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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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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在中国古代有着广泛的用途，人们用它熏燃、悬佩、涂敷甚至饮用。尤其是历代王公贵族、文人墨客对熏香更是推崇有加，认为它是颐养性情、启迪才思的妙物，在日常生活中无不以熏香为伴，并进而将其作为“礼”的一种表述，成为古代宫廷和贵族居室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烛避窗中影，香回炉上烟。——南朝梁·刘孝威《怨》
古人对香的认识和利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宋代丁谓所著《天香传》中云：“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juān）洁。”可见，上古时期，人们焚香主要是为供奉神明，其次才是为辟秽清洁的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将薰草、古兰、郁金、茅香等香草用于香身、熏香、辟秽、祛虫、医疗养生等许多领域，并有佩带、熏烧、熏浴、饮服等多种用法，插戴香草、佩带香囊、沐浴香汤等做法渐次兴起。随着熏香风气的逐渐流行，专门用以熏香的熏炉也应运而生。考古发现证实，至迟在战国时期，一些熏炉的制作已达到了相当精湛的程度。
1997年陕西凤翔雍城遗址出土了一件战国凤鸟衔环铜熏炉，通高35.5厘米，重约4公斤。熏炉顶端有一凤鸟，其下为圆形的炉体。炉体分内外两层，外层为一镂空的蟠螭纹外罩，从中腰分为上下相等的两个半球，中腰上有4个衔环兽首，附着于上半球的下沿。炉体下有空心八角形立柱和覆斗形底座支撑。底座纹饰镂空，有虎纹和人物等形象。这件铜熏炉造型奇特，在当时的同类器物中堪称杰作。
当然，在春秋战国时代，熏香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享用的，它是贵族的专利。像这样精致的铜熏炉也不是一般贵族所能拥有，应属于当时高等贵族所用之物。其出土地点又在雍城遗址，而雍城为东周时代秦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座都城，秦自德公元年（前677年）建都于此，作为都城历时近300年，也就是从春秋中期一直到战国中期。这件铜熏炉发现于秦都雍城的一处宫殿遗址，说明它应是秦国王宫内的遗物，可以说代表了当时铜熏炉的最高工艺水平。
到了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对外交流日渐频繁，香料的种类亦更为丰富，除前述固有的国产熏香外，还从域外的如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小亚细亚（亚洲南部的一个半岛）和叙利亚等地输入龙脑和苏合香等香料。
除了祭祀、典仪等活动中有焚香外，熏香在贵族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尤其是后宫中的嫔妃们，为保持自身在皇帝面前的吸引力，无不使用香料，彼此攀比，追逐香的馥郁度和持久性。汉成帝的第二任皇后赵飞燕曾“杂熏诸香，坐处则余香百日不歇”；婕妤（妃嫔的称号）也曾“沐以九回香，膏发，为薄眉，号远山黛。施小朱，号慵来妆”。宫廷如此，官员们也上行下效，普遍用香。《汉官仪》记载“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
汉代墓葬多随葬有陶熏炉，形制似豆，有的还施以彩绘。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陶熏炉，高13.5厘米，子母口，盖顶微拱，上立一鸟。通体先涂黑，再刷黄色，然后施加彩绘和镂孔。盖壁和盘壁刻划有卷云纹、三角纹、方格纹、篦纹和弦纹。出土时这件熏炉炉盘内盛有茅香、高粱姜、辛夷等香草，可以看出汉代熏香的情况。
自西汉中期开始，熏炉出现了代表时代风尚的特殊形制——博山炉。《西京杂记》载，汉“长安巧工丁缓者……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之所以称为博山，是因其仿照海上仙山“博山”而制。其基本形制多是在一圆盘中央竖立承接炉身的直柄，炉身呈半圆形，上有盖，炉盖作圆锥状，以镂空的手法雕刻出山峦、人物、鸟兽、草木、云气之状。汉代刘向《熏炉铭》：“嘉此正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描绘的就是铜博山炉使用之时，香料置于炉内烧灼，轻烟透过盖上镂孔徐徐溢出、袅袅上升，如云雾缭绕，有入仙境之感。博山炉的出现，是汉代神仙思想崇拜的一种反映。
