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俊平：叶德辉对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三者关系的理解

清乾嘉时期的目录学者曾对校雠学和目录学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以为目录学以外无校雠学，有的认为校雠学外无目录学。近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依据校雠学、目录学和版本学三者发展的历史源流轨迹来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据叶德辉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如《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藏书目》等来论述其对校雠学、目录学和版本学三者关系的理解。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也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湖南湘潭县人。是近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大半生从事版本目录学工作，撰有不少影响深远的版本目录学著作，有《藏书十约》、《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等等。其弟子杨树达(1885-1956)评其版本目录学说他“淹通目录，识别版藏。凡雕刻源流，传本真膺，莫不骈列在胸，指数如画。”谢国桢(1901-1982)亦赞誉他“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独具别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说明其版本目录学的造诣颇为深邃。
关于校雠学、目录学和版本学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以目录学和版本学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有人认为“版本学是目录学的一部分”，也有人认为版本学“应该是可以成为一门专门的科学”。那么，叶德辉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做怎样的理解呢？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以下简称《清话》)卷一〈板本之名称〉中说：
近人言藏书者，分目录、板本为两种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于宋元本旧钞，是为板本之学。然二者兼校雠，是又为校勘之学。本朝文治超轶宋元，皆此三者为之根柢，固不得谓为无益之事也。
叶德辉在这里所谓的“近人”，应是指从宋代起至清末的目录学者。叶德辉把校雠学、目录学和版本学这三种学问看作是清代学术的“根柢”，纯粹是从目录学家的眼光来立论，显然有欠公允，同时版本之学只提到“私家之藏”，不谈官修的版本目录，如对《天禄琳琅书目》等存而不论，也有些失之眉睫，不够谨严。但我们认为叶德辉对目录学和版本学之间关系的理解，还是相当正确的。如试作图解，他的系统归属应是如此：
通过以上的图解，说明了两个观点：一、目录和版本学是统于校雠学之下的；二、目录学和版本学是独立的学科。
叶德辉以为目录学统括于校雠学下，可以说是为清乾嘉时期学者们对校雠学和目录学的关系的争议提供了更合理的答案。这是因为“乾嘉以后一般学者，不但使目录之学脱离校雠学而独立，简直是不承认校雠之可以为学”。首先堂堂皇皇挂起目录学招牌的是王鸣盛(1722-1797)，他在《十七史商榷》开宗明义第一条目下就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之后从王鸣盛而和之者也不乏其人。如孙德谦(1869-1935)说：“郑樵《通志•校雠略》，其论编次者，为目凡七……夫《校雠略》中而备论编次之事，而校雠者，目录之学，非仅后世校雠家但辨订文字而已，是可知也。”张尔田(1874-1945)亦说：“《隋书经籍志•簿录篇》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汉时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知校雠者，目录之学也。”
对坚持于目录学以外没有校雠学的学者的那种忘本截流的观点，一些学者是无法苟同的，章学诚(1738-1801)在《信摭》中说：
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着《校雠》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异同，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且摇曳作态以出之，言或人不解，问伊：书止求其义足矣，目录无关文义，何必讲求？彼则笑而不言。真是贫儿卖弄家私，不值一笑矣。
章学诚根本不承认在校雠学外，别有目录之学，且予以讥讪。针对章学诚的批评，蒋元卿说：
