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论证近百年旧体诗史的价值，首先应强调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的基本立场，并疏通辨认其背后的文化倾向，但有关的理念调整与申说并不意味着问题得到了完美的解决。至少我们还要追问，除了文化激进倾向和文学趋新立场的裹挟，近百年旧体诗自身具有何等的认识意义与艺术品质？它能否凭持自身特有价值不仅与作为诗国新宠的自由体诗歌对抗，还要稳稳站在三千年诗歌史长河中，与任何一段辉煌的诗歌史相抗衡而略无愧色？倘要对这个相当巨大的问题稍微深思的话，又不难发现，对近百年旧体诗的价值确认与跟其相邻并存在一定交集的清诗的价值确认极有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彻底澄清有关误解，认真寻绎与落实清诗在诗史上的重要席位，对近百年旧体诗的种种轩轾褒贬都不可免地要沦为无根游谈。那么，就有必要重温严迪昌师三十年前在《清诗史》开篇写下的纲领性文字《清诗的价值与认识的克服》。在这篇文章里，严先生谈到如下几点：第一，今天人们要从文学角度认识和探觅清代知识阶层的精神状态、心灵底蕴，单靠小说或戏曲的研究显然是远难企及的。清代诗歌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灵跃视野，从宏观到微观无不提供着宏富的认识参照系。第二，就诗的题材开拓充实以及诗体容量展宽方面的贡献而言，无论是山水诗、怀人诗、爱情诗、论诗诗，还是咏物、咏史、田园、怀古诗，在清代均有长足发展。第三，从专题诗史角度谈清诗的价值，诸如“清代妇女诗史”“八旗诗史”、寒士诗、僧人诗、画人诗、匠工诗，等等，数量既极可观，内涵也至为丰富。凡此均为清诗增添了一层层独异色彩，也无不可独立成史。

▲《清诗史》书影

基于上述剖析，严先生得出了明晰的结论：“有清一代二百七十年间的诗歌，以其绚丽丰硕的盛貌，焕发着作为中国古代诗史集大成的总结时期所特有的风采。清代诗歌卓具的深广的认识意义和丰富的审美价值，雄辩地说明古典抒情文体中这一最为主要的形式，仍在持续地发挥其遒劲的功能作用；它的生气活力的高扬未衰，适足以表证：以五七言古近体为文本形态的诗的生新机制依然十分强健。”对体量如此庞大（至今我们还看不到底数）的清诗来说，严先生要言不烦，已不易增益，只能再补说以下几点：首先，“以诗证史”的古老命题在清诗发展进程中体现的深度与广度可谓旷古未有。只需看看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比照计有功、厉鹗纂辑的《唐诗纪事》《宋诗纪事》篇幅涨出了多少倍，就不难明白清诗对这段特定时空具有怎样的无可取代的认识意义。其次，严先生定谳清诗为“生气活力高扬未衰”“生新机制依然强健”的“中国古代诗史集大成的总结时期”，这就意味着，根本问题不是应否虚悬唐宋诗标尺来绳衡清诗，而是清诗足以与唐宋两个诗歌最隆盛时代争奇斗胜。从我们熟悉的“朝代+文体”框架意义上，清诗是完全可与唐宋诗鼎足而三的。再次，如果上面的结论无大差误，那么依一般逻辑来说，清诗的影响就不可能随着爱新觉罗王朝的物理性覆灭和新文化运动的高涨而迅即消亡，从可与唐宋抗手的高峰一下子坠入海沟，如溺水般悄无声息。虽然它伴随着文化迁变而不得不滑向边缘，但也必然以强大的惯性葆有着依旧耀眼的认识价值与艺术品格，甚至还如田埂畦边的野草闲花一样，以自然赋予的生命伟力，在不经意间变化开放出前所未有的颜色与形态。这样说并不是将近百年诗当作清诗的附庸藩属或惯性滑行之谓，而是想强调：它和清诗一样，亦具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认识价值，毫无愧色充任着百年中国历史与知识分子心灵世界的记录者、歌手与摄像师的角色。甚至有时候，那些最隐秘幽深的部分，只有在旧体诗中才能“独家呈现”，在别处是难可觅见的。同时，由于急骤飞跃的现代文明进程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力，近百年诗在人文理念、诗歌题材、审美风格等方面的拓宽补益也是极具力度的，非但无多逊色于清诗对中国诗歌史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甚且还可能驾而上之，令人惊艳不已。详尽揭示这一点非本文任务，这里想梳理的是清诗对于近百年诗的影响问题，反过来说，即近百年诗如何将清诗“纳入”接受对象的问题。诗歌史一条显而易见的规律是：时代愈趋晚近，诗人所承享的诗歌遗产就越丰富，可供选择的接受对象就越繁杂，所承担的出新压力就越严峻。如果说宋诗相对于唐诗算是自出机杼、自成一家的“富二代”，那么，清诗就是唐宋诗峰影笼盖下的“富三代”，始终在两者之间踯躅徘徊，或各执一词，争论纷纭；或试图弥缝，交融贯通。有胆识者虽亢言“与其假人余焰，妄自僭王称霸，孰若甘作偏裨，自领一队”，其实意中亦一直横亘着唐宋诗的“祖宗”位次。作为研究对象的“近百年旧体诗”比清诗更要晚上一代，“影响的焦虑”也自然更加浓重。由积极的方面看，“清诗”在这个百年中也逐渐走向经典化，与唐宋诗一样具备了被接受取法的资格，甚至因为时间的密迩亲近，清诗还向近百年旧体诗投射出了更加颀长而清晰的身影。在浩瀚的清诗海洋中，吴伟业的“梅村体”与龚自珍的“定庵风”因其独异的面目与质地引发了后代诗人相当广泛热烈的呼应，从而形成了影响及近百年诗坛的两个具有典型性也特别有意味的个案。

