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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王澧华·
     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规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
的意义上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是什么”的
问题，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
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是什
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
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的人较少，而着意于“是什么”的人稍多，至于醉
心于“为什么”的人则更多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
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他
的位望渐趋隆重，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桐城文派的领袖，
所谓“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
者”《曾国荃致曾纪泽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
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子”）当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统地抄录曾文。在
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黎编《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
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响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后即有
传忠书局之 《全集》问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实上的主持人，并不是列名总纂的湖广总督李瀚
章，而是承袭候爵的曾纪泽。《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门人张裕钊、黎庶
昌”所编，而是由定居长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实际编校。至于《诗集》，则
有传忠书局聘请的杨书霖、张华理这两位长沙绅士将之一稿两用之事：先有
坊间单行本，后有传忠 《全集》本。《全集》之诗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编
年本与光绪二年三卷分类本。事过五十年，《四部丛刊》影印本与《四部备
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类生二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编年本仓促辑刊，
未速细辨，虽然是按年编次，也只是大致可寻而已，其中疏忽外误之处尚多。
而分类本虽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编年本之先后编次。此后各种版本，
皆与此大同小异。
     进入民国，始有改编本与注释本。自今观之，则改编之功实浅，而注
释之劳稍多。至于辑佚本，则有近人刘声本的 《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细校
读，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
余年来，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其中《诗文》
不分卷，汇入旧版 （杂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与《联语》，且辑
得佚词八首，于1986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编也好，其实都有悖于曾国藩晚年的心愿。他在赴天津
办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遗嘱说：“余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
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如有
知旧助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
如此反省自讼之词，想来当是由衷之言。所谓反省自讼，也确因他早年有心
气过高之病，有视事太易之举。后人之所以对他的诗文时有过誉，未始不起
于他年轻时的高自标置与自我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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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题彭宣坞诗集后》
 ‘……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其明证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说：“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创之功。”
钱仲联 《梦苕庵诗话》说：“自姚姬传倡为山谷诗，而曾涤生祖其学，遂开
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吗？《题彭宣坞诗集后》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请
看此前的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别人又做了些什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
藩给诸弟写信，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
