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观点，作为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部分文章来源于网络，如果网站中图片和文字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处理！转载本站内容，请注明转载网址、作者和出处，避免无谓的侵权纠纷。
艺术观察
当前位置：首页 > 艺术前沿 > 艺术观察
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不仅体现于显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且根植于隐性的思维模式中。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得如此绵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得益于我们这个民族独特的方法论和辩证法原则。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说：数学是上帝书写宇宙的文字。在西方，数学向来被视为各类科学的典范，因为数学遵循的是严格的因果推理，即从一个给定的前提出发，通过推理论证得出普遍必然的结论。这种思维模式在西方社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正如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的那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
与西方的思维模式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则是矛盾辩证式的。中国文化推崇的也不是数学，而是被称为“中华第一图”的阴阳鱼太极图。“一阴一阳之谓道。”“离开阴阳更无道。”在中国文化的思维深处，从来就没有一个给定的前提或支点，而总是有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彼此关联，这两个因素共存共生、相辅相成，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只有在一个整体的结构中才能显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中国文化更侧重一种整体性的思维。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只有差异性的共存才能构成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春秋时期，大臣晏婴就曾借烹饪之喻向齐景公讲解“和”与“同”的辩证关系。景公告诉晏婴说，只有梁丘据（景公的宠臣）跟他“和”。晏婴否定了景公的说法：梁丘据一味地谄媚于你，你们之间怎么会有“和”呢？你们之间仍然是“同”而非“和”。景公不明白“和”与“同”的差异，于是向晏婴请教。晏婴说，“和”就好比厨师做羹汤，将各种食物、调料进行烹调，这样就可以“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既互相补充、调节，又保持各种食物的味道，成为一锅美汤。如果像梁丘据那样，“君所谓可，臣亦说可。”“君所谓否，臣亦说否。”这只是取消了对立面的“苟同”，是不问是非、迁就错误的“混同”，对于认识事物、治理国家有害而无益。
正是受这种整体性思维的引导，中华民族向来以和谐为美，以单调为丑；以和合为主流，以分裂为末流。这种和谐是一种宽容，是一种对多元性、差异性的容纳。特别是在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这种“和合观”越来越显示出其智慧的魅力。
极高明而道中庸
辩证矛盾思维特别注重时间性。既然矛盾双方之间的辩证运动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时间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必须是参与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辩证思维特别看重“时机”，追求“时中”。
“时中”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蒙”卦的《彖传》：“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意思是说，蒙卦表示希望亨通，所以，以通来行事，是符合“蒙”这个时机的。可见，所谓“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合乎时宜”，二是要“随时变通”。中而非时，不谓之中。同样，时而不中，更不谓之中了。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韩国的国君韩昭侯准备修建一个高门，但他的谋士屈宜臼却奉劝他不要这么做。屈宜臼说：“如果你非要修建这个高门，恐怕你还等不到这个高门修建完，就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时机不对。国君在自己家修建一个高一点的门楼，搞得气派一些，有错吗？没有错。当年我们国强民富的时候，你如果修建一个高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今天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秦国去年刚刚攻占了我们的宜阳城，我国元气大伤，你偏偏要在这个时候修建高门，势必会使百姓离心，将士散德，韩国的败落就不可避免了。”结果，韩昭侯没有听屈宜臼的劝告，而屈宜臼的预言也应验了，高门还没有修好，韩昭侯就去世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非常深刻。正如屈宜臼说的那句话：“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意思是说，我所说的时间，不是客观的时间，而是参与到事情当中来的时间。在合适的时间做一件事情，效果会很好；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往往会很糟。这正是“举事而不时，力虽尽而功不成”的道理。
正因为此，中国文化对时间非常敏感，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相时而动，顺势而行。
