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积沉。砚文化是中国人在用砚、赏砚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生活现象，这种现象随着时空的转换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独特的民族样式。在历代绘画作品中，有很多生活场景描写，文人画之于文人生活、风俗画之于市井活动，在这些场景中，既可以看到古代各阶层用砚以及文人藏砚的基本形制，又可以找到历代砚之流行风格。寻找这些，是为了探寻各种形制古砚的存在环境和文化背景，从而认知古砚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收藏古砚的过程中，我们面对不同形制、纹饰、大小的砚，却很少能确切知道这些古砚在古代的存在状态。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清楚古代帝王、官宦、文人、学生、商贾以及贩夫走卒用什么砚？凡此种种都能在古画中找到踪迹。

早在米芾《砚史》中已有以画鉴砚的先例。以往藏砚界鉴别古砚之依据，无非目之以形制、包浆，证之以铭刻、史籍，这种约定俗成鉴别方法有其合理性，但缺乏严谨的科学性。比较科学的鉴定方法需要标准器作为参考，目前古砚参照物无非馆藏品与出土品二种，然馆藏古砚虽然大多流传有序，但由于历代藏家本身的局限性，也存在伪品，不能全部作为砚之标准器。如今考古发达，出土之标准器，间或有之，可为鉴定之助。然出土砚以宋之前高古为多，明、清之砚，时代相近，形制延续，鉴别较难，历代绘画作品中常有砚出现，如画作不伪，画上之砚的形制也可以作为鉴砚断代的一种依据。

帝王用砚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数位喜爱收藏的风雅帝王，其中以宋徽宗与清高宗最著名，二帝皆富藏弆，然要探究徽宗时代的文物则了无踪影，皆因靖康之难，徽、钦二帝及其宫藏尽为金人掳去，虽有数画传世，但难见古砚踪影，宣和文物大多已成浮云。有清康雍乾三代帝王皆重翰墨，乾隆时文修武偃，一派升平，一部《西清研谱》尽显皇家藏砚。然而，贵为九五之尊的帝王用什么砚呢？好在有宫廷画家记录了他们的文房生活一幕。

在《康熙便服写字像》(朗士宁  故宫博物院)中，康熙皇帝所用之砚是清初常见的淌池素砚，从中可证清代砚制早、中期之变化。 

《弘历圆形古装行乐图像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乾隆青年时代用的随形砚

 

清·丁观鹏《是一是二图轴》（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中年所用的瓦形砚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佚名《乾隆帝写字像轴》，图中可见乾隆老年所用的龙珠砚。此画无款，画风类郎士宁，在历代画作中，这是对砚之器形、纹饰描绘比较详细的个案。

在《西清研谱》中著录的二方龙珠砚，与此相同，一为苏轼宋坑端石龙珠砚，一为元·澄泥龙珠砚。《西清研谱》中有很多当时的仿古砚，此等名砚乾隆时如有仿制，必定会载入谱中，然而却没有找到。如此看来，乾隆完全有可能用古砚写字作画。对照图上色泽，此砚当为元·澄泥龙珠砚。

官宦用砚

中国古代的官宦阶层，魏晋之前大多出于门阀世家，自隋唐开始以科举取士，至宋代科举三级考试制度的深化，大多数官僚基本是文人出身。他们有两种身份，在工作中是官吏，在生活中是文人，因此，反映在古砚的使用上，两种场合是不同的。在公堂上，宋代常用淌池砚，有的在砚边还留有搁笔处；明代则多用双履砚，既能研朱，又能磨墨，一体两用，总之一切以方便办公为宗旨。除了时代局限（如汉砚）以外，形制上大多取长方规矩形，以衬托庄严的气氛，也就有了所谓的“官样”气息。在生活中，他就恢复文人趣味，用优质的砚材，优雅的砚制，挥毫泼墨以抒发文人的情思，或许还可以藉此缓解工作的压力。当然由于性情关系，也不排除部分文人在生活中喜欢用形制端庄之砚，如太史式等。  

