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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睿:周叔弢、周一良的藏书、读书与著书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史睿:周叔弢、周一良的藏书、读书与著书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史睿  

 
《周一良全集》(赵和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以下简称《全集》),是周一良先生学术成果最为全面的总结,此书不仅继承了先生自定的辽宁教育出版社五卷本的体制,而且增补很多内容,篇幅较之旧本增加一倍有余。尤其是其中《自传与杂记编》四册,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弢翁和一良先生父子藏书、读书生涯的新资料。小子不揣谫陋,参考其他周家相关资料,略谈周氏父子的藏书、读书、捐书及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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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领袖:弢翁的藏书、校书
周叔弢(1891-1984,名周暹,字明扬,中年之后,自号弢翁、老弢)出身晚清官宦之家,少年丧父,随侍祖父周馥(字玉山)居于芜湖、扬州、庐山、青岛。周馥曾经是李鸿章幕僚,助其办理洋务,创办北洋水师,眼界开阔,见识卓远,弢翁自幼受祖父言传身教,故能兼习中西之学。及至周叔弢同周氏族人投资其四叔周学熙在天津兴办的诸种实业后,经济独立,逐渐开始收藏善本古籍。1917年所得清宫天禄琳琅旧藏《寒山子集》,是他收藏宋本的开始。因得宋本《寒山子集》,弢翁取书斋名为“寒在堂”,此后因陆续收得两部宋本《南华真经注》,称“双南华馆”,又得元刻《稼轩长短句》和《东坡乐府》而称“东稼草堂”,获宋本《王摩诘文集》而号“半雨楼”,以获得元刻《孝经》而号“孝经一卷人家”,而最为常用的斋号则是“自庄严堪”,实以弢翁好读佛经,语出释典。

关于弢翁藏书之富,标准之高,见于傅增湘先生《自庄严堪勘书图序》、谢国桢先生《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序》、冀淑英《自庄严堪善本书影序》,以及弢翁次子珏良先生《周叔弢先生的版本目录学》《我的父亲与书》等篇,不必赘述。今所谈者,重在弢翁的鉴书与校书。正如谢国桢先生所云:

公之于学,精通目录,于校雠、赏鉴,兼而长之。夫目录之学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研治版本亦当如是。盖考究版本首当考辨其刊刻之区域、时间,及其书籍最初之刻本;次当考察世间流传之名著是否有宋版最早之刻本;终当校勘刻本文字之异同。公于鉴定佳椠名钞,精细入微,吾友赵斐云(万里)兄曾云“公为正懂书者”,此非桢之阿誉,盖识家之公论也。(冀淑英纂《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

古人的版本鉴定为观风望气之法,多是依靠经验,虽有鉴识,又往往据为不传之秘,外行多目之为神奇。近代周叔弢、傅增湘、赵万里诸先生则注意到刻工姓名,以断定版刻的时代和地域,多根据相同的刻工姓名,可以将无年代的古籍和有纪年的古籍联系起来,从而做出正确判断。这是一种科学的版本鉴定方法。而诸位先生中尤其以弢翁贡献最大,他经眼的宋板书极多,随手记录刻工姓名,编辑了《宋刻工姓名录》(见《周叔弢古书经眼录》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作为版本鉴定的工具,也传为后人方便利用的科学方法。这正是弢翁鉴定佳椠能够精细入微的诀窍。弢翁关心刻工,所及还有中国刻工东渡日本的情形,以及雕版技艺的现代传承。上世纪70年代家书中,弢翁提及曾在和刻本上留下姓名的福建刻工俞良甫,并推测当时日本招致的福建刻工当不止俞氏一人。上海朵云轩翻刻弢翁捐赠的元本《稼轩长短句》,别有特色,故弢翁特向顾廷龙先生询问刻工姓名,并详列于观书小记之中,并云:
昨见《稼轩词》,名为仿元,实是自成一格,写刻殊佳。我眼馋,竟费廿八元买了一部。惜纸不佳,如得佳纸佳墨,不在董(董康)刻之下也。(《弢翁遗札》,《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除了刻工,印刷古书所用纸张也是考订版本的重要依据,弢翁颇为留意,周珏良先生在《周叔弢先生的版本目录学》一文中有详述。上世纪80年代,弢翁曾命一良先生多次致信研究古纸的专家潘吉星(《全集》第十册),请教古籍用纸问题,可见此事弢翁用心之深。弢翁还注意到公文纸印书的问题,他在致一良家书中谈到:

宋元本书用旧纸背面模印,黄荛圃(黄丕烈)跋宋本《芦川词》已注意及此。《书林清话》有宋元明印书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条,言之甚详。我藏书中,有宋本《三礼图》,是淳熙二年镇江府学公文纸印,元本《隋书》,是明嘉靖公文纸印。近世最知名者,宋本《王文公集》,不独较他本多出诗文若干篇,背面乃南宋名公笺翰简帖。我曾得照片十余纸,今已散失。此书已影印,前些时仍售旧价七十元,可谓价廉物美,惜无知音之人耳。(《弢翁遗札》)

可知弢翁早已利用公文纸判断宋刻的年代和地域,自己所藏之外,上海图书馆所藏《王文公集》纸背名公尺牍也早已关注,曾请人拍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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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叔弢《经典释文》题跋(除署名外,均周景良先生供图)

弢翁藏书不仅重宋元旧刻,而且必求足本,若有缺卷,则必有前贤据善本钞配方收;若是寻常明清刻本,必有名家校勘、批注才能入眼;若原书向无宋元旧刻,则求旧抄,故其所藏多有宋元抄本(如宋抄《宝刻丛编》、元抄《简斋诗外集》)、明清影宋元抄本(如明影宋抄本《龙龛手鉴》《新唐书纠谬》、席氏酿华草堂影宋抄本《五经文字》《新加九经字样》),以及名家手抄(如明吴宽手抄《山海经》、清吴翌凤抄本《石刻铺叙》)。弢翁自幼爱好书法,终身临习不辍,方尔谦赠联云“略师蝯叟(何绍基)中年字,时得荛翁(黄丕烈)未见书”(周一良《再记联圣大方》,《全集》第9册),真是写实。深湛的书法造诣有助于弢翁判别名家抄本的书迹,故自庄严堪得何焯、黄丕烈、顾千里、劳格等名家批校本,以及旧抄精品甚多。弢翁不仅慧眼识书,而且善于读书、校书,善于考究版本流变,故一书求备诸本,如《东观余论》有宋刻本(明抄配补),又有明影抄宋嘉定三年刻本及项氏翻刻宋嘉定三年刻本,恰好涵盖传世两个版本系统;《文选》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皆有宋本。据李国庆先生所编《弢翁藏书年谱》,现存最早的校本是1915年(弢翁时年25岁)所校陆氏云水渔屋刻本《白石道人歌曲》,早于收藏宋刻本《寒山子诗集》两年。今存弢翁批注海源阁杨绍和所著《楹书隅录》,纠正杨氏版本鉴定之误,考镜递藏源流,得到专门研究海源阁目录的王绍曾先生的推崇。如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已经影印出版《周叔弢批注楹书隅录》,可见弢翁版本目录学的深厚功力。傅增湘《自庄严堪勘书图序》云“若吾叔弢者既如任昉之多藏异本,复兼子才之善思误书,墨庄艺圃之中英绝领袖者,非子而谁属”(《自庄严堪善本书目》),诚为笃论。

化私为公:弢翁、一良与国家图书馆
弢翁中年时经乱世,上世纪40年代之后古书日少,书价日高,收藏善本渐成绝响。此时,弢翁对于自己精心收聚的珍藏日后的去向已有考虑,他在1942年所编善本书目的封面上写有如下嘱托:
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直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周珏良《自庄严堪藏书综述》,《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89年3期)

弢翁将所藏珍贵版本平价售与公立藏书机构,宋刻本《群经音辨》中册,宋抚州本《春秋经传集解》第一、二两册,均为故宫博物院藏本所缺,恰为延津之合,故托赵万里先生捐献给故宫,故宫则给予平价书款(《弢翁遗札》)。老人又曾以二两黄金的价钱收得宋刊本《经典释文》卷七,捐赠故宫博物馆,此书后来调拨国家图书馆。
与弢翁过从甚密的藏书家、版本学家,有方尔谦、袁克文、李盛铎、杨敬夫、张元济、傅增湘、赵钫、朱文钧、赵万里、徐森玉、谢国桢、顾廷龙、王绍曾、王贵忱、黄裳等等,《自庄严堪题跋》《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等书及往来书札可以考见。弢翁与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赵万里先生交谊最厚,非常推重他的学问,曾说:
斐云版本目录之学,既博且精,当代一人,当之无愧。我独重视斐云关于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之建立和发展,厥功甚伟。库中之书,绝大部分是斐云亲自采访和收集。可以说,无斐云即无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库,不为过誉。(《弢翁遗札》)