窍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
光十五年入京之后，才识得持古文的宗尚，而当时京中诗坛，正是程恩泽、
祁会藻辈提倡宋诗之时。程恩泽一再参与会试选举工作，他的诗风趋尚，当
然更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但此时曾国藩虽有心向学，却又苦无良友
扶掖，且其间一心应着，并未专注于诗。直到钦点翰林，始着意诗文，以求
不失词臣体面。正在此时，翰林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
从，切磋诗艺。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门生，此时已渐有诗名。
     因此，曾因藩结纳之意甚切，而何绍基则扶掖之心尤殷。兹举一例：
何绍基藏有项荣“墨梅图”，其上名家题诗很多，何绍基乃向曾国藩索题。
曾国藩似乎受宠若惊，于是刻意构思，亟欲显露诗才，两天后诗始写成。正
好何绍基来访，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此诗，闻其奖誉，竟至“心忡忡，
几不自持”（曾氏《日记》中语）。稍后，曾国藩又致书诸弟说；“子贞深喜
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露才扬己，争奇斗胜，受到表扬便诗兴
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数青年诗人开发诗艺阶段的普遍表现。不过，时过两年，
曾国藩便开始狂言“近日京城无大家”，“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
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了，再往后，便自然要夸言“自仆宗涪翁，
时流颇忻向”了。
     再说文吧，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关系，一直是桩不大不小的学术公案。
他在咸丰四年所作的 《欧阳生文集序》带有很强的宗派意识、文人旧习，且
不计较，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样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曾国藩中年以后，每
自称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圣哲画像记》便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
生启之。”可是他的文学知交朱琦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在《柏树山房文集书
后》一文中，非常明确地将曾国藩列为姚门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说
 “自曾涤生……之属，悉以所业来质”。
     对此，曾国藩每欲洗刷表白，说自己与梅曾亮的关系。并非“从游”，
而是“接游”，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咸丰
五年致吴敏树信》。面事实是，梅曾亮雄居文坛数十年，当年京城士人之趋
附桐城义法者。几乎无不受其影响。在梅曾亮称雄一代，即将告老回乡之时，
曾国藩还只是初识桐城源头，尚无理论建树。在曾国藩于咸、同年间“中兴
桐城”之时，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
     对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与理论，前人多有论述。在此，我谨呈一说，以
备质证。
     我认为，若论创作，曾诗以前期为佳。诗艺初开之日，风华正茂之时，
以翩翩词臣之身，处优游清闲之地，无疑是潜心诗艺的大好时光。曾国藩后
期诗作本不多，且军政要务集于一身，宦海风波，时虞颠灭，正如《赠吴南
屏》所说：“苍天可补河可塞，惟有好怀不易开。”诗人兴会，仅此一开，其
他造作，不过应景罢了。至于文则相反，前期所作，规仿之迹颇重，且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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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文气浮泛，自难为工。后期则文腕圆熟，自成套路，且历尽险屯，笔
力沉雄，类多上乘之作。若说理论，则更有趣，其价值实不及创作，而影响
却颇能炫迷人心。苛刻一点说，曾国藩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家素质，
他的诗文理论并没多少理性深度：论诗宗宋，源于清初以来的宗来诸家陈辞；
文主义法，即使未溷于梅郎中后尘，却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还是称得上为一名较有见地的鉴赏家。从初
入京师的时文选评，到《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鸣原堂论文》到
 《古文四象》，皆可见曾国藩并不曾想到要避选家之嫌。至于 《家书》之教
弟谕子，则更是直截了当的欣赏课入门辅导。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学三昧的
玄妙之论，使人很容易误认为他确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文学大师。其实说得到
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悬河易，妙笔生花难。当然，这并非曾国藩一人之尴尬，
古今理论家，大多不能脱此窘迫。
     如果说，曾氏诗文还只是为文人们所褒贬的话，那么，他的家书、日
记却是为大多数人所赏誉。曾国藩家书的内容，当然主要包括齐家术与治学
观，这是人们熟知并且艳羡不已的。不过，谈的人太多了，众口一词，人为
地予以拔高，不免叫人聒耳烦心。倒是从内心情感上去认识曾氏家书的文章，
似乎比较少见，我曾据此分析了曾氏家书的几个阶段性特点，不揣浅陋，简
述如下。
      （一）京官得意时期的特点：首先是亲情浓郁，琐细录切。游子离乡，
家山万里，白云亲舍，最是仕宦难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飞扬，志趣高昂。皈
依理学之初，曾国藩以唐鉴、倭仁为师友，言行举止，处处模仿，而且迫不
及待、连篇累犊、喋喋不休地教训起诸位老弟来。无奈，对这位新教徒以近
似痴迷的热情而传授的新知秘诀与正言大道，他的弟兄们并不领情，反而来
信讥责，连其父也颇不以为然。稍后，曾国藩便在家书中改谈诗文之道，也
不免好为人师之讥。第三是报喜慰亲，宦情蓬勃。升官以后家书，多谈部中
