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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

作者：佚名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魏晋南北朝文学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概况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和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
    1、文学的自觉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文体辨析可以追溯到《汉书·燕文志》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铬律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面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和对偶；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精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本身的分类、文学创作的规律以及文学的价值。在汉代，儒家诗教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好，成者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诗大序》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是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统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产生的实践依据。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成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
    2、文学创作的主题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和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等等，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成为这个时期的特征。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这种状况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典型的乱世文学。作家们既要适应战乱，又要适应改朝换代，一人前后属于两个朝代甚至三个朝代的情况很多见。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以此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后者往往表现为及时行乐和沉迷声色。
    这种悲剧性的基调又因文人的政治处境而带上了政治色彩。许多文人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如孔融、杨修、祢衡、丁仪、稽康、陆机、陆云等。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这就是生死主题、游仙主题、隐逸主题。这些主题往往以药和酒为酵母引发开来，药和酒遂与这个时期的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关于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迫，托体同山阿。”（陶《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无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有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就是陶渊明所采取的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从陶诗看来，他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游仙主题与生死主题关系很密切，主要是想象神仙的世界，且现对那个世界的向往以及企求长生的愿望。《离骚》、《远游》已开了游仙主题的先河，不过那主要是一种政治寄托，魏晋以后，游仙主题作为生死主题的补充，企求长生的意思变得浓厚了。如曹操的《气出唱》、《精列》，曹植的《游仙》、《升无行》、《仙人篇》，张华《游仙诗》等，已经构成一个游仙的系列。特别是郭璞的多首《游仙诗》，使游仙主题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主题了。
    隐逸主题包括向往和歌咏隐逸生活的作品，也包括招隐诗、反招隐诗，形成这个时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隐逸思想早在《庄子》书中就体现得很强烈了。《楚辞》中淮南小山《招隐士》，汉代张衡《归田赋》可以视为表现这类主题的早期作品。魏晋以后，沿袭《归田赋》的有潘岳的《闲居赋》，而陶渊明的大量描写隐逸生活和表现隐逸思想的作品，则使这类主题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诗品》中说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至于其他许多人的作品中，表达隐逸思想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了。隐逸主题的兴起与魏晋以后士人、中希企隐逸之风的兴盛有直接关系，而这种风气又与战乱的社会背景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样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样式主要有诗歌、散文、辞赋、乐府民歌、小说、文学批评等等。
    建安诗坛主要代表人物是三曹、“七子”、蔡琰，正始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其中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太康诗坛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其中左思的八首《咏史》成就较突出。从西晋永嘉到东晋灭亡，百余年间，玄风盛行，玄言诗达到高潮。
    南朝社会相对稳定，陶渊明、谢灵运的出现，开拓出了田园、山水两个新的诗歌领域。
    齐梁时期“永明体”的出现，提高了诗歌创作的艺术技巧，沈约的“四声八病”说的提出，诗歌创作技巧更趋成熟。
    梁陈时期，士族文人生活腐朽，出现一批“宫廷诗人”。
    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作为唐代绝句先声的乐府民歌。
    散文题材更加广泛，辞赋、叙事、抒情、咏物的小赋代替了汉大赋。
    小说也达到了兴盛时代，出现了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
    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
    4、玄学对文学的渗透。
    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率学的形成与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这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对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
    玄学讨论中，“无”、“有”是两个重要的语词，“无”按照老子的说法，“无”一是宇宙来源万物之始，即所谓“任有皆始于无”（何晏）二是宇宙本体万物之本。三是人生的终极境界，即“有以无为用”。万物萌生于无始之境，变化来源于万物相倚相伏的互相关联，从无到有，从有到无。
    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和得意意言的一派。
    “自然”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其所谓“自然”不是近人所谓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而是一种状太，即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而“我”也是自然而然的，不取决于任何什么，也不依赖于任何什么，因而完全独立。只要顺应自然的状盛装和变化，无所得、无所使、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自由自在的境界。“真”是道家特有的哲学范畴。老子把‘真“视为道的精髓，修身的极致。《庄子》对“真”有一个界定：“真者，精诚之至也。……真者，所以受于无边，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真”是一种至淳至诚的精神境界，这境界是受之于天地，性分之内的，自然而然的。圣人不过是谨慎地守住这个精神境界，不受外物之干扰而已。不受礼教约束，没有世俗为饰，保持其天性的人就是“真人”。这样看来，“真”和“自然”有相通的地方，它们不仅属于抽象理念的范畴而且属于道德的范畴。玄学中崇尚自然的思想，其影响阶级就是进一步确立了以“自然”与“真”为上的审美理想。“自然”和“真”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虽然还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体现着这种美的陶渊明的出现以及阮籍、嵇康、刘勰、箫统等人关于“自然”和“真”的论述，却对此后整个中国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嵇康和阮籍本身就是玄学家，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他的思想和玄学有很深的关系。陶渊明的作品是魏晋玄学渗入文学之中所结出的硕果。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并把他的自然和真视为文学主义，证明了玄学对文学产生的积极影响。
    言不尽意论与得意言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语言是人类伟大的创造，然而它同人类丰富的感情、心理相比，同大千世界相比，又是苍白无力的。文学创作欲求达意，最好的方法就是既诸诉言内，又寄诸言外，充分运用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以唤起读者的联想，让他们自己去体味那字句之外隽永深长的情思和意趣，以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但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辨性的哲学是不宜直接转化为文学的，一个直接转化的例子就是占据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的玄言诗。严格地说玄言诗不算诗，因为那只是在诗的躯壳中放入玄理而已，没有诗之所以成为诗的最重要的东西。可是，玄言诗毕竟沉淀了至少一种可贵的东西，那就是理趣。比如在陶的许多诗中，将玄理融入日常生活，或者说从日常生活中体悟出玄理，已成为他的艺术特色。
    5、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和阶层（从帝王到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可以看出佛教影响极大，寺院繁多，僧尼之众。再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多有往来。北朝虽有禁佛事件，但总的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持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无边。”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之界，王道的观念。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与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以来世的幸与不幸的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出现了《幽明录》（刘义庆）《冥详记》（王琰）等笔记小说。维摩与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菩萨”、“沙门”、“菩提”等。
    四、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是文学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关于心情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与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观念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五、反切的产生与四声的发现。
    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所以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
第一章   建安文学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建安文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而主要是诗歌，建安诗歌继承并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比较广阔而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动乱社会，表现了作家积极奋发的进取精神，呈现出情辞慷慨、清新刚健的风格特征。
第一节   建安风骨
    一、建安风骨
    建安作家是在动乱中成长的一代新人。既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的精神，通脱的态度和应变的能力。他们不再拘守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的创作反映了动乱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建安风骨”被后世的诗人们追慕着，并成为反对淫靡的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
    “风骨”一语，初由刘勰提出并加正面阐述。《文心雕龙·风骨》虽未直接与建安文学相联系，但文中多举建安作者为例，孔融、徐干、刘植等。钟嵘则提出“建安风力”《诗品·总论》）作为品评历代诗歌的准绳。此后再提“建安风骨”已入唐代。
    陈子昂《修竹篇序》中说到“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此“汉魏”，实指建安。自此“建安风骨”一语，在古代诗学理论中颇为流行。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建既实，辉无乃新。
    ——《文心雕龙·风骨》
    可知，所谓“骨”指文之主干，所谓“风”指文的意气。欲使风“清”骨“成”必也“务盈守气”风骨或风力，是与“词委”或“丰藻”相对的，是指内容方面的“刚建”、“端直”，是“真、尚”。以今语译之，则是真实、高尚、正直、刚健。
    首先看内容的“真”与“尚”，刚健与“端直”这在建安前期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他们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真实；社会的破败，民众的苦难，成为诗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直面现实性，关心社会政治，透露出严肃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责任感。以及深厚的忧患意识。作者们的价值观，显然是从正统儒家的“仁政”、“王道”理想出发的，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修齐治平的处世态度。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们非仅“反映”现实而已，诗中还流露出浓郁的悲天悯人态度。同时，表达了他们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也体现出一种“盛世文学”的特有的刚健素质。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意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就更明确的肯定了建安文学：尚气特质、慷慨之气。“慷慨”风格，多带有悲情倾心。尚气，慷慨，悲情是建安文学情感取向方面的特征，它与文学内容的真、尚、刚、直特征，构成建安风骨的重要两翼。
    建安风骨在文学内容和感情取向上，为后世树立了范式。此后凡当浮华靡弱文风盛行之时，有识之士起而纠正积弊，补救既溺，常引建安风骨为高标，以为济时良方。如范温《潜溪诗眼》：“建安诗辨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致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一变而为晋宋，再变而为齐梁。唐诸诗人，高者学陶谢，下者学徐庾，唯老杜、李太白、韩退之早年皆学建安，晚乃各自变成一家耳。”
第二节   曹操与文学
    一、曹操的生平
    曹操，字孟德，是汉末大军阀，魏国的奠基者，也是建安时期著名的诗人。他曾经镇压过黄巾起义，讨伐过董卓。192年，董死，196年，他带献帝迁都到许昌。其后，他灭袁绍、袁术、吕布，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汉献帝毫无权利。
    从曹操毕生的政治军事经历和政策方略中看，曹操的基本思想性格特征就是头脑清醒，料事准确，机智灵活，谋略盖世，知人善任。严刑得法，赏罚分明。他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能臣，乱世之奸雄”。《魏志·异同杂语》，在他身上，表现出极为鲜明的实用理性精神。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也是有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他对经学有相当造诣。曹操古学修养之深厚，从他引述前代典籍中可见一斑。毫无疑问，曹操是当时各路军阀和实力人物中文化水平最高者之一。
    曹操重视文学事业，他对建安文学的兴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作用首先表现在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上。其次，作为主人的曹操，鼓励文士的为曹氏效力的同时努力从事写作。第三，他自己登高必赋“以相互之尊，雅爱诗章”。兴之所至，也往往要他人参与其事，形成集体性的文学活动，影响很大，起了推动风气的作用。完全可以说，没有曹操就不会有文人集团，就不会有建安文学的繁荣。
    二、曹操的诗歌
    曹操今存诗歌，计二十二首，包括作者有疑问的三首。曹诗全部是乐府诗。从诗题看，大部分袭用汉代乐府诗题。如《秋相行》、《薤露》、《蒿里》、《短歌行》、《陌上桑》、《善哉行》等。亦有自创新题者，如《对酒》即取诗之首句为题。曹操创作乐府歌辞，并不沿用汉代旧法，而是有所新变。从内容上说，汉代乐府作品，曲题与歌辞切合无间，具有内容上的统一性，如《西门行》即写“出西门……”《陌上桑》即写采桑女二事。曹操打破陈规，他利用汉代旧曲，自创新辞。从形式上说，汉代乐府的曲与辞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曹操的乐府诗则异于是，在这方面表现了充分的灵活性，他即有“依前曲，作新歌”即在汉代旧曲之枢架内作辞的做法，也有不依旧曲自作安排的情况，具体有以下四种。
    （一）严格的“依前曲，作新歌”亦即实行填词式的创作。
    《善哉行》古辞是四言体，曹操新辞也为四言句式。
    （二）新歌辞在章句格式方面与古辞部分相同，部分不同，表明他对“前曲”有所突破，作了部分改变。如《蒿里》古辞为五、七言句式，曹操新辞为全五言句式。
    （三）新歌辞与辞句式全然不同，表明曹操所作不但歌辞是新的，而且曲调也有了大的改变，仅仅是借用旧题而已。
    《步出夏门行》古辞为五言，曹操新辞为四言。《薤露》古辞为三、七句式，曹操新辞为全五言句式。
    （四）“新歌”与“前曲”毫无关系，连旧题都不借，曲辞两方面全是创新。《度关山》、《对酒》等。
    总之，曹操在继承发扬汉乐府的音乐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从现实创作需要出发，对乐府体制作了大胆革新，表现了他的尚实精神和通达作风。曹操的革新措施，拓宽了乐府文学的表现领域，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曹操身体力行影响下，建安文人遂以很大精力投入乐府诗的创作之中，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乐府文学于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文人乐府诗阶段。这是曹操在文学史上的一大贡献。
    曹操诗歌有四大类：纪事、述志、游仙、咏史。
    1、纪事作品有《薤露》、《蒿里》、《步出夏门行》、《苦寒行》等。
    2、述志之作有《对酒》、《度关山》。
    3、游仙《气出唱》、《精列》、《秋胡行》。
    4、咏史《善哉行》、《短歌行》之二。
    无论何种题材何种主旨，曹操诗歌有一最基本的情调“慷慨悲凉”“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实际上是曹操诗歌风格的自我概括。从体式看，曹操诗歌有四言、五言、杂言三大类。数量各百今存之作约三分之一。

蒿里行
    云东树[清]《昭昧詹言》中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主要写诸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酿成丧乱的历史事实。
    初平元年（190）春，逐各关以东地区各州郡的军阀起兵讨伐董卓，各路将领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在孟津会师，打出讨伐元凶，匡扶汉室的旗号，然而这支联军中的众将各怀私心，都想借机扩充自己的力量，故不能齐心合力，一致对付董卓。当董卓本人领兵留守洛阳以拒关东之师时，各路人马都逡巡不前，惟恐损失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据史载，当时无人敢于率先与董卓交锋，曹操对联军的驻兵不动十分不满，于是独自引领三千人马在荥阳迎战了董卓部将徐荣，虽然战事失利，但体现了曹操的胆识与在这历史动荡中的正义立场。不久，讨伐董卓的联军由于各自的争势夺利，四分五裂，互相残杀起来，其中主要的就有袁绍、韩馥、公孙瓒等部，从此开始了汉末的军阀混战，诗中的“淮南弟”就是指袁绍之弟袁术，袁术在建安二年（197）袁绍谋废献帝，立幽州牧刘虞之事，说明他们本来就心怀叵测，颇有政治野心。
    这就是曹操在前十句中所勾勒的历史画卷，他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
    连年的征战，使得将士长期不得解甲，身上长满了虱子，而无辜的百姓却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满山遍野堆满了白骨，千里之地寂无人烟，连鸡咽之声也听不到了，正是满目疮痍，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最后诗人感叹到：在战乱中幸存的人百不余一，自己想到这些惨痛的事实，简直肝肠欲裂，悲痛万分。诗人的感情达到高潮，全诗便在悲怆愤懑的情调是戛然而止。
    此诗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开始，故本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性悯世之叹。
    “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开哀思”《文心雕龙·乐府》。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都指出了曹操诗歌感情沉郁悲怆的特点。惟其有情，曹操诗读来有感人的力量，惟其悲怆，故造成了其诗沉郁顿挫、格高调响的悲壮气势。
    正因为此诗实录当时事实并由诗人直抒胸臆，故全诗用了简洁明了的白描手法，无意于词句的雕凿粉饰，而以明快有力的语言写出。“关东……在咸阳”四句，明白如话，一气直下，将关东之师初起时的声势与正义刻画殆尽，自己的爱憎也于此鲜明地表现出来。又如“军合——”描写联军的各怀私心，逡巡不前，可谓入木三分。对于袁绍等军阀的讽刺与抨击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逐步表现的。起先称之为“义士”并指出“乃心在咸阳”意在恢复汉祚，然而“踌——”已引出军心不齐和怯懦畏战的弊端。然后写其各为势利而争，发展到自相残杀，最后点明其称帝野心，可谓如层层剥筝，步步深入。但都以直接明白的语言写来，令人感到诗人抑捺不住的真实感情，至于诗人感情的强烈，也完全由明畅的语言冲口而出。
短歌行
    《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有一段描写曹操模槊赋诗的描写。曹操平定北方后，率百万雄师，饮马长江，与孙权决战。是夜明月皎洁，他在大江之上置酒设乐，欢宴诸将。酒酣，操取槊立于船头，慷慨而歌，歌辞就是上面这首《短歌行》。
    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诗，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就提到它，后来经过小说家渲染，更是家喻户晓了。
    “对酒当歌，惟有杜康”这是曹操对人生短促的感叹，但他不是因流年易逝而生含生畏死之想，联系全篇来看，他感叹的是战争频征，大业未成，因而产生一种时间的紧迫感，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戚年往，忧世不治”（曹操《秋胡行》）所以他这“人生几何”的慨叹，并不软弱消极，而是为了执着于有限之生命，珍惜有生之年，思及时努力，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魏源说得好“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