正是由于弢翁推重赵先生的学问及搜访、保护善本之功,故愿意将所藏善本托付于他。他曾对家人说:“捐书如嫁女儿,要找个好婆家。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部由赵万里先生主持,他是真懂书爱书的,书到那里可谓得其所,我是放心的。”(周珏良《自庄严堪善本书目后记》)弢翁子女,尤其一良、珏良兄弟,深知两人五十年的交谊,对于托付藏书一事十分支持。

弢翁何以在1952年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善本古籍,则另有原因。1952年5月13日,弢翁赴唐山启新水泥厂,在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工厂里参加“三反”、“五反”批斗会,“向全体职工交待,低头认罪,因为坦白比较彻底,态度诚恳,职工允许过关,并建议政府从宽处理,从此我从鬼变成人矣”(孟繁之《可居室藏周叔弢致周一良函笺注》,《中国文化》2016年春季号),弢翁有衷心钦服、拥护新中国之意,然而此次运动确实是触发弢翁捐书之意的重要事件。5月19日,弢翁即致信一良,下定决心捐赠全部藏书(善本與普通本、外文书籍),后经商议改为捐赠善本古籍给北京图书馆,赵万里先生获悉此事,亦大感意外。8月29日至31日,赵万里、张珩、高希曾清点并运走所捐善本古籍七百四十五种(周景良先生据目录和捐赠清单计算)。弢翁曾与天津市长黄敬谈及捐赠意向,黄氏非常敏锐地察觉到政治运动与捐书的联系,但弢翁只得加以隐瞒(周慰曾《周叔弢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同年,藏书家赵元方、邢之襄、刘少山、潘世兹、翁之憙、瞿凤起等均先后向北京图书馆捐赠藏书,刘体智等向上海图书馆捐书,均有迫于形势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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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叔弢批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孟刚供图)

弢翁所捐善本分为甲乙二等,赵万里先生校阅之后,认为乙等书有数十部可以提为甲等,可见弢翁藏书悬格之高,标准之严。此后,正值赵万里先生奋力编纂《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0年初版,1961年增订再版),书中所收诸书多是他以毕生精力为北京图书馆所收聚的善本,而其中弢翁所藏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版刻图录》收录弢翁所藏珍本不少,如宋刻本《周礼注》《新定三礼图集注》《新序》《南华真经注》《兰亭续考》《陶渊明集》《陶靖节先生诗注》《杜工部草堂诗笺》《王摩诘文集》《文选李善注》,金刻本《吕太尉经进庄子全解》,元刻本《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梅花字字香》,明刻本《长安志》《西京杂记》《玉台新咏》等等。惜此书仅收刻本和活字本,稿本、抄本、校本不在其列,故弢翁所藏另一部分菁华不在其中。

赵先生“在地下室,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数十年如一日,忠于书库,真不可及。其爱书之笃,不亚其访书之勤。尝谓余(弢翁)曰:‘我一日不死,必护持库中书,不使受委屈;我死则不遑计矣。’其志甚壮,其言甚哀。”(《弢翁遗札》)“文革”当中,赵万里先生因受宵小迫害而卧病在床,弢翁曾两番探望,前番见赵先生神志清醒,但口不能言,再次探访则至昏睡不醒,弢翁见之悲愤不能自已。赵先生终其一生守护善本书库,可谓以生命实践了壮言。有一件小事可见赵万里先生对弢翁藏书之爱,弢翁曾在上海购得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宋本《清波杂志》,此书曾经俗人之手,以粗劣书匣盛之,弢翁殊为不满,捐书时特地请北京图书馆另作书匣,后来赵先生果然照办。

