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鸿鸣《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一部值得学界高度关注、填补重要历史空白的学术专著《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即将面世-中国瓷器网（中瓷网）

萧鸿鸣《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一部值得学界高度关注、填补重要历史空白的学术专著《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即将面世

作者：佚名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萧鸿鸣《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一部值得学界高度关注、填补重要历史空白的学术专著《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即将面世

   [编者按] 今年10月26日，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高僧，杰出思想家、哲学家、学者与书画家方以智（1611—1671）诞辰410周年；10月7日，是方以智被清廷逮捕押解归案广东的途中，在江西万安县赣江“惶恐滩”赴水殉节350周年。
   在这两个值得纪念、缅怀与祭奠的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安徽师范大学方锡球教授于4月11日下午在“新安大讲坛”开讲《方以智的家国情怀》；安徽大学“方以智研究中心”正在与桐城市共同筹备方以智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安徽桐城市方以智故居修复工程在6月底完成修缮对外开放；安徽省博物馆举办方以智书画等主题展览；武汉大学将于10月中旬召开方以智学术研讨会；我国著名学者萧鸿鸣先生撰著的《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也将在近期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萧鸿鸣先生的《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是一部值得“方以智研究”界和明清史学术界值得高度关注与期待、填补重要历史空白的学术专著。该书考证谨严、证据确凿充分，论证详实清晰，打破了研究界半个多世纪的僵持与沉寂，在新发现的文献与史料基础上，对方以智“惶恐滩”赴水殉节的全部过程进行了详细地叙述；对各种亲人、朋友、时人记载这场“死难”的文献、史料，诗文集、地方志等进行耙梳、甄别、考证和阐述，把那些隐藏在满清政府巨大政治压力下的“不敢说”与“不能说”诗、文隐语进行了破译，从而让这一困惑了350年的历史“悬案”得以澄清，让方以智“惶恐滩”赴水殉节的死难事实得以坐实，大白于天下。
   方以智是中国历史上明清之际极为罕见的通儒、全才、完人，其集千古、汇通中西的学说和为学之道，全部凝聚在其操守、哲学、思想和书画当中，这些巨大的成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皇冠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对今天的人们，具有着极大的启发与激励意义，在方以智逝世350年后的今天，全球范围内的“方以智研究”正方兴未艾。
   《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是继2020年4月萧鸿鸣先生出版《方以智黎川四年》后的又一部力作和姊妹篇。为此，我们在获得萧先生的授权后，特将该书的《缘起》部分先期发表，以飨读者。

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缘起

清康熙十年（1671）3月23日，我国著名高僧，思想家、哲学家、学者和书画家方以智（1611—1671），因早年在两广抗清的“粤案”发作，于江西泰和县首山被清廷逮捕；半年后的10月7日，押解归案广东的囚船途经赣江万安惶恐滩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夜分”，于“谈笑自如”间突然“疾卒”去世。