公事，而对家中琐事之问讯，进德修业之说教，则大为减少了。
      《二）南北征战时期的特点：一是危急之时，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际，
则计之过熟。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工于心计、深于心术的谋略家。仔细品味他
的军中家书，可知他在关系一生名节的时候，他可以坦然不苟，而在关系门
庭盛衰、一己得失之时，他又总是绞尽脑汁，反映出这位“理学纯臣”的另
一面。二是责弟严切，而教子温婉。一般说来，为父训子，类多威严，而为
兄诱弟，类多平和，但在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严厉的兄长，
而找不到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
      （三）暮年羁绊官场时期的特点：一是他饱谙宦味，意绪萧索，对得
失浮沉日渐漠然；二是注重亲情，追求平安，对子侄之身体学业，甚为关切，
似乎他此时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门户、消灾祛祸。
     曾国藩《家书》的首次编刊，是在光绪五年由传忠书局印行。据查考，
编校者为曹耀湘。曹本对家庭琐事、训斥言词与政治密谋诸端删落殆尽。避
忌讳、避嫌疑、避繁琐，本来也是旧时编书的惯例。选本之不可尽信，不可
盲从，由此可见一斑。而收录最全、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岳麓书社版《曾
国藩全集·家书》了。
     至于曾国藩的日记，最早是由王启原编为 《求阙斋日记类钞》，光绪二
年传忠书局刊印。这是一个节抄本，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
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便于即类考求。虽无日期，但它毕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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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提供了一个深知曾氏进德修业、治军辅民的基本面貌的蓝本。赵烈文责
其简，刘声木讥其滥，皆不免于求全责备。
     据现有资料统计，曾国藩断断续续大约写了十八年日记。早年的日记
并非通日记注，旬记甚至月记也时有所见，据此可知曾氏通籍之初优游文酒
的词臣风貌。及至究心性理之学，始作一丝不苟的庄谐小字，痛心疾首地反
省每日之言行与心理，反映了一个初闻大道的新教徒的虔诚与滑稽。极端的
心性修炼，毕竟近于禁锢性灵，坚持两年之后，曾国藩中断了这种省身日记。
但是，这种修炼工夫并没有白费，正是在这几年间，曾国藩得道之名鹊起，
而道光帝晚年又习用务虚人士，因此，曾国藩很快以时誉幸邀圣眷，竟至超
升四级，位居二品。大概是为了维护这种儒臣形象吧，咸丰元年二年，曾国
藩又写了七大本的 《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是一个固定格式的刻板册页，
双页十栏，首头为日月，本为题记，中间八栏，依次为读书、静坐、作字、
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表格之中，视当日具体情形分别填写。这七本日
记仅见于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弥足珍贵。从
咸丰八年再出治兵到同治十一年病逝金陵，共十三年又八个月，曾国藩的日
记再无一日间断。这里面应该记录了大量的重要史料，但他却对具体人事多
有隐晦，王(外门内岂)运曾有意为之作注，惜未实行。其间畅所欲言者，似
乎只在谈诗论文之时。
     此外，曾国藩还有奏疏、批牍为人盛赞。曾国藩的奏疏，明快简练，
凝重沉稳，不过，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随着他本人性格与作风的变化，它
们又各具特色。具体说来，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强，后期则绵里藏针、
缜密老到而又平淡质实。
     至于他的批牍，老成周密，宽严适度，既不同于胡林翼之切直肫城、
肝胆照人，也不同于左宗棠之凌厉明快、巨细无遗。具体说来，长沙办案时
期之批，威严果决；江南征战时期之批，强蛮严厉；直隶总督任内之批，细
致精审，而回任江督时期之批，则随手画诺，不甚究心了。
     作为一名历仕三朝的军政大员，曾国藩的奏疏与批牍，实在应当是史
学工作者潜心研究的重要史料。但是迄今为止，偏偏是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
对贫乏。热门话题不在这里。
     那么，曾国藩是一名诗人吗？当然是。曾国藩是一位古文家吗？当然
也是。仅就创作而言，在宋诗派与桐城文派的两大阵营中，曾国藩也还算得
上显赫的一员。
     至于他的影响，则更在其创作与理论的实际水平之上。古往今来的“以
高位主持文坛”的惯例，在他身上照样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不过；如果将他
置入中国古代文学或近代文学的视野之中，那么，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
的理论，或者是他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从古代文学的角度
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论与桐城义法，不过是明清以来的唐宋诗之争、道支一
源说的一种近于自郐以下的骚动而已，何况还有较为明显的功利目的与山头
意识呢？从近代文学的角度看，宋诗派、桐城派，都没有多少近代意义，都
比不上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与启蒙意识，也都比不上黄遵宪、康有
为等人的创新追求与维新倾向。在新的时代潮流即将到来之际，曾国藩和他
的同道们的诗文多少显得有些陈旧，有些苍白。
     把曾国藩当作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来研究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我认为，当然可以从理学、伦理学甚至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曾国藩，从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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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理学、伦理学与中国思想史究竟给予了他什么影响，而他又为理学、伦理