弢翁曾经编过善本书目,名曰《自庄严堪书目》(见《周叔弢古书经眼录》下册),著录古籍三百三十多部,仅为所藏善本的少半,惜未完稿,捐书之后书目便再无由编成。捐赠周氏所捐善本古籍之后,赵万里先生生前原有计划编一部目录,“略仿书画著录之例,详录题跋、印章,加以考证,并附书影”,所恨“文革”乱起,不克成功。及至1980年4月至1981年4月间,赵万里先生及门高弟冀淑英先生才编成《自庄严堪善本书目》。至1981年7月,呈弢翁删定,8月冀先生据弢翁意见修订完成。冀先生原本也打算按照赵先生的遗愿,附上书影,但无奈当时出版困难,难以全部配图出版,只得由弢翁精选50幅书影印于书前,虽然使用铜版纸,但部分图版仍感模糊不清,殊为遗憾;更为遗憾的是,此书原拟为弢翁九十岁生日祝寿,于1981年上半年出版,但至1984年弢翁去世,此书还在印刷之中,直至1985年才问世发行。一良先生等为之浩叹。其后,国家图书馆又续有编辑《自庄严堪善本书影》之举,正是为了弥补《自庄严堪善本书目》未能同时刊布书影和题跋的遗憾,此书由一良先生担纲主编,景良先生、程有庆先生为副主编,于1999年9月之前编成,“每部书拍首页、末页及跋全部,除原藏715种外,并附早期捐献之《经典释文》、《左传》以及40年代售出之明板书109种,共计2330图已完全拍毕,并请冀淑英先生作序,请北图同仁对每部书作简短说明”(《全集》,第十册)。遗憾的是此类图书当时出版极为困难,一良先生为此曾经致信王贵忱,恳请代为联络出版社,一良先生关注弢翁旧藏,由此可见一斑。此书又历十一载,最终于2010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惜一良先生已不及见了。李国庆先生编著《弢翁藏书年谱》(黄山书社,2000年)时,一良先生也曾提供很多资料,例如委托堂弟周骆良、周骘良(后改名周之良)从北京师范大学复制全部王文进旧藏弢翁书札,李国庆先生悉数纳入书中。

国家图书馆为弢翁捐赠善本古籍,曾经办过三次展览:其一是1952年9月20日,适逢弢翁捐书入藏之际,赵万里先生操持策划“中国印本书籍展览”,其中弢翁捐赠者尤多,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对这批善本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评语(李国庆编著、周景良校定《弢翁藏书题跋·年谱》,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当年出版了北京图书馆编辑的《中国印本书籍展览目录》,书后附有若干书影;其二是1991年,国图为纪念弢翁百岁诞辰举办展览,当时弢翁子女十人都曾亲往参观,冀淑英先生陪同讲解,并摄影留念;其三是2012年,国图为纪念弢翁捐赠善本古籍六十周年,与天津图书馆合作举办“周叔弢自庄严堪善本古籍展”,展出古籍92部,并出版展览图录《书香人淡自庄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收录书影54部,每部均有著录和简单解题,书末附《自庄严堪善本简目》。

弢翁捐赠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古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上海书画出版社、朵云轩、上海古籍出版社皆曾影印出版,化身千百,惠及学林,至2002年中华善本再造工程启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复影印多种。此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还影印了《周叔弢古书经眼录》(2009年)、《周叔弢批注楹书隅录》(2009年)、《周叔弢批校古籍选刊》(2013年),孟繁之整理的《弢翁书札(附日记)》正在编辑之中,收录遗札七百余通,即将出版。周景良先生《丁亥观书杂记——回忆我的父亲周叔弢》(2012年)为我们了解弢翁的藏书、校书、读书、捐书,以及书法造诣、玺印收藏等提供了丰富资料。周一良先生批校各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曾影印出版《周一良批校〈世说新语〉》《周一良批校〈颜氏家训〉》《周一良批校〈文选〉》《周一良批校十九史》等多种。

弢翁珍爱自己的藏书,凡有破损,必得雇请良工,“缮完补缀,存其旧装”(傅增湘《自庄严堪勘书图序》)。不仅如此,1957年弢翁还与徐森玉联合提案,建议设立古籍修复技术班,培养修复专业人才,以使公藏善本修复后继有人。这项提案获得通过,由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书店各自办班,前后两届。如今全国各地图书馆的一流古籍修复师大多是这个修复班的学员,在国家图书馆暨全国古籍保护中心开展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弢翁这一建议可谓泽被后世。