二、梅村体在清代前中期的接受述略

“梅村体”当然不是指吴伟业的全部创作，亦与一般的叙事诗有别。它是特指吴氏独擅的具备“指事传辞，兴亡具备”之“诗史”品格的长篇七言歌行之作，应该具有如下特征：其一，体裁为七言歌行；其二，取材于沧桑感浓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可借以窥见身世变迁及时代兴衰；其三，具有强烈的叙事性，近长庆体；其四，辞藻华美繁复，典故密丽，近初唐四杰。严迪昌师《清诗史》在列举王士禛、程穆衡、《四库总目》、赵翼诸家论评后特地指出：“吴伟业的歌行所存传的史事，大多包孕着时代巨变的血泪印痕，‘题既郑重，诗亦沉郁苍凉’，实非元白等作可简单化地相比拟。”并进一步总结其艺术风貌：“他叙事不虚，却又不滞，善于出境而氛围毕现，声色皆壮……以气韵振起色泽，故即使丽泽藻采却不觉得浮艳；以情愫激穿情节，所以描述乃至口吻之传写，能予人一种贯连而不松散破碎的感受。一气呵成，一气贯转，于是转韵跌宕，愈转愈能产生流转圆旋的声韵效应。”正如诸多论者所指出的，如此“流转圆旋”的叙事效果显然与戏曲文类叙事特质的渗入有着非同小可的关系，而这也是“梅村体”有别于“长庆体”（尽管两概念常被混用）的微妙处所在。

▲吴伟业（1609—1671）

▲改琦绘《圆圆小像》由于沉富的情感容量与磁吸般的艺术魅力，早在当世，梅村体（后世亦称“鹿樵体”“娄东体”）已经形成了不小的辐射效应，其弟子辈陈维崧、吴兆骞、王摅即分别以《拙政园连理山茶歌》《白头宫女行》《教坊老叟行》等作，步武乃师踪迹，陈子龙入室弟子王沄《虞山行》《濑上篇》，亦全用梅村笔法，一咏叹钱谦益“年年柳枝怨离别，惟有虞山似旧时”之行迹，一感慨陈名夏“古来恩怨几时平，覆楚复楚皆成名”之结局，笔锋含蕴犀利，几不亚于梅村“冲冠一怒为红颜”之名句。迨乾隆朝，弘历深赏“梅村一卷足风流，往复披寻未肯休”之言出，诗坛很快兴起一股浓烈的“梅村热”。不仅靳荣藩《吴诗集览》、程穆衡《梅村诗笺》、吴翌凤《梅村诗集笺注》等多个版本次第面世，代表官方学术眼光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吴诗高度评价，赵翼《瓯北诗话》更列吴氏为清代第一大诗人，与李杜韩白苏陆等齐称并峙。流风所及，乾嘉诗坛对“梅村体”的接受亦呈稳步上升态势。稍检此际诗集诗话，即可读得赵翼《青山庄歌》《李郎曲》、王文治《常熟顾氏芙蓉庄红豆树歌》、孙原湘《媚香楼歌》、郭麐《红桥曲》、董潮《芙蓉庄红豆树歌》、杨荔裳《桂贞曲》、曾燠《袁简斋以所藏文信国绿端蝉复砚赠于王惕夫》、顾敏恒《梅花落歌》、张敏求《为袁玉堂题意兰女史陇山策蹇图》、赵函《芝香曲》、刘开《素云曲》、杨芳灿《董小宛贴梅扇子歌同钱竹初赋》《凤龄曲》、李传煃《贩香曲》等相当一批步趋之作，连独往独来、自抒性灵的袁枚也有《朱长宫词》《春雨楼题词为张冠伯作》，变怪无方、狂放难羁的王昙也有《景阳宫井为寺僧失其栏，今新甃也》《石帆楼》等“尤用其体”的七古长篇，所以同学梅村体的单可惠甚至很不满地说：“学者化之，乃为诗厄。”诗而成“厄”，足见波澜之广，而“厄”字可能又指名声不甚佳的陈文述而言。彼时梅村体之继替者，无疑以陈文述所作数量最多，亦最称神似。