出土的实物资料表明，博山炉于西汉中期兴起后，其流布范围甚广，在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广州等地的汉代墓葬中多有博山炉随葬，以陶质的为多。铜博山炉见于皇室、诸侯王以及其他地位较高的上层贵族墓中。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铜错金博山炉、刘胜之妻窦绾墓出土的铜骑兽人物博山炉堪称其中的典范。
铜错金博山炉，高26厘米，器形似豆形，盖肖博山，通体错金。炉柄呈透雕的三龙出水状，龙首顶托炉盘，炉盘装饰以错金流云纹。盘上部和炉盖铸出峻峭起伏的山峦，依山势镂孔，山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小猴蹲踞在高层峰峦或骑在兽身上，猎人肩扛弓弩巡猎于山石间，二三株小树点缀其间，刻划出了一幅秀丽山景和生动的狩猎场面。在细部又加错金云气纹勾勒渲染，使塑造的景色更加生机盎然。
铜骑兽人物博山炉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炉柄造型。此炉高32.4厘米，通体鎏银。炉柄为一裸身的力士屈膝骑一俯卧神兽之上的造型。神兽昂首，张口欲噬，颈前伸作挣扎状。力士左手撑兽颈，右手托炉身，抬首侧望。炉盖亦铸出山间人兽搏斗场景，并加以镂空。这两件铜博山炉均为实用器，应是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生前所用之物。
中山靖王刘胜为汉景帝刘启之庶子，武帝刘彻的庶兄，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被封为中山国王，他也是第一代中山国的国王。河北满城县为汉代诸侯王国中山国之所在，刘胜及其妻死后即葬于此。刘胜一生奢靡荒淫，据《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载：“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从出土的这两件博山炉之精致和华美，即可窥见其生前骄奢淫逸生活之一斑。
1981年汉武帝茂陵1号无名冢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形制较为特殊，通高达58厘米，底座透雕昂首张口的蟠龙，龙口中衔五节竹竿状的长柄，柄上端向外伸出三曲体昂首之龙，稳稳地将炉身托起。
炉身为博山形，下部雕饰蟠龙纹，底色鎏银，龙身鎏金。炉盖口外侧刻铭文一周：“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底座圈足外侧亦刻有铭文，内容大同小异。但二者的编号与制作机构均不一致，或系当时误配。据铭文得知，此熏炉原来放置在西汉未央宫，本是皇帝的御用之物，其与“阳信家”其他器物同时出土，推测应是汉武帝给其姐姐阳信长公主的赏赐。
魏晋南北朝时期，熏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因而曹操在取得政权之前曾“禁家内不得熏香”，以示简朴；临终时遗命：“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这一时期，熏香风气已从王公贵族扩展到士大夫文人中间，出现了许多描写熏香的诗文，如曹丕《迷迭香赋》、刘绘《博山香炉》等。同时，西汉中期流行的山峦起伏、丛林蔽障、野兽神人出没其间的博山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装饰代之以莲花、宝珠之类。显然，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行息息相关。
博山炉至隋唐尚未绝迹。西安市长安区北塬出土的唐代绿釉龙柄博山炉，甚为精美，炉盖塑出层层叠叠的花瓣，中间花蕊突出，炉身一周花叶欲展，整体似一含苞待放的花朵。炉柄有一龙蟠曲承托，下有圆盘底座。整器造型优美，绿釉晶莹。
隋唐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繁荣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人们对熏香的研究和利用更加精细化、系统化。宫廷中用焚香来显示庄严和礼遇，并写进制度。《新唐书·仪卫志》记载：“朝日，殿上设黼扆（yǐ）、蹑席、熏炉、香案。”这一情景在唐诗中也可窥见，如贾至《早朝大明宫》：“衣冠身惹御炉香”，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朝罢香烟携满袖”等诗句，均反映了朝廷朝会时熏香的浓烈。