官宦公务用砚

东汉时流行的三足石砚，我们平时可以在各大博物馆见到，有的还有雕兽砚盖，雕工风格雄强。但不知当时是谁在用此类砚。河北望都东汉墓壁画中有二幅砚图，一为主簿所用，一为主记史所用，主簿、主记史均为各级主官属下的佐吏，在汉代，一般情况下官是行政领导、吏是办事人员。此图说明三足石砚是当时普遍的形制，高级官吏用砚可能稍精致些。在图中我们看到了二方形制几乎相同的三足砚，砚面均有研石（也可能是“螺子墨”），这也为东汉流行三足石砚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地狱之王执掌人的生死，依据人们生前的善恶来判决来生去处，故也象征着官。在宋·金处士《十王图轴·六殿卞城王》（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图中，公案上有一方淌池砚，砚上还保留着搁笔的位置，笔研组合的形式是南北朝石砚形制的延续。这种宋砚形制在传世和出土实物中较少见到。

 

宋·金處士《十王圖軸：三千五道转轮王》中的海棠池淌池砚 
 

元明时期的《十王图轴》。元明时期砚式与宋代类似，除玉堂、花头门字砚式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图中朱、墨二砚均取材白石。另外，与宋代一样，这种公堂用砚大多置于砚匣中，在清代画中尚未见此现象。

明万历34年刊本《杨家府时代忠勇演义志传》版画上之公堂用砚——双履砚 

 明万历45年本《元人百种曲》版画上之公堂用砚——双池砚  

明万历39年刊本《一雁横秋》上的淌池砚 

明万历世德堂本《五伦全备忠孝记》上的长方半月池砚 

官宦生活用砚

明佚名《五同會圖》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图描绘明中期弘治末年，礼部尚书吴宽、礼部侍郎李杰、南京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陈璚、吏部侍郎王鏊及太仆寺卿吴洪等5位苏州籍高官在北京的雅集活动。所谓“五同”，即同时、同乡、同朝、同道，因名之曰五同会。图中虽然二位官员身穿官服，但可以看出来，这是私人生活场景，官员身后左方一砚为椭圆形，开海棠池，显得圆润典雅。

因为古代很多文人都是在职官员，故类似的官宦生活用砚在文人用砚诸画中可以找到很多。

文人用砚

文人是离不开砚的，与之最亲，在平时的书写、绘画活动中深深的体会出砚与墨之质量对墨汁优劣的影响，故其用砚也肯定会对砚之材质的优越性加以充分考虑，与此同时，也会对砚之形制美具有独特的要求。砚材的优劣当然在画上无法反应，但砚的形制则可以在古画中找到。我们在历代文人题材绘画中，可以见到南北朝多足瓷砚、唐辟雍砚、宋抄手砚以及明清平底随形砚等不同形制的古砚。除个别情况外，文人所用之砚，大多有着规整的砚形，即便是随形砚都有着接近于几何图的外形（如圆、椭圆、方、长方、梯形等），在实用功能设计上，这些砚大多都留有较为宽阔的砚堂、深深的墨池。当然，由于砚在画上只作为背景陈设，故除极个别情况，一般画得比较简略，在这些古砚上也很难找到纹饰，但我们可以根据传世相似形制古砚上的纹饰来推测个大概。

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北齐·杨子华《校书图》，是宋摹本残卷。展现了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命樊逊和文士高干和等11人负责刊定国家收藏的《五经》诸史的情景。从中可以看到南北朝时期文人用砚情况，画中之砚为多足瓷砚，这可以与考古出土之南北朝砚相互印证。

美国纳尔逊一艾金斯美术馆藏有（元）刘贯道《消夏图》一幅，根据文献记载刘贯道原有《七贤图》，人们根据图中乐器“阮”确定此人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阮咸。在画中出现了一方圈足形辟雍砚，这种砚式一般出现于唐代，故这应该是元代画家推想的魏晋人用砚。同时，也可知道元人是见过这种形制古砚的。

