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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地道风物 ，作者风物菌
九朝古都洛阳，曾是中国版图中央的一块磁石。
她能聚金银。由汉光武定都，至唐明皇中兴，几度繁华，与长安交相辉映，构成中国中古时期的经济轴心。
她专吸刀兵。洛阳左控函谷，右握虎牢，面对伊阙，背靠邙山，是四险之地，自古兵家必争，自董卓焚城到安史之乱，古洛阳又在逐鹿中原中，几经摧毁。
城作砧板，我为鱼肉，古人饱受劳累和忧患之苦，但又无力改变现实。为实现国运昌盛、平安长寿、往生极乐等美好愿景，人们只能祈祷上天，渴望一睹神佛真容，对之匍匐膜拜。
北魏孝文帝时期，洛阳城内已是寺院林立（佛寺共计1367所），僧尼十万余众。北魏皇室崇尚佛教，一直秉持开凿石窟寺的传统，开工前的选址十分重要，关乎佛窟“法力”的强弱盛衰。
龙门在洛阳城南，是一处河谷。唐代诗人许浑在《晚登龙门驿楼》中赞龙门美景：“青嶂远分从地断，洪流高泻自天来。”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浮想联翩，民间自古流传大禹疏浚龙门的传说，古人视龙门为沟通彼岸世界的风水宝地，因而选择在此造像修窟。
隋代以前，龙门名“伊阙”，曾是“洛阳八关”之一，既是军事要冲，又是交通咽喉。隋炀帝曾登邙山俯瞰，见伊阙巍峨，东西两山拔地而起（西山今名龙门山，东山名香山），伊水中流，如游龙归阙，便唤为龙门，沿用至今。
龙门山体宽广，任君开凿；蜿蜒北去的潺潺伊水，不仅便利漕运，还为凿窟工匠和寺内僧侣提供了生活水源。开窟造像，虽然看似漫海拾贝般自由随意，其实，代价极为昂贵。斩平山壁、凿洞开龛、琢磨佛像，每一道工序，在古时均非易事，甚至倾举一国之力，朝廷设石窟署、营福署掌管造像工程。
每一窟的创建，动辄耗时四、五年，或分数期完工，工匠的一锥一锤，以及石窟的后期维护，都开销不菲。今日龙门共2345座石窟（主要分布于西山，占石窟总数的87％），10万余尊造像。长达400余年的营造史，耗费不知多少人力物力。
龙门最早开凿的佛窟是古阳洞，创自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这一年，是孝文帝力排众议，实施迁都和汉化政策的关键一年。据《魏书·高祖纪》载，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九月幸洛阳，定迁都之计，并把一些中央官吏留在洛阳营构新都，同时开始创建古阳洞。
最初，开窟活动由洛阳一带的地方官僚主导，如洛州刺史之子比丘慧成、都绾阙口游激校尉司马解伯达、陆浑县功曹巍灵藏、荥阳太守孙道务、颖川太守卫白犊、新城县功曹孙秋生等人，他们捷足者先登，纷纷在古阳洞开龛造像，占据位置显著的壁面，仿佛优先进入了不对号入座的露天剧场，这钱花得挺值！
随时间推移，因北魏皇族陆续迁入洛阳居住，皇亲国戚逐渐在取得优势：北海王元详、元详生母高太妃、河南王元和、广州王祖母侯太妃、安定王元燮、齐郡王元祜、司空长乐王穆亮、辅国将军杨大眼等人，争先恐后“抢购”古阳洞的黄金地段。之后的北魏宣武帝、孝明帝时期，权贵们又开凿了宾阳中洞、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公窟、弥勒洞等窟。
当人离开人间去另一个世界时，如果确实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心里终归要好受些，尤其是那些眷恋生前富贵的贵族们。他们雇请僧侣和工匠，依照现实生活描绘佛境仙居，以此获得安详与宽慰。
此时的龙门，堪比琳琅满目的珍宝商店，佛龛、碑刻、佛塔等佛教石雕艺术，不仅是抚慰人心的奢侈品，也反映出功德主的趣味，为龙门石窟打上时代烙印。
北魏迁都洛阳前，造像仍保留云冈石窟的遗风，有古印度犍陀罗风格的原汁原味；北魏迁都洛阳后，造像受汉化改制和南朝士族文化影响，大多呈面相清秀、体态瘦削修长的“秀骨清像”，如宾阳中洞前壁窟门南侧上层的维摩诘像，头戴笼冠，身着宽松飘逸的褒衣博带式汉风服饰，斜倚隐囊，侧卧榻上，手挥麈尾，其滔滔奋髯，倨傲自负的神色栩栩如生。