    历来创业雄主深知一条成功之路，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有经天纬地之能人。马上得天下的汉高祖唱《大风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他求猛士的心声。此时曹操“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他更迫切需要辅佐自己打天下的人才。所以当此月明星稀之夜，“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之时，不禁一吐其求贤若渴之情了。
    “青青……”他仿佛是随口吟咏《诗经》中的名句。自续二句曰：“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便把本是女子对情人的深情相思，变成自己对贤才的渴望了。“呦呦鹿鸣”四句，是《诗经》中诚恳热情欢宴宾客的诗篇，曹操又信手拈来，表示自己期待贤者的热诚。“明明……”对进贤者比为高空的明月，光照宇内；可望而不可及，不由使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感谢“越陌度阡”这道而来的贤士们，屈尊相从，在今日的宴会上促膝谈心，真感到莫大的快慰！可是我知道还有大批贤士尚在歧路徘徊。他们象南飞乌鹊，择木而栖，绕树三匝，还没有最后选定归宿呢！于是，曹操对天下贤才发出由衷的呼唤：“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示自己有宽广的政治胸怀，求贤之心永无止境，犹如大海不辞消流，高山不弃土石一样。并且，他以礼贤下士的周公自励，号召天下贤才来归，开创一个“天下归心”的大好局面。这四句诗气魄宏伟，感情充沛，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和进取精神。在千古诗人中只有曹操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睥睨一世的人物才写得出来，也只有他能与之相称。至今读之，犹觉豪气逼人。
    从体式上看，曹操诗歌有四言、五言、杂言三大类，数量各占今存之作约三分之一。可以说他诸体皆擅，且皆有成就。比较而言，他的四言诗而更出色。曹操四言诗，越汉人而上之，真佳处主要在于：第一，抒情述志，多与写景相结合。第二，多用比兴。《短歌行》中比兴迭见，第三，节奏强烈。总之，曹公四言诗是对两汉诗歌的超越。后世论诗者几有共识。他不拘泥于三百篇旧法，遂能脱颖而出，独立开辟出一块四言计垢新天地。
    三、曹操的散文
    曹操诗写的好，散文也写的好。东汉散文受辞赋影响，多带对偶，但曹操的散文却与此不同。他的散文风格“清丽”、“通脱”，文章写的简洁朴素；“通脱”随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让县自明本志令》。有人说曹操篡汉，写此文，自明本志，退让出大部分的封县，文章写的很简洁朴素，自己的思想表露得很坦率。
第三节   曹丕与文学
    曹丕在政治上不如曹操那样雄才大略，长于开拓，他基本上是统守成之君。他既未能完成曹操遗留下来的统一全国的大业，也没有作出影响深远的政策革新举措。不过在他统治的短短的几年中，北方中原地区局面愈加稳定，曹魏国力也渐有增长在三国鼎立大势中居于实力较强的地位。曹丕作为一名政治家虽乏善可陈，但在文化事业方面则颇有建树。这与他自幼养成的兴趣才能有直接关系。史载他“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他在邺城浓厚的文学空气中度过了青年时代。这一时期，曹丕的文学活动很多，成果丰硕。今存他的大部分作品，皆出于此时。曹丕诗、文、赋皆能，他甚至还涉足小说，堪称多面手。纵观曹丕一生，可以说文学上的成就及影响都大于政治上的。
    陈寿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统；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与之贤主，何远之有哉！”《魏志·文帝纪》
    曹丕诗歌今存四十余首，主要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为宴游诗。《芙蓉池作诗》纪游玄武池的《于玄武陂作诗》等。这些诗多写游赏之乐，模山范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
    第二类为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三首》写曹军南征之事，既描写行军的艰苦，更突出了“救民涂炭”和志在“靖乱”的决心。《煌煌京洛行》则举出古人成败的各种事例，供后人借鉴，与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
    第三类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体现了曹丕诗的水平。《杂诗》、《代刘勋妻王氏杂诗》等。最著名的作品是《燕歌行》其一。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清人沈德潜说“子植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丕的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曹操是乱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与历史命运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负有关。曹丕却更努力于个人情感的表达。他敏感而多情，在众宾欢坐的宴会上，他会突然体会到“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同样日暖花开，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给他带来的却是“月盈则冲，华不再繁”的忧虑。他著名的《杂诗》采用了《古诗十九首》的题材，然而他那“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的体验，甚至超过了汉末游子自身的切肤之痛。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了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二是文人化艺术表现手法：使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语言的丽绮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曹丕善于选用清词丽句，配以谐和的音韵，表达他纤丽的情思。在艺术形式上，曹丕也勇于创新，他虽然仅存四十余首诗，却是之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
    除诗以外，丕赋也有佳作，赋也表现出揣摩和刻划他人心理相当纯熟的技巧。丕赋比诗更多地担当着抒写要人情志的功能。他在赋中更多地袒露自己的心迹，记录着自己的心路。作为抒情载体，它比曹丕的诗更充实、更丰满。
    对文学史的另一贡献《典论·论文》的问世。
燕歌行
    曹丕的《燕歌行》共二首，这是第一首，也是最有名的一首，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在秋夜里怀念远方作客的丈夫。
    “秋风……思断肠”。开头两句描绘深秋的景象。宋玉《九辨》的开头写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里显然是化用宋玉的名句。秋风萧瑟，天气转凉，草木摇落，白露为霜。这种萧孛悲凉的景色，造成一种寂寞凄清的气氛。正是在这种气氛中“群燕……思断肠。”燕儿归去了，天鹅也南飞了。鸟都知道归去，而独处深闺的少妇的丈夫却远游在外，久留不归，这怎不叫人思念呢？思念起来令人肝肠寸断。这里出现了诗歌的女主人公。诗人将燕儿、天鹅南归的现象与少妇所思念的丈夫远游不归对照起来写，鲜明地表现了少妇思夫的浓烈和深切的感情。
    “慊……他方”，少妇思念丈夫，难道丈夫就不思念妻子，思念家乡，在少妇想来，他的丈夫在异乡是思念自己、思念家乡的，也因此而感到悲苦。但是，他为什么滞留他乡迟迟不归呢？诗中隐约地透露了妻子对丈夫的担心。“贱妾…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丈夫远游不归，少妇茕茕孑立，独守空房，思念不已，泪下沾裳，可见其忧愁之深，相思之切。这里写少妇对丈夫的思念，情切切，意绵绵，可谓淋漓尽致。“援琴……不能长”。少妇满怀的离愁别恨，如何排遣呢？取出瑟弹起凄清悲惋的清商曲，不能放声长歌，也可低吟短唱以抒发内心的烦闷和忧愁。
    吴淇在《六朝选诗定论》中说：“（清商）其节极短促。长讴曼咏，不能逐焉。故云（“不能长”）。弹琴原是用来消忧，而哀怨的曲调，使人愁上加愁。
    刘履《选诗补注》“忧来而不敢忘，微吟而不能长，则可见其情义之正，词气之柔。”的确“不敢忘”“不能长”委婉地表达了少妇思念丈夫的细腻感情。
    “明月……限河梁”《古诗十九首》云：“明月何皎，照我罗床帷。”“明白皎皎照我床”一句即由此变化而来。“床”少妇慨叹牵牛织女不能相会，借以表达自己夫妇不能团聚的哀伤。此诗以疑问句结尾，含蓄蕴藉，意味深长。
    诗中使用了汉乐府及古诗中的常见语辞及意象如“秋风”“天气凉”草木摇落“霜露”“燕归”“雁南翔”“琴声”“清商”“月”“星河雨流”“牵牛织女”等，它们被诗人纯熟自然手法争迭复合连缀融贯于诗中，营造出一片浓郁的清凄悲凉气氛，形成了很强的感染力。王夫之评曰：“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雨！”（《姜斋诗话》卷下）在建安文人批作的所有思妇诗中，这无疑是最佳篇章。
    游子思妇是古诗中常见的内容。这首诗在表现这一内容时，把写景和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情景交融，在艺术上有浑然天成之妙，明代胡应麟说：“子桓《燕歌》二首，二千古妙境。”
    语言清丽，情致委婉，音节和谐，表现得缠绵悱恻，凄婉动人。
    《燕歌行》的文学史意义，还在于它是我国早期七言诗走向成熟的标志。七言诗起源较早，在先秦即有以七言为主的作品。如荀子《成相辞》。楚辞中某些章句基本上亦呈七言形式，东汉张衡的一首重要的七言诗《四愁诗》，在汉末以前七言诗作者作品不多，其影响也不大，则被多数文人认为“体小而俗”不受重视。而曹丕不嫌其小，不避其俗，拓展了诗歌创作的天地，也提高了七言诗的品位。
    全篇布局十分精巧，把整个活动安排在一个深秋月夜之中，从场面看，只限于少妇的闺房，这种环境设置既适合于少妇的身份，也足以增添少妇的惆怅。
第四节   曹植
    一、生平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卞氏所生第三子。他“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十三岁前，一生随父过着动荡的军旅生活。从群雄逐鹿的大潮中激发出“忧国忘家，捐躯济难”“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求自试表》的志尚。此点极为重要，是他日后对政治功名历久不衰的热情的基础。也就在此童年时期，曹植已开始显露出众才华。《魏书》“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年纪轻轻就得了“绣虎”的雅号。曹操一向重视以才取士，因此对曹植特加宠爱。曹植在邺城度过了自己的少年、青年时期，在邺城时期，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是立嫡之争。一场立嫡之争持续了十余年，以曹植失败而告终。曹植失败的的因在于他“任性而行”渐失父宠，主要败于自己的性格作风。曹植作为一位天才文人，性格热情外向，作风简易放达。喜交友、好表现、善谈论。他热情率直而欠深沉，擅于言论，而拙于任事；长于表现，而短于实际能力。这些弱点，导致他在多项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剧人物，然而政治的悲剧客观上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
    二、诗歌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曹植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以《白马篇》在前期作品中占有特殊位置。《泰山梁甫行》《送应氏》等展示了前期曹植人格精神的另一面，他对社会的关注度颇强，对百姓的同情心颇深，能够严肃面对现实人生，前期还有一类作品，亦颇值得重视，抒写友情的诗赋。如《赠徐干》、《赠丁仪》、《赠王粲》、《送应氏》等。前期创作，其多方面的杰出才能已有充分显露，而其创作个性也已初步形成，这就是：兴趣广泛，题材多样，性格敏感，慷慨多气。既有贵族公子的浮华，又有面对现实的清醒。
    曹植后期创作：后期生活发生了根本改变，其文学活动的环境和内容，创作的情调和风格，也都相应有所变化，最明显的是前期的乐观精神和洒脱风貌不见了。代之以或浓或淡无所不在的忧思和愁情。后期创作“颇有忧生之嗟”。后期诗歌主要表达由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激起的悲愤。
    第一类是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野田莺雀行》
    第二类用思妇、弃妇托寓身世，表白心迹。《浮萍篇》、《美女篇》、《七哀诗》、《杂诗》“西北有织妇，南国有佳人”这类诗其主旨在于抒发自己的失意。
    第三类是述志。
    第四类是游仙诗。《仙人篇》、《游仙诗》、《远游篇》、《升天行》。诗中所描绘的神仙境界，皆明净、高洁，实际上是诗人理想世界的象征。
    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然，体被文值。”他既不同于曹操：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能兼有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创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林庚《中国文学简史》。
    曹植对诗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后人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并且得到后人的推崇。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由于文采富艳，二是因为他对五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三是他不幸的身世引起后世文人的认同。作为失意文人的典型，其坎坷的命运，使无数文人深表同情。
赠白马王虎
    序言明作诗时背景状况及当时心情。此次朝京师期间，曹植精神上接连遭受沉重打击，先有曹丕拒见之事，后有胞兄暴薨事，都使他深受震惊，这就是诗的精神基础。曹植离开洛阳，暂脱险境，虽然心有余悸，不绝于怀，但他已敢于在悲哀之余，表示某些“愤”、“恨”之情，而且对于生死问题似乎也思想豁然开郎，稍减恐惧。除了出于自身遭际。
白马篇
    清·朱乾说：“此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子建《自试表》云，昔从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可谓神妙。而志在擒权首或亮，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平。篇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
    “白马——驰”一开头使人感到气势不凡。白色的骏马套上金色的笼头，飞一般地向西北方驰去。“连翩”原指鸟飞的样子，这里形容骏马飞驰。从表面看，只见马，不见人，真实写马正是为了写人，用的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不仅写出了壮士骑术的娴熟，而且也表现了边情的紧急。如像电影的特写境头，表现出壮士豪迈的气概。清·沈德潜“曹植诗极之起调”。这样的开头是喷薄而出，笼罩全篇。
    “借回……沙漠垂”。诗人教设问答，补叙来历。他从小离开家乡，名声在边塞传扬。司马迁《游侠列传》游侠“救人于尸，振人不瞻。仁者有乎？不既（失）信，不倍（背）言，义者有取焉。”可见那些救人于患难，助人于穷困，不失信，不背言的人，才能具备游侠的条件。而曹植笔下的游侠与此不同，成了为国家效力的爱国壮士。“借问”四句紧承前二句，诗人没有继续写骑白马的壮士在边塞如何冲锋陷阵，为国立功，而是一笔宕开，补叙壮士的来历，使诗歌气势变化，富于波澜。
    “宿昔……豹螭”刻意铺陈“游侠儿”超群的武艺。他整天良弓不离手，上下左右，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动作，写他的灵巧敏捷与猛勇轻疾。这是补叙的继续。诗人使用了一连串的对偶句使诗歌语言显得铿锵有力、富于气势。这些描写使我们懂得游侠儿“扬声沙漠垂”的重要原因，也为后面的描写作了铺垫。
    “边城……鲜卑”写游侠儿驰骋沙场，英勇杀敌的情景。有了前面的详写，只用二句，就十分精练地把游侠儿的英雄业绩表现出来了。这种有详有略的写法，不仅节省了笔墨，而且突出了重点。可见其剪裁的恰当。
    最后八句，揭示游侠儿的内心世界。他之所以能够克敌制胜。不仅是由于他武艺高超，更重要的，还由于他具有崇高的思想品德。这种思想品德和他高超的武艺结合起来，我们感到这个英雄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除这些悲哀愤恨外，诗中对曹彰所发的死别之思，对曹彪所发的生离之念。以及由生活的极端失望所产生的对人生价值的怀疑，更增加了作品感情的深厚度，也使作品具备了某些崇高的精神亮点。
    丰厚的感情内含与不时闪烁的思想光彩，情、景、事、理诸因素的紧密交融，整饰的篇章结构与纯熟的五言体诗，使此篇呈现优美的完整性。
    此篇与《洛神赋》作于曹植人生最困顿之际，如果没有这一段十分艰辛的人生遭际，如果曹植继续过他建安时期那种贵游生活，就不可能有此二篇杰构的产生。这还应着了“忧患出诗人”的成说。
    曹植诗歌语言，典雅化与世俗化的结合是一大特点。亦是一种文语与口语兼容，雅俗结合的诗歌语言，无论用来抒情或叙事，都显示了全新的生命力。
    黄节《曹子建诗注》     古直《曹子建诗笺》
    余冠英《三曹诗选》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
第五节   建安“七子”和建安文学
    “七子”之说，盖出曹丕，《典论·论文》，其谓：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五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七子”中孔融年辈最长，且在建安十三年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嵘《诗品》刘之于上品。
    建安七子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无疑有共同的文学特征，亦即时代特征；同时他们也都有各自的文学个性。这种个性既发源于他们来到邺城之前的不同经历，也根植于在邺城时期的不同生活表现和感受。
    1、孔融：在建安七子中，年辈较高的是孔融，与曹操同辈，比曹操大两岁。他与曹操政见不合，最后被操所杀。孔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散文，较著名的有《论盛孝章书》这是孔融写给曹操的信。孔融的友人盛孝章为当时名士，但为孙策所忌，孔融写此信，要求曹操救出盛孝章。后，操遂征孝章为都尉，但征命未至，盛孝章为孙策所害。
    孔融之外的六人都比曹操小，都是曹操的僚属。他们经历、思想有共同之处——出身较低，都不是豪门大族；都经历过汉末大动乱都有一定的抱负，想依靠曹操干一番事业。所以，他们的作品也有共同之处，反映汉末动乱的现实，表现建功立业的理想。
    2、王粲
    王粲，字仲宣（177-217）曾祖王龚，祖王畅皆为汉之公，父王谦。灵帝时大将军何进长史。王粲出身世家，少有才名，得到蔡邕赏识。“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魏志·本传》王公，指五畅，为汉末清流领袖之一。十七岁时，关中涂炭，到荆州投刘表。起初颇遇王粲，后以粲貌侵体弱，作风通脱，便不甚器重，王粲客居荆州共十六年，颇郁郁不得志。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征，刘表病死，其子刘琮举州降，王粲得以北归。曹操重用他，先后委以重任，跟随曹操出征与曹氏兄弟关系紧密。王粲聪明疑慧，才思敏捷，精于算数；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
    王粲创作分前后两个阶段。建安十三年前，是他经历汉末战乱及流寓荆州阶段。此时期的王粲颇多忧患意识。此种意识首先是社会性的。而对全国大战乱大破坏的现实，凡有社会责任心的志士仁人，都会产生忧国忧民之心。另一方面，身处战乱险恶环境，面临兵燹威胁甚至死亡的考验，也不免要为本人的处境担忧，因此其忧患又具有个人性质。就王粲前期言，两种忧患意识皆有，而在不同作品中有不同表现，表现社会忧患意识的作品首推《七哀诗》之一“西京乱天象”。
    此诗含两层内容，一重为诗人自身逃亡经历。为避豺虎祸害，他被迫逃离长安；诗中写及亲戚、朋友，表明是全民大流徙，非一、二人出走；又写所见景况，“白骨蔽平原”表明死者更多，惨绝人寰。二重为途中所遇“饥妇人”之事。人谁不爱子？而竟弃之草间，实出不得已也。全篇以自身体察及所“见”所“听”的描述。写出悲惨现实。“乱世之苦，言之真切”。末诗引《诗经·下泉》“念彼周京”并“思治也”。显出忧国忧民意识。
    王粲表现个人忧患意识的作品更多些。其中以《登楼赋》最为著名。荆州另一类作品，为荆州统治者刘表服务的文章。
    建安十五年后，回到了中原故土，他的文学创作面貌也有了改变。这种改变，主要表现为他的忧患意识，减少了对功名的追求意识增多了。表现社会忧患的作为，王粲似乎没有写过。因为此时社会安定，民众生产生活也进入恢复和发展时期，由于政治和生活处境的改善，表现个人忧患的作品也写得很少。
    表现功名追求的作品数量不少，诗赋皆有。不过此类作品，往往与对曹操的赞颂融为一体，代表性作品为《从军诗》五首。每篇都包含两部分内容：对曹操的赞颂和自身的功名愿望。
    王粲前后两期，文风颇见异同，以成就而言，各有侧重。
    3、陈琳、阮瑀二人在散文方面，有一个共同处，擅长书信、檄文。他们的书檄都喜欢铺张扬厉，有纵横家的特点。他们的成就主要是诗歌。陈琳《饮马长城窟》是著名的乐府名篇，写秦代筑长城给劳动人民造成的家庭悲剧。作者实际是秦代事，揭露东汉末年繁重的徭役给人民造成的痛苦。
    阮瑀诗较著名的有《驾出北郭门行》写后母虐待孤儿的事，揭露当时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冷漠无情。
    4、刘桢
    刘桢在当时名气很大，钟嵘置之于“上品”，认为他仅次于曹植。但从他现存的诗来看，成就并不太大。他的诗，主要写自己的情怀。《赠从弟》三首较好。
    5、徐干、应瑒
    徐干是学者，他的成就主要在哲学、思想方面。应瑒诗没什么特别之处。
第六节   蔡琰
    蔡琰（177—？）字文姬，又说字昭姬，汉末名士蔡邕之女。“适河东卫仲道。夫亡天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被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
    蔡琰自幼受父教育熏陶，博学有才辩，又妙善音律，旷世才女，生当乱朝，家遭不造，先历兵燹之灾，慈父死于非命，又遇异族劫掠，孤身流落他乡。其身世不幸，极为感人。蔡琰身世充满苦难，也充满传奇色彩；而作为一位女性诗人，她在建安文坛上闪耀着独特光彩。
    她的作品相传有三篇：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
※《悲愤诗》
    《悲愤诗》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律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艺术上的成就
    （1）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两句，就是高度的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陈恢张，波澜层叠。叙事，以时间行后为线索，以自己的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笃……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几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为念子作影。“正面描写别子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凳高……”又暗忆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2）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都是肺腑之言，非他人所能代。沈德潜“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
    （3）语言浑朴。“真情空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胡兵的骂语，与人物身份很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别子时，儿子说的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子抱着母亲说话的神态，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以前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4）《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结于它们，另方面又柔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
    可断定为蔡琰所做是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有些情节与蔡琰生平不符，写得呆板、枯燥。《胡》的真伪尚无定论，这首诗侧重于吐露主观的感情，浪漫色彩更浓。
    此说以余冠英为代表，其云：“我以为蔡琰如曾做诗来写她的悲愤，可信的倒是五言这一首。而骚体一首断然非真，因为五言《悲愤诗》所叙事实一一和史籍相合，而骚体一首的描写不切于实际的情景。”
    还有一种说法恰好相反，认为骚体为蔡琰所作，而五言体不可信，郑振铎为代表，他认为骚体的文学最浑朴、最简练，最着意于练字造句，没有一句空言废语，确是最适合蔡琰的悲愤的口吻。
    刘大杰也同意此观点。
    建安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第一，诗歌从此脱离了四言的格局，创造了五言的新体式。第二，这时期的作品多有立实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有坚实的事理内容和清新刚健的语言风格，它为两晋南北朝文人诗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阮籍、古思、陶渊明、鲍照等杰出诗人，都继承了抒发真情，反映现实的建安传统，他们所遵循的现实主义精神，都是受到建安诗歌不同程度的影响所致。
第二章   阮籍、嵇康与正始诗歌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此时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大不相同，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山涛本来与阮籍、嵇康等人为友。同在“竹林七贤”之列，后来投靠司马氏。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和“忧生之嗟”。嵇康诗亦“多抒感愤”。
    一、“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实际上是个名士集团。山涛、王戎后来投靠司马氏，其余五人都崇尚老庄，任性嗜酒、寄情山水。
