诗风。
“真”还有精纯之义。“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这里他批评了黄庭坚“失义山之真，未得其精纯。”（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225页）
元好问既提出了“真”与“自然”的美学理想，同时，较前代文论家更高明处，他又指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坦途”。
首先是“心声只要穿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固守天然真诚。追求“心声”的真诚，一方面要求创作主体提高自身的修养；一方面要接触生活实践。诗人笃于高尚的情操则会如陶渊明一样“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保守其本性，就会“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要避免“暗中摸索总非真”，就应走进生活接触社会，放弃“传语闭门陈正字”的做法，那样只会“可怜无补费精神”，就应该“亲到长安”，身临真山真水，这样才能“画图临出秦川景”。此外，作家“心声”既是一己之心声，同时，又非一己之心声，其心声应折射出时代的某一个侧面，既显示诗人的个性同时又带有时代的色彩，反映出蕴涵着的多层次的时代情绪。
其次，“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哪计受纤尘。”元好问在《陶然集诗序》中曾说：“文字以来，诗为难；魏晋以来，复古为难；唐以来，合规矩准绳尤难。……诗之目既广，而诗评、诗品、诗说、诗式亦不可胜读。大概以脱弃凡近，澡雪尘翳，驱驾声势，破碎阵敌，囚锁怪变，轩豁幽秘，笼络今古，移夺造化之工…..”这里，他主张首先要澡雪主体情操，因为“风格即人”，讥讽了“文”与“人”乖离的“安仁拜路尘”。同时他又强调“冶炼”。这也源于其庄佛思想，庄子在《庄子?.大宗师》中说，要得道而自由须经过“损之又损”，“谴之又谴”。庄子称之为“炉捶”。元好问由此启发，提出以“修辞立其诚”为原则，磨炼雕琢，达到既古雅天然，又符合规矩准绳而不见痕迹的境界。
最后，元好问主张摈弃“藩篱”，不主一途，不尊一家，不单追求一种风格，不拘泥于某一种体制。他在论诗时，表现出集大成的风度和气派，既主张慷慨悲壮的建安风骨又不废淡泊自然的阮籍陶潜；既批评“温李新声”“风云少”同时又看到了“义山真”的一面；既肯定了苏轼的纵横之奇波诡云谲，又指出了苏诗“百态新”带来得负面影响。元好问反对门户之见，在前人创下的高峰面前，反对“窘步相仍死不前”，使得“俯仰随人亦可怜”，相反，应视前人为可超越的敌手。不敢越雷池半步，拘泥一家之法，只作“江西社里人”，诗歌会走向没灭的死胡同。
元好问，以其《论诗三十首》，既树立了“真”与“天然”的美学理想，又，指出达到此目标的“坦途”，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创造，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使得百代而下，人们仍受其惠泽不竭。（罗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