▲《碧城仙馆诗钞》书影
陈氏规摩吴梅村乃当世诗坛共识，为其《颐道堂诗选》作序的萧抡、铁保、李元恺对此皆异口同声，更称铁证者乃陈氏自作《读吴梅村诗集因题长句》。这首诗本身即是梅村体，以其体咏其人，洵为诗史之奇观。其开篇“贲园花木娄江水，天荒地老悲风起。千秋哀怨托骚人，一代兴亡入诗史”四句已经对梅村体之品格抉发深至，结尾处又云“绝调应教世共传，苦心定有人能谅……尊前一瓣心香在，我欲黄金铸浪仙”，景慕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其《颐道堂诗选》中梅村体之作无虑数十，诸如《南屏吊明兵部尚书张忠烈公煌言墓同舍弟寿苏作》《阿曲和赵璞函〈娵隅集〉中作》《云亸娘词题邝湛若所撰〈赤雅〉后》《昭勇将军宝刀歌为云台师赋》《书毛西河撰明沈云英墓志后》《四川营是秦良玉屯兵处》《琼华岛访金李元妃妆台遗址》《宫人斜是前朝丛葬宫人之所在阜成门外慈惠寺西北》《花蕊夫人词》《琴心曲》《桐船行吊黄节镇》《龙幺妹歌》《舟山宫井篇》等一批长诗皆能登堂入室，得梅村壸奥。《题洪稚存太史亮吉西域诗后》《卿怜曲》二首直记当朝史事，最能见“善于取题”之“诗人慧眼”。
嘉庆四年（1799），洪亮吉上《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有“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等语，触怒仁宗，下狱论死，后改流伊犁。百日之后，释还回籍。此乃洪氏一生名节所系，陈文述诗亦壮健有骨，足配其事，“玉堂岂是乌台比，当局有人持国礼。况兹戆直过淮阳，小臣狂易难逃死”等句，几乎直言这又是一场乌台诗案！吴卿怜为和珅宠妾，陈诗记其“花开复花落”之曲折际遇，真意乃在指斥和珅“相公此际太猖狂，绝席军容敢雁行。九列公卿称弟子，头行厮养傲侯王”之泼天势焰以及“一时宫羽都移换，十年小劫悲龙汉。蕙楣兰锜总烟消，雁奴鱼婢皆星散”之萧条下场。如此胆力识见，确乎得到了梅村体的真传三昧，说陈文述是梅村体经典化过程中的一大关节是应无疑义的。

三、梅村体在近现代的接受述略

总体而言，乾嘉朝态势承平，更兼文网酷密，梅村体之制作也以怀古咏风月、规避现实者为多。迨至近代，由中西文明激撞旋转而成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渐次浮出水面，“大事件”“大人物”频繁登坛亮相。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时世的变乱恰好润研了诗人的笔墨，从而成为记录观察这段历史沧桑的“绝好资料”。同治十年（1871），王闿运与徐树钧、张祖同访圆明园故址，目睹一代名园如今残毁殆尽，“颓垣断瓦，零乱榛芜，宫树苍苍，水鸣呜咽……乱草侵阶，窗棂宛在……暮色沉沉，栖乌乱飞”，乃“罔罔不自得”，遂有《圆明园词》长篇之作：宜春苑中萤火飞，建章长乐柳十围。离宫从来奉游豫，皇居那复在郊圻……沉吟五十年前事，厝火薪边然已至。揭竿敢欲犯阿房，探丸早见诛文吏……鼎湖弓剑恨空还，郊垒风烟一炬间。玉泉悲咽昆明塞，惟有铜犀守荆棘。青芝岫里狐夜啼，绣漪桥下鱼空泣……应怜蓬岛一孤臣，欲持高洁比灵均。丞相避兵生取节，徒人拒寇死当门。即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词臣讵解论都赋，挽辂难移幸雒车。相如徒有上林颂，不遇良时空自嗟。王闿运的凭吊其实别有心事。一方面，其恩师、中兴能臣肃顺在“火烧圆明园”后不久的“辛酉政变”中被处斩，“即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一类句子不仅是伤悼的“中郎之感”，更是目瞋髯张的指斥；另一方面，王氏善谈经济，志在天下，此来京师，盘桓不遇，末数句尤其感时伤世，不能自已。故本篇虽辞采逊于梅村，但因“拈大题目，出大意义”的缘故，“未数日，京师文人传写殆遍”，从而拉开了梅村体在近代隆兴的序幕。