与上面北齐杨子华《校书图》相较，前者之砚符合时代特征，后者则否，因此可以看出前者是摹本，后者是创作，这是应该在以画证砚时加以注意的。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五代周文矩《文苑图》当为周氏所绘《琉璃堂人物图》之半，关于琉璃堂人物故事，据考即唐玄宗时著名诗人王昌龄任江宁县丞期间，在县衙旁琉璃堂与朋友宴集的故事，与会者可能有其诗友岑参兄弟、刘眘虚等人。画中二砚均为箕形，即是后来风字形砚的雏形，基本符合文献记载及出土五代古砚特征。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唐陆曜（传）《六逸图》，一般认为是宋人摹本。“六逸”故事为马融卧吹笛，阮孚借履，边韶昼眠，陶潜漉酒，韩康卖药，毕卓醉酒。其中“陶潜漉酒”一段所画一砚略呈箕形，质感类陶，可能是唐（宋）人想象之晋砚形制。

2005年中贸圣佳拍卖公司高价拍出一幅传为宋·李公麟所画《西园雅集图卷》，当时曾引起争议，但仔细观察画中苏辙边上的书为蝴蝶装，这种书籍装帧形式是从宋代开始的，后代少用，藉此可证明此画如非原作，定有所本。

“西园雅集”典出北宋末年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李公麟、秦观等一批文化名人在驸马都尉王诜府西园内的一次聚会，与会者分别作了西园雅集图和图记。在画中我们看到了三种砚式。

上图，苏轼挥毫所用之砚与唐张九龄墓出土带有张拯印记的陶砚基本相同。
在同一图中，我们来看看大名鼎鼎的米芾用什么砚。图中米元章题壁，一童子捧砚。这是一方圆形新月池砚，虽然没有画出四侧内敛的时代特征，但通过砚岗陡峻，斜入砚池等细节，可以认为是比较典型的宋砚形制。 

在画的另一边，晁无咎作画，用一辟雍形砚（下图）。 

此画中出现的三种砚式，除米芾所用为宋代形制，其余二方均为前朝形制。西园主人王诜不仅身份特殊，贵为国戚，而且能诗善画，家富收藏，精于鉴赏，其家尝筑“宝绘堂”，平生广交文人雅士析奇赏异，酬诗唱和。这二种砚出现于宋画中，猜想因与会者均为著名文人，王氏可能将平时藏砚供诸所用，以博风雅。另一种可能是，这些前朝砚式到宋代还在延续。 

台北故宫博物院南宋·刘松年《十八学士图》，十八学士雅集这一题材源自唐代“秦王十八学士”。唐太宗为秦王时于宫城西建立文学馆，设立了“秦王十八学士”，以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人分为三番，每日六人值宿，讨论文献，商略古今，号为十八学士。命阎立本画像，褚亮作赞，题十八人名号、籍贯，称十八学士，藏之书府，时人倾慕，谓之登瀛洲。太宗后历朝还有不同人物的“十八学士”命名。

图上有一砚，作长方形，开海棠池，与出土同类宋砚形制相同。不管此画描写的是那一代“十八学士”，他们都是文人。此长方形海棠池砚应为宋代文人用砚之一种形制。

辽代砚相对于其他时代较少见。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中记录了几种形制：一为长方风字淌池砚，一为多角头风字淌池砚。宣化辽墓墓主大多为辽金时期中层汉人官吏，如张世卿墓墓主为辽检校国子监祭酒兼监察御史。应属文人。上图张世卿墓壁画之砚带层台座；下图张匡正墓壁画中之砚，砚座有壶形镂空窗，则此砚可能是火暖砚。 

在明代绘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砚是风字砚，下图是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所藏明代谢环《香山九老图》，“香山九老”是历代书画名家的常用题材，讲的是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白居易、胡杲、吉皎、郑据等九位年事已高的名士，在洛阳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伊水相望的香山白居易居处雅集，作诗、绘画、谈禅、论道，一时风雅令人慕之。画作内容尽管是唐代的，但我们所看见的是比较典型的明代砚形制。 

明·陈洪绶《闲雅如意图》上类似于随形的风字砚 

明·陈洪绶《南生鲁四乐图》（瑞士苏黎世瑞特保格博物馆藏）上另一种类钟形的风字砚。 

明·陈洪绶《归去来图》（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艺术学院藏）由风字形演变的门字砚 

明·陈洪绶《博古叶子》（木刻版画）上的风字砚

以上诸画中所出现的圆首圆尾、圆首扬尾等各式风字砚，尽管砚式稍有变化，总体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风字砚频频出现于文人题材画中，说明在明代文人中是一种流行砚式。