    二、正始诗歌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
    1、阮籍的生平
    阮籍，字嗣宋，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他曾因羡慕步兵营厨的美酒而请求当了步兵校尉。故又称“阮步兵”，他原是有抱负的人，但由于当时政治的紧张形势，与司马氏政见不和遂把自己的抱负隐藏起来，以饮酒来应付一切。他“口不臧否人物”连司昭也佩服他的谨慎。
    面对混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他在诗中常常赞美算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恋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阮籍主要诗歌作品为《咏怀诗》人十二首，《咏怀诗》内容广泛，于时势，人生诸多方面，凡有所怀，无所不咏。
    《咏怀诗》半数以上篇章，皆含忧生内容，全篇为“忧生之嗟”者亦不在少数。
    “志在讥刺”为《咏怀诗》中另一大内容。但除少数几首稍为明白外，大部皆甚隐晦，写法扑朔迷离，藏头露尾，须要细加辨析。
    除上述两大内容外，《咏怀诗》中也有少量抒述正面理想及追求之作，总之《咏怀诗》是阮籍思想情绪的一面镜子，反映了诗人生活道路和感情变化的复杂性，为了解他心路历程，把握他感情脉络的可靠材料，《咏怀诗》在风格上有显著特色，蕴籍含蓄，自然飘逸。
    含蓄蕴籍：这一特色与阮籍生活中“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的作风一致，因此它是魏末特殊时代环境中产物，亦为阮籍本人思想风貌处世态度的反映。所谓文如其人，从艺术创作角度言，“含蓄”为众多品格之一。蕴籍含蓄，好处在于避免直露呆板，增加诗歌的深厚度，给读者以联想、体味、揣摩的充分余地，令人处在似解非解、半明半暗状态，更增添诗的情趣韵味。钟嵘又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怀灵，发幽思。言在耳旺内，情寄八荒之表。”正是说其韵味悠长邈远。
    自然飘逸。《咏怀诗》取材随意，往往偶然意念，信手拈来，便成篇章；其命意旷远萧散，多在若即若离之间，不执着凿头；其结构亦不紧密，张驰适度；其章句如行云流水，宛转无方，而委顺畅达，其文字即含采润，又颇深朴，不作刻意雕琢。
    形成蕴藉含蓄与自然飘逸诗风，决定因素在于诗人性格气质。而《咏怀诗》中所运用手法也助长了此种诗风的形成。在诸多艺术手法中，比兴的运用最为突出，《咏怀诗》大量运用比兴，完全不涉比兴者极少。有些诗几乎全篇皆比兴。
    2、嵇康
    一、生平
    嵇康（223-263）字叔夜，曾为魏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他与魏宋室有婚姻关系（是曹操儿子穆王曹林的女婿。一云孙女婿）。所以他是坚决维护魏国的利益，对司马氏集团甚为不满。公开拒绝与之合作，后来，他在司马昭的亲信吕巽与其弟吕安的家庭纠纷中，为吕安作正义辩护与吕安一同被捕，被杀。年39。幼年失怙，靠母、兄抚育长大。在家颇受娇纵，故自小形成任性不羁性格，及疏慵散漫习气。嵇康颖慧过人，又善音律，为当时最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及演奏家。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他又是画家，据载唐代尚存他的两幅作品《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
    在中国文学史上，嵇康属于最具魅力人物之列。“竹林七贤”中，论年龄，山涛、阮籍最长；论思想，阮籍更具批判锋芒，论言学修养，向秀不在他之下；论文采，阮籍堪与他比肩；论任涎作风，刘伶的嗜酒放肆，更令人惊骇；论官位，山涛最高；论则富，当首推王戎，然而七人集团却以嵇康为核心。“竹林之游”即在嵇康的山阳寓所。嵇康临刑前，太学生千人上书司马昭，请赦康，愿以为师，甚至有“豪俊皆随康入狱”。嵇康其人，魅力巨大，吸引身份年龄各异众多人物，为之倾倒。
    首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全能才士，其次是一位美男子。史载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隶隶，爽朗清举’。嵇康相貌被誉为“龙章凤姿”。时人看嵇康，“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嵇康魅力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人格。山涛谓其“孤松之独立”，不仅形容其外表，实亦概括其品格：高洁、正直、孤傲、独立持行。孤桧独立，作为理想品格象征，在刘桢等文士笔下，早有歌咏赞颂。其所体现的孤高精神，向为汉魏以来名士所崇仰追求。并成为汉末以来人物品评中最受推重的品格。
    嵇康毕生不以仕宦为怀，荣进之心甚是淡泊，唯以名士终世。
    就文学贡献而言，嵇康与阮籍为曹魏后期的双子星座，除文学性格差异外，二人在文学所长方面亦不同。总的看，嵇阮各体兼善，但阮长于诗赋，嵇长于文。就诗而言，阮籍五言最优，曹植以下，斯为一人《咏怀诗》八十二首为五言诗发展的里程碑式作品。嵇康五言虽成就不突出，其四言诗则当时独步，上承曹操，亦称大家。
    嵇康诗今存五十余首（六十六首）包括四、五、六不同诗体。四言诗主要有《赠秀才从军》、《杂诗》、《秋胡行》、《悲愤诗》。《悲愤诗》作于嵇康蒙冤入狱时，也可以说是嵇康绝命诗。诗中对毕生思想行为作概要回顾及内省。自内容看，当时他未意识到即将被害，因他实无任何罪过。诗名“悲愤”取班固《汉书》谓司马迁“悲而发愤，乃思精义”之意。可知嵇康将已之无端受难，拟于司马迁被诬下狱，发愤作此诗。诗共八节，一、二节回顾青少年时期生活及其学养，三节始分析现实情状及得罪原由，既有自我省视疚悔，亦有对罪恶势力的谴责。
    此诗结构完整，无论叙事述志，皆能从容写去。体现大智大勇者的气度。朴实、真率、自有浩然正气在，与嵇康其人一样，诗篇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在五言诗占优势的魏晋诗坛，擅长四言体者并不多，曹操而下，最重要的作者就是嵇康。嵇诗不如曹诗那样古朴浩莽、气势宏壮，但他能做到“四言不为风雅所羁，直写胸中语”。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
    关于嵇康诗歌的总体风格，前人曾指出：“峻切”之意。所谓“峻切”，“清峻”、“峻烈”是指诗旨显露，少含蓄蕴籍。《家诫》之说。嵇康的散文：《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其代表作。山涛是嵇康的好友，后被司马昭收买，当了大官，并推荐嵇康做官。嵇康就写了这封信，表示自己坚决不肯做官。他说若做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七不堪：①无法早起，要晚起。②无法抱瑟、钓鱼。③身多虱而须穿官服。④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⑤不喜吊丧而人道重此。⑥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⑦心不耐烦，而机务缠身。二不可：一是非汤、武、薄周孔。二是肛肠疾恶，遇事便发。“七不堪”与“二不可”表现了他放荡不羁、疾恶如仇的性格。也表现了他对司马氏集团的极度不满，是可取的，但宣扬老、庄思想，崇尚放荡的生活，是不可取的。
第三章   西晋文学
第一节   太康诗坛
    太康时期，江南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人民生活相对较为安定，文学也比较繁荣，诗坛上出现了一批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渊、一左。太康诗坛控制在士族文人手中，文学创作有模拟古人和追求词藻华丽，对偶工整的不良倾向。潘岳、陆机是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而左思则继承了建安、正始传统而成为杰出的诗人。
    一、陆机
    陆机被后人誉为“太康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就文学创作来说，他的作品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倾向；就文学理论说，所作《文赋》乃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代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晋书·本传》陆机所作诗，赋、文共有三百多篇，诗104首，惜多散佚，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陆士衡文集》是后人的辑本，计十卷，共一百七十四篇。
    陆机的创作有诗、乐府、赋、文，是个多面手。除文学创作外，陆机在史学、艺术方面也多有建树。史作有《晋纪》四卷，又有《吴书》若干卷，又有《洛阳记》一卷。《要览》三卷，今均亡佚。陆机还是西晋初期的书法家，他所写的章草《平复帖》至今尚流行，是书法中的珍品。《吴章》二卷，大约是论书法的著作，陆机还有通论《历代名画记》。
    陆机的诗内容贫乏，无非是士大夫的一般感叹，却竭力追求词藻与对偶，另一特点是机械地模仿前人。比如乐府，曹氏文子是：“用乐府题目自作诗”他却是因袭旧题，敷衍成篇，“踵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他的诗的这些特点使他成为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
    总观陆机文学创作，其风格突出之出在于精巧化和繁缛化。
    赵洛道中作二首
    其一   陆机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
      永叹遵北诸，遗思结南津。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
      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
      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扬感，沉思郁缠绵。
      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陆机的祖父陆逊是三国时吴国的丞相，父亲陆抗是大司马。在吴国灭亡后，他于太康十年（289）即二十九岁时，与弟弟陆云离家乡吴郡吴县华亭赵洛阳。《赵洛道中作》二首作于他赴洛阳途中，写他在旅途中所见的景物和自己的心情。
    江淹《别赋》开头句“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
    《晋书·陆机传》“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
    《登楼赋》“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寒风四起，天空暗淡无光，野兽慌慌张张寻找它们的同伴，鸟相对悲鸣，展翅高飞。原野上一片寂静，只有征夫在赶路。人对环境起渲染作用。陆机笔下所描写的令人感到恐怖的景物，不仅渲染了环境的险恶，而且从侧面衬托出诗人在赵洛阳途中心境之不宁。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评论太康诗歌“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意思是说太康时期诗歌的文采比正始繁缛。力量比建安柔弱。陆机是这种诗风的典型代表。他的诗注意词句的华美，讲究排偶。
    其二
    从路途中所见的景物和自己的心情写起。
    前四句写一路上越过万水千山，而山山水水是那样的宽广。有时挥鞭驱马登上高山，有时手握僵绳，在有草的平地上缓慢地向前走。从这一重重山，一条条水，忽而高山，忽而平地，我们已可以想象到诗人长途跋涉的艰辛。因此，这里不只是描写沿途的山水景色，也透露了诗人风尘仆仆的苦情。但这首诗的写景与前首显然不同。前首“永叹”十句写沿途山水景色讲究辞藻，大肆铺陈，这首诗只是寥寥数句，轻轻带过。这种有详有略的写法，使人感到各有特色。
    “夕息”两句，晚上休息孤零零地抱影而寐，早晨起来怀着悲伤又上路了。写出诗人的孤独、寂寞和忧伤。这些复杂感情的产生。固然是由诗人思念亲人、留恋故乡，大概也参杂了对前途的忧虑。前首诗“总……我身”。“鸣咽辞旁”“世网婴身”应该就是这种复杂感情的具体内容。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六代之文责才多而炼不少。有炼才焉，如陆士衡是也。”陆机文如此，诗也如此。“夕息”二句可见其语言提炼功夫。这两句诗人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动词“抱”“衔”极其精巧。
    “顿辔”两句，走了一段路，停下马来，倚看高峻的山崖休息一会儿，侧耳倾听悲风的声响。进一步写诗人旅途的孤独和艰辛。倚岩休息，竟无人与语，只能侧耳倾听悲风，可见其孤独。称秋风为“悲风”，使秋风涂上诗人的感情色彩。诗人旅途生活中的这一细节，又使我们联想到前首诗所描写的沿途景色：“行行已迹远，……孤兽”这里对途中空旷无人和恐怖气氛的描写，有助于我们了解诗人的孤独和艰辛。
    “清露”两句，夜露下滴，闪烁着洁白的光辉。对肘无枕，不能入睡，穿上衣服独自遐想。这是写途中夜宿的情景，“清露”两句写得幽雅净爽，清丽简远，受到前人的赞赏。结属“抚枕”二句表现诗人不平静的心情，饶有余味。陆机是吴国将机名门之后，素有雄心壮志。《百单歌》“三十时，行成名立有令闻，力可扛鼎志千方。”《晋书·陆机传》说“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可是在他二十岁时，吴国灭亡。太康十年（289）他和弟弟陆云被迫入洛。前途是吉是凶，难以预料，所以他的内心忐忑不安，很不平静。
    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这是认为诗歌具有注重抒情的性质和文词精妙的特点。这种诗缘性说和儒家的诗言志说不同。这是魏晋以来诗歌的新变化。作为“太康之英”的陆机，他的诗就是有这样的特色。陆机的诗，精于语言的提炼，善于写景，即各抒情，具有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赋、文皆有淋漓尽致的体现，而且超过前人。
    二、左思
    1、左思的生平
    左思（252？—？）字太冲，山东人，家世儒学。父左雍（一说彦雍）为殿中侍御史。左思一生未尝任过显职，只是有一段时间当过秘书郎。少平时间学过书法，鼓瑟，都没有学成，后来在父亲的鼓励下，勤奋好学，涉猎很广，兼通阴阳之术，左思其貌不扬，口才也不好，但他的文章写的很好。“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以闲居为事”。大约在19岁，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其妹左荣因文才入宫，成为贵人，全家搬至洛阳，入洛阳后，开始构思《三都赋》历十年而成，门庭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使疏之。“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三都赋》初未尝重视，后得到司空张华叹赏，于是一时名声鹊起，许多文坛宿儒为《三都》作注作序，左思名重京师。豪贵之家竟相传写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三都赋》始而被忽视终于受推重的过程，表明汉魏以来人物品评风气，在当时士大夫中仍然流行。权威人物品目评论，对于文士建立社会声誉提高社会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此件事中也表现了左思其人虽性格内向，但并非不懂得处世之道，他颇了解建立名誉的捷径。仕与隐是古代中国士人所首先面对的人生选择。这一决择直接关涉到七人如何实现人生的价值，如何安身立命，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在二者当中，多数仕人会选择出仕，只有极少的士人会选择归隐。所以就士人整体而言，仕是七人生命的主旋律，隐是七人生命的变奏，仕是七人生命的基调，隐是七人生命的变调。
    2、左思的诗歌
    左思的创作，留存下来的水多，仅有赋三篇，诗十四首，他绝大多数作品，靠《文选》和《玉台新咏》得以保存下来。
    左思的诗歌，在西晋文士不算多，但成就则颇突出，《咏史诗》为其代表作。《咏史诗》共八首，非一时之作，各首写作时间难以确考。
    《咏史》八首，表现诗人不同时期的思想情绪，前三首中寓含诗人的自信心和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基调颇为高昂。
    1、左思《咏史诗》的思想内容
    ①表现为国立功的宏伟抱负。第一首，此诗作于灭吴前夕，抒发了自己要为国平定东吴羌胡的宏伟抱负。
    ②揭露、挟击门阀制度对人才的压抑与摧残（郁郁涧底松）作者以涧底松和山上苗由于地势不同而产生的现象，证明“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合理。
    ③对高门权贵的讽刺、蔑视（皓天舒白日）。
    2、左思《咏史诗》表现手法很丰富，“或先述已意而以史事征之；或止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以史事暗含；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显得错综多变。“郁……”先用贴切的比喻，引出“世……”已意，接着用金、张“七叶珥汉貂”和冯唐“白首……”的史事作证明，这就是“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
    后期诗对于仕途功名已完全绝望，基调悲慨，苍凉低沉，而对社会现实的审视，则目光更透彻、态度更达观。
    “世胄……”这里提示出西晋门阀制度的重大弊端。因出身高下不同而政治机会不均等，导致庸碌无能之辈得志而众多贤士怀才不遇，这种贤愚错位现象，当时比比皆是。从根本上说，此亦整个封建时代的普遍现象，自孔子、董仲舒、司马迁以来，皆有士不遇之感喟，所以左思的感慨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
    三、左思《咏史诗》的艺术特色
    关于《咏史》诗艺术性，文学史有概括：他的咏史诗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即艺术性的两个方面。
    （一）“笑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西晋诗人多形式主义，诗力平弱，无气势。但左思的诗却有一种气势。情调高亢，如第一首“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长啸激清风，志苦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写抱负）。第五首（写蔑视士族）第七首（写怀才不遇的愤懑）以上诗内容虽不同，但都有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的特点。这是在陆机等人的诗作中找不到的。
    （二）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这可从两方面看出，一是《咏史诗》中表现了作者的理想、抱负，这是浪漫主义的精神。二是夸张手法的运用。
    总之，左思的诗，不论是内容还是艺术上的特点，称之为“左思风力”。这“左思风力”是直接继承“建安风骨”的，所以左思的诗是西晋成就最高的。
    四、刘琨的诗歌
    刘琨，字越石，士族出身，较显贵，青少年时，生活腐化。“清谈误国”。但在他一生的后半期生活思想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晋因“八王之乱”引起外族入侵中原，即“永嘉之乱”黄河以北大部分为外族所占领，这时晋情常任命他为并州刺史。刘琨招募了一千多人与己共赴任，沿途经艰苦征战后才到并州。这时，并州已破料不堪，人民外逃。刘琨采用一些吏法，招回人民，恢复秩序，并积蓄力量，准备收复失地。但因军事上的错误，他先后败于匈奴的刘聪，羯族的石勒。无法，投幽州刺史，二人盟誓，其夫晋室。后因其子刘峰得罪幽州刺史，刘琨被杀。早年的刘琨是贵公子，但从他到并州后，由于现实生活环境的变化，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成了一位爱国者，这是他高于其他贵族的地方，这是很可贵的。成语“闻鸡起舞”说的就是刘琨的事。刘琨与晋朝的另一爱国者祖逖同床共被，闻鸡鸣而起舞剑，欲以报效国家。
    刘琨的诗现存三首，都是他后期到并州后，在抗敌的斗争中写的。这三首诗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表现了诗人深厚的爱国感情。如《扶风歌》、《诗品》说他“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诗品序）综上“清刚之气”是其特点。清刚一指他的诗有豪迈，刚毅的风格，这是因为刘琨表现了爱国思想，悲壮——因为他对时局前途的忧虑，当时外族入侵，形势艰危，故又有“悲壮”的风格。
    五、郭璞的诗歌
    郭璞，字景纯，山西人，永嘉之乱，他避乱到南方，东晋明帝时，他任大将军王敦的记实参军，王敦欲反，他借占卜得凶卦，企图劝止，被王敦所杀。
    郭璞的代表作是十四首《游仙诗》。游仙诗有两种，一是正格游仙诗，纯粹写神仙的生活，表示对神仙生活的向往、追求，另一类借神仙生活来表达作者对现实的看法，抒发作者的感情。郭璞的《游仙诗》即属此类。《诗品序》说他的《游仙诗》乃是“坎懔咏怀，非游仙之趣也”。这是对他《游仙诗》的精确分析。名为游仙，实是“咏怀”，有的是对现实的不满，有的是对权门的蔑视，有的是怀才不遇的愤懑。如第一首不过，郭璞的《游仙诗》虽有现实的内容，但也流露了作者逃避现实的思想，这是消极的。
    六、《咏史诗》的文学价值
    《咏史诗》是左思不同时期处境和心态的记录，由早期到中期到后期，他的心态情绪也由积极高昂踊跃进取渐变成感慨悲愤再变而为消极放达，情绪转换脉络分明，而慷慨任气，流贯始终。为其总的情绪特征。在平庸风气弥漫的西晋诗坛上，《咏史诗》以强烈的情绪特色，独标风格，有始在一片嘈杂沉闷的背景声响中，突然奏起一声嘹亮号角，令人耳目一新。
    《惮离赠妹诗》、《娇女诗》表现出左思作为兄长、人父的柔情以及对家庭生活的重视，体现出左思内心精神世界的另一侧面。
第三节   陶渊明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关于陶渊明的评价问题上，鲁迅行生和朱光潜先生之间曾发生一场著名的论战，那场论战涉及的问题很广。中心分歧是：朱先生认为，陶潜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先生反驳“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缩小了，凌迟了。并进一步指出陶诗中也还有“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证明诗人并不是整天飘飘然。这两位先生都没有错。
    朱先生看到的是反映在陶渊明田园诗中的思想情趣和人生体验。鲁迅先生则看到了陶诗的另一面，即咏史诗与咏怀诗中体验出来的陶渊明的思想与精神。
    一、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
    （一）生平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陶渊明一生的思想发展，分三个阶段：①青少年时期，在农村紫桑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对老庄、游侠思想感兴趣，又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充满建功立业的幻想。②29-41反复出仕与归隐时期，出仕是为实现“明主贤君”的社会理想，归隐是因为官场黑暗污浊，理想难以实现。从而采取洁身远祸的态度。③41-62彻底归隐时期，这时对统治阶级不再抱任何幻想，把诗歌作为反对黑暗现实的武器，极写山村的清新秀美，反衬官场的污浊丑恶。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深切的认识，于是构想理想王国——桃花源。
    （二）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他的思想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是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
    辞彭泽兮，是陶渊明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
    二、陶渊明的思想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所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他特别推崇颜回，袁安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他也考虑贫富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
    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思想家。他的诗既有哲人的智慧，又有诗人的情趣，隽永厚朴、耐人寻味。
    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就是崇尚自然。
    首先，陶渊明所谓“自然”不是近代所谓客观的物质性。“自然界”是一个来自老、庄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他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犹如一座山、一棵树、一只鸟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自己说“质性自然”，非矫后所得。是说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不受饱墨。只能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保持自己本来的状态。其次，陶渊明所谓“自然”含有自由的意味。所误用“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樊笼里不得自然也不得自由，归园田居才复得自然、复得自由。在他的诗文中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界。而只有具体的山水、飞鸟、树木、云雨。因此，不能把“返自然”直接理解为返回大自然，但在陶渊明看来只有返回山林田园，躬耕以谋生。而无求于世俗。才能真正得到“自然”。从而也就得到了自由。所以陶渊明所谓“返自然”又是以返回山村田园为前提的。
    再次，陶渊明以“自然”为美。在古代的美学理论中，孔子是强调美与善的统一的，尽善尽美，把善放在首位。庄子则以朴素为美，朴素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老庄虽崇尚自然，但并没有提出以自然为美。陶渊明则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自然”是美的极致。这在中国美学史上是有特殊意义的。
    陶渊明既以“自然”为美，他的人生理想和文学理想当然也是这样。他要的是自然的人生、自然的文学，也就是美的人生、美的文学。
    最后，更重要的是陶渊明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恼，以“自然”作为医治人生各种弊病的良药。
    他的思想可以概括为自然而非无为。顺应自然只是知其不可而不为的一种明智之举。是化解苦恼的一剂良药。是保持自身不被异化的一种方法而已。就顺应自然而言，他接近老子。就非无为而言他对接近孔子。