《中庸》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宋代学者朱熹在注释“时中”时也说：“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即是指，“中庸”，是因“时”而“中”的，并非骑墙、折中，更不是简单、僵化的“中间地带”。但是，“时中”又是何其之难！因为它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抓住它，然后照本宣科地去实践。所以，《中庸》中才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说法。当司马牛向孔子讨教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意思是说，要想说出什么是“仁”，无异于在刀刃上行走，太艰难了。但是，认识到这种困难并不是坏事，因为你一旦明白了“时中”的艰难，就会有一种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又会让你在行为中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相时顺势，减少犯错。
阴阳不测谓之神
阴阳式的矛盾辩证思维要求摆脱直来直去的固定模式，强调随机应变，注重踏准矛盾双方所展开的辩证运动的节奏。中国兵法思想正是这种辩证智慧的集中体现。
兵法研究的是战争，而战争又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博弈式对决，它用流血的方式来强迫失败者臣服，让参与方必须在生与死、存与亡之间作出最极端的选择。在生死存亡面前，一切僵化的经验都将失效，任何的形而上学都可能会使己方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难怪《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两军对峙，兵戎相见，战争的双方常常并不处于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中，而是处于彼此消长，相互转化的阴阳关系中。因此，高明的将领不会把任何法则当作万能钥匙，而总是在当时的局势和情境中，在敌我双方所展开的阴阳互动和转化中，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战略，正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在《三国演义》中，孙权和庞统曾有一段对话。孙权问庞统：“公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士元回答：“不必拘执，随机应变。”孙权又问：“公之才学，比公瑾若何？”庞统笑答：“某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一个随机应变，一个拘泥兵法，高下之分已不言而喻。难怪在《三国演义》中，伏龙、凤雏齐名，而周瑜却棋差一着。
可见，所谓的兵书和兵法，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使用说明书和操作指南，而仅是引领我们进入辩证智慧的“敲门砖”。如果把知识当成智慧，把兵法看作教科书，把“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神”理解成了无往而不利的规律，就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例如，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年轻时熟读兵书，谈起兵事来父亲也难不倒他。后来他接替廉颇成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只知道照搬兵书，不知变通，贸然进攻，结果被秦军大败于长平，给后人留下了“纸上谈兵”的笑柄。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王明能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倒背如流，但在革命实践中，他却因生搬硬套而将中国革命引向了歧途。毛泽东却在实践中灵活应变，因地制宜，找到了一条挽救中国革命的“突围”之路。
看来，知识可以复制，但智慧却不能照搬。西施一笑，风情万种；而东施效颦，则是丑态百出。韩信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扭转败局；马谡凭借孤山，逞匹夫之勇，结果是全军覆没。佛家讲，要放下，就连“放下”的念头也要放下。兵法何尝不是如此？同样要放下，最后连兵法本身也要放下。（祝和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华书画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说：数学是上帝书写宇宙的文字。在西方，数学向来被视为各类科学的典范，因为数学遵循的是严格的因果推理，即从一个给定的前提出发，通过推理论证得出普遍必然的结论。这种思维模式在西方社会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正如古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的那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
与西方的思维模式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则是矛盾辩证式的。中国文化推崇的也不是数学，而是被称为“中华第一图”的阴阳鱼太极图。“一阴一阳之谓道。”“离开阴阳更无道。”在中国文化的思维深处，从来就没有一个给定的前提或支点，而总是有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彼此关联，这两个因素共存共生、相辅相成，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只有在一个整体的结构中才能显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中国文化更侧重一种整体性的思维。
“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只有差异性的共存才能构成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春秋时期，大臣晏婴就曾借烹饪之喻向齐景公讲解“和”与“同”的辩证关系。景公告诉晏婴说，只有梁丘据（景公的宠臣）跟他“和”。晏婴否定了景公的说法：梁丘据一味地谄媚于你，你们之间怎么会有“和”呢？你们之间仍然是“同”而非“和”。景公不明白“和”与“同”的差异，于是向晏婴请教。晏婴说，“和”就好比厨师做羹汤，将各种食物、调料进行烹调，这样就可以“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既互相补充、调节，又保持各种食物的味道，成为一锅美汤。如果像梁丘据那样，“君所谓可，臣亦说可。”“君所谓否，臣亦说否。”这只是取消了对立面的“苟同”，是不问是非、迁就错误的“混同”，对于认识事物、治理国家有害而无益。
正是受这种整体性思维的引导，中华民族向来以和谐为美，以单调为丑；以和合为主流，以分裂为末流。这种和谐是一种宽容，是一种对多元性、差异性的容纳。特别是在全球化、国际化的今天，这种“和合观”越来越显示出其智慧的魅力。
极高明而道中庸