随形砚在明代也比较流行。

明·周臣款《香山九老图》上的随形砚
 
在明·陈洪绶、严湛、李畹生共同创作的《何天章行乐图卷》上，我们还看到一种不太“规矩”的随形砚，此砚与高濂《遵生八笺》上之“灵璧山石砚”外形如出一辙，也是当时砚之别品。 

高濂《遵生八笺》上之“灵璧山石砚”

明代仿宋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图中的随形砚 

清代文人用砚由于历代砚式的累积，故形制丰富多彩。如下图清·茅麐《颜光敏读书图卷》中的瓦形砚。 

清·陆恢《鲁公写经图册页》（美·私人藏）中的风字砚 

    清·丁观鹏《二十五学士图》中之新月池随形砚

清·胡淦《吴中七老图》中的有足风字砚
此卷绘吴地方筒、李鸿裔、曾玮、沈秉成、吴云、顾文彬、钝舫等7位名家。 

清·殷奇《春宫图》上的太史式抄手砚，这种四直抄手砚的砚池为曲池 

清·邹一桂《苏轼事迹图册》上的椭圆形花池砚

    文人藏砚
 

    虽然文人藏砚滥觞于宋代，但考之古画，明代以前的画作较少反映，从中也反射出在明代以前，古砚收藏还是少数文人的嗜好。一直到明末，由于当时政治黑暗，文人把更多的热情投向生活，狂热的追求精神享受，随着交往日趋频繁，收藏之风于是大盛，商周鼎彝、魏晋书画、唐宋砚墨皆为案上陈设，室中秘藏。及至清中期，由于康、雍、乾三代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又因文字狱的压迫，使得文人避开政治，埋头书堆，拾起宋代金石学，转向对史籍的考证，学问的研究，追寻前贤古风。于是，古陶封泥、残砖断瓦均为书斋之珍，收藏活动推波助澜，兴盛不衰，古砚收藏也在其中。从明·陈洪绶《赏砚图》《隐居十六观图册》到清·禹之鼎、恽寿平所画《汪懋麟像》中可以见到古代文人到底收藏哪些砚。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收藏的主要对象为古砚，从形制上说，抄手淌池、风字钟形、瓦样随形皆有，从材质上说，瓷石砖瓦，铜玉竹木均藏，收藏范围极广。这种收藏旨趣非仅仅为取用之便，更多的是为满足赏玩之需。

明·陈洪绶《赏砚图》 

明·陈洪绶《隐居十六观图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清·禹之鼎 恽寿平《汪懋麟像》

 
    闺阁用砚

古代才女分二类，一类是才艺双全的风尘女子，另一类就是诗画皆能的大家闺秀。中国古代妇女大多数接受文化知识教育的机会不多，自唐代开始，在中上层知识分子家庭中才注重培养“才女”，在社会中，具有才情的风尘女子受到普遍欢迎。明清之际，这种趋势更加明显，故流传的闺中之砚也以明、清为多。

过去藏砚界常将体型较小、形制娟秀的砚称为眉砚或黛砚，认为是妇女闺中之物，名称起因于古代妇女常将其研黛画眉，近年大量出土的汉代“板研”为其滥觞，这些长方砂岩薄板上常常残留着颜料的痕迹，也有墨迹遗存。

虽然我们依据成说觉得妇女用砚较小，但从古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妇女用砚与男子几乎无异，形体大小皆有。

 
明·闵齐伋《绘刻西厢记彩图》之风字砚 

 明·陈洪绶《红叶题诗图》上之圭形风字砚 

 明万历18年刊本《注解曹大家七诫》版画上之风字砚 

明万历30年刊本《女范编》版画上之风字砚 

明万历45年刊本《牡丹亭还魂记》版画上之风字砚 

清·陈字《仕女图》（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藏）上的秋叶形仿生砚 

清·《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的松花砚 

清·陈宇《仕女屏》上的风字砚 

清·陈宇《仕女屏》上的另一种风字砚 

 清·《千秋绝艳图》隐约可以看到是一方宋式狭长形抄手砚 

 清·《千秋绝艳图》上随形砚 

 清·《千秋绝艳图》上风字砚 

 清·费丹旭《仕女图》上的小砚 

方外用砚

中国古代将释、道等宗教人士称为方外之人。在明清佛、道基本走向世俗化以前，这些宗教人士大多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佛教方面，《梁高僧传》、《唐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等著作中记录了大量高僧；道教也是如此，从六朝葛洪、陶弘景以至金、元时期南、北全真派诸真人（白玉蟾、王重阳、丘处机等），都有大量诗文作品传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方外之士都是文人，他们所用之砚与世俗文人没有多大区别。