    “段化”问题。“化”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宇宙间事物变化迁徙的过程，如四时的运行、村邑的兴废、朝代的更替等等。二是不可抗拒的万物自身变化规律。三是人自身从幼至壮至老至故的变化过程。在陶渊明看来，客观世界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变化是无所不在的。人是世界万类的一类，也要随万物的变化而变化，世界不断地变化更替，人生也在不断地变化更替。所以人生劳苦是必然的。人只能适应万化，而不能让万化牵就自己。人的感情会随着万化而变化，人的生活选择也要随着万化而变化。机遇未来时不必强求，机遇到来时也不必回避。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很多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去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王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
    三、陶渊明的田园计及其他
    陶诗的题材主要可以分为五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
    1、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陶渊明的诗严格地讲只有《游斜川》一首是山水诗，他写得多的是田园诗。田园诗是他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一种新的题材，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并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
    他的田园诗有的是通过描写田园景物的恬美，田园生活的简朴，表现自己悠然自得的心境。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读书、或与朋友谈心、或与家人团聚、或采菊东蓠，以及在南风不张开翅膀的新苗，日见茁壮的桑麻，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
  山涤馀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
有的写躬耕的生活体验，这是其田园诗最有特点的部分，也是最为可贵的部分。《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的一边劳动一边唱的歌。至于七大夫亲身参加劳动，并用诗写出农耕体验的，陶渊明是第一位。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程，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三
    在农耕生活的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出人生的理念。
    有些田园诗是写自己的穷困和农村的凋敝。
    夏日长抱饥，秋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清晨愿鸟迁
     徘徊丘垄音，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株
     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问我言，死得无复余
                                          《归园田居》四
写出战乱和灾害之中农村的面貌。
     2、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有相近之处。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他的咏怀诗有些是以组诗的形式写成的，如《饮酒》、《拟古》、《杂诗》，他的咏史诗所咏的对象偏重于古代人物。如“三良”、“三疏”荆轲以及《咏贫士》、《读山海经》也归入这一类。这些咏怀、咏史之作，明显地继承了阮籍、左思诗歌的传统，又有陶渊明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围绕出仕与归隐这个中心，表现自己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格。其中有对自己生平的回顾，也有对社会的抨击，不乏惋惜也不乏激愤。
     陶渊明的行役诗都是他宦游期间的作品，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悲叹行役的辛苦，表达对仕宦的厌倦，反复诉说对田园的思念和归隐的决心。悲叹行役的辛苦原是此前行役诗的共同的内容，后两者则是陶渊明所特有的，而且越到后来这两种情绪就越强烈。那种失去自由的无奈之感，成为这类诗的基调。
     赠答诗颇能见其对友人的敦厚之情。他以真挚的感情、家常的内容、隽永的意味，既不火热也不冷漠的语调，为自己塑造了一位仁厚长者的形象。
     除以上内容外，还有一些发挥哲理为主要内容的作品。
     四、陶诗的艺术
     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无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王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城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辨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漫漫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
     自然风格，表现于多方面。
     1、首先表现于写作意图上，他作诗在于自娱性。
     2、从“自娱”需要出发写作，所以形成陶自然风格的又一表现，即其诗极为亲切、真实、坦白诚恳。作诗不带功利目的，只希冀称心。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人亦有言，称心亦足”。
     3、诗歌形式的朴实无华，由于陶诗真诚，所以无须饰以华丽。
     陶诗的一大特色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曹操、屈原、曹植、阮籍、陆机等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陶清节超然物表，遇境成趣，不必泉石是娱，烟霞是任耳。其诗如“暖……”皆遇境成趣，趣境两忘，岂尝有所择哉！《诗源辨体》卷六。
     具体地说，陶诗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
     1、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在他笔下常常出现的新苗、月亮、炊烟、春燕、青桦、秋菊、孤云、飞鸟，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和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
     “结庐在人境”前四句讲了“心”与“地”也就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尘俗喧嚣的干扰。“采菊……”偶一举首，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南山融为一体了。那日夕阳山关，归还的飞鸟，在自己心里构成一片美妙的风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这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等在最后两句以理作结，统摄了全诗。
     陶诗中“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历史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气变悟时易，不眼知夕永”《杂诗》其二。“及时当勉励，月高不待人”《杂诗》一。“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边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饮酒》其人。这些诗句言浅意深，富有启示性。
     2、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前人往往用“平淡朴素”概括陶诗的风格，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陶诗的好处是在平淡中见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好处在于朴素中见倚丽。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穷巷、荆扉，而且一切如实说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然而一经过诗人笔触，往往出现警策，陶诗很少用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只是白描，朴朴素素。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青松在东园”、“秋菊有结色”等都是明白如话。然而平淡之中可见绮丽。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物一经诗人点化便有了生活情趣。显示出对邻人的亲切以及农村诗朴的风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与苏辙书》，十分精辟。
     陶诗的语言不是未级锤炼的，只是不露痕迹，显得平淡自然。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待”、“掷”、“贮”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似平淡却很精彩，不可更易。
     五、陶渊明的典型意义
     《归去来兮辞》与“质性自然”
     陶渊明四十一岁彭泽令弃官一事，堪称其人生最重要转折点，是他思想性格发展标志性事件。对此他曾撰文自明。即《归去来兮辞》及序：序及辞有五点要求：
     一、渊明二十九赠出仕原因，首先是“家贫”，生活所迫，此点《饮酒》诗“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困缠己。是时局年立，志意多年耻……在家闲居时期，已经生活在困苦。
     《责子》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辞前有序，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从“余家贫”到“故便求之”略述因家贫而出仕的曲折经历。其中“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及“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写出过去出仕时一度真实有过的仍然向往，足见诗人天性的坦诚。
     “从及以日……已岁十一月也”写出自己决意辞官归田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后所得，是弃官的根本原因。几经出仕，诗人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我“深愧平生之志”。因此，“饥冻虽切”也决不愿再“违已交病”，语言虽然和婉、意志却是坚如金石，义无反顾。至于因妹丧而“自免去职”，只是表面原因。序是对前半生道路的省思。辞则是在脱离官场之际，对新生活的想象和向往。
     “归去来兮……胡不归”起句表现对人生的大彻大悟，无异对自己的当头棒喝，在诗人的深层意识中，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自由生活的象征。因园将芜，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
     二、渊明出仕尚有第二原因，即“脱然有怀”
     仕宦情结与田园情结；反复交替与激烈碰撞是陶渊明前期的心志与诗作的特点。从少年时代起，陶渊明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大济苍生，匡时济世的壮志。“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后，抚剑独行游”。同时，他也接受了老庄、玄学、佛学等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庄子顺应自然的思想和他“少无……”的天性一拍即合。再加上家境的衰败、社会的动荡、世风的陵变，使他产生了隐逸思想。
     “怀”胸怀，原有政治志向，此时亦有所激发。
     三、序及辞中，可见陶渊明对于当时政治局势及官僚集团或官员个人态度。其谓“会有……于小邑”。对“诸侯”及“家叔”颇有感激之词。由此可见，陶渊明在出仕期间的不快心情，其产生原因与具体人事关系及政见基本无涉。
     四、其弃官原因，则为“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后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此为基本原因。“自然”本性与官场“矫厉”之间，存在巨大矛盾，此矛盾造成“违己交病”事态，无法解决，“自然”与“矫后”的矛盾，为理想与现实矛盾，亦是性格矛盾，无法调和，至于深惶平生之志。
     五、其弃官又有具体原因，即“程氏妹“于武品去世，情在骏奔，急于前往奔丧，陶渊明原拟“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打算一平后再去职，为此提前“自免”。
     自以上五要点观之，陶渊明弃官原因，并无具体政治问题，或个人关系问题，基本上是人生观问题，或曰性格问题。是其“自然”、“质情”与官场“矫后”生活无法适应谐调的结果，为主、客观不能调和产生严重心理冲突的结果。
     陶渊明出仕的十年间，曾于刘裕、刘敬宣、刘宋之、桓玄等幕申任事，诸人代表不同政治派别，当时互相牵制，互为犄角，尤其刘裕、桓玄皆凯觎王室，野心勃勃。
南北朝诗歌
     一、文人诗歌发展到南北朝时期，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方面，都呈现出缤纷的异彩，各具风格特色的作家，相继涌现。南朝是中国诗史上诗运转关的重要时期。清沈德潜《说诗啐语》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矣也。”与魏晋诗人不同，南朝诗人更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谢灵运所开创的山水诗，把自然界的美景引进诗中，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山水诗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田园诗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的沟通与和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
     早在《诗经》和《楚辞》的时代，诗中就出现了山水景物，但那往往只是作为生活的衬景和比兴的媒介，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到了汉末建安时期，曹操的《观沧海》才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西晋左思、郭璞的游仙诗中都写到山水的清音和美貌。这类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毕竟在客观上为后来的山水诗提供了艺术经验。山水诗与隐逸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士大夫的传统观念中，山林隐逸总是和社会仕途对立的。自汉代以来，遁迹岩穴即被视为一种清高，同时也是通向仕途的捷径，到了魏晋由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隐逸之风日盛。士大夫阶层大都以山林为乐土。他们往往把自己理想的生活在和山水之美结合起来。因此山水描写了成仕在诗里就是逐渐多了起来。晋宋时代江南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士族地主阶层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加优越，他们过着登临吟啸的悠闲生活，而作为生活环境的山水景物，也就很自然地反映在诗中。另外，在玄学发展的过程中，山水审美的意识渐增。借山水体玄，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风气。在玄言诗里常常寓玄理于山水之中，玄言诗本身就孕育了山水诗。随着自然山水审美意识不断浓厚，山水绘画及理论也应运而生。对山水诗的产生，无疑也有着促进的作用。此外，五言诗的成熟以及江南民歌中描写自然景物的艺术经验，也为山水诗的产生做好了文学上的准备。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谢灵运出身于士族大地主家庭，才学出众，很早就受到族叔谢混的赏识。他本来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但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晋宋易代，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时期。宋初刘裕采取压抑士族的政策，谢灵运也由公爵降为侯爵，在政治上一直不得意，这自然使他心怀愤恨，《宋书·本传》“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故自任永嘉太守之后，无论是在任还是隐居，他总是纵情山水，肆意遨游。且“所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一方面以此举对抗当政，发泄不满，同时也在山水清音之中得到心灵的慰籍。
     谢灵运的诗，大部分是任永嘉太守以后所写。这些诗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永嘉、会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其主要特点是鲜丽清新。《南史·颜延之传》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银。’”此外，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沈德潜将陶、谢诗风作比较：“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谢诗经营而反于自然，不可及处，在新在俊……”从诗歌发展角度看，魏晋和南朝属于两个不同的阶段，魏晋诗歌上承汉诗，总的诗风是古朴的；南朝诗歌则一变魏晋之古朴，开始追求声色。而诗歌艺术的这种转变就是从陶谢的差异开始的。陶是魏晋古朴的集大成者，谢则别辟蹊径，开创了南朝的一代新风。从陶到谢诗风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从写意到摹象。
     在谢灵运之前，中国诗歌以写意为主，摹写物象占从属地位，陶就是位写意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因此他无意于模山范水，只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谢灵运则不同，山姿水态在他的诗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他尽量捕捉山水景物的客观美，不青放过寓目的每一个细节，并不遗余力地勾勒描绘，力图把它们一一真实地再现出来。
     谢诗不像陶诗那样以写意为主，注重物我合一，表现出整体的自然美，而是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划，这些山水景物又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因此他的诗歌了就很难达到陶诗那种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的境界。同时在结构上，谢灵运的山水诗也多是先叙出游，次写见闻，最后谈玄或发感喟，如同一篇篇旅行日记，而又常常抱一条玄言的尾巴。
     其次是启示性到写实性。
     陶渊明了诗歌，十分注重言外的效果，发挥语言的启示性，以调动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去体会那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在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笔下的青松、秋菊、孤云、归鸟等意象，无不渗透着诗人的性情和人格。甚至成为诗人的化身和人格的象征。而谢的诗歌语言更注重写实性。他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语言描写实景实物的效果。他笔下的物象，更多地带有独立性和客观性。他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要描尽山姿、写水就要描尽水态，而且写来也鲜明清新、自然可爱。
     从陶到谢的诗风转变，正反映了两代诗风的嬗递。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在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过程中，为了适应表现新的题材内容和新的审美情趣，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和“声色大开”的新特征。这一新的特征乃是伴随着山水诗的发展而出现的创新现象。这新的特征成为“诗运转关”的关键因素。它深深地影响着南朝一代诗风。成为南朝诗风的主流，而且这种诗风对后来盛唐诗风的形成，也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自谢灵运之后，山水诗在南朝成为一种独立的诗歌题材，并日渐兴盛。较早受到谢灵运影响的是其从弟谢惠连。在谢灵运隐居始宁时，惠连曾与他朝夕相处，游宴赋诗。其诗虽不如谢灵运警精，但遣词构句很象灵运，有较明显的模仿痕迹。在当时诗坛声望很高的颜延之，也写过不少山水诗。与谢灵运齐名，当时并称为颜谢。其实他的成就远不及谢灵运。
     此外在南朝著名的诗人中，鲍照、谢朓、王融、沈约等皆不乏优秀的山水之作，而其中以谢朓的成就最为突出。
     鲍照（414-466），字明远，东海人。出身寒微，少有才华，曾从事农耕，临川王为江州刺史时，任国侍郎，最后任临海王的参军时，由于战乱，被杀于荆州，在南朝门阀制度森严的社会里，鲍照一生在政界和文坛都受到轻视和压抑。因此，贫贱者；悲愤，成为他的诗歌主调。
     鲍照的诗歌现存二百多首，其中八十首是杂言乐府，其余多五言古诗。他继承并发扬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运用乐府，拟古的形式，创作了不少五、七言乐府诗，为七言歌行开拓了道路。他的诗歌，多表现怀才不遇的悲愤，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代表作品是《拟行路难》18首，这18首诗非一时之作，以“人生不能恒称意”为基调，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悲愤和被压抑的不平。
     鲍照的诗篇中，反映了时代的艰苦和人民生活的悲惨。《贫贱苦寒行》、《拟古人首》六，都表现了诗人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它们在思想上发扬了汉乐府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束薪幽篁里》
     鲍照的边塞诗，情辞激壮，反映了东晋以来的重大社会问题，它的抒写边境战士牺牲卫国的壮志豪情，也表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爱国精神。如《代出自北门行》、《代苦热行》表现对战争厌恶《代轼吟》，描写战士的悲苦生活，都反映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鲍照还有些诗揭露权贵的骄奢淫侈生活，如《代放歌行》、《代结客少年场行》，还有些闺怨诗如《拟行路难》中的第二、第三、第八、第九、第十二诸篇。还有一些描写自然山水，如《登庐山》、《登庐山望石门》等等，这些诗歌也都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问题，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
     总之，鲍照的诗歌以抒发贫贱者的悲愤之情为主调，反映社会生活的内容是广泛丰富的。其艺术也丰富多彩，有的词藻绚丽，有的丰富多彩，有的朴素自然。其风格俊逸豪放，感情充沛、奔放，笔力刚健，颇具汉魏风骨。鲍照在某些诗篇中也流露出一些消极感伤情绪，但大多还是富有积极意义的。无论思想意义还是艺术价值，都要比同期诗人高得多。
     谢朓与“永明体”
     中国古代诗歌一向讲究声律之美，但它有一个由自然声律到人为总结，规定并施之于诗歌创作的发展演变过程。魏晋到南朝，随着诗歌创作的逐步繁荣，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好和音乐美，是当时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尤其是“永明体”的产生，更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在完善艺术形式美的进程中向前迈了一大步，为后来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齐梁以后，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们，在格局上发生了新的变化，先后形成了几个以皇室为中心的诗人集团，因此这一时期群体的艺术风貌比较鲜明。其中“意陵八友”就是“永明体”诗的代表人物。沈约、谢朓、王融、任晗、范云、箫琛、萧衍。这些贵族文人围绕在意陵王萧子良的身边，他的远离社会现实，作诗忽视思想内容，注意用典，对偶、词藻，雕琢技巧，只留意于诗歌的形式，所以除谢朓外，成就都不高。
     谢朓虽然出身于世家大族，但由于沉浮政治旋涡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在诗中表现仕宦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
     谢朓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山水诗的发展和对新体诗的探索。在山水诗方面，他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从而避免了大谢诗的晦涩，平报及情景割裂之弊，同时还摆脱了玄学的成份，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
     谢朓曾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他的诗歌创作就体现了这一审美观念。要达到“圆美流转”语言的清新流畅与声韵的铿锵婉转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谢朓是“永明体”的积极参与者，他将讲究平仄四声的永明声律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因此他的诗歌音调流畅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悦耳。《游东田》