  学与中国思想史提供了什么新的内容，产生了多少作用。但是，迄今为止，
  所有的研究似乎都还不能证明，现在就可以将理学家、伦理学家甚至思想家
  的桂冠合适地戴在曾国藩的头上。就象“汉奸”、“卖国贼”的帽子一样，戴
  上了又取下，岂不无事生非？
      时至今日，还要就“刽子手”诸事翻来覆去地争论其是非曲直，实在
  是意义不大了。站在当时的立场，多数的人会认为“打对了”，而站在现在
  的立场，多数的人又都认为“打错了”。假如能将两种人作一时空转换，结
  论还是不外“对”、“错”二字。试想，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依我看来，研
  究“打赢了”与“打输了”，可能更有史学价值，或说更有历史意义与现实
  作用。
       曾国藩研究，确是湘系军政集团研究的关键一环，也是太平天国研究
  的重要一环，甚至可以说，它还是中国近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
  史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学术研究，肯定是要解决“是什么”
  与“为什么”的难题，只是最好先从“有什么”做起。那么，就请大家看看
  这本 《曾国藩文集》，看看它究竟“有什么”吧。如果还有兴趣，再看看他
  的同时代人又“有什么”，然后从事“是什么”与“为什么”的研究，或者
  将会离我们共同寻找的正确答案不远了。这本 《曾国藩文集》从宏浩的曾氏
  全集中选录了一些精华之作，分散文、笔记、诗词、联语、书信、日记六类，
  每类文字又按编年排列。此外，还附录了历来颇多争议的曾氏 《冰鉴》和钩
  玄提要的 《处世金针》。这样，读者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读曾文，又
  可以从编年上知人论世。较之阅读卷帙浩繁的全集，的确是举重若轻之感。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曾氏文选，(纟番)阅之余，极感欣喜，谨缀数
  语，以应“前言”之属。
       （作者系湘潭大学教授、《曾国藩学刊》主编）

                                       散文

五箴 （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泪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
  其戚也！
      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报，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疒火)疾
  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根拔，谅哉
  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
  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
  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援。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回三才。严恪斋明，以凝女命。
  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
  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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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虚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
  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
  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侮既
  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
  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
  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钞朱子小学书后
      右《小学》三卷，世传朱子辑。现朱小癸卯与刘子澄书，则是编子澄
  所诠次也。其义例不无可攀，然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差具于是。
      盖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目能言以后，凡夫洒扫、应对、饮食、
  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
  既已固其筋骸，剂其血气，则礼乐之器盖由之矣，特本知焉耳。十五而入太
  学，乃进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习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扩焉，故达也。
  班固 《艺文志》所载小学类，皆训诂文字之书。后代史氏，率仍其义。幼仪
  之繁，闭焉不阙。三代以下，舍占毕之外，乃别无所谓学，则训诂文字要矣。
  若按古者三物之教，则训信文字者，亦犹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馀力，
  则以学文。绘事后素。”不其然能？余放录此编于进德门之首，使昆弟子姓
  知幼仪之为重。而所谓训诂文字，别录之居业门中。童子知识未梏，言有刑，
  动有法，而蹈非彝者鲜矣。
      是编旧分内外，内篇尚有《稽古》一卷，外编《嘉言》、《善行》二卷，
  采掇颇浅近，亦不录云。
      书归震川文集后
      近世缀文之土，颇称述熙甫，以为可继曾南丰、王半山之为之。自我
  观之，不同日而语矣。或又与方苞氏并举，抑非其伦也。盖古之知道者，不
  妄加毁誉于人，非特好直也。内之无以立诚，外之不足以信，后世君子耻焉。
       自周《诗》有《崧高》、《保民》诸篇，汉有“河梁”之咏。沿及六朝，
  饯别之诗，动累卷帙。于是有为之序者。昌黎韩氏为此体特繁，至或无诗而
  独有序；骈拇枝指，于义为已侈矣。熙甫则不必饯别而赠人以序；有所谓贺
  序者，谢序者，寿序者。此何说也？又被所为，抑扬吞吐，情韵不匾者，苟
  裁以义，或皆可以不陈。