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执政的盛唐时代，龙门造像活动达到巅峰。因天下相对太平，社会财富增长，龙门造像已非权贵专享之事，普罗大众也广泛参与其中。
洛阳作为唐朝东都，商业繁荣，大量自由工匠在洛阳聚集，他们公开接受各类顾客的造像订单。此时，龙门石窟由私人定制的奢华商店，变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信仰集市”。此时，开窟已蔚然成风，前朝佛事遗迹，成为“龙门集市”的最佳广告。
想象一下，在一个天朗气清的好日子，伊河波光潋滟，两岸绿柳成荫，僧人、信徒傍水前行，礼佛与游赏之余，仰望东西两山，千岩竞秀，万木争荣，漫山洞窟如蜂房蚁窝，令人一时恍惚，如入曼妙殊胜的佛国幻境。思绪万千之余，不禁心向往之：何不也为自己和家人造一佛龛祈福纳祥呢？或许，做造像营生的商人工匠，如今天景区随处可见的“摄影快充”商贩，正打着幌子在附近招揽买卖。
同时，频繁出没龙门的社会名流，又增强了宣传力度，大诗人白居易曾与僧人佛光同乘一叶扁舟，从洛阳城的建春门溯伊水悠悠而上，赴龙门香山寺游玩，二人一路低吟长啸，把酒论诗，引得岸上人们纷纷驻足，传为一段佳话。实地展销结合名人代言，对信徒们的吸引力自然不在话下。
据造像题记显示，唐代龙门石窟的功德主身份十分多样，如商业行会出资修建的北市丝行像龛、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北市香行社；街坊邻里合伙修造的思顺坊老幼造像龛；僧尼营造的如西京法海寺寺主惠简造惠简洞、内道场沙门智运造万佛洞；外国人开凿的新罗人像龛、吐火罗僧宝隆像龛；奴婢修建的奉先寺家人造像龛等等。
各类下层百姓的营造不可胜数，如《总章元年王合为妻患得差》，是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开凿的小佛龛题记，讲述了唐代百姓王合之妻久病不愈，丈夫四处求医无果，于是希望通过造像积功德，祈求佛祖保佑其妻痊愈。
另如《仪凤三年齐州山荏县刘宝楂妻范为身娠》，刻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记录了齐州山荏县百姓刘宝楂之妻怀孕，刘宝楂对妻恩爱有加，希望母子平安，便出资开龛造像，为妻、子祈福。
因财力不足，普通百姓所雇工匠修养和技艺大多不高，他们的造像普遍雕凿粗糙，形制矮小，造像旁所刻发愿文或题记，多修辞简短粗率。不过，这些看来马虎、粗劣的字迹，对于窟主和工匠，也都是尽心竭力之作，饱含了他们的智慧与虔诚。
当然，唐代石窟中，雕造品质最精良，规模最庞大的，仍是皇家石窟。其中最知名的杰作，是卢舍那大像龛（奉先寺），其主尊卢舍那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高1.9米，是龙门石窟中最高大的造像（龙门最小的佛龛高1.9厘米，龛内坐佛高1.3厘米，位于古阳洞南壁下层）。
唐代《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载，大像龛是唐高宗下令建造，当年皇后身份的武则天捐两万贯脂粉钱资助，有人计算，盛唐一文（枚）铜钱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0.5元，一贯钱是1000文，两万贯的购买力约等于今日1000万元人民币，堪称一笔巨款，而这只是工费中的一笔而已。
因卢舍那大佛法相慈祥典雅，面貌丰满圆润，民间传说其是依据武则天面容雕凿的。皇室成员所开石窟还有魏王李泰造宾阳南洞正壁大像，纪国太妃韦氏造敬善寺石像龛等。
另外，各类官员也纷纷开窟造像，以此邀宠皇帝者多。如位于龙门石窟西山中部的万佛洞（因窟内南北两壁所雕15000尊小坐佛而得名）顶部莲花藻井四周环刻造像发愿文：“大监姚神表、内道场运禅师，一万五千尊像龛，大唐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十一月卅日成。”据此可知万佛洞的功德主之一，是二品女官大监（女官官名，掌宫内诸事）姚神表。
在唐玄宗时，据卢舍那像龛《大唐内侍省功德碑》记载，内侍省高力士等百余宦官，为皇帝造阿弥陀像，祝唐明皇万寿无疆，祝大唐国运昌隆，万万没想到，玄宗时代竟是盛唐绝唱，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每况愈下，龙门石窟也由此日益冷清了。