     戚戚苦无惶，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
     远树暖纤纤，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
     不对其春酒，还望青山郭。
     “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沈德潜《古诗源》）
     谢朓的一些短诗也很出色，如《玉阶怨》、《王孙游》等。这些小诗不仅语言清新，音调和谐，情致含蓄，而且还富于南朝民歌的气息，十分耐人寻味。同时它们对后来五言绝句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谢朓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他不仅在当时就享有盛名，而且对后来唐诗的繁荣也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甚至象李百、杜甫那样的诗歌巨匠也为之倾倒。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此外他还说：“蓬莱之章建安骨，中国小谢又清发”。“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谢朓已没青山空，后来继之有殷公。”
     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经过许多诗人的不断探索，在诗的格律声韵、对仗排偶、遣词用句以及构思、意境等方面都较古体诗更为工巧华美，严整精练。由于过分追求形式的华美，再加上声病的限制，未免产生“文贵形似”之偏和“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之弊。不过他们的优秀之作，毕竟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新的气息，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也为后来继诗的成熟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梁陈诗人与宫体诗
     宫廷距市井是遥远的，但南朝皇室皆行伍出身，来自社会下层，入主皇宫以后，在过着奢侈靡烂宫廷生活的同时，仍留恋，原市井之风习。而南朝以来流行的市井歌词及文人歌诗，尤多侧艳之风，其对梁陈宫体诗的形成、影响相当深刻。南朝没有乐府机构，曾采集大量的民歌配乐歌唱，以满足统治者纵情声色的需要，统治者及宫廷文人也有润色或拟作新声歌曲的习惯。而那些发自男女恋情的歌鸣，正适合于统治者的生活情调，自然更能得到他们的青睐。这样一来，南朝民歌便从市井进入了宫廷。经过统治者及宫廷文人的润色修改，拟作和进一步的创作发展，宫体艳情诗到了南朝梁、陈之世便达到了高潮。梁武帝萧衍、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徐擒、徐德、庾肩吾、庾信父子及陈后主等人，都是突出的代表。
     宫体诗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可以说，他的对女性的审美观与对器物的审美观的心理是一样的，因而在情调上伤于轻艳风格上比较柔靡缓弱。在描写女性的诗歌当中，绝大部分是将目光停留在女性的生活圈内，包括他们的容貌、体态、服饰及器物等方面。
     宫体诗的特点：一声韵、格律，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要求更为精致；二风格，由永明体的轻绮而变本加厉为秾丽，下者则流入淫靡；三内容，较之永明体时期更加狭窄，以艳情、咏物为多，也有不少吟风月之作。
     萧纲所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则须放荡”。其实是一种描摹色情的理论主张，他们通过淫声媚态的宫体诗以满足变态性心理的要求。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失照后庭。
     然而就艺术形式而言，宫体诗仍有其贡献。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宫体诗发展了永明体，并继续了永明体的艺术探索而更趋格律化。
     从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宫体诗反映了梁陈时代宫廷贵族的没落生活和不平衡的心理状态，也还是有一定的认识意义的。另外，宫体诗的创作者力主言情的诗歌理论，对于传统诗教的背叛，也是诗歌理论的一次解决。宫体诗中五言四句、八句的形式，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一些艺术借鉴。
     在宫体诗风靡一时之际，梁陈时代也出现了一批诗人，他们写出了内容健康、感情真挚的作品。何逊、吴均、阳铿等。
     北朝文人诗歌
     庾信，字子山，文庾肩吾，梁东宫通事余人，著名宫体诗作家。信少负才名，博览群书。十五岁入宫为太子萧统伴读，十九岁任抄撰博士，与当时徐擒、徐陵父子入宫廷，歌诗酬和，轻艳绮靡，世称“徐庾体”。后曾出使东魏，归朝任东宫学士，领建康令。
     公元五四八年侯景叛乱，建康陷落，庾信逃奔江陵。侯景乱平，梁元帝即位，庾信被任为右卫将军，封武康侯，加散骑常侍。后奉命出使西魏，恰好梁被西魏灭亡，庾信家族都被掳至北方，庾信也被留在西魏。北周代魏后，封庾信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之司，礼遇优厚，百般笼络。他从此一直居住北方，直到六十九岁死去。
     庾信的生活道路与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庾信由云子而进为宫廷宠臣，过的是淫奢腐化生活。受当时浮艳倚靡诗风影响。他的诗歌内容空虚，题材狭窄，艺术平庸。如《咏舞》、《奉和泛江诗》、《奉和山池》等等。都是宫体诗，没有积极意义。后期，由于社会动乱，诗人生活境遇发生了巨大变化。后期诗歌内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乡之恩与身世遭遇之恨交织，较为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的战乱与人民生活的繁荣。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辞赋
     本章叙述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的创作及发展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一时期的创作，内容十分丰富，形式也非常多彩。叙事、咏物、抒情、各类赋都有佳篇传世。赋作家也很多，几乎所有文学家都进行辞赋的创作尝试。
     本章主要以下面三个问题来学习；（1）魏晋南北朝赋的发展概况（2）各类赋的形式特点（3）各朝代的代表作家作品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辞赋的发展概况
     魏晋南北朝辞赋在汉赋的基础上有了蓬勃的发展，它在建安、魏晋、南北朝三个阶段上，都呈现出新的发展和变化。由于汉末长期的社会战乱，铺陈宫苑、京都及由猎隆盛的大赋已失去了它的社会生活基础，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咏物小赋。这类小赋题材广泛，大凡游览、物色、鸟兽、伤别、山川、草木都是赋家咏育对象。受诗歌的影响，这时期辞赋都充满诗意，或表达社会事件，或抒写个人命运，或表现人生理想，或描绘山水田园，抒情的成分都很浓，作家都表现出鲜明的个性。赋的语言在发展中逐渐华丽，追求句子齐整，排比对仗，声律和谐。
魏晋南北朝辞赋大体可分为叙事、咏物、抒情三大类。叙事赋是从汉大赋发展而来的，但这时期的叙事赋很少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也很少采用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并列铺陈的方法，而是着重叙写事物的发展过程，从变化的角度来铺写社会生活事物。叙写事物时，着重渲染气氛，着重描绘景物的生动形象。赋家的语言充满诗情，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感与作家身世感。咏物赋在汉代还多赋写个体事物，虽有托物言志之意，但寄托兴发不深。魏晋南北朝咏物赋题材广泛，风花雪月、江海山云、水禽林鸟、春燕秋蝉皆有赋文，它们广泛地表现了自然与社会中诸种事物的意义和个性特征，反映出人们对事物观察理解的细致和深入。这些咏物赋也都有浓重抒情，虽是一草一木，都赋有人的性情思想，赋家不仅通过个体事物的特性写出它的社会象征意义，同时还把咏物与写景结合，写出某种事物的环境特点，写出某种事物的生活与时代氛围。咏物赋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已经臻于完美成熟。抒情赋在汉代就间有出现，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都充满赋家浓重情思，富有诗意。从建安开始，这类小赋更加兴盛。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觉醒时代，作家多用作赋来驰骋才华。赋文甚多，呈现出缤纷灿烂摇曳多姿的局面。这时期的抒情赋篇幅短小，语言凝炼，诗意浓重。它们有的十几句成文，有的数十句一篇，情思活泼，主题集中。抒情性极强。语言清丽流畅，赋中夹杂大量的诗句，诗意很浓、用典较多，且用典故中的本事议论抒情。抒情与描写结合，多借用自然界的形象事物表现社会生活的抽象性，形象生动。或忧国怀乡之思，或游子离愁别恨，都写得风流蕴藉。它们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抒情赋的成熟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赋家甚多，如建安时代的曹植、王粲、祢衡；魏晋时代的向秀、陆机、左思、潘岳、郭璞；南北朝时代的鲍照、谢惠连、谢庄、江淹、庾信等等。这些赋家都各有独到成就，或叙事，或咏物，或抒情，他们的赋篇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作家的风格特征。
     第二节   建安赋家
     建安时代的诗人多数又都是赋家，如曹丕、曹植、祢衡、应瑒、陈琳、刘桢等等，皆有赋文传世。这些人作赋不失诗情，或借物咏怀，或托事讽谕，或览物开襟，都有寄托兴发。他们的赋多数篇幅短小，抒情性强，有的虽寥寥几行，但结构完整，充分显示出作家的创作个性。
     王粲   王粲今存赋20余篇，咏物、抒情都有。王粲赋的特点也是篇幅短小，形式活泼，多数篇章采用骚体诗句。抒情性很浓，即使是写槐、柳、莺、鹤，也都有着鲜明的社会象征意义。他以抒情赋见长，最著名的是《登楼赋》。
     《登楼赋》作于建安九、十年间，他避难荆州时候。赋中表达了一种动乱社会中眷念乡土与怀才不遇的感情，反映了军阀混战造成社会离乱的真实面貌。
    曹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赋家的形象在赋中十分鲜明，感情由舒缓而紧张，由单纯而复杂，写景、抒情融合，用典喻事适可而止，没有过多的铺陈藻饰，情感于朴素的言语中自然溢出。这篇赋充分地体现了建安小赋的特点，篇幅短小，叙写简要，情韵流溢，有紧系心弦的艺术魅力。
     除《登楼赋》外，《思友赋》、《寡妇赋》、《初征赋》也都写得情意很深，很多抒情句子。他的《槐树赋》、《柳赋》、《莺赋》等咏物赋，托物写志，也很成功。
     曹植   曹植今存赋50余篇，虽或残缺，然全者还近多半。这些赋多在文酒集会上作，咏物、叙事、抒情皆有，一般都篇幅短小，形式活泼。尤以抒情赋见长，如《感婚赋》、《登台赋》、《车渠椀赋》、《洛神赋》、《九愁赋》、《怀亲赋》等等，充满诗情诗句，词采华美，具有感人情致。如叙人神恋爱故事的《洛神赋》，就是千古传诵的名篇。
     《洛神赋》极意刻画和描写了赋家与洛水女神的一段悲欢离合的生活过程，生动地塑造出一个纯真美丽深情的神女形象。她情意缱绻，素志高雅，体态婀娜。赋家发挥了卓越的想象力，表现了洛水女神的尽善尽美。赋家对洛水女神的爱慕是由浅而深的，由淡而浓的，他通过一种若明若晦、恍惚迷离的气氛，渲染出一幅缥缈的人间仙境，展示了洛水女神的仙质圣洁与人情纯美，从而表达了人神之间的阻隔与一往情深。这篇赋在结构布局上扬弃了汉赋平铺直叙的呆板体式，组织形式变换而多姿。如在洛神起游之后，突然插进众灵嬉戏的欢欣场面，导致铺叙转入了另一新境。在洛神隐形之后，着重铺写赋家悲离怀念的复杂心情，使赋篇增添了悠然不尽的余韵。
     这篇赋，表现出曹植赋出色的描写笔力。如洛水女神出现的一段：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颻兮若流风之迴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赋家对女神的描写，观之如见其人，所之如闻其语，嗅之如得其馨，思之如获其怜。形象栩栩如生，千百年来人们不禁把她移植到雕塑上、画面上、戏剧舞台上。这种从发展变化的多角度铺写事物，是赋体文学的艺术发展。此外，这篇寓言写志之作感情真挚，抒情性极浓，辞采华茂而不艳冶，想象丰富而不离奇。比喻、烘托神妙，语句参差得宜，也体现出赋的语言的发展。
    《九愁赋》是赋家铺叙自身经历的困窘境遇，惨淡描绘复杂心情之作。他遭谗受诬，以致放逐，而瞻天恋阙之忱，耿耿不秦朝，颇有屈原当年情致。赋中细致地描绘了他时而激烈、时而消沉、无法排遣的自怨自艾的痛苦情绪，文辞凄咽哀婉，深得“楚骚之遗，风人之旨”（丁宴《曹集铨评》）。
     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亲。顾旋复之无兀，长自弃于遐滨。与麋鹿以为群，宿林薮之葳蓁。野萧条而极望，旷千里而无人。民生期于必死，何自苦以终身！宁作清水之沉泥，不为污路之飞尘！践蹊隧之危阻，登苕峣之高岑。见失群这离兽，觌偏栖之孤禽。怀愤激以切痛，苦回忍之在心。愁戚戚之无为，游绿林而逍遥。临白水以悲啸，猿惊听以失条。亮无怨而弃逐，乃余行之所招。
这篇赋的内容与形式，都近于屈原《九章》之抽思，从句式上看稍嫌呆板。但它运用朴素的语言，采取象征描写技巧，委婉曲折，兴发寄托，达到了赋文描写的很高境界。特别是赋家复杂心理的描绘，借助比喻、烘托、象征等手法，达到了精深入微的地步。
    曹植的咏物赋也多有佳篇，如借咏蝉以寄托怀才不遇的《蝉赋》，借白鹤以象征自己品德纯正的《白鹤赋》等等，词语直抒胸臆，都能深达赋家复杂婉曲之情。
    建安时期除王粲、曹植作品外，另如祢衡也有出色赋篇。他的《鹦鹉赋》，借鹦鹉影射才士的不幸遭遇，是对封建社会文士不幸命运的概括，辞采清丽，即物即人，表现出情文相称的明朗风格。
     第三节   魏晋赋家
    魏晋时代赋家更多，许多文人都在赋坛上驰骋才华。但这时赋风有了变化，建安时代灵活短制的小赋少见了，代之而兴的是咏物、抒情的长篇巨制。赋家直欲模拟汉人，铺张扬厉，追求形式宏伟。如何宴的《景福殿赋》，左思的《三都赋》，潘岳的《藉田赋》、《笙赋》，成分绥的《啸赋》，木华的《海赋》，郭璞的《江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等等。赋家仍逞好盛心情，但这时不复有汉代社会局面，他们的赋也只有汉大赋的形式，而不复汉大赋的精神气魄。但这时期一些赋家的叙事、抒情小赋也还可观，它们受五七言诗的影响，多借景抒怀，情景和谐，语言活泼，在建安赋近风骚的基础上，表现出自己的时代风貌。
    向秀，字子期，生卒年不详，河内怀（今河南武陟县）人。他是“竹林七圣”之一，好老庄之学，与嵇康、吕安友善，平生以不涉足尘乱自誉。晋篡魏后，嵇康、吕安被杀，他以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被迫出仕，但终生悒郁。
    向秀今只存《思旧赋》一篇，赋文也很短，只有156字，是他在好友嵇康被杀后，重经嵇的故居时触景伤怀而作的。赋前有序，叙说了嵇康的绝妙才艺与高风亮节。赋文分两部分，前半写经过嵇康故居所见，后半抒发对老友的伤悼之情。所见景象：旷野萧条，穷巷空庐，一片荒凉死寂。赋家以景写情，景物的荒凉衬托了赋家心情的孤寂。伤悼的中心是“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从嵇康、李斯的下场，想到自己出仕作官的风险。赋中“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两个典故，暗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诗·大雅·瞻卬》）含意，表现了他对曹魏政权沦亡的哀痛。
    这篇赋虽然很短，刚开头就煞了尾，但它隐含着深刻的政治内容，赋家所要表达的意思基本清楚。抒情极其悽恻深永，寓意曲折深刻。属辞清雅，情景交融，不失为魏晋赋坛佳篇。
    潘岳   潘岳今存赋20余篇，多抒怀、咏物之作。其体制大小不一，有长篇抒情、咏物之制，如《西征赋》、《笙赋》，也有短小抒情咏物之篇，如《秋兴赋》、《闲居赋》、《寡妇赋》、《秋菊赋》、《莲花赋》等。他的这些赋都写得明净和畅，辞藻绚丽鲜美，情韵轻敏流利。
    《西征赋》是潘岳长篇赋的代表作，写于晋惠帝元康二年，他赴任长安县令的旅途上。这篇鸿篇巨制取法于班彪的《北征赋》，它用记实的方式把赋家从洛阳到关中所经历的有关见闻一一列举出来，在深切的感慨中，表明他对史事与时政的鲜明态度。
     眄山川以怀古，怅揽辔于中途。虐项氏之肆暴，坑降卒之无辜。激秦人以归德，成刘后之来苏。事回泬而好还，卒宗灭而身屠。
“古往今来，邈矣悠哉”，赋家在叙事之中倾注感情很深。这篇赋用典很多，几乎每句一典。句以六言骈对为主，在语言上已不似汉大赋四言散句的形式。
    潘岳赋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抒情小赋，这些小赋也与他的诗歌一样，善叙哀伤之情。如他作武帝虎贲中郎将，夜值散骑省时写的《秋兴赋》，赋家从时序的变化想到人事的危险，感叹歔欷，很有感染力。
     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野有归燕，隰有翔隼，游氛朝兴，槁叶夕殒……庭树槭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蝉啉啉而寒吟兮，雁飘飘而南飞。天晃朗以弥高兮，日悠阳而浸微。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月朣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耀粲于阶闼兮，蟋蟀鸣乎轩屏。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独辗转于华省，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
这篇赋以宋玉《九辩》发端之辞作引语，通过秋景的铺叙，抒发出时光易逝中人生危虑与感愤，语言清丽，情韵凄绝。赋家对秋天景物的描写，从气候变化、草木凋零、虫禽飞鸣等多方面渲染烘托，写出一片深浓秋意，使人感到萧索清疏，从而启发出人生深思。这篇赋在写景叙事以及语句形式等方面都深受宋玉《九辩》影响，同时这种借景抒情与当时文人五言诗中出现的自然景物的风情是一致的。
    潘岳的抒情小赋另有《闲居赋》，也很有名。这篇赋作于晋惠帝元康六、七年间，他仕途不得意之时。赋中写他洛阳城外故居环境景物，写他侍母家居的欢乐，表示要“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赋中铺叙家宅建筑等内容，还略具汉大赋体段，描写园中景物情景交融，是庾信《小园赋》的先声。此外，如《寡妇赋》为朋友之妻表达失偶之悲，也写得哀婉感人。
    左思   左思一生作赋不多，但有《三都赋》留名千古。这篇赋积十年写成，曾使洛阳为之纸贵。赋家通过描述三国时蜀、吴、魏的京都，益州、建业、邺城三座古城的胜迹，抚今追昔，抒发了治乱兴亡的感慨。这篇赋是模仿班固的《两都赋》与张衡的《两京赋》写成的，据说他“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既使疏之”（《晋书·左思传》）。他自己介绍赋的创作意图时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他反对汉赋的浮夸，力求内容真实。但文学创作不同于“地图”、“方志”，美物赞事过于求本求实，就难免迂阔板滞而缺乏活泼生动气息。
    但这篇赋在当时颇有影响，豪贵之家竞相传抄，著名文人如皇甫谧、张载、张华等都极力称赞。其中的《蜀都赋》，对于蜀地的山川景胜、人物风情方面的描写，也确有特色。
    邛竹缘岭，菌桂临崖。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常晔晔以猗猗。孔翠群翔，犀象竞驰。白雉朝句隹，猩猩夜啼。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攸忽而曜仪。火井沉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
表现出蜀地的竹木繁茂缘岭临崖，以及禽鸟啁哳幽泉汨泻的环境特征。又如：
     尔乃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
对于蜀地人民沿江而居，以及屋舍绵连桔园盐井的描绘，也表现出那里的生活特点，这是左思赋的独到之处。左思另有《白发赋》，以寓言笔法写不平怀抱，寄托很深。
    陆机陆机今存赋20余篇，其中最多、最有成就的是抒情小赋。这些小赋题材广泛，感时、叹逝、述志、思亲、怀土都有，虽无深刻社会意义，但言情体物皆有特色。语言疏畅，用典切宜，赋中的感情和物状都很显明。如《述思赋》中的离情伤悲，《感时赋》中的触景生怨，都深情流溢。小赋的语言也很精美，修辞炼字功夫很深：
     悲夫冬之为气，亦何替凛以萧条！天悠悠其弥高，雾郁郁而四幕。夜绵邈其难终，日晼晚而易落。敷曾层之葳蕤，坠零雪之挥霍。寒冽冽而寝兴，风谡谡而屡作。鸣枯条之泠泠，飞落叶之漠漠。山崆巃以含瘁，川蜲虵而抱涸。
大量的叠词骈句，表现出赋家的语言特色。更有特色的，是陆机的《文赋》。这篇赋以富于形象的优美语言，铺叙了赋家创作过程中的诸种经验体会，以及各种文体所宜、文章利病，在文艺理论方面提出许多卓越见解，对作家创作有很大指导意义。如描述作家创作中构思一段：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迸；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丈，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赋文全用骈句写成，以丰富的形象比喻说明抽象深刻的文艺理论，在当时是一种创新。
     陆机还有《豪士赋》，以当时赵王伦、齐王冏等争权夺位皆不免遭祸为背景，抒发了一种忧优虑危急流勇退的情绪。虽无深刻社会意义，但这篇赋的长长序文，辞藻丰赡，说理绵密。反复深透，文势如波涛汹涌，层层紧逐；征喻引譬，十分恰切。句整对工，长隔而不乱，是一篇优秀骈文。此外，他还有《瓜赋》，展示出瓜田里一片新新生意，赋于瓜以人的美好品德，风格也很清新。
     第四节   南北朝赋家
     南北朝时代骈体文盛行，受其影响，赋也开始骈俪化。这时期的赋文多是自然清新的短篇，通篇句式都要求骈偶，句子多两两相对。每句字数多为四字，或四字句与六字句相间，“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大量用典。“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声律要求极严格，每组骈句不仅要声律和谐，而且要平仄相押。这样的赋，被称之为骈赋。但这时期的赋和诗一样，也呈现出清新活泼的气象，作赋的要求虽极严格，而咏物、抒情、叙事各类赋都情采缤纷，大量涌现。南北朝时代，是中国赋史上最灿烂缤纷的时代。
     鲍照鲍照今存赋10篇，抒情4篇，咏物6篇。鲍照赋无论抒情咏物，都能从中寓托人生实感，赋予一定的生活意义。辞藻繁丽，但富于生动的形象性。语句参差，声调舒缓，显示出一种错综变化的美。
     《芜城赋》是鲍照的代表作品，赋家通过叙述广陵城的兴废，控诉了战争对于社会的破坏，通过一座城市命运的变化，概括了封建社会不幸历史的变迁。这篇赋俪句骈文与句法参差错落结合，气势变化多端，抒情性极浓，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首先是赋家运用了鲜明的对比与极大的夸张，把广陵的今昔对比起来铺叙，同时对今昔景象又进行了夸张描写，从而极鲜明地表现出广陵的巨大变化。其次赋家的描写有突出特色，他笔下的景物不象一般小赋那样具体细腻，而是大笔粗线条勾勒，一两句话就展现一个广阔画面，具有汉大赋境界开阔、气势雄浑的特点。同时所描写景物又不完全是客观现实，而是把现实事物与想象情形融合到一起，写出生动夸张形象，给人以强烈印象。其三，赋的语言极其抒情：
     若夫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东都妙姬，南国丽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穷尘，岂忆同舆之愉乐，离宫之苦辛哉！
这段文字写得酣畅淋漓，它以极其浓重的抒情语言，评述了历代统治者的生活命运：尽管他们有扃帐堂阁、渊树渚林、鱼龙雀马、秦歌赵声，但他们终于是“薰歇烬灭，光沉响绝”；那些“妙姬”、“丽人”，“蕙心纨质，玉貌绛唇”，也终于要“埋魂幽石，委骨穷尘！”这段抒情文字，抚今追昔，感慨良深。
     除抒情赋外，鲍照的咏物赋，如《舞鹤赋》寓托才高被弃的内心苦闷；《尺蠖赋》、《飞蛾赋》借物喻人，抒发乱世做人之难的感慨，也都写得极其生动感人。
     谢惠连（407-433），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少年聪敏，10岁能属文，书画并妙。他是谢灵运的族弟，曾作过彭城王刘义庆的法曹行参军，官位不显，以诗赋名世。
     谢惠连今存赋5篇，都是咏物赋，其中以《雪赋》为最完整，艺术成就最高。
     《雪赋》是采用主客陈说事物的方法来展开情节的：汉梁王雪天在菟园宴集文士，命司马相如抽思作赋，司马相如即席赋雪，邹阳续作白雪之歌，最后枚乘又作乱辞。这篇赋对雪的描写非常精彩：
    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氤萧索。蔼蔼浮浮，漉漉奕奕。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甍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初便娟于墀庑，末萦盈于帏席。既因方而为珪，亦遇圆而成璧。眄隰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于是台如重璧，逵似连璐。庭列瑶阶，林挺琼树。皓鹤夺鲜，白鹇失素。纨袖渐冶，玉颜掩姱。若乃积素未亏，白日朝鲜，烂兮若烛龙，衔耀照昆山；尔其流滴垂冰，缘霤承隅，粲兮若冯夷，剖蚌列明珠。
赋中对雪的飘洒，雪的缘甍入帘的情状，描写得很细腻。同时，还写出雪后的景象，日出之后的光灿，融化之后的流滴垂冰、缘霤承隅的样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赋中还写出了下雪时的环境气氛，写出了雪后人们的精神状态。赋中用“夜”、“风”、“月”来衬托雪景，用“酌湘醇”、“御狐衣”、“对鵾舞”、“瞻雁飞”、“践积雪”、“怜违枝”来写雪后人们的活动，描写雪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愉快，都是在写一个“雪”字。这种铺陈环境景物的写法，是魏晋南北朝咏物赋的突出特色。
    这篇赋语词新丽，赋文中运用了比喻、夸张与烘托等手法，写得情景交融，意境清幽。主题通过赋尾的乱辞点出，虽思想境界不高，但议理轻松、饶有意趣。
    谢惠连还有《甘赋》、《桔赋》、《白鹭赋》等，惜皆残缺。
    谢庄（421-466），字希逸，原籍陈郡阳夏（今洒南太康县），南朝宋人。7岁能属文，曾官至加紫金光禄大夫，泰始二年卒，49岁。
    谢庄文学活动很活跃，他写作很多诗文、诏、表、书、议皆有佳篇。他现存赋2篇，《月赋》是后世传诵之作。
    《月赋》也是以主客对话形式展开情节的，赋中假托陈思王曹植在应瑒、刘桢死后心情苦闷，在秋天之夜命王粲赋景，于是王粲赋月并歌。这篇咏物赋兼有叙事成分，这也是咏物赋在形式方面的发展。
    《月赋》就格局看，与谢惠连的《雪赋》大同小异。但《雪赋》重在写貌，而《月赋》重在写神。《月赋》先从月的传说写起，玄兔、素娥，使人不尽遐想。“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织进了美丽的民间故事，把月与人间的美好情思联系到一起。赋中对月光下的景物描写十分出色：
