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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徐悲鸿: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

 

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研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研究艺术以素描为基础,科学无国界,而艺术尤为天下之公共语言。吾国现在凡受过教育之人,未有不学数学的,却未听说学西洋数学,学素描当然亦同样情形;但数学有严格的是与否,而素描到中国之有严格之是与否,却自我起,其历史只有二十来年,但它实在是世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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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既有求真的精神,故当以阐发造化之美为天职(并不仅是义务)。如美丽之都市北平,其天然环境比之伊斯坦布尔、罗马不如,即在国内亦远不如桂林、昆明、杭州、福州;它虽有整齐之皇宫建筑,但亦不能比巴黎或印度。当然它有媲美雅典两千五百年前巴尔堆农女神庙之天坛,但仅此一项,亦不够代表整个东方之美丽都市!它之所以美丽,还全靠千年以来这分布大建筑物左右几百株之古柏与白皮松!此乃世界任何大都会所无的!如果把这些奇古雄壮之古柏巨松去掉,则北平必干枯寂寞乏味与其他不著名之都市一样。但这些奇古雄壮之古柏巨松,从未在图画上出现(有之还自我在十五年前所写之两古柏,今藏巴黎外国美术馆)。自辽金元明以来,北方少画家,但董其昌、王原祁皆服官北京甚久,他们都应当看见过这些奇美之物,而他们画中之树皆是不到三十年之嫩枝,此足证明他们够不上称艺术家。荆浩善写他所习见之火层岩,董源、倪云林、黄子久皆写江南平山远水,真实不虚,而气韵自足。吾人应以古人造诣为标准,如后之石凳、石涛能自立境界;不当如收藏家之董其昌、王时敏辈那种依赖古人之惰性,致失去会心造物之本能,并致造化之奇熟视无睹,变至冥顽不灵,丧失感觉!试想天下有没有无感觉之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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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自唐迄宋为自然主义在艺术上最昌盛时代,在山水上自王维脱离印度作风建立真正之中国画,后有荆、关、董、巨、李成、范宽、米芾、郭熙等大画家之外,尤有徐熙、黄荃、黄居寀、易元吉、崔白、滕昌佑、徽宗等大花鸟画家,其所造记录至今尚能保持,此举世之人咸感觉敏锐,故一切制作皆美妙高雅,如宋代瓷器、织物,千变万化,无一不可做后来取法者!岂如自《芥子园画谱》出世后,举世皆成冥顽不灵毫无感觉之现象,因致一切艺事皆落后退化!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师法造化,寻求真理,则中国虽不亡,而艺术必亡;艺术若亡,则文化顿黯无光彩。起而代之者,将为吾敌国之日本人在世界上代表东方艺术!诸位想想,倘不幸如果是,我们将有何颜面以对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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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雕塑,应当继续汉人雄奇活泼之风格;我们的绘画,应当振起唐人博大之精神;我们的图案艺术,应绍述宋人之高雅趣味。而以写生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因艺术作家,如不在写生上立下坚强基础,必成先天不足现象,而乞灵抄袭模仿,乃势所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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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喜言中国艺术重神韵,西欧艺术重形象,不知形象与神韵均为技法,神者乃形象之精华,韵者乃形象之变态,能精于形象、自不难求得神韵。希腊两千五百年前之巴尔堆农女神庙上浮雕韵律,何等高妙!故说西洋美术无韵,乃不通之论。惟韵有东韵,亦有江韵、庚韵、寒韵、支韵,且有易韵,并不一律。欧洲自十九世纪英国之康斯坦布尔及透纳两大风景画家出,遂夺去吾国山水画在世界艺坛上建立之纪录。透纳之画光辉焕发,气象万千。二人皆为十九世纪下半期法国印象主义之先驱。印象主义出,绘画上亦重视韵律,其中巨子如莫奈、西斯莱、毕沙罗均以密点瑶敷彩,放弃线条,较大小米尤精妙。至如梅南尔,画中充满诗意,塞冈蒂尼之画如闻上界笙歌之乐境,尤以倍难尔之作品凤凰于飞,和鸣铿锵,中国古人亦均无之。此指近代绘画而言,若古代绘画如米开朗琪罗之西斯廷教堂之藻井,拉斐尔之教皇宫壁画中雅典派,威尼斯派中提香之《耶稣下葬》,及丁托列托之《圣马可的奇迹》等等杰作,安能无韵而得如此美妙!至如鲁本斯之《天翻地覆》、委拉斯开支之《长枪火神》等幅更精明韵律,尤以伦勃朗实物与画底浑为一体,光气榕榕,尤称最高妙之韵!凡未见博知,不可安下断语!中国人所见之西洋画仅郎世宁作品,而郎世宁之名并不见于西洋美术史,遂好武断臆说,在此新时代尤为不合也。且吾国先圣所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应知所先后。不得其正,焉知其变?不懂形象,安得神韵?故不能把握现实,而徒空言气韵之人,我将动用大文豪鲁迅所形容刊划的人物,名之曰“艺术中之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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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再指出抱残守缺的不当,比方刊印,从前人推重文彭、何雪渔,便以为了不得;近世地下爱宝,出土之古印日多,如山东陈玺斋一人所收三代及秦汉古印便有两万余方,十钟山房印举出世,已无人重视浙派与西泠八家之印。绘画亦然,从前人见到董其昌四王浑吴作品,便以为眼福,近代印刷术进步,国内已刊布流传古代杰作不少,日本人尤精益求精,印出无数罕见之宝物,如周昉、荆浩之巨迹,古之达官贵人所不能见者,今寻常人亦能观其精神所在。比如诵诗,不读三百篇、古诗十九首与曹子建、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之作,而偏去哼无言八韵的试贴诗,这不是土,还有什么更切当的形容词呢?所以我把素描写生直接师法造化者比作电灯,取法乎古人之上者为洋蜡,所谓仅得其中;今乃有规摹董其昌四王作品自鸣得意者,这岂非洋蜡都不如的光明么?自然在停电的时候,豆油灯亦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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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析]
此文发表于1947年11月28日的天津《益世报》,即三教授罢教事件刚刚结束后不久。徐悲鸿像一位越挫越勇的战士,再次大倡师法造化、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再次反对一味临古,贬斥董其昌四王一类追求,所谓“把素描写生直接师法造化者比作电灯,取法乎古人之上者为洋蜡,所谓仅得其中”,而那些学董其昌四王的“自鸣得意者”,则是连洋蜡都不如的“豆油灯”!该文与《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将徐氏二十多年来改良中国画的意图、目的和追求,充分阐释了出来,若再联系他的创作实践和一贯言论,脉络就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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