▲《湘绮楼诗文集》书影关于梅村体在晚清民国以迄当代之风靡盛况，钱仲联《梦苕庵诗话》、刘梦芙《孔凡章诗词述论》举例甚赅备，如果再参以郭则沄《十朝诗乘》、钱仲联《清诗纪事》、刘衍文《雕虫诗话》、吴宓《空轩诗话》等，则可以统计到梅村体诗作达百篇之多。其中仅集笔墨于赛金花传奇身世者即有樊增祥前后《彩云曲》、王甲荣《彩云曲》、薛绍徽《老妓行》、碧葭塘主《续彩云曲》、巴人《彩云曲》、汤炳正《彩云曲》、萧公权《彩云曲》等七篇，咏颐和园者有邓镕、王国维、张怀奇、饶智元、张鹏一、吴之英等六篇，咏珍妃投井事也有金兆蕃《宫井篇》、王景禧《宫井词》、薛绍徽《金井歌》三篇。青楼风月、异域光景、宫苑秘辛、骨肉搏杀、家国变乱、人世沧桑，这么多的典型诗质因素荟萃丛聚，那也难怪诸多诗人万千感慨，下笔不能自休了。尤有意味的是，这其中还包括了曾缄（1892—1968）所作抒述仓央嘉措生平的《布达拉宫词》，可谓近百年梅村体歌行之取材最独异者。

▲赛金花像，载1911年《香奁花影》这些作品水准参差，并不少“无病而呻……谰言自喜”之章，但也颇有从选题之敏锐、沧桑感之稠郁、声情之流转回旋等诸多维度而言均不逊于梅村手笔的佳篇。比如樊增祥的前后《彩云曲》，当时读者即以梅村第一名篇《圆圆曲》拟之，沈曾植甚至说《后彩云曲》已经超越梅村，直逼香山。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在其名著《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中也花了大篇幅解释这两首诗，以为它们“在反语的运用以及对中国面临的现代困境的特殊性的关注两方面都超过了王闿运作于1871年的《圆明园词》”。再如王国维对自己的《颐和园词》有“虽不敢上希白傅，庶几追步梅村”之说，以他谦退内敛的性格而言，堪称是罕见的“高调”了，而铃木虎雄则盛赞王诗“风骨俊爽，彩华绚辉，漱王骆之芬芳，剔元虞之精髓……怀往感今，俯仰低回，凄婉之致，几乎驾娄江而上”，以为“洵近今之所罕见也”。这里面有夸张的成分，也有王、铃木二氏都对梅村体不甚认可的原因，然而对《颐和园词》特征的抉发大抵中肯，不能算是很过分的吹捧。再如杨圻咏香妃事的《天山曲》，钱仲联虽“惜其稍乏剪裁”，但还是予以“长一千九百三十二字，为前此诗家所未有……美人碧血，沁为词华”的好评。对曾广钧咏张勋复辟事的《纥干山歌》，钱氏称之“以美人香草之词，寓隐文谲喻之义，盖诗史也”，显然评价更高。相比前述诸名作，孙景贤《宁寿宫词》罕为人所齿及，但奇警之致似能突过樊、王、杨、曾诸家。其诗从“章皇当日入关初”遥遥写起，大书清世“貂珰不得位诸卿，狗监那教越禁城”之律令，然而一缕眼光，已落在“从来天命惯无常，涓涓祸水本荒唐”之衰世。随着“热河一哭”，“老佛”弄权，国运亦走到了“天下兴亡如敝屣”的地步，终于导致维新不成、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光绪仓皇“西狩”之国耻。这一段移步换景，稍沾即逝，但笔笔如刀，惊心动魄：鸾台凤阁传刀敕，征兵谋起清君侧。王璠枉遣募英豪，何进空成误家国。金吾厅事一朝开，森沉兵幕生风哀。衣带似闻新旨下，罘罳已劫软舆来……九重宵旰启皇衷，诏为昆夷讲武功。枉习阵图惊鹅鹳，可怜兵士化猿虫。北门筦鑰宵传警，鸡筹催起犀环醒。阿监先奔花萼楼，贵妃已堕燕支井。苍黄车骑出重城，愁听铃声杂雨声。五台山上楠檀坐，七宝鞭前草木兵……麻鞋蹋破豆田荒，金床玉几梦旁皇。行在辟风兼辟雨，去程愁露复愁霜。至全诗结尾，尤其仰天喟然，不能自已：鹅笼书客醉梦余，水天话旧每唏嘘。原头几失上林鹿，市中曾换昆明鱼。甘泉玉树多枯槁，惟有李花颜色好。青龙本是可怜虫，赤凤原如同命鸟。刑余自古有英雄，索隐能存史笔公。亡秦却是赵公子，未许陈王第一功。