   对于这场曾震惊世人的“粤难”，尽管后世有着多种记载，但是，方以智在惶恐滩的这场死事，到底是赴水殉节而逝？还是“病背发”而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在经历了近300年的各说各话之后，仍然对这场蹊跷的死事真相，没有一个让人值得心服口服、完全信赖的定论。
01
   二十世纪“方以智研究”的兴起，对方以智在惶恐滩发生的这场“疾卒”死事，因性质问题，直接影响到世人对方以智“忠孝节义”完人的认定，甚至影响到对其人格与节操的评价。人们不由地提出了：方以智在惶恐滩发生的“粤难”是“个人良知”呈露，还是以此可观微知著，推断出社会的某些“集体良知”渊源和反映。
  （方以智）之死于病抑死于自沉，在彼个人生命史上固属大事，在文化史上则关系尤为重大。以明遗民而言，密之自沉惶恐滩乃一具有典型意义之事件，故对当时士大夫文化中之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政治信仰，以至家族伦理皆一一有所昭示。（1）
振聋发聩的提问，将方以智在惶恐滩发生的死事这一重大话题，推到了研究界的前沿并展开了热烈讨论。
1962年，仪贞、冒怀辛的《方以智死难事迹考》，第一次涉及了方以智在惶恐滩的死事是“被清政府迫害而死”；但其结论却是“在囚船上流行着夏季的急性传染病……被折磨而死”，（2）并同时指出：
    方以智的死……关系到方以智的政治生活，而且也关系到对方以智思想的理解和评价。
1972年，客居美国的余英时教授发表了《方以智晚节考》，对方以智惶恐滩死事提出了“自沉死节”的新观点。尽管这一观点有着“颇阐幽抉微，而苦无显证”、是以“史事之‘内在面’或‘思想过程’”关系，辅之于对“隐语”破解（3）得出此结论。但是，该观点的提出和解释，却在大陆学者当中，被待之于“用‘以虚证实’法揭出密之自裁死节说，思之颇有理，惜尚无实证，大陆学者，似多未接受此说。”（4）
1981年，冒怀辛再发《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说“其去世之情实，为自裁抑病殁，则尚未能详，盖阙如焉”又有“被迫赴粤对质”之说。针对余英时的“自沉”观点，“其论证方之死事为出于自裁，则予不能无疑而尚有说焉”，以小题“从方以智思想论证方之死并非自杀”、“从史料记载见方以智之死并非自杀”来论证余英时《死节考》乃“皆系侧面推论，实际自裁之纪录终未得见。”（5）
1982年，任道斌先生发表了《关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美国余英时教授〈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新考〉读后》（6）一文，对余英时的“死节”观点，提出了“书中有些观点，还缺乏充分的证据。譬如，余教授否定了史书上关于方以智病死的记载，提出了自杀说，观点虽然新颖，但材料论证不足，解释也觉牵强”的反驳，认为“某些订正，尚嫌简略……还值得商榷，或还有可以补充的地方”。由此，而有了极不恰当、且与事实完全相反的结论“《晚节考》……在评价方以智的晚节时，把他与转辗不屈、坚持武装抗清的张煌言相提并论，这个过高的估计，与方以智的晚年活动实在不太相符。”
1983年6月，任道斌出版《方以智年谱》，在康熙十年条下278页中说：“十月七日，密之由庐陵押赴岭南途中，舟次万安惶恐滩。夜，风浪忽作，舟中颠簸不已，密之疽发背而死。”
1985年4月又出版了《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所持观点，仍然是方以智因“背疾”病死。同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浮山文集后编》说：方以智“晚年为僧，活动于闽赣，因受诬下狱，病死江西万安”。（7）
   1986年，余英时修订《方以智晚节考》，对“投江”说补充了新材料，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自沉死节”观点。
1988年9月，侯外庐先生在《方以智全书》前言《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中，对方以智在惶恐滩的死事观点，亦是“因‘粤案’株连，赴质时病没于万安县西赣江之惶恐滩”、（8）“途中因病逝世于万安县西门外惶恐滩舟中”。（9）
1998年12月，罗炽《方以智评传》承袭“病死”观点，以其理解后的叙述，演绎为“以智痈疽病发于背，船行至万安县境之惶恐滩，不治而逝。”（10）
   1999年8月，余洁平《方以智：致力于思想文化的会通之合》因无法确认：“方以智是病逝还是自杀，世人说法不一……死于自杀较为合理，也符合方晚年思想实际……”（11）