弢翁和一良先生父子两代捐书、爱书的拳拳之情,感人至深。

能读父书:一良先生与弢翁藏书
弢翁以命子女抄书、校书作为国学基础教育的方法,故一良、珏良兄弟自少年时代就协助弢翁抄书、校书。1928年,一良先生(时年16岁)协助弢翁传录《栲栳山人诗集》和《危太仆云林集》。直至一良先生学有所成,1937年居家时期仍然协助弢翁校书,弢翁用多种抄本校勘《彊村丛书》本《乐章集》,其中一种就是由一良先生代校,并以蓝笔书于天头的(以上均见《弢翁藏书题跋》)。1948年,一良先生代弢翁书元相台岳氏家塾本《春秋左传集解》题跋(《自庄严堪善本书影》第一册)。以上种种,都是弢翁培养子弟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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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少年像

一良先生从其尊人学习版本之学日久,对于弢翁倡导的版本鉴定之法亦熟练应用,所批《世说新语》云:“汪藻书(指《世说叙录》)久佚。日本前田侯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有之,近影印行世。其书刻工姓名,与董弅刻于严州之《刘宾客文集》全同,盖亦董刻严州本也。”(《〈世说新语〉批校》,《全集》第九册)一良先生所云严州本《刘宾客文集》,即南宋绍兴八年(1138)严州知州广川董芬校刻之本,逐页版心下鱼尾最下皆有刻工姓名,与尊经阁藏宋刻《世说叙录》刻工相同。严州本《刘宾客文集》藏故宫博物院,弢翁友人徐森玉曾影印行世,一良先生或曾寓目,并据以勘合两书刻工。又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亦著录严州本《刘集》,并记“刻工有与《世说新语》及余藏《新刊剑南诗稿》同者”,然傅书原系私记,刊布甚晚,当非一良先生所据。

 弢翁赠一良先生的书不少,其中尚留存天津家里的也捐赠给天津图书馆。今可见者有1929年所赠《仪礼图》、1931所赠陶湘影刻宋本《八经》(周景良《丁亥观书杂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此书一良先生后转赠外甥孙启治,因孙先生助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段注说文》,故有此赠,为此一良先生还谆谆叮嘱云:“我甥经史子集,四部皆通,洵非虚语。究其原因,实际在小学根柢较好之故。我之所以以段注说文相赠者,于此故也。弢翁藏书由北而南,此书由我传于你,皆因‘小便能通’之故”(2001年2月7日,《全集》第十册)。所谓“小便能通”,是指方尔谦曾赠幼年一良先生联语“生小便能通鸟篆,闲来每与说龟藏”(《也记联圣大方》,《全集》第九册),以鼓励他学习古文字,而孙启治亦擅长“小学”(文字训诂),所以一良先生移作赠语。赠书中还有平装书《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此书系弢翁六十生日时谢国桢所赠,当时弢翁子女编辑《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乃至日后《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都受此书的影响。1952年捐书之际,弢翁特地写信给在北京的一良先生,所捐图书中若有需用者,尽早取走,可见舐犊情深。

弢翁幼好哲学,随祖父在青岛居住时期,与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交谊甚笃,曾与卫礼贤、劳乃宣合作翻译康德《人心能力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计划续译《康德传》及《纯粹理性批判》,因一战德国战败,卫礼贤回国未果。然弢翁终身爱好哲学,兼通西学,所畜西文图书亦复不少,1955年捐赠给南开大学。一良先生回忆:“后来学梵文时,他(弢翁)收藏近三十年而当时已很难买到的一部大型梵英字典,成为我不可缺少的工具书。父亲收藏的英文文学哲学书籍,以后也为学西洋文学的二弟珏良和一度学哲学的十弟景良所利用。”(《怀念敬爱的父亲》,《全集》第九册)珏良先生《自庄严堪藏书综述》、景良先生《丁亥观书杂记》都有专门章节谈弢翁的西文图书收藏。