     若夫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霭霭。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祗雪凝，园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
这是一幅宁静清幽的月夜图，清空澈骨，穆然可怀。赋中数语无一字说月，却无一字非月。全用比喻、烘托手法，十分精妙。赋的后半部分写月下人们的生活，赋家写出人们的两种情态。先写月下人们之喜，后写月下人们之悲，同一月色之下，人们竟有不同情思，开扩了人们的思怀领域，抒情性很深，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赋的最后以作歌结尾，从月的美景中引出对美人的思念，给人以不尽的遐思，深情婉致。
    这篇小赋虽为咏物，而抒情成分很多，赋家把自然景物之美与月下遥思之情融合起来，景语即情语，情至而景生，情景交融，十分神妙。
    江淹江淹今存赋近20篇，叙事、咏物、抒情皆有。尤以抒情赋见长。他的抒情赋多兼叙事，铺陈烘托，艺术成就最高的，是《恨赋》与《别赋》。
    《恨赋》与《别赋》是江淹在建平王刘景素属下被贬建安、吴兴县令期间所作。这两篇赋把人生“恨”、“别”两种感情，概括地加以类别，而以各种人的具体生活情事加以铺叙渲染，从而抒发赋家半生坎坷生活的哀怨。《恨赋》是以死为人生之最大遗憾，列举历史上的秦王、赵王、李陵、昭君、冯衍、嵇康为例，撮其生平遭遇与志气，说明他们尽管生前怎样“神气激扬”，而最后终不免“销落烟沉”，情调过于低沉，可看作是他谪居生活哀怨心情的写照。《别赋》则是铺叙人间各类性质的离别，有富贵者之别，有刺客之别，有从军者之别，有远赴绝国之别，有夫妻之别，有成仙者之别，有恋人之别，等等。同是一种离别，表现在不同的人物之间，则感情色彩大不一样，有的淡淡惆怅，有的慷慨悲凉，有的缠绵哀怨，有的飘逸迁思。赋家根据自己的观察体验，对各种人物进行概括，加以个性化，并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反映出他们的心理神情，三言两语，情景如生。
    这两篇赋的共同特点是抒情性极强。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
    言？
这是李陵死于北国之恨。赋家寥寥几笔，把李陵的负辱含冤思君报国难以自拔而吊影惭魂的心情神态，写得哀怨与激愤交加，悲怀惋叹。
        又若君居淄右，妾家河阳，同琼佩之晨照，共金炉之夕香。君结绶兮千里，惜瑶草之徒芳。惭幽闺之琴瑟，晦高台之流黄。春宫閟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夏簟清兮昼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长！织锦曲兮泣已尽，回文诗兮影独伤。
这是游宦之别与闺中相思。赋家以几十个字，就把闺妇的寂寞空虚之情，凄凉孤独之感，写得黯然销魂。
    其次是以景托情，借景抒情。为把深切悲怀与绵邈愁思表现得具体生动，他多描写离愁别恨所发生的时的周遭景物，以景物渲染烘托某种感情。春昌、秋霜、行色、闺帏、边塞风寒、庭院苔绿，或以悲凉景色烘托离愁，或以明媚景色反衬别绪，或从行人眼中写景，或从留人眼中写景，都写得情景相生，表现出浓重的感情色调。如《别赋》开头一段，写行子断肠与居人愁卧：
     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翟容与而讵前，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横玉柱而霑轼。居人愁卧，怳若有亡。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巡曾楹而空掩，抚锦幕而虚凉。
风萧萧、云漫漫、舟凝滞、车逶迟、翟容与、马寒鸣，这些景物构成了一幅凄凉阴晦的画面，渲染出一种凄楚的气氛，烘托了行子徘徊难舍的断肠之情。日下壁、月上轩，红兰受露、青楸离霜，这些景物都是从居人眼中写出，它们都染泪浸愁，表现出居人的一片寂寞悲伤。《恨赋》与《别赋》中的这种以景写情手法，正是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赋的发展。
    其三，这两篇赋都是骈赋，铺陈排比，悱恻缠绵，辞采新丽，音调谐美。“诵之如行云流水，听之如金声玉振，观之如明霞散绮，讲之如独茧抽丝”（谢榛《四溟诗话》）。它们与鲍照的《芜城赋》比较起来，骈俪化倾向更严重，在语言上对仗和声律更讲究，在风格上更偏重于细腻描写与刻划，这种情形，正表现着晋宋辞赋向齐梁辞赋发展的一种趋势。
    江淹除《恨赋》、《别赋》外，另有《赤虹赋》、《丽色赋》、《待罪江南思北归赋》、《哀千里赋》、《泣赋》、《伤友人赋》、《伤爱子赋》、《横吹赋》等等多篇，也多以抒情见长。
    庾信庾信今存赋15篇，他是南北朝赋坛上最享盛名的作家。他的赋以42岁为界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为梁宫庭诗人，心情闲适，所作多咏物抒情小赋，如《春赋》、《荡子赋》、《七夕赋》、《鸳鸯赋》、《灯赋》、《镜赋》。这些小赋都写得对仗工整，声律和谐，流利自然，一往情深。他使赋体诗化，把咏物抒情小赋推进完美境地。但由于生活领域狭窄，思想境界不高，这些赋都缺乏深刻社会内容，体多轻艳。后期他被羁留北国，心情矛盾痛苦，赋风为之大变。所作《小园赋》、《竹杖同》、《枯树赋》、《哀江南赋》等，一改齐梁风貌，风格苍凉悲凄，多为危苦之辞。庾信赋的语句对仗精工、自然而不勉强，赋中大量用典，取事义而非假借，多很贴切。赋文极力追求声律谐美，平仄相押，适于讽诵。句式排偶隔对，长短变化，多四六成文。
    《哀江南赋》是庾信的赋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篇，这篇赋以赋家身世遭遇为线索，叙写了梁朝兴亡的历史过程，“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它表达了身在异域者的乡关之思，反映了亡国后赋家身仕异朝的内心矛盾与苦痛。这篇赋的批判精神很强，它指斥了梁朝君臣的荒淫误国，揭露了梁朝诸王的内奸通敌与互相残杀，控诉了上层统治者发动战争对于广大人民的杀戮。这篇赋有巨大的史诗价值，它以生动的形象事例，记载了南北朝时代统治阶级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火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是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忆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阳亭有离别之赋，临江王有愁思之歌。
赋家悲愤地记叙了江陵人民流离迁徙的惨痛，它以生动形象的语言记载了这段历史的悲苦。
     《哀江南赋》是魏晋南北朝赋发展的里程碑，它具有叙事史诗的规模和气魄，具有屈赋的浓郁抒情和华茂文采。全赋内容几乎全用典故成言表达，援古证今，这些典故成言被运用得灵活多变，言简意繁，收到了极强的艺术效果。赋的句法，以四六句为基本形式，杂以三、五、七、八、九言，骈散相间，短长变化。这篇赋是南北朝骈赋创作的顶峰，它宫商抑扬，绣错绮交，千载以来生发着感人力量。
     庾信的《小园赋》，“伤其屈体魏周，愿为隐居而不可得”（黎经诰《六朝文絜笺注》）；《竹仗赋》表白自己忧病衰老，虽受礼遇而终难忘家国之思；《枯树赋》托物寄情，诉说亡国丧家羁旅异邦的精神痛苦，等等，都是“以乡关之思，发为哀怨之辞者也。”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两句诗精确地概括了庾信后期生活遭遇与诗赋风格特征。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散文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散文的发展及其骈俪化倾向
     魏晋南北朝散文是汉代散文的继承和发展。这时，散文的应用范围更广了，文学性也更强了，作家作品的数量都超过了汉代。史传散文出现了令、叙、诔、传、碑等各种形式；政论散文虽不及汉代多，但表、章、奏、议、论、说等，分别更加细密。记事散文发展为多篇成卷；抒情议理散文仅以书信名目出现的，就有书、笺、札、帖、启等文章。此外，这时期又出现了山水地理游记散文，它们以序、记、书、志、铭、注等名目问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发展的新形式。
     魏晋南北朝散文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色与历史成因。首先是叙事言情的书信和记叙游览山川景胜的文章大兴。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社会动乱，政治黑暗恐怖，文人多远离政治斗争漩涡。或隐居谈玄，或寄情山水，私议于友朋之间，啸傲在长林丰草。因此，描绘山川形胜成为寄兴所在，文人把议政兴怀抒泻于私人书信之中。其次，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人类思维能力提高，历史家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一些历史著作减少了具体历史事件的形象记叙，文、史逐渐分家，历史传记逐渐独立于史书之处，成为文学传记。其三，受辞赋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散文呈现出严重的骈俪化倾向。语言追求对偶排比，词藻讲求妍华，更有声律亦追求精工者，于是形成了骈体。其四，受抒情诗赋影响，散文的抒情成分增多。或谈风云月露，或记山石花草，或叙深交旧情，或论古今人物，文章都有浓重的抒情色彩。
     散文的骈俪化是一种文风倾向，由于文人竞相追求，逐渐形成了一种文体。这种文体的产生和发展，除与当时文风有关外，汉字的独体表意单音特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它追求语言对仗、声律精工。一篇文章之中大量用典，辞藻修饰得非常华丽。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盛行，影响所及于后世各代。
     骈体文的出现，是文章骈俪化的长期发展的结果。早在先秦的史书中，就有许多对偶的文句，如《尚书·大禹谟》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周易·文言》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等等，对仗得就很工整。至于《左传》、《战国策》中，这类文句就更多。特别是一些战国策士说辞，大量采用对偶排比句子，铺张扬厉。秦汉时代，这种文风更加发展。李斯《谏逐客书》中的俪词偶句连篇累牍，贾谊的《过秦论》、《陈政事》等论疏，都有大段排比对偶，骈语游目。刘向《条灾异封事》文句：“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对仗工细，析理精密。班固的《封燕然山铭》、蔡邕的《郭有道碑》，句式整齐骈偶，开始追求声韵和谐。三国时期散文尚通脱，思想解放，内容多系军国大事，艺术形式也较自由。如曹操、诸葛亮散文，基本不用骈偶，散行奇句，气势舒放。陈琳、曹丕、曹植的檄文、书表，虽骋辞使势，情采绚料，但散文中骈语不多。晋代骈俪之风大涨，潘岳、陆机文章，追求骈偶，讲究对仗，且多用典故。齐梁时代受永明体诗歌影响，散文也开始讲求声律，文章的骈俪化变本加厉。鲍照书信章表全用骈体，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山水书简，都是骈体文章。梁陈时代散文骈俪化更为严重，文章中的四六句型，已在常规；用典使事，雕饰辞采。“争一韵之奇，竞一句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书·李谔传》。这种文风对中国散文的发展有极大影响，南北朝最为强烈，直到隋唐时代，虽其势渐衰，而一些领域的文章仍沿袭未改。直到韩愈倡导古文，才渐为多数作家扬弃。作文追求骈俪，原是文学觉醒的一种表现，但由于过分追求形式，雕琢语言，就影响了文章内容的表达，形成了一种不良的形式主义倾向。
     第二节建安散文家
     汉末社会动乱，朝廷的典章制度遭到破坏，传统的儒家思想发生了动摇。文学领域里出现了新气象，从而散文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建发散文，在汉代的基础上逐渐向清新通脱方面发展，“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抒情成分显著增加，作家把散文的创作提高到文学的意义上来认识。曹操一生较为放达，其文章通脱壮大，富于气势，充满革新精神。诸葛亮散文周密畅达，剀切朴实，在议论、叙述之中渗透着强烈感情。孔融文章体气高妙、显露豪情；曹丕、曹植文章自然流利，感情深挚而辞藻美丽。建安散文作家，鲜明地体现出文学的觉醒。
     曹操曹操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他没有专门进行文学散文创作。但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教、令、书、表，这些文章都鲜明地表现出时代特色与作家个性。
     曹操现存文章可分三类，其一是自叙身世、自我表白性质的，如《让县自明本志令》、《遗令》等。这类文章“未尝不抽序心腹，慨当以慷也”（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武帝集题辞》，语言恳挚，文章自然。因语言发自内腑，故有动人心脾之处。其二是表白思贤若渴之心的，如《论吏士能行令》、《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等。这类文章明确地表达了他思贤若渴，“唯才是举”的政治主张。为了得到治世人材，他打破传统观念，主张可以选用“不忠不孝”者。文章毫无引经说教习气，放言无惮，颇近战国百家文风。其三是荐贤的，如《请增封荀彧表》、《表论田畴功》、《请追赠郭嘉封邑表》等。这类文章都能作到实事求是讲话，没有虚词滥说，诚恳自然。其四是祭吊之文与友人书信，如《祀故太尉桥玄文》、《与太尉扬彪书》、《与王脩书》等。这类文章不拘旧式，信口而谈，颇见真情流露。
     曹操文章思想通脱，言语坦率自然，多“勤勤恳恳叙心腹”，具有清峻明快的风格。如《遗令》最后一段嘱咐后事的情形：
    敛以时服，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上安六尺床，施繐惠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复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得所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文字不甚连属，但溢露真情。“惜内顾之缠绵”（陆机《吊魏武帝文》），形式自由随便，语言无所顾忌，文章风格与曹操其人相似。
    曹丕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学强识，才艺兼该”（《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平》）。现存散文形式多样，有诏、令、书、表、论、诫、叙等等，洋洋清绮，情思亲切。尤以书、论二类见长，他的与友人书札，《答繁钦书》、《与钟繇书》、《与吴质书》等等，都写得亲切有味，娓娓动听。如《与吴质书》开头一段：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庆、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随便叙事，恣意抒情，有情感，有思想，充分表现出作家的情思个性。
     书信体散文早在春秋战国就已出现，但在初起时，其使用范围还仅限于国家大事方面，内容多系军国大事，语言多外交辞令。汉代始有私人书简，渐露个人感情，但文中议理性质较强，抒发个人细微情思不多。而曹丕的书信，抒情色彩极浓，回忆往事，感叹觑欷；追念死者，怆然泣下；品评人物，不胜缅怀；伤逝年华，忧思叹惋。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
     曹丕的史论、文论也很有成就。《如周成汉昭论》、《论孝武》，议论古今，很有识见。命意新颖，吐辞明快，行文自然，舒缓之中蕴藏滔滔气势。特别是他的著名文论《典论·论文》，学识富赡，卓见连篇，品评作家、作品深得其宜，论述文章体制、风格都很准确。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这篇文论充分地表现出文学观念之觉醒。把写文章看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在文学史上还是首见。
     此外，曹丕还有自叙身世之作，如《自叙》；还有哀悼文字，如《武帝哀策文》等等，这类文章都写得通脱，随便，生动。作家的感情流露很自然，文章的抒情性很强。
     曹植曹植一生以文学著名，他诗、赋、文皆工，散文创作有论、疏、书、表、碑、诔、铭、说等等，集备众体，尤以书、表、诔等抒情文字见长。曹植散文表现出明显的骈俪化倾向，文辞靡丽，体赡律周。虽无慷慨之情，却深得辞家华彩之盛。
     他的书信写得文彩焕发，张扬恣肆。叙说深情旧谊，思想毫不掩饰。如《与吴季重书》：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虽因常调，得为密坐，虽燕饮弥日，其于别远会稀，犹不尽其劳积也。若人觞酌凌波于前，箫笳发音于后，足下鹰扬其体，凤观虎视，谓萧曹不足俦、卫霍不足侔也。左顾右盼，谓若无人，岂非君子壮志哉？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当斯之时，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如上言，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然日不我与，曜灵急节。面有过景之速，别有参商之阔。思欲抑六龙之首，顿羲和之辔，折若木之华，闭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无缘。怀恋反侧，何如何如？
文中排比、骈偶很多，清词丽句，非常富于文彩。另如《与杨德祖书》、《与司马仲达书》等，也都写得很有辞彩，且锋芒外露，意气很盛。
    曹植的章表最富才情，这与他的壮志豪情不得抒展而发为文章有关。一般都写得意气洋洋，情感流溢。如表白他有效忠之心，要求建功立业的《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等，都写得很动感情。如《求自试表》中一段：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策，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文章笔墨淋漓，具有汉代政治散文的情思气势。刘勰《文心雕龙·章表篇》说：“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这些评论，概括了曹植章表的艺术特征。
    此外，曹植的论说文，纵谈古今，也很有气魄。如《汉二祖优劣论》、《辨道论》、《成王汉昭论》等等，对于历史人物与社会政事的评论，都比较中肯，议论也有见地。他的杂文《髑髅说》，文思诙谐，近于寓言，构思巧妙，议论风生，也很显露作家才情。
    建安时代除曹氏父子散文外，另如孔融书表，陈琳檄文，诸葛亮奏章也都有佳篇传世。
     第三节   魏晋散文家
    魏晋时代作家思想比较活跃，虽时过三四十年，建安通脱玄思之风还在，骋辞使气，崇尚靡丽，文学觉醒程度更渐提高。这时期的散文创作，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辞赋之文，多慷慨之首，益事华靡。作家可约分为两派，以王弼、何晏为首阐发道家思想，文章清峻简约，文质兼备。可惜脱离社会斗争实际，虽析理至精，义皆深透，而没有多大社会价值。以嵇康、阮籍为首的近纵横家言，文章壮丽，竹林名士之高情远趣，与时代黑暗污浊形成鲜明对照。嵇康文章嘻笑怒骂，犀利透辟；右军雅怀，仰思人生，俯察品类，写景记事之文情景交融。李密章表，语挚情深，婉转凄恻，不废名节；陶潜归隐，文风与人格相近，在质朴自然中显见性情。
    嵇康嵇康今存各体文章近20篇，除赋、箴等韵文外，另有《卜疑》、《家诫》、《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吕长悌绝交书》、《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无私论》、《管蔡论》、《明胆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某氏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这些文章析理绵密，文词繁富，思想新颖，仍存建安通脱之风。
    嵇康最著名的文章是《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是写给投靠司马氏的昔日友人山涛的一封信，这封信思想激烈，议论纵横，语言辛辣尖刻，被鲁迅称为嘻笑怒骂的文章。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由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信中所表现出来的，首先是言过其实，情不及义，大而无当，反语相讥。作为一封不受荐举的复书，只要坚辞不允也就可以了。而作家却反复辩论，多方推脱。辩论的根据很不充分，推脱的提由也很勉强。作家故作姿态，在于说明他正面提出的理由都是虚假的，真正不出仕的理由让山涛自己去体会，这实际是用反话对失志变节的山涛进行无情地揭露与痛斥。其次是冷嘲热讽，嘻笑怒骂。山涛变节，引起嵇康强烈愤慨，但在司马氏强权之下，他又不敢公开反对，于是在文章中指桑骂槐。出语鄙秽，毫无礼节，表示对受信者的极大不恭。其三，这封信有多种文章风格，犀利透辟的论说，近似政论；引经据典，寓言指事，含蓄深邃哲理，又像诸子；嘻笑怒骂，幽默讽刺，又类小品杂文。这篇散文思想新颖，感情充沛，言辞激烈，锋芒毕露，是魏晋文坛一篇现实性很强的文章。
    嵇康的论说文，都写得洋洋洒洒，篇幅很长。尤善于写驳难文章，师心使气，反复论辩，思辨性很强。
    嵇康文章都与现实政治斗争联系密切，“非汤武而薄周孔”，反地名教的虚伪，揭露司马氏政权的丑恶，故“为世教所不容”。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出身世家，是晋代著名书法家。他少年学识渊博，后任右军将军、会稽内使等官。好服食养性，乐以山水陶冶性情。
    王羲之文章今存者几百篇，除少数赋、教、书、牋之外，多为杂帖。这些杂帖多不及友人姓氏，所议事也难求原委，但都写得情意真挚，语辞清新自然。或谈昔日之交，或说当世之谊，念病慰劳，惜时伤老，皆尽人情之所至。
     六月十六日羲之顿首。秋节重至，痛悼伤恻。兼情切割，奈何奈何。此雨过，得十日告。知君如常，吴兴转胜，甚慰。想得此凉日佳，患散乃委顿，耿耿，且以佳兴消息。仆故是常耳，劣劣解日，力不次。王羲之顿首。
这类小笺，是汉魏书信体散文的发展，它把书信形式更简化，更普及于日常生活的情思交往之中。
    王羲之最著名的散文是《兰亭集序》。亚穆帝永和九年上巳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1人，会集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他们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各抒怀抱。王羲之写了一篇诗集序文，记叙了兰亭盛会情景，抒发了人生短暂、欢乐有尽的感慨。这篇文章写得情景交融，文情并茂：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作家对兰亭地理形势与自然景物描写，不是工笔细刻，而是抓住景物特征粗线条勾勒，淡淡几笔，境界全出。山、岭、林、竹、流、湍，用崇、峻、茂、修、清、激形容，不但写出兰亭依山傍水的清幽，同时衬托出雅集人的们的闲逸。
    《兰亭集序》产生在骈俪文风盛行的时代，它能以清新朴素的语言，不拘声律偶对，自由活泼地写景抒怀，在当时别具格调。以诗文集序跋形式记游抒怀，这是山水记游散文的一种发展。
    李密（224-287），字令伯，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人。少年丧父，母亲再嫁，经祖母刘氏抚养成人。他侍奉祖母甚孝，蜀汉时曾为尚书郎，蜀亡，晋武帝召为太子洗马，不就。祖母死，出任尚书郎转汉中太守。后被谗免官，老死家中。
    李密今存散文很少，除《陈情表》外，还有《荐寿良表》、《与中山王牋》两残篇。文章虽少，但风格卓异，对后世深有影响。
    《陈情表》是请求晋武帝允许他终养祖母而辞谢为官的表章。这份表章写得婉转凄恻，其情动人。如写他与祖母相依为命一段：
     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无叔伯，终鲜兄弟，门庭祚薄，晚有儿息。外无惎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完全是动之以情，凄凄切切，情辞婉转。
    这篇文章的语言特色十分突出，骈散相间，疏朗流畅，毫无藻饰，朴实自然。它创造出许多生命力很强的词语，如“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等等，不仅生动形象，同时含蕴很深，有很深的哲理意味。
     第四节   南北朝散文家
    南北朝时期，散文的发展又呈现出新的特点。作家们在艺术上追求形式美，文章重辞采、讲骈偶和用典的风气，愈见流行。由于音韵学的发展，散文写作也开始讲求声律。散文骈俪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应用文章都形成骈体。这种倾向虽使文章在语言、声律和技巧方面有所进步，但文章内容空虚贫乏，散文创作趟入歧途。但也有一些内容和形式都很完美这之作，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等。这些文章都言之有物，各有特色。另外，这一时期中的笔记小品和山水游记，并不全用骈体，写得生动活泼。如范晔《后汉书》的传记，《世说新语》中一些记叙文字，以及《水经注》、《洛阳伽兰记》中一些片断。
    鲍照鲍照今存散文20余篇，有表、疏、启、书等。另外，有颂、铭六篇，楬文一篇。这些文章多为骈体，踵事增华，皆可见其骈俪高妙。
    鲍照散文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书信，他应临川王刘义庆之召出为国侍郎，赴任途中给他妹妹鲍令晖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被称为千古响。这封信除叙述些旅途辛苦与辞家惜别之情外，大量文字是描写登大雷岸所见自然景色。高山大川、风云鱼鸟，色彩瑰丽，灵妙生动，是一篇优美的记游文字。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宵。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若潨洞所积，溪壑所射，鼓怒之所豗击，涌澓之所宕涤，则上穷荻浦，下至狶洲，南薄燕卮，北极雷淀，削长埤短，强数百里。其中腾波触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写泄万壑。轻烟不流，华鼎振涾，弱草朱靡，洪涟陇蹙，散涣长惊，电透箭疾。穷溘崩聚，坻飞岭复，回沫冠山，奔涛空谷。碪石为之摧碎，碕岸为之落。仰视大火，俯听波声，愁魄胁息，心惊慄矣。
作家在这里描写了大雷岸与庐山的雄壮奇丽景色。写大雷岸所望，采用汉赋笔法，分南东北西四个方面铺叙。南面写山，东面写原，北面写泽，西面写江，四方景色各有绝妙，作家在不同景色中寄寓了不同情思。文章色彩绚丽，览物抒怀，情意深浓。记叙中有描写，抒情中夹叙夹议。写山，意在争高；写原，意在归茫；写泽，总在万物蕃盛；写江，意在思波绵邈。见景见情，确是“超绝笔墨蹊径”（王应麟《困学纪闻》）。
    这篇书信，是鲍照散文的压卷之作，它用骈体形式写成，文中颇多对句，又时或用韵，很有内容，并不显得板滞。以书信形式描写自然景观，鲍照始肇其端。
    鲍照的一些短札小笺，也写得很有特色。如《请假启》，几十个字，颇见真情。文字质术，不假修饰。另外，他的小品文《瓜步山楬文》，刺世疾邪，暗含人生感痛，别具一格。
