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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历来以“笔记”命名者当中最著名的一种，也是最精彩的之一。陆游晚年退居家乡，结庐为庵，取“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意，写成此书，记其平生亲历见闻，流传广远备受称赏，宋代学者陈振孙已赞为“殊可观也”（参见中华书局“历代·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该书前言）。
可观之首要，是关于宋朝的典故沿革、人物故事。放翁乃南宋第一代人，所记多有北宋亡国前及南渡之初的史事，史料价值之余，寄寓沉痛苍凉。他是强烈的爱国者，但下笔时能不多渲染，在平实记载中自见感慨，如曾被周作人一再引用的这则：
故都（东京开封）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恺出使虏庭（指金朝），至燕山（今北京一带，金灭北宋后将很多东京人家掳至此），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
这个敌占区中百姓遇故国来使而献栗的故事，简言数语，白描叙述，却怆然动人，是上佳的小品文笔。
此外还多记秦桧等奸佞事。《宋史》载，陆游年轻时两度科试，都因排名首位、压住秦桧孙子而遭秦桧嫉恨，被除名打压，直到秦桧死后才得进身出仕。加上秦桧主和，可谓国仇家恨，自然不会放过秦桧一家一党的丑闻。但难得的是，他没有过多感情偏向的鞭挞，只是直书史实，最多春秋笔法而已。如记施全刺秦桧不遂，被擒杀于市，有旁观者“朗言曰：‘此不了事汉，不斩何为！’闻者皆笑”。这“不了事汉”是双关语，表面指施全是个不懂事的糊涂汉，竟敢冒犯宰相大人，该杀——所以才敢在官兵环侍的公众场合朗声说出；但实际意思是施全不济事、不成器，竟然杀不了那个大奸臣，不死有什么用——所以才会引起其他民众的会心一笑（另吕叔湘《笔记文选读》则解释为，秦桧曾以议和作为“欲了天下事”，并筑了堂，故“不了事汉”是暗指秦桧）。这是陆游的、也是旁观者的双重春秋笔法。高压之下，围观的民众以恶搞、反讽、擦边球的巧语来表达不满，古今一也。
可观之第二大类，是诗人佚事、诗句赏析、诗文心得等诗话内容。其中，引茶山先生（陆游的老师曾几）语，赞同《仇池笔记》中的苏轼意见：“渊明之诗，皆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如‘悠然见南山’，东坡所以知其决非‘望南山’也。”这个“寓意而不留于物”的概括很到位。另记苏轼流寓岭南时，“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该书载东坡逸事颇多）。
第三大类，则是风物、趣事等。如花木方面，多记各地荔枝和相关吟咏，其中，北宋时东京宫中曾种荔枝树且还结了果，宋徽宗以之赐臣子并吟诗记之。
最可喜的，是有一条收集了南朝和唐代称散文为“笔”的几则资料，可补本文前引之不足，而且，首先举出的乃是“沈郎憔悴不胜衣”之原型沈约，曰：“南朝词人谓文为笔，故《沈约传》云：‘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
——如是种种零金碎玉，颇为好看，确是“笔记”中之佼佼者。
按：关于周作人一再引用《老学庵笔记》之李和儿炒栗事，集中体现在1937年至1940年的三篇诗文。那段时间是知堂一生的重大转折关头，落水前后再三寄怀于这故国沦陷的典故，颇可玩味。
1937年3月的《老学庵笔记》，介绍他爱读的这同乡之书，说李和儿故事是当中“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炒栗中自有故宫禾黍之思。”并以后人相关记载来对比补正。另外，该文还引了陆游记“汉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词一语的出处，认为很有现实意义，其中“汉子的语源便直接戳了老受异族欺侮的国民的心”。结尾又引陆游所记的一位世外高人意见：“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只要“守国使不乱”、“卫生（养生）使不夭”就够了，而“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周作人认为这是“于中国最有益的办法”，可惜可怪的是国人都不去做，反倒总是“成心在做乱与夭”，感叹这样“最高妙也最切实”的“至理”无人领会，“真理元是平凡的东西，日光之下本无新事也。”——联系当时的时局，这也是有所指而能反映其心态乃至理念的。在他写该文的前几年，日本占领东北、进攻上海、盘踞华北，外寇虎视眈眈，而国内则浪潮四起，种种纷乱，一片鼎沸。