也有一些文人士大夫，是为自己或家人祈福而开窟造像。有为长辈还愿的，如三朝宰相姚崇，他本人并不信佛，但其母亲刘氏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每次经过龙门必行拜祭，还发愿开窟造像，姚崇是孝子，为顺应母亲意愿，选址龙门西山南端最高处，开凿了极南洞。
与龙门石窟结缘的文化名人众多，名声最大的，要数唐代诗人白居易，他晚年在洛阳任官，不仅出重金重修龙门香山寺，而且自号香山居士，结交一众洛阳名士，包括136岁的李元爽和95岁的僧如满，他们于会昌年间欢聚香山寺，白居易请来画师，为每位老人画像，并附上各自诗作，称作“九老图诗"，为后世文人效仿。
相传龙门东山（香山）万佛沟内的西方净土变龛是白居易开凿，其中的伎乐组图，或许正是白居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诗意的真实写照。
除了信众营造的造像窟，还有一些洞窟，是供僧人起居的僧房窟，内部除石质禅床外，别无雕饰，唐代诗人刘沧《题龙门僧房》诗云：“静室遥临伊水东，寂寥谁与此身同。禹门山色度寒磬，萧寺竹声来晚风。僧宿石龛残雪在，雁归沙渚夕阳空。偶将心地问高士，坐指浮生一梦中。”描写了禅窟中僧人修行的种种心境。
生于斯，亦没于斯，唐窟中有94处瘗窟，是存放僧人骨灰的所在，如东都景福寺威仪和尚灵觉、东都宁刹寺比丘尼惠灯等，均藏魂于此。
4
“走吧，一起去龙门石窟逛逛！”
唐以后，中国石窟开凿的高峰期已过，但游览龙门者仍络绎不绝，只是不再以礼佛祈福为主要目的。
宋代文人如文彦博、欧阳修、梅尧臣、宋庠、苏轼等，都曾创作有关龙门的诗歌，他们来到龙门，多寄宿于山中寺院，欣赏石窟之余，还常泛舟伊河，拜谒白居易墓园，偶尔于香山石楼下垂钓，或在伊滨把酒言欢，极尽风雅。
元代以后的600余年来，古都洛阳风光不再，龙门石窟也逐渐萧条，自然剥蚀和人为盗损，让大量造像被破坏，令人痛心。即便如此，也未阻碍后世的政要名流们流连此间，清乾隆帝曾巡幸龙门，御笔夸赞香山寺；庚子国难时，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难至洛阳，苦中作乐游览龙门。
民国时期，在洛阳西工兵营拥兵十万的大军阀吴佩孚，以及权倾一时的河南省主席冯玉祥，都曾鼓励军民在龙门东西两山植树，两位枭雄竟关注起环保绿化问题，可见龙门石窟的盛名；1936年，蒋介石携宋美龄入住香山寺内的“蒋宋别墅”，借这座福地，度过了他的五十大寿。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父亲）游赏龙门，对书法经典《龙门二十品》爱不释手。
龙门石窟，不仅承载了人们太多的信仰渴求，而且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
龙门地耸双阙，壁映千寻，加之佛龛雕饰蔚为奇观，后世民间以为龙门胜境功于天成，非人工所为。曾流传这样一则神话：古时有一牧童，常在伊阙牧牛，每每听到空中传来“开不开？开不开？”的呼喊声。牧童惊异，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让他闻声作答“开！”。呼声再起时，牧童照办，话音未落，山体随之崩裂，漫山皆现窟龛佛像，有的已成型，有的还眉目模糊。
神话虽荒诞，却也反映现实，没有自然母亲的恩赐，就没有人为之美的隽永。经年累月中难以计数的财力付出，方营造出宏大的佛教殿堂。从贵族垄断，到全民共享，信仰被摆上“龙门集市”的货架，林林总总，待价而沽。
在困难的年代，信仰令人欣慰，自人类诞生以来，发明了无数种与“神”沟通的方式（开窟造像是其中之一），对神圣的信念使生活具有意义，也给予人希望，至于这信念是否能被证实，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已不由自主地改观了生活，改善了世风，改进了自我，这就足够了。
盛唐气象的秘密，藏在龙门石窟里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盛唐气象的秘密，藏在龙门石窟里
以下文章来源于地道风物 ，作者风物菌
1
为什么要在洛阳凿石窟？
九朝古都洛阳，曾是中国版图中央的一块磁石。