▲李莲英（1911—1948）

▲故宫宁寿宫钱仲联以为结尾一段“不当”，辨说有云：“李莲英虽为总管，然不过供西后驱遣之奴才，并不具政治野心……其人且不得与明代之刘瑾、魏忠贤相比，遑论为亡赵复仇之赵高。孙词迳以清室之亡蔽罪莲英，此今人所谓唯心史观也。”此一理解，意在“唯心史观”之扬弃，似乎误读了诗中无处不在的浓郁反讽味道。如“惟有李花颜色好”“刑余自古有英雄”等句，皆正话反说，妙不可言，“赵公子”云云，亦同一故辙也。徐兆玮《北松庐诗话》称其“旁征曲鬯，温润缜密，洵有清一代诗史也”，结论并不错，但其诗之妙，恰恰在于很不“温润”的犀利与悲愤！徐澄宇的《海上谣》则于“宫词”“艳体”两大系列之外别出心裁，以光怪陆离的大上海十里洋场为取材，开篇即奠定“海上红尘一百里，琼楼珠阁连云起。华夷士女十万家，日斗繁华夜旖旎”的喧阗基调，以下极力铺叙舞厅、番菜馆、百货公司、影戏院、明星、名媛等交错穿梭的世相百态，而渐趋于扼腕之长叹：
此际摩托动地走，此时歌管沸天开。歌管沸天听不足，别寻章台顾艳曲。章台柳色等闲看，风貌华年暗中换。百里洋场竞豪奢，天长地久夜漫漫。明年王母会龙华，花光钿影斗璀璨。却愁王母易朱颜，握手红尘聊一叹。携取江南锦绣春，化作碧海红云散。红云散后海水咽，中有贫民泪与血。怒涛尽作不平鸣，寂寞繁华那可说。咫尺天上隔人间，阑里桃花阑外雪。将雪化水灌桃花，桃花未落水先竭。
吴宓说，徐氏诗中，自己最爱诵《海上谣》，盛赞其“顽艳悲凉……大劫当前，语重心急。而词笔振起，高唱入云，与韦庄《秦妇吟》可谓异曲同工者矣”，其说甚精当，而不可忽视的还有诗中大量新语汇与“今典”的使用，使其整体风貌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现代感”，从而有别于其他同类创作。

▲徐澄宇、陈家庆《澄碧草堂集》书影以人而论，晚清民国之梅村体作手当推有“绝代江山”之称的杨圻致力最深而气魄最大，同乡弟子曹大铁（1916—2009）则承其余绪而俨有后来居上之势。曹氏自述“少年时尝问业于同邑杨云史先生，其五律不敢学，天分不逮耳。至其歌行，则渊源长庆体，心窃慕之”，并明确声称“坚守白傅为时为事之旨”，其《菱花馆歌诗》一集是毫不含糊地实现了这一主张的。诸如写安重根、尹奉吉的《朝鲜二烈士咏》，写吴佩孚晚年气节的《匡正行》，纪念翁同龢的《孤臣吟》，写南浔诸财阀的《富乡歌》，写奇僧懒悟长老的《善哉行》，写张大千生平的《丹青引》，皆巨眼擒题，笔横气盛。至于写一己及他人风情阅历的《艳歌何尝行》《丽人行》《情绵绵曲》《逝水词》等，又能摧百炼钢为绕指柔，以小人物之身世浮沉映射出大时代的绵邈苍凉。时人称其诗“无一虚浮语，或感时忧国，慷慨悲歌；或述事写怀，铁板铿锵；或悼师怀友，情深词切；或悯弱怜香，回肠九转”，不能算是过誉。总体而言，当代的梅村体创作除曹大铁、孔凡章等尚能支拄其间，大势则陡峭下滑，不复往日光彩。至网络时代，王震宇《云鹤曲》、燕垒生《潇湘曲》、尘色依旧《仵将军歌》、军持《如玉歌》等作品的出现，还是证明着梅村体在当下仍具有着坚韧的生命能量。梅村体由明清之际山崩海立的大变局酿化而成，最终在近百年更大的变局中分蘖演进出夺目的思想光芒与温暖锐利的人文精神。前文所引严迪昌师有云，诗在清代“仍在持续地发挥其遒劲的功能作用。它的生气活力的高扬未衰，适足以表证：以五七言古近体为文本形态的诗的生新机制依然十分强健”，上述梅村体在近百年的流变岂不正是最好的证明？