其时，日本已全面侵华，全国性抗战正式开始，就在周作人写诗的那两个月，日军分别占领了上海、南京，而之前的7月，北京已经沦陷了。那段时间，各界人士纷纷劝说周作人南下，他则选择留在北京，并在9月借给陶亢德的信作公开表态：“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这首咏李和儿炒栗的诗，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表达，借宋朝的北京故事，寄寓强烈的黍离之感，如止庵《周作人传》说的，此乃“以不忘故国的遗民自居”。
到1940年3月，他又写《炒栗子》一文，叙此更详，并再录下三年前那首“致其怀念”的炒栗绝句。而这三年里发生了什么呢？1938年，北平伪政府成立，周作人出席日本人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被视为附逆投敌的起始，舆论哗然，后方文化界联名声讨，但也有不少人为之辩解，仍对其有所寄望；1939年，周作人元旦遭遇未遂刺杀，随之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聘，乃任伪职之始，正式下水；1940年，就在他写《炒栗子》的3月，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作人在北平受聘为伪北大文学院筹备员，替伪教育总署审阅小学国文教科书——此后一步步越陷越深矣。
在这种背景下，居然还一再写那样的炒栗诗文。然而，却也并非伪饰，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反映。如他在《炒栗子》一文收入的《药味集》之自序说的，那是“貌似闲适而读之颇觉苦闷”之作。而我们对于似成讽刺的“话到家园一泪垂”、“伤心最是李和儿”之咏，也只能哀矜而已。
陆游《老学庵笔记》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陆游《老学庵笔记》
此乃历来以“笔记”命名者当中最著名的一种，也是最精彩的之一。陆游晚年退居家乡，结庐为庵，取“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意，写成此书，记其平生亲历见闻，流传广远备受称赏，宋代学者陈振孙已赞为“殊可观也”（参见中华书局“历代·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该书前言）。
可观之首要，是关于宋朝的典故沿革、人物故事。放翁乃南宋第一代人，所记多有北宋亡国前及南渡之初的史事，史料价值之余，寄寓沉痛苍凉。他是强烈的爱国者，但下笔时能不多渲染，在平实记载中自见感慨，如曾被周作人一再引用的这则：
故都（东京开封）李和炒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阁恺出使虏庭（指金朝），至燕山（今北京一带，金灭北宋后将很多东京人家掳至此），忽有两人持炒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
这个敌占区中百姓遇故国来使而献栗的故事，简言数语，白描叙述，却怆然动人，是上佳的小品文笔。
此外还多记秦桧等奸佞事。《宋史》载，陆游年轻时两度科试，都因排名首位、压住秦桧孙子而遭秦桧嫉恨，被除名打压，直到秦桧死后才得进身出仕。加上秦桧主和，可谓国仇家恨，自然不会放过秦桧一家一党的丑闻。但难得的是，他没有过多感情偏向的鞭挞，只是直书史实，最多春秋笔法而已。如记施全刺秦桧不遂，被擒杀于市，有旁观者“朗言曰：‘此不了事汉，不斩何为！’闻者皆笑”。这“不了事汉”是双关语，表面指施全是个不懂事的糊涂汉，竟敢冒犯宰相大人，该杀——所以才敢在官兵环侍的公众场合朗声说出；但实际意思是施全不济事、不成器，竟然杀不了那个大奸臣，不死有什么用——所以才会引起其他民众的会心一笑（另吕叔湘《笔记文选读》则解释为，秦桧曾以议和作为“欲了天下事”，并筑了堂，故“不了事汉”是暗指秦桧）。这是陆游的、也是旁观者的双重春秋笔法。高压之下，围观的民众以恶搞、反讽、擦边球的巧语来表达不满，古今一也。