      浮芥舟以纵送子蹄涔之水，不复忆天下有回海涛者也。神乎？味乎？
  徒词费耳。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
  有。熙甫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
  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不可谓不智已。人能宏道，无如命何！藉熙甫早
  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
      祭汤海秋文
      赫赫汤君，倏焉已陈。一呷之药，(木+琢之右)我天民。岂不有命！药
  则何罪？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载，君贡京朝。狂名一鼓，万口嚣嚣。
  春官名揭，如纛斯标。奇文骤布，句骛字袅。群儿苦诵，自瞑达朝。上公好
  士，维汪与曹。大风嘘口，吹女羽毛。舐笔枢府，有(钅舌)如刀。济辈力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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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虎众猱。曹司一终，稍迁御史。一鸣惊天，堕落泥滓。坎坎郎官，复归其
始。群雀款门，昨(上皿下龟)之市。穷鬼喷沫，婢叹奴耻。维君不羞，复乃
不求。天脱桎梏，放此诗囚。伐肝荡肺，与命为仇。被发四顾，有棘在喉。
匪屈匪阮，畴可与投？忽焉狂走，东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时淮
海，战鼓殷酣。(犭兆)夷所躏，肉阜血潭。出入贼中，百忧内(忄炎)。寅岁
还朝，左抱娇娥。示我百篇，儿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佘哦。忽瞠两眸，
曰余乃颇。沥胆相要，斧门掊锁。嗟余不媚！动与时左。非君谬寻，谁云逮
我？王城海大，尘雾滔滔。惟余谐子，有隙辄遭。联车酒肆，袒肩载号。煮
鱼大嘬、宇内两饕。授我 《浮邱》，九十其训。韩焊庄夸。孙卿之酝 鏖义
斗文，百合逾奋。俯视符充，其言犹粪、我时讥评，导曾不愠。我行西川，
来归君迓。一语不能，君乃狂骂。我实无辜 讵敢相卜？骨肉寇仇，朋游所
讶。见豕负途，或张之弧。群疑之积，众(疒有)生肤。君不能释，我不肯输。
一日参商，万古长诀。吾实负心，其又何说？凡今之人，善调其舌；导则不
然，喙刚如铁。锋棱所值，人谁女容？直者弃好，巧者兴戎。昔余痛谏，君
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伤心往事，泪堕如糜。以君毅魄，岂日无知？
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酹子一滴，庶摅我悲！
     召悔
     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
有离次。
     其在于人，言有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
人；改过伯于人者，贤亦伯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木肖者，怙终焉而
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
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挞，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
御焉？习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
非而面谀，成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
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吾之友有某君者，毖余曰；“子与某相好不终，是子之失德。子盖慎
诸？”又有某君毖余曰：“闻子之试于有司，则尝以私于人，是大不可。”二
子者之言，卒闻之，若不逊于吾志。徐而绎之，彼无求而进逆耳之言，诚敬
我也。既又自省：吾之过，其大者视此或倍捷，而其多或不可枚数。二子者，
盖举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
往往陷于大戾，而僚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
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日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
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
已！为人友而隐忍和同，长人之恶，是又谐臣媚子之亚也。《书》曰：“有言
逆子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余枚笔之于册以备现
省，且示吾友能为逆心之言者。
     求阙斋记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
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明至矣，则进而生
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左钅右上囱下心)
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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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
所(扌益)(扌宛)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告议。
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被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而好
奇之土，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
或资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
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
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