四、网络时代“学龚”之再盛

同样提供最好证明的还有近百年诗坛劲吹的“定庵风”。
“怪魁”龚自珍一世清狂，眼高于顶，但也肯定不会想到，在身后他会成为诗歌史上如此巨大的存在。他也肯定不会想到，自己在乙亥年随手写下的“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两句几乎成了神奇的预言：恰恰在他身后五十年左右，一批怀抱维新革命理想的仁人志士读他的别集开始“若受电然”，不仅痴迷不已，而且以集句、批评、模仿写作的方式成为他的“理想读者”，大大推促着龚自珍的经典化进程。龚氏在其后不久开始的文学史生产热潮中获得越来越高的地位，无疑与包举席卷的“定庵风”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定庵全集》，民国九年扫叶山房石印本关于龚定庵对于康梁师弟、黄遵宪、谭嗣同、南社诸子、鲁迅、郁达夫等人的影响，已经有学者发表了很精彩的意见，虽尚有可开掘空间，本文亦不再赘。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半个世纪的沉寂，随着21世纪到来，龚诗出现“再盛”趋势，为诸多网络诗坛高手积极借鉴与仿效。檀作文的《网络诗词与“己亥杂诗”体》最先注意并敏锐地揭示了这一点，他指出，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是“对阮籍、陈子昂、李白的大型古风组诗言志传统的继承。文体由古风变为七绝，思想内容也有古代和近代的差别”，那么胡马（徐晋如）作于2001年的《世纪之挽》50首、胡僧（胡云飞）同年所作《随想随作》55首以及惕庵（冯乾）所作《甲申杂诗》33首即无异于一次对定庵“己亥言志”的追怀与“再继承”。笔者在2013年编选《网络诗词三十家》的时候尚未看到檀文，但也注意到了此一现象38 。书中选入《随想随作》18首，有点评云：“此组与胡马《世纪之挽》皆奇横无匹，《己亥杂诗》之俦也，读此知定庵不死。”又选入《世纪之挽》21首，加点评十余条。如：“龙身可醢性难驯，不独番禺屈大均。三百年间称此子，一身由己符天民。”一首评云：“仍用定庵咏翁山诗意”，“人权论罢体生寒，国脉如丝断续看。漫把哀时幽愤泪，平畴洒落溉馨兰。”一首评云：“与定庵‘落红不是无情物’同一芳馨”，“北人无过陆涵元，南人无过张三朴。说到氓愚心事横，啾啾夜雨乃天哭。”一首评云：“自定庵‘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化出，仄韵别有古朴味。”皆有所提挈。需要补充的是：第一，胡僧、胡马对龚氏的汲取远不止这两组诗有所体现。胡僧《书懒残〈读己亥杂诗注〉后》云：“伤心末法谢闲谭，但喜闻人说定盦。奇绝何须入时眼，百年剑气破烟岚。”后二句与柳亚子“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二句相仿佛，足令定公长笑。《归程十章》其一系谒定庵纪念馆的致敬之作，亦别具滋味：“细雨滴檐天半暝，明堂狼藉箫剑冷。童心我独未销磨，素壁空塘想花影。”至于胡马，其七律亦得力定庵甚多，如下面这几首皆气象奇丽，“吾将披发乱流地”“欲持针艾疗天病”“欲作明王狮子吼”等句中的激切之感较定庵似尤过之：易水当年认浩歌，江湖侠骨近无多。徒凭庚帖称兄弟，那便牺牲祀怪魔。羊左全交岂容易，宁歆分席惯经过。吾将披发乱流地，椎破箜篌竟渡河。（《偶感》）
世变时衰万物伤，新蝉鸣露亦凄凉。欲持针艾疗天病，早悔风花误德裳。尘海英雄三两见，心头魔念百千强。近多豪饮偏难醉，哀郢怀沙正渺茫。（《闻蝉》）
争能治国习清谈，回首觚棱意未甘。海外可余生理地，域中难得不群男。销愁惟饮天山雪，纪梦微怀松月龛。欲作明王狮子吼，芳荃错杂正沉酣。（《清谈误国，或犹未必，然士风陵替，谁之过欤》）    第二，仅以《网络诗词三十家》为标本作很有限的观察，也能发现网络诗词对定庵之接受远不止上面提及的两三家，而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现象。笔者推为网络诗词大纛之一的嘘堂即有《人间无地四章题定庵集》云：人间无地竟何之，一语惊回各怆时。此夜天台寻旧偈，飞蛾到死不如丝。
人间无地抑有之，宝树娑婆梦见时。感激三生消息在，空中结满未残丝。
人间无地梦怀之，历落青山挂剑时。布发泥涂添一拜，倩谁重绾碧云丝。
人间无地且由之，觑定蛟龙入海时。赝手终难追色相，犹输风雪数条丝。
    又有《巡观网上，得绮靡三昧者殊寥寥，有感，借定庵韵》一组，其一云：“相思种遍小霜屏，几处笙箫缈入冥。乃信风花非细事，平生断送始通灵。”前组诗笔者有点评云：“题龚定庵居然龚定庵矣，定庵精天台宗，嘘堂与之神魂交通者多，自然精气贯注。四章语势题旨精光离合，夭矫如神龙。”后组诗又评云：“断送平生，始通风花，‘绮靡’真非细事也！笔力重大，直追定庵。”