喜爱香熏的权贵们将奇香作为炫耀的资本，相互比试，兴起了“斗香”活动。唐中宗时就举办过一次高雅的斗香大聚会，宗楚客兄弟、武三思以及皇后韦氏等诸皇亲权臣在会上各携名香，比试优劣。而文人骚客则将熏香视作优雅生活和文化品位的标志，似乎非有熏香则不能赋诗作文。于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就成为文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雅。据唐代冯贽《云仙杂记》记载，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焚玉蕤（ruí）香后发读，曰：大雅之文，正当如是。”白居易诗云“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李商隐诗云“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反映了唐代文人熏香之雅事。
唐代皇宫及达官显贵还非常讲究用熏炉焚香熏衣。皇帝的御衣每天都由宫女熨烫、香熏。熏衣时，于熏炉上再套放一个镂空的笼子即熏笼，然后将衣物放上面熏之。王建《宫词》“每夜停灯熨御衣，银熏笼底火霏霏”即描写此事。为此，宫女“斜倚熏笼坐到明”（白居易《后宫词》）。熏炉与宫廷生活的密切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唐人苏鹗在《杜阳杂编》中说，宰相元载家晾晒罗纫绮绣，下面放置20个金银炉熏香，且“皆焚异香”，豪华奢侈不亚于皇宫。
唐代熏炉的造型趋向多元化，制作更加考究，外观更加华美。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基地宫出土的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银熏炉，通高50.3厘米，炉盖面隆起，顶部有莲蕾状盖钮，盖面饰一周莲瓣纹，上有5朵莲花，花蔓相互缠绕，每朵莲花上有一只口衔瑞草、回首而望的乌龟，憨态可掬。盖沿宽平下折，与炉身口沿相扣合。炉身直口、深腹、平底，腹壁饰以流云纹。炉身与炉台均铆接5个独角兽足，足间悬接花结形朵带，流光溢彩，雍容华贵。
炉台底面錾文“咸通十季，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一具，并盘及朵带环子全共重三百八十两。臣陈景夫，判官高品臣吴弘悫，使臣能顺”，据此考证，这件熏炉应为唐懿宗敬奉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供养器。其器形之硕大，工艺之精湛，装饰之豪华，无不显示着皇家气派。
同类熏炉还有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忍冬纹镂空五足银熏炉，和西安市临潼区庆山寺遗址出土的虎腿兽面衔环鎏金银熏炉，炉足前者为蹄足状，后者为虎腿状，足间置链条或衔环，使熏炉既可平放，也可悬挂。
唐代的熏香，除熏炉以外，还有一种可以置放于被褥之中的熏香器亦大为盛行。此器具被称为“卧褥香炉”“被中香炉”“香囊”“香球”“金砸”等，用于祛除污秽之气，芳香被褥。
其形制通常为金属制作的镂空圆球,上半球体为器盖,下半球体为器身,两者之间以合页相连,子母口扣合。下半球体内有两个同心持平环和一枚焚香盂。两持平环之间以及持平环与香盂之间均以垂直的活轴相连，并将外环与球壁铆接在一起，持平环和香盂都可随重力作用保持盂面与地面呈平行状态，因此，无论球体如何转动，盂面始终朝上，香盂盛装的香料点燃时火星不会外漏，烧尽的香灰也不至于撒落散出而将被褥烫坏，是一种设计及其精巧的微型熏炉。唐代诗人元稹曾作诗赞曰：“ 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测，犹讶火长烧。”
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就有一大一小两个鎏金银香囊，大的直径12.8厘米，链长24.5厘米，重547克。小的直径5.85厘米，链长17.7厘米，分别饰以鸿雁纹和双蜂纹，纹饰鎏金，均镂空。此外，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亦出土了一件银香囊，直径4.7厘米，链长7.4厘米，外壁镂空飞鸟葡萄纹。此类香囊设计巧妙，制作精工，充分反映了当时工匠们的聪明才智。