她能聚金银。由汉光武定都，至唐明皇中兴，几度繁华，与长安交相辉映，构成中国中古时期的经济轴心。
她专吸刀兵。洛阳左控函谷，右握虎牢，面对伊阙，背靠邙山，是四险之地，自古兵家必争，自董卓焚城到安史之乱，古洛阳又在逐鹿中原中，几经摧毁。
城作砧板，我为鱼肉，古人饱受劳累和忧患之苦，但又无力改变现实。为实现国运昌盛、平安长寿、往生极乐等美好愿景，人们只能祈祷上天，渴望一睹神佛真容，对之匍匐膜拜。
北魏孝文帝时期，洛阳城内已是寺院林立（佛寺共计1367所），僧尼十万余众。北魏皇室崇尚佛教，一直秉持开凿石窟寺的传统，开工前的选址十分重要，关乎佛窟“法力”的强弱盛衰。
龙门在洛阳城南，是一处河谷。唐代诗人许浑在《晚登龙门驿楼》中赞龙门美景：“青嶂远分从地断，洪流高泻自天来。”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浮想联翩，民间自古流传大禹疏浚龙门的传说，古人视龙门为沟通彼岸世界的风水宝地，因而选择在此造像修窟。
隋代以前，龙门名“伊阙”，曾是“洛阳八关”之一，既是军事要冲，又是交通咽喉。隋炀帝曾登邙山俯瞰，见伊阙巍峨，东西两山拔地而起（西山今名龙门山，东山名香山），伊水中流，如游龙归阙，便唤为龙门，沿用至今。
龙门山体宽广，任君开凿；蜿蜒北去的潺潺伊水，不仅便利漕运，还为凿窟工匠和寺内僧侣提供了生活水源。开窟造像，虽然看似漫海拾贝般自由随意，其实，代价极为昂贵。斩平山壁、凿洞开龛、琢磨佛像，每一道工序，在古时均非易事，甚至倾举一国之力，朝廷设石窟署、营福署掌管造像工程。
每一窟的创建，动辄耗时四、五年，或分数期完工，工匠的一锥一锤，以及石窟的后期维护，都开销不菲。今日龙门共2345座石窟（主要分布于西山，占石窟总数的87％），10万余尊造像。长达400余年的营造史，耗费不知多少人力物力。
2
龙门最早的石窟佛像长啥样？
龙门最早开凿的佛窟是古阳洞，创自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这一年，是孝文帝力排众议，实施迁都和汉化政策的关键一年。据《魏书·高祖纪》载，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九月幸洛阳，定迁都之计，并把一些中央官吏留在洛阳营构新都，同时开始创建古阳洞。
最初，开窟活动由洛阳一带的地方官僚主导，如洛州刺史之子比丘慧成、都绾阙口游激校尉司马解伯达、陆浑县功曹巍灵藏、荥阳太守孙道务、颖川太守卫白犊、新城县功曹孙秋生等人，他们捷足者先登，纷纷在古阳洞开龛造像，占据位置显著的壁面，仿佛优先进入了不对号入座的露天剧场，这钱花得挺值！
随时间推移，因北魏皇族陆续迁入洛阳居住，皇亲国戚逐渐在取得优势：北海王元详、元详生母高太妃、河南王元和、广州王祖母侯太妃、安定王元燮、齐郡王元祜、司空长乐王穆亮、辅国将军杨大眼等人，争先恐后“抢购”古阳洞的黄金地段。之后的北魏宣武帝、孝明帝时期，权贵们又开凿了宾阳中洞、莲花洞、火烧洞、皇甫公窟、弥勒洞等窟。
当人离开人间去另一个世界时，如果确实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心里终归要好受些，尤其是那些眷恋生前富贵的贵族们。他们雇请僧侣和工匠，依照现实生活描绘佛境仙居，以此获得安详与宽慰。
此时的龙门，堪比琳琅满目的珍宝商店，佛龛、碑刻、佛塔等佛教石雕艺术，不仅是抚慰人心的奢侈品，也反映出功德主的趣味，为龙门石窟打上时代烙印。
北魏迁都洛阳前，造像仍保留云冈石窟的遗风，有古印度犍陀罗风格的原汁原味；北魏迁都洛阳后，造像受汉化改制和南朝士族文化影响，大多呈面相清秀、体态瘦削修长的“秀骨清像”，如宾阳中洞前壁窟门南侧上层的维摩诘像，头戴笼冠，身着宽松飘逸的褒衣博带式汉风服饰，斜倚隐囊，侧卧榻上，手挥麈尾，其滔滔奋髯，倨傲自负的神色栩栩如生。
3
在龙门凿石窟的，都有谁？
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玄宗执政的盛唐时代，龙门造像活动达到巅峰。因天下相对太平，社会财富增长，龙门造像已非权贵专享之事，普罗大众也广泛参与其中。