2004年8月，余英时将前后诸文集结，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方以智晚节考》，其“增订版自序”针对国内各种质疑，既有订正，亦有增补而“略道其旨趣与途辙，以示注新酒于旧瓶之微意云尔。”
自此，方以智在惶恐滩发生的“疾卒”死事，在学术界形成的海外与中国大陆两种截然不同观点，30余年过去未见有新的观点提出，也未见有新史料的发掘和新文献公布。
2011年12月，江西吉安编撰《青原山志》，对方以智在惶恐滩发生的这场死事，先是以含混其辞的“康熙十年（1671）秋圆寂”，（12）后又以矛盾之“朝廷追查广东反清事案……逮捕，从南昌押往广东。船经万安时，因病而卒”、（13）“康熙十年（1671）方以智往富田拜谒文天祥墓，归途卒殁”，（14）这种前后矛盾的叙述，混淆了视听。
   2015年，萧鸿鸣出版了《八大山人在奉新耕香院》，该书以八大山人与方以智交往的史实为出发，论证了方以智与明王孙八大山人的友谊，并认同余英时教授的“自沉殉国”（15）观点。因该书所涉“八大山人与方以智”，围绕的仅仅是“八大山人在奉新耕香院”主题，故未对方以智惶恐滩死事展开更多的笔墨和深入探讨。
   2016年1月，人们在整理、出版方以智著作时，因对这场死事所抱之观点，在没有得到进一步讨论的现实面前，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重新退回到含糊其辞的“康熙十年（1671），因‘粤难’押赴广东，卒于江西万安之惶恐滩”。（16）
   2017年，鸿鸣完成《方以智黎川四年》撰写，该书在对方以智惶恐滩“疾卒”死事前后的文献进行再耙疏，对史料、文献作更广泛的搜集，并在深入研究后，新材料与新证据的获得，对曾持信余英时“自裁死节”之说，依然保持不变。因该书所涉方以智来黎川的日子，与方以智在惶恐滩“疾卒”的日子有着完全一致的“巧合”重叠；诸多在青原山的事迹，又与其在黎川4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故在该书中，将方以智发生在惶恐滩的这场“粤难”，以“尾卷”方式，附骥于后。
随着该章节的深入与展开，大量的文献与时人诗、文集当中对方以智惶恐滩死事的真相记载，让鸿鸣深感这一问题的讨论，远非“尾卷”可以阐释清楚，遂将这个“卷尾”全部提出，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将理论界现存的两种观点，历史上对这一蹊跷死事的遗留问题等，用新发现和新破译的文献与材料，立足在“诗证”基础上来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再研究。
方以智在惶恐滩赴水殉节的真相研究，鸿鸣除了高度赞赏余英时教授犀利的眼光和敏锐的感知力，最早得出“自沉殉国”论断，以及对文献解读提出“译解暗码”（17）的观点外，也发现了《晚节考》当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同时，对侯外庐、冒怀辛、任道斌等先生的“背疾”与“病死”说所存在的矛盾，以及该观点的立论之处，更是找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病灶与硬伤，这给《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留下了足够的讨论空间和进行重新审视，全面考证、翔实阐释的余地。
   2020年4月，《方以智黎川四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这部可称之为“姊妹篇”的《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也随之交付出版。
02
   余英时教授《晚节考》“自沉死节”观点的提出，对照所列参考书目，知道这一结论形成的支撑材料、文献、立论与论据的来源，是基于“汪世清先生由孤本中恭楷录出，去年6月间（18）汪先生游美，承以影印本三十二页相赠”（19）和“方中通《陪诗》选抄·汪世清辑”（20）的二手、甚至三手材料，并未见读过“继声堂藏板”原刻《陪诗》全书。余教授在该书132至134页说：
    1978年10月间余……访问北京图书馆之便，查借方中通《陪集》。不幸该馆藏本仅残余上半部，而《陪亲集》适不在其中……记载密之晚年行藏最详而余所未见盖有……方中通《陪集》……余遍求未获，海外殆无其书。
方中通《陪集》上部为文集《陪古》，下部为《陪诗》，一卷《迎亲集》，三卷《省亲集》，并没有所谓的《陪亲集》。余教授附录的“汪世清辑”本和“方中通《陪诗》选抄”，选录了《陪诗》53首诗，“增订版自序”又说：“项内增补方中通《陪诗》选抄六十五首”，《增订版自序》有“传世文献之与密之晚节最有关系者大约已止于此”，而有了“研究已可告一段落。兹汇合新得旧考于一编，勒为定本。”