固然章氏所说，未免过于偏激。但乾嘉时代一般所谓目录学家只注意“篇卷参差，叙例异同”，“惟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也是十分真确的事。这样不知轻重，逐流忘本的恶现象，无怪章氏要大肆讥讪了。
张舜徽在《中国校雠学叙论》一文中指出：
近三百年来，我国理董旧闻的学者们的治学风气，每喜将门路分得很窄，此疆彼界，各有范围。单从学术分工的角度来看问题，自然有他们各自深入钻研的成绩。但由此而引起的不良后果，却也不少。这在过去博学通人们，都已道破此中偏蔽了。清代学者强调“目录学”的作用，却把它和“校雠学”对立起来，很少人注意到“目录”只是“校雠学”中的一部分。……我们推原到西汉末年，由政府组织人力进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清理图书的时候，刘向、刘歆父子受诏校书，首先是广罗异本，其次是勘对文字，最后才将群书编定目录。这三方面的工作，总名为“校雠”。三者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王鸣盛、赵尔田等学者强调目录学外没有校雠学的观点固然不妥，但章学诚以为校雠学外无目录学的观点亦有值得商榷的余地。况且章学诚的只承认校雠学，不承认目录学的观点，据昌彼得研究，“实则从章氏的著作来看，他所反复研讨的，只有详类例，明编次，而不及文字校勘的方法，正是乾嘉以降目录学研究的领域”。
因此，叶德辉对校雠学和目录学的关系，是承认目录学是独立之学外，也承认目录学乃广义校雠学的一部分，这种见解显然异于王鸣盛派和章学诚派。叶德辉对校雠学和目录学关系的这种理解，显然不是为了避免开罪王鸣盛派或章学诚派的任何一方而所采取的折衷、中庸的办法。它反映叶德辉能够推本溯源，以及对当时学术发展趋势有正确认识，因而能得出对校雠学和目录学关系的正确理解。
另外，如果单从以上的图解来看，目录学和版本学在叶德辉眼里似乎是各自独立的学科，不相依存。那么，在叶德辉看来，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各自独立的学科？还是互相依存的学科呢？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一些讨论版本和版本学的话语应该可以给我们提供明确的答案。我们首先看他对“版本”这个名称的解释，他说：
先祖宋少保公《石林燕语》云：“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版本初不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丞，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后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间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据此而论，雕版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于是板本二字合为一名。
据叶德辉考证，“本”初指未雕板以前的写本，“板”初指雕板印行的书本。雕板盛行以后，才合为“板本”，专指刻板书本。这是“板本”最初的含义。那么，作为独立学科的版本学是何时产生的呢？叶德辉以为版本学是在“板本”出现以后，在目录中产生的。他指出：
古人私家藏书必自撰目录，今世所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是也。……诸家所藏，多者三万卷，少者一二万卷，无所谓异本、重本也。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丽本，此类书以正经正史为多，大约皆州郡公使库本也。同时岳珂刻《九经三传》，其〈沿革例〉所称，有监本，唐石刻本，晋左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旧本，绍兴初监本，监中现行本，……合二十三本。知辨别板本，宋末士大夫已开其风。
以上文字反映了叶德辉对版本学缘起的看法。他认为版本学起源于私人藏书目录。由于雕板盛行，印书能力大为提高，故出现了“一书多至数本”的现象。这使藏书家在自撰目录中，开始著录异本和辨别板本，这就产生了版本学。南宋初期尤袤(1127-1194)《遂初堂书目》首创其例，南宋岳珂(1183-1234)《九经三传‧沿革例》中对版本的著录更为详悉。这些都是在私人目录中出现的，也就是说，版本学是在目录学中产生的。当然，叶德辉所谈，是指正式著录和辨别板本而言。他没有谈及在雕板书出现以前，早在汉代就出现了在目录中著录版本数据的先例，例如刘向(约前77-前6)校书《别录》，这是版本学与目录学同源的例证。不过，他说的在目录学中正式著录版本起于尤袤是正确的，版本学产生于目录学中也是对的。
版本的研究，虽然在宋代已蔚为风气，南宋初期尤袤《遂初堂书目》就是一部首创版本学先例的版本目录专书。但版本学与目录学之间的界限尚不是十分明确。诚如叶德辉所说，分为两派的现象主要是明清间的情况。叶德辉在《书林余话》卷下转录了他为《四部丛刊》所撰〈例言〉提到：“古书记载行字，滥觞于明季”。对于这句话，师道刚评论说：
我想可能是指明周弘祖《古今书刻》、刘若愚《内版经书记略》、朱睦《授经图》之类专讲行格版本的著作而言。若叶氏所言不误，则版本鉴定之学，有例可循，转入细密是从明末开始的。
这段话说版本学从明末开始往独立学科的方向前进。叶德辉说：