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讠华)然骛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肯，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馀荫，自王父母以下，
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田：“凡厥庶
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女则锡之福。”若国藩老，无为
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
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耆，皆使留其缺陷。礼主减而乐主盈。乐
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问广誉，尤造物所断
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
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送郭筠仙南归序
     凡物之骤为之而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览而易尽者，其中无有
也。郭君筠仙与余友九年矣，即之也温，挹之常不尽。道光甲辰、乙己两试
于礼部，留京师，主于余。促膝而语者四百馀日，乃得尽窥其藏。甚战！人
不易知也。将别，于是为道其深，对于回路赠言之义，而以吾之思效焉，
     盖天生之材，或相千万，要于成器以适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视尤小
者则优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于用，则君子取其尤小者焉。
材之大者，视尤大者则细矣。苟尤大者不利于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则君子
取其大者焉。天赋大始，人作成物。传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
极扩充追琢之能，虽有周公之材，终弃而已矣。
     余所友天下贤士，或以德称，或以艺显，类有以自成者。而老筠仙躬
绝异之姿，退然深贬，语其德若无可名；学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
犹若(钅且)(钅吾)而不安其无所成者与？匠石斫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
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径尺之材以为榱桷，不阅日而成矣。及至伐连抱之梗(木
丹)，为天子营总章太室之梁栋，经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俞大，就之前
艰。浅者欲以一概律之，难矣。
     且所号为贤者，谓其绝拘挛之见，旷观于广大之区，而不以尺寸绳人
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与时物相发，力足以与机势相会，此则众人之
所共睹者矣。君子则不然，赴势甚钝，取道甚迂，德不苟成，业不苟名，艰
勤错过，迟久而后进。殊而积，寸而累。既其纯熟，则圣人之徙；其力造焉
而无扦格，则亦不失于今名。造之不力，歧出无范，虽有瑰质。终亦无用。
     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诚哉斯言也！筠仙勖哉！去其所谓(扌
干)格者，以蕲至于纯熟，则几矣。人亦病不为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
达于时轨，是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送谢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湖乡当乾隆时，人才殷盛。邓笔山为云南布政使，罗九峰为礼部侍
郎，而谢芗泉先生为御史。三人者，背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时
和坤柄国，声张势厉，家奴乘高车横行都市无所惮，御史君巡域遇焉，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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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而鞭之，火其车于行，世所称“烧车御史”者也。
     其后二十诗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县令卓荐召见。上从容问曰：
 “汝即‘烧车御史’之子乎？”不数月，迁四川知府。又十馀年，而谢吉人
邦鉴复以进土出为江南县令。吉人，御史君之孙，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将
之官，其常所酬酢者，或为诗送之。吉人乃索予为序，而乞言以纠其不逮。
于是拜手告曰：
     于今长人矣。四封之内，尊无与二。堂上颐指，堂下趋者百人。所识
穷乏，仰而待命。设馆以延宾友，貌敬而情离。即有不善，彼所谓趋者，待
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谏，或谏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处于众人之上，
而聪明识量又诚越而倍之。前有唯，后有诺，于是予圣自雄之习，嚣然起矣。
而左右之人，又多其术以(饣舌)我。内之傲者日胜，外之欺者日众，兹其所
以舛也。昔者宓子贱治单父，孔子曰：“子何施而众悦？”对日：“此地民有
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齐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叹曰：
 “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鲁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好善优于天下。”东
汉庞参为汉阳太守，先候隐居任棠。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
户屏前，抱儿孙伏户下。参会其意，曰：‘冰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
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故古人之学，莫大乎求贤以自
