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蜀：周叔弢、傅增湘递藏《洪范政鉴》略考-中国瓷器网（中瓷网）

徐蜀：周叔弢、傅增湘递藏《洪范政鉴》略考

作者：佚名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徐蜀：周叔弢、傅增湘递藏《洪范政鉴》略考

1928年，傅增湘购藏南宋写本《洪范政鉴》后，极度兴奋，他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中赞道：“其为淳熙十三年秘阁缮进之原帙无疑矣。笔法清劲，雅近唐人写经，纸格无左右边栏，犹存卷子本遗制。玉楮朱栏，新若未触，真孤行天壤之秘籍矣”。“ 与百衲本《通鉴》俪成双鉴，岿然为吾家藏书之冠”。

关于此书的递藏情况，傅增湘说：“每卷首有‘内殿文玺’、‘御府图书’印，卷尾有‘缉熙殿书籍印’，皆宋代内府所钤朱文大印。别有‘大本堂书’印，知明洪武中曾入内府，又‘海隅’朱文印，则明人藏印也（《藏园群书题记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书后》）”。又说：“原书清宫旧藏，后归盛伯羲（昱），盛没后归景朴孙（贤），余获之景氏之后（《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洪范政鉴》所述大致相同：“此本鈐有‘內殿文玺’‘御府图书’ ‘緝熙殿书籍印’等印記，表明此本在南宋一直是皇家藏书。又鈐有‘大本堂书’印記，表明明初仍為内府藏书。大本堂建于明洪武初年，用來聚藏古今图书，並在此延四方名儒，教太子、亲王，属东宮教养之地。晚清此书曾入盛昱郁华阁，再入完顔景贤家、傅氏藏园、双鉴楼，最后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他各家论述，未见歧义。（注：前日拿到新出版的《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发现该书《洪范政鉴）条目，注明了周叔弢旧藏。特此申明，2020，1，10）对此，我有不同意见。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我以为，《洪范政鉴》入傅氏藏园之前曾被周叔弢先生短暂收藏。依据如下。

《洪范政鉴》一书中有三方至关重要的印章，可以佐证我的论点。一是周叔弢先生的藏书印“周暹”，二是完颜景贤的藏书印“小如庵秘笈”，三是魏经腴的“经腴眼福”鉴赏印。

先说周叔弢先生的藏印。1926年，自明嘉靖二十七年黄姬水刻本《两汉纪》起，叔弢先生所藏善本书均钤盖“周暹”白文小印（参见弢翁《两汉纪》跋）。叔弢先生使用“周暹”藏印极为谨慎，从无在他人藏书中钤此印之案例，故凡有该藏印之书，皆为其藏书，包含短暂收藏即转让他人的过手之书。例如，1959版《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史部《资治通鉴纲目》，条目下方加注“潘捐”，指明此书来自潘氏宝礼堂，其他各目均未言其传承情况，即《宝礼堂宋本书录》，亦未说明此书收自何方。然该书卷四十六卷端，却钤有“周暹”藏印，如何解释？经核查早年间弢翁与琉璃厂书商王晋卿的往来信札，最终证明，此部《纲目》系弢翁分数次配补完整后，转售潘宗周宝礼堂的。并且弢翁嘱王晋卿，“此书乞勿与多人看，亦勿言为暹之书为要”（详见拙文《弢翁配补及转售宋刻《资治通鉴纲目》略考》）。

如上所述，《洪范政鉴》一书首尾皆钤“周暹”藏印，理当经叔弢先生收藏过。此说之另一旁证，便是完颜景贤的“小如庵秘笈”藏书印。《洪范政鉴》中钤有完颜景贤两方藏印，一为“完颜景贤精鉴”，钤于每卷卷尾“緝熙殿书籍印”之上；另一方就是“小如庵秘笈”印，钤在序文叶首及每卷卷端“大本堂书”印之上。重要的是：在序文叶首“小如庵秘笈”印上方，钤盖着“周暹”藏印，再上方才是傅增湘先生的藏印“沅叔审定”。《洪范政鉴》书中钤盖印章非常有规律，正文卷一至十二的卷端无“周暹”印，故“小如庵秘笈”上方均为“沅叔审定”。这足以证明弢翁在完颜景贤之后，傅增湘先生之前，收藏过《洪范政鉴》；否则，“周暹”不可能抢先钤盖于“沅叔审定”的前面。再有，“周暹”之印假若为经眼、鉴赏而钤盖，傅增湘势必明言，以消除可能产生的传承误解。

在阐述第三方印章“经腴眼福”之前，需要补充一点相关资料。前面曾提到，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谓《洪范政鉴》“获之景氏之后”，但《藏园群书题记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书后》中的一段话，却与此稍有抵牾：“前岁景氏云殂，法书名画散落如烟，独此帙与松雪手书《两汉策要》最为晚出。《策要》旋归济宁潘氏，《政鉴》尚秘惜不忍去手，仅以重金质余书库者数月，祗完录副之願，而问鼎则未许也。今岁初春，文德韩估忽来商略，悬值绝高，非初意所及料。余乃斥去日本、朝鲜古刻书三篋，得巨金而议竟成。”据此，完颜景贤去世后，沅叔并未从其家人手中买到此书，书是第二年初春，从文德韩估（文德堂主人韩逢源，字左泉）手中购入的。

问题是，文德韩估又是从哪里得到《洪范政鉴》的呢？是景贤家人吗？当然不是，这就需要交代“经腴眼福”那方印的来历了。此印钤于《洪范政鉴》卷十二的卷尾，是琉璃厂文友堂主人魏文厚的鉴赏印。魏文厚字经腴，与傅增湘、周叔弢交往较密。经腴向有在所售卖之书中钤印的习惯。如国图藏宋本《切韵指掌图》第五十三叶，即钤有“经腴眼福”印。该书仅一卷，卷末有一段未具名题跋：“宣统十七年春，书友魏经腴作缘归我，价洋口口口口口，书价骇人……”又，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宋本切韵指掌图跋》也提到此书及魏经腴：“新春人日，厂友魏经腴忽举此见眎，则正秘阁所藏，与余所得影写本正同”。

综上，在文德堂之前，文友堂的魏经腴已经过手《洪范政鉴》，并且在书中钤盖了“经腴眼福”鉴赏印。通常情况下，资历更深，名气更大的魏经腴，是不会将炙手可热的《洪范政鉴》，直接转售于文德韩估的，中间必有过度者，就是弢翁。

那么，为什么《洪范政鉴》在傅增湘书库者数月，“祗完录副之願，而问鼎则未许”呢？答案是，景贤家人深知此书奇货可居，欲待价而沽；并且文人或藏友之间，对价值奇高之书，碍于情面，反而不好开口，故托词不售。熟稔经营之道的书商，可为卖家解忧，售出好价。《洪范政鉴》因此被文友堂收下（收购或代销）。文友堂知晓傅增湘欲购此书之经过，不便即刻找他，于是就将目光瞄准了购书势头强劲、经济状况更佳的弢翁。

至于《洪范政鉴》为何又瞬间易主，通过文德韩估到了傅增湘手中，因无资料可证，姑妄揣之：傅增湘与周叔弢二人的友谊，众所周知；沅叔对该书的渴望及书落弢翁之手，双方心知肚明，后者虽愿成人之美，然《洪范政鉴》这样一部“天壤之秘籍”，“悬值绝高”，朋友之间如何谈价？文德韩估此时便派上了用场。事后沅叔、弢翁均不愿对外点破此事。这样，傅增湘叙书的来源自相矛盾，并且之字不提“周暹”、“经腴眼福”两印，弢翁对此亦不发一言的原因，便一目了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