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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收藏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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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毛诗》虽出于同版所印，但版框尺寸略有出入，郑氏藏本为21.1×13.6cm，而徐氏藏本为20.5×13.5cm，可能书版由于受潮等原因而出现“涨版”现象。另外用纸也不同，郑氏藏本似为竹纸，而徐氏藏本应为开化纸，说明同属武英殿所刻也会有差异。武英殿除刻《毛诗》外，尚刻《周易》、《尚书》、《礼记》和《春秋经传集解》四种，皆翻元相台岳氏《五经》本。此殿本《五经》并不稀见，笔者也曾在古籍目录中注意到，但一看是殿本便不自觉地产生轻视，也懒得目验原书。编目中遇到此部《毛诗》，尽管属于《五经》的零种，但它保留了原本的天禄琳琅藏印，大开眼界。总起来说，殿本《五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翻自清宫天禄琳琅旧藏元岳浚本，而存贮于昭仁殿后庑“五经萃室”的岳本《五经》，则因嘉庆二年（1797）的宫火而焚毁，故藉殿本可略窥岳本《五经》的旧貌。其二，逐一原样摹刻岳本《五经》的印章，包括原书收藏印和天禄琳琅钤印，据以可清楚岳本《五经》的递藏源流，更重要的是可推知乾隆年间天禄琳琅珍本入藏的细节性问题。兹即以郑氏藏本《毛诗》为例，重点谈谈第二方面的价值。
此部《毛诗》，第一册书衣贴有纸质题签，签题“毛诗郑笺，御题宋版诗经诗，卷一、二”。第二册至第十册，签题无“御题宋版诗经诗”，题“毛诗郑笺”和卷第，每两卷装订为一册。每册黄绢质料包角。据此部函套的题签用料和签题格式，以及书衣的题签，应属宫内原装无疑。摹刻天禄琳琅藏书印有三方，即椭圆印“乾隆御览之宝”、方印“天禄继鉴”和小方印“天禄琳琅”。此外，乾隆《题宋版诗经》末摹刻“古稀天子之宝”和“犹曰孜孜”两方印，每册首、末均摹刻“古希天子”圆形印。根据摹刻印章的位置，知原书因卷一卷端叶右上角已有“晋府书画之印之印”，故将“天禄继鉴”钤在左上角。然自第二册卷三始，每册首页“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继鉴”两印的钤盖位置同今所见天禄琳琅后编藏书。同样，每册末叶“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琳琅”两印的钤盖位置也同后编。有所区别的是原书副叶不盖乾隆大中小三套玺印，说明原书是乾隆年间入藏的天禄琳琅书，而非后编书。另外，版心明确题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也指明了原书的入藏时间在四十八年之前。天禄琳琅前编藏书完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习称“前编书”，但此钤印特征却又并不属于前编书，隐约透露出乾隆年间的天禄琳琅珍本入藏还存在不同于“前编书”的阶段。
天禄琳琅前编藏书毁于嘉庆二年宫火，至今未能发现一部明确属于前编书的藏本。但前编书的钤印，《天禄琳琅书目》中有记载，如《天禄琳琅鉴藏旧版书籍联句》云：“盘螭玺叠登璚府”，小注云：“每部用乾隆御览之宝及天禄琳琅两玺。”此句诗为乾隆御制，作于乾隆四十年。又《天禄琳琅书目·凡例》云：“诸书每册前后皆钤用御玺二：曰乾隆御览之宝，曰天禄琳琅。”钤印的规制，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康熙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本《鬳斋考工记解》，书中有馆臣签条，记此本因版本问题而撤出，实即自前编书中撤出，断定所钤的大朱方“乾隆御览之宝”和小朱方“天禄琳琅”即属前编书的钤印特征。经清华大学图书馆刘蔷老师的调查，存世有数部此种钤印规制的藏本，均不著录于前编书目，称为前编书的“目外书”。
