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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之名独章太炎先生当之无愧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章太炎使用国学概念的时间很早,且终生未尝或离。不过国学以至国粹在太炎先生那里,是作为革命的一种手段来使用的。晚清国粹派,章太炎、刘师培实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国粹派长期被当作保守派的代名词,而究其实,太炎先生是学者兼革命家,虽在学术上坚执古文家的立场,但于文化于思想于政治却并不保守。只不过他是一个特异的天才,论人论文论学,迥异时流而已。

    他生于清同治七年,即1688年,浙江余杭人,是清季大学者俞樾的弟子。早期赞同变法,而不同于康有为和梁启超。1898年秋天慈禧政变之后,力主革命,但同为革命,与孙中山的旨趣亦不相合。也许是他的超乎侪辈的传统学问的根底和不可有二的语言文字方式,使得他的同志们既赞赏他又感到格格不入。没有人能够不为他的雄文硕学和凛然激昂的气节所折服。

    清廷惧怕他的影响力,1903年当他36岁的时候将他下狱,就是所谓的“《苏报》案”。案由是太炎先生发表在《苏报》上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里面有“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语句。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讳,太炎先生直呼其名,而且指其为小丑,清廷便以大逆不道罪将太炎告上法庭。讼案发生在上海租界,法庭由外国人操持,太炎得以不被清廷引渡。但最后还是处以三年徒刑,关在上海西牢,罚做裁缝之事。和章太炎一起被关的有写《革命军》的邹容,罚做苦力,不及刑满,便瘐死狱中。

    以一国讼一人,近代以来,不知有第二人。太炎因此声名大藻。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孙中山派人迎至日本,成为《民报》的主角。清廷迫压,日人限制,《民报》不久遭遇生存危机。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之下,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开办了平生第一个国学讲习会(邀请函简上写“国学振起社“),1906年秋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909年。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幼渔、朱希祖、许寿裳等后来的学界名流,都曾前往听讲。讲授内容包括诸子和音韵训诂,而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主。讲习会开始设在《民报》社,后移至东京小日向台町二丁目二十六番地,门楣上直署“章氏国学讲习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挂牌的国学研究团体。

    太炎先生所以这样做,是缘于他的理念,就是他1906年到日本时发表的那篇有名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提出唤起民众首在感情,而途径则有二事最为紧要: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可知太炎先生倡扬国学,非关于保守不保守,而是要激发起国人的民族感情和精神。

    因此之故,章太炎一生有过四次“兴师动众”的国学讲演。

    第一次,就是上面所说的东京国学讲习会。

    第二次,是1913至1916年在北京,太炎先生被袁世凯软禁之时,他再次做起了国学讲习事业,自己说是“以讲学自娱”、“聊以解忧”(《家书》),实则所讲内容都是有所为而发。当时袁氏当国,谋立孔教为国教,康有为亦以孔教会为倡,乌烟瘴气不足以形容。所以他把批评孔教作为讲习的重要内容,《驳建立孔教议》就写于这个时候。讲堂的墙壁上张贴着《国学会告白》,写道:“余主讲国学会,踵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专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后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熏莸杂糅之病。章炳麟白。”听讲的人数比已往更多,大都是京城各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北大的傅斯年、顾颉刚也前来听讲。后由吴承仕记录成《菿汉微言》一书。

    第三次,1922年夏天章太炎先生居上海时,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所作的国学演讲。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系列演讲,前后共十讲,并有《申报》为之配合,规模影响超过已往。首次开讲在是年的4月1日,讲“国学大概”,听讲者有三四百人。第二次4月8日,续讲前题,听讲者也有约四百人。第三次4月15日,讲“治国学的方法”。第四次4月22日,讲“国学之派别”。第五次4月29日,讲“经学之派别”。第六次5月6日,讲“哲学之派别”。第七次5月13日,续讲“哲学之派别”。第八次5月27日,讲“文学之派别”。第九次6月10日,讲“文学之派别”。第十次6月17日,讲“国学之进步”。持续一个半月,每次演讲上海《申报》都作报道,并刊载记者写的内容摘要。曹聚仁整理的章氏《国学概论》一书,就是此次系列演讲的记录。另还有张冥飞整理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是另一个听讲版本。

    太炎先生演讲之前,1922年3月29日的《申报》,特地刊出《省教育会通告》,对国学讲演的缘由作了说明,其中说:“自欧风东渐,兢尚西学,研究国学者日稀”、“同人深惧国学之衰微,又念国学之根柢最深者,无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请先生莅会,主讲国学”。则可见“深惧国学之衰微”是邀请章太炎先生主讲国学的原因。而太炎先生演讲的目的,也在于此。这是国学大师讲国学,有传媒配合,影响最大的一次。

    第四次,是晚年的章太炎在苏州,成立了更为正式的国学会。成立时间为1933年1月,并以《国学商兑》作为会刊,太炎先生为之撰写宣言。后来太炎先生认为《国学商兑》在词义上雷同于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建议以“商榷”代替“商兑”,最后遂改作《国学论衡》。1933至1934年,章太炎的演讲都是在国学会的名义下所作的,地点在苏州公园的图书馆,先后有二十多次,有时也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演讲,盛况空前。可能由于在旨趣上太炎先生与国学会诸发起人之间,有不合之处,所以太炎先生于1935年,又以向所使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名义,作国学演讲,虽重病在身,亦不废讲论。国民政府最高人物蒋公且于1935年3月,派员到苏州看望章氏,“致万金为疗疾之费”,太炎先生将此款项悉数移做讲习会之用,同时也使讲习会的刊物《制言半月刊》,有了短暂的经费支持。

    晚年的太炎先生在苏州的讲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6年6月14日病逝。因此不妨说,章太炎作为学者兼革命家,是为学问的一生,也是为国学的一生。

    我们在章太炎的著作和通信中,也经常看到他频繁使用国学的概念。1907年致刘师培函:“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章太炎书信集》页77);1908年有《与人论国学书》之作(同前,页217);1909年《与钟正懋》书:“仆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极。”(同前,页251)1911年《与吴承仕》:“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比于守府而已。”(同前,页294) 1912年与蔡元培同刊寻找刘师培启事,称:“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同上,页82)如此等等,例证多多,不能尽举。

    可以说,国学这一概念,章太炎不仅使用的早,而且使用的多,终其一生都为此而抛尽心力。章氏本人也以“独欲任持国学”自命。他的学问大厦的两根支柱,一是小学,就是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二是经学,两者都是太炎先生所钟情的国学的真正范围。当然太炎先生同时也喜欢并精研佛学,他主张为学要摈弃孔、佛的门户之见。而对儒学传统,早年倡诸子而诋孔学,晚年则有所变化。

    所以回观整个二十世纪,如果有国学大师的话,章太炎先生独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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