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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梁启超的执着与“善变”

作者：佚名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浅论梁启超的执着与“善变”

辛亥革命后，满清政府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不久，阔别故土十四载的梁启超也结束了多年的海外逃亡生涯，重新回到国内。对于这位心系天下的“戊戌维新志士"，各方势力无不夹道欢迎，礼遇之盛可谓国士无双，如众星之拱北辰……

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之所以能有如此殊荣，除了梁启超作为新秩序的意见领袖为人所尊重外，其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个中强烈之进取精神，让深处黑暗的国人尤为振奋，何况此际恰为民国元年，国民对新社会的期待之感尤甚。

此外，梁启超与各个政治派别都曾有过密切接触，这也是一大原因。

自“公车上书”开始，梁启超即跟随恩师康有为，大力倡导维新变法，成为保皇派改革先锋，之后又因反对帝制，师徒二人分道扬镳。此后，梁启超一度与孙中山合作，逐渐倾向武装革命，却又在欧美游历考察后转身为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

然而，并不能因为主张的“善变”，就把梁启超当作是一位政治投机分子。事实上，其只是因势利导，选择一种民族利益至上，以及最适合当时各方政治角逐的平衡方式而已。而且，彼时为中华亘古未有之历史变革，形势风云动荡，各类“新思想”频频涌动，层出不穷，有谁不是在盲人摸象，渐行探索？

「1」
梁启超选择与袁世凯合作

然而，在归国后，梁启超选择了新当权的袁世凯阵营，于熊希龄总理之内阁中任司法总长，此举惹来了不少非议，几至“身败名裂”。

毕竟，袁世凯曾向荣禄告密，以至于慈禧发动政变，导致维新变法失败，“戊戌六君子”更是惨遭杀害，此后双方立场迥异，政治矛盾又不断加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梁启超也一直以倒袁反袁为政治目标。

不过，由于袁世凯在清末极力推行新政，鼓吹“立宪”，对此，梁启超心怀希望依靠袁世凯这个旧官僚，以开明专制走向资产主义宪政，实现政治抱负。

所以其不在乎众人诋毁，并言：

“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

袁世凯在当上大总统后，渐显狼子野心，开始扫清个人集权之障碍，下令取消国会，熊希龄内阁被迫解散，梁启超也辞去司法总长一职，改任币制局总裁。

对于梁启超而言，其绝非单纯的谋利政客，依附于袁世凯也只是为了实现心中的政治理念而已。此时袁世凯倒行逆施，在恢复帝制的反历史潮流中越走越远，梁启超十分失望，逐渐萌生了离去的想法。

这一点，在梁启超致梁启勋的数封信札中，亦可窥见。

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出版：《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华书局，2012年。

梁启勋：梁启超之弟，中国二十世纪著名词学家。从学于康有为。后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毕业后返国，先后任交通大学及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训育主任、中国银行驻京监理官、青岛大学教授等职。

关于梁启勋，如今识者不多。其于辛亥革命后，追随梁启超海外归来，协助兄长施展政治抱负，二人时常共进退。在梁启超任职司法总长时，其为中国银行监理，此后又任币制局参事，参与制定袁大头金、银、铜比例。

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信札中提及：书悉，今日此间例战之期，群客在坐，未能属笔。

梁启超归国后，各界访客之多，可谓应接不暇。据其与女儿梁令娴的家书中所言：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每日所赴集会，平均三处，来访之客，平均每日百人，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院自赵总理下至各总长，旧官吏如徐世昌、陆征祥、孙宝琦之流，皆已至。吾亦只能以20分钟谈话为约，自余则5分钟，自余则旅见而已……

此后，盛况虽有缓减，然例战之期，自然是群客在座。

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信札又提及：但吾以为兹事殊可不汲汲，今日谁能免于赏饭吃耶。彼若有意裁则待其裁，何为不可。

梁启超认为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可待其裁缺，亦无不可。依信中所言，此时梁启超与袁世凯意见相左，决意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而梁启勋亦有此意，请求裁缺。

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信中提及：俟更询蹇、汤意见，乃复。

其中，蹇，即蹇季常，汤则是汤觉顿。梁启超告知将询问此二人意见，再做定夺。

蹇念益（1876一1930），号季常，遵义老城人，前清举人，留日学生，进步党的文胆和策士，曾任北洋政府的肃政使和国会议员。其父蹇洗，先以“军功”保举四川越省、马边知县，后任江北同知。

民国4年，袁世凯称帝活动越演越烈。蹇念益与蔡鄂往返京、津间，与梁启超密谋反袁。护国战争结束，国事未能走上正轨。蹇念益不愿担任政府职，只图以议员身份共定国是。此后，政党分歧至深。赛念益不当议员，日以饮酒消遣。

梁启超曾作一集联，赠予好酒之蹇季常，众人观之，无不拍案叫绝。

最有味，是无能，但醉来还醒，醒来还醉
本不住，怎生去，笑归处如客，客至如归

汤觉顿（1878－1916），原名叡，字觉顿，受业康门后号荷庵，与梁启超同门于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学习治身经世之学。