辅。小智之夫，矜已而贬物，以为众人卑卑，无足益我。夫不及求造已，而
一切掩他人之长而蔑视之，何其易与？《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
民虽靡(月无)，或哲或谋，或肃或(一撇一捺)。”谓求贤而终不能得者，非
笃论也。今震泽宰左君青峙，吾湘乡之贤者也。任侠而不矜，谙事而不计利
害。子往试求之，必有所以益于者。友仁以顾德，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绳祖
武，又以绍诸乡先辈之徽。“无弃尔辅，员于尔福”。青峙，子之辅也。抑吾
闻江南为仕宦鳞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尽交其贤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书学案小识后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
     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有民淑世而弥缝
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
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成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
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
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
     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绘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
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
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
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
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
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
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被，而犹
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
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
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径阳氏之学，以
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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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
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低毁日月，亦变而蔽者
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暗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
之并耕，病来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矫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
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
     我朝崇德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讠皮)辞而反经，
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
项领相望。
     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
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
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撤，与变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
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务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
者，亦不能展人人之心而无异辞。
     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变已矣。若其有嗜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
去其矜，无以闻道目标，无以方隅自圆。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
君子者已。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
     进唐先生南归序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与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师以教之。
于乡有州长、党正之格，于国有师氏、保氏。天子既兼君师之任，其所择，
大抵皆道艺两优，教尊而礼严。弟子抠在趋隅，进退必慎。内以有所惮而生
其敬，外缉业以兴其材。故曰：“师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谓也。
     周衰，教泽不下流。仲尼于诸候不见用，退而讲学于谦泗之间，从之
游者如市。师门之盛，振古无传。然自是人伦之中，别有所谓先生、徒众者，
非长民者所得与闻矣。仲尼既没，徒人分布四方，转相流衍。吾家宗圣公传
之子思、孟子，号为正宗。其他或离道而专趋于艺，商瞿授《易》于臂子弓，
五传而为汉之田何。子夏之 《诗》，五传而到孙卿，其后为鲁申培。左氏受
 《春秋》，人传而至张苍。是以两汉经生，各有渊源。源远流歧，所得渐纤，
