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1962年11月，张珩先生在中央美院史论系讲授“书画鉴定”。作为当时的学生，具体印象有哪些？
薛永年：我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培养的第一届本科生和第一届的研究生。在1962年的时候，我们的老系主任金维诺先生就请到张珩、徐邦达这两个人给我们讲书画鉴定。徐邦达也讲，张珩也讲，相对来说徐邦达讲的次数多一点，可能是八九次，张珩次数少一点。
当初我们考这个专业的时候，就有培养书画鉴定鉴赏人才的要求。我们觉得这个是个绝活，很少人有这种本领。我们觉得这是研究美术史的一个基础，老师讲，你对画真假搞不清，那你发表很多意见那都是空中楼阁。所以我们就很重视这个课。
在我的印象里，张珩先生在当时的社会声望里更高。都是书画鉴定专家，他要排在前面，被认为是首席专家。为什么呢？听我们的老师讲，当时在国内成立了三人鉴定小组，到各地去看画，就是以张珩来负责的，还有谢稚柳和韩慎先。后来韩慎先中间去世了，就换了刘九庵。他跟我们上课是在鉴定的间隙来安排的，他不断地外出。
给我印象最深的，过去讲书画鉴定是一种本领，是一种眼力，但听了张珩讲课之后觉得不是（眼力），而是学问。他把这种传统的眼力和本领上升到一个现代学科的高度，建立了他的理论框架与体系。所以说张珩是中国书画鉴定学的奠基者之一。
他说我们要搞书画鉴定之学。他认为，任何一种传世的书画作品，都由若干部分构成：画的本身、装裱的部分、收藏的印章、相关的题跋、画外的著录等等。他把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然后用辩证法抓住最主要的，引进美术史里边的风格概念，建立了一个新的系统。
要判断一幅画的真伪，我们要有依据，不能妄信。依据是什么，有主要和次要的，风格是主要的。风格里面有分时代和个人，其次是印章、著录种种，抓住主体。但有些主要依据不具备的时候，辅助依据还能转化.
他这个人脑子非常好，掌握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那时候讲课没有幻灯片，会找一些图片，另外他要描述的时候，就是如数家珍，都记在脑子里。
把他和徐邦达上课一比就不一样了。徐先生整个讲授都是用的案例，从魏晋一直讲到清代，有哪些重要的画家与作品，每一个人举出几件作品来，真迹有什么特点。在这个过程里边讲一些经验，讲一点方法。
徐邦达当时并没有构建一个书画鉴定之学的系统，但他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张珩是建立了这门学科，这是给我最明显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