实物证明，前编书还有另一套规制的钤印。现存有一部乾隆内府抄本《天禄琳琅书目》，所钤为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和小朱方“天禄琳琅”两印，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甘肃省图书馆均有藏。众所周知，《天禄琳琅书目》是前编书的书目，编成于乾隆四十年，在入藏上与前编书同储昭仁殿，推知前编书有两种规制的钤印。国家图书馆藏另一部清康熙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本《鬳斋考工记解》和明刻本《大学衍义》，即均为此种规制。所以，鈐印不属于上述两种规制的不宜视为前编“目外书”，更非前编书。
武英殿所翻岳本《五经》，据摹刻印章，只有《春秋经传集解》一部原书钤大朱方“乾隆御览之宝”和小朱方“天禄琳琅”，而《毛诗》等四部则是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朱方“天禄继鑑”和小朱方“天禄琳琅”（钤在书尾）。原来乾隆皇帝得元相台岳氏刻《易》、《书》、《诗》和《礼记》，独阙《春秋》，命人自前编书中查检，果得岳氏本《春秋经传集解》，遂撤出昭仁殿，与其它四经储于昭仁殿后庑的“五经萃室”。《国朝宫史续编》有《圣制五经萃室记》一文即记此事，明确称“兹撤出昭仁殿之《春秋》，以还岳氏《五经》之旧”。按《天禄琳琅书目》并未著录岳氏本《春秋经传集解》，故撤出时间当在乾隆四十年之后，是以前编“目外书”的方式存储在昭仁殿。所以，《春秋经传集解》的钤印属于前编藏书的特征，与《鬳斋考工记解》相同。乾隆又有《圣制题五经萃室岳珂宋版〈五经〉诗》，作于乾隆四十八年，推断岳氏五经萃于一室的时间肯定不在乾隆四十年之前，疑就在乾隆四十八年或之前的数年内，也就是说岳刻四经入藏天禄琳琅的时间是在乾隆四十年之后。而恰好与前编书所钤的印章也不同，增钤“天禄继鑑”一方印，一律盖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印，从“继鑑”之称可以揣测乾隆皇帝有继续甄选善本入藏天禄琳琅的意愿。按《圣制五经萃室记》云：“天禄琳琅之书久成，所录诸书皆以四库分类，架贮昭仁殿。其丙申以后所获之书，则别弆于御花园之养性斋，以待续入。”“丙申”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恰为前编书完成入藏的第二年，但宫里仍续得珍本，别储于养性斋，目的是待成一定规模之后再行“续入”天禄琳琅。而岳本《五经》别储“五经萃室”正是“续入”的一种方式，在入藏上属于乾隆四十年之后的天禄琳琅“续入”书。而郑氏旧藏《毛诗》的价值就在于以实物的形式（也包括其它三经），反映了“续入”书的钤印特征。因为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皇帝方退位，所以此段时期内的“续入”书，不钤后编书副叶常见的包括“太上皇帝之宝”在内的三玺。存世也有“续入”书诸种，如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吴思贤刻本《文选类林》等，惜此部分书还未能充分加以揭示。
综上，乾隆、嘉庆年间的天禄琳琅藏书分为四个阶段：乾隆为帝时的前编书（包括目外书）、续入书，乾隆为太上皇时的后编书（包括目外书），以及乾隆驾崩之后嘉庆为帝时的入藏书。目前，两岸故宫和国家图书馆正在合作编辑出版“天禄琳琅现存书目”和“天禄琳琅图鉴”两个项目，笔者均有幸参与。此前刘蔷老师也出版了学术专著《天禄琳琅研究》，这都会对清宫天禄琳琅藏书的整理和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拙文提出的天禄琳琅入藏“续入”书的阶段，对重新区分现存的天禄琳琅藏书，进一步了解天禄琳琅藏书的历史，乃至于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或许都会有所参考价值。