及至宋代，熏香文化已从皇家贵族、文人士大夫以及佛家、道家扩展到普通百姓，遍及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居室厅堂熏香祛污，宴会庆典上焚香助兴，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香囊、香袋用以佩挂。一些文人雅士还亲手制香，苏洵即有诗云：“捣麝筛檀入范模，润分薇露合鸡苏。”黄庭坚也常自制熏香，还曾以他人所赠“江南帐中香”为题作诗赠苏轼。诗中有“百炼香螺沉水，宝熏近出江南”之句，苏轼和之有“四句烧香偈子，随风遍满东南”诗句，黄庭坚复答又有“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尘里偷闲”诗句。
宋代的熏香器具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屡有创新。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瓷熏炉，南北方窑系以及为朝廷烧造贡瓷的汝窑、哥窑、官窑等均大量烧造。
宋代耀州窑址出土的花式青瓷熏炉，炉盖缺失，炉身腹底有矮榫与轮式中腰座口部套接。炉身外壁贴饰3层仰莲瓣，轮式中腰座上斜面绕座口塑贴6只爬伏的海兽，下斜面划饰仰莲瓣。釉色青绿泛灰，有玻璃质感。此外还出现了玉质熏炉。在宋代文人崇尚清幽淡雅的品性影响下，宋代熏炉也形成了平淡古朴、雅致细腻的美学风格。
宋代还比较流行鸭、兽造型的熏炉，多以金属制作，称为“兽炉”，亦称“香兽”。宋代《香谱》中记载：“香兽，以涂金为狻猊、麒麟、凫鸭之状，空中以燃香，使烟自口出，以为玩好。”宋词中欧阳修《越溪春》“沈麝不烧金鸭冷，笼月照梨花”，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周紫芝《鹧鸪天》“调宝瑟，拨金猊，那时同唱鹧鸪词”等状物咏怀的句子，说的就是这种鸭、兽形的熏炉。
鸭形熏炉实际上出现得很早，据考古资料，在汉代就已经有了。直至明代，依然可见它的身影。1988年景德镇出土了一件明成化年间的素三彩鸭熏，鸭作昂首张口鸣叫状，伫立于四面开光镂空的方形底座上，造型很生动。鸭子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从腹部分开。通身施黄、绿、褐三色釉，是一种典型的素三彩瓷器。
明朝“宣德炉”的出现，是古代熏炉发展史上一个新的亮点。明宣宗皇帝曾亲自督办，差遣技艺高超的工匠，利用真腊 (今柬埔寨)进贡的几万斤黄铜制造了一批铜制香炉，成为后世传奇的“宣德炉”，被收藏界所看重。
中国古代熏香习俗随着晚清的战乱动荡以及香水的引进而逐渐消歇，但留存下来的历代各种各样的熏炉却彰显着古人的审美观念、文化品位、生活情趣，引人万端遐思。
※ 本文根据西安/李曼丽《古代的熏香与熏炉》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2014年《收藏》04月刊 同行转载请声明版权！
​古代的熏香与熏炉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古代的熏香与熏炉
香，在中国古代有着广泛的用途，人们用它熏燃、悬佩、涂敷甚至饮用。尤其是历代王公贵族、文人墨客对熏香更是推崇有加，认为它是颐养性情、启迪才思的妙物，在日常生活中无不以熏香为伴，并进而将其作为“礼”的一种表述，成为古代宫廷和贵族居室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烛避窗中影，香回炉上烟。——南朝梁·刘孝威《怨》
古人对香的认识和利用，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宋代丁谓所著《天香传》中云：“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达蠲（juān）洁。”可见，上古时期，人们焚香主要是为供奉神明，其次才是为辟秽清洁的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将薰草、古兰、郁金、茅香等香草用于香身、熏香、辟秽、祛虫、医疗养生等许多领域，并有佩带、熏烧、熏浴、饮服等多种用法，插戴香草、佩带香囊、沐浴香汤等做法渐次兴起。随着熏香风气的逐渐流行，专门用以熏香的熏炉也应运而生。考古发现证实，至迟在战国时期，一些熏炉的制作已达到了相当精湛的程度。
1997年陕西凤翔雍城遗址出土了一件战国凤鸟衔环铜熏炉，通高35.5厘米，重约4公斤。熏炉顶端有一凤鸟，其下为圆形的炉体。炉体分内外两层，外层为一镂空的蟠螭纹外罩，从中腰分为上下相等的两个半球，中腰上有4个衔环兽首，附着于上半球的下沿。炉体下有空心八角形立柱和覆斗形底座支撑。底座纹饰镂空，有虎纹和人物等形象。这件铜熏炉造型奇特，在当时的同类器物中堪称杰作。