    孔稚珪（440-501），字德璋，南齐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出身仕宦之家，祖、父皆为名士。少年以博识称誉乡里，成年后，曾作过宋安成王车骑法曹参军、尚书殿中郎等官。入齐，曾官至太子詹事。为人旷达，好文咏。据《南齐书》本传载：“（稚珪）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旁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剪，中有蛙鸣。”
    孔稚珪的散文今存者10余篇，有表、奏、启等，多与时事政治相关，并非“不乐世务”之人。尤以《北山移文》一文著名，这篇文章言辞激烈，嫉邪讽时，富于现实斗争精神。南齐周顒曾隐居钟山，初隐时自鸣清高，鄙视利禄，说了许多厌弃世俗的话，对出仕作官之人，贬斥很激烈。但“及其鸣驺入谷，鹤书赴陇”，则“形驰魄散，志变神动”。作官期间，“敲扑喧嚣”，“牒诉倥偬”，比俗更还俗，比酷吏还酷。他出为海盐令，秩满入京过钟山，孔稚珪写了这篇文章，对他为人处世进行辛辣讽刺。
    这篇文章采用拟人化手法，把北山写成一座有思想有节操的山，生长在它身上的草木泉石，无不具有人的特质。它们爱憎分明，喜怒易见，感情细腻，态度坚决。作家以无知的草木泉石来高笑周顒，显得周顒更可鄙。其次，文章又采有对比手法，对周顒进行揭发嘲笑。在对比之中，又极力烘托渲染，使对照中的形象更加鲜明，艺术效果也更强烈。
    移文原是应用于同级官府之间的一种公文，是表示向对方劝谕性的文书。行于内部，不作对敌之用。但写作时又与檄文相近，故移檄混称。如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实际是篇移文；徐陵《移南齐文》，实际是篇檄文。写作这类文章，“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要求“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刘勰《文心雕龙·檄移》）。周顒虽非敌对国人，但他以假混真，作家有把他开除士人之林的气愤，所以这篇移文写得尖刻辛辣，如诛逆党。
    孔稚珪的表、启、奏等文章，也多用骈体，其文瑰丽奇迈，为六朝骈文之精品。
    丘迟（464-508），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县）人。曾在齐为官，后仕梁，官至司空从事中郎。有《丘司空集》传世。
    丘迟的散文今存者10余篇，有表、启、教、书、诔等。他的文章命意造语皆新颖别致，骈散相间，富有感情。
    《与陈伯之书》是最著名的一篇，这是丘迟作梁临川王萧宏随军记室时，写给陈伯之的一封信。陈伯之是睢陵人，齐末为江州刺史。萧衍起兵攻齐时，他降为镇南将军。后听部下挑唆，叛梁投向北魏，作平南装饰军。公元505年梁武帝命萧宏北伐，陈伯之率兵拒抗。为争取陈伯之重归梁朝，丘迟奉萧宏命给陈写了这封劝降书。这封信写得情理相宜，委曲婉转，千古传诵。
    这封信是在私人情谊基础上谈论国家大事的，它关涉到陈伯之重大政治方向的选择，因此，文章旨在申明大义，辨析利害，分析形势，使陈伯之自行取舍。文章析理透辟，论辩性很强。其次，概以私交谈话，一切皆从旧谊出发。文章突出地描写了一段江南景色，以引动陈伯之的乡关之思：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统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把江南晚春风光，描绘得旖旎秀媚，很有地方特色。劝喻文字也情意绵绵，十分动人。这是一篇骈体书信散文，对偶工整自然，还颇有声韵之美。但骈句中还夹有散句，句式极为活泼灵动。文中用典很少，说理、抒情、叙事融合，情辞感人。
    除《与陈伯之书》外，丘迟的《永嘉郡教》也很精彩。骈体短札，近似小品，也历来为人传诵。
    吴均吴均散文今存者有书、檄、移、说等体裁，以书信最为见长。他的书信都写得短小，有清拔之气。特别是用书信形式写山川景物，这是继鲍照以来山水记游散文的进一步发展。如《与施从事书》：
     故鄣县东三十五里，有青山，绝壁千尺，孤峰入汉；绿嶂百重，青川万转。归飞之鸟，千翼竞来；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为霜，春萝被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信足荡累颐物，悟衷散赏。
清隽可喜，简洁省净。篇无余句，句无余字，虽是骈偶文字，却无冗繁板滞之感。又如《与顾章书》：
        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蚰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唳，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华，偏饶竹实。山谷所资，于斯已办；仁智所乐，岂徒语哉？
清新明快，在写景之中透露闲适恬静之情。至于他的《与宋元思书》，更为六朝骈文名篇。这封信记叙了从富阳到桐庐一百多里富春江两岸景色，作家一景一景窥探幽姿，步步神怡，细细玩赏。由水及鱼，连山带树，逐景推移，渐渐舒展画卷。写水，着意于形；写山，着意于势；极大地表出山水的生灵气息。泉鸣、鸟叫、蝉啭、猿啼是叙百物之情，“息心”、“忘反”是述游人之意。情景融合，作家情思在景物描绘中显露。文章也很短，只寥寥140字，把水、鱼、山、树、泉、鸟、蝉、猿都描绘得见影见形，有动有声，使人仿佛身临其境。这样的文章，已经具备了写景文章的基本特征。
    吴均的这类散文，是陆云、鲍照等以书信写景文章的继承与发展。
    郦道元（？-527），字善长，北魏范阳涿鹿（今河北涿鹿县）人。孝文帝太和中官为尚书主客郎，累迁辅国将军、东荆州刺史、御史中尉等官。其为人执法青刻，吏民畏之。一生主要志趣为历览奇书，留心水利，有《水经注》传世。
    《水经》原是魏晋时人所著一部水文地理书，郦道元嫌其简略，他繁征博引为之作注，于是新书比原著内容大为丰富，成为别开生面的著作。《水经注》兼有科学、文学两重性质，郦道元参考了许多古代史地著作，结合实地勘察，对中国中部130多条河流及1200多条水道，做了详细记述，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水文地理文献。另外，郦道元写此书时，又由水记山，由山写景，由景叙事，记载了大量的故事传说、风土人情及历史往事。因此，这部书又具有很深的文学意味，书中许多记叙山川形胜的片断，竟是一段段优美风景散文。如《江水注》中记叙三峡一段：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献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啭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段文字是用彩笔描绘的三峡景致。七百里地三峡中，高山夹岸，江流汹涌，四时景色，声色境界全面。象这样的山水景物描写，《水经注》中比比皆是，都写得情景逼真，十分精彩。
    《水经注》中记山水，多为客观描述，但有时也即景抒怀，有时更兼志怪和议论。文章形式活泼，内容十分丰富。
    杨衒之，北魏北平人，生平事迹不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附《杨衒之小传》载，衒之，一姓羊，北平人，魏末为抚军司马，历秘书监，出为期城太守，齐天保中卒于官。
    杨衒之主要散文成就，表现在《洛阳伽蓝记》一书中。《洛阳伽蓝记》是一部记述佛寺园林风物建筑的著作，它以北魏都城洛阳佛寺园林为中心，广泛地记叙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历史沿革，轶事传闻。书中记载许多朝庭变乱、诸王废立，达官显宦的腐化荒淫生活，文人学士的风流韵事。文辞逸丽，作家感慨自然流露于记叙之中。如记高阳王寺一段：
     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雍为尔朱荣所害也，舍宅以为寺。
        正光中，雍为丞相。给舆、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白殿丹槛，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轑轕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霄尽日。其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日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
这段文字把高阳王元雍的穷奢极欲、腐化荒淫生活，描述得淋
漓尽致，语言骈散相间，洗炼流畅，是一段翔实朴素的记事散文。
《洛阳伽蓝记》不仅记述史事，还记述人物，杂以志怪。文
章有记叙，有描写，有的象为某一人物单独立传，有的又是旅行日记，文笔极为生动灵活，有浓重的文学意味。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小说兴盛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得以兴盛。这一时期社会动乱，战争频仍，统治者多苟且偷安，无力解决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他们精神空虚，追求声色，妄想永世享乐，不敢正视现实，故信神仙道术以求超脱。而社会下层人民，则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渴求摆脱贫困、饥饿和死亡，虽有多将斗争和反抗，但终归还都失败。因此，他们也常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神异力量的幻想上。“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士，渐见流传。凡此，绵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次，魏晋以来世族人士清谈之风盛行，人物的言谈举止、琐事轶闻，成为社会对他们进行品评的重要依据。人的“声名成毁”，往往“决于片言”，因此，世族子弟为求声名仕进，就须学习名士的言谈风度。更加之社会中人以多知掌故轶闻为学问，以玄虚清谈与奇异举止为清高超凡。知识分子们竞相炫耀，于是社会上成为风气，也编出来一些记载这类事情的书。其三，叙事文学体裁的发展，对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繁盛，也有直接的关系。上古神话传说、先秦寓言以及汉代史传文学中的许多叙事描写手法，都被吸收到志怪轶事小说中来，丰富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表现艺术。因此，自魏晋至南北朝，小说一时繁兴。其数量之多，超过以往的任一时代。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作者多为魏晋以来的文人方士，他们或托古籍以衒人，或直记当时异闻轶事，这些小说按其题材内容可分为志怪、轶事两类，这两类小说虽内容形式不同，但它们都形象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人情风物，它们曲折地表现了时代精神。
     第二节志怪小说
    现今保存下来的志怪小说，有托名东方朔的《十洲记》和《神异经》，托名郭宪的《别国洞冥记》，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和《汉武帝内传》，托名曹丕的《列异传》，晋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晋祖台之的《志怪》，荀氏的《灵鬼志》，戴祚的《甄异传》，干宝的《搜神记》，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宋王琰的《冥祥记》，刘义庆的《幽明录》，梁吴均的《续齐谐记》，等等。其中保存得完好和影响较大者，是《博物志》和《搜神记》。
    这些志怪小说的内容十分芜杂，有的记述远方绝域山川异物，如《神异经》、《十洲记》、《别国洞冥记》、《博物志》；有的夸饰野史轶闻，如《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拾遗记》；还有的讲说鬼神怪异等神教故事，如《列异传》、《搜神记》、《搜神后记》、《冥祥记》、《幽明录》等等。它们的作者，或文人，或教徒；作书的目的，或“发明神道之不诬”）《搜神记·自序》），或“意在自神其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总之，在一定程度上都有鬼神迷信色彩。因为并不是有意识创作文学小说，是“以为幽明虽殊涂，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以，这类小说中荒诞迷信成份甚多。但是，在这些志怪小说中，也保存着一些内容健康、有社会意义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多取材于社会的现实生活，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的思想愿望。
    《博物志》晋张华作。这是一部宣扬神仙方术的志怪书，书中记述一些远方异域的山川、异物、奇境、杂闻、以名山、大川之奇境作为神仙所居的仙界幽宫，强调神仙的存在，表明神仙的超凡。这是方士们迎合帝王追求神仙、长生心理而编造的虚诞故事集，它除反映士大夫阶级的精神空虚、迷信鬼神而外，思想意义不大。
    《搜神记》晋干宝作。干宝，生卒年不详，字令升，河南新蔡人。少年好学，博识多闻，以才器为晋元召为著作郎。后平杜弢有功，封关内侯领国史。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
    干宝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易传。相传他著《搜神记》，是为撰集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也是意在“明神道之不诬”。但是《搜神记》材料丰富，它所搜罗的轶闻杂事，除去一些荒诞内容外，还有许多现实性很强、内容健康的故事。如记述反抗强暴的《干将莫邪》，写出莫邪之子的至死不移的复仇精神，以及山中客的豪侠勇武，见义勇为，深刻地表现了暴政统治下被压迫人民坚决反抗的决心。楚王逼干将、莫邪铸剑，剑成而却把人杀掉，反映出统治者的凶残。干将、莫邪没把雄剑给楚王，说明人民不愿给统治者制造杀人武器。莫邪子报的是世仇，山中客杀掉的受压迫者的共同敌人，这一则故事的反暴政思想很强烈。又如反映劳动人民善良、勇敢、勇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李寄斩蛇》，是对于劳动少女英雄行为的歌颂。李寄不仅勇敢，而且有为大家除害的自我牺牲精神，她为了斩蛇，把个人生命安危置之度外。她的英雄行为和都尉、长吏的昏庸怯懦，不惜以生人喂蛇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
    另外，如反映封建制度下爱情和婚姻遭受摧残的《韩凭夫妇》，一方面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残暴：康王随意抢掠民女，并把被拆散了家室的男人定罪；另一方面又歌颂了劳动夫妻的坚贞爱情：何氏至死不从康王，最后以自己的尸骨与丈夫合葬。故事用浪漫主义手法结尾，是通过幻想反映人民的美好愿望。
    更值得珍视的，是一些志怪故事中，还记述了破除迷信鬼神的故事。如《宋定伯捉鬼》：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言：“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力量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异？”鬼答言：“惟不喜人睡。”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当时石崇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
作者在搜集这些故事时，其用意或在宣扬鬼神之实有。但是，由于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广大人民是从鬼神并不可怕，可以擒拿的角度来阐扬的，因而它便产生了与作者用心相反的意义，变成了人们驱杀鬼魅的故事，成为劳动人民驱恶逐邪、追求真理和光明的意识反映。
     除《搜神记》外，在《异苑》、《幽明录》、《续齐谐记》等书中，也有一些思想健康、情节生动的故事。如《幽明录》中刘晨阮肇的故事，阮德如的故事；《续齐谐记》中阳羡鹅笼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描写细腻，生动有趣，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暴露社会现实黑暗的意义。
     志怪小说的精华是民间故事传说，这些故事传说是人民的口头创作，虽是讲述鬼神灵异，但它们中的神仙鬼怪，或表现对人民同情，或者被人民擒伏，它们反映了人民追求光明、反抗强暴的思想意识。这类故事的结尾，多采用浪漫主义手法，是以幻想的形式表现了人民反抗强暴、追求光明幸福的美丽憧憬。
     其次，它们的艺术形式已粗陈小说梗概。它已注意到了细节描绘与人物性格刻划，许多故事情节曲折，结构完整，虚构性很强。它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节   轶事小说
     轶事小说，较著名的有托名刘歆的《西京杂记》，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北魏邯郸淳的《笑林》，杨松玢的《解颐》等等，其中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成就最高。
     轶事小说，是在汉代郡国举士制度推行中，知识分子清谈品题风气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这类小说的内容特点，多是对历史人物或现实人物的品评，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轶事汇集。由于书中涉及到的人物很广，事情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它的现实性很强。
     《世说新语》宋刘义庆作。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人。他是宋王朝的宗室，年轻时就有才名。13岁袭封南郡公，除给事，不拜。义熙十二年后，从军征伐及作刺史等官。永初元年，袭封临川王，徽为侍中，以后历任要职，直至42岁死去。
     刘义庆还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在他的周围，当时聚集着许多文人。《世说新语》这部书，是他和他门下的许多文人，杂采众书与搜求民间轶闻经过加工润色编纂成的。全书分36门类，如《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等，主要记述了汉末至东晋以来社会文人名士的言行风貌。因为作者本人就是个封建士大夫，所以从他的思想观点出发品评人物，自然要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但是，在这部书中较清楚地反映了魏晋时代士族阶级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又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和残忍凶狂。它暴露了社会的黑暗面，有发人深省、激人抗争的启迪作用，不失为一部现实性很强的文学作品。
     首先，《世说新语》中对魏晋封建统治阶级争夺权势而表现出来的凶残丑恶，有很生动的描绘。如《尤悔篇》叙述魏文帝曹丕用毒枣害死亲弟弟曹彪之事，就十分生动。曹丕称帝后，为保住自己权位，连亲弟弟也猜忌，采取残忍手段杀害，统治阶级的凶残本性，暴露无遗。此外，如《尤悔篇》，记述王导为晋明帝陈说晋朝获得政权的原因，是“诛夷名族，宠树同己”；《言语篇》记述上党李喜畏惧司马氏残酷，不敢不出来作官；《汰侈篇》记述石崇宴客时肆意杀死奴婢，等等，都有暴露统治阶级凶恶残忍的社会意义。
     其次，《世说新语》中对于豪门士族的腐化奢侈、横征暴敛的生活情态，也有深刻的反映。如《汰侈篇》所载：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已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右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剥削阶级争豪夸富，可以随意暴珍天物！石崇家的厕所里“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可见，骄奢达到了怎样程度。
    《世说新语》中还记有一些文人不与统治阶级合作，作消极反抗的内容。或记述隐士，或记述酒狂，这些人都“至慎”得守口如瓶，生怕卷入政治旋涡而惨遭杀害。他们饮酒放诞，内心充满了被压抑的痛苦。从他们的思想情绪看，不论是翟道渊、范宣（见《栖逸篇》），也不论是刘伶、阮籍（见《任诞篇》），都消极悲观，颓废厌世。但产生这些人的土壤，是黑暗恐怖的社会环境。这些人的思想行为一方面是时代的牺牲，同时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消极反抗。
    除记述社会阴暗面外，《世说新语》中还记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人和事。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作者不赞成阿附权势，他主张忠友情，重义气，反对清谈，重视事功。如《言语篇》中《新亭对泣》一则：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约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很明显，作者是反对颓废感伤，而主张发愤图强的，这种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很有积极意义。另如《政事篇》中记述陶侃一节，陶侃是个勤于政事而又清俭的人，他能节约备需，作事往长远打算。这样的人正好与石崇、王恺一流人物形成鲜明对照。
    《世说新语·自新篇》中还记述一个知过必改的周处：
    周处年少时，凶疆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吴寻二陆，平原不在，正见清河，具有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终无所成。”清河曰：“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忧令名不彰邪？”处遂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周处原是地方一霸，人们把他看成比猛虎、凶蛟还恶的东西。他下水杀蛟三日不出，人们以为他死了，就相与庆祝。可是，当他一旦知道人们对他的看法，却能立即改悔，不仅不再作恶，而竟变成为“忠臣孝子”。周处这种知过必改的态度，很值得称赞。此外，在《德行篇》、《识鉴篇》中，还有不少这样的名人事迹，这些都表明《世说新语》的作者提倡清廉忠义，反对污浊谗佞。
     在轶事小说中，还包括一些谐谑讥评性质的作品，如魏邯郸淳的《笑林》，侯白的《启颜录》等。这类书中记述了一些讽刺庸愚的故事，通过引人发笑的方式，达到讽刺的作用，个别片断也较有意义。如《汉世老人》写了一个守财奴的形象。这个老人家中很富，无妻无子，自己恶衣蔬食，一心敛钱。钱成了他的生命，甚至超过生命。别人向他乞讨一点点，他都心疼得不行，拿出十个钱，从房门走到门外就减少了五个，在递给别人时，把眼睛闭上，可见心疼什么样！作者通过这个人物形象，对于社会上的守财奴进行了无情嘲讽。这种笑料，对于生活中的丑恶有很大的揭发意义。与此类似的故事，如《某甲》、《截竿》等等，都很发人深省。但这类诙谐作品中，庸俗无聊的内容较多，虽能以兹一笑，没有积极意义。
     魏晋南北朝轶事小说的文学价值很高。鲁迅说：“（其）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它是我国笔记小说的先河，它的创作风格和手法，是后世文学小品的楷模。
     首先，轶事小说很善于刻划人物，或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或通过具体典型意义的言行，作者笔下的人物都栩栩如生，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如石、王争富中以铁如意击碎珊瑚树的石崇，那神气多么骄傲；如心疼把钱施舍给穷人的汉世老人，那闭目数钱的样子，使人一眼就看出那吝啬的心理。这些笔墨把人物描绘得活灵活现，这两个人物都是通过细节和言行来表现的。其次，轶事小说善用夸张、对比的手法写人写事，特别是诙谐一类作品，大都具有民间口头创作的特点。形式短小精悍，语言精炼简洁，隽永传神。
     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对后世文学有很大影响，它给唐代传奇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唐传奇中许多篇目，就是在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改写而成的，如《枕中记》，是用《搜神记》中的《杨林玉枕》内容铺衍而成；《离魂记》是用《幽明录》中的《庞阿》内容铺衍而成。另如《柳毅传》、《补江总白猿传》、《古镜记》等等，都与志怪小说有直接脱胎之缘。
     魏晋南北朝小说开启了笔记小说的先路，自魏晋以后，宋人的笔记小说发徐铉的《稽神录》、吴淑的《江淮异人传》是直接学习志怪小说的笔法写成的。唐代王方庆《续世说新语》、刘肃《大唐新语》是直接学习轶事小说的笔法写成的。再以后，如明瞿佑的《剪灯新话》、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王晫的《今世说》等等，无不受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影响。或取材于彼，或模仿它的形式，都可看出它们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亲缘。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
     第一节   文学批评的兴盛
     建安以前，我国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没有出现文学理论专著。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当时对“文学”一词的含义不清有关。孔子、孟子、《毛诗序》、《诗谱序》的论诗，班固《两都赋序》的论赋，刘安、司马迁的论骚，荀子、韩非子、王充等人的论文，代表了我国两汉以前的文学理论水平，上述学者在其泛论经史的言论著作中都提出了不少精辟的文学观点，虽缺乏系统，但却十分重要，举凡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文学的社会作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创作方法和批评欣赏的原则等文学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他们都已涉及到了。这是后世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赖以发展的基础。
     汉赋的出现和蓬勃发展，促使人们对文学和经、史、哲学的区别有了认识。西汉有“文学之士”与“文章之士”之分，说明人们已经发现了文学与文章两者的不同点。东汉以来，文学与经学开始分离，《后汉书》于《儒林传》外，又别立《文苑传》。同时，五言诗的成熟，专业作家和作家专集的出现，更启迪和诱发了人们对文学自身特点和创作规律研究的热情。到了建安时期，与文学摆脱经学附庸而进入“自觉时代”的新局面相适应，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也兴盛起来。“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瑒《文论》，仲洽《流别》，宏范《翰林》”都是这一时期重要著作，他们“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文心雕龙·序志》），无一不是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另外，左思《三都赋序》、葛洪《抱朴子·钓世》等，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原则。“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章，往往间出”（《文心雕龙·序志》），可谓盛况空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至魏晋也进入了“自觉时代”。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文学理论专篇。刘勰批评它“密而不周”（《文心雕龙·序志》），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拓荒者，它还不可能把文学理论中的所有问题周全完备地提出来。但《典论·论文》提出的理论观点有启蒙发聩的意义。