郑振铎旧藏殿本《毛诗》的文物价值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郑振铎旧藏殿本《毛诗》的文物价值
两部《毛诗》虽出于同版所印，但版框尺寸略有出入，郑氏藏本为21.1×13.6cm，而徐氏藏本为20.5×13.5cm，可能书版由于受潮等原因而出现“涨版”现象。另外用纸也不同，郑氏藏本似为竹纸，而徐氏藏本应为开化纸，说明同属武英殿所刻也会有差异。武英殿除刻《毛诗》外，尚刻《周易》、《尚书》、《礼记》和《春秋经传集解》四种，皆翻元相台岳氏《五经》本。此殿本《五经》并不稀见，笔者也曾在古籍目录中注意到，但一看是殿本便不自觉地产生轻视，也懒得目验原书。编目中遇到此部《毛诗》，尽管属于《五经》的零种，但它保留了原本的天禄琳琅藏印，大开眼界。总起来说，殿本《五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翻自清宫天禄琳琅旧藏元岳浚本，而存贮于昭仁殿后庑“五经萃室”的岳本《五经》，则因嘉庆二年（1797）的宫火而焚毁，故藉殿本可略窥岳本《五经》的旧貌。其二，逐一原样摹刻岳本《五经》的印章，包括原书收藏印和天禄琳琅钤印，据以可清楚岳本《五经》的递藏源流，更重要的是可推知乾隆年间天禄琳琅珍本入藏的细节性问题。兹即以郑氏藏本《毛诗》为例，重点谈谈第二方面的价值。
此部《毛诗》，第一册书衣贴有纸质题签，签题“毛诗郑笺，御题宋版诗经诗，卷一、二”。第二册至第十册，签题无“御题宋版诗经诗”，题“毛诗郑笺”和卷第，每两卷装订为一册。每册黄绢质料包角。据此部函套的题签用料和签题格式，以及书衣的题签，应属宫内原装无疑。摹刻天禄琳琅藏书印有三方，即椭圆印“乾隆御览之宝”、方印“天禄继鉴”和小方印“天禄琳琅”。此外，乾隆《题宋版诗经》末摹刻“古稀天子之宝”和“犹曰孜孜”两方印，每册首、末均摹刻“古希天子”圆形印。根据摹刻印章的位置，知原书因卷一卷端叶右上角已有“晋府书画之印之印”，故将“天禄继鉴”钤在左上角。然自第二册卷三始，每册首页“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继鉴”两印的钤盖位置同今所见天禄琳琅后编藏书。同样，每册末叶“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琳琅”两印的钤盖位置也同后编。有所区别的是原书副叶不盖乾隆大中小三套玺印，说明原书是乾隆年间入藏的天禄琳琅书，而非后编书。另外，版心明确题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宋本”，也指明了原书的入藏时间在四十八年之前。天禄琳琅前编藏书完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习称“前编书”，但此钤印特征却又并不属于前编书，隐约透露出乾隆年间的天禄琳琅珍本入藏还存在不同于“前编书”的阶段。
天禄琳琅前编藏书毁于嘉庆二年宫火，至今未能发现一部明确属于前编书的藏本。但前编书的钤印，《天禄琳琅书目》中有记载，如《天禄琳琅鉴藏旧版书籍联句》云：“盘螭玺叠登璚府”，小注云：“每部用乾隆御览之宝及天禄琳琅两玺。”此句诗为乾隆御制，作于乾隆四十年。又《天禄琳琅书目·凡例》云：“诸书每册前后皆钤用御玺二：曰乾隆御览之宝，曰天禄琳琅。”钤印的规制，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清康熙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本《鬳斋考工记解》，书中有馆臣签条，记此本因版本问题而撤出，实即自前编书中撤出，断定所钤的大朱方“乾隆御览之宝”和小朱方“天禄琳琅”即属前编书的钤印特征。经清华大学图书馆刘蔷老师的调查，存世有数部此种钤印规制的藏本，均不著录于前编书目，称为前编书的“目外书”。