可观之第二大类，是诗人佚事、诗句赏析、诗文心得等诗话内容。其中，引茶山先生（陆游的老师曾几）语，赞同《仇池笔记》中的苏轼意见：“渊明之诗，皆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如‘悠然见南山’，东坡所以知其决非‘望南山’也。”这个“寓意而不留于物”的概括很到位。另记苏轼流寓岭南时，“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该书载东坡逸事颇多）。
第三大类，则是风物、趣事等。如花木方面，多记各地荔枝和相关吟咏，其中，北宋时东京宫中曾种荔枝树且还结了果，宋徽宗以之赐臣子并吟诗记之。
最可喜的，是有一条收集了南朝和唐代称散文为“笔”的几则资料，可补本文前引之不足，而且，首先举出的乃是“沈郎憔悴不胜衣”之原型沈约，曰：“南朝词人谓文为笔，故《沈约传》云：‘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
——如是种种零金碎玉，颇为好看，确是“笔记”中之佼佼者。
按：关于周作人一再引用《老学庵笔记》之李和儿炒栗事，集中体现在1937年至1940年的三篇诗文。那段时间是知堂一生的重大转折关头，落水前后再三寄怀于这故国沦陷的典故，颇可玩味。
1937年3月的《老学庵笔记》，介绍他爱读的这同乡之书，说李和儿故事是当中“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炒栗中自有故宫禾黍之思。”并以后人相关记载来对比补正。另外，该文还引了陆游记“汉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词一语的出处，认为很有现实意义，其中“汉子的语源便直接戳了老受异族欺侮的国民的心”。结尾又引陆游所记的一位世外高人意见：“为国家致太平与长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然”，只要“守国使不乱”、“卫生（养生）使不夭”就够了，而“不乱不夭皆不待异术，惟谨而已”。周作人认为这是“于中国最有益的办法”，可惜可怪的是国人都不去做，反倒总是“成心在做乱与夭”，感叹这样“最高妙也最切实”的“至理”无人领会，“真理元是平凡的东西，日光之下本无新事也。”——联系当时的时局，这也是有所指而能反映其心态乃至理念的。在他写该文的前几年，日本占领东北、进攻上海、盘踞华北，外寇虎视眈眈，而国内则浪潮四起，种种纷乱，一片鼎沸。
其时，日本已全面侵华，全国性抗战正式开始，就在周作人写诗的那两个月，日军分别占领了上海、南京，而之前的7月，北京已经沦陷了。那段时间，各界人士纷纷劝说周作人南下，他则选择留在北京，并在9月借给陶亢德的信作公开表态：“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这首咏李和儿炒栗的诗，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表达，借宋朝的北京故事，寄寓强烈的黍离之感，如止庵《周作人传》说的，此乃“以不忘故国的遗民自居”。
到1940年3月，他又写《炒栗子》一文，叙此更详，并再录下三年前那首“致其怀念”的炒栗绝句。而这三年里发生了什么呢？1938年，北平伪政府成立，周作人出席日本人举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被视为附逆投敌的起始，舆论哗然，后方文化界联名声讨，但也有不少人为之辩解，仍对其有所寄望；1939年，周作人元旦遭遇未遂刺杀，随之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聘，乃任伪职之始，正式下水；1940年，就在他写《炒栗子》的3月，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周作人在北平受聘为伪北大文学院筹备员，替伪教育总署审阅小学国文教科书——此后一步步越陷越深矣。
在这种背景下，居然还一再写那样的炒栗诗文。然而，却也并非伪饰，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反映。如他在《炒栗子》一文收入的《药味集》之自序说的，那是“貌似闲适而读之颇觉苦闷”之作。而我们对于似成讽刺的“话到家园一泪垂”、“伤心最是李和儿”之咏，也只能哀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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