但是，经勘对，余教授《晚节考》所用汪世清先生之“辑”诗文，大部分是从《陪诗》卷之四《惶恐集》中抄出。（21）对照《陪诗》全本“目次”所列诗文：
    一卷·迎亲集[壬辰至戊戌七十二首]；二卷·远游集[己亥五十七首]；三卷·省亲集[庚子至庚戌六十首]；四卷·惶恐集[辛亥至癸丑九十首]；五卷·南亩集[甲寅至壬戌一百二十九首]；六卷·咏史诗[壬戌冬作四十八首]；七卷·艸艸集[癸亥至庚午一百四十五首]。（22）
《陪诗》各卷全部，合计601首。准确地说，只是601题，因每题之下，有的是二三首，多则十余首，如《哀述》一题即10首，故《陪诗》约近1000首。
此外，方中通在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七年去世前，往来桐城与广东7年间另有一部《续陪》集，该集收载诗200多首、文、信札10数件。
   在方以智“粤难”发生后，许多死事的亲历者如季子方中履、从子方中发、娘舅吴道新、妻侄潘江以及禅门师兄弟、弟子，诸多参与了丧葬事务的朋友、乡邑们，均保留了众多的诗文和著作，这些人员，方中履是“辛亥送终万安，明年扶榇归”，（23）目睹父亲在惶恐滩“疾卒”死事发生、历经整个“粤案”发生到“粤难”全部事件的亲历者；方中发是“粤案”发生前后，前往江西侍侧世父、后又参与了整个丧葬事务的当事人；时在广东南海的长子方中德，是在第一时间、没有任何忌讳干扰的情况下，直接将父亲赴水殉节的噩耗，向方以智生前好友、禅门兄弟“报丧”的传递者；其余诸人，有的是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处理“粤难”事件的见证人、并为方以智丧葬事务共同出力的亲历者。这些人物遗留的珍贵诗、文集，在余教授“死节则可据以考证之资料益少”（24）所列“参考书目”中，虽有极个别列出，但具有实质性、揭示方以智在惶恐滩这个特殊地点、特殊时间、特殊死难真相的材料，却并没有发挥出任何具有“说服力”的作用，其考证过程中，这些珍贵的文献与史料，也并未在论证与阐释中得到更多、更深入的体现。
   余教授未曾触碰、见读的诗文，史料和文献，原本是可以用来作为论证依据，为揭开方以智惶恐滩“疾卒”死事真相，以及死事发生前后关系、面貌的坚实材料，但余教授“传世文献之与密之晚节最有关系者大约已止于此”的自信，使其在考证与论述时，所用材料仅限于汪先生抄出、并提供的“辑本”53首、或“六十五首”范围，这显然是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远远不够的。余教授未曾得见读的这些文献，自然也就没有、也无法使用，当然更难以在提出“自沉殉国”结论时，拿出最具有说服力的“实证”来。
   事实上，余教授在《晚节考》一书中，确实没有拿到、并举出任何一个“实证”，这是余教授哀叹“虽颇阐幽抉微，而苦无显证”所在。
材料缺失和举证匮乏，加上余教授在考证时，虽有“余非有所谓考据癖也”的托词，（25）但观其考证过程，完全漠视了“审名实”的重要意义，“尽节”、“凷苫”等失考，就是鲜明的例证。其《晚节考》264页所附《哀述》诗，经勘对后并不像“增订版自序”所说“此次增订余曾通体校阅数过”，所见谬误，错字19个，漏字4个；更要命的是，首句“丙舍哀吟送纸钱”，被错成“丙舍高吟送纸钱”；第五首“备尝艰苦”，错成“备尝甘苦”，“八年转徙黄头泪”，被错成“八年转徙黄头浪”；第八首“莽荡滑疑之标幢斗胜……差别未明……昼统昼夜”，被错成“莽荡猾疑之标幢门胜……差别未别……昼绕昼夜”。如此，不要说理解文意，更是将一些诗文的意思给拧反了。余教授凭籍如此文本（26）所得之考证，当然会出问题；考证所用手段粗糙、急躁，阐释简单；尤其是对诸如方中通以“天”暗喻父亲的“隐语”，乃至缺失记载的诸如“报丧”，为什么会在“疾卒”22天之后才置办衰服、举丧等问题一无所涉外，对其提出的“译解暗码”考释，更显得草率、马虎和不知，让这些有助其“自沉死节”观点、并有着决定性意义的实证，失之交臂而空有立论。
余教授的研究和推测之结论，乃至“隐语”、“译解暗码”重要观点，因没有实证支持，其说服力和公信力，受到国内学者的诟病，也就成为了必然。
余教授的“自沉”说，在遭到了国内诸多学者“似多未接受”的现状面前，也让读者在阅读了《晚节考》后，或云山雾罩、或隔靴搔痒，既没有让读者真正感受到“惶恐滩”这一特殊地点隐藏的人文含义背景，与方以智死事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也没有让读者了解到文献记载方以智“野死”背后，葬于“路畔”的“义塚”惨状与赴水殉节二者之间所形成的紧密关系；乃至方以智遗体厝柩万安水月山一年，子孙、亲眷凄苦旅榇后面发生的诸事实，连半点都未曾涉及，这让整个死事真相，再次陷入到模棱两可的处境，以致严重地影响了“赴水殉国”重要观点的提出，这不能不说是《晚节考》的一种巨大遗憾。