实物证明，前编书还有另一套规制的钤印。现存有一部乾隆内府抄本《天禄琳琅书目》，所钤为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和小朱方“天禄琳琅”两印，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甘肃省图书馆均有藏。众所周知，《天禄琳琅书目》是前编书的书目，编成于乾隆四十年，在入藏上与前编书同储昭仁殿，推知前编书有两种规制的钤印。国家图书馆藏另一部清康熙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本《鬳斋考工记解》和明刻本《大学衍义》，即均为此种规制。所以，鈐印不属于上述两种规制的不宜视为前编“目外书”，更非前编书。
武英殿所翻岳本《五经》，据摹刻印章，只有《春秋经传集解》一部原书钤大朱方“乾隆御览之宝”和小朱方“天禄琳琅”，而《毛诗》等四部则是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朱方“天禄继鑑”和小朱方“天禄琳琅”（钤在书尾）。原来乾隆皇帝得元相台岳氏刻《易》、《书》、《诗》和《礼记》，独阙《春秋》，命人自前编书中查检，果得岳氏本《春秋经传集解》，遂撤出昭仁殿，与其它四经储于昭仁殿后庑的“五经萃室”。《国朝宫史续编》有《圣制五经萃室记》一文即记此事，明确称“兹撤出昭仁殿之《春秋》，以还岳氏《五经》之旧”。按《天禄琳琅书目》并未著录岳氏本《春秋经传集解》，故撤出时间当在乾隆四十年之后，是以前编“目外书”的方式存储在昭仁殿。所以，《春秋经传集解》的钤印属于前编藏书的特征，与《鬳斋考工记解》相同。乾隆又有《圣制题五经萃室岳珂宋版〈五经〉诗》，作于乾隆四十八年，推断岳氏五经萃于一室的时间肯定不在乾隆四十年之前，疑就在乾隆四十八年或之前的数年内，也就是说岳刻四经入藏天禄琳琅的时间是在乾隆四十年之后。而恰好与前编书所钤的印章也不同，增钤“天禄继鑑”一方印，一律盖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印，从“继鑑”之称可以揣测乾隆皇帝有继续甄选善本入藏天禄琳琅的意愿。按《圣制五经萃室记》云：“天禄琳琅之书久成，所录诸书皆以四库分类，架贮昭仁殿。其丙申以后所获之书，则别弆于御花园之养性斋，以待续入。”“丙申”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恰为前编书完成入藏的第二年，但宫里仍续得珍本，别储于养性斋，目的是待成一定规模之后再行“续入”天禄琳琅。而岳本《五经》别储“五经萃室”正是“续入”的一种方式，在入藏上属于乾隆四十年之后的天禄琳琅“续入”书。而郑氏旧藏《毛诗》的价值就在于以实物的形式（也包括其它三经），反映了“续入”书的钤印特征。因为直至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皇帝方退位，所以此段时期内的“续入”书，不钤后编书副叶常见的包括“太上皇帝之宝”在内的三玺。存世也有“续入”书诸种，如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吴思贤刻本《文选类林》等，惜此部分书还未能充分加以揭示。
综上，乾隆、嘉庆年间的天禄琳琅藏书分为四个阶段：乾隆为帝时的前编书（包括目外书）、续入书，乾隆为太上皇时的后编书（包括目外书），以及乾隆驾崩之后嘉庆为帝时的入藏书。目前，两岸故宫和国家图书馆正在合作编辑出版“天禄琳琅现存书目”和“天禄琳琅图鉴”两个项目，笔者均有幸参与。此前刘蔷老师也出版了学术专著《天禄琳琅研究》，这都会对清宫天禄琳琅藏书的整理和研究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拙文提出的天禄琳琅入藏“续入”书的阶段，对重新区分现存的天禄琳琅藏书，进一步了解天禄琳琅藏书的历史，乃至于正在进行的合作项目，或许都会有所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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