明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注有宋本、元本、旧抄、影宋、校宋本等字。……江阴李鹗《得月楼书目》，亦注宋板、元板、钞本字。国初季振宜《季沧苇书目》、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卷首均别为宋板书目。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至以专名属之，顾不详其刻于何地何时，犹是饮尊之意。明范氏《天一阁书目》，载宋元明刻及钞本字颇详。
毛扆(1640-？)《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李鹗(生卒年不详)《得月楼书目》、季振宜(1630-？)《季沧苇书目》、钱曾(1628-1701)《述古堂藏书目》等书的问世，反映了明清之际士大夫之间矜贵版本的风习时尚。叶德辉又指出，版本学的兴盛是在清乾嘉间：
自康、雍以来，宋元旧刻日稀，而绅士林佞宋秘宋之风，遂成一时佳话。乾隆四十年，大学士于敏中奉敕编《天禄琳琅书目》十卷，分列宋板、元板、明板、影宋等类，于刊刻时地、收藏姓名、印记一一为之考证。嘉庆二年，以《前编》未尽及书成以后所得，敕彭元瑞等为《后编》二十卷，是为官书言板本之始。《四库全书提要浙江采集遗书总录》、《闰集》，亦偶及之。其后臣民之家，孙星衍有《祠堂书目内编》、《外编》，宋元旧板并同时所刻，分别注明。自为《平津馆鉴藏书籍记》、《补编》、《续编》。陈宗又为之编《廉石居藏书记》。吴焯有《绣谷亭熏习录》，吴寿有《拜经楼藏书题跋记》、《附录》。黄丕烈有《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记》、《再续》、《百宋一廛书录》，顾广圻为作《百宋一廛赋》。张金吾有《爱日精庐藏书志》、《续志》。……杨守敬有《日本访书志》，又有《留真谱》。缪荃孙有《艺风堂藏书记》、《续记》，又编《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此外，傅沅叔增湘、况夔笙周颐、何厚甫培元收藏与过眼颇多，均有存目，尚未编定。盖自乾嘉至光宣，百年以来，谈此学者咸视为身心性命之事，斯岂长恩有灵与，何沆瀣相承不绝如是也。外此诸家文集、日记、杂志亦多涉之。……大抵于所见古书，非有考据，即有题记。
这说明，版本学在清乾嘉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标志：(一)在此期间，不但私人目录中盛谈版本，在公家目录中也大谈版本之学了。(二)版本学研究的范围急剧扩大，它不单著录异本，对版本的时代、刊刻地点、收藏姓名、印记等也逐一进行研究。这使版本学发展成一种专门的学科。从此，版本之学更为人们所重视。不少卓有成就的版本学家和水平颇高的版本学著作也随之陆续涌现，研究的范围愈加广泛，用心愈加精细。他们或重考订，或精校雠，或善赏鉴，取得了巨大成果。
叶德辉更进一步指出鉴别古籍版本离不开古籍书目，他说：“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始。”以为“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撮、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的确，古籍书目是考订版本异同和图书存佚的工具，知道了图书存佚，有利于识别伪本。
以上的讨论说明在叶德辉眼里，版本学是自目录学产生，之后虽独立成学，但在鉴别古籍版本的过程中仍不能脱离古籍书目，仍必须以它们为依据，是鉴定古籍不可或缺的工具。从这里，我们看到版本学是离不开目录学的。那么，反过来说，在叶德辉的目录学系统里，目录学是否可以脱离版本学而独立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通过叶德辉的目录学著作来寻求答案。通过其藏书目录─《观古堂藏书目》，我们发现其著录项目包括书名、卷数、著者、版本项等内容。在这些项目中，版本项与版本学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书名、卷数、著者等项内容也与版本学有关。例如同书异名就是版本问题，知道了不同版本的同书异名，在著录书名的时候，就不至于张冠李戴。若从这个侧面看，说明目录学是离不开版本学的，相信叶德辉本人也不会否认这种说法。
因此，结合以上的的讨论，我们知道叶德辉对目录学和版本学关系的系统应该是：
目录学和版本学在校雠学的统辖下，从它们本身的发展历史和研究内容看，独立成学是完全可以的；但从研究目录学和编制目录书来说，版本学则是目录学不可或分而密切相连的一门学科；反之，若从研究版本学来说，又何尝能够置目录学于不论呢？因此，叶德辉对目录学和版本学的关系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叶德辉对于校雠学、目录学和版本学三者关系的理解，并非其一人之卓识，实乃时代之产物。当时一些学者已有相同的认识。这种认识渊源于古代图书整理图书工作的长期历史实践。当然，这种理解也是有清一代考据学繁荣兴旺下的产物。叶德辉之后的学者如傅增湘(1872-1949)和余嘉锡(1883-1955)等，基本上对校雠学、目录学和版本学三者关系有大体一致的认识。
总的说来，叶德辉对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关系的观点，主要是根据三者发展的历史源流轨迹来立论，因而能够得出较乾嘉学者更为正确、客观的理解。