一良先生所得弢翁的教育,所读弢翁的藏书,积累成他独特的学问,既善利用各种珍本善籍,又擅长从惯常所见之书中读出更深的意味。

善世家学,读书得间:周一良先生的校书与著史
周一良先生少年时代(8岁至18岁)是在家接受私塾教育,青年时代才进入燕京大学学习。1922年弢翁为时年十岁的一良先生所定的日课清单,可见一良先生幼年所读之书:
一良日课
读生书《礼记》《左传》
温熟书《孝经》《诗经》《论语》《孟子》
讲书《仪礼》(每星期二次)
看书《资治通鉴》(每星期二、四、六点十页。)《朱子小学》(每星期一、三、五点五页。)
用红笔点句读。如有不懂解处可问先生。
写字《汉碑额》十字。(每日写。) 
《说文》五十字。(每星期一、三、五。)须请先生略为讲音训。
《黄庭经》(每星期二、四、六。)先用油纸景写二月。(周景良《回忆一良大哥》)

弢翁为一良先生安排的课程明显高于一般私塾的水平,也比一般西式学校里同龄少年学得更多。这个时候,周家西席张潞雪先生刚刚到馆,他学问渊博,循循善诱,通《毛诗》《三礼》《春秋左氏传》,在周家前后四年,一良、珏良兄弟从之读《礼记》和《左传》,收益很大,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一良先生对张潞雪先生印象极深,晚年回忆录曾经提及,而且一直保留着张先生亲手题签的《东塾读书记》(《读书题记》,《全集》第九册)以及他的照片。此后,又从唐兰先生学习古文字。一良先生幼弟景良曾翻阅长兄少年时代所用之书,发现很多题记,他写道:
我看到,一良大哥常常在看过的书上题字。我十多岁时,在家中看到这样的书籍很多。我心想,他那时也不过十几岁,怎就这样大胆地分析、批评书的内容,有时批评作者的口气言辞还十分不客气。十几岁年纪,毫不顾忌地随意在书页上写下评论,起初,我多少有点感觉他有几分狂妄。逐渐,随着我自己认识的提高,才有了新的认识。这有两方面:一、他那时虽然年龄小,但已是“饱学之士”,读《论语》、《孝经》不用说,读《左传》、《礼记》等等之外,甚至连《仪礼》等也都读了。习古书强调治“小学”(古文字学),他在这方面则深入学习了《说文解字》。我感觉,即使在读老书房那一代的学子中,他也是个饱学之士,功底非常深厚和扎实,不见得就低于某些出名的作家,因此有基础辨识学术的高低。再加上家中“取法乎上”的空气,自然他看到不行的就是不行,自己追求的境界、标准在那里呢。二、这只是写给自己看的,近乎日记,不是拿给别人看的,不必顾忌而能充分写出自己的意见。(《回忆一良大哥》)

可见一良先生年轻时代就有如此见识,与其接受高水平的私塾教育和善读父书极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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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初周一良在北京读大学时和父亲弢翁合影

周家一向对子女买书、读书不加限制,故一良兄弟除了读父亲藏书之外,也自己购置图书,当然主要是课业、学术,乃至消遣的书籍,善本殊少。一良先生非常珍视自己的藏书,抗战军兴,特地致信傅斯年,请他代为搬运并寄存自己所用的图书,他说:“一良藏书本区区不足道,唯其中多朝夕摩挲,手加批注者,是以辄念念不能忘耳。”(1939年4月24日,《全集》第十册)又说:“一良藏书无珍本,但经校读批写后,便觉恋恋如故人,不忍舍弃之矣。”(1940年11月13日,《全集》第十册)一良先生晚年对此事仍然念念不忘,其回忆录《钻石婚杂忆》说道:“我在史语所办公室的藏书,由于傅先生的关怀,与所里藏书一起南运,在李庄曾起作用。周法高先生就曾利用过周一良批注的《颜氏家训》。我的藏书和所里藏书一起复原到南京,后来又寄到北京。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全集》第八册)遗憾的是,抗战及内战时期毫发无损的藏书,1967年竟遭抄没,逮至1978年发还,多数线装书已经不知所踪,或是散乱不全,一良先生最为珍视的曾经手加批注的图书丢失不少(周启锐《周一良读书题记出版说明》,《全集》第九册)。目前仍在的,有可举如下几例:光绪二十年(1884)同文书局石印本《魏书》、光绪十七年(1891)思贤讲舍刻本《世说新语》、朝阳郑氏石印卢氏抱经堂本《颜氏家训》。
《魏书》题记云:
朱笔为20世纪30年代在史语所时手迹,墨笔为40年代在清华时所书,铅笔则70时代重读时所记。回首前尘,四十余年矣。1979年2月记于燕东园,时正草写南北朝诸史札记。