洛阳作为唐朝东都，商业繁荣，大量自由工匠在洛阳聚集，他们公开接受各类顾客的造像订单。此时，龙门石窟由私人定制的奢华商店，变为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信仰集市”。此时，开窟已蔚然成风，前朝佛事遗迹，成为“龙门集市”的最佳广告。
想象一下，在一个天朗气清的好日子，伊河波光潋滟，两岸绿柳成荫，僧人、信徒傍水前行，礼佛与游赏之余，仰望东西两山，千岩竞秀，万木争荣，漫山洞窟如蜂房蚁窝，令人一时恍惚，如入曼妙殊胜的佛国幻境。思绪万千之余，不禁心向往之：何不也为自己和家人造一佛龛祈福纳祥呢？或许，做造像营生的商人工匠，如今天景区随处可见的“摄影快充”商贩，正打着幌子在附近招揽买卖。
同时，频繁出没龙门的社会名流，又增强了宣传力度，大诗人白居易曾与僧人佛光同乘一叶扁舟，从洛阳城的建春门溯伊水悠悠而上，赴龙门香山寺游玩，二人一路低吟长啸，把酒论诗，引得岸上人们纷纷驻足，传为一段佳话。实地展销结合名人代言，对信徒们的吸引力自然不在话下。
据造像题记显示，唐代龙门石窟的功德主身份十分多样，如商业行会出资修建的北市丝行像龛、北市彩帛行净土堂、北市香行社；街坊邻里合伙修造的思顺坊老幼造像龛；僧尼营造的如西京法海寺寺主惠简造惠简洞、内道场沙门智运造万佛洞；外国人开凿的新罗人像龛、吐火罗僧宝隆像龛；奴婢修建的奉先寺家人造像龛等等。
各类下层百姓的营造不可胜数，如《总章元年王合为妻患得差》，是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开凿的小佛龛题记，讲述了唐代百姓王合之妻久病不愈，丈夫四处求医无果，于是希望通过造像积功德，祈求佛祖保佑其妻痊愈。
另如《仪凤三年齐州山荏县刘宝楂妻范为身娠》，刻于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678年)，记录了齐州山荏县百姓刘宝楂之妻怀孕，刘宝楂对妻恩爱有加，希望母子平安，便出资开龛造像，为妻、子祈福。
因财力不足，普通百姓所雇工匠修养和技艺大多不高，他们的造像普遍雕凿粗糙，形制矮小，造像旁所刻发愿文或题记，多修辞简短粗率。不过，这些看来马虎、粗劣的字迹，对于窟主和工匠，也都是尽心竭力之作，饱含了他们的智慧与虔诚。
当然，唐代石窟中，雕造品质最精良，规模最庞大的，仍是皇家石窟。其中最知名的杰作，是卢舍那大像龛（奉先寺），其主尊卢舍那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高1.9米，是龙门石窟中最高大的造像（龙门最小的佛龛高1.9厘米，龛内坐佛高1.3厘米，位于古阳洞南壁下层）。
唐代《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载，大像龛是唐高宗下令建造，当年皇后身份的武则天捐两万贯脂粉钱资助，有人计算，盛唐一文（枚）铜钱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0.5元，一贯钱是1000文，两万贯的购买力约等于今日1000万元人民币，堪称一笔巨款，而这只是工费中的一笔而已。
因卢舍那大佛法相慈祥典雅，面貌丰满圆润，民间传说其是依据武则天面容雕凿的。皇室成员所开石窟还有魏王李泰造宾阳南洞正壁大像，纪国太妃韦氏造敬善寺石像龛等。
另外，各类官员也纷纷开窟造像，以此邀宠皇帝者多。如位于龙门石窟西山中部的万佛洞（因窟内南北两壁所雕15000尊小坐佛而得名）顶部莲花藻井四周环刻造像发愿文：“大监姚神表、内道场运禅师，一万五千尊像龛，大唐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十一月卅日成。”据此可知万佛洞的功德主之一，是二品女官大监（女官官名，掌宫内诸事）姚神表。
在唐玄宗时，据卢舍那像龛《大唐内侍省功德碑》记载，内侍省高力士等百余宦官，为皇帝造阿弥陀像，祝唐明皇万寿无疆，祝大唐国运昌隆，万万没想到，玄宗时代竟是盛唐绝唱，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每况愈下，龙门石窟也由此日益冷清了。
也有一些文人士大夫，是为自己或家人祈福而开窟造像。有为长辈还愿的，如三朝宰相姚崇，他本人并不信佛，但其母亲刘氏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每次经过龙门必行拜祭，还发愿开窟造像，姚崇是孝子，为顺应母亲意愿，选址龙门西山南端最高处，开凿了极南洞。