当然，在春秋战国时代，熏香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享用的，它是贵族的专利。像这样精致的铜熏炉也不是一般贵族所能拥有，应属于当时高等贵族所用之物。其出土地点又在雍城遗址，而雍城为东周时代秦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座都城，秦自德公元年（前677年）建都于此，作为都城历时近300年，也就是从春秋中期一直到战国中期。这件铜熏炉发现于秦都雍城的一处宫殿遗址，说明它应是秦国王宫内的遗物，可以说代表了当时铜熏炉的最高工艺水平。
到了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对外交流日渐频繁，香料的种类亦更为丰富，除前述固有的国产熏香外，还从域外的如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小亚细亚（亚洲南部的一个半岛）和叙利亚等地输入龙脑和苏合香等香料。
除了祭祀、典仪等活动中有焚香外，熏香在贵族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尤其是后宫中的嫔妃们，为保持自身在皇帝面前的吸引力，无不使用香料，彼此攀比，追逐香的馥郁度和持久性。汉成帝的第二任皇后赵飞燕曾“杂熏诸香，坐处则余香百日不歇”；婕妤（妃嫔的称号）也曾“沐以九回香，膏发，为薄眉，号远山黛。施小朱，号慵来妆”。宫廷如此，官员们也上行下效，普遍用香。《汉官仪》记载“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
汉代墓葬多随葬有陶熏炉，形制似豆，有的还施以彩绘。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彩绘陶熏炉，高13.5厘米，子母口，盖顶微拱，上立一鸟。通体先涂黑，再刷黄色，然后施加彩绘和镂孔。盖壁和盘壁刻划有卷云纹、三角纹、方格纹、篦纹和弦纹。出土时这件熏炉炉盘内盛有茅香、高粱姜、辛夷等香草，可以看出汉代熏香的情况。
自西汉中期开始，熏炉出现了代表时代风尚的特殊形制——博山炉。《西京杂记》载，汉“长安巧工丁缓者……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之所以称为博山，是因其仿照海上仙山“博山”而制。其基本形制多是在一圆盘中央竖立承接炉身的直柄，炉身呈半圆形，上有盖，炉盖作圆锥状，以镂空的手法雕刻出山峦、人物、鸟兽、草木、云气之状。汉代刘向《熏炉铭》：“嘉此正器，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描绘的就是铜博山炉使用之时，香料置于炉内烧灼，轻烟透过盖上镂孔徐徐溢出、袅袅上升，如云雾缭绕，有入仙境之感。博山炉的出现，是汉代神仙思想崇拜的一种反映。
出土的实物资料表明，博山炉于西汉中期兴起后，其流布范围甚广，在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广州等地的汉代墓葬中多有博山炉随葬，以陶质的为多。铜博山炉见于皇室、诸侯王以及其他地位较高的上层贵族墓中。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铜错金博山炉、刘胜之妻窦绾墓出土的铜骑兽人物博山炉堪称其中的典范。
铜错金博山炉，高26厘米，器形似豆形，盖肖博山，通体错金。炉柄呈透雕的三龙出水状，龙首顶托炉盘，炉盘装饰以错金流云纹。盘上部和炉盖铸出峻峭起伏的山峦，依山势镂孔，山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小猴蹲踞在高层峰峦或骑在兽身上，猎人肩扛弓弩巡猎于山石间，二三株小树点缀其间，刻划出了一幅秀丽山景和生动的狩猎场面。在细部又加错金云气纹勾勒渲染，使塑造的景色更加生机盎然。
铜骑兽人物博山炉最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炉柄造型。此炉高32.4厘米，通体鎏银。炉柄为一裸身的力士屈膝骑一俯卧神兽之上的造型。神兽昂首，张口欲噬，颈前伸作挣扎状。力士左手撑兽颈，右手托炉身，抬首侧望。炉盖亦铸出山间人兽搏斗场景，并加以镂空。这两件铜博山炉均为实用器，应是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生前所用之物。
中山靖王刘胜为汉景帝刘启之庶子，武帝刘彻的庶兄，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被封为中山国王，他也是第一代中山国的国王。河北满城县为汉代诸侯王国中山国之所在，刘胜及其妻死后即葬于此。刘胜一生奢靡荒淫，据《汉书·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载：“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从出土的这两件博山炉之精致和华美，即可窥见其生前骄奢淫逸生活之一斑。