辩证矛盾思维特别注重时间性。既然矛盾双方之间的辩证运动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时间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必须是参与事件的重要因素。因此，辩证思维特别看重“时机”，追求“时中”。
“时中”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蒙”卦的《彖传》：“蒙，亨。以亨行，时中也。”意思是说，蒙卦表示希望亨通，所以，以通来行事，是符合“蒙”这个时机的。可见，所谓“时中”，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合乎时宜”，二是要“随时变通”。中而非时，不谓之中。同样，时而不中，更不谓之中了。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说韩国的国君韩昭侯准备修建一个高门，但他的谋士屈宜臼却奉劝他不要这么做。屈宜臼说：“如果你非要修建这个高门，恐怕你还等不到这个高门修建完，就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时机不对。国君在自己家修建一个高一点的门楼，搞得气派一些，有错吗？没有错。当年我们国强民富的时候，你如果修建一个高门，肯定没有问题。可是今天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秦国去年刚刚攻占了我们的宜阳城，我国元气大伤，你偏偏要在这个时候修建高门，势必会使百姓离心，将士散德，韩国的败落就不可避免了。”结果，韩昭侯没有听屈宜臼的劝告，而屈宜臼的预言也应验了，高门还没有修好，韩昭侯就去世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故事，但其中蕴含的道理却非常深刻。正如屈宜臼说的那句话：“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意思是说，我所说的时间，不是客观的时间，而是参与到事情当中来的时间。在合适的时间做一件事情，效果会很好；在不合适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往往会很糟。这正是“举事而不时，力虽尽而功不成”的道理。
正因为此，中国文化对时间非常敏感，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相时而动，顺势而行。
《中庸》中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宋代学者朱熹在注释“时中”时也说：“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即是指，“中庸”，是因“时”而“中”的，并非骑墙、折中，更不是简单、僵化的“中间地带”。但是，“时中”又是何其之难！因为它在实践中很难把握，你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抓住它，然后照本宣科地去实践。所以，《中庸》中才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说法。当司马牛向孔子讨教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意思是说，要想说出什么是“仁”，无异于在刀刃上行走，太艰难了。但是，认识到这种困难并不是坏事，因为你一旦明白了“时中”的艰难，就会有一种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又会让你在行为中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相时顺势，减少犯错。
阴阳不测谓之神
阴阳式的矛盾辩证思维要求摆脱直来直去的固定模式，强调随机应变，注重踏准矛盾双方所展开的辩证运动的节奏。中国兵法思想正是这种辩证智慧的集中体现。
兵法研究的是战争，而战争又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博弈式对决，它用流血的方式来强迫失败者臣服，让参与方必须在生与死、存与亡之间作出最极端的选择。在生死存亡面前，一切僵化的经验都将失效，任何的形而上学都可能会使己方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难怪《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两军对峙，兵戎相见，战争的双方常常并不处于单向制约的因果关系中，而是处于彼此消长，相互转化的阴阳关系中。因此，高明的将领不会把任何法则当作万能钥匙，而总是在当时的局势和情境中，在敌我双方所展开的阴阳互动和转化中，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战略，正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在《三国演义》中，孙权和庞统曾有一段对话。孙权问庞统：“公平生所学，以何为主？”士元回答：“不必拘执，随机应变。”孙权又问：“公之才学，比公瑾若何？”庞统笑答：“某之所学，与公瑾大不相同。”一个随机应变，一个拘泥兵法，高下之分已不言而喻。难怪在《三国演义》中，伏龙、凤雏齐名，而周瑜却棋差一着。
可见，所谓的兵书和兵法，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使用说明书和操作指南，而仅是引领我们进入辩证智慧的“敲门砖”。如果把知识当成智慧，把兵法看作教科书，把“阴阳不测之谓神”的“神”理解成了无往而不利的规律，就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例如，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年轻时熟读兵书，谈起兵事来父亲也难不倒他。后来他接替廉颇成为赵将，在长平之战中，只知道照搬兵书，不知变通，贸然进攻，结果被秦军大败于长平，给后人留下了“纸上谈兵”的笑柄。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王明能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倒背如流，但在革命实践中，他却因生搬硬套而将中国革命引向了歧途。毛泽东却在实践中灵活应变，因地制宜，找到了一条挽救中国革命的“突围”之路。
看来，知识可以复制，但智慧却不能照搬。西施一笑，风情万种；而东施效颦，则是丑态百出。韩信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扭转败局；马谡凭借孤山，逞匹夫之勇，结果是全军覆没。佛家讲，要放下，就连“放下”的念头也要放下。兵法何尝不是如此？同样要放下，最后连兵法本身也要放下。（祝和军）
上一篇： 刘永华：何为抄本？谁之文化？——抄本的解读方法及其问题
名家艺术 艺术名家 艺术研究 艺术品鉴 学术天地 展览中心 古今中外 新闻通联 协会机构 特别推荐 国学国粹 评选前沿 教育培训 影像视觉
影像视觉
教育培训
评选前沿
国学国粹
特别推荐
协会机构
新闻通联
古今中外
展览中心
学术天地
艺术品鉴
艺术研究
艺术名家
名家艺术
瓷器鉴定
瓷器新闻
书画
瓷器知识
孩子
文房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