与龙门石窟结缘的文化名人众多，名声最大的，要数唐代诗人白居易，他晚年在洛阳任官，不仅出重金重修龙门香山寺，而且自号香山居士，结交一众洛阳名士，包括136岁的李元爽和95岁的僧如满，他们于会昌年间欢聚香山寺，白居易请来画师，为每位老人画像，并附上各自诗作，称作“九老图诗"，为后世文人效仿。
相传龙门东山（香山）万佛沟内的西方净土变龛是白居易开凿，其中的伎乐组图，或许正是白居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诗意的真实写照。
除了信众营造的造像窟，还有一些洞窟，是供僧人起居的僧房窟，内部除石质禅床外，别无雕饰，唐代诗人刘沧《题龙门僧房》诗云：“静室遥临伊水东，寂寥谁与此身同。禹门山色度寒磬，萧寺竹声来晚风。僧宿石龛残雪在，雁归沙渚夕阳空。偶将心地问高士，坐指浮生一梦中。”描写了禅窟中僧人修行的种种心境。
生于斯，亦没于斯，唐窟中有94处瘗窟，是存放僧人骨灰的所在，如东都景福寺威仪和尚灵觉、东都宁刹寺比丘尼惠灯等，均藏魂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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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吧，一起去龙门石窟逛逛！”
唐以后，中国石窟开凿的高峰期已过，但游览龙门者仍络绎不绝，只是不再以礼佛祈福为主要目的。
宋代文人如文彦博、欧阳修、梅尧臣、宋庠、苏轼等，都曾创作有关龙门的诗歌，他们来到龙门，多寄宿于山中寺院，欣赏石窟之余，还常泛舟伊河，拜谒白居易墓园，偶尔于香山石楼下垂钓，或在伊滨把酒言欢，极尽风雅。
元代以后的600余年来，古都洛阳风光不再，龙门石窟也逐渐萧条，自然剥蚀和人为盗损，让大量造像被破坏，令人痛心。即便如此，也未阻碍后世的政要名流们流连此间，清乾隆帝曾巡幸龙门，御笔夸赞香山寺；庚子国难时，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难至洛阳，苦中作乐游览龙门。
民国时期，在洛阳西工兵营拥兵十万的大军阀吴佩孚，以及权倾一时的河南省主席冯玉祥，都曾鼓励军民在龙门东西两山植树，两位枭雄竟关注起环保绿化问题，可见龙门石窟的盛名；1936年，蒋介石携宋美龄入住香山寺内的“蒋宋别墅”，借这座福地，度过了他的五十大寿。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现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父亲）游赏龙门，对书法经典《龙门二十品》爱不释手。
龙门石窟，不仅承载了人们太多的信仰渴求，而且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沧桑巨变。
龙门地耸双阙，壁映千寻，加之佛龛雕饰蔚为奇观，后世民间以为龙门胜境功于天成，非人工所为。曾流传这样一则神话：古时有一牧童，常在伊阙牧牛，每每听到空中传来“开不开？开不开？”的呼喊声。牧童惊异，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让他闻声作答“开！”。呼声再起时，牧童照办，话音未落，山体随之崩裂，漫山皆现窟龛佛像，有的已成型，有的还眉目模糊。
神话虽荒诞，却也反映现实，没有自然母亲的恩赐，就没有人为之美的隽永。经年累月中难以计数的财力付出，方营造出宏大的佛教殿堂。从贵族垄断，到全民共享，信仰被摆上“龙门集市”的货架，林林总总，待价而沽。
在困难的年代，信仰令人欣慰，自人类诞生以来，发明了无数种与“神”沟通的方式（开窟造像是其中之一），对神圣的信念使生活具有意义，也给予人希望，至于这信念是否能被证实，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已不由自主地改观了生活，改善了世风，改进了自我，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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