直至13年后，余教授在得读任道斌先生1983年6月出版的《方以智年谱》，于1985年2月17日撰写《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27）这才运用所见新材料，对潘江、金堡、大汕的挽诗，进行了新的举证与阐释，并提出“官方文献病死说”推测，但因其所见《年谱》所附文献、材料均为省略，而没有作更深入的材料补正与释读，使得这次可能提供“实证”的机会，在轻描淡写中再次丧失。
尽管如此，余教授这次的补充材料，仍然对后面的学者们，在还原方以智惶恐滩“疾卒”死事真相时，提供了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方向。
   以侯外庐、冒怀辛、任道斌先生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们“背疾”、“病死”观点持守者，在没有更多地从方以智为清廷要案的“囚犯”身份；发妻潘翟、仲子方中通等众亲眷所说的“无限伤心不敢言”、“不能言”现状；方中履的“忌讳而不敢语，语焉而不敢详”角度；乃至好友彭士望言之“病卒”后面的“角觝”隐忍去考察；也没有以亲历“粤难”的子、侄、外甥等人众口一词的“悬崖撒手”，禅门兄弟的“慈舟歇桌”、“摩羯令”等禅门公案，“入风波中”、“向碧潭清”的叙述当中去进行探索；更没有从方中履、方中通、潘江等人反复用“屈原”、赴水自决的“五世祖方法”暗喻中，来对《宝庆府志》、《新宁县志》记载的“方以智……至洪江赴水死”文献，乃至对“山川骨血搜将出”等诗文的本意，作出符合史实、逻辑、情理一致的正确解读，从而未能追寻出方以智惶恐滩“疾卒”背后的死事真相。
没有看到文献与史料、与看见文献与史料而没有体察出本意的这两种严重对立的研究者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就无法对现有材料、文献进行比对、甄别；更无法从中找到它们之间存在的某些相关性和必然性，以及这些文献与史料的时代环境、躲藏在语境背后，所要表达的本质性意义，陈陈相因的“背疾”、“病死”观点，让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量文献与史料，在论证方以智惶恐滩的死事时，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和误判，致使方以智在这一凸显“地名惶恐泣孤臣”所发生的“粤难”真相，沉寂于盲人摸象的保守、偏见，甚至排斥海外余英时教授观点的陈旧理论与顽冥的观念当中。
面对这些现象，余英时教授在《方以智自沉惶恐滩考》最后一节中，无不情绪化和愤怒地驳斥说：
   其致误盖有二因：其一为过于存心立异也。密之自沉惶恐滩之说由余首倡于海外，而余固无从得见一切有关此事之原始资料者也。《方谱》作者既获见一切材料，遂不甘附和海外之异说而必思有以折之为快。材料之绝对优势而益之以求胜之念，作者遂终不肯平心以察吾说之得失矣……其二则拘执于考证必“实事求是”之表层涵义也。现存一切史料既不见有密之自沉之明确记载，于是遂不得不以自裁为虚说焉……然所谓虚与实者，必相待而成也，不闻阎百诗之言乎：“以实证虚，以虚证实。”……密之之自沉乃当时惊心动魄一大事，亦举世忌讳所不敢道者，故凡言及此事者必出之以象征性之隐语……（28）
余教授因所征、所用文献与史料不足，举证匮乏、阐释不充分带来的结果；侯外庐、冒怀辛、任道斌等人则因为研究不甚深入，或许还有一点对海外学者排斥下的“存立异之心，挟争胜之念，复拘执于字面之考证，则宜乎《方谱》作者虽占有材料之绝对优势而终不能得密之死难之真相”（29）的原因，从而使这两种研究与各执一词的观点，在30多年后迟滞不前，而止步于今天。（30）
03
   方以智曾有言：
    感斯陶，陶斯咏，咏斯叹，叹斯舞；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亦乐也。诗不欺志，思故无邪……故诗不可以故常论也……诗居六经之先，司众妙之门，得空王之奥，岂欺我哉！（31）
   方以智的这段话，在中国“乾嘉学派”形成的100多年前，就已经把这个后世演变成中国重要学术派别的立论、观念和手段，作了非凡的揭示。这是鸿鸣理解方以智好友黄宗羲（1610—1695）第一个明确提出“以诗证史”之说，（32）而有对“诗”价值的认定，不仅在于“证史”，更在于“补史”。清人编修《四库全书》时，面对方以智为中国学术做出的巨大贡献，而有“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至空谈……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矣”（33）开一派之先河的重要意义所在。