1981年汉武帝茂陵1号无名冢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形制较为特殊，通高达58厘米，底座透雕昂首张口的蟠龙，龙口中衔五节竹竿状的长柄，柄上端向外伸出三曲体昂首之龙，稳稳地将炉身托起。
炉身为博山形，下部雕饰蟠龙纹，底色鎏银，龙身鎏金。炉盖口外侧刻铭文一周：“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底座圈足外侧亦刻有铭文，内容大同小异。但二者的编号与制作机构均不一致，或系当时误配。据铭文得知，此熏炉原来放置在西汉未央宫，本是皇帝的御用之物，其与“阳信家”其他器物同时出土，推测应是汉武帝给其姐姐阳信长公主的赏赐。
魏晋南北朝时期，熏香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更为普遍，因而曹操在取得政权之前曾“禁家内不得熏香”，以示简朴；临终时遗命：“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这一时期，熏香风气已从王公贵族扩展到士大夫文人中间，出现了许多描写熏香的诗文，如曹丕《迷迭香赋》、刘绘《博山香炉》等。同时，西汉中期流行的山峦起伏、丛林蔽障、野兽神人出没其间的博山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装饰代之以莲花、宝珠之类。显然，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行息息相关。
博山炉至隋唐尚未绝迹。西安市长安区北塬出土的唐代绿釉龙柄博山炉，甚为精美，炉盖塑出层层叠叠的花瓣，中间花蕊突出，炉身一周花叶欲展，整体似一含苞待放的花朵。炉柄有一龙蟠曲承托，下有圆盘底座。整器造型优美，绿釉晶莹。
隋唐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繁荣和物质文明的发展进步，人们对熏香的研究和利用更加精细化、系统化。宫廷中用焚香来显示庄严和礼遇，并写进制度。《新唐书·仪卫志》记载：“朝日，殿上设黼扆（yǐ）、蹑席、熏炉、香案。”这一情景在唐诗中也可窥见，如贾至《早朝大明宫》：“衣冠身惹御炉香”，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朝罢香烟携满袖”等诗句，均反映了朝廷朝会时熏香的浓烈。
喜爱香熏的权贵们将奇香作为炫耀的资本，相互比试，兴起了“斗香”活动。唐中宗时就举办过一次高雅的斗香大聚会，宗楚客兄弟、武三思以及皇后韦氏等诸皇亲权臣在会上各携名香，比试优劣。而文人骚客则将熏香视作优雅生活和文化品位的标志，似乎非有熏香则不能赋诗作文。于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就成为文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风雅。据唐代冯贽《云仙杂记》记载，柳宗元得韩愈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灌手，焚玉蕤（ruí）香后发读，曰：大雅之文，正当如是。”白居易诗云“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李商隐诗云“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反映了唐代文人熏香之雅事。
唐代皇宫及达官显贵还非常讲究用熏炉焚香熏衣。皇帝的御衣每天都由宫女熨烫、香熏。熏衣时，于熏炉上再套放一个镂空的笼子即熏笼，然后将衣物放上面熏之。王建《宫词》“每夜停灯熨御衣，银熏笼底火霏霏”即描写此事。为此，宫女“斜倚熏笼坐到明”（白居易《后宫词》）。熏炉与宫廷生活的密切关系由此也可见一斑。唐人苏鹗在《杜阳杂编》中说，宰相元载家晾晒罗纫绮绣，下面放置20个金银炉熏香，且“皆焚异香”，豪华奢侈不亚于皇宫。
唐代熏炉的造型趋向多元化，制作更加考究，外观更加华美。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基地宫出土的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银熏炉，通高50.3厘米，炉盖面隆起，顶部有莲蕾状盖钮，盖面饰一周莲瓣纹，上有5朵莲花，花蔓相互缠绕，每朵莲花上有一只口衔瑞草、回首而望的乌龟，憨态可掬。盖沿宽平下折，与炉身口沿相扣合。炉身直口、深腹、平底，腹壁饰以流云纹。炉身与炉台均铆接5个独角兽足，足间悬接花结形朵带，流光溢彩，雍容华贵。