▲嘘堂《须弥座》书影    甘棠六子之一的披云（陈骥）诗近同光，而《猛忆二首》：“我所思兮在何所，冽石苍郁不可及。魍魉行啼古峡里，一帘夜海秋灯碧。”“我所思兮在何所，荒滩星满缀人衣。触手河汾凉入骨，一轮月坠万鸦啼。”亦大有定庵笔意。再如该书入选最年轻的诗家之一毛进睿，其《己丑杂诗》47首是又一组追摹定庵的力作，《君未嫁集》多达百首，笔意亦多从《己亥杂诗》之《寱词》得来，前组诗如“与君倾盏共心期，镌语幽深不自持。百韵南山追吏部，不为清丽可人诗。怀渺之”，“结交文字宿缘深，孤渡南来万马喑。浩渺云烟归脉望，人间始觉重微吟”。后组诗如“馈君珠泪颇黎盌，报答缁衣迷迭香。魂反青林须九死，树滋红豆莫牵肠”，“黑裘换酒意弥轻，独为蛾眉惜令名。我辈多缘文字误，错从诗笔问前生”。另如七律《别璧卿》云：“哀哉无女此高丘，避席东南忆旧游。异域狂歌悲自惜，生涯醉梦恐难休。经年仗剑多屠狗，满眼峨冠只沐猴。十仞虫鱼销侠骨，尚留烟雨听箜篌。”虽不乏自家面目，但于定庵形神毕肖处仍一望可见。尤值得关注的是碰壁斋主（卢青山）之《山歌》与沙子石子（董高瞻）之《芙蓉沟行》，二诗眼光所注，显然在定庵名作《能令公少年行》，不妨读其片段：胡为乎公？公胡为而弃此堕浮荡之尘中。当公初至颊晕红，精光卓烁流双瞳，长袖汪洋阴阳充，飘然来御清泠风。一时峰谷惊耸声訇訇。游云奔走传公容，横崖侧立避公踪，清溪曲跳溅公胸，乞公一濯长腰弓。诛茅结屋，树壁披篷。载歌载笑，以友以朋，群趋竞凑，为公之僮。其左则潜蛟起没之渊泷，其右则栖凤鸾之椅桐。知公之所好在斯兮，陈百物以滞乎公跫……一十八年岂匆匆，呼吸久与嵯峨通，脉中涌涌山泉冲，骨中兀兀山岩雄。迁化如斧急来攻，藏舟于壑谁能封，睹公髭髯将成翁，我岂不痛如身逢……公宁忍而去此，弃余泣于腐泥之丛。公既弃兮言何庸，送公十里兮善其终；步步皆山兮山皆峰，此我所跂足兮望公东。胡为乎公？公既决而去此，胡为忽背立兮如雕铜。山崖跃起当路冲，嵯峨千仞欲飞空，黝黝如削青芙蓉，目眩不觉神魂融。秋溪九折秋草丰，襟风含雾潜虬龙，亦似宛宛银河水一泓，若还若往浮青穹……我亦立身如石倚鸿蒙，天籁人籁忽相通，到眼奄忽灭没云匆匆，到耳微风纤渺溪淙淙……忆昔东游蓬莱西崆峒，匡庐之云黄山松，去去行人如蚁复如蜂，山耶水耶茫然不识何异同。人间块垒横心胸，山灵故地独情钟，云萍偶遇无西东。他年乞食山落与村冲，一瓶一钵或重逢，君将款我如良朋。嘉荫芳草铺茵绒，山花山果纷嫣红，黄梅紫竹青泠枫。我心倦矣魂亦慵，泉声跌宕半山空，温柔恰似安魂钟，埋我青青长草中，与山相对卧如虹，直到人天末日一炉熔。
    严迪昌师评《能令公少年行》云：“诚可谓封建时代隐逸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龚自珍将山林湖海之隐与书画金石之隐、茶烟清玩之隐、禅隐、‘红袖添香夜读书’式的‘神仙眷属’之隐，全都融会一气，千百年来一切逃世出俗、远避嚣尘的理想境界的积淀，在定庵笔底整合组构成另一个精神世界。这当然是乌托邦型的憧憬，同时更是心态失重后严重怅惘的变形自救……愈是写得适意惬情，愈见苍凉；愈是显出飞扬飘逸之势，愈是幽凄。”是的，这些特征在碰壁斋主和沙子石子的两篇歌行中也同样精魂相接，气息相通。碰壁斋主《山歌》小序云：“予以生计故，将辞山入市。虽来涂未定，其去云溪之居则已必矣。人非草木，未免有情。佛氏犹存三宿之恋，况予寝处山中十有八载，歌哭其中亦十有八载者乎？”他从开篇“当公初至颊晕红，精光卓烁流双瞳”以至“成二睇兮波泄溶，知公之心兮光虹虹”皆极力铺写“适意惬情”的山居之乐，用以反衬后文“身虽有托心迷蒙，往返飘荡如宾鸿，中区郁勃囚狂龙”的“苍凉幽凄”，“公既决而去此，胡为忽背立兮如雕铜”之一结最有韵味，无限心绪，尽在这一凝固姿态之中，自家手眼才情亦自龚诗脱化而峭出。沙子石子《芙蓉沟行》亦有小序：“芙蓉沟在予故乡之后山，予十岁曾斫柴于此，天未明即至，天尽黑方归，胼手胝足，未以为苦。”虽叙事情感不及《山歌》之跌宕充沛，笔力奇横则相仿佛，以“纯清纯碧少年瞳”映照如今的“人间块垒横心胸”“我心倦矣魂亦慵”的苍凉感亦与龚、卢如出一辙。诗末“温柔”以下数句竟臻于安顿生死的境界，更是定庵、碰壁写不到者，所以独佳。龚自珍生前屡申“独往人间竟独还”“但开风气不为师”之意，而作为一代文学之开山，他博大陡峭的人格与峻伟丰赡的艺术魅力终究如滂沱疾雨，灌溉了后来无数诗人干涸焦渴的心田。由他亲手搅起的这股定庵飓风，一直漩骤到当下诗坛而犹有这般声势气象，这恐怕是声称“予生平不蓄门弟子”的他所想不到的罢！