以“言心声”之诗来“证史”，而有补明末清初弘光、隆武、永历至康熙80年间“史”之缺漏，邓之诚先生的《清诗纪事初编》汇集两千多首即是先例；摭拾有“事”之诗诸篇什，来寻找一人、一事之本源、关系和性质，在关照同时代典章制度，实物遗存、民情风俗，语言习惯等大历史政治环境前提下，对明末清初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人们“既不忍隐没其实，又不敢直道其事”（余英时语）的诗文，做出自己的判断与结论，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是最好的范本。
   方以智惶恐滩死事发生后，方氏一族在面临“粤案”、“粤难”、“桐城难”同时发作之际，“忌讳而不敢语，语言而不敢详”、“不敢说”与“不能说”而说出来的诸诗文，也就具有了特定政治环境下的特殊意义。尤其是在清初史事经清廷周密涂改，而顺、康文网严布；雍、乾禁忌更甚之时，这个以“人心”为本体，发乎心声情感宣泄为目的之诗与文，尽管充满了“隐晦”与“曲挠”，但由心而发的咏叹、直达人心的流露与隐衷本质，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所“言”之实，发“声”之真，仍然是建立在“事实真相”的坚实基础上，其信实，无可否认的是对于“事件”最直接、最真实的表达。
   因此，来自于心声的“诗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她都是300多年前阎若璩先生“以实证虚，以虚证实”的一种“实证”。所“证”者，既在乎于“诗”与“史”二者的吻合，更贵乎于“诗”所记载“史”外未能之事，在乎于“诗”背后的曲挠与隐晦真相。即史籍不见载、或史籍语焉不详，乃至史籍记载互有出入者。
以后世对方以智为“忠孝节义”完人的盖棺定论，乃至300多年后仍存于墓碑的“博学清操垂万世，名山胜水共千秋”（34）声誉，鸿鸣在作《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时，将这些新掌握和发掘的文献与史料为基础，以方以智妻、子、侄、亲朋和禅门兄弟、诸多好友的诗文、别集，地方文献等材料为线索，以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当中所运用的“诗”之考证手段，与“史”之印证、阐释为指路明灯，用所见各方材料，互为参证，来求证方以智惶恐滩“疾卒”的死事真相，始终坚信这些发自内心，感之于情“不欺志”的记载，在“不可以故常论”的理性思考与论证下，让“以诗证史”这一前辈诸学问大家们屡试不爽的工具，在揭示方以智惶恐滩这一蹊跷“疾卒”死事真相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50年前的诗文以及历代所遗留的文献与史料，尽管呈现的是一种“碎片化”现状，但是，这种发乎于心声无邪的诗文与诗证，既不会影响“诗不欺志，思故无邪”性质，也不会有“欺”于鸿鸣，更不会来“欺”世人。
04
   “碎片化”的文献与史料，任何时候都必须要研究者来对此进行理性化的梳理，并构建起一个系统化的秩序，变成完整、具有逻辑性，并互为关切、紧密关联的自洽体系，只有达到并完成了这一步，才能让这些“吉光片羽”的文献与史料，显示出理论与研究后的力量来，也才可能获得研究者们所想得到的正确结果，以及站得住、经得起历史检验、具有“共识”价值的结论。
   回归文献与史料所要表达的本来面目，正确诠释文献与史料，是还原历史与事件真相的重要途径，以当事人写当时事的诗文，既是文献，更是史料。研究者们尽管可以在判断上出错误，但结果并不会朝着那个正确的方向延伸；假如研究者们对文献与史料产生了曲解与歧义，这个结果，则会背道而驰。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巧合”的事情，任何研究者若要将一个课题、历史问题来加以研究与讨论，从而使其“立论”变成一个可以站得住脚的学术观点，并让这一理论能够让后人的研究再深入下去，最终变成一种共识，均都必须在这一观点中，构建出属于经得起验证的逻辑思维体系，成为一个可操作、可深入的结构，在此结构中，观点和所获史料与文献等，均不会是矛盾或有出入，也不会有丝毫相悖逆的地方。