炉台底面錾文“咸通十季，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一具，并盘及朵带环子全共重三百八十两。臣陈景夫，判官高品臣吴弘悫，使臣能顺”，据此考证，这件熏炉应为唐懿宗敬奉佛祖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供养器。其器形之硕大，工艺之精湛，装饰之豪华，无不显示着皇家气派。
同类熏炉还有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忍冬纹镂空五足银熏炉，和西安市临潼区庆山寺遗址出土的虎腿兽面衔环鎏金银熏炉，炉足前者为蹄足状，后者为虎腿状，足间置链条或衔环，使熏炉既可平放，也可悬挂。
唐代的熏香，除熏炉以外，还有一种可以置放于被褥之中的熏香器亦大为盛行。此器具被称为“卧褥香炉”“被中香炉”“香囊”“香球”“金砸”等，用于祛除污秽之气，芳香被褥。
其形制通常为金属制作的镂空圆球,上半球体为器盖,下半球体为器身,两者之间以合页相连,子母口扣合。下半球体内有两个同心持平环和一枚焚香盂。两持平环之间以及持平环与香盂之间均以垂直的活轴相连，并将外环与球壁铆接在一起，持平环和香盂都可随重力作用保持盂面与地面呈平行状态，因此，无论球体如何转动，盂面始终朝上，香盂盛装的香料点燃时火星不会外漏，烧尽的香灰也不至于撒落散出而将被褥烫坏，是一种设计及其精巧的微型熏炉。唐代诗人元稹曾作诗赞曰：“ 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测，犹讶火长烧。”
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就有一大一小两个鎏金银香囊，大的直径12.8厘米，链长24.5厘米，重547克。小的直径5.85厘米，链长17.7厘米，分别饰以鸿雁纹和双蜂纹，纹饰鎏金，均镂空。此外，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亦出土了一件银香囊，直径4.7厘米，链长7.4厘米，外壁镂空飞鸟葡萄纹。此类香囊设计巧妙，制作精工，充分反映了当时工匠们的聪明才智。
及至宋代，熏香文化已从皇家贵族、文人士大夫以及佛家、道家扩展到普通百姓，遍及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在居室厅堂熏香祛污，宴会庆典上焚香助兴，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香囊、香袋用以佩挂。一些文人雅士还亲手制香，苏洵即有诗云：“捣麝筛檀入范模，润分薇露合鸡苏。”黄庭坚也常自制熏香，还曾以他人所赠“江南帐中香”为题作诗赠苏轼。诗中有“百炼香螺沉水，宝熏近出江南”之句，苏轼和之有“四句烧香偈子，随风遍满东南”诗句，黄庭坚复答又有“一炷烟中得意，九衢尘里偷闲”诗句。
宋代的熏香器具在继承前朝的基础上更加丰富多彩，屡有创新。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瓷熏炉，南北方窑系以及为朝廷烧造贡瓷的汝窑、哥窑、官窑等均大量烧造。
宋代耀州窑址出土的花式青瓷熏炉，炉盖缺失，炉身腹底有矮榫与轮式中腰座口部套接。炉身外壁贴饰3层仰莲瓣，轮式中腰座上斜面绕座口塑贴6只爬伏的海兽，下斜面划饰仰莲瓣。釉色青绿泛灰，有玻璃质感。此外还出现了玉质熏炉。在宋代文人崇尚清幽淡雅的品性影响下，宋代熏炉也形成了平淡古朴、雅致细腻的美学风格。
宋代还比较流行鸭、兽造型的熏炉，多以金属制作，称为“兽炉”，亦称“香兽”。宋代《香谱》中记载：“香兽，以涂金为狻猊、麒麟、凫鸭之状，空中以燃香，使烟自口出，以为玩好。”宋词中欧阳修《越溪春》“沈麝不烧金鸭冷，笼月照梨花”，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周紫芝《鹧鸪天》“调宝瑟，拨金猊，那时同唱鹧鸪词”等状物咏怀的句子，说的就是这种鸭、兽形的熏炉。
鸭形熏炉实际上出现得很早，据考古资料，在汉代就已经有了。直至明代，依然可见它的身影。1988年景德镇出土了一件明成化年间的素三彩鸭熏，鸭作昂首张口鸣叫状，伫立于四面开光镂空的方形底座上，造型很生动。鸭子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从腹部分开。通身施黄、绿、褐三色釉，是一种典型的素三彩瓷器。
明朝“宣德炉”的出现，是古代熏炉发展史上一个新的亮点。明宣宗皇帝曾亲自督办，差遣技艺高超的工匠，利用真腊 (今柬埔寨)进贡的几万斤黄铜制造了一批铜制香炉，成为后世传奇的“宣德炉”，被收藏界所看重。
中国古代熏香习俗随着晚清的战乱动荡以及香水的引进而逐渐消歇，但留存下来的历代各种各样的熏炉却彰显着古人的审美观念、文化品位、生活情趣，引人万端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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