辛亥革命后，回国任财政部顾问和中国银行总裁，开创现代财政金融事业。袁世凯窃位背叛共和，汤遂愤然辞职，与梁启超、蔡锷、孙中山、黄兴等人同道讨袁。护国战争中，为龙济光部将枪杀遇害，得知此噩耗，梁启超悲痛欲绝。

梁启超与蹇念益、汤觉顿，交契匪浅，堪称挚友同道。

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第二封信札，提及：昨书悉，蹇、汤力言请裁缺之不可，实断无此办法也。

梁启超在与蹇、汤二人商议后，言及请求裁缺为不智之举。

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信札提及：弟呈宜勿上，若欲南游，得间辞职可耳（俟吾到京一商）

梁启超劝诫乃弟，不要递上裁缺呈请，辞职可以，或者等他至北京再作商议。

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第三封信札，再度提及：来书所言，觉顿、季常皆大不谓然，谓断无此办法。

可见，众人都不认为请裁缺是好方法，故此再次言及。

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梁启超提及：自请辞职则可，请裁缺则不可，人将谓借此出风头，否则亦谓借以探口气也。

众所周知，梁启勋为梁启超之弟，若请裁缺，外界则认为其定有所图，或为名利，或是为梁启超探问口气，趟试深浅。

梁启超致梁启勋信札三通三纸

信末，梁启超言及：此等地位不能久居，诚在意中，只有听彼摆布而已。此论兄甚同意，弟前议可置之。

可见，梁启超对于蹇、汤二人所认为的“此等地位不能久居，诚在意中，只有听彼摆布而已”，十分认同。

据此三封信札，可见此时的梁启超阵营对于袁世凯统治下的专制独裁，已经显现出“彻底绝望”之迹象，故不以“裁缺”为退路，而选择直接辞职，以示划清界限。

「2」
梁启超发出讨袁檄文

随着袁世凯公开打出恢复帝制的大旗，梁启超认清了现状，对依附袁氏实现抱负之愿也彻底绝望，毅然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正告袁世凯之流不要“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

梁启超、蹇念益、汤觉顿、蔡锷等人发动讨袁之役，同时，又运动南京的冯国璋，联络孙中山、岑春煊等各派势力，建立起广泛的反袁“统一战线”，引导全国反袁阵营。

梁启超与岑春煊合影

岑春煊（1861年-1933年），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清末民初中国政治家。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曾任广东布政使、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等职。

在任期间，他严肃吏制，建立警察制度，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人送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辛亥革命后，其支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并被推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后又任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主导南北议和。1920年粤桂战争后军政府解散，岑春煊通电辞职，隐居上海。

在讨袁运动中，岑春煊被推举为护国军都司令，并与梁启超等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任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

军务院于肇庆合影

岑春煊与袁世凯，积怨甚久。在政治上，其并不偏向于哪一方势力，然而谁反对袁世凯，其则交好支持。

在袁世凯当权时，岑春煊也只得顺应形势，表面敷衍。其曾致信袁世凯，言及光绪帝崇陵工程事宜。

岑春煊致袁世凯信札一通二纸

此信当作于1912年前后。辛亥革命胜利，满清政府被推翻，光绪帝崇陵工程因无资金支持被迫停工。

信中岑春煊致信“大总统”袁世凯。称时崇陵已停工一年，虽有遗老名士捐款，但杯水车薪，“停工日久恐昔日已成之基渐就陊剥”，希望袁世凯政府能拨款支持崇陵修建得以早日竣工。

此外，岑春煊有个外孙女名于立群，女婿即是郭沫若。

护国运动的发动，最终导致了袁氏政权的坍塌灭亡。可惜汤觉顿在此中为国殉难，后来岑春煊亦退隐上海，不再过问政事，至于蹇念益则见国事并未有转机，终日郁郁，以酒消愁，后来服药自杀。

「3」
梁启超远离政坛

护国战争后，梁启超依旧活跃于政坛。直至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梁启超递上辞呈，结束了多年的政治生涯，从此转向文化教育及学术研究。

梁启超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新史学”、“目录学”、“图书馆学”及文学成就等，都是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

据悉，其每年平均写作有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以日本文学译介活动为例，即始于梁启超。而且他的文章，被誉为“新文体”，一洗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便于传诵，此举极大促进了国民的阅读深度。

远离政坛的梁启超并未停止爱国，在教育中，亦始终以“新吾国民”为已任，希望能通过改造旧时国民劣根性，在全民族形成新的道德风尚……

「4」
结语

在旧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梁启超一直在寻找振兴中华的思想与方法，从未放弃。

正如萧公权所言：

“梁启超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

此即“（梁启超）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笔者亦深以为然，梁启超的“善变”，除了政治策略的选择外，更多的是不断进步之缘由。其家书尘封百年，再现于世，对于全面了解梁启超的思想更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意义。

如今观其墨迹，除了赏其文笔之壮美外，亦可感受百年前那些极速变化的政治风云，以及那些为民族富强而不惧艰险，努力探索的中华之子，此为后人之明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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