《方以智“惶恐滩”殉节诗证考》撰写，是一个从“诗文”到“诗证”再到“实证”的探寻过程，所获证据与结果的高度一致，是整个考证与阐释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由此，寄望于这部小书为今后的“方以智研究”起到“补史之阙文”的作用；为补证余英时教授“自沉死节”的材料不全，以及提出“译解暗码”但阐释严重不足的缺陷；更希望能以该书孤陋、浅薄的一孔之见，弥合侯外庐、冒怀辛、任道斌等国内学者们因承袭所带来的未知，并对现阶段学术界质疑方以智晚节“这个过高的估计”错误，做出一个符合史实真相，解释更趋合理，让世人得以信服的结论。
2018年6月17日成稿于西直门海云轩病榻
2019年11月11日定稿于北京宋庄养息陋室

注：
（1）《方以智晚节考》卷首·增订版自序·2页。
（2）《江淮学刊》1962年第2期55页一排3行，56页二排6行至8行。
（3）均《方以智晚节考》卷首·增订版自序·2至4页。
（4）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第四章《粤难起因刍议》131页。
（5）《江淮论坛》1981年03期87至91页。
（6）《清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244至259页。
（7）《清史资料》第六辑，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2页。
（8）《方以智全书》10页。
（9）《方以智全书》25页。
（10）《方以智评传》第二章·家世与生平·80页。
（11）安徽人民出版社《学术百家》128页。
（12）《青原山志》第二篇·禅宗道场·35页。
（13）第二篇·禅宗道场·第三章·高僧57页。
（14）第八篇·杂记·294页。
（15）萧鸿鸣《八大山人在奉新耕香院》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16）2016年1月第2版《药地炮庄》、2017年7月第1版《浮山文集》同文“‘方以智集’出版说明”。
（17）《方以智晚节考》卷首·增订版自序·4页。
（18）《方以智晚节考》卷首“增订版自序”署年为“1986年10月10日”，当为同年。
（19）《方以智晚节考》卷首“增订版自序”1页。
（20）《方以智晚节考》卷尾·254至273页。
（21）所谓汪世清先生“辑本”，仅为汪先生“择其要”而得之的“选抄”本，并不是原书以及“惶恐集”卷的全貌。
（22）《陪诗》卷首《陪诗目次》。
（23）《桐城方氏七世遗书》卷首《文逸公家传》。
（24）《晚节考》74页。
（25）均《方以智晚节考》增订版自序·2页。
（26）余教授所附《哀述》言明是“汪世清辑”。鸿鸣与汪先生凡交20余年，尝相约结伴至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地下室善本部查阅难见之古籍，汪先生每有所得，必有抄录，有的甚至是全书抄录，如《鹿邨先生诗集》甚至包括印章等；有的则仅抄所需部分，如《诸家诗录》等；所抄，又必在回家重新核对无虞后，再用毛笔誊成正册，与鸿鸣亦互有交换，此二抄本至今保留。余教授所附《哀述》错误之多，问题一定在余教授“通体校阅数过”而绝不会是汪先生！这对余教授“汪先生游美，承以影印本三十二页相赠”得益之余，实在是一件有损汪先生清誉、不该发生的事情。
（27）《方以智晚节考》署年：“1972年9月19日”。
（28）《晚节考》192页，“七、余论·复明活动发微”。
（29）《晚节考》193页倒数第4、5行。
（30）任道斌先生自1983年出版《方以智年谱》，1985年4月出版《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后再无新的研究。2015年11月5日至10日，鸿鸣在南昌主持先师“段輗书画展暨《作品集》发行”会议期间，将方以智与八大山人的交往相告，任先生对此惊讶，后与鸿鸣通电话中有问“病死还是投江”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一再表示对方以智研究“已经不感兴趣了”。
（31）《青原志略》卷首·诗歌·14页。
（32）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万履安先生诗序》：“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藉乎诗也。”
（33）《四库全书》《通雅》《总目提要评语》。
（34）安徽枞阳县浮山方以智墓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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