▲龚自珍纪念馆，杭州上城区

结语

    从上面或许显得拉杂繁冗的例举中我们应该不难得出几点基本认识：第一，清诗与唐宋诗鼎足而三，同为中国古典诗歌史之高峰峻岭，这不但体现为它构建了“梅村体”“定庵风”等创作审美范型，也同时体现它在接受层面为近百年旧体诗所大力取资，逐渐获得经典化特征与地位；第二，“梅村体”“定庵风”或许是清诗创作审美范型的代表，但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近百年旧体诗对清诗之接受远远不限于这两大家数，顾炎武、屈大均、王士祯、朱彝尊、查慎行、黄景仁、袁枚乃至宋琬、厉鹗、郑燮、沈德潜、翁方纲、钱载、洪亮吉、舒位、姚燮、郑珍、金和，等等，他们又何尝不是从各个角度向近百年旧体诗传输特定的诗学营养；第三，近百年旧体诗站在几代诗歌巨人的肩膀上，他们收获了更多“百万英镑”般的喜悦，也要承担更多“成长的烦恼”，这些正负遗产必然会形成磅礴的压力与动力，进而在文化社会急剧变动的“冲压机”里获得“塑性变形”，最终达到令人惊叹的“制品精度”。在观照勾描近百年旧体诗史衍进轨迹之时，清诗对它的大力“型塑”应该是我们无时或忘、戮力贯彻的一个重要的诗史认知。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责任编辑：张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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