     《论文》首先指出“文人相轻”是存在于文学批评中的弊端，其表现为“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其根源来自“人善于自见”，崦“闇于不自见。“《论文》认为这一弊端若不纠正，将阻碍文学的发展，因为“文非一体，鲜能兼备”。只有“审己度人”的文学批评才是纠正这一弊端的有效方法，才“能免于斯累。”曹丕对“七子”所作的公允批评，为“审己度人”树立了榜样。其次，《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强力而致。”“文气说”是曹丕创作论的基础，也是他批评论的依归，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建设影响深远。“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气的含义，在作者方面，是指他的气质才性，形诸作品，便为作品的风格。“文气说”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承认作家的气质是作品风格的决定因素，气质不同是形成不同文学风格的原因。第三，《文论》提出“文本同而末异”的创作批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正式对文体进行了分类。“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本同”既指文章是“经国之大业”的功用，也指“文以气为主”的创作基础；“末异”指对不同功用的文章应有不同的风格要求，即所谓的“雅”、“理”、“实”、“丽”。对文体进行分类并提出其批评鉴赏的标准，这是对文学特点认识的一个重大转折，后世的文体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文论》把诗赋从文章中划分出来，指出“丽”是对其形式上的特殊要求，实际也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重要标志。第四，《论文》充分肯定了文人的地位和文学价值。它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肯定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这本是儒家观点的继承，但把文人地位和文学价值提到如此高度，却是前所未有的。基于对文学的重视，曹丕号召作家“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且不可“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只要写出好作品，就可以“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些都是大胆打破文学传统观念的新见解，是文学解放的进军号角。正是受到这种文学新思潮的鼓舞，建安时代才出现了“家弃章句，人重异术”的文学繁荣局面，魏晋以后文学得以迅速发展。
     陆机《文赋》是一篇用赋体写成的创作论，作者写《文赋》的目的，是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和总结前人创作经验，进一步探究“作文之利害所由”，从而解决创和中其同存在着的“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所谓“意不称物”，指思想不能准确生动的反映客观事物；所谓“文不逮意”，指思想语言不能准确生动的表达思想。陆机在创作论上的重大贡献，在于他是第一个发现了创作的过程，就是如何使“物”、“意”、“文”三者有要统一，并用艺术形象把这种统一表现出来。他说，这一过程对于作家来说“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确实地道出了作家创作的甘苦。《文赋》的思想核心在于寻找“物”、“意”、“文”能“逮”的途径，为此，作者就创作源泉、作家修养、艺术构思、内容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以及继承与创新等创作过程中的诸问题，一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精辟论述。
     创作源泉是作品产生的土壤，陆机认为源泉来自对社会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大自然荣衰的感怀。作家“瞻万物而思纷”，从而产生创作动机。他认为文学修养对创作水平至关重要，文学修养提高的有效措施，是博览群书，取法前修，借鉴古人，即“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陆机特别强调，作家的品德情操是文学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作家只有具备“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的高远情志，才能写出感人作品。这些属于创作前的准备。
     构思是进入创作的第一阶段，是作品诞生的关键。构思过程表现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构思是艰苦的思维活动，务须精神专注，杜绝耳目纷扰，才能使艺术想象的翅膀飞向穷高极远的空间，跨越古今时间界限。想象在构思中具有特殊作用，只有想象，才可使艺术构思不受时空的限制。构思想象的任务，是解决好“意”与“物”的关系，并在“物”的基础上确定主题，在对纷繁物象条分缕析的基础上，认真选择为主题服务的题材，解决“意称物”问题。“意”、“物”见诸形象，关键是“文”。所以，构思的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以解决“文逮意”。这就是构思的全过程。陆机认识到构思是形象思维的活动，它和逻辑思维活动不同；认识到构思以“物”为基础，“八极”、“万仞”、“千载”、“四海”，都在物的范围内；“意”是“物”的表现，文为意的表象。这些都是创见，是陆机创作论的精华所在。
     构思形诸语言文字，则为艺术表现，艺术表现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赋》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他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内容要发人深省，故要求“会意也尚巧”。言语要美妍生动，故要求“遣言也贵妍。”好的诗歌不能不重视声律音韵，所以又要求“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的优美动人的诗歌。陆机关于“音声迭代”理论，反映了晋代对诗歌形式美的新认识，后来沈约等人的声律之论，皆滥觞于此。
     文体风格的探讨是《文赋》的主要内容之一。他把文体分为十类，比曹丕的分类前进了一步，对各类文体的风格特点概括得也比曹丕更具体准确。他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谲诳。”把诗赋排在十种文体之首，强调其“缘情”“体物”的作用，这是魏晋以来对文学特征的新认识。“诗缘情”的提出，也使文学摆脱了儒家“言志”说的束缚，是我国诗歌创作理论的一大突破。陆机在文体分类的基础上，又强调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并指出多样化是由题材和作家情致决定的。他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又说：“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这是就题材而言的，意在说明千差万别的客观事物，需有千姿百态文体去表现它。又说“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这是就作家个性情致不同而言的。不同情致的作家必然写出不同风格的文章，只有多样化的风格，才能把客观万物和作家个性表现得“穷形尽相”。陆机的风格理论对刘勰有直接影响。
     关于继承和创新，陆机也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意见。他认为文学创作不能没有继承，借鉴古人有助于创新，因而要求作家“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但继承不是因袭，而是推陈出新，好的作品应该是“吐滂沛乎寸心”，“杼柚于予怀”。创作中要坚持“谢朝华于己披，启夕秀于未振”的原则，在创作中即使是言出己意的得意之答，若一旦发现它“闇合乎曩篇”，也要“虽爱而必捐”，因为被人误解为抄袭的作品，是“伤廉而愆义”的耻辱。这些都是创作中应遵循的原则。
     《文赋》探讨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的重大问题，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但因赋体限制，不能作深入周密阐述，以致遭受“巧而碎乱”之讥（《文心雕龙·序志》）。
     钟嵘《诗品》是一部诗歌批评专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日，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阙师承。”“第作者之甲乙而溯阙师承”一语，准确地概括了《诗品》全书的内容。
     钟嵘处于六朝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时代，那时的诗歌创作，追求“绮彀纷披，宫征靡曼”，严重脱离了现实社会生活。钟嵘不满意这一现象，故称举风雅比兴，以“建安风力”为准则，借以与形式主义文风作斗争。其次，为纠正当时文学批评中的“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的陋习，确立诗评的正确标准，他取法汉魏“九品论人”的体例。“以世代的先后”，以五言诗作为研究对象，选出西汉至梁代已故的诗人122人的作品，分为上中下三品进行评论。在“辨彰清浊，掎摭病利”的基础上，找出这些诗人风格形成的渊源，以归其“宗流”。并以这百多人的作品为借鉴，指明诗歌创作和批评中应坚持的正确方向。他把中国诗歌的“宗流”归为《国风》、《楚辞》、《小雅》三大派，或归为“正体诗”、“古体诗”、“新体诗”三派，然后把百多诗人再分三品分别纳入三派之中。这种别“宗流”的目的，显然含有褒贬抑扬的意图，也是对作家风格形成原因的大胆探索。
     《诗品》继承了诗歌创作的“感物说”理论，又发展完善了这一理论。钟嵘把“物”的范围扩大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他认为节序时令的自然变化，属于“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这是“物”的一个方面；而社会生活的变化给予诗人创作冲动以引发，则比“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更直接，更具体，更丰富。譬如“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找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计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是“物”的另一方面。自然景物的变化能触动诗兴，早在《乐记》中就已发现，不是钟嵘的建树；社会生活的变某和个人遭遇的不幸能触发诗兴，却是钟嵘在古代诗歌研究中的一大创见。钟嵘不仅提出社会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而且承认诗歌对社会生活有感发作用。他说：“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响，幽微藉之以照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使穷者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
     钟嵘对当时的诗风有所批评，他认为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诗中使事用典，会丧失“托诗以怨”和“吟咏性情”的功能，致使“文章殆同书抄”，混淆了诗歌与“经国文符”的界限；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说用于诗歌创作，会破坏诗的“自然英旨”，造成“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至于“终日点缀，分夜呻吟”的宫体诗，则更“无涉于文流矣。”这些批评切中时弊，有的放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为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钟嵘提出了文质并重的创作主张。他说：“（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他要求诗人向曹植学习，作诗要能“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为贯彻他的主张，他又提出“直寻说”和“滋味说”。所谓“直寻”，即诗要写“即目”、“所见”之物，这是针对雕琢、使事而发的。他以徐干《杂诗》“‘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谢灵运《岁暮》）讵出经史”为例，得出了“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的结论。可见“直寻说”是指“即目”、“唯所见”、“无故实”、“讵出经史”的直出胸臆的作品，也就是指那些情与景会，意与象通的佳作。所谓“滋味说”，是要求诗歌要有情韵。钟嵘反对四言诗，因为它“文多意少”而乏味；反地玄言诗，因为它“淡乎寡味”；他提倡五言诗，是因为它“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钟嵘所说的“味”，是指诗歌有情有景有形象，这是对诗歌提出了美感要求。“滋味”是说诗要余味无穷，“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他认为赋、比、兴并用，是达到诗能“直寻”和有“滋味”的唯一途径。他说：“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词踬”则与“直寻”相悖，“文散”则又味同嚼蜡。只有“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才能写出“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好诗。钟嵘认为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古诗十九首》和曹植的五言诗，尤其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这种诗既是“直寻”的，又有“滋味”，体现了“自然英旨”的本色，是“风力”“丹采”和谐的统一。
     《诗品》的作者专以五言诗为研究对象，他对五言诗有高度评价。说它有“清音独远”的不朽价值，有“展其义”、“骋其情”的巨大功用。钟嵘把五言诗的起源追溯到上古的《夏歌》，至西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这一结论是错误的，但他的大胆探索精神难能可贵。《诗品》是一部五言诗发展简史，他认为五言诗至建安“大备于时”，太康是“中兴”时代，永嘉以后，玄言诗独霸文坛，五言诗走向下坡路，“建安风力尽矣”。郭璞、刘琨与玄言诗作了斗争，但“彼众我寡，未能动俗。”直到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才给五言诗注入了新的血液。通过对五言诗发展的研究，钟嵘得出结论：“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永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这些评论也有一定卓见。
     《诗品》虽是反形式主义斗争的产物，但生长在形式主义泛滥时代的钟嵘，不可能不受形式主义的影响，他对梁武帝的评价和把曹操、鲍照、陶渊明列入下、中品就是证明。但他反对形式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对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所作的贡献还是很大的。
     第二节刘勰与《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466？-521？）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梁书·刘勰传》）。他在梁代，曾担任过奉朝请和东宫通事舍人等职，深得肖统器重。后来到定林寺削发为僧，改名慧地。不久去世。
     《文心雕龙》是一部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古代文学理论巨著，全书50篇，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原道》至《辨骚》5篇，是全书的总纲。它旨在阐明文学的起源和言必征圣、文必宗经的原因，以表明指导该书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思想，从而解决道与文统一的问题，这是全书的基础。第二部分从《明诗》到《书记》共20篇为文体论。他认为“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于是按“文”、“笔”两类，分别对33种文体作“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研究，以便弄清其每一文体的源流演变。指明其特征、功用，并通过评析典型作品，提出每种文体的写作要求。第三部分从《神思》到《物色》20篇为创作论，分论创作过程中诸如构思、作家个性与风格、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等基本理论，讨论了创作中有关谋篇布局、结构层次以及语言、文字、音律、遣词、造句、修辞手法等写作方法和表现技巧问题。第四部分的《才略》、《知音》、《程器》3篇，是文学批评论，他指出了文学批评中的偏向，确立了有关文学批评的原则，提出了正确的批评标准，对批评家的修养、学识、态度等有关问题有具体的要求。《序志》一篇是全书总序，详细介绍了本书的内容、体例、结构、写作动机、指导思想等，以圣人“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为准绳，以纠正当时文坛“辞文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的形式主义文风；因为这种文风已造成文学作品“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严重恶果。
     刘勰言必征圣，文必宗经，是一个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战斗口号，旨在把文学创作引向适应生活需要和社会实用的轨道上，从而更好地为封建政教服务。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客观标准应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他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又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原道》）。刘勰所说的“道”，包括自然客体和人类社会运行规律两个方面，“道”派生出“文”，有“形文”、“声文”、“情文”三种，前两种为自然运行之文，后一种为社会运行之文。“道”只有圣人才能洞察、把握，所以圣人文章是“道”的体现，这样的文章能“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是“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宗经》）。六经具有“衔华而佩实”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宗经》）。刘勰把这六点称为“六义”情深、风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体现了文质统一，是真善美兼备的楷模，故文必宗经。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正纬》）。纬书是“文丽”的产物，是宗经必须的辅佐。屈原的《离骚》“依经立义”，“自铸伟词，”有合乎经典的“正”，也有异乎经典的“奇”，是“金相玉质”（《辨骚》）的优秀作品。
     刘勰充分肯定文学的创作与自然景物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感伤吟志，莫非自然”，自然景物的变化，触动人的情感，从而引发作家创作冲动。又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诠赋》）。进一步论述作家的情感不是固定的，它随着物的变化而变化；反过来情感又会影响对物的认识，肯定了情感在创作中的主导地位。这样理解创作中的“物”、“我”关系，含有显明的唯物主义因素。
     刘勰特别重视文学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演变，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都是该时代政治状况和社会思潮的反映。《时序篇》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又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基于这一理论，他把上古至刘宋各个进代的文学进行全面考察，并指出了它们的时代风格和主要倾和。如“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他还认为历代文学的风格、倾向，都和该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想、习尚有密切关系，如建安文学，表现出“梗概而多气”的风格，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所致；正始“诗杂仙心”，东晋诗“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是由于释道等各种思想泛滥和政治黑暗所致。通过对文学发展历史的探索，最后得出“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振于下”的正确结论。
     刘勰重视内容和形式关系问题的研究，且提出了正确看法。《情采》中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本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革郭同犬羊；兕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所谓“文队质”和“质待文”，是指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有助于表现内容。二者是相互制约、相得益彰的关系。虽然二者都不能忽视，但内容是决定因素：“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基于这一认识，他肯定“为情而造文”，批判“为文而造情”。
     《神思》篇是关于艺术构思的专篇。所谓构思，是指作家在创作中的主观思维活动，亦即想象作用。他对这一活动描绘得比《文赋》更加具体。他说：“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神思》）！“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是指构思活动不受时、空的限制，构思的特点是“神与物游”，“万涂竞萌”（《神思》）。“思理之致”，就是艺术构思成熟形成了“意象”。构思成熟不等于作品诞生，要将“意象”形诸作品还有一段艰苦历程。“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神思》）。刘勰认为解决“意”、“言”矛盾的办法有二：一是提高作家的文学修养：“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也。”二是要学习掌握写作技巧，刘勰将其称之为“三准”：即“设情以体位”、“酌事以取类”、“撮辞以举要。”“三准既定，次讨字句”（《熔裁》）。
     刘勰对文学批评也提出了完整的意见。他认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指导和促进文学的发展。为此，他批评了文学评论中“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的偏向，指出了批评家由于个性爱好不同，往往“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妨碍公允中肯批评的开展。他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批评家要洞察时代和作家的身世际遇：“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只有认真考察作家的情思，才能避免“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知音》）；批评家还应联系作家的人格，衡量作品的价值。“贵器用而兼文采”，且不可“务华弃实”，“不护细行”（《程器》）。批评家必须见多识广，善于比较鉴别。他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知音》）。也要精通文体知识和艺术技巧，掌握批评的客观标准，即“六观”。“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知音》）。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批评“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知音》）。
《文心雕龙》是一部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专书。这部书虽非十全十美，如过分强调宗经，生搬佛理解释文学理论，对一些作家评价欠妥等。但这些缺欠损害不了它的不朽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它是一部雄视百代继往开来的巨著。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著作。全书体大思精、结构细密、说理透辟、辞彩华茂，内容极其丰富精湛，一千多年以来对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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