《世说新语》题记云:
朱笔为30年代读时所写,墨笔为40年代手迹,铅笔则70年代重读时所记也。1978年1月2日题。

《颜氏家训》题记云:
廿五年(1936)入中央研究院,专读南北朝史书,旁及当时子部、集部,更喜此书多记当时风俗人物,暇辄翻阅卢、赵两家外,并参考鄞县全祖望、兴化李详以及今人息县刘盼遂、长沙杨树达之说,翻检所得有足与正史相发明者,并著于书眉。(以上《读书题记》,《全集》第九册)

由这些题记可知,当年一良先生朝夕摩挲、不能舍弃者主要就是以上这些的书籍。
一良先生《世说新语》的批注,参考目加田诚的日文译注和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英文译本。一良先生教授学术专业英语时也曾使用马瑞志英译本,1982年在美国讲学时,曾以“《世说新语》及其作者”为题发表英文演讲,此后1989年至1990年用四十天时间挑出英译本四百余处讹误和不确之处,重新翻译,并请老友王伊同教授润色译文,交台湾《清华学报》发表。目加田诚的译注本则是日本友人渡部武先生寄赠,一良先生题记云:
1976年9月收到,一良。

此书收到后即值毛主席逝世,未及阅读,以后又入梁效学习班。到1979年9月间,写《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翻阅《世说》,始参考此中译文及注解。《世说》颇不易解,此书日语译文甚能体会原文语气,又以当代口语表达之,流畅易懂,极为难得。然不免有误解误译处,皆为标出,俟将来有机会与渡部武先生等一商榷也。1978年10月7日。(《读书题记》,《全集》第九册)

从以上题记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书籍的批校与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和《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均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周一良1936年以燕京大学高材生入职中央研究院,得到极好的读书和研究机会,及至1946年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入职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得到极好的教职,潜心问学。1963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就是他二十年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成果;“文革”十年,一良先生不能安心学术,1976年之后重新董理南北朝史书,参考中外最新成果,奋力写作,1981弢翁九十生日之际成稿,至1985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则学问更上层楼。一良先生在《札记》题记中自谦“余之此著则‘愧为乾嘉作殿军’矣”,实则远超乾嘉诸贤,诚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之新典范。

弢翁旧藏754种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我曾经在那里供职14年。自2006年参与“文明的守望”大型古籍善本展览到前三届届全国珍贵古籍特展,多次获睹弢翁所藏珍本,曾撰写朱存理稿本《珊瑚木难》的全国珍贵古籍申报书,因之反复拜观、揣摩;也曾撰写《宋本〈东观余论〉考》,对校上海图书馆所藏嘉定三年刻本,表彰弢翁所藏残宋本《东观余论》的文献价值,也是继承赵万里、冀淑英等前辈图书馆人的事业。关于一良先生的志事与生平,则拜读过荣新江老师在先生逝世之后所作纪念文章《周一良先生与书》(《读书》2002年第6期),此篇专谈周先生读书、赠书的旧事,以及因书而起的各种因缘,我由此深刻体会到弢翁与一良父子对于藏书、读书、著史的关联,特别感受到一良先生“读书得间”的特色。如今《周一良全集》出版,复读赵和平老师《儒生思想 书生本质 史家学术——周一良先生的学术生涯》(《全集》第一册),参以《全集》最新收录的《自传与杂记》编,更是无比景仰一良先生。余生也晚,不获亲炙教筵,第一次得见一良先生是在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当时曾提交《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意在继先生《书仪源流考》之后有所探索,惜未能当面请益。最近复有《南北朝交聘记的基础研究——以〈酉阳杂俎〉为中心》《北朝士族音韵之学与南北交聘》等小文,亦是追慕先生《魏晋南北史札记》的致敬之作,不敢辄献,敬祈教正。

(本文承周景良、荣新江、赵前、孟繁之、刘波、孟刚、廖生训诸位先生教正并赐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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