但是，随着明清佛道二教的衰落，出现了大量世俗僧道人员，考其活动，或坐庙接受信众化缘施舍；或走街与人推命测字，或赴丧亲之家，做亡灵超度的水陆道场，这些活动中所用之砚不可能很精致，大多粗糙简陋，以实用为主。

宋·陆信忠《十六罗汉图轴》上的圆形砚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有（南宋）张思恭《猴侍水星神图》，画上的水星神属于道教神，图中猴捧之砚可以看出是一方典型的宋代抄手砚。 

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刘松年《醉僧图轴》中我们看到宋代随形砚。 

 

宋·张激《白莲社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上的圆形砚 

说起元代砚，大家可能都会和“形制粗犷”联系起来，然而下图中二位僧人所用之砚尽管形制不同，但都能看出并不“粗犷”，而是延续了宋代形制。
 
元·颜辉《十六罗汉图》中的月池圆形砚

元至元六年刊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之元代僧人用砚 

明·丁云鹏、盛茂烨《五百罗汉图》之四（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上的随形砚

 

清·陈宇《人物故事图册》之一随形砚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世俗道士用砚 

  
   师生用砚

在古代，所谓学生是指未得功名之前的阶段，在考取生员（秀才）后，其身份已经变为“士”。故学生砚也仅指接受童蒙教育的学子所用之砚。学生砚由于需求量大而批量生产，在古砚实物中大家经常接触的是清末民初的学生砚，这些批量生产的砚大多以端石为砚料，长方平底，开腰圆形砚池，池边有花果纹饰，一般体型小而薄。而在古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几种学生砚，形制也比较简单。同时可以看到私塾先生的用砚，塾师用砚体型要大些，一白一黑，一朱一墨。磨墨之砚当然取材广泛，而研朱之砚则大多取汉白玉、大理石等，高级点的则取白端为砚。
 
明佚名（旧传戴进）《太平乐事》册（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塾师用的风字砚

 明·仇英《村童闹学图》上的老师用砚 

 明·仇英《村童闹学图》上的学生用砚 

 清·沙馥《书馆童戏图轴》上的老师用砚 

 

清·沙馥《书馆童戏图轴》上的学生用砚 

清·光绪壬午刊本《绘图日记故事》中老师所用双履砚 

贩夫走卒用砚

砚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的书写用具之一，全社会各阶层皆用。那么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所用又是何砚呢？在平时的古砚收藏中，我们肯定会把粗陋之砚归于这个阶层用砚，但只是猜想。没错，情况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在明清画作中隐约看到。

仇英《清明上河图》沿街店铺中“木行”所用砚 

仇英《清明上河图》沿街店铺中“杂货行”所用砚 

仇英《清明上河图》沿街店铺中“择吉合婚”算命先生所用砚 

仇英《清明上河图》沿街店铺中“命相”算命先生所用砚 

清光绪壬午刊本《绘图日记故事》“相面”先生用双履砚 

 
在参考这些古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绘画作品所反映的古砚有其局限性：一、中国古画分写意、工笔两种风格，二者在描绘实物外形上是有区别的，前者简略，后者详细；作为画作水平，二者难分轩轾；而要考证古代名物制度，则工笔画的参考系数大点。二、中国古画除考古发掘出土的壁画以及少数纸绢本画外，传世古画中，历代临摹作品较多，后代临摹前代的名画不绝如缕，然这些作品一般皆有所本，所绘古人生活场景，也不至过分失真，如著名的《北齐杨子华校书图》，传本当为宋人所临摹，然画上人物衣冠，家俱陈设，无一非北朝之品，起到了传真的作用，其画相对于原作是仿品，而若考证前代名物制度却仍然可以作为依据。当然，有一部分作品可能会打上临摹者所处时代的烙印，当细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