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氏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
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博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
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来师为大，其说允已。元明及我朝之初，
流风末坠。每一先生出，则有徒党景附，虽不必束修自上，亦循循隅坐，应
唯敬对。若金、许、薛、胡、陆稼书、张念艺之俦，论乎其德则暗然，讽乎
其言则犁然而当理，考乎其从游之徒，则践规蹈矩，仪型乡国。盖先王之教
泽得以仅仅不斩，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未始非诸先生讲学与群从附和
之力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诚珍之也。今之世，自乡试、
礼部试举主而外，无复所谓师者。间有一二高才之士，钩稽故训，动称汉京，
闻老成倡为义理之学者，则骂讥唾梅。后生欲从事于此，进无师友之援，退
犯万众之嘲，亦遂却焉。
     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
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党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
不才，亦且为义理所薰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未知于古之求益者何如，
然以视夫世之貌敬举主与厌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
     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请，将归老于湖湘之间。故作师说一首，以识
年来向道之由，且以告吾乡之人：苟有志于强立，未有不严于事长之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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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德者也。
     郭璧斋先生六十寿序
     庄子曰：“木以不材自全，雁以材自保，我其处材不材之间乎？”旨哉
斯言！
     可以寿世矣。虽然，抑有未尽也。此其中有天焉。魁岸之材，有深自
韬匿者，去健羡，识止足，天乃使之驰驱后先弹精竭力而不能自怡；有锐意
进取者，天或反厄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后而永其年。迹似厄之，实则
厚之。材，钓也，或显而吝，或晦而光，非人所能自处也，天也。
     我年伯壁斋先生，天之处之殆厚矣哉！先生少读书，有大志。既冠，
补博士弟子员，旋以优等食饩。屡踬场屋，贡人成均。试京兆，仍绌。权当
阳校官数月，儒术济济，翕然景从。其居乡也，外和而中直，不恶而人畏之。
优伶杂剧，至不敢入境。谚曰：“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直其表而影曲者，
吾未之闻也。先生孝友可以施于政，尊行可以加入。课徒而得，与校而上慕
附，处于乡而不肖知劝，此天予以有用之材也。使得所藉手，舞长袖而回旋，
其展布当何如？顾乃蹭蹬棘闱，连不得志。前岁己未，恭遇栗恩，臣僚得荣
其亲。维时先生之家嗣观亭前辈，既由翰林官西曹，两世封赠如例。而先生
犹以有事秋试，迁延不得请。于是先生橐笔乡闱，十馀役矣。从游之士得其
口讲指画，或皆扶摇直上。而现亭前辈昆仲皆得庭训，而翔步词林，后先辉
映。独先生黜抑良久，曾不一骋骐骥不足，固可解乎？夫以先生之德之能，
于科名何与轻重？其达观内外，何尝不明青紫如糠秕？然终不自画，诚欲有
所白于时，而又恶夫庸庸者，一蹶而不复振，乃借恬退之名，以文陋而售其
巧。故思有以厉之耳。以志则如彼，以遇则如此，此岂尽有司之咎哉？盖所
谓天也。天者，可知而不可知，无可据而自有权衡。昆山之玉，邓林之大木，
生非不材也。贡之廊庙，非不贵也。凿之、琢之，寻斧纵之，剖其璞，伤其
本，向之润泽而轮(外囗内禾)者，荡然无馀。天欲厚之，则不如韫于石而光
愈远；丛之丰草之中而荫愈广，而枝愈蕃。向使先生假鸿渐之羽，激昂云路，
扬厉中外，拒不快于志而裨益于时？而所发既宏，所积渐薄，天与于前，或
断于后。精神有时而竭，福荫有时而单，是亦琢玉研木之说也。谓能优游林
泉，颐神弥性，如今日也乎？谓能泽流似续，光大门阀，如今日也乎？
     本年某月，先生六十寿辰。次嗣君雨山，与余为同年发，谬相知爱。
将称觞介寿，嘱余以言侑爵。吾闻君子之事亲也，可以无所不至。独称其亲
之善，则不敢溢词以邻于诬。君子之于友也，四人，季者早殇，二长者并穷
约不得怡。独朱氏妹所处稍裕，而少遘痼疾，又离娩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
妹卒以八月晦日，不逾月而吾祖母弃养。国藩窃禄京朝，发一家书而两遭期
功之丧，又何痛也！于是泣识其略，使咏春追埋清幽，且叙其内外家之系而
声以铭诗，以宣吾悲。铭曰：
     有女曾姓圣为宗，父班泮水祖辟雍。两世大夫帝褒封，母江夫人劬且
恭。鞠兹惠质艰厥从，嫔朱其先国比莒。纳夫方轨辔如组，君舅镇湘乡所举。
铭者母兄涤生父，滥羼朝官无寸补。
     满妹碑志
     满妹，吾父之第四女子也。吾父生子男女凡九人，妹班在末，家中人
称之满妹，取盈数也。生而善谑，旁出捷警，诸昆弟姊妹并坐，虽黠者不能
相胜。然归于端静，笑罕至矧。道光十九年正月晦日，以痘殇。明日，吾儿
子祯第相继亡。妹生于世十岁，儿三岁也。即日瘗诸居室之背，高嵋山之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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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母伤弱女与家孙，哭之绝痛。间命诸子曰：“二殇之葬也，无碑以识之，
即坟夷级隆，谁复省顾者？”国藩敬诺。亡何，系官于朝。公有执，私有濡，
久不得卒事。越八年，而适朱氏妹徂逝。以其新悲，触其夙疚。怆然不自知
何以为人也。于是粗述一二，遗家人植石墓北，且缀之辞，使有垂焉。铭曰：
     去家不能三百武，二殇相依宅兹土，狐免安敢侮！
     君子慎独论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
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谦之
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
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